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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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难题,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用于调节各国货币金融关系的一整套国际原则、规定、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证，促进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而且可以让世界各国更充分、更公平的分享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推动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它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深化，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是国际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清偿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其它国家需要通过对该国国际贸易逆差买入该国货币，增加本国的国际储备 (即国际清偿能力)，这必将造成该国逆差、货币信用下降，动摇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基础；反之，该国若要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币值，其它国家国际储备规模又将受到限制，导致其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影响到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单一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面临清偿能力和货币信用的两难选择。
二、特里芬难题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特里芬难题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但它同样揭示了牙买加体系下隐含的内在矛盾，解释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牙买加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储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元在各国的储备中所占份额仍是最高的。其他国家储备美元数量越多，美国对外的负债或赤字就越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过剩。同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购房者数量大量增加。众多投资者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房价连续上升。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andpoors）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美国前10大城市(1O-citycomposite，CSXR)房价指数从100上升到226，上涨了约l26％，在历次上升周期中涨幅最大。高房价带来了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购入房屋以期升值。这些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是个人居住，而是为了出租或出售。房价的大幅上涨和购房投资构成了交互性推动。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及其自身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美元的贬值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为了维护美元汇率的稳定，保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转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自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试图回收美元流动性。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不断上调，房屋贷款利率也不断升高，到2007年已达6.7％。还款利率上升，还款支出大幅增加，加重了贷款购房者的还款负担。由于次级贷款还款人还款能力有限，还款违约开始增加，到期未付率自2006年二季度起的11%升至2008年一季度的l9％。贷款利率上升，同时也导致购房者大幅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房价指数从226下降到l78，下降了约21％。房贷违约率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金融业和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系列冲击。美联储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挤破了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依靠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人“特里芬难题”，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不是某一个中心国家的货币，而更应当是多个国家的货币所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三、特别提款权作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自1970年1月正式开始发行以来，定值方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最初，定值为0.888671克纯金，即当时1美元的价值。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特别提款权开始以一篮子货币定值，篮子货币的组成是过去5年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反映。1980年起，特别提款权根据1975年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五个商品和劳务出口国的货币定值，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次。目前，特别提款权的构成是2006年确定的，篮子货币计价资产是44％的美元、34％的欧元、日元与英镑各11％。特别提款权具有天然的“一篮子”货币的性质，而这正是今后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向。
特别提款权做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信用资产，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拓展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完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使之成为能直接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一是减少、取消限制特别提款权使用和交易的规定；二是增强特别提款权的流动性，允许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转让特别提款权，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特别提款权，消除流通障碍。特别提款权只有能够在世界贸易中自由广泛使用，才能逐步发展为国际货币，其价值才能由市场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才能逐步具有世界性中央银行的职能。
其次，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在国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尽管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逐渐衰落，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提款权的推行和扩大使用，会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提款权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各国，特别是美国，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这需要有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也同样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性中央银行权威地位的确立。
第三，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对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而言，其持有的国际储备除了特别提款权和黄金之外，还有包括其本国货币，储备充足。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则相对紧缺。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有利于增强其国际购买力、提高其筹资能力。这对于预防债务危机，促进国际贸易、深化国际分工，以及稳定国际金融局势都有着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宝兴，从“特里芬难题”看美元扩张及其影响，中国金融，2009年2期。
2、黄泽民，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传导机制及改革的方向，中国货币市场，2008年12期。
3、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
4、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期。
5、李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机遇，中国金融，2008年第13期。
6、吴剑芸，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作用及其崩溃，经济学家，2OO4年l1月。
7、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金融时报，2009年3月24日。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外围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外围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4篇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 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 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 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 (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 rule）, 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 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费舍尔（fischer, 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 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 建立稳定预期 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 有效或成本小 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 汇率背离 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 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 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 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 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 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 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 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 时间一致性
表2 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规模小 规模大
经济开放 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 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 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 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 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 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 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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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范文第5篇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6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由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无遗。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能够代表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⒂胪晟聘母锶?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总体上来说，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从提高经济金融实力、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综合考虑。
1.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金融领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关键领域，要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有力支撑。从目前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壮大金融实力。
第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第二，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去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下跌，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议论。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运行密切相关，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国经济运行稳定则其货币自然稳定。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保持69%的稳定增长，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但仍有必要做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期管理。中国央行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长期来说，保持汇率稳定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法制、完善市场制度，把经济基本面做大做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营造更加透明公平、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加大开放力度，使得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和水平保持向好态势，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综合实力。
第三，发展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市场中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的资产证券化；改革发展和建立灵活高效、统一大容量的货币市场；推进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和品种，完善推进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国债市场。
第四，进一步发展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即是货币的数字化，广义上是一种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具有支付和流通属性，可以作为纸币的替代品。当前，纸币趋向电子形态，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多国的货币当局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的发行。中国央行率先研究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未来有希望在票据市场等相对封闭的应用场景先行先试。发行数字货币是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数字货币的发行能够节约纸币发行、流通、保存的成本，安全程度高。其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能有效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行为。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还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央行直接掌控资金的能力，使得央行能够绕过银行和支出部门直接影响市场，向实体经济直接注入流动性，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金融部门更加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要加增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金融服务更好地为广大民众、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服务。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并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中国会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2.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④G20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在G20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力量对比也是均衡的。G20是在机制上能真正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多次在G20峰会上捍卫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可以逐渐影响其运作，如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等关键环节，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通过G20这一多边国际合作平台，旨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能巩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对实体经济来说，能够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发现识别风险，有效处理危机爆发，防范危机扩散；能够使金融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奠定基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任G20轮值主席国以后，中国重新启动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致力于从扩大SDR使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资本流动的检测与应对这几个方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3.进一步推动SDR改革。SDR改革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使用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以提升超主权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4月起，开始同时用美元和SDR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数据。世界银行于当年8月份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金额5亿元的3年期SDR计价债券，认购倍数达到25，这是推动SDR市场化的成功尝试，也是扩大使用SDR的标志性事件。由于SDR计价债券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所以得到了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认购。采用SDR记账能够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SDR计价债券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发行创造更加完善的条件。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O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②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页。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7篇
信息革命在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提高征税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也使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电子商务所具有的无国界性、超领土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等特点,使现行税法落后于交易方式快速演进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行税制要素的挑战
1.纳税主体不清晰。纳税主体是税法的首要构成要素,在传统贸易方式下,交易双方谁是纳税人都很清楚。而网络经济超越了国家界限,交易迅速、直接.交易的主体具有虚拟性,使纳税主体国际化、边缘化、复杂化和模糊化。
2.征税对象不明确。电子商务中许多产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电子传递来实现的,传统的计税依据在这里已失去了基础。由于数字化信息具有易被复制或下载的特性,很难确认是商品收入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使得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3纳税环节将改变。网络经济贸易的一个特点是交易环节少、渠道多,这对流转税制中的多环节纳税产生挑战。
(二)对现行税收管辖权和国际避税的挑战
1.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网络贸易中,无法找到交易者的住所、有形财产和国籍,网址与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处于虚拟空间中的网址并不能作为地域管辖权的判定标准。
2.国际避税问题加重。电子商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进行商务活动的方式,商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税国或低税国的站点轻易避税。
(三)对现行税收征管的挑战
1.税务登记的变化,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现行的税务登记是工商登记,但是信息网络的经营交易范围是无限的。不需要事先经过工商部门的批准,从而加大了纳税人的确认难度。
2.发票的无纸化和加密技术的发展,使得税收征管工作受到制约。传统商业活动征税是以审查账册凭证为基础,而网络贸易中的账册和凭证是以网上数字信息存在的,易修改和隐匿资料而不留任何痕迹。
3.代扣代缴的税收方法受到影响。传统的税收征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代扣代缴来进行的,由于交易双方的隐蔽性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商业中介机构代扣代缴作用的弱化,将会对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二、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1.对在线交易征税。确定有形动产的交易都要交纳增值税;对在线交易的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销售无形资产和“特许权”的。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
2.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即纳税人在办理网上交易手续后,首先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并提供网络的相关材料;其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填报的有关事项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
(二)完善税收征管工作
1.加强对“资金流”的管理。建立与银行的固定联系制度,在各银行间和税务机关间的网络建立接口,使税务机关能对企业开设账户监控;要求商务网站提供所有会员的开户银行和账号,在检查加密材料的时候要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开具专用的电子发票.并经税务机关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既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又提高了税务机关征收税收的完整性。
2.实行电子申报方式。税务机关要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用专门的系统软件,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放在主页中,纳税人可以下载并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数字加密后,发送到数据交换中心进行审核,同时将结果传递给银行,由银行从企业账户中划拨,并向纳税人递送税款收缴凭证。完成电子申报。
(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加强税收协调与合作
电子商务的全球化引发了许多国际税收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研究,防范偷税与避税行为,妥善解决税收管辖权问题,消除贸易壁垒、避免跨国所得的重复征税以及联合打击跨国偷逃行为。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四)加快科技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偷逃与堵漏,避税与反避税,归根结底都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税务部门应依托计算机网络,加大现代技术投入,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在智能服务器上设置具有跟踪统计功能的征税软件,完成无纸化税收,同时要大力培养既懂税收又懂网络知识的复合型税务人员,使税收监控走在电子商务的前列。
二、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1.对在线交易征税。确定有形动产的交易都要交纳增值税;对在线交易的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销售无形资产和“特许权”的。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
2.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即纳税人在办理网上交易手续后,首先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并提供网络的相关材料;其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填报的有关事项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
(二)完善税收征管工作
1.加强对“资金流”的管理。建立与银行的固定联系制度,在各银行间和税务机关间的网络建立接口,使税务机关能对企业开设账户监控;要求商务网站提供所有会员的开户银行和账号,在检查加密材料的时候要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开具专用的电子发票.并经税务机关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既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又提高了税务机关征收税收的完整性。
2.实行电子申报方式。税务机关要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用专门的系统软件,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放在主页中,纳税人可以下载并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数字加密后,发送到数据交换中心进行审核,同时将结果传递给银行,由银行从企业账户中划拨,并向纳税人递送税款收缴凭证。完成电子申报。
(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加强税收协调与合作
电子商务的全球化引发了许多国际税收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研究,防范偷税与避税行为,妥善解决税收管辖权问题,消除贸易壁垒、避免跨国所得的重复征税以及联合打击跨国偷逃行为。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联储；政策取向；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在提供市场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维护住房和金融市场稳定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美国经济复苏疲软，但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抬头，使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退出时机的抉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按照余永定的分析，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使美元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合理的政策选择就是加强贸易保护主义，这无疑在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尚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大大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的窘境。无疑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也会给美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向带来明显的变化，进而间接影响的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二、应对危机导致货币超发加剧我国通胀预期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扩张堪称史无前例，伯南克已将利率降至0~0.25%,低于格林斯潘时期1%的水平，从而缩短了危机时间，经济复苏比预期的早，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随着国际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进程的结束，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2009 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4万亿投资财政刺激政策，央行也通过信贷等方式向市场增发了大量货币，使得中国率先走出危机，但货币供应量的上升，不仅形成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且现实中也表现出来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
2009年、2010年的宽信贷造就庞大的货币存量已是“覆水难收”，未来的信贷收缩只是降低货币增速不能减少货币总存量，作为货币现象，通胀的发生是必然的。从时间节点看，超发货币在2009年6月达到最高峰，今年4季度，虽然粮食猪肉价格波动可能导致CPI短期回落，但货币对通胀的根本性压力并未结束，随着国家启动水、电、煤、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导致的输入型通胀预期加大，预计在2011年2季度之前，我国通胀水平依旧有上行压力。
此外，与通货膨胀压力遥相呼应的是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2009 年1 月之后，商品房价格指数不断上升，到2010 年8 月达到了110.4。通货膨胀预期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会影响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从而二者也必然成为当前政府在宏观政策调整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也成为2010年货币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三、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发生逆转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联邦基金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美元呈走软趋势。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美利差倒挂和中国经济企温回升的良好预期，2009年以来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加速态势。8月，我国新增外汇占款达2429.77 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大幅增加42.2%，也是近4 个月来我国月度新增外汇占款首次突破2000 亿元人民币。9月外汇储备新增1004.5亿元，扣除实际利用外资余额和贸易顺差，热钱预计达752.07亿元。尽管学界对热钱规模测算仍有分歧，但无疑热钱流入现象已被外管局高度重视。外管局首次在《2010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报告》上用专栏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受利差和汇差双重收益诱导，境内市场主体的跨境美元套利交易规模开始扩张。”
今年以来外管局还开展了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目前，违规流入的“热钱”多采取蚂蚁搬家方式，主要包括加工和转口贸易、外资、服务贸易和个人渠道。检查中也发现，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虚构用途将资本金结汇后进入股市等情况，还有部分银行主动配合或顺应客户需求，打外汇管理政策的擦边球。长远来看，我国“热钱”流入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客观性，应运用汇率、利率等价格机制进行合理引导，尤其要防范“热钱”大进大出的破坏性作用。
根据EPFR Global 的数据显示，截至10 月6 日，有60 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基金，创下了近33 个月的新高。考虑到美元利率已逼近于零，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水平，“套利”的驱动因素有所加强，9 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加速，仅近两月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达到2.3%。而市场预期人民币短期仍将继续升值，“热钱”加速回流的趋势已开始显现，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到来，产出缺口进一步缩小而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必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和逐渐收紧银根，美国拆借市场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上升，这将使美元升值，并使部分套利交易平仓。一旦美元企稳走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大量投资性资金撤出中国，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势必给中国金融稳定带来隐患，吸取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经验，加大对“热钱”流动的打压必将成为我国外汇监管的重点。
四、人民币汇率调整进退两难
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3种主要货币在不同时点呈现有升有贬的特征。然而2008年7月~2009年3月，金融危机急剧恶化，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将资金撤回美国或兑换成美元资产，导致了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保持升值，而随着各国实施了宽松的刺激政策，使得全球经济反弹，以美元资产保值的资金重新追逐高收益资产，美元再归贬值趋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价格出现大幅缩水，分散外汇储备投资以及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迫在眉睫。
近期以来，在美元贬值和短期国际资本涌入的背景下，人民币再次陷入升值的尴尬境地。在热钱流入、国外补库存带动中国出口增加的推动下，中国外汇储备正重新加速上升，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被迫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引发有关流动性过剩再次上演的担忧。为了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央行只能采取被动 的紧缩措施，而一旦央行开始加息，将会进一步拉大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同时促使人民币升值。而这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央行被动增加货币发行的诱因。由此可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美元汇率波动，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难度。
五、新形势下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的长效机制
当前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于增长回落周期中，为防止经济二次见底，大部分国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我国政府政策也面临维持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两难，此时任何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都愈发显得令人注目。
近期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一个继中国央行提高了六大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存贷款利率分别加息0.25%，第二个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 日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 年6 月底前购买6000 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不变。这两个央行采取的行动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与美国相反，呈紧缩性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我国目前采取的仍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甚至比美国更加宽松。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实际利率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我国名义基准利率高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2个百分点之多，似乎紧缩性要强得多，但是，考察实际利率后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两样了。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在我国当前需求拉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压力渐增的情况下，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得相当高，因此实际利率可能为负数；而美国预期通胀率则要小得多，因此其实际利率也较高。
中央银行的现代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信贷控制、调整利率等方面。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积极发挥利率杠杆作用和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难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因此，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利率传导渠道的逐渐顺畅，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次贷危机以来，各国央行为应对危机显出了一定的政策协调，从而再次证明了经济全球化使得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机制加强，根据利率平价定律，国际间利率传导也呈现不断增强趋势，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来说，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也会被迫引入美国的货币政策。但中国的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当前来看，中国政府需要适度收紧货币政策，而美国政府尚需要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政策调整应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否则一旦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使得我国政府被迫将货币政策长期维持在宽松状况，这无疑会加剧未来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因此，在防范通胀预期方面，央行应注意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和相机抉择。
对于大型的经济体，中央银行干预经济力量的作用，国内利率和汇率的相互作用比较复杂。一方面，汇率不仅取决于利率和资本流动，而且受本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政府干预等因素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国内利率不仅受汇率变动预期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而且受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影响。
1、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蒙代尔、克鲁格曼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时间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兼顾其中两个目标。就当前中国情况来看，首先，虽然名义上中国资本项目存在一定的管制，但实际上境外资本可以通过合格的境内外投资机构、混入经常项目的资本项目结汇甚至黑市等途径，进出中国资本市场，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帐户比较开放的状态；其次，在汇率方面，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汇率波动区间狭小，可以看作是一种“爬行盯住制”，其实质仍然属于固定汇率的范畴，汇率变动存在刚性，制约了利率政策的灵活性，此外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调整不仅仅根据国内经济形势而定，而是逐渐受到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的显著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形成机制、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从而增强利率操作的独立性。此外，根据李自然等用VECM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中国对美国进出口、美国失业率以及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动态影响显示，人民币短期内升值对于扩大中国从美国进口不会有太大帮助，反而会因抑制中美双边贸易而打击美国就业；目前美国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最好办法并非强迫人民币升值，而是应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下决定的美国自身的出口优势，放开高新产品的出口，因此鉴于人民币升值不能有效提高中国从美国进口，中国目前应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继续扩大从美国的进口是当前改善中美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就业的双赢政策。
2、根据产业政策确定信贷政策的投向。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再次进行产业布局以掌控新的世界经济主导权，为本国经济确立新的增长点，并力图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推广其技术、标准和产品，中国切不可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光伏产业的泡沫就是一个惨痛教训。中国可以将绿色经济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作为辅助而非主导型产业，要及时跟踪国际发展趋势，以便未来在纳入世界低碳经济体系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因此，我国未来的信贷政策应该把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考虑。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和项目贷款，加大对能源、交通、农业、消费和有利于增加就业等方面的贷款支持力度；减少向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行业的贷款，严格控制向部分投资过热行业贷款，适度控制基本建设贷款规模，降低中长期贷款比重；引导商业银行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放大信贷投放的效应。信贷政策的数量则依据货币政策目标，央行或者银监应严禁发放大捆贷款；不得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严格限制贷款，落实风险防范。
此外，央行作为我国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部门，要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弹性；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防范和控制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次贷危机前后中美利率联动机制的实证研究》李成等《国际金融研究》2010.9.
[2]《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研究》朱庆等 《金融纵横》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