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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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范文第1篇

15世纪末,为加强集权统治,葡萄牙国王将医院、协会等机构加以合并置于中央控制之下。1498年,莱昂诺尔女王在里斯本成立了第一个仁慈堂。这是一个由教会运作的慈善组织,它的成立对其他慈善组织来说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其影响力波及全国及其海外领地。经历了数个世纪直至今天,它在葡萄牙慈善领域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不过,最早载入史册的合法基金会建立于1825年,其性质为疗养院。也是在19世纪,较现代化、更加自由且充满创造性的慈善形式在葡萄牙落地生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葡萄牙基金会创立的鼎盛时期(1987至1998年期间登记在册的基金会中有48%为1995年以后建立),这源于1974年民主制的建立和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葡萄牙已建立约700家基金会,其中50%分布在里斯本及其郊外。43%的葡萄牙基金会从事“社会服务”领域――29%从事“娱乐文教服务”,14%从事“教育科研”。其中,建立于1956年的吉宾金基金会在文化领域地位显赫,其声誉对葡萄牙人的精神层面具有积极影响,在整个葡萄牙慈善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另外,葡萄牙只有一家基金会被定性为社区基金会,它就是阿尔沃卡社区发展基金会。阿尔沃卡社区发展基金会坐落在里斯本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由社会协会转化而来。它是一个从事“公共事业”的私人社会福利机构,眼下正以一个基金会而非协会的身份着眼于发展自身在社区建设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养老建设、捐赠者服务及平衡资助捐款等,是其目前发展的重点。

此外,葡萄牙没有“联合劝募组织”,大多数当地慈善事业,如定期或零星的筹款活动都由教会或当地相关社会福利组织倡导。近来,葡萄牙出现了一种局域性慈善机构――市政基金会,如果引导正确,未来很有可能会在社区基金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会范文第2篇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绿色建材基金是以推动绿色建材的研究、生产、使用，弘扬生态文明，促进生态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全国性公募基金。它倡导健康、安全、环保以及节能的绿色家居生活方式。基金成立两年来，参与开展了多项公益事业，近两年的主推项目为：绿色建材行业品牌口碑报告、绿色公益报刊架、绿色建材科普系列小手册、绿色创新资助公益金等。

绿色建材行业品牌口碑报告：基于数据监测平台对相关信息的监测、分析与研究，《绿色建材行业品牌口碑》系列报告，包括涂料、卫浴、瓷砖、门窗、壁纸、地板、家具等二十余个行业，按照品牌知名度、消费者互动度、质量认可度、企业美誉度、产品好评度、突发事件影响度等指标及权重，给出了各类产品的指数评价、品牌形象排名和研究报告。

绿色公益报刊架与绿色建材科普系列小手册：通过公益报刊架的设立，免费向公众发放“绿色建材公益系列小手册”。通过手册传播绿色家居建材知识，帮助公众购买到健康、安全、环保的产品。现已开发“绿色建材公益系列小手册”20 个种类，在北京市20 个成熟社区向居民免费发放了近50 万册。下一步将在北京46 家大中型建材城放置不少于500 组的公益报刊架。

基金会范文第3篇

■看涨的非公募基金会

近年，由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势头良好，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1279家，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成为公益领域的重要力量。

这是非公募基金会在不到10年的发展生涯中，第一次超越了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速度，其蓬勃发展的能力让人们再次感觉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巨大潜质，于是，很多人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寄予厚望，认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势头会盖过公募基金会。

从2010年度全国性基金会年检情况看，非公募基金会逐步占据主导位置，数量有赶超公募基金会的势头。在抽取的40家基金会中，有21家为非公募基金会，占52.5％，公募基金会有19家，占47.5％。这40家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总额约为29.5亿元，其中公募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收入为20亿元，非公募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收入为9.5亿元。总的来说，公募基金会的平均规模和实力仍远远大于非公募基金会。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明显增加，规模稳步扩大，而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却主要体现在规模持续扩大。原因很简单，公募基金会数量毕竟有限，针对的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资助领域特定；而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企业出资设立，会根据不同的财团、家族，不同的偏好设立基金会，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使命，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这也导致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多样性。

■内忧外患

《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总收入100多亿元；支出49亿元，其中公益支出47.6亿元。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来自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92.02％，而全国公募基金会的该比例为89.45％。众所周知，公募基金会是可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募捐的，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公开募捐，但结果却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比例更高。

由此得出，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事业支出、捐助收入数额等方面的发展速度，逐步接近公募基金会。

事实证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仍处于起飞初期，此后的10到20年间，将是非公募基金会设立发展的。当然，非公募基金会崛起的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富阶层迅猛发展的真实写照。私营企业剧增到200多万家、非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66％。

基金会范文第4篇

总体上，境内基金会在所有指标上的得分低于境外资助方（境外基金会），尤其在行政支持和资源引介方面需要着力追赶。调查还显示，亟须改善的现状是，境内基金会往往倾向于选择成熟的公益组织（NGO）合作，对处于起步或发展期的草根公益组织关注较少。

需强化：行政支持和资源引介

本次调查结果的五大评价指标的评比中，境内基金会在为公益组织引介外部资源方面得分最低，仅5.88分，远低于其他指标，与境外资助方的差距也最大。主办方认为，“不少机构期待基金会在资源共建方面做些工作，很显然境内基金会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公益组织在资源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与当前资助机构数量较少、民间公益组织自我生存能力较弱有关系。而基金会则是公益界各种创意汇集的中心，并可以为政府机构、企业、社会资源对接公益组织提供帮助，因而可以成为捐赠者和行动者之间的中介。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将基金会的这种角色比作“红娘”。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基金会在这方面有着更加明显的天然优势。企业基金会往往拥有更多的商业伙伴或支持资源，承担着部分企业联系公益组织，开展跨界合作的职责。

需转变：从摘果子到种树

在评价榜所获得的民间公益组织反馈中，基金会选取合伙伙伴时的“摘果子”心态也凸显出来。反映到资助行为上，有公益组织认为基金会的专业性低，对民间公益组织缺乏认知，对项目设计和执行了解不够。这种“不接地气”的资助理念往往导致境内基金会只去选择与比较成熟的公益组织合作。

应当看到，出于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传播自身品牌等诸多现实考量，这种选择优秀合作伙伴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这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合作只是出于完成规定项目的考虑，采取常规、简单的资助方式，双方并未从合作中得到共同成长；众多处于起步或成长中的草根公益组织，有潜力却难以走向成熟，不利于整体公益环境的良性发展。

基金会范文第5篇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如今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基金会在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教育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如今的国人对基金会并不陌生，在救灾、扶贫、助教等领域经常能看到国内大型公募基金会和众多非公募基金会的身影。但与欧美国家里数量众多、发展多年、成熟完善的基金会相比，国内的基金会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美国的基金会是全球实力最强、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以及全球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

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基金会经常资助的对象。在国外，由基金会创办管理学校、医院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所有权、审批等体制问题的限制，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仍是困难重重，惠民基金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探索中成长。

成立于2008 年12 月的北京市惠民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自创立之日起，惠民基金会就致力于弥补国内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短板。在成立近五年时间里，惠民基金会搭建了国内首个地区性医药联动宣教平台；历史上首次按照临床实际用药需求、将中成药按照西医病种分类，系统总结临床专家中成药用药经验编写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免费赠送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和全国65 万农村卫生室；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吸收社会资本的方式，创办了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等等。

与国家背景、资金雄厚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源于民间的惠民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成为新医改全局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医药联动宣教平台：

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宣教平台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

2009 年中，在非典阴霾消散六年之后，一场甲型H1N1 流感再次席卷全球。美国、阿根廷、意大利、法国都先后成为重灾区，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国内的数字也每天都在增加，到年末时内地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死亡四百余人。经历过非典疫灾的国人，多心有余悸，社会气氛一度极为紧张。

2009 年10 月卫生部印发了《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方案中详细说明了甲型H1N1 流感病毒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其对乙醇、碘伏、碘酊等常用消毒剂敏感；对热敏感，56℃条件下30分钟可灭病毒；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处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以及中西医的用药指南。

然而文件下发后，多是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内部传递，即使传递到药店、居委会，但由于内容比较专业，最终也没能在最需要相关知识的社会民众中间产生应有的效果。

这一点引起了惠民基金会理事长惠鲁生的注意。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凭着多年在医药卫生领域内的工作经验，清楚的意识到从专业角度为民众解读这项文件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带领着基金会的同事们紧锣密鼓的操办了起来。

“当时经过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沟通，由北京18 个区县的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各派一个代表作为平台的联络员，负责相关的协调衔接工作。平台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办公室设在基金会。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于2010 年1 月在北京建立了全国首个由政府支持医药联动工作的宣传教育平台。”惠鲁生在采访中对《中国民商》记者回忆说。

平台正式成立后，基金会马上着手开展了首项工作，暨免费向北京市300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和全科医生、5400 多家零售药店店长和执业药师、近3000 家城区居委会负责人全面培训甲型H1N1 流感的防治知识。当时，惠民基金会邀请了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曹志新教授全面解读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刘清泉教授全面培训了甲型H1N1 流感诊断与防治中药的合理使用。

“平台刚成立就要进行对H1N1 甲流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是拿着名单一家家给医院、药店、居委会打电话联系，最后培训一共做了三场，我们租了北京剧院，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厅座无虚席，反响空前。”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项目主任李玲回忆道，“有个药店老板在培训之后对我说，他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房山出发，赶来参加培训的。虽然他经营药店很多年，但以前都不知道藿香正气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药，听完培训的收获特别大。”

如果说惠民基金会自成立开始到2010 年的一年多时间里，还是抱着学习和摸索的态度，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小范围项目的话，那么这次培训让惠鲁生和她的同仁们增强了信心，他们看清了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贴近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大局、贴近市场和群众的需求，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此后，宣教平台组织了母婴健康知识讲堂、合理使用中成药培训、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研讨等多项活动，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如今，对北京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社区居委会进行合理用药培训、咨询等服务已经成为基金会医药联动宣教平台的常态活动。

在他们看来，平台要实现提高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市民用药安全有效的最终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面对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按照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让企业、民众、政府信息共享

惠鲁生说，“我们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充分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惠民基金会建立的第二个平台是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搭建这个平台的念头源于基金会与比利时一家药企的“偶遇”。当时这家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在中国投资，但因为药品从研发到获取批号需要巨额投入和较长的周期，而企业在决定某项研发前不知道应该向什么部门申请技术咨询，也没有途径全面了解中国的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和饱和度等关键信息，投资一直举步不前。

此后，惠鲁生与国内外的多家药企、医药专家和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论证了建立技术支持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10 年末惠民基金会的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应运而生。平台具有一般商业咨询机构难以超越的优势，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常态的交流平台；惠民基金会整合专家资源及权威技术，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共享准确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强的信息。

企业的积极性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机融合，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以及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在这里找到结合点，共享资源、共襄义举、共谋长远、共赢未来。

为了将这个极为专业的平台工作解释得比较通俗易懂，惠鲁生以平台正在研究推广的基因芯片检测技术项目为例子，给记者介绍起来。

作为唯一可以实现早查早治的癌症，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近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国内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出了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在“2009 中国检验医学年度评选”活动中，荣获“十大先进试剂”称号。该技术能够大幅提高检测率，帮助患者发现主要的致病原因，为患者治疗提供最准确的依据。

“我们应该发挥医药联动平台的作用，先让平台上的专家论证这个技术的临床效果，一旦证实药物或者技术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就要通过平台将其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医疗机构知道这个信息，关注这种技术。如果有更多的医院采用这种技术为百姓服务，我们能更早、更准确的治疗癌症，这将是利民的大好事、大实事，也正是我们这个平台成立的初衷和目标。”惠鲁生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惠鲁生说，“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医药卫生书刊平台：

培养 “健康守门人”

基金会组织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编著《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又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赠书。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医疗是一个涉及医生、医院、药企等多个主体的综合领域，医与药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同治理不够充分。

曾担任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因代表药监局参加国务院医改小组工作，常与卫生部、各大医院、医生专家座谈，因此对医药两家都颇为熟悉。多年的工作和调研接触，让惠鲁生警醒的认识到了“西医用中成药是个大问题，甚至还是个‘没人管’的领域。”因此，在惠民基金会的工作中，她特别关注用药方面的问题，每次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邀请专家培训或者讲座前，她都与专家、医生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经多方意见和调查数据的汇总，证实了惠鲁生多年来的担忧。

2012 年国内中成药产量近300 万吨，现有上市中成药品种9000 余种，常用的也有1000 多种，这给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造成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临床使用中，75%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医生开出的，西医对中成药的相关知识零散、不系统。存在辩证不足、剂量不分、用法用量不当等情况。有人曾对北京市18 家三级以上综合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不合格率高达43.7%。

面对这样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现实，惠民基金会的第三个平台――书刊项目平台应运而生。基金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领衔的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根据中医理论，按照西医病种分类，总结近二十年来临床用药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几经修改补充，编写出了涵盖155 个病种、涉及680余种中成药，总计62 万字的《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

2011 年6 月，在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基金会又决定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进行赠书活动。同时，基金会的医药联动宣教平台也启动了对北京市各区县卫生局主管局长、医政科长、科教科长，二、三级医院主管院长、医务处长等500人的培训。

最近，书刊项目平台正在进行这本书的修订版撰写工作，在向医生采集修改意见时，很多西医注册医师都认为读本内容简练，查阅方便，他们一般就放在案头或者随身携带，对西医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还有很多华人团体想出资，借修订的机会将其翻译成英文，赠送给海外的华人。

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说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已经66 岁的惠鲁生精力充沛，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似乎永远充满活力与动力的她坚持走在一线，与基金会的同事们一道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送到边远地区的卫生院中。在走访多个大山沟里的乡村后，惠鲁生萌发了一个新想法，要给这些缺医少药的乡村培养一个“健康守门人”。

“我们到的一些乡村是在大山里，一共可能有300 多户，政府能为此派个医生去吗？不太可能。而且即便是医生去了也留不下、提高不了、生存不下去。我受父辈的影响，做事就从实际出发，准备募集一批资金、开展一个项目。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的村落里，由本地村民自己投票选举一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德行兼备的孩子，由基金会将其送到专业学校培训三年，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实用医学技术，会使用基本药物治疗一些常见的病痛。待其学成后，就作为本地的卫生员回到家乡，既能留得住也能造福乡里。培训之后，每年基金会还会进行考评，对成绩优异的，基金会要进行表彰，可以给他提供更多业务培训的机会；给其所在的卫生所赠送相关机器设备；甚至可以为他培训副手，培养接班人，壮大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的队伍。这叫离土不离乡。”惠鲁生向记者条条款款的分析了这个还在构想中的项目，在记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实施了。

惠泽四海为民生

在惠鲁生看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

惠民基金会旗下有两家实体医院，一个是由基金会参与重组的炎黄中医医院，另外一个就是突破现有医疗体制，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惠民基金会来吸收社会资本，创办的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谈到创办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的初衷，一直乐观善谈的惠鲁生在采访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痛心的神色。

“我去过很多基层卫生室，看到输液室里满是打点滴的孩子。只是感冒或者咳嗽，完全可以用中医手法或者中药来治疗，大量抗生素可能会损坏孩子弱小身体内的器官和系统，是不可取的。儿科在综合医院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医儿科更是如此。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替孩子和家长们痛心。”惠鲁生对记者说，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就是要整合全国最优秀的中医儿科专家资源，围绕中医儿科特色病种，打造专剂、专科、专病、专药，把濒临失传的中医儿科非药物治疗整合、汇总、传承。

“这也是解决传承的大问题，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名老中医的行医经验是中医药学中的宝贵财富。现在国内名老中医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的宝贵经验亟需抢救保留。我们要以民间的基金会和医院为依托，挖掘和保护

这些名老中医名方、秘方、验案以及非药物治疗手法的知识产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一身本领都倾囊传授，让中医的精华得以传承下去。”

尽管在国际上以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来举办医院的做法已经很通行，但在中国还并不普遍。因此，惠民基金会以其为主导来吸收社会资本，将基金会与企业组织创造性的结合起来，举办医疗机构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突破体制的尝试。

虽然由于体制问题，惠民中医儿童医院还没有得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资质，没有政策的支持，医院只能租用商用房，按照商业用水、用电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但其从未停止探索创新运行机制的努力。目前儿童医院已经与国际上多家知名商业保险机构建立了合作，为患者提供医疗诊疗的差异化服务，参加保险的患者就诊时不用付现金，其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

“很多人对青年发展基金会的了解很少，但其发起的‘希望工程’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项目，从某种角度上可以代表这个基金会的品牌。”惠鲁生说。因此，基金会致力于将惠民中医儿童医院打造成为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医儿科诊疗平台。这也符合其自始确立的定位标准，即坚持为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服务；为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服务；为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服务。

从主政到亲自参与、从主管到被管，惠鲁生对中国的医疗体制现状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思考良多。“现在中国医疗市场就是两个大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总量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无力大包大揽，但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执行仍有差距。资源配置不合理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医疗资源向大医院集中，向中心城市集中，主要表现为现在医疗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公立医院的改革。所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就应该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同时，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基金会范文第6篇

诺贝尔基金会，是根据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逝世后三年半的1900年6月29日，瑞典国王宣布诺贝尔基金会成立，并于1901年2月1日批准并修改了基金会章程和理事会的工作细则。诺贝尔基金会被规定为接受委托来保护在遗嘱中提及的各授奖机构的共同利益，基金会并不干预获奖者的选择过程和他们的最后决定。

组织机构

执行主任是基金会的行政负责人。他负责起草基金会投资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投资和人事等问题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以及管理基金会的各种财产。他还负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隆重授奖仪式的安排工作。在五任执行主任中，最杰出的是拉格纳-索尔曼，他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前好友与合作者，也是他的遗嘱的执行人之一。

诺贝尔基金会的理事，由各奖金颁发机构挑选，总共有十五名理事，每个奖金机构选择三名。理事们选举产生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但正副董事长不在此内，他们是由瑞典政府任命的。理事会的其它主要任务是，审阅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及审计员们的财务报告，并对董事会当年的工作进行审核批准。

基金会的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和三名副董事组成。他们从董事会的成员中，选举一名执行主任。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基金和基金会的其它财产。

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各有三至五名委员，分别由所属的机构指定。每个委员会可以召集专家参加评议和推荐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增选临时委员，临时委员有权参与决定。委员和专家们，可以从超出奖金颁发机构本身的范围去挑选，而且不分国籍。委员会的职能是为对口的相应奖金颁发机构，进行筹备工作和提供咨询意见；但挪威委员会由于本身就是奖金颁发机构，因此其职能有所例外。

诺贝尔学会的负责人和职员，由奖金颁发机构讨论选择。这些任命均不分国籍。

四个奖金颁发机构，包括瑞典皇家自然科学院、皇家卡罗琳医学院、瑞典科学院和挪威议会的诺贝尔委员会。

评奖程序和颁奖仪式

诺贝尔奖是由各评奖机构评定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定，在该院有两个诺贝尔委员会――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和化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均由5名成员组成。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卡罗琳斯卡研究所负责评定，该所设有一个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也由5名成员组成。但这些诺贝尔委员会只有提名权而没有表决权，真正享有确定获奖者权力的是授奖全体会议的无记名投票。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全体会议成员各为300名，生理学或医学奖为50名。

根据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获奖者按以下的程序产生：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不是通过个人申请产生，而是通过推荐方式，经过几轮筛选产生的。每年9月，各诺贝尔委员会向世界各地有关的科学家发出通知，向他们征询下一年度候选人的提名。次年2月1日之前，这些推荐材料必需送达诺贝尔委员会。诺贝尔委员会于4月将经研究决定予以调研的科研项目和候选人通知全体会议。在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最后决定是否对这份名单予以补充。诺贝尔委员会于9月将其授奖意见通知全体会议，全体会议于10月初作出评奖的最后决定。评奖时的讨论要作记录，但该记录严格保密，如有分歧意见，也可要求不予记录。一旦授奖项目和获奖名单经表决多数通过，不得再行更改，并立即向聚集在会议厅外的世界各国的媒体代表公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诺贝尔委员会散发征求候选人推荐材料的对象范围，三个自然科学奖大同小异。以物理学奖、化学奖为例，主要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和化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以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获奖者；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各大学的物理等终身教授；在6所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定的高等院中担任相应职位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征求意见的其他科学家。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每个诺贝尔奖奖项的获奖者人数为1～3人。奖金的分配也有规定：一人获全奖；两人等分。三人得奖时又分为两种情况：因同一项目获奖时，三人等分；因两个项目获奖时，则一人得一半，另两人各获1／4。

每年的授奖仪式于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下午4时30分举行。在专为授奖仪式设计建造的交响乐厅里，半圆形的舞台上，左侧坐着王室重要成员，前排是国王和王后；右侧坐着授奖机构代表，前排是当年的获奖者（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首先由授奖机构的代表致辞，简单介绍获奖者的科研成果，然后在交响乐伴奏下，国王分别向获奖者授予一张证书、一枚刻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一份奖金。获奖者的简短答词放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进行，宴会以瑞典王室的名义举行。一般在授奖仪式的第二天，举行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演讲会，由每位获奖者介绍其科研成果及其价值。每个人的演讲连同其简历都收在第二年公开出版的《诺贝尔获奖者演讲集》中。现在，人们从因特网上可以及时地得到获奖者的简历、成果公告及演讲等材料。

增值之道

自从一九二六年以来，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即坐落在斯图尔街十四号的诺贝尔大厦。

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遗产接收过来的钱，总共有3100多万瑞典克朗。根据章程规定，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用作“主要基金”（即奖金基金，约二千八百万克朗），剩下的一小部，用来设立“建筑物基金”（行政大楼和每年举行授奖仪式使用的大厅租金）和“组织基金”，五项奖金部门各有一份“组织基金”，用来支付各自的诺贝尔学会的组织费用。

主要基金的增长，是通过每年将它在当年所获净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附加资金，通过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利息，以及通过把这些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全部或部分（不低于三分之一），交付主要基金作为资本而取得的。每年将主要基金得到的净收入，扣除前面所提到的十分之一，然后平均分成五份，交给各奖金颁发机构使用。各奖金颁发机构，都将自己摊到的那份金额的四分之一，留下作为与奖金颁发有关事宜的费用，其余部份则交给各自的诺贝尔学会，每份金额的四分之三，构成奖金的款项。

除了组织基金之外，颁发各项奖金的部门还有由它们支配的“特别基金”和“储蓄基金”，作为规定范围之内某些特殊目的的费用。

一切基金和其它财产，均属诺贝尔基金会所有，并由它来进行管理。

总而言之，主要基金的收入，在减去32.5％（即10％的附加资本，加上剩下的90％中的百分之25％，作为各奖金部门的经费），然后将它分成五个等份，就是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的金额。1901年第一次颁发的奖金，每份金额为15万800克朗。现在的奖金，在票面上要高出70％左右，当然在实际价值上，却要比这个数字低得多。从1946年起，基金会的财产和由此而来的收入，除地方不动产税外，其它税款均被免除。在这之前，总共交出的税款达1350万瑞典克朗。据了解，奖金获得者的所在国家，或者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也对这种奖金免收所得税。

1981年，每份奖金的金额为1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901年的6.63倍。

基金会的投资政策，很自然地要把保持和增加它的基金，从而增加奖金的金额，作为头等重要的因素来制定。遗嘱本身曾指示执行人把剩余的财产投资到“安全的证券”方面，从而形成诺贝尔基金。在1901年最初为董事会制定的投资规则中，“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曾根据当时的情况，被解释为意味着金边证券，或者以这类证券或不动产为抵押的贷款，而这类证券和不动产，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发行或存在的。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后果所引起的变化，“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需要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和趋势，而重新加以解释。因此，在基金董事会的要求下，原来对于投资的限制，已经逐渐有所放宽。根据这种情况，自1958年以来，基金会原则上可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款方面投资，而且也可以自由地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

然而，在对外国股票投资方面的某些限制，却仍然存在。这些改变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护住资本和收入。从而使奖金能够不因货币贬值而降低，并且能够抵得住贷款市场利率降低的情况，而不致使这项资本减少。基金会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投资它的基金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别的国家进行投资。

奖金缩水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测算，当年诺贝尔留下的3100万瑞典克朗折合到今年约为17亿瑞典克朗。按照诺贝尔的遗愿，1900年私人机构诺贝尔基金会创立，每年的诺奖奖金就是来自于基金会的投资收益。

基金会的投资铁律是，保底第一，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收益。早在1901年基金会就制定了“安全证券”定义，包括“金边债券”（gilt-edged）和房地产按揭理财产品。

2011年6月11日，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了奖金缩水的消息，并表示这是从长计议，以防诺贝尔基金资产受损。诺贝尔基金会强调，保全诺贝尔奖的经济基础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一奖项不会断粮，而这就需要更好地守财理财。

奖金降低两成的决定是由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拍板的。金额调整的另一个因素是，基金会考虑到了未来几年通胀率的回升，因此给诺奖奖金回调留出了余地。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诺贝尔基金会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基金会货币平均回报水平出现下降，既有诺奖奖金增加的原因，也有运营成本上升的原因。

本报记者查询诺贝尔基金会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诺贝尔基金会货币投资市值总额为29.73亿瑞典克朗，当年包括诺奖和运营开销在内的支出为1.2亿瑞典克朗，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低迷，而其账面利润为－1920万瑞典克朗。

目前，诺贝尔基金会设定的投资策略原则是：50％左右股票（上下浮动10％）、20％左右固定收益资产（上下浮动10％）和30％左右另类资产（上下浮动10％），另类资产则包括投资不动产和对冲基金。

2011年，基金会持有的股票市值为13.15亿瑞典克朗，但整体收益下降了9.3％，相比2009年和2010年的27.3％以及8.7％的涨幅逊色不少。其股票一篮子投资配置中，瑞典股市占比16％、欧洲其他市场17％，美日股市也是投资重要标的。

基金会范文第7篇

中国采购渐显优势

UNICEF的药品采购主要用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有200多种常规成品药，年采购额达到6000万美元，2006年首次将中国的药品企业纳入供应商范围，此前在亚洲的采购主要集中于印度和越南。据采购官员介绍，他们考察发现中国医药企业的硬件比印度和越南的要强，但是在药品生产管理的文件等软性条件则有一定差距。

UNICEF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核比较严格。供货商必须具备其要求的财务状况、供货能力、商品质量和技术标准。对哥本哈根和纽约总部采购价值超过2万美元和地区办事处超过1万美元的订单都遵循公开竞争招标程序，低于上述金额的采购由UNICEF供应司从其注册供应商资料库中至少选出三家竞标。

2008年4月30日，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采购物流中心在上海落成。该物流中心将为 UNICEF 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以及人道主义工作提供物资供应方面的支持。它是 UNICEF 哥本哈根采购司所设立的第三家区域性供应枢纽，另外两家分别设在巴拿马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CEF 驻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区域主任辛格女士 （Ms. Anupama Rao Singh） 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年为资助世界各地的儿童及其家庭采购了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物资。由于越来越多的采购物资是在中国制造的，所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永久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物流中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服务于更多的孩子。”

采购清单（部分）

基金会范文第8篇

零钱通是腾讯联合多家金融公司推出的一款现金管理服务平台，由于可以随时取出和随时存入，所以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青睐，里面的货币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那么，零钱通更换基金会损失钱吗？

零钱通 虽然零钱通投资者可以随时更换基金，值得一提的是，零钱通更换基金是会有损失的，因为基金转换确认需要1个工作日，T日转出后基金没有收益，T＋1日才开始享受转入基金收益。因此，建议大家不要频繁更换。

目前，零钱通更换基金具体流程如下：打开微信点击我的-支付-钱包，然后点击零钱通并进入，点击右上角选择基金详情，点击查看更多基金，最后选择需要更换的基金，同意《服务协议及风险提示》，点击更换即可。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