古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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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范文第1篇
古籍数字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与保护，并以电子数据的方式传播与使用。据了解，台湾地区的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先声夺人，香港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工作紧随其后，而相比之下，大陆地区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凭借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才优势，大陆的古籍数字化建设得以迅猛发展。近20年来，古籍的数字化和数据资源整合开发项目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国学宝典》、《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古籍基本库》等。
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华书局，作为国内主要的古籍出版社之一，也在古籍的数字化建设中异军突起。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介绍，古籍数字化是社内一项坚持不懈的工作项目，并一直参与国家项目。
古籍实现数字化，是继古籍整理出版之后，对学术界的又一重大贡献。顾青说，跟传统的纸质古籍产品相比，古籍数字产品有着更多优势。首先，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强大的存储功能，“能够存储海量的信息，现在的学者，只需要一个移动硬盘，一台电脑，就能浏览整个图书馆的古籍。”其次，快速检索的实现。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只需要简单的操作，使用者就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这样“一个学者对知识的掌控能力、搜索能力就大幅提高，搜集资料的强度也随之大大减轻。”
然而，古籍数字化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第一，重复建设严重。各个机构各自开发，缺乏整体的调度和规划，热点项目重复建设，冷门项目鲜有问津。第二，文件格式缺乏统一标准，这不但不方便读者使用，也不利于资源的共享和交流。第三，文本质量不能保证，目前网络上的古籍出错率很高。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顾青认为是在于“现在很多做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机构，都沒有利用古籍整理的成果，而是直接用原始文献整理，所以数字产品的质量低于已有的出版书。”在文本不能保证准确的情况下，海量信息的快速检索结果也存在出错的可能性。因此，在顾青看来，这种低水平的数字化反而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倒退。
古籍数字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化保护系统，建模方法，Erwin模型，逻辑模型，物理模型
1.引言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世界罕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古籍遭到了不同层次的破坏[1]。为了及时保护民族文化，对民族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保护是很必要的，在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技术项目中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本系统的设计中，以Erwin数据库建模软件作为后台数据库的建模工具，同时以此软件直接导出数据库的框架结构（建立相应的表）。
2.Erwin模型
数据库的设计包括两个组成部分：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逻辑数据库包括使用数据库组件（如表和约束）为业务需求和数据建模，而无需考虑如何或在哪里物理存储这些数据。物理数据库设计包括将逻辑设计映射到物理媒体上、利用可用的硬件和软件功能使得尽可能快地对数据进行物理访问和维护，还包括生成索引。逻辑模型(Logical Model)又称为信息模型是用来支持业务领域的数据结构和业务规则的规范，它表示一套业务信息的需求。逻辑建模是描述信息结构和捕获业务规则的过程，是系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逻辑模型，我们不仅能获得逻辑数据库的思想，而且也能实现对系统一个好的形象描述。其中有一些不同类型的图形：实体、属性、关系和其他描述业务规则的符号[2]。
在开发民族古籍数字化保护系统时，Erwin优秀的数据库开发CASE工具。无论使用什么类型的DBMS，绘制数据库Erwin模型都是有用的。采用Erwin进行数据库设计的优点体现在下面几点：
（1）易用，Erwin的拖放（Drag-and-drop）功能使得只需单击相应的图标后，再在绘图窗口单击即可创建E-R图。免费论文参考网。该功能使得用户能够快速地创建实体及其属性、表、列和其他模型对象。还能在E-R图上进行快速编辑。
（2）数据库实施，Erwin的设计可针对不同目标数据库的物理特性进行优化。Erwin在数据库设计和数据库之间建立起强大的专门连接，能自动生成表、试图、索引等数据库元素。Erwin包括一整套优化的参照完整性触发器模板和丰富的宏语言，用于定制触发器和存储过程。Erwin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数据库实施一种方式是直接生成数据库，另一种方式是生成数据库脚本（DDL）。还能够根据物理模型的变更自动对数据库和数据库脚本进行更新。
（3）方向工程，Erwin能够通过实际的数据库或者DDL脚本生成物理模型或逻辑/物理模型。因此用户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快速进行数据库再工程。
（4）易管理性。Erwin可通过创建数据集合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对大型的企业数据库的构建数据集合能够作为主题区域（subject areas）被快速创建，这样的方式使得创建的商业数据模型比较容易理解。
（5）环境集成。Erwin能够在不同的平台上实现交易系统、数据中心、数据仓库的设计。Erwin支持流行的桌面数据库和SQL数据库。由于Erwin能够自动将数据类型和SQL文法与目标服务器进行匹配，所以数据模型能够在不同的平台得到重用。
2.1Erwin框图
用Erwin做逻辑模型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容易使用，它能产生一个概述逻辑模型工作的框图。Erwin框图主要由三种元素组成――实体、属性和关系，如图1所示。免费论文参考网。如果我们把框图看成是表达业务语句的图形语言，那么实体是名次，属性是形容词或修饰，关系是动词。免费论文参考网。用Erwin构建逻辑模型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找出正确的名次、动词、形容词集，并放在一起。
2.1.1实体及属性
在Erwin框图中，实体由一个带有名字的方框来表示，实体的所有属性在框内。如图1中的古籍实体由古籍ID、古籍类别、中图分类号、文种类型等属性组成。
2.1.2键和非键属性
实体框图中的水平线把属性分为两部分：键和非键。线上的叫做键区，线下的叫做数据区。标识实体的属性集称实体的键。键属性本身是单独一个属性、或者多个属性的集合，形成对实体的唯一标识符。如古籍实体的键属性是古籍ID，讲唱实体的键属性也是古籍ID,其中古籍实体中的古籍ID是讲唱实体外键属性。
无论何时，在Erwin框图中的实体通过关系来连接，关系传递键给子实体，外键属性定义为父实体的主关键字属性，通过关系传递给子实体。在模型中外键属性通过属性名后的(FK)来表示。如图1中讲唱实体中古籍ID 、语言类型和体裁类型属性为外键属性。
图1 逻辑模型的组成元素
2.2库结构的自动生成
使用Erwin工具可以实现将已建好的ER模型到数据库物理设计的转换，通过选择合适的数据库，即可在多种数据库服务器（如Oracle）上自动生成库结构，提高了数据库的开发效率，如图2所示是为Erwin模型选择数据库。
图2逻辑模型转换时的数据库服务器选择
当Erwin中库结构或客户端应用发生变化时，可以使用Erwin的客户端同步功能方便地使Erwin和客户端应用保持同步，从而保证了数据库前后台的一致性。
利用Erwin建模工具可以把ER模型的物理模型转换成具体数据库的逻辑结构，从而支持数据库的分析设计阶段到数据库的实现和运行阶段的平滑转换和无缝集成[3],便于客户端的同步维护和升级。
3．结语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系统研究有很重要意义。如何有效地设计和管理数据库将直接关系到系统建设的成败。用Erwin数据建模方法建立数据的逻辑模型，描述系统需求和规则，并根据具体的实现环境，转换成数据库的物理模型。通过使用Erwin数据库设计技术，除了产生一致的，可共享的数据库，还可以极大地降低开发和维护的费用。
通过对民族古籍数字化保护系统的数据建模方法的研究，提供了逻辑模型到物理模型的建立方法。对以后的系统开发提供了依据。同时Erwin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开发工具，熟练掌握它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库开发的效率，节省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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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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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范文第4篇
蒙医药典籍“活”起来
从浩如烟海、艰涩难懂的蒙医药古籍文献中寻找一个古方，查阅一本市面上很难看到的经典蒙医药古典医书，获知某一味蒙药有何有效成分……这些以往公众特别是蒙医药研究者、从业者较难实现的愿望，如今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内蒙古蒙医药博物馆馆长包哈申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将蒙医药典籍与电脑、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不仅使古老蒙医药典籍在现代社会实现数字化生存，而且通过互联网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博物馆2800多部蒙医药古籍文献中，已经有280部实现了数字化，并建成了4个蒙医药数据库，分别是文献、医案、方剂和蒙药，可供研究者和使用者进行系统查找和使用。”包哈申说。
在这4个数据库中，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最早建立，是2011年底的。这一数据库选择了蒙医药博物馆馆藏的55部经典建成。通过它，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不仅能阅读到原版经典蒙医药著作，而且还能通过索引功能找到某个病种、某位医学大家在古籍中的相关记载。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的出现，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没有蒙医药文献数据库的空白。
其他3个数据库分别是：蒙医医案知识库，包括名老蒙医的医案和临床经验，主要面对临床，比如一些疑难杂症，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去查文献，看名老蒙医是怎么治的；蒙医方剂数据库，记载了蒙医药240种方剂，主要面对教学；蒙药查询系统，包括了200多种蒙药及其有效成分，主要面对科研。
现代社会，蒙医药研究古籍文献学习、利用难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技术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浓缩”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实现集约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查询、使用文献的效率，同时也使其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
“在一些人看来，建立数据库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无非是将古籍进行扫描、多媒体处理、入库，几个步骤而已。但事实上，要使它变成现代人能使用的资源，必须把数据库变成更高层次的知识库，而这一过程需要我们突破诸多技术上的难关。”包哈申说。
知识库要具备检索功能。例如，国际上首个蒙医药古籍数字库――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就实现了语义、关键字、蒙汉两种文字检索等功能。由于是开创性的事物，包哈申团队和合作方一起突破了几大技术瓶颈。
一是研发适合的OCR文字识别软件。包哈申介绍，当时的OCR文字识别软件对法、俄、英、中文都能识别，惟独蒙古语文无法识别。通过与技术合作方联合攻关，最终软件识别率达到了97%，文档编辑工作顺利进行。二是为了让没有蒙古语文软件的电脑也能实现查询索引，技术团队对古籍中的所有名词术语进行了关键词翻译，工作量巨大且专业性很强。
去年，蒙医药古文献数据库系统和蒙医方剂数据库系统双双获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这既是对数据库进行了版权保护，也是对团队多年工作在科研技术上的一个肯定。
从蒙医药古籍文献的数字化过程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检索功能，使寻找散落在蒙医药古籍文献定信息和比对相关信息成为可能，此举能够极大提高专业人员的研究效率。
现在，包哈申团队依然在对几个数据库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并致力于更多蒙医药数据库的系统研发。她说，如果没有人收集、整理、传承古籍文献，蒙医药就失去了根。而古籍文献要想永久保存，实现传承，就需要将其数字化，并借助互联网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共享蒙医药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蒙医药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镇馆之宝“用”起来
一部古籍每翻阅一次都会使它“折寿”60年，古籍实现数字化并能得到网上传播，无论是对文献资源的永久保存还是有效利用，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近年来，内蒙古图书馆积极推动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充分发挥了数字化在存储、使用上的优势。
“古籍频繁使用会造成磨损。我们馆藏的珍品古籍都有专人负责，本馆的人想见也很难见得到，普通读者要接触到这些文献几乎是不可能的。”内蒙古图书馆计算机网络中心副主任何砺砻说，“实现古籍数字化，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方法。”古籍数字化最终会实现文献数据在网络或电子阅览室终端上保存、浏览，许多珍贵古文献将在更加科学的保护中实现广泛传播、永世流传。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藏书。据介绍，藏有汉文古籍50余万册，内蒙古图书馆为全区最大的古籍收藏单位。“我们馆藏汉文古籍1万余种、20余万册，蒙古语文古籍2000余种、1万余册，满文古籍200余种、3000余册，藏文古籍500余种、1万余册。其中不乏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几何原本》等珍品善本，古籍藏量和珍贵程度位居之首。
“内蒙古图书馆很早就启动数字化工程，但都是在按自己的标准在做。我们馆先后购置了古籍扫描仪、相机、古籍拍摄架等设备，基本可以满足古籍数字化工作的需要。”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冯丽丽介绍。2007年，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2013年11月，该中心加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建设项目，负责《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几何原本》《和硕郡主封册》3种古籍的数字化加工工作，现已完成对3种古籍的拍摄及相应368帧图片的后期加工。
“现在我们的数字化和标引规范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数字化工作手册》为蓝本，根据档案典藏级别、采集方式，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规格。”冯丽丽说。
上世纪50年代达理札雅将阿拉善王府藏书捐赠给内蒙古图书馆，其中的鼓词曲本、一批清内府精装古籍、怡府藏书、京报等颇具研究价值。《内蒙古图书馆线装古籍目录》将书库内阿拉善王府藏书进行了统计，总计900余种、2万余册，占全馆古籍藏量的十分之一。2012年，内蒙古图书馆启动了阿拉善蒙古王府藏书数字化建设项目，目前已经扫描加工阿拉善蒙古王府藏书中的鼓词曲本类古籍30余种、200余册，京报3000余册。
“古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物质承载者，迄今已经十不存一了。如何让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在经济、科技都大为发展的今天能继续传承下去，并协调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何砺砻说，“信息时代，我们要借助数字化的载体，让古籍数字化成为我们特色服务的亮点。古籍数字化数据库完成后，读者在家里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古籍影像，完成查询、借阅、下载，使我们的镇馆之宝走向百姓的书桌案头，能最大限度发挥古籍资源的价值。”
沟通交流“畅”起来
现代社会，数字化可以使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即使是在边远、广袤的牧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实现了数字化。
近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加大了对蒙古语文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力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普及，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2014―2020）》。2013年，财政又投入3000万元专项扶持项目，以促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科学制定实施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加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基础研究工作；优化整合蒙古文网络资源；建成面向广大蒙古族群众，特别是为基层农牧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综合性网络平台；建设政府主导，具有自主性、学术性、公益性的蒙古语言文字网站，建成蒙古语言文字资源开发、利用共享平台；大力普及、推广、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加快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步伐等。到2015年，建立健全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政策规划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开发体系、建设项目体系、监管评价体系和咨询服务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人才培养、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机制，大力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到2020年，各级人民政府的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蒙古语言文字信息资源得到广泛的开发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在项目具体实施中，民委、财政厅大力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着手建设蒙古语言文字多媒体信息推送平台和信息化服务，为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各族干部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在热销智能手机上预装蒙古文应用软件，实现了蒙古文的手机短信发送，并开通24小时蒙古语客户服务专席。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使用蒙古文智能手机的农牧民已超过6000多户。
古籍数字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构建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0（b）-117-03
自古以来，中医思想理论体系就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同时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积累、沉淀，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内容。中医药古籍蕴藏着数千年来中医药学对预防、治疗、保健等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内容[1]。所以，构建中医药古籍特色数据库，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中医药古籍，古为今用，不断提高中医临床治疗水平，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1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它始于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省级大型图书馆。而中医药古籍特色数据库目前在我国尚不多见，其构建工作相对比较滞后，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古籍数据库建设是古籍数字化建设的一种方式，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医药的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按统一标准、格式将文献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形式，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2]。 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具备以下技术条件：
1.1 缩微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就是利用现代高科技产品对各种信息进行数码化的处理，基本设备有扫描仪、数码相机等。这些设备与传统老式的缩微设备相比，具有效率高、速度快、保持原貌、成本低等特点。
1.2 数据库建设的硬件和软件需求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配置计算机都可以满足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要求。笔者建议主机的配置最好不低于以下要求：CPU选择P43.0以上；内存512M以上；硬盘180G以上。扫描仪最好选择高速扫描仪，笔者推荐用紫光F16。关于软件配备方面，笔者推荐比较专业化的“书同文数码翰林”。
2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的预期目标和成果
中医古籍数字化，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中医古籍进行扫描、文字识别与转换或录入，并经专门软件使之结构化，制作出新的电子版中医古籍。数字化的中医古籍可用计算机进行方便的检索与阅读，也可在网络上传输、共享[3]。
2.1 我馆中医药古籍馆藏分布状况（表1）
2.2 对我馆中医药古籍馆藏分布状况的分析
2.2.1 在馆藏中医药古籍中，临症综合性丛书、方剂方书和丛书全书所占比例较大，占总种类的百分比均超过10%；而金匮、五官科、针灸推拿和养生类所占的比例很小，占总种类的百分比均不足3%，而其中针灸推拿、养生类具有很重要的临床利用价值。
2.2.2 从藏书册数来看，丛书、全书一类古籍册数占总册数的26.52%，远远高于其他17类古籍的馆藏数量。医经、中医基础、金匮等类的馆藏册数所占总册数的百分比均在10%以下。
2.2.3 在总计1 685种中医药古籍中，只有2种古籍目前已被开发利用，利用率仅0.12% 。
2.2.4 在18类中医古籍中，临症综合性医书的临床价值很大，占总种类比例也很大，达到10.62%，可是179种此类古籍中，只有1种目前已被开发、利用，其利用率仅0.56%。2.3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的预期目标
2.3.1 我们应注重在馆藏中所占种类比例较少的金匮、五官科、针灸推拿和养生类古籍在数据库中的构建，要特别注重补充其种类上的不足。
2.3.2 丛书、全书往往涵盖不同的中医古籍分类。需要我们建库人员对其分类，以提高其科研、临床利用价值。
2.3.3 目前只有2种古籍已被开发、利用，说明我馆中医药古籍基本上处于未被开发、利用的状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尚未被开发，可开发空间极大，如同一个未被发掘的宝库。
2.3.4 “藏以致用”，中医药古籍的开发首先应服务于中医临床工作，所以我们应不断加大对临床综合性医书的开发、利用程度，使其有力的推动中医临床水平提高，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3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过程和方法
3.1 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所需的人力、物力条件
3.1.1 获取国家立项支持是开展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工作的最有力保障。对于我馆现在的状况来说，只有获得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的工作才可以长期稳定的坚持下去，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到国家级科研经费的支持。
3.1.2 成立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协调合作。就我馆现在的人员梯队来说，应当有负责人调动全馆的编目人员、计算机人员、历史专业人员，团结协作，按流程统一进行。
3.1.3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不仅要求建库人员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以及医古文知识，而且还要熟练掌握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因此，我们要针对参加建库人员的不同情况，采取多类型、多层次、多途径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另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要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新老搭配、优势互补，形成一个人才梯队，共同提高，为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尽各自的力量。
3.2 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技术条件
3.2.1 选择、确定中医药古籍分类法目前，虽然中医古籍分类的专业化和细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图书分类法的角度来看，现有的中医古籍分类法存在着明显不足，即重藏轻用，检索功能薄弱[4]。所以，我们要根据医学院校图书馆的性质，以《四库法》为基础，同时参考1991年《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12种大的分类，制定出适合于我们的中医古籍分类法。这是我们做好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构建工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3.2.2 统一格式、统一标准、以点带面、共建共享目前，CNMARC是中国图书数据著录的权威标准，我们可以以其为基本标准，同时参考《古籍著录规则》中古籍著录项目及排列顺序、著录用标识符号等专门的术语和特殊的著录方法。统一我们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标准和格式，真正实现数据库的以点带面、共建、共享。
3.3 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流程
3.3.1 通过对表1的分析、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对临床综合性医书等几大类古籍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但是这几类中医古籍的临床利用价值很高，所以在开始建库时，我们将以上几类中医古籍作为构建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首选内容。
3.3.2 众所周知，古籍数字化的工作是一项劳动量巨大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最为省时省力的输入方法是扫描输入法。根据我馆实际情况，我们选择古籍文献原件直接扫描法作为我们扫描中医药古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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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对扫描所得的原始图文数据进行版面分析、去污和特征抽取。具体流程是：将扫描所得的原始图文数据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块，识别不同的区域范围；逐个对图像、汉字进行去污处理，消除图像中的噪声干扰和汉字笔划上的毛刺，大幅度提高文字和图像识别的准确率；然后再对预处理后的文字和图像抽取其数据特征，为以后的进一步校对做好准备。 3.3.4 我馆选择“书同文数码翰林”作为对中医药古籍实施数字化加工的软件工具。在操作程序上，“书同文数码翰林”首先对扫描的文字图像进行自动切分，并可从可能切分错误的字和漏切的字两个方面进行检查。完成数字化工程前期对实体资源信息实施数字化加工，并通过软件来辅助和管理人工校对，用 XML 置以标识，使实体资源底层数据实现数字化，从页面影像信息转换成文字信息。
3.3.5 我们将用 XML 置以标识、校对后的中医古籍电子数据导入数据转换器进行计算和处理。数据转换器DataImporter支持多种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抽取、转换、装载。它具有强大的表达式计算功能，可以在表达式解释器中，对数据源进行计算处理，同时还能可视化地生成SQL语句。
3.3.6 当今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加了电子资源的种类，不断地充实着图书馆的馆藏。各医科院校图书馆已经收集了不少电子资源，为读者提供有关的服务。如何整理这些电子资源，是我们当前编目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来讲，我们要定期更新中医古籍电子数据，远端存取，省略其版本叙述,仅于附注项予以说明。然后将经过校对处理后的书同文图像电子、书同文图文电子与电子编目链接后在系统服务器上。
3.3.7 在系统服务器上建立书同文检索引擎。
3.3.8 读者用书同文浏览器浏览自己所需要的中医药古籍。 4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网络化
当今，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不仅影响到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构建的各个环节，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流程。这势必引起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发展、建设的重大变革，首先是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开发、利用方式的变革；其次是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构建方式的变革。这两大变革将使得广大中医院校师生和科研人员能够更直接、更方便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中医药古籍文献。
建设中医药古籍数据库是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但能认识和处理好传统中医文化继承、发扬的辩证关系，稳定中医古籍研究队伍，加大对中医古籍研究、开发的力度，促进这项研究多出人才、多出成果，还能进一步指导中医临床在短时间内辩证施治，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使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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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8-14）
古籍数字化范文第6篇
摘要：文章对家谱数字化工作二十余年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家谱数字化工作的现状，并认为标准统一和资源整合是目前家谱数字化建设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2-0075-02
1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据先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流传至今的有周代的《世本・帝系篇》。撰修家谱后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兴盛、唐朝的发展、宋代的功能转折、明清以来的普及，到近50年来海峡两岸掀起的续修新谱的，海内外已经积累了大量珍贵翔实的家谱资料。
家谱资料形式多种多样，当前存世最多的为书本家谱，存世最早的为宋代家谱，其中不乏珍本和善本。据《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家谱列入其中达600多种。家谱蕴藏着家族内部丰富的史料，有助于深入了解家族的姓氏源流、族规家法、世系图谱、事迹诗文、分支迁徙等史实。系统地收集、整理与研究家谱，审视家谱记叙与国史、方志、碑刻、墓志等公开文献的差异，梳理华夏民族家族内迁外徙的时代轨迹，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家谱数字化工作的主要成就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人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家族群居式生活模式已经被打破，流动已成为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常态。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解放了时空对人们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得所需信息。时代与科技的变化，对家谱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家谱数字化是保护、整理、传承、研究家谱的最好选择。
综合学界相关研究所得，笔者认为家谱数字化概念的内涵是：家谱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家谱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图像扫描、缩微等现代技术将家谱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作成家谱书目数据库和家谱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家谱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文化系统工作[1]。
2.1家谱书目数据库
长期以来广大家谱整理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家谱书目，以备检索和利用。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主持编撰的《中国家谱总目》就是其中的鸿篇巨制之一，它将全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家谱汇编成目，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了完整的“路线图”。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机读编目实践的成熟，我国家谱数字化工作开始起步，初期以建立家谱书目数据库为主，参与建设的主要是国内大型公共图书馆，这也延续了长期以来揭示家谱文献信息的主要方式。建成的家谱书目数据库普遍具有数据海量、检索效率高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图书馆自2000年开始建设的“家谱书目查询数据库”，它是目前数据量最大的家谱书目数据库，数据量达17，041条，并不定期进行更新，允许国内外读者联网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2002年启动建立的“地方志家谱书目数据库”所收藏的中国家谱书目数量仅次于上海图书馆，可以提供网络浏览或检索服务。还有一些家谱收藏较多的省市县图书馆，如：安徽图书馆、福建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也对馆藏家谱资源进行了计算机编目，并提供网络检索服务。
2.2家谱全文数据库
家谱全文数据库以家谱的内容为收纳对象，对收集到的家谱的全文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为读者提供全文阅读、全文检索或智能分析服务。根据家谱全文数字化的技术处理情况，可以将其分为图像版、文字版和图文版。较之书目数据库，家谱全文数据库更易于为用户提供详备、准确的家谱内容。但由于家谱上古字、生僻字和异体字较多，家谱中的世系图、世系表需要特殊的中文排版系统等原因，家谱全文数据库目前开发较为缓慢。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编辑研制的“中国谱牒库”。“中国谱牒库”是专门收录历代谱牒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宋、元、明、清历代家谱5，000余种，年谱1，200余种，仕谱3，000余种，日谱500余种，合计1万余种。数据库全文超过10亿字，影像超过1，000万页，数据总量约350G，并配备有专用的检索系统和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
2.3家谱软件及家谱网
近年来，家谱数字化取得的成就体现在对专用家谱制作软件以及家谱网的开发和应用上。目前，家谱制作软件功能应用较为广泛的有“家谱先生”“天下家谱”“族脉家谱”“赛娜多媒体电子家谱系统”等。这些家谱软件帮助家谱编辑人员新修家谱、续修以及改修老式家谱，从而使家谱内容管理强有力，谱系检索结果直观形象，搜索统计功能完备，家谱信息使用方便、易于传播。
盛世修志，望族修谱。为了满足人们寻根问祖、追根寻源、普及家谱知识、编印买卖家谱的现实需要，依托互联网技术，若干规模不同、影响力大小不一的家谱网站近年来也应运而生。如：全国性大型网站有200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建设的“中华寻根网”等;中型网站有省市家谱研究会建设的网站，包括“中国家谱网”“安徽家谱网”等。另外，还有一些名门望族自行建立的姓氏网站，包括“孔氏宗亲网”“程氏家谱网”“全球王氏网”“闽台宗祠网”等。家谱网站的建设适应了时展潮流，更易于普及家谱知识、传播家谱信息、凝聚家族力量。
3家谱数字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家谱文献收藏管理分散、私密性强、流通性弱
由于家谱的编撰都是由各个家族组织实施的，因此，客观上存在着家谱文献收藏分散、私密性强、流通性弱的特点。其数字化工作多是建设主体在各立门户、自筹资金、以自身家谱资源为本、满足各自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前家谱数字化工作缺乏国家级组织协调机构的情况下，家谱数字化建设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均衡，家谱数据库新旧家谱数字化程度不均衡，数据重复量大等问题。
3.2家谱数字化工作随意性、主观性强
由于家谱数字化工作参与人数众多、数字化建设水平不同，在没有权威的家谱数据库质量监控系统的情况下，数字化工作随意性、主观性强，目前已建成的数据库存在质量良莠不齐，检索途径不一，信息内容揭示详略不同等问题。
3.3数字化标准与制作程序不规范
由于家谱数字化基础性建设薄弱，数字化标准与制作程序不规范，数据典藏与存储格式不统一，数字化建设主体采用的平台与软件不同，所以目前已建成的家谱数据库资源整合困难，不利于统一管理，很难与其他数字化文献数据库联合检索，给多种文献研究带来困难。
4走出家谱数字化制约的思考
4.1提高对家谱数字化工作的认知度
4.1.1提高对家谱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的认识。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家谱无疑是牢不可破的契约文书。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地之有志。传统家谱记载了几千年来家族世袭相传的生命图谱，留下了永远不灭的血脉亲情，是极其珍贵的古籍遗产。新修、续修家谱是对家族记忆的传承，是凝聚家族力量的纽带。
4.1.2把握家谱数据化的终极目的。家谱数字化可以达到多种工作目的，有利于家谱的利用，有利于保护家谱原件，有利于开展家谱原件的修复工作。家谱数字化的目的不同，必然导致数字化过程中对相关技术方法与技术指标的选择不同，因此在家谱数字化过程中，要把握其终极目的――利用和保护家谱，并以此观点来统筹协调家谱数字化的全局工作。
4.2确立家谱数字化工作的协调机构
家谱数字化是一项文化系统工作，参与人数众多。其中有家谱持有者、家谱馆藏管理者、数字化工作者、知识组织者、IT技术人员和商业机构等。他们各自进行家谱数字化的出发点不同，利益指向也不尽相同。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家谱数字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设立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各方力量，系统性地推进家谱数字化工作。领导机构主要成员应包括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及各主要家谱收藏机构的负责人[2]。
4.3明确家谱数字化工作流程与标准
家谱数字化工作流程与标准的选择与制定均属于软工程， 具有全局指导性， 统一的家谱数字化工作流程与标准是保障家谱数字化终极目标实现的支撑与必备条件。 经过二十余年家谱数字化的实践， 当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的家谱数字化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我国家谱数字化工作的目标与任务， 制定标准、规范的体系框架， 保证家谱数字化产品的质量， 实现家谱数字化产品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家谱数字化工作的目的，一是保护家谱，二是利用家谱。在完成对家谱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后，应从对家谱的简单文献信息揭示走向对家谱内容的知识组织，进一步与史书、方志等古籍数字化产品实现资源整合，使用户在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知识检索时实现无缝链接[3]。
参考文献：
[1]毛利军.中国家谱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J].档案与建设，2007（1）：22-24.
[2]高娟，刘家真.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问题及对策[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4）：110-118.
古籍数字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善本图书；科技手段；新型替代品
［中图分类号］G258.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105-03
一、善本图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善本图书（大多指古籍善本）的管理、服务与利用状况令人担忧，尤其在一些地方性的图书馆更为严重。由于善本图书获之不易、保管困难，普遍受到各个收藏单位的高度重视，随之产生了“只藏不用”的畸形倾向。善本书库常年紧锁，一旦确认为善本则秘不示人。一般图书馆的所有善本图书概不外借，偶尔有些可以在馆内阅读，但不准带出或复制。有允许复制、拍照者，须交高额的底本磨损费和管理费。因此，善本图书的管理与利用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经常有善本图书的利用者与工作人员吵架、发生不愉快事情的情况，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善本图书管理员与利用者之间的正面冲突，其实是制度、管理方法与充分利用之间的冲突。其次，绝大多数善本图书管理员一直在知识的大门外充当看门人，没有真正融入学科领域，从而严重制约了善本图书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导致信息服务工作被动。因此，一般的图书馆只是被动、简单地保管善本，能够见到善本的只有图书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时间，善本都是蛛尘封锁。本地的利用者难越雷池一步，只能花很多时间、花巨大财力去外地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等）查阅。这是对国家资源与财富的极大浪费。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与症结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列举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善本图书管理员要尽可能地保管好善本资源，这是他们的职责；而用户想尽可能地利用善本资源，这是他们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善本图书保管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冲突。仔细分析，其矛盾冲突的交点就是善本图书资源，其实就是一个是否直接接触善本图书的问题。如果我们想方设法制作一些善本图书（底本）的替代品来流通或使用，这样收藏单位可以安全地保管善本图书（底本），用户也可以尽情地利用善本图书资源，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三、保管、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的解决
（一）善本图书的确认
从馆藏的图书中寻找、确认善本，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基础性的工作。
善本是与普本相对立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它既是本体性的概念，又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
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善本有它自身的属性与特点，以古籍为例，它的文字内容准确性高，纸张好，雕刻、印刷、装帧精美，并且现存数量很少（甚至是孤本）。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善本总目编委会给善本下的定义为：“精加校仇，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 [1]并且进一步讨论了善本的范围，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善本被淘汰，新的善本又在出现，善本与普本这一对立概念在相互转化。如新的“藏书洞”的发现，将会出现很多的善本，同时很多现在认为的善本将会变成普本，现在的普本又有可能变成以后的善本。
因此，善本图书的确认要在现有的馆藏基础上，既具有敏锐的目光和精确的鉴别能力，又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对善本的鉴别，其具体操作可以 “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全面考察。要把古书抄写印制的时代早晚，同它的学术资料价值和艺术代表水平综合起来加以考核。有时侧重某一面，取其一点，全面中有重点，看重点又不忘全面考察”。[2]历史文物性指古书印制、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或者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学术资料性是指经过精校细勘和精注精疏，或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有学派特点、有系统。艺术代表性主要指能反映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在装帧上能反映书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3]
（二）寻找善本图书的新型替代品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善本图书管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必须走出传统，寻找其替代品――多种载体形式、多种流通与利用渠道相结合的新型载体。“让保护文献的着眼点从维护文献载体转向仅对文献的内容加以保护，这不仅是保护方法的变革，也是保护思想的革新，是为利用而保护文献思想的体现。”[4]
1．影印出版
影印指出版发行善本的影印本，这种方法是最普遍采用的一种保护善本、发挥善本价值、弘扬文化的有效办法，并且在影印出版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到目前为止，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出版了大批的善本古籍。比如，近年来影印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等，使孤善原版古籍化身千百，广泛流传，人人可以就近读之。2001年11月，全国高校古委会主编的《日本皇宫存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由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出版，这些善本为全国高校古委会历尽艰辛，系统引回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宋元汉籍孤本，价值很高。同时，影印出版这种方法能够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古籍原貌，并且经影印出版的善本数量可以人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研究和利用者的需要。因此，它在现在和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影印出版善本有缺陷：首先，是善本（底本）的获取。如果从外单位甚至国外引进获取底本，复制费用高昂，困难重重，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一般的图书馆无法完成。其次，影印技术本身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因此，影印出版成本较高，一般的收藏单位无力购买。再次，由于有的古籍善本年代久远，几经流传或保管不善，出现破损、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等，影印出来效果不佳或难以再现古籍原貌。鉴于这种情况，还需寻找其他出路。
2.数字化处理
数字化处理指用电子扫描仪将善本图书扫描进计算机，从而进行数字图像处理的一种现代技术。与影印出版相比较，数字化处理有其明显的优势：首先，它可以在扫描后进行技术化处理，能起到较好的修复效果，弥补善本（底本）的缺陷，最佳地再现古籍善本的原貌。如底本纸张泛黄，可以在扫描后采用背景色设置，从而去掉发黄的底色。如底本字迹模糊，可以调整数字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和图像设置，使图像清晰，达到恢复字迹的目的。其次，数字化处理成本低廉，只要有底本、计算机和扫描仪，就可以进行善本图书的复制。第三，可以为本馆的联机查寻或更大范围的联机（网络化）奠定基础。数字化处理后实行本馆联机，本馆读者可以在计算机上查寻，多个利用者同时使用，互不影响。同时，读者检索方便快捷，读者与馆藏的善本不直接接触，减少了善本的磨损或毁坏。这样既很好地保护了善本，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善本资源，也节省了读者的时间，一举几得。第四，古籍数字化不单是对典籍的复制和再现，而是将传统内容与现代工具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工具与内容的统一体。全文检索是古籍数字化要重视的技术，简单的全文匹配检索在几乎所有的文本编辑和对象数据库中都能实现。同时“要求古籍数字化必须深人文献内部的知识单元，通过古籍文本内容的深人揭示和关联重组，达到知识发现的目的。为此，对古籍的内容进行深度标引就非常有必要，在实际标引过程中不应放过任何含有学术信息的关键词，比如文献中的人名、官阶、地名、年号、典故、制度、族属、语词、范畴和其他专名等都应制成索引，力求做到从任何角度都能检索到读者所需要的信息”。［5］
李国新先生特别强调古籍数字化成果应具备研究支持功能。具体来说，是指“能够提供有关古籍内容本身科学、准确的统计与计量信息，提供与古籍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辅助工具。这些信息、资料或工具都是古籍内容的增值或补充。比如古籍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数据，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必要的背景知识、参考资料的汇聚，在线标点断句工具的配备，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界面的设置，字典词典、历史年表、历史地图等研究工具的加载，等等”。[6]近年来不少古籍数字化项目已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李国新先生所提到的这些方面。
但是，本馆的联机只是区域性、地方性、封闭性的，只能尽本馆馆藏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本地读者，如果该善本的数量很少，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馆藏，外地读者只能花很多时间和财力千里迢迢来查寻，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物尽其用。如果要突破这一局限，还需采用更大范围的联机（网络化），实现资源共享。
3．网络化与虚拟馆藏
网络化与虚拟馆藏指利用计算机系统和通信网络连接各地区、全国甚至全球信息资源的逻辑意义上的图书馆馆藏。即各个单位、各个图书馆将其善本图书资源录入或复制到计算机中，然后联机输入到通信网络中，各个联机的用户终端可以自由接收，同时善本拥有者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其资源补充输入到网络中。由传统的独立的个体操作向社会化操作转变，在馆藏和服务对象两方面，突破地域、国界的限制，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这样就突破了图书馆有形的围墙限制，从实体走向虚拟，从孤立走向网络，形成开放式的动态流通，实现虚拟馆藏与资源共享。
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启示。1995年，我国已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古籍数据库的倡议。现在宜加速研制步伐，在研制过程中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如“日本从60年代初就开始对本国现存古籍进行整理和编目，1963～1976年由岩波书店刊行了9卷本的《图书总目录》，其中古籍38万件。1980年开始研制古籍综合目录自动化系统，经过10年的努力，1990年建成的数据库正式运行，并刊行了《图书总目录续编――古籍综合目录》（共3卷）。这个目录所录古籍涉及日本63个图书馆和文库、83个其他收藏古籍的机构(如博物院等)，共收古籍4.3万件，采集古籍书目约9.1万件。该数据库以有效检索日本现存古籍为目的，在整理以往的古籍目录有关数据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古籍书志的特征，如版本、出版商、收藏者、形态等数据的记录，增加了一些新的著录项目，为检索者区别古籍和选择检索特征提供了方便”。[7]
用扫描仪和计算机为手段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复制的善本容量有限，大部头的类书、丛书无法复制。同样，利用虚拟馆藏时，对于数量较大的图书信息，读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查阅完，无法下载或拷贝、软盘存储。这就需要激光技术，实现大容量的光盘存储。
4． 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
光盘或移动硬盘存储指利用激光和媒体技术将信息存储到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上。制作者采用一次写入光盘（WORM）或可擦除式光盘（E―RW）存储信息，最后以只读式光盘（CD―ROM）的形式出版。单位或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收藏、利用。如果版权允许，可以复制，使用者可视情况将其复制存储到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这种光盘和可移动存储设备存储量大，适合于大部头的图书，如《四库全书》、各地或各国的“大百科全书”、丛书、类书、系列类图书（如“二十五史”等）。由于光盘存储量大，但它的存放空间很小，因此它最大的优点在于节省空间、便于收藏和保管。其次，和扫描复制品一样，光盘存储和可移动存储作为善本的替代品流通使用，可以减少底本的损坏，读者利用方便快捷。但光盘制作成本较高，一般的部门凭自己的人力、物力难以制作，当然其出版物售价也较高，因此，普通的读者没有实力收藏、利用。
由于以上几种善本复制方法各有利弊，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以兼通使用、相互弥补。另外，还要注意对古籍善本替代品的保护。缩微制品、数字产品、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都有其使用和存储寿命，如果保存和使用不当，其存储寿命就会大大缩短。注意了以上问题，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善本图书管理与利用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
［2］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16~17.
［3］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13~16.
［4］刘家真.从传统中走出――论文献保护发展的方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22.
［5］李明杰.中文古籍数字化基本理论问题刍议[J].图书馆论坛，2005，(5).99.
古籍数字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古籍修复 人才培养 教学体系 创新设计
一、引言
“古籍修复”是一门应用性、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长期以来，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依靠行业内部的师徒相授、口耳相传。这种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在技艺延续中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逐渐显现出生源基数少，入学渠道狭隘、教学方法保守、从业人员文化层次低等弊端，不利于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传承。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古籍修复专业已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人才培养、专业定位、学科建设、课程体系的科学模式，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经验和科学结合，突出研究实验能力与实操技能并重的教学思路，努力发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为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二、发达国家古籍修复及相关专业的发展现状
古籍修复现代人才的培养既要坚持传统修复技艺的传授，又要重视引入新技术和新知识。与保护技术比较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突出表现为，教学内容重文轻理，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课程的设置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创新亟待进一步加强。
国外修复人员的培养，具有研究实验能力与实操技能并重的特点，有利于古籍修复方案的科学制订，使操作技术更加可靠。据初步调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波兰等古籍保护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多所高校开设古籍（文化遗产）修复或保护专业，也设置古籍及纸质文献的保护方向。[1]其课程设置兼顾绘画、微生物学、化学、材料技术、艺术史、修复理论、文献研究方法、计算机应用等实践环节，涵盖针对性较强的修复与保护训练，并根据教学内容安排有大量的专业实习，甚至包括到国外相关机构接受实训。最后，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还要求包括一次文物的修复工作。
国内档案、文博保护的相关专业已具有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并针对需要加入一些理科的课程设置及应用。就古籍修复专业而言，近年的办学经验也提醒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科基础知识，而且需要规范严格的技术技能，更需要拓展与修复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基础知识，加强对修复材料和修复环境的分析及监控，让“古籍修复”真正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
综上所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在实操技能、实验研究能力、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国内外古籍修复与保护专业及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立足传统修复技艺，引进相关学科知识，不断进行修复技术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传承创新。只有这样，才是培养古籍修复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科学方向。
三、现代社会背景下古籍修复专业的发展趋势
古籍文献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据有关专家估计，保存至今的古籍约23万卷，全国古籍藏量应在5000万册左右，可谓卷帙浩繁[2]。古籍修复专业对课程设置、知识技能的要求科学、严谨。如何将传统的技术传授科学地融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框架之下是高校办学中探索的重要问题。现代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强调应用型、创新型的特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教学体系中必须大力加强实践环节的设计，并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1.关注实操技能学习的过程性。
传统的古籍修复多是手工劳动，其技术传承依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而熟练技工的养成则依靠不断地积累经验。通过专业办学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必须尊重和延续这种技能习得的过程。在实践教学中继续坚持“师带徒”传授方式的合理内核，一对一全面传授、技术观摩，辅之以修复方案集体讨论以促进修复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修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工作流程。修复前要预先制订完整的工作计划，修复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安全性、真实性、适宜性、规范性、最少干预的工作原则，修复环节要涵盖清洗、去污、溜口、补破、补蛀、镶补、揭裱、托裱等步骤，让学生在实践实操中提高感性认识。通过亲历亲为的学习方式获取知识，掌握技能。
2.注重培养实验研究能力。
通过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研究能力，激发学生对传统修复方法进行思考，促成古籍修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这项传统手工技艺的科技含量。
实践环节中应进行理化和生物上的科学实验，通过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那些肉眼无法看到的纸质媒材内部的变化，监测纸张纤维和保护测算，从而积累科学数据，使修复方法更科学和更有效。建立专门的古籍修复实验室，配备自控式杀虫防霉机、厚度仪、进纸机、纸张抗张强度试验机、白度测定仪、耐折度仪、干燥箱、纸张水分仪、造纸纤维测量仪、酸度仪、高像素数码相机等设备，对纸张材料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属性建立分析。配备书芯压平机、纸浆补洞机、纸浆补书机、切纸机、自动压书机、晒纸架等仪器和设备。这些新产品，都是实践的产物，都是技术创新的产物，能帮助师生提高修复效率，使修复工作事半功倍。另外，在修复材料的加工制作上，应实行科学检测、制定标准和按需定购，使修复材料的质量得到保证，从根本上杜绝不良修复材料对古籍文献的负面影响。
3.合理利用高科技手段，引进先进的教学内容。
古籍的修复越来越多地运用高科技手段，一些现代化的高科技仪器设备应该逐渐被引入古籍修复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如在古籍修复过程中使用数码影像、电脑和工业机械等手段参与修复或辅助修复，用来研究古籍载体材料的特性，认识其损毁规律，寻找更好的保护手段，为提高修复古籍的技术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引进和运用高科技，新技术可以有效推动古籍修复实践教学中的知识创新，促进传统修复技艺的提高，推动人文内涵的丰富和延续，是引领古籍修复理论和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古籍资源数字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古籍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3]引入古籍数字化教学内容，完成对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知识储备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古籍资源数字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在数字化过程中，对于古籍特有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古籍的数字化需要一批既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
综上所述，只有实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合理构建、提升修复教育的科学规范化程度、推进古籍修复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的能力，使其自身达到可持续发展，从而适应古籍保护事业不断发展的动态需求。
四、“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意义和作用
1.构建合理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目标。
在加强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方案学科建设的同时，也要通过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谱系来提高和完善学生的技术能力和知识结构，这是塑造现代古籍保护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的古籍修复工作人员除却需要基本的动手能力和身体条件外，还要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对现代化设备和仪器的操作能力。现代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诸如版本、目录等古籍文献基础知识，同时也要掌握造纸技术、书籍装帧、材料化学、基础物理等相关知识，甚至要了解艺术学、美学等有关知识，从而规范并延续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方法与修复技术。因此，在论证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必须对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进行梳理，更重要的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及先进文化成果及时地贯穿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增强课程设置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以适应现代修复人才和高校学历教育的需要。
2.注重古籍修复领域的学科建设，提升修复教育的科学规范化程度。
古籍修复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历史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文献的产生和文献载体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现代修复人才不仅要继承古代文献修复的经验，还要在技术和方法上大胆创新。因此，古籍修复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甚至可以说现代古籍修复是重新研究古籍保护和重新解读传统文化的一门新兴学科。纳入高等教育中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应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文献的修复和保护进行探索研究，走出经验阶段，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中修复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全新的方法和理念揭示古籍文献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更有效合理地保护和抢救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文献遗产。
五、“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调整实践教学的内容、优化知识结构、完善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设计。
相对国外古籍修复和保护的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国内的古籍修复和保护基本还停留在经验阶段。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实践技术与理论知识缺一不可。根据应用型、创新型古籍修复人才的能力需求和基本特质，高校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教学，其课程设置应该兼顾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在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中，应根据实验条件和师资条件对研究领域、专业分化做合理安排。其中实践性课程设置应包括：材质和材料分析、技术和制作工序、保护方法和技术、预防性保护和修复、制作物件复制品、信息技术、计算机辅助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等内容。此外，实践环节中引入古籍数字化教学内容，完成对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知识储备是古籍修复未来的发展趋势，且在数字化过程中，对于古籍特有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古籍的数字化将需要一批既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
2.打造一流的实验平台，提高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技术保障。
古籍修复是一个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引入实践教学，对高校办学的软硬件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校应完善古籍修复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大力建设满足教学需要和推动专业发展的实验平台。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是以古籍修复及古文献保护为基础，融原生性及再生性保护为一体的实践教学平台。
六、“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为实现应用型、创新型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目标，古籍修复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1.实践教学体系融入自然科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内容，使修复人才具有从经验修复到科学修复的潜力提升。
在高等教育体系下，古籍修复不仅是一种应用技术，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是一门以修复技术为基础，综合了化学、物理、艺术学、美学的应用科学。因此，新时期的古籍修复人才，不仅要传承传统的修复技术，还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增加古籍修复的科技含量，推进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探索古籍文献修复的方法论，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完成从经验修复到科学修复的转化，从而使传统古籍的修复适应现代古籍保护的需要。
2.加大重点实验室建设力度，打造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
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主要包括纸质文物保护和文献保护技术两个重点实验室。
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主要拓展在纸质文物方面的综合保护项目，于实验教学中引入用于化学分析、纸张耐久性与物理强度测试与纤维质量分析等的实验项目，着眼于科学修复中所需的工艺检测环节。为加强古籍修复的科学性，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主要从纸质文献载体的变化、保存空间温度、湿度的影响和微生物滋生等方面，分析纸质文物老化受损的原因和机理，总结出纸质文物保护的具体方法和内容，加大纸质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使其成为古籍科技保护方面的实验基地。
文献保护技术实验室主要开展传统古籍的修复与民国文献的保护等实验项目，用于培养学生古籍原生性保护的专业技能。文献保护技术实验室以培养学生古籍保护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立足于古籍修复、保护类实验的独特性、科学性，为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在实验教学方面提供物质基础，并利用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加大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使我校成为古籍修复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古籍修复师鉴定基地。
七、结语
高等教育背景下创新“古籍修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实验室建设的具有独特性与时代性。现正值国家、省市教育系统遴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关高校应加大古籍科技保护实验平台的建设力度，增强综合实力，为申报古籍保护类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提供硬件条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古籍修复专业教学体系的科学论证，为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宏彦.国外古籍修复人才的科学培养对我们的启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
[2]覃燕梅.我国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