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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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范文第1篇
尤其是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兵器，如虎纹戈、三角援戈、柳叶剑等，
是探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最好资料.
本文所述青铜兵器皆出土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
其中大部分是国墓地考古发掘，不但器物组合资料完整，而且时代准确。
还有一些虽然属于零星征集品，但有前者作参照比较，因此其年代与文化属性也基本相同。这些兵器的出土范围虽然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与关中文化圈，但却与巴蜀地区出土的兵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虎纹戈 虎纹在各种巴蜀兵器上最为常见，虎纹戈是一种地域性极强、文化特征十分显著的兵器，因此也就成了巴蜀青铜兵器的显著标志。这些虎纹多用写实手法刻划，外形简洁、清晰，昂头张口，虎尾下拖或上扬并卷曲，虎头部神态平和，身形短小，并不十分威猛。
陕西宝鸡竹园沟墓地19号墓出土的虎纹铜戈，短胡一穿，长援微弯，有阑，上下出齿，阑上有侧翼，援本饰虎头纹，裂口露齿，虎耳恰作侧翼，援身以云雷纹衬地；长方形直内，上有细阴线凹槽两周，并残留有木痕迹，通长23.8厘米（图1）。它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图2）酷似。区别在于宝鸡的这件是西周早期的，而蜀地的这件却是战国时期的。另有一件也是竹园沟墓地出土，与上略有不同，长方形直内，上有一圆穿，援本饰虎头兽面，通长25.2厘米（图3）。竹园沟墓地4号墓也出土了两件虎头纹的戈（图4），虽然与19号墓出土的稍有差异，纹饰似兽面，实则是虎纹的变形，同属浮雕式的装饰手法。这些虎纹戈在关中西部的周原也有发现，如扶风下河村就出土两件援本饰有张口虎纹的青铜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宝鸡接壤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援本饰有虎头纹的戈，与宝鸡竹园沟19号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不仅如此，长安沣西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短胡戈，援本部亦有饰虎头纹的。显然，这种虎纹戈从分布范围上看，并不局限于巴蜀地区。从资料上看，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青铜戈上就有虎纹。可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落入古董商人手中，后来辗转到了美国，现藏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
虎纹戈的分布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一是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河流域，二是巴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未曾发现过带虎纹装饰的青铜戈出现。虽然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改变虎纹戈在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关中乃至中原一带发现的虎纹戈，除出自河南浚县辛村者外，都是经过正规的考古发掘而出土于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也就是说，时代问题是探讨巴蜀文化渊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宝鸡地区出土的虎形饰戈都在西周早期，春秋战国未曾出现。巴蜀出土的青铜戈上有虎形装饰的几乎全在战国时期，如成都三合场、武侯祠、罗家碾、百花潭，健为县金井中学、荥经县同心村、郫县独柏树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从时空发展上足以说明，以虎纹作装饰的青铜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周文化活动区，包括甘肃灵台和沣一带，与巴蜀文化之间应当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也可以说，巴蜀地区的虎纹戈装饰手法源于关中西部地区，到了战国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如峨眉符溪、万县新田出土的青铜戈，除援本部饰虎纹，虎身尾延展至胡部外，虎头下还有一人梳双髻，踞坐；郫县独柏树还出土一件青铜戈，两侧各饰一完整虎纹，虎侧还有人形纹；成都交通巷出土一青铜戈上饰全虎纹。汉水流域的陕西城固一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透雕的虎纹铜钺，这件铜钺上的虎纹形象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上的虎纹极相似。湖北襄阳和秭归虽各出土了一件上饰有虎纹的青铜戈，湖南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青铜戈，援后近阑处有一虎纹，但是这些戈的时代都在战国时期，与蜀地的虎纹戈同时代，明显晚于关中地区。因此，这种以虎纹作装饰的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的周文化区域。
三角援戈 三角援戈是青铜兵器中形制较特殊的一类兵器。与虎纹戈相比，其延续时间更长，分布范围更广。戈援部近似等边三角形，援后部中间多有一圆孔，绝大多数无上下阑，但在援本上下端各有一长方形穿用以固定，长方形直内上多设一穿。与长条援青铜戈相比，三角援铜戈器身短而宽，前锋钝圆。三角援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兵器。
从时间上看，四川新都新繁水观音出土的三角援戈时代可以到商周，而新都马家墓地出土的时代已到了战国中期。这虽然是研究巴蜀文化早晚关系的重要资料，但是与陕西关中西部，乃至城固、洋县一带出土数量可观的三角援戈相比较，其范围还是有点狭小。宝鸡竹园沟出土的三角援戈（图5），无胡，援部宽短，援锋圆润，几乎作正三角形，有中脊，本部有一个圆穿和两个长穿，长方形直内，内上有长条形穿，通长21.5厘米。再如图6，援身厚重，未见使用痕迹，当为明器戈，无胡，直援，锋急收呈锐三角形，本部有一圆穿，直阑较高，阑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1厘米。还有图7、图8，虽然是零星征集入馆藏，具体出土地不甚明确，但其大多出在宝鸡地区则是无疑的。这些三角援戈的时代特征与竹园沟墓地出土的无异，说明其文化范围不仅达到了巴山以北，并且已延伸至秦岭北麓的关中西部，这种文化现象很可能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关中西部宝鸡到汉中，再进入蜀地，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通道。
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三角援戈，其时代可以早到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因此长江流域的黄陂一带的传播路线也不可忽视。
此外，还有几类兵器也与巴蜀文化有关，虽在两地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但可综合探讨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的西周直内戈比较特殊，时代较早。戈援肥宽微弯曲，锋尖利，无中脊，无胡，无穿，两面有三角形凸起，直阑较高，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较细，内上有一圆穿，通长24.5厘米（图9）。这种戈在新近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中也有发现。竹园沟墓地出土的西周铜戈，最大的特点是镶嵌有绿松石，通长23.7厘米（图10）。另外还有西周目纹戈，援本部饰兽目，援身饰剑齿纹，通长24.5厘米（图11）。西周无胡戈，援宽厚，无中脊，阑侧有两蛇首形翼，用以固，内上无穿，通长22.9厘米（图12）。西周銎内钺，像一长柄斧头，常作为持有者权力的象征。这件钺出土于竹园沟墓地，身呈长方形，刃部较宽、有磨损痕。与巴蜀文化联系较紧密的是钺本部饰虎头纹装饰，虎圆睛、裂口、利齿，前爪外露，作扑食状。銎口椭圆，上下两端各有弦纹两道，上有钉孔固，銎径内有木痕。长方形直内，内上角圆杀，下角有缺口，通长14.5厘米（图13）。再就是西周燕尾内钩戟，是一件戈矛连体的戟，戈部长胡三穿，援部有三条脊棱，本部一圆穿，长方形直内，内后端呈燕尾状，矛锋尖利，有倒刺，通长22.5厘米（图14）。西周直内戟，刺戈合体，戟体较薄，勾戈部分援部呈三角形，上胡延作刺部，下部较长，微残，戈锋尖利，有中脊，本部有一圆穿，有三长条形穿，长方形直内，戟部横长19.8厘米（图15）。这两件戟都是竹园沟墓地出土，相似的戟在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南浚县辛村墓地也有出土，与上述虎纹戈的出土地相同，因而是从器物组合上研究巴蜀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带有图案装饰的戈。一是援部饰云雷纹衬地的长条兽形纹戈（图16），二是援部与内部饰羽毛纹图案的戈（图17）。这两件戈的时代都比较早，图案装饰手法都具有巴蜀文化区域比较常用的典型风格，在国墓地的兵器中也能看到。问题是它们都是从宝鸡地区征集入藏的，虽不如考古发掘有着严密的组合关系，但是所反映出的地域和时代特色与巴蜀兵器上的紧密联系，成为探讨古代关中与蜀地文化之联系的重要资料。
柳叶形短剑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这种短剑虽然也是巴蜀地方特色比较强的一种兵器，从组合关系上看，它与上述虎纹戈不但共出，而且时代和出土地基本都是重合的。如周原腹地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安沣西张家坡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都有这种柳叶形短剑的出土。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这种柳叶短剑与蜀地的有着同样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但其与蜀地柳叶青铜短剑的渊源关系就没有虎纹戈那样单纯和清楚了。
关于这种柳叶形短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并不在巴蜀地区，因为迄今还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再者柳叶形剑在巴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这就表明这种剑型是外来的，应当源于外来文明。这种剑型传入巴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对于这种学术争鸣，在此没有必要展开讨论。
宝鸡竹园沟墓葬出土的柳叶形短剑的时代多数在西周早期成、康之际。这些青铜短剑形制相似，仅有大小、长短之分。剑身和茎连铸，无格，剑身接茎处收敛明显，剑刃平直，有中脊隆起。有的剑茎较短，茎上一圆穿，并留有木痕迹，长27.8厘米（图18）。有的茎上二穿，长27.3厘米（图19）。有的剑身后端饰蛇纹，长27.8厘米（图20）。茹家庄墓地的柳叶形剑出土时，茎上木板夹合痕迹十分清楚，木柄上缠绕丝绳，茎后端有剑把头，剑把头未和剑茎连铸。中空，上有花纹，剑茎末端插入其内（图21）。竹园沟出土的柳叶形剑都出自棺内墓主右腹侧，当是墓主生前防身的短刃兵器。这些青铜短剑大都有剑鞘，剑鞘内侧有皮革或木质衬里，外面包裹有薄铜片，剑鞘上还饰有透雕的动物纹饰（图22）。这些柳叶形青铜短剑都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在组合关系、时代、地点上都十分明确，因此在探讨它们的渊源关系上有重要价值。
巴蜀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廖平；巴蜀文化；经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54-02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钝而好学，困而求知，苦思强记，但并未摆脱蜀中士子为科举而科举的治学习性。南皮硕学张之洞督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为廖平才思所感，破格拔为府学第一，并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自是尽弃以制艺时文为务，为科举功名马首是瞻之学，而泛滥于声音训诂之学，务求“经史根柢”之学，打下了坚实的朴学功底。后受学于湖湘学巨擘王闓运。闓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精于治《礼》，续治《春秋》，长于《公羊学》，乃当世一流的今文经学大师。王氏主成都省城尊经书院院长，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提倡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年，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治经综贯百家，要在不囿成说，标新立异，甚至自我否定。一生经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认为《王制》为今学之主，《周礼》为古学之主，并以此条理今古纷争，一举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千古疑难。二变代表作《知圣篇》、《闢刘篇》，主张“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虽托名周公之作，实乃刘歆及其弟子所伪作，不可为据，并自驳前说之“平分今古”。三变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古大今小说”，以否定自己的第二变思想。前三变虽互相排斥，递相驳难，但并没有突破“今古之学”的范畴，其学理与结论颇为学者称道。其后三变则专注于“天人之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阐释发挥，言多怪诞，理多含混，甚至不乏违背一般常识的结论，已非纯粹的学术了。廖平在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前三变。他析疑解难，勇于创作，新见迭出，曾自云：“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1]88有功于经学甚伟。这显然与他早年肄业尊经书院，接受张之洞以“经学为根柢”的治学范式训练，深明王闓运所倡导的重思辨、体统、经例、书法等常州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理念与熏陶有关。说肄业尊经书院是造就影响廖平学术成就的重要学理基础并不为过。
但廖平无论治经门径还是治学旨趣，都与张、王二师所授颇异，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学术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特征非常明显。为此，张之洞时加提点，担忧廖平之学将有“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虞。王闓运以治《公羊》著称于世，而廖平则另以《榖梁》名家，以与其师之学相异。廖平治经不仅变更师传受授，而且一变再变，不仅变古而且变今，还变己说，所变既有不断渐进的递进过程，也有明显的学术分期，个中原因，素为研究者所不解。如二变时谓“子书出于孔门四科”；三变时则认为道家、墨家以及西方诸学皆源于孔门，把孔子提升到天下世界学术始祖的高位，并以《管子》、《老子》、《庄子》、《山海经》助其大统之说；三变后大量援引《楚辞》、《释典》、《内经》以解释其天人之学。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治理经学的一般范围，成为驳杂混一的“绝恢怪者”之说。这显然不能从他受学尊经书院的学源基础来解析其成因。廖平经学一变再变，乃至牵强附会、奇说跌出，至于荒谬不经等现象，实际上还另有因由。简言之，即巴蜀文化中奇幻浪漫的仙道思想，蜀学博杂混一的治学特点，蜀士自古就有的好做“翻案文章”，喜“奇闻异说”的治学传统，是形成廖平学术奇异多变、一变再变的重要学理与文化源头。
首先，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始源。它与重道德礼乐的中原文化内涵殊异，是“重仙的文化”。仙化浪漫思维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2]87。秦灭巴蜀后推行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开始融入中原礼乐文化系统，直到文翁以儒化蜀，蜀中士风才有实质性变化，史称“蜀学比于齐鲁”即是指此。但巴蜀文化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与历史传承尚在，巴蜀文化独有的仙道浪漫思维模式尚未堙没绝迹。实际上文翁“以儒化蜀”的结果，并非如他设想的那样使齐鲁之学的规制、礼仪、体系在蜀地原汁原味地承传。巴蜀士人虽然抛弃了“好文刺讥”、“不慕权势”的旧习，但并非一切照搬齐鲁儒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古蜀文化特质基础上有选择的吸收，走的是儒学巴蜀化、本土化的他途。如司马相如、扬雄皆世称大儒，但其学所向并非纯粹的齐鲁儒学旧貌。就“司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3]4-5，但司马相如成就却是张扬铺排、重浪漫想象的辞赋。扬雄好为《易》，被他的好友桓谭称为“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师心”基础上的典型新说。这正是齐鲁儒学在巴蜀本土新异化、本土化的标志，是蜀人好异创新思维的代表。此后，巴蜀历代虽然大儒辈出，但主要成就与影响仍然是以仙道思维为指导兼及儒学旨趣的诗、文之学。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李调元等蜀中“文心秀士”，无一不是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诗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谭继和先生在总结蜀学的重要历史特点时说：“蜀学两千年有重文学、今文经学的传统，从司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时隐时现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1]82可以说，巴蜀学人在融入时代主流学术潮流的同时，始终不忘保持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维、仙道思想、富于幻想与追求独立开新的文化传统。重说经义微言，好独创新说这一独特的乡邦人文传统特性，正是廖平经学一变再变，联想铺排，纵横驰骋以至于离奇荒诞的文化基础与学理来源。比如，廖平认为天学的重点在于神游学，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学来阐释一向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学。特别是三变之后，他跳出传统经师以史或经解经证经的惯例，杂引《山海经》、《老子》、《管子》、《列子》、《楚辞》、《经典释文》、《黄帝内经》等诸书杂说，大胆假设，比附神异，甚至主观臆想、穿凿附会，为解释建构天人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廖平的出发点是要树立天下师法素王的文化气象，但显然已经超出了研制儒家经学的“正常”范畴，成为经不住推敲的怪诞臆说了。如《四变记》说形游学为“人人辟谷飞身”，《五变记》说神游学为“如仙家之婴儿炼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飞身，脱此躯壳”。把儒学等同于神仙诡异之学，故闻一多称廖氏此学为“神仙之学”[4]25。
廖平为了达到树立孔子为先知先觉的万世之师的极度重孔、尊孔目的，其学不惜一变再变以至陷入诡辩论泥潭，使一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经学问题变得复杂化、神异化和不可知化，自己也落下离经叛道、怪诞不经的名声。个中缘由固难理喻，但从巴蜀文化神异仙化的思维形式与蜀学唯我独新的求异文化传统去认识了解，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其次，巴蜀作为仙源故乡，自古不乏成道飞仙的奇闻异说，成为廖平糅杂佛道仙异传说，浪漫神游，广为联想以阐释儒家经典理义，建构天人之学体系的又一文化基础。廖平治经，最初以经史典籍为的鹄，但不拘一格，广泛援引佛、道、术数乃至神异传说等杂说解经不是没有。他广涉诸子，诗文唱和，文采风流，子部、集部文献可观者甚众，完全是一位巴蜀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经学家。据初步统计，其“子部文献”就涉及诸子总义、儒家、道家、释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天文、术数、医书等十四类，总计文献九十六种。如诸子总义类就有《诸子凡例》、《子书出于寓言论》、《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等三种；道家类文献有《老子新义》、《庄子新义》、《庄子新解》、《庄子经说叙意》、《庄子礼解》、《列子新解》等六种；阴阳家类文献有《阴阳汇辑》、《阴阳五行经说》、《五行论》等三种；术数类文献有《撼龙经传订本注》、《都天宝照经》、《天玉宝照蒋注补正》等十二种。尚著有《伤寒总论》、《太素内经伤寒总论补证》等内科文献四十八种，《古经诊皮篇》、《黄帝内经太素诊皮篇补证》等外科文献六种。廖平在治儒经儒理时不仅大量采纳糅合佛、道等子学思想，而且还著有数量不菲的子学专书专著。这固然与廖平援引诸书典籍以张扬孔子之学有关，但亦与巴蜀自古乃仙源故乡，佛教禅宗文化重地，以及子学向来发达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如大邑鹤鸣山乃天师正一道发源地，青城山乃最早的道场，严君平、扬雄、张陵等大师皆生长、传道于巴蜀之地。从马祖道一到破山海明、丈雪通醉以来的巴蜀丛林禅宗文化谱系延绵不绝，流播巴蜀大地千年。实际上，巴蜀之地一直是名道高僧代不乏人之所，子学文献典籍“汗牛充栋”重镇。这无疑为廖平潜心子学研究并取得不俗成就的重要文化基础。
综观廖平一生的学术造诣，仅用“经史之学”并不足以囊括其学术之全貌。可以说，巴蜀学人惯有的追求浪漫仙道的思想，求变多思的治学精神，追求通博、泛滥百家的治学价值取向等巴蜀文化根脉特点，不仅成就了廖平这位通达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成就了廖平这位以巴蜀仙道文化为基础的子学大家。
参考文献：
[1]廖幼平.廖季平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谭继和.巴蜀文脉[M].成都：巴蜀书社，2006.
巴蜀文化范文第3篇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政党和国家的精神旗帜。从世界发展的趋势看，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从科学发展的要求看，推进文化繁荣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从全面小康的内容看，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从四川文化的定位看，建设文化强省是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支撑。四川历史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巴蜀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上独放异彩，古蜀文化、三国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汶川特大地震后，以四川人民为主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体现和发展，是对巴蜀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升华，使四川文化呈现出历史厚重与时代特色交相辉映的特征。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要深入把握精神实质，勇于改革创新，加大工作力度，挖掘四川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巴蜀文化精髓，塑造新时期四川精神和文化形象，着力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文化品牌和产品，让巴蜀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推动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支撑和促进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
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文化促进社会团结进步的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要着力用正面的声音占领阵地，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引导各种社会思潮沿着健康的轨道、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壮大主流舆论，使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成为主流主导。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要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使之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阵地。
着力加强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提升文化精神食粮的供给力。要深入挖掘四川特色优势文化资源，规划一批重大题材的创作，推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派、巴蜀风格的优秀文化作品。要充分挖掘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和宝贵精神财富，组织创作一批承载文化精神、激励教育后人、影响广泛深远的精品力作。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创作与群众审美需求接轨、精神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要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出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强化文化创作生产引导，引导文化工作者面向群众、面向市场、面向基层创作和生产优秀作品。要创新创作生产机制，推行文化领军人物项目负责制、重大选题市场招标制，着力提高原创性作品创作生产能力，通过占领文化市场来占领思想阵地。
着力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提升文化深入基层和群众的服务力。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必须让文化真正深入基层、覆盖城乡、服务群众。要注重文化资源布局的均衡性，做到全面覆盖、结构合理、功能健全、适用高效，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基本文化服务。要大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采取特殊的支持政策，鼓励文化企业生产质优价廉的公共文化产品。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基层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社区、村镇、校园、企业、机关文化，方便群众就地就近开展文化活动，推动群众文化蓬勃发展。要积极开展“三下乡”、 “四进社区”、“文化列车”、“送欢乐下基层”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使用长效机制，加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力度，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
着力培育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我省文化产业要做大做强，必须着力解决当前产业层次不高、企业规模偏小、特色优势发挥不够等问题。要破除“经济滞后东部地区，文化发展也就滞后于东部地区”的思维定势，辩证审视文化发展的优势和劣势，走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之路。西部有漫漫黄土、无疆沙漠、雪域高原、千山万壑，这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点，虽然显得荒凉，却是西部地区发展文化的一个优势，经营“荒凉”也能创造文化价值和文化精品，历史上正因为四川“行路难”，才有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佳作；正因为有西北边塞的独特风情，才产生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塞外诗歌。要突出特色抓文化区域布局，把成都建设成为全省文化产业的核心发展区，打造以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伟人故里、将帅纪念园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带，以古巴蜀文化和三国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产业带，以“藏羌彝文化走廊”为核心区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带，以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区为依托的重建文化产业带，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集聚效果明显和产业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要实施主导产业引领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出版发行、电影电视、文化演艺、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印刷复制等重点文化产业，推动文化领域优势行业率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拓展文化发展的新领域。要实施大集团带大产业战略，加快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并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
巴蜀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域建筑；传统建筑；传统民居
0前言
自然环境气候、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地域文化发展差异等，都会在物质文化上烙下深刻的印记。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环境气候对建筑而言，不仅造就了地域建筑的外部造型，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地域文化，从而使得建筑与地域文化相辅相成。气候因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显著的反映，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地域建筑便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环境气候。同时，气候特点越明显，建筑特征越独特。为了适应世界上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解决居住条件中不同的气候问题，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造就了丰富多彩地域建筑类型。
1巴蜀地域建筑特色
1.1干栏式建筑
干栏建筑来源于巢居建筑，主要分布在南方。巴蜀地理气候特征显著，温热潮湿，降雨频繁，湿度大，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人们便建造出了干栏式建筑。同时，巴蜀地区也是建造干栏式建筑最早的地域之一，也是发展与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因其更可以适应山地变化，干栏式建筑便主要用于民间住宅。干栏建筑是木构建筑体系中的最重要的类型之一，以竹或木为梁搭建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要为居住空间，下层架空用来存储或者圈养牲畜。下层架空的这种空间处理方式，使干栏式建筑看起来整体轻盈透气，同时可以隔离湿气热气，防止虫兽叮咬，完全的适应了巴蜀当地的气候环境。
1.2吊脚楼
巴蜀地区地形奇特，多山多腹地，这也决定了干栏式建筑造型的独特性。干栏式建筑"架空”的建筑形式，解决了如何在复杂的山地地形上建造居住型房屋的根本问题。多柱落地穿斗构架的房屋结构也更易于为了适应环境而演变出更多样的形式。"吊脚楼”便是巴蜀地区为了适应当地气候与复杂的地貌而演变出来的独具特色的地域建筑。吊脚楼仍与干栏式建筑有着一定的差别，吊脚楼架空的空间大多数不被当做功能空间使用，并且保留了原有的地表形态，因地制宜，更为灵活轻巧。吊脚楼的建造善于争取空间，巧用地形，结合地形与本身固有的特点，从而建造成了特色而又合理的建筑形态，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人类的智慧，化不利为有利，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丰富了巴蜀地区地域建筑形态。干栏式建筑与吊脚楼的产生是源于对当地复杂地形地貌与独特的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并通过合理的结构逻辑与局部空间处理建造而来。这是多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一种具有理性内涵的美的陈述。
1.3合院
巴蜀地区也居住着许多汉族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平坝地区，相比地形复杂的山地地区，平坝地区生存条件便更为宽松与舒适，并以商贸、农耕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合院建筑便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它们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之上。合院建筑由开放式的院落与人们起居生活的房屋组成，二者之间以廊连接。但与北方四合院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巴蜀地区气候多雨常年潮湿，人们大多数的活动便在廊下进行，同时，这也是巴蜀地区的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因此，巴蜀地区的合院建筑都有着朝向内院大幅度的屋檐，以这种大跨度来营造"廊”的空间。部分合院建筑在建造时还会建造出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中性空间，称作"敞厅”，事实上也是衍生的"廊”，这样的敞厅，是当地合院建筑中休闲活动、通风散热的最佳场所。
2地域性环境气候对巴蜀地区建筑形式的影响
巴蜀地区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位于亚热带范围，夏季高温多雨，日照时间短，受四川盆地周围山脉及高原影响，导致冬暖夏热，是全国的高湿地区。巴蜀建筑风貌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巴蜀地区气候的绝对影响，干栏式建筑、吊脚楼、合院建筑等建筑形式无不是受到地理、环境气候的影响而形成的。可以说巴蜀特色建筑的形成与其地理气候的密不可分的。传统建筑，尤其是民居，主要考虑解决人在建筑里的舒适性，以及从事生活中各种活动的便利性，因此建筑修筑时的关键点就在于通风、散热、除湿、防雨，从而构筑了许多反映气候特征的建筑空间形态，如大出檐、多层空间、窄廊巷、天井等。巴蜀地区多山多水，地势崎岖，而且气候潮湿。因此，巴蜀地区的建筑形式就要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例如，巴蜀传统建筑形式，建设台湾，悬崖坠落，出挑，檐下，悬挂、雨廊等形式，从多方面反映了建筑环境的适应区域气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影响巴蜀地区地域建筑形式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当地的地形与气候。巴蜀地区的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地形因素和自然气候因素，两者的结合与巴蜀传统建筑的错落分布，形成良好的交通体系，有利于排水。巴蜀地区东南区域交广泛的使用干栏式建筑，其架空空间不仅有效得隔离了湿气，底层架空还有利于建筑排水排涝和通风透气，大坡屋顶和深远的挑檐及重檐有利于遮阳，是对巴蜀地区湿热的气候有效适应的表现。在建筑中的抱厅，既隔绝了雨水，又适当保留了自然采光，天井既体现了有限用地的反映，有适应了巴蜀地区通风、防晒、遮雨、防火等多方面的要求。针对建筑细部来说，巴蜀城镇密度较高，建筑进深大，为了缓解湿热的气候，采光不足的问题，在有限的建筑空间中巴蜀人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了利用一些细部处理来改善这些问题的经验。老虎窗就是为了提高建筑的采光通风，同时其高起的空间也扩大了阁楼的使用价值。猫儿钻是在屋面上用瓦片搭建起的一个出气口，形似一只猫儿能够钻进的洞口。亮瓦的使用改善了室内的采光。人们在天井上空加顶，以适应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使其成为可以避风遮雨的户外活动场所。
3总结
中国的古建筑丰富多样，各具特色，巴蜀传统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望眼中国西南地区，巴蜀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巴”、“蜀”两地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大不相同，但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加之文化发展方面也相互影响，巴蜀传统建筑便传达了这其中丰厚的地域文化信息。使我们走进巴蜀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参考文献
[1]吴樱.巴蜀传统建筑地域特色研究[D].重庆大学.2007
[2]陆元鼎.从传统民居建筑形成的规律探索民居研究的方法.建筑师.2005.6
巴蜀文化范文第5篇
Key words： academy building；architectural feature；cultural value；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3-0213-03
0 引言
书院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自唐代出现，直到清光绪末年书院制度废止，其历史长达一千余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留下来的书院建筑遗址日益减少。经前期调查，发现古代巴蜀地区为数众多的书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少数留存下来的巴蜀地区书院建筑现状有五种情况：保存比较完好，保留原建筑并与现代学校合并，书院建筑无存而在旧址上形成学校，与其他功能合并和陈杂其中，位于偏远山区村落中而保护乏力。在这之中，也大多缺乏良好的管理保护，书院保护状况令人堪忧。巴蜀地区自古书院众多，具有鲜明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今天，充分认识书院建筑的价值，制定科学的保护利用方法，尤为重要。
1 巴蜀地区书院建筑的价值研究
1.1 巴蜀地区书院建筑的建筑特色 如表1所示，书院的功能由藏书、祭祀、讲学和生活、游息、学田六个部分组成。其中，讲学、祭祀、藏书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巴蜀地区书院的主要组织方式是沿水平轴线网渐次展开。在平面功能的组织上，讲堂、祭祠和藏书楼为主体，依次排布在主要轴线上以强调“三大事业”。
1.1.1 讲堂 书院强调教化，所以讲堂成为书院主体建筑，位于主轴线上靠前的位置，以山门、仪门及院落作为空间铺垫，确立 “尊者居中”的讲堂地位。讲学和一些大型活动都在讲堂开展，是极具公共性的一个空间，故而，讲堂的空间尺度大于书院里的其它空间。
1.1.2 祭祠 以祭祠和祭堂为中心的祭祀区是书院精神传播的重要场所，一般安排在讲堂大殿之后。巴蜀地区的书院祭堂根据书院的规模等可设一处或多处专用祠堂，例如聚奎书院设有单独的孔圣堂和遗爱祠；也有与其他建筑共用的情况，如南池书院将讲堂和文昌楼同时作为祭祀场所。巴蜀地区的书院极为重视祭祀，书院祭祠在材料和构件的选择上一般有别于其他建筑以突出其重要性。
1.1.3 藏书楼 藏书楼通常只供书院内部使用，多置于中轴线的尽端。巴蜀气候潮湿，为了避免潮湿湿气对藏书的影响，需要阁楼藏书，一般为2～3层。同时，形高醒目的藏书楼，在高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全院的作用。巴蜀地区书院的藏书楼也多含有祭祀功能，奎星楼和文昌阁就是集合祭祀功能和藏书功能为一体的建筑。但并非所有书院都设有单独的藏书楼，像绣川书院这一类藏书较少的书院仅设藏书室。
1.1.4 斋舍 以生活、游息、学田为功能的斋舍和附属用房依附于讲堂等主建筑群，位于其左、右、或后方。其中，处于地势较平的书院，采用轴线与合院相结合形式，在主轴线上布置讲堂、祭祠和藏书楼，斋舍分列左右或后部，围合成院落。云凤书院、翠屏书院和海鹤书院等都是属于这类布置方式。而处于山地的书院，其布置形态中有按照中轴关系布置的建筑，也有形态分散，无明显中轴感，分散布置在书院四周的建筑，例如聚奎书院。
1.1.5 自由轴线 在机械化生产尚未出现的古代，建筑全部依靠人力修建，大多都依山而建或临水而立。我国中部地势平坦，书院建筑的格局对称而严谨，而巴蜀书院的建筑格局则深受四川盆地的地域影响，打破了中部地区传统的严谨和对称。巴蜀地区的书院跟随地势起伏变化大多采用分层筑台的形式，建筑分别布置在不同高度的台地上，呈跌级状。同时加入传统的轴线元素，轴线根据地形转折，引导，向上，将散落的建筑构成自由灵活又不失统一的整体。既有传统建筑的特点又不失自身独特的魅力。如聚奎书院在保持大部分轴线布置的形态下，部分建筑依地形灵活布置（图1，图2）。南池书院有清晰统一的轴线，依地形分层筑台布置（图3，图4）。
1.2 巴蜀地区书院建筑的文化价值
1.2.1 包含连续完整的历史文化教育信息
①书院与近现代学校。许多书院是现代学校的前身。在清朝末年书院改为学堂之后，一些学堂学校就在其基础上延续至今。例如，前身是尊经书院的四川大学、前身是芙蓉书院与墨池书院的成都七中、前身是聚奎书院的聚奎中学、前身是金栗书院的仪陇县城关小学校等等。可以说，古书院为一些近现代学校奠定了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②书院学术发展和历史人物。在古代，文人学者在书院讲学、雅集、传道授业、针砭时政。书院成了知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书院建筑在选址时，会考虑人文环境，所以多与学术发展和历史人物有关。如墨池书院选址在杨雄著书处，杜甫草堂选址在杜甫旧居旁，等等。所以，书院也保留下了大量先贤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信息。
1.2.2 书院与儒、释、道文化
①佛教对书院产生的影响。书院的产生，受佛教文化影响很大，我国古代书院兴盛、择址与建筑布局、书院制度等方面，都受到来自佛教的影响。佛教在汉末初传我国，盛于隋唐，许多帝王信仰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佛学占领了传统儒学的地位。受到佛教传播发展的影响，儒士为复兴儒学的地位，举措之一就是参照佛教禅宗的寺院制度，兴复、创建书院。而这也是书院在宋朝极为兴盛的原因之一。
②书院选址体现佛教思想。书院建筑在选址时是十分考究的，正如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所讲，“则圣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书院建筑不同于宫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受到众多制约。其选址较为灵活，多位于灵山秀水适宜读书的清幽之处。为了创造一个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使在此学习的人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书院必然会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佛教把禅定看作是宗教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僧人多择幽山名胜之地建立禅舍。书院建筑也效仿了佛教寺院，择胜址而建，择幽而建。而这也与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隐逸文化息息相关。
③佛教对书院制度的影响。唐、宋时期，书院学规比较笼统，随后逐渐受佛教影响而完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朱熹主持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讨论制订学规之事时，就曾明确地说， “只做禅林清规亦自好”。而“禅林清规”即是唐宋时期，江南禅宗各丛林之中皆奉行之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成为了以后学规的制订范本。
④道教对书院制度的影响。书院在开学时举行祭祀仪式称为“释菜”典礼。一般要祭孔，在这些仪式上，都要设置各种祭器，迎神“三献”、“送神”，这也是与道教的传统仪礼相似的。据元代虞集所作《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中记载，“文昌宫者，蜀梓潼县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时，俗尚祷祠，鬼神之宫相望。然多民间商贾、里巷男女、师巫所共尊信而已。独所谓七曲神君者，学士大夫乃祀之，以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代道教吸纳民间俗神进入道教神系，士子信仰梓潼神司禄在宋已颇盛。一般认为，“‘文昌帝君’系由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神’的崇拜和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结合而成”。文昌帝君是蜀中地方神衍化而来，明代四川就已把他作为主要供祀对象。因此，一些书院将道教神文昌帝君列入祭祀位。各地书院也不断修文昌阁、魁星楼等，媚神以求多发科第。
书院建筑是集自然、建筑、宗教人文为一体的遗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巴蜀地区的书院建筑具有其独有特色，文化上又融合了儒、释、道三教，这对于巴蜀地区儒、释、道三教的研究极有价值，特别是对于起源于巴蜀地区的道教，更有深刻的意义。
2 巴蜀地区书院保护利用方法初探
在巴蜀地区为数众多的书院建筑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许多历史资料上有记载的书院现也已无迹可寻。而建筑尚在的书院也多比较破败、荒芜。少数保存完整的书院，闲置废弃，甚至列为省级文物保护的古书院，也由于缺乏良好的管理，杂草丛生，书院里堆满了各种废弃物。书院本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但有些书院与新建筑合并之后，完全失去了其本源的文化价值功能。对于如何保护利用好书院建筑，本文提出以下初探性建议：
2.1 采取措施阻止书院的拆毁 保护书院的根本是提高对书院的价值认知，增强保护意识。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在飞速的城乡建设进程中，书院建筑为新建设让步牺牲的情况。除了提高认知、增强保护意识的柔性措施，也需要有力度的刚性措施并行。这就需要法律的要求和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保证书院不被拆毁。在各级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名单上，将书院建筑列入较为珍贵的，代表当地历史文化渊源的重要组成来加以保护。各地方史志也应收集抢救各地区相关书院的影像图文资料，并妥善保存入库。
2.2 学校教育结合书院发展 有很多的书院发展成现代学校或与现代的学校合并，所以学校的建设发展要密切联系书院。
学校首先要“明责”，要清楚的认识到对于书院的保护和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具有众多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学校必须采取措施保护书院这一与其相关的文化遗址。
像这样有现存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学校，古今同存，书院的存在让来此求学的学生最直观的了解学校的历史，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样的学校更应该对书院加以保护与利用，适当的修缮书院，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书院再次利用。使书院作为历史的产物也能在当今时代重新发挥其传播文化的功能，其价值得以延续，书院的保护也会更加完整，也能给将来进行的研究提供最真实完整的资料和数据。
聚奎书院和锦屏书院就是很好的例子。聚奎书院位于聚奎中学内，书院建筑基本保留完整，建筑也被适当修缮后作为校务办公地点。锦屏书院的主体建筑，则作为阆中东风中学的传统特色课程的教室和学生工作室。同时东风中学开设国学课程，让学生随时都能感受着学习着传统与历史。这就是弘扬与发展传统文化最好的途径，是对书院以及书院文化、书院建筑最好的保护和利用。
然而南池书院，虽然解放后当地政府在此设七宝寺中学，并对此进行了多次妥善的保护和维修，曾被修缮和利用作为七宝寺中学教室、办公等用地，但现已完全废弃闲置，杂草丛生，甚至有些结构构件损毁。
有的书院发展成为学校后便随着学校的搬迁现如今已经找不到曾经的踪迹，甚至连最初的地址都不为人知。尊经书院和墨池书院合并发展成为的成都第七中学就是这样的例子。通过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并且纳入到校史中，这样的学校应尽其可能将书院历史和文化精神作为宝贵的遗产保留，建设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平台，使书院教书育人传播文化的精神得以延续下去。
2.3 将书院纳入文化旅游项目发展计划 只是大门紧闭的保护是不够的。书院应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价值。在其中举行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项目，增强它的活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与思想的同时，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发挥。文化旅游开发是增加活性的重要方法。随着四川省旅游开发，游客人数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长，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旅游收入增加，平均每年增加27%的收益。文化旅游开发不仅仅是书院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作用是拉动经济，它为遗迹的保护、科学研究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因此应利用多种手段，拓展旅游范围，丰富旅游资源，使书院建筑成为一个地区旅游的标志性景点。
岳麓书院可谓是将书院纳入文化旅游项目发展计划的先驱之一，现每年的门票收入可达到2000万元。成都的杜甫草堂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现如今杜甫草堂博物馆和成都市也已经着手对草堂书院进行重建。像这样在旅游景区里的书院在地理位置上有较大优势，能被更多的人知晓，也能给更多人提供历史的信息。应充分利用其优势，书院旅游发展拉动经济发展，经济收入再来支持书院的保护发展，使文化长久的传播下去。
2.4 注重多项功能的共同发展 岳麓书院是我国当今保存最为完整，修复最完好，规模最齐备的书院，可谓书院文化传统保护与利用的典范。研究岳麓书院能够如此成功的原因，发现它很好的处理了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岳麓书院现作为湖南大学的教学基地，具备培养硕士、博士的条件，培养大量国学人才进行学术研究。同时，岳麓书院很好地开展文化旅游业，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省的旅游标志。岳麓书院完好的保留保护了文物，又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有着学术研究的功能，同时兼具旅游的功能。这四项功能的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很好的保护利用了岳麓书院这一书院遗址。所以，这为巴蜀地区书院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巴蜀文化范文第6篇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难点：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巴蜀文化范文第7篇
落根现场服务，在研究中互动成长
近年来，巴蜀发展面临着校区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新进教师不断增加等新情况，为了优化管理，提高效能，学校实行“大部制统整，小学校（学科/组）落根”管理模式。即由校务部、课程部、物业部三部加强研究和过程督导，提供学校整体发展策略支持和对外联动。学校将本部大规模化整为零，成立了低中年级部、中高年级部、住读部，加上两所分校——巴蜀书院和巴蜀国际，共五所小学校，着重聚焦现场，不断实践创新。同时，设立包括班队、物业在内的12个学科（组），由行政人员负责，与学科大组长组成管理团队。小学校作为对内现场管理的执行机构，12个学科（组）则作为专业研究的转化小组。小学校和学科组都拥有充分的工作规划、人员安排、过程考评等自主空间，关注教师的日常生活，为教师提升专业素养搭建平台，引领教师找到职业幸福感。由此，老师们逐步养成了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习惯，营建起落根现场服务的工作氛围，为巴蜀小学有效实现安静务实、内涵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到四为”：回归教育本质
学校提出了“三到四为”理念，即到学生生活中去，到教师心中去，到家长的困惑中去；为问题而来，为问题而去；为有效而来，为有效而去，倡导领导、教师在教育现场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基于问题开展研究。为此，学校形成了“1+1+1”行动研究策略，以一项行动、一次反思、一个案例开展行动研究；学科课堂研究，以学生的习惯素养、思维素养和情感素养整体提升为目标，整合学科教学、日常教研和学业评价暨“教研评”，开展课堂研究；每周五行动例会，教师围绕教育教学及师生成长话题，交流、沟通、分享、思辨，共识共行。这些基于问题的研究摆正了教育者的位置，让教育回归本质，真正为学生成长服务。
“楼层碰头会”：落实现场管理
在巴蜀，各个小学校、各个学科（组），每天都会为“楼层碰头会”专门安排出一个时段。根据当天发现的问题，各级行政和老师们逐一清理，逐一反思，逐一沉淀，及时解决来自教育现场的问题。这一及时高效的现场管理制度，促成了基于教育现场的研究，使教育管理与教育行动之间实现真正的零距离，以现场管理直接引导团队发展。
“五个阶段”：团队互助成长
学校为“教育专业性”和“教学专业性”提供分层发展平台。以教学专业性为例，学校依托一年一度的“教师阳光互助成长杯”大赛，施行全员参与。1-5年教龄的教师参加教学案比赛，6-10年教龄教师参加教学比赛，11-15年教龄教师则参加说课比赛，16-20年教龄的老教师开展课堂微格分析，不断提升研磨学生的能力、掌控教学的技能、不断反思的能力；20年教龄以上的教师，则总结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沉淀明晰自己的教学风格，形成教师个人特色。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倡导“基于团队的个人发展”，鼓励教师以跨阶段协作的方式自愿组合“阳光互助团队”。“阳光互助团队”一般由4-6人组成，由不同教龄阶段的老师自愿组合，在互助学习中实现团队成长。
“1+1+N”：拓展成长空间
从2003年开始，学校连续10年开展了与重庆市各区县牵手学校的课堂教学互动交流活动——1+1+N阳光互助区县行。即巴蜀（第一个“1”）牵手一所农村学校（另一个“1”）作支点，带动周边N所学校，影响N片区域，撬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N个效应，并最终实现城乡学校互助发展。巴蜀采取联合教研的方式，开展双方课堂教学的观摩，教学改革思路的交流，现场的互动研讨，等等。活动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直接影响到上百所学校，形成了城乡互动“超市菜单”。近千堂课的交流经历，既使巴蜀作为市直属学校担当了领雁和示范的责任，提高了教师的从教境界，更联通了巴蜀与校外友谊学校课堂教学之间的交流共进之路，从更广的范围来反观和丰富校内的改革。2012年，学校被重庆市教委授予了“最可敬可亲教师团队”“领雁工程先进集体” 称号，今年，又被推选为重庆市“十佳”巾帼文明岗。
激发内生动力，开启有境界的教育生活
学校认为，师德管理规范制度是底线要求，提高教师的育人境界才是目标。在底线与目标中间，学校搭建多种平台，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促进教师养成自我管理的习惯，从而为巴蜀人开启有境界的教育生活。
明确“底线规则”：促进自觉践行
学校确立了教师基本的行为规范，以保证管理在行动层面得到落实。学校先后制定了“教职工十项良好习惯养成记录”“教职工公共行为准则十条约定”“教师职业素养十条导向”“教职工十项义务”等行为准则。让教师以底线规则为基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重要的是让教师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懂得自我管理，将外在的制度约定转化为教书育人的自觉行为。
梳理“行动手册”：引导智慧育人
在总结巴蜀近十年教育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学校着力研究如何提高管理效能，并编制了《教师行动手册》。每学期，教师人手一册，推行系统而理性的工作日程规划行事历，倡导全体巴蜀人在工作中优化思维方式，提高个体的工作效能，明确工作要求，引导教师智慧地工作。
拟定“心灵拷问”：激发成长动力
“在教育思想的生长中，我们真切体会。”——这是巴蜀小学在师德师风建设中一直坚持的思考。学校在教师中广泛征集灵感，拟定了巴蜀“心灵拷问10语”，即：
你的教育或管理对象是谁？你对他们了解多少？
你喜欢管理者怎样管理？你做学生时教育者是怎样教你的？
在工作中，你是什么角色？
你的性格、人格是否健全？是否做到以身示范、为人师表？
你在巴蜀群体中是否有优越感？从事教育或管理是否是你的生命价值追求？
你的教学质量高吗？学生是否全面发展？
你喜欢读书吗？你是否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是否真爱你的父母、家人？喜爱你的同事、学生？你是否爱巴蜀，工作快乐吗？
你怎样安排闲暇生活？怎样安排锻炼身体、持续学习、工作追求和享受生活，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有梦想吗？你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创造吗？
于是，巴蜀人开始追寻有思想、有行动、有反思的教育生活，在步步实践和思量中，真切体会每一个教育现场、每一次教育尝试、每一回教育收获。每一位老师都在教育生活中梳理和反思行为的价值，探寻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学校始终坚信，教育的力量不仅仅是作用于学生的，它本身也是教育工作者们自我成长和提升的动力，在教育思想的生长中，我们更清醒、更有力，每一份体会都带来新的自我成长和新的行为动力。
释放生命活力，与学生的脉搏一起律动
“一个团队，就是在组织一种让生命增值的生活”——这是描述巴蜀人准确自我定位的一句话。基于这样的自我定位，“团队”成为巴蜀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方向。在学校看来，只有全方位地关注巴蜀人的精神、行动及情感的全面成长空间，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才能帮助教师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在团队中主动去学习、去行动、去反思，释放生命活力。教师唯有实现自身的发展，才能与学生的脉搏一起律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循着这一思路，学校搭建了这样一些团队成长平台。
“公共服务岗”
给空间就是给发展。学校尊重每一位老师的个性需求，推行“公共服务岗”管理机制，即在每学期开始之前，每一位老师可结合团队工作需要及自身特长和发展愿望，自主申报本职教学之外的岗位。以此营造团队中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和谐氛围，引导教师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更全面、更客观、更细致地换位思考问题。这一机制逐渐成为学校强化团队文化建设的有形抓手，而制度规范也因此逐渐内化为教师的内心尺度。
“知心奶奶”工作室
关注每一个“巴蜀宝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每一个巴蜀人的信念。为此，学校建立了由退休老师组成的“知心奶奶”工作室，这也成为了巴蜀教育一个强有力的特色教育模式。“知心奶奶”不仅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还关注每一个年轻教师的成长。这一平台让退休老教师群体“老有所为”，在特殊的团队群体中发挥余热，延续青春，过上另一种“有境界的教育生活”。
“最可敬可亲的教职工团队”主题教育活动
师德师风建设和团队文化建设是巴蜀的“精神名片”。学校开展了“最可敬可亲的教职工团队”主题教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师德教育活动与学校常态工作和师生学习生活实现对接。
巴蜀文化范文第8篇
关于五尺道的开通时间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是在战国末或秦代由秦开凿。但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如段渝先生认为五尺道是先秦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交往的要道之一，早在商代就已由古蜀王国的“五丁力士”开凿，并不是始由秦在战国末或秦代凿通。葛剑雄先生认为秦法既然是“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而严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得回到史料本身。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颓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又《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蓓马、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与《汉书》记载基本相同，关键是对其中“略通”的理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素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师古注日：“行取日略。夜郎、焚中，皆西南夷也。焚音蒲北反。”其实从词义本身来看，把“略通”理解为“开凿始通”并没有太大的过错，而之所以多次出现“略通”的现象，只能说明该道路曾经中断过。这恐怕与秦汉时期的政治变化有关。秦亡以后，五尺道地区中央一度失控，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恢复了割据统治。西汉初期因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故“关蜀故徽”。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强盛，出于统一岭南和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需要，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修筑“西南夷道”，就成了西汉王朝必然采取的举措，于是便有了司马相如和唐蒙等人的“略通”。所以，并不能以典籍中多次出现“略通”来否定常颓开通“五尺道”的记载。
但常颊开通五尺道，也并不是凭空而造。在史前时代就载有古代巴蜀与夜郎等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交流的情况，《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开明立，“位号日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焚”。又《蜀王本纪》等史载：“后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朱提”即今云南省昭通市，可见古蜀国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而且，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如童恩正先生曾指出，滇黔地区春秋战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如青铜剑中的无格剑的渊源，都与巴蜀的扁茎无格柳叶形剑有一定的关系；滇国与夜郎地区的兵器中占青铜戈多数的直内无胡戈，更是明显受到蜀式戈的影响。既然能交流沟通，必然有着沟通道路的存在。因此，常颊在原有的道路基础之上进一步整理修通的观点是合理的。
至于为什么称为“五尺道”，《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可见，“五尺道”因道路宽度而得名，具体原因颜师古已经说得很明白，“其处险厄”，这从现存的道路遗址也可见一斑，自然和秦始皇尚“六”没有必然关系。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铜车马来看，也只有四匹马，那么始皇帝为什么没有因为尚“六”而采用六匹呢？所以不能简单地进行这样的对比。因此，“五尺道”正是经过常颓的努力才成为正式的规整的道路，所以五尺道是秦时常颊开通的说法并没有错误。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泛称中西交通。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而“五尺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秦汉“五尺道”开发以前，童恩正先生认为南疆之滇、夜郎等族群都进入了酋邦制方国阶段。但西南夷各民族也只能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秦在五尺道地区设置官吏等事件意味着中原的社会统治制度已影响到其原有的政治格局。至汉武帝统一岭南和西南夷地区后，汉承秦制，包括巴蜀人在内的汉民族及当地土著族群继续共同开发南疆和南向交通贸易线，从此南方民族与内地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巴蜀商人沿着五尺道把当地的牛马等物资输入内地，而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云南、贵州。如昆明羊甫头19号墓（战国中期）、晋宁石寨山10号墓（西汉中期），已出有珠襦及各色绢帛；贵州省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中原汉文化器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双方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既给内地的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必然促进中原文化在云贵地区的迅速传播，如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全面碰撞与交流，也必然加速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也有观点认为丝绸从来不是输出品，张骞在大夏国所见的“蜀布”只能指麻布或木棉布，但这种观点恐怕不确。《汉书・地理志下》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其中明确提到“杂缯”，而“缯”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这在汉代皇帝的赏赐中也多见，如“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等。从《地理志》的记载，可知黄金和丝绸对异域人都有着很大吸引力，这也应该是对当时“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盛况的反映。“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为沟通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