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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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范文第1篇
玉器在红山文化中承载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红山玉器的研究是深入认识红山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手段，而动物形玉器在红山玉器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其研究价值可见是非常重要的，其文化内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原始礼制的性质
尽管在红山时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陶器和细石器，反映出红山时期高超的制陶和细石器加工技术。但是在红山墓葬别是红山晚期墓葬只发现有玉器而不见其它质地的的随葬品，形成了“惟玉为葬”（1）的独特现象。说明玉器在当时是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的，在墓葬出现的许多动物形玉器也一样。
玉器造型的一致性。从动物形玉器的造型上看，各个地区出现的玉器墓造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不同墓葬出现的玉器制作工艺也有着相同的特点，如穿孔数量，打磨技巧等。玉龙、玉龟、玉这些玉器虽然在制作精致程度不一样，但是其造型的一致性说明它并不是作为简单的艺术品存在，而是红山文化地区的原始居民的一种礼制文化认同。
动物形玉器使用的专门化和等级化。动物形玉器大多出土于墓葬和祭祀遗址，而很少出现在居住地点，说明其它的使用具有专门的特殊含义。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墓葬等级相符，即最高等级的墓葬中玉器种类组合齐全，包括装饰类的玉镯、玉环、坠饰等；反映动物崇拜的动物形玉器如玉龟、玉猪龙等；还有礼仪类的马蹄形玉箍、玉璧、三联璧等。级别较低的墓葬中陪葬玉器种类组合随之减少。（2）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是典型的玉器墓，随葬7件玉器，这座中心墓颇具规模。第一，墓穴开凿于基岩内，深而宽大且留有二层台。如此规整的二层台在牛河梁遗址内尚属首例。第二，此墓石棺的砌法、用材讲究，并用大块石板封盖，与一般石棺无盖也有明显区别。第三，墓内随葬玉器不但数量多，玉器的个体大，而且玉器质地皆属上乘。这些都说明，该墓墓主的身份等级是极显赫的。（3）还有第二地点1号冢、第二地点21号冢、东山嘴等地的许多玉器墓都反映出动物形玉器作为礼器使用的等级化和专门化。
总之，红山墓中普遍发现玉器，表明这时的玉器深受红山人的喜爱，佩戴玉器装饰品已非属于极少数人专用品。但由于数量的差别，这又是等级尊卑现象存在的标志。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已经出现，这也是玉礼制系统出现的先决条件。（4）另一方面，出土大多数动物形玉器除穿孔磨损外，没有其它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些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山文化玉器绝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品，也非一般随身佩戴的美化装饰品，而是在特定场合、特殊条件下才可使用的特种器物。
二、宗教活动中的法器
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玉礼制所体现出的应是祭司之间不同级别的差异，而非财富多寡的标志或单纯政治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会发现不同的玉器组合。关于玉猪龙的研究也有证明这一点。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玉猪龙或猪龙纹只在该文化的祭祀遗址或墓葬中出现，而不见于居住遗址。“这种墓葬又非一般氏族墓地，而是与祭祀遗址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祭祀遗址一部分的积石冢。它们的墓主人应该是当时集团权贵的代表，拥有猪龙是其权力的象征，是其掌握一定宗教神权的标志，或是帮助其完成宗教活动的工具。从猪龙在神庙中也有出土的情况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也可以说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可能是一种起到人（具有宗教神权的人）与神之间上传下达作用的神性动物。”（5）可见其宗教内涵有其必然性的。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玉器与宗教萨满教有关。萨满教一直是东北地区很盛行的宗教，延续传承了很多古代巫术，主要信仰包括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多神崇拜等等，至今仍为东北地区的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很多少数民族所信奉。在牛河梁第五地点的发掘中，有学者就发现了墓葬内玉器的陈列有着特殊的含义，认为红山文化的牛河梁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宗教――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6）。在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抽象类动物玉器，他们是现实生活中动物形象的抽象或多种动物的组合，它们的产生可能与萨满在昏迷状态中的幻像有关。（7）
三、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生动体现
在出土的玉器中，有许多玉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东北地区的气候生态条件是很适宜文化发展的。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所覆盖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河流纵横交错，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各种地貌，为红山先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使红山文化时期结合了原始农业和狩猎、采集、捕捞的混合型经济形态成为可能。（8）狩猎是红山文化先民们除农业外获取食物另一种重要的的手段。红山文化玉器中发现大量肖生题材，惟妙惟肖的龙、鸟、龟、猪、鱼、蚕等动物形象，证明了渔猎和农业生产是这一时期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动物不但是其重要食物来源，也是红山先民的守护神和崇拜的图腾。
还有一些玉制生产工具，如玉斧、玉勾等，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玉蚕出现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再根据当时的生态气候环境，我们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古气候条件较今天优越，在红山文化覆盖的广大地域内，原始先可能已经开始知道养蚕和丝织，并将能够生产珍贵丝帛的蚕制成玉器。
四、其他
红山玉器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碰撞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其中动物形玉器对于同时期以及后来各个文化玉器形制和礼器内涵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红山文化玉礼器以祭祀用器和祭司日常用品常见，其玉器组合中的璧、佩、冠（玉箍及兽面冠饰）等，尤其以玉猪龙为代表的兽形玉，成为其后来各时代中该类玉礼器的祖形（9）。2002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玉及一些陶器，发掘者研究认为从兴隆沟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既有一脉相承的重要的猪神崇拜，也有一脉相承的最高规格的鸟神崇拜――天鹅崇拜。（10）通过动物形玉器视角，是能管窥红山文化的整体内涵的。但是对于文化内涵的研究，还要结合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学进行分析，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红山文化面貌将会进一步揭示开来。
注释：
（1）郭大顺.红山文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J].文物，1997（7）：20.
（2）吕学明，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C].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8）：6.
（4）刘国祥.辽西古玉研究综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5）：14.
（5）张星德.中国龙的历史文化阐述[J].北方文物，2003（3）：56.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8）：8.
（7）曹雅洁.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9.
（8）徐子峰.红山诸文化研究概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218.
（9）张星德.牛河梁与玉器墓的文化属性再考察.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2005：70.
红山文化范文第2篇
玉：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般来说，文字的出现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文明的起源，但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使专家发现，玉器才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诞生。因为这里出土的玉器比文字出现的时间还早。
人为什么会在距今5000年到6000年的时候突然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不是在距今4000年或是更晚?因为玉器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1979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组专门供作大型祭祀活动用的石砌建筑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另一为绿松石鹗就说明这个问题。
远古的祖先，他们找出了部落中最有智慧的人，任命他为整个部落的巫师。每当需要出征战斗、早天祈雨甚至是每逢大型的祭祖活动，巫师会穿上缝制上玉器的法衣，于是这块玉被称为通神的工具，上天将神的旨意传达给玉，而巫师又通过玉接受到了上天的旨意。他或许是嘴里默默自语，又或是像癫痫病发作一般，最后焕然清醒将神的旨意告诉部落的子民：是否应该出征：是否会有雨等等。
久而久之巫师通过这项活动控制着自己部落的子民，而玉正是起到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达到统一的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玉来通神?早期的玉是透闪石，这种石头的物理性质使人们产生了敬畏。
北京大学玉文化研究中心于明认为：早期人们是用石头，石头的选取是因为它既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容易开采，经过加工后还能出现一种美感，而最早的玉就是一种透闪石。这种透闪石的硬度很高，不便于加工，而它又长在山顶上，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石头可以通天。由于硬度高，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工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打磨出一种动物的雏形，于是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制玉部落。玉器的制作工艺就这样和神圣的神权结合了起来，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神器”。因此，被统治阶层作为神器的玉器才被专家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已非一般性装饰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礼制系统形成，这也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对夏商周三代用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表明中华文明的底蕴深厚，存在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实物形态之一，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遥相呼应。这一南一北相距数千千米之遥的史前文化中，大约同时出现具有龙的形象的玉器。这种体呈卷曲的龙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地位最高的灵性动物，这一点颇耐人寻味。这种情况可能暗示出当时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之中，存在着龙的神话传说和对龙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基础。
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粮食
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发掘时，提取了1500多个土样，到实验室进行识别、鉴定，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占90％；二是谷子，占10％。经过碳14鉴定，这些谷物距今7700－8000年，这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000－2700年。根据这一发现，专家提出两个推断：其一，这里很可能是这两种谷物的起源地：其二，西辽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于是一个消息在2006年被公布：经过精确测定和准确种属鉴定，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糜子、谷子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被发现。专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谷子、糜子在赤峰发现，对进一步探讨深层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搞清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研究信息资料，正像各大农业起源中心孕育了人类文化和文明一样，西辽河上游地区也孕育了中国古代北方农业文明。
金字塔型祭坛的发现
2001年6月，一次重大发现将红山文化起源说的论断又推向一个新的，一座距今5500多年前的“金字塔型建筑”在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东草帽山后的山梁上被发现。这座“金字塔型建筑”远看是一个梯形的小山包，近看是3层石砌的塔形建筑，最底层长约30多米，宽约15米，往上逐渐变小，这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化“金字塔型建筑”，约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
如此之大规模的祭坛以及积石冢，在远古极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冢群是如何挖掘?就在最近一次的牛河梁的挖掘工作结束后，于明再一次来到了实地，他在这个依山而建的积石冢的周围发现有火烤的痕迹。他认为，“很显然他们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地表炸开。山是属于火山岩，古老的先人用火烧制这片土地，随后洒入凉水，地表被炸裂，于是他们在炸裂的缝隙中插入木棍，再一次用火烤然后用水浇，直到地被炸开，然后他们用石头与石头的摩擦细细打磨每个墓冢，社会的分工再一次得到论证。”
位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号祭坛是一个中间呈圆形的祭坛，部落祖先的冢群分两排整齐地排列在祭坛周围，当巫师进行祭祖时，部落的子民都相拥在祭坛周围，并且等级地位越低的人则站得越低。这种所体现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并以宗教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礼制的成熟程度。
红山文化历史年代的判定
红山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红山文化范文第4篇
方缘圆孔器一件（图24）。出自敖汉旗草帽山遗址。外缘边长9.4～9.9厘米，内缘直径3.8～4.1厘米，白色。外缘近似方形，内缘呈圆形，两面光平，靠近一侧边缘正中钻一小孔，孔径0.3～0.5厘米。通体抛光。
玉钺两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B型。
A型（图25）出自敖汉旗份子地遗址。长15.6厘米，宽14.2厘米，中心孔径2.8厘米，边缘孔径1.2～1.4厘米。石质，灰白色，夹杂有黑色斑点。器体近似梯形，通体磨光。顶部平直，两侧略外敞，呈斜直状，刃部呈圆弧状外凸。中部偏上钻一圆孔，靠近顶部边缘内侧钻有两个小圆孔。
B型,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柄端平齐，圆弧刃，柄部有一圆孔，扁平磨光。
玉熊一件（图26）。出自奈曼旗。高5.3厘米，最宽2.1厘米。黑色玉质。上为圆形兽首，双眼圆凸，吻部前伸，下为椭圆形身躯，背部弯曲，胸腹部雕有相交的双前肢爪，通体有如胎儿状，腹部下端雕有三条凸起弧线。
玉鱼一件（图27）。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长4.3厘米。葱白色碧玉琢成。扁圆锥形，头颈部有一周阴刻弦纹，似为鱼鳃，钻孔表现鱼眼，圆嘴呈凹坑状，左侧顺体刻一条沟痕，右侧两条似为鱼翅，尾端变细呈钝尖。
兽形玉器一件（图28）。采集自巴林右旗查日斯台嘎查遗址。长8.9厘米，宽2.5厘米，厚0.5厘米。青玉质，黄褐色。近似虎形，长条形扁平体，周边有两面磨薄，中部较厚。粗雕成兽形，脊上部正中有一对钻圆孔，一面中段有四道斜凹线纹，下为两道弧形凹线纹，另一面饰三角形凹线纹，尾端扁宽，头上有一扁耳。通体磨光。
兽面形饰两件。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B型。
A型,椭圆形扁片状，以两个圆孔表现眼睛，面下部有一排牙齿。
B型,头额光滑，脸部较窄，下部有齿。
玉两件（图29）。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整器呈环状，一侧有窄缺口。
玉斧七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C三种类型。
A型：三件。其中一件（图30）出自敖汉旗千斤营子遗址，长25厘米，墨绿夹杂黄绿色，呈长条舌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较宽，呈外凸弧形，两侧微外弧，通体抛光；另一件出自敖汉旗北泡子沿遗址，长19厘米，宽7厘米，黄绿色，夹杂有褐色沁斑，器体呈长条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稍宽，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通体抛光；还有一件出自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长7.7厘米，宽2.8厘米，深绿色，器体呈长条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较宽，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通体抛光。
B型：一件（图31）。出自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塔拉苏木巴彦诺尔遗址。长8.5厘米，宽2.5～5厘米。墨绿色，夹杂有红褐色沁斑。器体平面近似梯形，顶部较窄，平直，两侧斜直，两面微外鼓，刃部略宽，呈外凸弧形。通体抛光。
C型：三件。其中一件出自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长13.4厘米，宽4.8～6厘米，青绿色，器体平面近似长方形，顶部呈斜弧形，两侧较直，刃部略外弧；另一件（图32）出自翁牛特旗海金山遗址，长4.4厘米，宽2.7～3厘米，孔径0.3厘米。黄绿色，器体呈长方形，四周边缘平直，两面光平，刃部略厚，靠近顶部正中对钻一圆孔，通体抛光；还有一件出自林西县大营子乡土庙子村遗址，长6.8厘米，黄绿色，略呈长方形。
玉坠饰63件（图33）。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依据形制不同，可以分为A、B、C三种类型。A型，圆珠形；B型，半圆形；C型，扁片形。
此处出土的玉器还有玉管、纺瓜、玉片等。
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和题材
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较为丰富，各类玉器主要是在造型来源实物的基础上，趋于写实略有夸张地进行表现。主要有工具形、肖生形和几何形。其中，工具形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日常生活实用的工具，如斧、棒等。肖生形来自自然界的生物，如猪、鸟、龟、鱼、蝉等。几何形可能是源于对天、地、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多以矩形、圆形、圆柱形的几何形状为基本造型，这类玉器有玉璧、连璧、箍形器等。
红山文化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少数雕琢有网格纹、瓦沟纹等。
红山文化玉器的功能和用途
依据玉器的形制特点、出土位置以及使用功能之不同，红山文化玉器一般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礼仪类三种。其中，装饰类有玉、玉环、玉珠、玉镯等；工具类有斧、锛、凿、棒形器、纺瓜等；礼仪类有玉龙、勾云形玉佩、箍形器、璧、连璧、三孔器、方缘圆孔器、玉人、人面形玉饰、双龙首玉璜、玉、玉鸟、玉鱼、玉蝉、玉熊、玉龟、兽形器、兽面形器等。
礼仪类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占主导地位，装饰类、工具类玉器所占地位并不突出。刘国祥先生曾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玉器的装饰功能明显淡化，作为神器或法器使用的特殊功能显著增强；二是祭司死后，玉器成为主要随葬品，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等特殊功能，并由此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分化、等级制度出现的真实物证。可见，在使用功能方面，红山玉器的宗教礼仪、祭祀色彩浓厚，玉器使用时的组合搭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宗教祭祀活动及葬俗有密切关系。
从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和种类上看，玉猪龙、勾云形玉佩和玉箍形器是此期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下面以玉器出土时位置，结合玉器造型特征，探讨这三种玉器的具体功用。
勾云形玉佩（包括带齿兽面形玉佩），一般呈矩形扁片状，中心部位镂雕作勾云状盘卷，四角琢出弯曲的卷状勾，器面磨出与纹饰相对应的凹槽，器边缘呈薄刃状。带齿兽面佩，多为镂空圆孔式双眼和弯弧形双眉，下部有一排牙齿，表面琢有相应的浅凹槽，二者具有一定的发展演变关系。从勾云形玉佩的出土情况看，多出于等级较高的中心大墓，且通常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部、胸部、腹部等人体的关键部位，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关于勾云形玉佩的造型寓意，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苏秉琦先生认为与红山文化一种以玫瑰花为原型的彩陶花纹图案有关；刘国祥先生认为是直接或间接继承兴隆洼先民崇拜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一种艺术化再现；田广林先生认为是抽象的鸟纹形象；尤仁德先生认为是对云气形象的抽象表现；杜金鹏先生则认为代表龙的形象。该器的功用，可能是某些特殊社会成员的标志或巫师通天的媒介。刘国祥先生认为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类，可堪称红山文化第一重玉。
玉猪龙，一般蜷曲呈环状，头部硕大，猪首蛇身，吻部前噘，口微张，双目圆睁，面部多道皱纹，三角形耳部竖起。玉猪龙皆有一个穿孔，穿孔一般位于颈部，靠近头部。穿孔是用来系绳，其使用方法是吊挂在胸前。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由六个单元组成，东西长150米，南北宽60米，由西向东第一、二、四、五单元为祭祀冢，第三单元为祭坛，第六单元被扰动甚大，性质不清。一号冢共发现27座石棺墓葬，中部有两座东西分布的大型墓葬，南部墓群分成四排，M4位于南数第二排的最靠西部，东、南两壁分别与M6西壁、M10北壁相接。墓主是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膝部相叠压，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随葬三件玉器，一件玉箍置于头骨下，两件兽首玉龙并排倒置于胸前。从M4出土玉龙位置看，墓主人胸前玉龙吊挂一同与墓主人下葬，穿孔部位应该向上，后因尸体腐烂，位于胸前的玉龙滑落才使玉龙倒置。从玉猪龙的出土情况看，大都放置于墓主人胸前，可以推断其使用方法是佩于巫师的颈上或坠于神服之上。玉猪龙既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也可能是氏族部落作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礼器。
箍形器，多作椭圆形筒状，上大下小，上端作斜坡形口，口沿琢磨成刃，下端平齐，一般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整器呈倒置的马蹄形。出土时大多位于墓主人头下，少数置于墓主人胸前或肩部。箍形器的用途有多种说法：李文信先生认为是束发用具即发箍；林巳奈夫先生认为是一种铲东西或撮东西的用具；杨美莉女士认为是一种通天地的神器。箍形器的器体较大，高度通常在10～20厘米，直径在7厘米之上，不太可能是实用的发箍，因为人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头发以固定住玉箍。从箍形器的出土情况上看，解释为通天地的神器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无论在辨材选料，还是在加工技术方面，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现有资料上看，红山文化时期主要为透闪石、角闪石之类的软玉，少部分为蛇纹石类的岫岩玉和绿松石。玉材颜色有：淡绿色、黄绿色、灰绿色、灰白色、黄色、淡黄色、碧绿色等。
红山文化时期，玉匠已能较熟练地使用各类磨具、管钻、钻等工具，进行钻孔、切割、镂雕、研磨、压地隐起、抛光等工艺。其中钻孔、研磨、镂雕和抛光是红山文化玉器制作中较为常见的工艺。
钻孔工具多为钻，即实心钻，少数为管钻。钻孔时，手工转动钻，以潮湿的解玉砂为介质钻孔。由于工具形状特征和玉料的耗损递减，具钻孔极易产生“喇叭孔”现象，由于解玉砂的颗粒不均，孔壁上多有宽窄、深浅不一的螺旋纹。玉器钻孔方式有三种，单向直钻，双面对钻和斜向对钻。相对应的钻孔形态也有三种：单向直钻者，呈“喇叭状”，双面对钻者，呈“蜂腰状”，即上下两个“喇叭孔”；斜向对钻者，呈“隧孔状”，可认为是两个“喇叭孔”倾斜相连而通。
红山玉匠善于使用各种研磨技术，研磨工具主要为扁片状的有刃石片。玉器表面的阴刻线条多为反复推拉研磨而成的宽浅形，如勾云形玉佩上就有宽槽式“瓦沟纹”，沟内常有磨制留下的细密线纹痕迹。
红山玉器的镂雕，多见于勾云形玉佩之上，主要以扁片状磨具或结合钻在器表两面进行反复对磨，直至把玉器磨透出现空洞，再对空洞边沿加以修整而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镂空处边沿多呈薄刃状。
红山文化范文第5篇
（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处于“古国”阶段，当时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社会已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于建设先生用“神本社会”来界定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如果把西方的“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实证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应把红山文化界定为“酋邦”社会更为妥当。
关键词 ：红山文化；社会性质；古国；酋邦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1-04
收稿日期：2015年5月15日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红山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2014～20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阶段成果（2012～2015）
作者简介：滕海键，男，1963生，汉族，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赤峰历史与文化
一、苏秉琦先生的相关理论和论述
苏秉琦先生站在世界历史的时空高度来评估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他用凝练的语言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二千年中华一统实体。”认为修国史（古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古史经历了人类文明起步、从氏族到国家、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的西亚北非、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南美洲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和历史阶段，即从氏族到国家，国家又经历了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从氏族到国家，换句话说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形成问题。苏先生说：“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①认为约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文化区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以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中华一统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距今6000到4000年的古国阶段；4000到2000年的方国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帝国阶段。古国阶段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代表；方国阶段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为代表；最后到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这三个阶段循序渐进，依次发展，脉络清晰，构成了中华国家的发展史，同样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②
苏先生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最早，比中原地区先行一步，约距今8000年就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约当于红山文化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以上两阶段均早于中原，中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相当于本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就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进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属原生型的国家起源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类型”。
苏先生认为,距今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已率先跨入“古国”阶段。③其主要根据是：燕山南北地带辽西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发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埚残片的“金字塔”；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址的情况，以及在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④不过，朱乃诚先生认为，上述所列后三项根据并不明确，所以苏秉琦先生后来在论及红山文化为古国时，不再将上述后三项内容作为论证的根据，并且带有更大的推测语气了。⑤
在此，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古国”的内涵，以及红山文化晚期是否进入“古国”阶段问题。关于什么是“古国”，苏先生并没给出直接、具体的界定，而只是在不同论述中提及，如“属于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⑥表明社会已进入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阶段，⑦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⑧这一社会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而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结构、形态和特征如何，它在国家起源历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等问题，苏先生并未明确阐释，这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探讨。
二、郭大顺、杨伯达、于建设先生的相关论述
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曙光，其社会已经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⑨其根据是：红山文化“玉器中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神化动物题材的玉器群占有主要地位，它们制作规范化、专门化程度之高、使用等级化之严格、所反映的浓厚神秘色彩的思想意识以及造型、纹饰与商代玉器的接近，都似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应具有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址全部使用石材砌筑，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同以往所知新石器聚落布局差异甚大，有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点。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是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的又一象征。⑩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于三代之前，即四、五千年前应有一个‘早期国家’阶段，这个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却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质的转折。”?輥?輯?訛
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一种“神本社会”。杨伯达先生从中国的玉器起源与发展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曾经历一个“神玉、王玉和民玉”的发展历程。据此，于建设先生认为，从社会形态发展和演变角度来看，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神本、王本和民本”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华文明曾经历了漫天星斗式的孕育，以“古国”为起点，经历“方国”到“帝国”，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与此相适应，中华文明的整合机制也经历了神本社会、王本社会、民本社会的不同发展过程。在此，神本社会对应着“古国”，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輥?輰?訛于建设先生认为，“神本社会”是以对天神、祖神的普遍而高度信仰为前提，以祭祀神灵，祈求其降福、避灾为主要活动和目的，以“巫者”为中心，客观上形成的管理与整合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社会。“神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神灵为中心，神灵居于整个社会的核心。他指出，放大到宏大的时空视野来看，神本社会可能有普遍性。王巍先生提到，距今6000至4000年这两千年期间，在我国“与原始宗教和祭祀相关的遗迹、遗物大量涌现，其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较之于公元前4000年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原始宗教与祭祀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始宗教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此导致了祭祀活动的经常化、仪式化及祭祀用具的礼器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地区、某一集团特有的现象，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现象，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共性。虽然各地的原始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各地原始宗教的发展在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和首领权威的树立及显贵家族的出现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却是共同的”。?輥?輱?訛我们发现，距今6000年也正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氏族走向瓦解、文明起源的起始阶段，而距今5000正是“古国时代”。于建设先生认为，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神本时代”。这个时代大致从新石器中期开始，向后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中期。他认为，王本社会的出现与神本社会有着必然联系。神本社会为王本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华文明正是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神本社会，从而导致它最终走上了高度集权的王本社会。古国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坯胎形成，孕育时期。而且这个时期更具特殊性、复杂性和漫长性。于建设先生指出，神本社会以对天神和祖先的崇拜为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两大特征：“一是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即以理性化的巫神传统，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他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统制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远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而神权政治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由此，于建设先生将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概括为“神本社会”，更确切地说，红山文化正是神本社会的颠峰时代。?輥?輲?訛他指出，大量考古实证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古国，到青铜时代的夏商，曾出现过高度鬼神化的、发达的祭祀现象，这正是神本社会的充分表现。关于红山神本社会的具体特征及所处社会阶段，于建设先生认为其利益分化并不严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结构并未发生解体，社会处于氏族社会晚期阶段，人们依然过着原始平等、民主、协作的生活。其结论是：红山古国社会是以氏族血亲制度为基础，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的原始宗教同盟。这也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源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
杨虎先生依据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小铜环、坩埚片，在敖汉旗西台遗址发现的铸造钩形铜饰件的陶合范、平面为“凸”字形的围壕聚落，以及在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发现的“坛、庙、冢”与玉器等遗存，认为红山文化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日益成熟，即将迈进文明门槛的阶段。?輥?輳?訛
张永江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和后红山文化处于母系社会晚期和父系社会萌芽阶段。如果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尚嫌证据不足的话，说它已经达到史前文化的发达阶段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輥?輴?訛
三、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引入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酋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乃至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
“酋邦”是西方学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提出的一种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一个阶段，它介于平等的部落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
1962年，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在其出版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根据夏威夷群岛民族学资料，将原始社会的演进过程分为游团（bands，地域性的狩猎与采集集团）、部落（tribes，一般与农业经济相联系）和酋邦（chiefdoms，初步不平等的酋长制社会）三个连续发展的进化阶段。1975年，在他出版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states，阶级社会）四个社会发展阶段学说。
据塞维斯的界定：“酋邦是一个介于平均主义与强制性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具有集中的政治体制，等级制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缺乏国家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垄断的强制力量，酋长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实施社会管理。”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使民众臣服。?輥?輵?訛“酋邦社会是部落社会之后、国家社会之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个等级制政教合一的社会，也可以说是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酋邦是“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在塞维斯提出的社会演进图式中,“酋邦”被视为前国家阶段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輥?輶?訛
国内学者以酋邦理论来概括中国史前社会，论述颇为详尽的是龚缨晏。他于1995年发表的《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一文对此做了系统阐述。?輥?輷?訛他认为自公元前3500年开始至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时期。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中国史前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该时期主要考古学文化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的后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良诸文化等。
从考古学上看，该时期的中国史前社会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当时农业生产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人口增多，聚落密集。第二，各地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第三，贵族内部存在着等级结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是典型的实证。第四，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充分说明宗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第五，一个社会政治单位由几个村落组成。东山嘴、牛河梁这些大型祭祀建筑，不可能由一个村落所能建成，也不可能仅为一个村落所使用。这说明跨村落的统一的地域组织已经形成。第六，存在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系。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各种神职人员以及专业化艺术匠人已经作为特殊阶层出现”，这些专业人员所需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料是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而获得。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者，就是社会的管理者。第七，国家尚未产生。当时社会的最高首领集军权、政权、神权于一身，但他并不是国王，他还不具备像国王那样的至高权力，他主要依靠“宗教”手段来“统治”。龚缨晏认为，采用“酋邦”概念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是因为这个概念和范畴所包含的内涵基本上符合我国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社会分化、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贵族佩带特殊玉饰标示其地位与权力、宗教意识浓厚等。同时，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酋邦所表现出的基本相同的特征也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与规律性，这与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王立新先生将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考古实证联系起来，对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发展阶段做了深入的分析，?輦?輮?訛认为距今8000年至5000年间“辽西区”（考古学文化上的概念）人类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到出现部落，再到酋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与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是一次明显的飞跃，其突出标志就是出现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部落之间的联合体。认为红山文化部落联合体在一些方面已接近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但其政治组织形式距三代尚有一定的距离，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
王立新指出，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与西方人类学界所描述的酋邦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确已具备了酋邦社会的最根本特点即社会分层。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权力阶层内部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认为至少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这集中表现在联合体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共同修筑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最高阶层由来自联合体内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共同组成等。牛河梁遗址所反映的管理层中的两级决策机构正是衡量上述复杂酋邦社会的一个最实质性标准。
于建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了人类学家所表述的“酋邦”时代。不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还只是初步具备了酋邦社会形态，处于酋邦社会的初级阶段。红山文化并非夏代之前“万邦林立”、“禹会诸候，执玉者万国”的典型酋邦时代。红山文化与千年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较，后者更具备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輦?輯?訛
综上，可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应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概念尚有很大的模糊性，如果把古国定义为早期国家阶段，那么红山文化可能并不能被称为“古国”，因为红山文化并不具备国家的主要特征。即便这里是“早期”国家的提法，它仍然是“国家”的范畴。考古实证，红山文化无疑有“神本”社会的特征，但“神本”只是酋邦社会的一大特征，将其作为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缺乏充分的涵盖性。因此，将红山文化晚期定义为酋邦阶段是比较妥当的，因为，红山文化晚期的诸多特征与西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描述的酋邦社会极为相似。而塞维斯本人也把酋邦视为东方前国家时期的普遍形态。对于红山文化与酋邦理论的差异性，红山文化的消失，都可以在酋邦理论的多样性和“轮回”说那里得到合理解释。红山文化的消失，很可能是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社会原始信仰体系的崩溃，进而使得酋邦社会走向瓦解，没能产生国家。
注 释：
①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J].考古，1992,(6):526.
②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12.
③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④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⑤朱乃诚.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J].东南文化，2008,(1):11.
⑥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⑦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⑧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J].文物，1984,(6).
⑩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1991年11月27-30日）[J].考古，1992,(6):541-542；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J].人民画报，1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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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范文第6篇
【摘 要】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征，为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战及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境内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类型——后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与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史迹关联紧密。这三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在桑干河、壶流河流域同时存在并交流融合，与古史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的交战、融合史实相互印证，共同指明张家口最有可能是涿鹿之战发生及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融之地。
传说中的黄帝是否在冀西北的涿鹿活动过，以往的学者单纯从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角度考证，至今未有较令人信服的证据。学者们更多地认为，黄帝的故事发生在中原的陕西、河南地区，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更应该在这些区域活动，不太可能在偏于一隅的冀西北。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黄帝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交流与融合，而能够为三大部落提供交流融合平台的区域，就成为黄、炎、蚩史实的先决条件和故事源泉。如果黄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或者确有其族，黄、炎、蚩几次大战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大战，更应该发生在先天就是不同民族、不同种流融合的窗口地带，张家口无疑正是这样的区域，因而“黄帝在涿鹿”并非空穴来风。
一、张家口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历史特征
张家口位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处，是阴山、燕山、太行山三系山脉的交错之地，历史上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平原农耕民族交流、交往的前沿窗口，有着独特的区位地理优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认识，他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1]苏先生又说：“认识到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汉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2]既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错的地区，并为后代历史所证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反向推定，黄、炎、蚩三个部落的碰撞、交流也暗合了这一规律，更有理由在这里发生。历史不仅是惊人的相似，后半部分的史实同样能为前半部分提供证据，因为历史规律往往是贯穿始终的。
二、张家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张家口不仅在后世的阶级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民族交流交往的窗口作用，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奠定了它作为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流窗口的历史主题。苏秉琦先生有一个重要论断：“张家口既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系统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3]1984年，苏先生对“三岔口”作了进一步解释：“燕山两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到距今5000年前后，经过初步排比，相当6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新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4]
苏先生所称“三岔口”的“三”，一是发源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一是发源于河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一是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是由北向南，庙底沟类型是由西向东，后岗一期文化则由南向北，在张家口地区交汇、融合、发展。
三、三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与黄、炎、蚩的关联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而距今500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正是红山文化族群、庙底沟类型族群、后岗一期文化族群等。这些考古学文化类型与传说中的黄、炎、蚩有什么联系呢？
（一）后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
事实上，很多专家学者早已开始将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与史前考古学文化进行结合、印证。他们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
长期工作在考古一线的学者，似乎并不简单地认为半坡类型为炎帝、庙底沟类型为黄帝，他们更多地从实地考古入手，注重考察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影响。苏秉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提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认为：“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5]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嘉谷先生，他推测黄帝“极有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6]。王大有先生更指明：“以长城燕北地区为重心的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距今60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就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7]
红山文化是“距今6000—5000年间发源于大小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红山文化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纹陶器共存，标志性器物为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和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雕龙”[8]。红山文化在距今6000—5000年前南下进入燕山、长城南侧和冀西北，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期，其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中原地区，这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开端态势不谋而合。
红山文化南下进入长城内外，确切地说，是后红山文化进入长城内外燕山附近。后红山文化是指来源于红山文化又有所发展，时间上晚于红山文化的红山文化类型，类型上主要为雪山一期文化、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
苏先生虽然提出红山文化代表黄帝部落，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对此进行论述。现在看来，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
1.《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轩辕之丘，射者不敢北射。”说明黄帝地望在北方。《史记》将黄帝描述为率领虎豹熊等野兽的游牧民族，也表明黄帝可能为北方游牧民族。其他各种史籍也均倾向于黄帝一族位于北方区域，而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正位于中国北方。
2.古史记载黄帝取代炎帝成为天下共主，说明黄帝是外来者，并且有自己的氏族武装。黄帝作为外来势力的属性，与红山文化的南下最为接近：后红山文化由北向南逐渐南下，迁居于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明显为外来势力；由于大举内迁，证明其原有生存条件恶劣，生存紧迫感强烈，因而生命力、战斗力较强，对原居地氏族造成大的威胁。这些都与黄帝势力极为相象。
3.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现象说明，红山文化的文明程度较高，氏族组织较为严密，因而其军事组织和建制也较强，军事势力必定强大。黄帝史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其武力的强大，不仅三次打败炎帝，更打败了同样较为强势的蚩尤。能够与黄帝这种强大势力相匹配的仍然是红山文化。
后红山文化在燕山南北张家口地区分布较广。1995年和1998年，阳原县姜家梁遗址和墓葬进行了两次发掘。“姜家梁墓葬是迄今为止河北省境内发现并发掘的最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姜家梁墓葬的葬式、葬俗与赤峰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相同相近，其文化面貌与雪山一期也较为接近。”[9]尤其具有震撼意义的是，姜家梁墓葬M75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玉猪龙，编号M75∶1[10]。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图腾，很多专家认为玉猪龙是中国龙的前身，也是红山文化氏族首领身份的象征。玉猪龙发现于张家口，说明姜家梁墓葬是红山文化重要的、中心的聚居点，地位很高。
除了姜家梁墓葬外，较大的遗址还有涿鹿县塔寺村的煤沟梁遗址。从该遗址的窖藏中出土了一批精细的磨制石器，专家将这批文化遗物定性为小河沿文化。煤沟梁遗址与现存的黄帝城遗址相距很近，不足10公里。
如果将后红山文化看作是黄帝部落，那么张家口本身就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与条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红山文化南下提供了出口和通道，张家口境内大量发现的后红山文化遗址说明红山文化不仅在此存在过，还以此作为大本营，而古史记载黄帝在涿鹿的活动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史料依据。历史地理、实地考古、文献史料三者共同指向了同一地区——张家口，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古史传说走向了实证。
后红山文化在张家口并非孤单存在，在张家口，他们与另外的文化类型相遇了，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史实更加饱满。
（二）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
1981年，张家口考古队试掘了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罐，“泥质红陶。口沿饰黑彩，肩、腹部用黑彩绘玫瑰花卉纹图案”[11]。1979年和1980年，吉林大学考古系两次发掘了蔚县三关遗址，出土了一批标志性的精美陶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口双唇尖底瓶[12]和一件双耳罐，罐为“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高领，鼓腹，平底，腹部置双耳，专家鉴定为小河沿文化产物”[13]。
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是蔚县境内较为重要的相当于仰韶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关下层的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以黑色弧线三角与圆点纹为母题图案的盆、钵，都具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特点”[14]。
玫瑰花纹，特别是一枝花的玫瑰花纹，是成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而小口尖底瓶则是庙底沟文化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三关遗址双耳罐的出现，说明庙底沟类型和后红山文化这两大不同文化类型在蔚县三关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并交流融合在一起。
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15]
如果说，后红山文化代表了黄帝部落，那么与后红山文化一同出现在蔚县三关遗址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又代表了哪一个氏族呢？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它更有可能代表的是炎帝文化。宋建忠先生认为：“炎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正反映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16]杨作龙先生也认为：“庙底沟文化崇尚鸟纹和红色，与炎帝相符。”[17]
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炎帝部落，其有力的证据在于：
1.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广大，地域辽阔，《史记》和各种典籍都承认炎帝先于黄帝为天下共主，也就是天下本来是炎帝的，只是他“不修德”，经常“侵凌诸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炎帝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与庙底沟文化类型的情况较为接近。
2.炎帝又称为神农氏，不论炎帝是不是神农氏本人，但炎帝与神农氏往往联系在一起，说明炎帝部落是个擅长农业生产的氏族。炎帝的“炎”字可能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有联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为先把土地上的林木用火烧毁，开拓出可以耕种的土地，然后再利用林木灰烬作为种植的肥料培养种植物。这样的土地往往只能利用两三年，土壤中的肥料耗尽后，则重新选择林地如法炮制。当时，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炎帝之所以被称为“炎”，应该与此有极大关系，因此炎帝是中华民族农业的先驱和代表。庙底沟文化类型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展开的，其遍布于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因此，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应该是最为接近的，二者处于同样的文化阶段，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3.炎帝部落虽然强于农业生产，但是其不能“咸服诸侯”，又不能与蚩尤争雄，在与黄帝部落进行的三次大战中均以失败告终，说明其军事势力相对弱小。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虽然广阔，文化较为先进，但是考古资料却未发现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坛、庙、冢祭祀场面，说明其社会组织较为松散，军事势力也相对较弱，这一点与炎帝部落又较为接近。
如果说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了炎帝部落，那么张家口同样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坚实的证据。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说明炎帝部落来过张家口，三关遗址不同类型陶器的出土，说明红山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类型同时同地共存并交流融合，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二帝交战、交流、融合的事迹何其吻合。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坚实有力地着陆于张家口这一独特区域。
（三）后岗一期文化与蚩尤部落
学界对于黄、炎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争论很多，但是对于蚩尤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却分歧不多，很多学者都认为蚩尤所代表的正是仰韶文化后岗一期，如王先胜[18]、韩建业[19]等先生。
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证据在于：
1.古史传说中，炎帝和蚩尤同出一族，蚩尤一族是从炎帝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20]；“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21]。而后岗一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二者有很多的关联，即使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半坡为炎帝文化，那么后岗一期文化为蚩尤部落同样是合理的，因为半坡也属仰韶文化。
2.在古史传说中，蚩尤的地望为东夷，说明蚩尤生活在东方；蚩尤部落居于“凶黎之谷”，说明蚩尤部落近山或者生活在山林。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及山东，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基本上围绕太行山展开，与“凶黎之谷”的称谓有所接近，后岗一期文化的器物与山区生活也有一定的联系。
3.蚩尤战胜过炎帝，与黄帝作战也不相上下，他致胜的秘密在于善作武器，“蚩尤之时，铄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22]。蚩尤在古史传说中的明显特点就是武器精良，善于作战。后岗一期文化依山较近，因此石质材料较为丰富，使用的石制生产工具磨制而成，形制固定，造型规整；在制作陶器方面，不仅对于需要耐热的炊器进行加砂处理，还会制作细泥陶器。这些均表明后岗一期文化的生产工具较为先进，那么武器制作一定也比较精良，这与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最为接近。
后岗一期文化在冀西北有分布，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类型，一个是蔚县的四十里坡遗址，另一个是易县的北福地遗址一期甲类。四十里坡遗址与三关遗址同处蔚县，同样是河北省境内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二者与后红山文化的姜家梁墓葬相距也不远。四十里坡遗址“位于蔚县西合营东北方向，当地人称四十里坡，面积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文化层厚0.8～2.5米。文化层分为三期，下层为后岗一期文化”[23]。四十里坡遗址发掘出一件标志性遗物——圜底双耳罐，“泥质红陶，直口，圆唇，深腹，圜底，最大径在下部，腹部置双耳，通体施黄彩，肩部用褐红彩绘三角纹，腹部用褐红彩绘变形龙鳞纹”[24]。这件器物肩腹部绘变形龙鳞纹，也即之字纹，属于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而通体施黄彩、肩腹用褐红彩，这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后岗一期文化靠山，因而善于利用山体所出矿物来添加到陶器的制作中来，绘出不同颜色的纹饰。此外，这件器物为圜底器物，这也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
如此看来，张家口同样为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四十里坡遗址与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址，说明蚩尤部落在张家口地区的存在，而四十里坡遗址下层所出土的那件包含了两大不同体系文化类型典型特征的陶器，则说明后红山文化与后岗一期文化的共存与融合，这又印证了黄帝在涿鹿与蚩尤一族大战后统一的史实。
四、结束语
四十里坡遗址和三关遗址位于蔚县壶流河东岸，同属壶流河流域，四十里坡为后岗一期文化的重要据点，属于蚩尤的势力范围，三关遗址则是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大本营，也可能是炎帝的大本营，二者相距不足15公里。再往北，壶流河与桑干河交汇的地方，有姜家梁墓葬和遗址，那里是后红山文化的大本营，也可能是黄帝部落的大本营。这三个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共处于方圆25公里的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暗合，肯定与它们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有关，这可能是黄、炎、蚩三者大战的真正地点。这样的考古学现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没有第二处，所以说，张家口地区应是黄、炎、蚩大战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黄帝在涿鹿”这一课题，结合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历史地理学来考证，是在正确的道路上纵深层面（下转20页）（上接16页）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40—41页。
[2]同[1]，第50—51页。
[3]苏秉琦：《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出版社，1994年。
[4]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载同[3]。
[5]同[1]，第161页。
[6]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5期。
[7]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8]席永杰，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9][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2期。
[11][12][13][24]贺勇：《张家口古陶瓷集萃》，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15]同[1]，第122页。
[16]宋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杨作龙：《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
[18]王先胜：《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春秋中文网，2005年。
[19]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20]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四》。
[21]清·黄辑本：《遁甲开山图》。
红山文化范文第7篇
“收藏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涉及到资金、时间等很多问题。”八年前，决定了解红山玉器之后，曾经有过二十多年收藏古钱币经验的庞原收集、阅读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红山文化资料，从大体上知晓了国内外关于红山文化以及红山古玉研究和收藏的基本状况，随后和几位藏家一起驱车专程赴赤峰、朝阳、锦州地区的文化遗址考察，并化装成游客走访了几处当地红山玉器造假作坊。
当地造假的设备虽然简陋，但比较齐全，“造假的这些人大多数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小伙子，小件的东西平均一天可以加工上两三件。他们加工这些东西从切片开始，然后是雕琢、打孔、抛光。抛光是在最后一筐子里放个像洗衣机一样的东西，里面放上玛瑙球。
抛光好了以后，在盐酸和硫酸的混合液体里放3至10分钟，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庞原说，这些赝品的颜色看上去没有光泽，而且颜色统一，腐蚀的感觉也比较乱，看着就会觉得不太顺眼。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于红山古玉收藏者而言面对争议，关键是自己能否看懂，别人言可以听，应该听，但不能都听。
庞原的体会是除了具备理论知识外还要看真品，也不能不去良莠参半的古玩城和玉器工厂，才会对红山古玉的器形、做工、包浆、浸色、皮壳、神韵等特点有直观感受。在“看”时，庞原总结了三点：
一看神韵
红山文化玉器的神韵是非常奇妙的，很难用一两句话去形容，但东西往那一摆，从它的外形、从它的做工就能表示出一种东西，似乎能和它“对话”。
二看刀工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是一些斗斜纹，它的打孔是象鼻孔，在一些中小件上都会用到这种孔。这些孔有些是在一个平面上两边打，向中间对齐，还有些就是在侧边打。这些孔需要用放大镜去看，观察孔里的一些残留物是不是人工的。现在还可以用到500倍的电子显微镜，能看到表面的气泡、龟裂这些。
红山文化范文第8篇
打造文化产业中的高端形态，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大格局下，应用技术系统成熟不断进步，网络信息化完备，各种高新技术可以一夜之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充分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与新兴的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等方面创意群体的联系和融合，通过网络与世界接轨，生产出具有独特文化气质的国际级文化产品，这才是产业转型中真正的目标形态。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凌源皮影为例，传统的皮影戏受到影视、网络、娱乐等消费方式的冲击，演出市场日渐萎缩，虽经政府和相关社会人士保护和推广，但仍然不能摆脱后继乏人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文化公司推出了皮影雕刻艺术品的这种衍生品，用皮影的造型艺术开拓新的市场，也有把传统皮影连本戏录制成音像制品发售，近期又创编制作了以红山文化为题材皮影戏数字电影，这些都使皮影戏传统单一的舞台表现形式得到了多方位的扩展，试想如果设计制作皮影动画片，皮影故事书，皮影装潢，在皮影戏表演中引入场景投影，加入声光电新元素，使皮影艺术变得丰满而立体，这样的创意不但会使古老的传统文化项目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受众，而且丰富了产品种类，延伸了产业链。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以文化创意作为形式的发展才是更好的保护。
二、集聚或集群化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形式和组织形态
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的特色，一种是由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经济主体自发集聚形成的产业群落，另外一种是以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的文化创意类产业园区，这也是当今中国各地包括朝阳在内，应该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模式。朝阳地区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深厚，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却相对落后，对地区文化缺乏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认识，对文化创意的理解也比较肤浅，大型资本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投资力度不够，所以难以形成气候。以化石和“战国红”玛瑙为例，辽宁朝阳被誉为“古生物化石资源宝库”，因为稀缺和独特，多数化石资源禁止发掘和交易，但仍有部分鱼类、昆虫类动物化石和大量木化石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从目前市场上化石相关产品来看，动物类化石一般以盒式或镜式装裱，作为礼物或礼品出现，这些商品大多形式比较单一，包装也简单；木化石和“战国红”玛瑙品质出色，除打磨抛光陈设外，多雕刻成玉石类摆件、吊坠、手镯等，但因为朝阳地区本地的做工手法粗犷，不精致细腻，在生产环节又多为一人到几人组成的小作坊式生产，对原材料缺乏前期的设计，导致产品制作简陋粗糙，不但产品附加值低，还浪费了石料资源。化石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其实主要是缺少高端产品的带动，虽然政府也设立了慕容古街等化石产品交易集散地，但总的看多是小门户的制作和经营，生产和制作、销售各环节都缺乏层次，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用龙头带动，集聚或集群化发展，促进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势在必行，2013年11月论证通过的《朝阳市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总体规划方案》为朝阳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后续建设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可以设想，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可以为化石类创意文化发展向上迈一大步。另外，这类资源的开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实物的深加工和包装设计上，还可以依托本地的其它文化基础和资源，进行整合和重新创意，在影视、动漫等的文化产业品种里发掘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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