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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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城镇化范文第1篇
新型城镇化是传统城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也是我国现阶段和未来城镇化发展变化的主要方向，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时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特点。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2所谓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民在原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所在的村、镇，通过发展经济生产，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在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无论从概念内涵还是外延都比就地城镇化更宽泛，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形式。
二、就地城镇化存在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是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单向转入城市而进行的，这给城市留下诸多城市病，而这一方式驱动下的城镇化也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统筹城乡带来了新难题。
（一）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农村地区相对滞后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缓慢，由于资源的聚集性，资源向城市集中，这导致二元结构加剧，农村与城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差距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包括绝对差、收入比、增长速度的差距；居民消费差距，包括绝对消费值、恩格尔系数、主要耐用品的普及率三方面差距；教育发展的差距，包括教育资源配置和升学率的差距；社会保障的差距，包括社保覆盖率以及人均享有社保的绝对值的差距。
总的来说，城乡不协调本质上就是农村地区的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存在巨大差距，这是现阶段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最大现实。
（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就地城镇化缺乏持续动力
农业是就地城镇化的的主要推动力量，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力度仍然不够。农村青壮年劳动大量流失；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发展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发展急需创新驱动，机械化率水平低；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空间巨大，没有完备的农产品种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三）制度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不足，制约农村活力迸发
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决定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现实效果，制度藩篱制约了农村地区活力。表现在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公共服务体系存在指标不合理和主体覆盖不足、土地制度抑制农业发展活力。二元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权利不对等的群体，在保障城市居民权利的同时，侵占和剥夺了农村居民的合法权利。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户籍制度的附属物，不平等的社会保障阻碍人口、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完善，就地城镇化缺乏坚实基础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公共服务也存在问题：教育资源短缺、医疗资源短缺、社会保障滞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极易影响到农民心理，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回到农村也缺乏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更倾向于追逐高收入而进城务工，这导致农村就地城镇化劳动力要素短缺，这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性。值得注意的是，流失劳动力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群体。
三、就地城镇化有利条件分析
（一）统筹城乡发展为农村地区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农村地区得到了资金、政策与制度上的倾斜，农村经济社会迸发出活力，取得了质和量的突破，为农村、农业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上农村与城市相比较、人口、环境的吸力，转而对原来流向城市的要素转而开始流向农村。
（二）逆城市化现象带来了机遇、动力和要素
由于交通、犯罪、生态环境各方面城市问题日益严重，城市人口流向主城区以外乃至农村地区，以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发生逆转，市区出现“空心化”。逆城市化造成了资源流失，但是给农村地区带来了机遇。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动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动力，资源的回流聚集也就必将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国内多地进行了有益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国内学者对湖北省襄阳市4个典型村的研究，主要从农民受教育程度、收入、农业发展要素、农村社保与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理顺农业、农村、农民的关系为出发点，就完善社保与土地制度、农业产业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虽然其代表性与适用性有待检验，但是从各维度发现问题并制定措施的探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参考。3
四、就地城镇化实现路径
本文所指就地城镇化实现路径是以现有的城镇化为起点，以就地城镇化的方式，从而达到协调、高效和多元的城镇化目标的道路。
（一）总体要求
1、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所涉及主体之间以及各方面利益的关系处理，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城乡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构建协调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城乡之间劳动力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通畅性，应该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这既符合当下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主题，也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政府作为主导，应该发挥其掌舵者的作用。市场仍然起决定性作用，要顺应市场规律，在市场机制的指导下顺势而为。
2、效益性
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本质上是农民的就地城镇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个体成长发展内在力量是动机，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是由个体构成，其需求层次与该理论吻合的。无论农民群体利益还是社会利益，都要满足三方面利益需求。一、经济效益；二、社会效益；三、生态效益。三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有之义，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4
（二）实现路径
1、制度改革为前提
合理的制度是就地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城镇化路径创新实质上就是制度创新。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应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将平等的社保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统一，从而引导公共服务公平分享，吸引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就地城镇化战略迫切要求配套的城镇管理体制，如财税、审批、规划、劳动保障等，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具体可以从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入手；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医疗服务人口全覆盖为手段，缩小差距，逐步与城镇对接。核心是“简政放权”，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限。
2、公共服务改善为主体
总体上，全国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性支出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这一项资金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等问题。建立健全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机制，推动大中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向小城镇延伸，全面提高小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要加大对公共服务配套的投入，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镇接轨。
3、建设资金投入是关键
就地城镇建设要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深化投融资改革，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多渠道可持续资金保障体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5，城镇化建设要构建“市场决定―政府引导”模式，健全政府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 完善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城镇建设债券发行管理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城镇的信贷，减少私人投资进入障碍，允许更多的私人资本发挥作用，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4、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核心
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必须依靠政府的资金扶持，依托国家城乡一体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来发展农业，提高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形成外力和内部内力的有效结合是根本出路。内力最核心的就是科学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第一，政府部门必须在充分掌握本地区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资源优势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面积，合理分配农种植和养殖的比例，在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农业，让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良性共生。
第二，加快农业合作发展步伐，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各种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应该停留在数量的增加上，现阶段应该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鼓励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将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强劲的企业打造成典型，鼓励、支持和引导知名品牌的创建。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2篇
“美丽中国”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被确立为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细胞。建设美丽中国，重点难点在农村，关键还是要看农村。澄迈县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全省各市县中起步早、动作快、标准高、措施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典范县、中国绿色名县、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示范县、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区等。在推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澄迈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将澄迈8年多来国内率先进行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工作，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凝炼和集萃，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有机结合，绘就美丽澄迈新篇章。
1 产业造血带动乡村发展
宽阔整洁的街道，现代时尚的小区，郁郁葱葱的绿化……走进澄迈福山镇向阳村，实在看不出这里曾是茅草屋连片，垃圾随地可见，道路坑洼不平的村落。
“这几年来福山镇的游客越来越多，给我们村也带来的巨大变化。新房一栋接一栋地盖起来了，村民不是打工就是做生意，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向阳村村民蔡琼花感慨。
向阳村是一个幸运的村庄。2007年，乘着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春风，在当地政府及农垦的大力支持下，向阳村经济收入年年增加，并开始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村民逐渐盖起了小楼房。 2010年，澄迈县借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南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东风，抓住承办第十一届中国海南岛欢乐节的契机，在向阳村的前面建设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沾风情镇的光，向阳村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如今与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融为一体。2013年，澄迈县开始创建3条“美丽乡村带”，向阳村又幸运地成为该县创建的第一个“美丽乡村”。
得益于福山风情小镇的带动，向阳村有许多农民开始建起咖啡手工作坊，边供游客参观体验，边销售咖啡。还有些农民，以咖啡为原料，制作咖啡糕、香草糕等特色小吃销售，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楼房越盖越多。
澄迈认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绝不仅仅是建几条村道，种几株花草就能解决，而是要通过产业“造血”，让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增收致富。
例如3条美丽乡村带中的福桥带，以“美丽乡村”旅游带以咖啡文化为主题，在试点村庄重点建设品牌咖啡文化产品，形成咖啡文化氛围，从而打造成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的休闲度假旅游带，并引领和推进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建设成为国内著名的以咖啡文化为主题的5A级旅游景区。
2 农旅结合结出致富之果
随着城市化发展加速，澄迈同样也和其他市县一样，面临乡村“空心化”、老幼留守等问题。农村城镇化发展，劳动力是基础，绝对不能让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经过调研与探索，澄迈县委、县政府认为，以县域内小城镇的发展为城乡连接点，实现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共建共享，并依靠乡村的土地、旅游、农业等资源，吸引农村人才回流创建家园。
侯臣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就是澄迈目前正在探索的农旅结合方式之一。以党委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入股共建，积极探索解决农村空心化、农村土地流转发展新模式，实现党委政府、村民、企业多赢。政府美丽乡村专项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路网、电网、给水、排水管网、水系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引进优质社会资金投入旧村改，将旧村庄闲置的房屋和宅基地建设为集商铺、家庭旅馆、茶坊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民居，村民获得财产和经营收益，参与新村经营管理获得工资收益;村集体成立管理公司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
“澄迈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更便利，收入更多。”自从咖啡风情小镇开放之后，便吸引了大批游客，毗邻小镇的侯臣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为风情小镇里的保洁员、销售员，甚至是超市老板、农家乐老板。以前的果园菜地也变成可供游客采摘、玩乐的农家田园。
如今，侯臣村规划建设了“美丽乡村”项目，将进一步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业。侯臣村村民蔡亲袖告诉记者，通过引进公司，农民入股的模式进行美丽乡村改造的侯臣村，平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搞第三产业（农家乐、饭馆、茶艺馆、特色产品超市等）和现代高效农业（石榴和木瓜种植基地等），年收入轻轻松松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收入增加了，幸福感也在增加。”在工作之余，喜欢跳跳舞唱唱歌的梁大姐表示，当她住在花了40多万盖起的自家楼房里，在大枣基地和咖啡作坊里被游客争相邀请合影时，她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2015年4月21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与澄迈县战略合作备忘录暨侯臣村美丽乡村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澄迈县福山镇举行，海南广电与澄迈县强强联手、合作发展乡村旅游的一次大胆创新和积极探索，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和资源，将“侯臣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成海南“旅游特区”的一个成功范例。
3 绿色低碳创建美丽家园
党的十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改善人居环境的战略要求，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战略部署。澄迈县迅速行动，贯彻落实党的战略要求和部署，以发展“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改善农村生产、生态和生活为抓手，多措并举，全面推进该县“美丽乡村”建设。
2013年，澄迈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杨思涛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澄迈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总体方案》，提出“示范引领、打造品牌、连点成带、全面推进”的思路建设美丽乡村。到2015年，建成6条美丽乡村带，力争全县99个500人以上的村庄达到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要求。
美丽源于规划。为了科学有序地开展建设工作， 澄迈县提出了“五个结合”工作原则和“五化”标准，“五个结合”即是建设美丽乡村要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文明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五化”即是环境净化、闲地绿化、村庄美化、村道亮化、布局优化。
为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地城镇化，澄迈依据县、镇、村三级规划，综合考虑各个村庄不同的资源优势、区位条件、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突出特色，按照“示范引领、打造品牌、连点成带，全面推进”的思路建设美丽乡村。
例如福桥带中的白堂村、敦茶村，这2个相邻村庄都是以种植香蕉和槟榔为主，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福山镇政府对2个村庄进行了路面绿化平整、垃圾中转运输、房屋立面改造等工程，2个村庄焕然一新。村民也不乱扔垃圾污染了，房屋全部刷漆以香蕉、槟榔为图标，各有特色。
而不仅仅是白堂村、敦茶村，澄迈县在所有自然村配保洁员、所有镇场配垃圾转运车的基础上，提出了村庄人居环境改造标准，包括布局优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等，采取“村收集、镇运转、县处理”的创新性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模式，投入900多万元，健全和完善村镇垃圾池、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建设。通过改造建设，村庄改变了以往脏乱差局面，变成了如今道路畅通、房屋整洁、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3篇
一、湘西州以城镇化推动扶贫开发的实践样板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任务重是湘西州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近年来，本州坚持把打好扶贫攻坚战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最宏大的民生工程、最紧迫的政治责任，在扶贫工作中积极实践，探索出了一定模式和经验。
（一）就地城镇化和扶贫――菖蒲塘模式和吉乐模式
1、菖蒲塘模式
菖蒲塘，即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菖蒲塘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就地发展产业致富，并同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城镇化和致富同步发展。
菖蒲塘村的基本特点如下：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捷，本村北连凤凰文化旅游经济开发区、东接凤凰古城、西近铜仁凤凰机场，凤大二级路、308省道、凤大高速（规划）横穿境内。菖蒲塘村发展种植业条件优越，本村以水果种植为主，水果种植面积1650亩（人均1.8亩）。
1996年，在村党支部和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发动下，该村在全县率先带头发展水果产业。本村先后引种米良1号猕猴桃、蜜柚、红心猕猴桃、高山葡萄、红心柚等主要果品，逐渐形成了特色水果专业村。2014年，全村208户、906人，水果种植收入1000万元以上，育苗收入500万元以上，90%果农户均纯收入5万元以上。上世纪80―90年代，菖蒲塘村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90%农户居住在石头房和土砖房中，其余住在茅草房中。而现在，全村95%的新农户修了楼房、98%农户实现电气化、100%农户通自来水、道路全部硬化，太阳能路灯、集雨水窖等基础设施以及改圈、改厨、改厕、道路绿化、危房改造等工程全面实施；除此之外，村民文化广场、村治安室、卫生室、文化室、便民超市、垃圾收运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备。
菖蒲塘模式在就地城镇化和扶贫中较为成功，分析其原因除有一批干部能人带领，自主发展产业寻求致富外，与本地地理和区位条件有关。本地种植条件较好，利于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业，加上交通相对便捷，水果向外运输成本较小，进一步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另外，由于靠近城市，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较小，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对于该模式，政府后续工作重点可能突出在技术指导、市场拓展等方面。
2、吉乐模式
吉乐村，即凤凰县米良乡吉乐村。吉乐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在原地集中建房实现整体搬迁，为贫困群众解决居住困难。
吉乐村的基本特点如下：自然条件较差，本村位于凤凰县北部腊尔山高寒山区边缘，平均海拔800米，山高坡陡、石漠化严重，耕地量少贫瘠，人均水旱耕种面积不足1亩，风灾、雪灾、旱灾等较为频繁。区位交通不佳，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本村距县城70公里，距米良乡政府也有6.6公里；全村共7个自然寨，仅有一个寨子通公路。生活居住条件较差，本村2013年才通上电，村民多居住在茅草房、岩板房、篱笆房中，四面通风、人畜混居。目前，全村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与种植烟草，人均收入仅1500元左右。
吉乐村的整体搬迁项目主要是针对居民居住条件较差的现状，在村寨后边无法耕种荒山荒地内集中选址，由政府进行规划设计、地基整理、通路、通水、通电、集中建房。其中，资金由国家包干补助和个人自筹共同实现。从目前进展来看，通过整体搬迁，居民的居住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未能根绝；居民贫困状况的改善成效不明显。从居住上来看，新村虽然通电，但电费相对较高使得村民使用受限；虽然通水，但管网和管理均存在问题，部分居民反映一直无法正常使用自来水；虽然建筑较新，但住房设计在养禽养畜、烧饭烤火、如厕、物资存放、室内建筑格局等方面与苗族居民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收入来看，村民依然未能摆脱偏远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促进生产和增加收入等方面仍显得不足。
吉乐村的就地城镇化和扶贫模式存在一定问题，分析其原因除搬迁中居民自发性较弱、政府意志较强外，就地搬迁并未考虑地方实际。虽然新建了住宅，但本地依然自然环境较差、区位偏远、生产力发展程度不高、生活居住条件不便、收入增加困难等。对于此类情况，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和形式本身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异地城镇化和扶贫――永茂模式和碗米坡模式
1、永茂模式
永茂镇，位于永顺县东部。永茂模式的核心是将居住条件恶劣的山区居民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集中到镇区居住。
永茂镇的基本特点如下：交通便捷、区位条件相对较好，蕉柳铁路和1828省道纵贯全境，分别有1个火车客运站和班车客运站；虽然距永顺县城72公里，但与张家界永定区交界，距张家界荷花机场不到20公里。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属于山多地少、草多树少的典型小山镇，人均耕地面积仅0.40亩。另外，远离镇区的山村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2003年，本镇发生了特大洪灾和大型地质灾害，全镇因灾死亡28人、需搬迁民众632户、6000人不同程度受灾，田地、交通基础设施等毁坏殆尽。
受地震灾害的影响，在政府引导下，山区灾民及居住条件恶劣的居民开始向永茂镇镇区集中安置。截止2014年底，近3000名山区居民搬至镇区。镇区人口从原来的2000余人增长至5000余人。在搬迁的过程中，政府实行了宅基地置换，前期规划，“三通一平”，协助土地办证、资金筹措、民房建设等工作。通过移民搬迁，居民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尤其是居住更安全、学生读书有保障、老人就医居住更方便；通过人口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规模集聚效应也开始显现；原分散居住于边远地带的居住状态变为相对集中后，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降低；居民收入有所改善；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提高。
永茂镇的异地城镇化和扶贫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居民和政府都一定程度获益。然而，该种模式总体而言并未完全实现城镇化和居民生活富足。事实上，由于本地自然资源相对较差、产业发展受限，镇区近2000名年轻居民仍然选择外出打工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方式。新增的镇区建设用地由于靠近河道，一定程度受水患的影响。然而，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该模式不失为一种城镇化扶贫进程的过渡阶段。
2、碗米坡模式
碗米坡镇位于保靖县西北部。碗米坡模式的核心是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不同居民统一异地安置，新安置地为重新规划选址地域。
新安置地的基本特点如下：靠近景区，碗米坡镇拔茅村集中安置点距离“八部大王庙”5公里。建筑特色突出，安置点位于碗米坡电站左岸，依山势而建，建筑风格结合酉水流域土家文化，极具民族特色。区位条件较差，新选址地点距离保靖县城23公里，一般民众进城需2个小时左右。自然资源条件有限，山区土地相对贫瘠，人均耕地不足1亩。
碗米坡集中安置工程于2013年9月开工建设，2014年8月竣工。移民安置点总体用地100亩，共安置移民对象99户、441人。安置点房屋统一设计规划，有主道1条、支道5条、中心广场、休闲健身广场、土家文化长廊、安置点管理办公室、小区超市等。目前安置点居民以打工为主，留在驻地的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有子女供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退耕还林补贴、政府水库移民搬迁补贴。收入总额较少，勉强维持生计。居民生活可以用电，但仍未通自来水。
碗米坡模式总体而言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没有考虑到居民收入问题。虽然靠近景区，且居民点建筑具有民族风格，但是景区本身没有大规模旅游人口，本地也没有吸引旅游人群的条件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以旅游提升收入的可能性近期较难实现。第二，没有考虑到居民的生活。新建居民点距离城市建成区较远，一方面，居民生活和出行不便，另一方面，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较高。
二、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精准扶贫的建议
在以城镇化推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应遵循经济社会客观发展规律，联系地区实际因地制宜，采取政府宏观引导与民众自发选择并存，结合长期、中期、短期不同进程，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主体地位，实现城镇化的合理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城镇化扶贫类型
湘西州城镇化的滞后和人口的贫困与其自身的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密不可分，向外部更适宜人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大中城市集聚是城镇化扶贫的重点。本类型主要对象是学生群体和外出务工人员。这些人员以自身素质和技能走出山区，实现向外就业居住，获得更高水平的生活。另外，随着人口的向外迁出，本地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自然修复。然而虽然此种类型是重点，但实现进程较为缓慢，需要经历一代甚至两代人的发展历程。针对此种类型，政策举措和关键点包括大力支持基础教育、推动技能培训、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深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等。根据国内外经验，此类政策的实施主体应是中央政府。
（二）向周围城镇转移的城镇化扶贫类型
类似上文的永茂模式，此种类型是城镇化扶贫的过渡阶段。本类型主要对象是居住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环境极差，且有意愿或能力迁出的群体。通过在相对而言更适宜人居，且投入成本和入住门槛相对大城市较低的城镇居住，实现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更有能力的居民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外迁移。此种类型的居住地址选择非常重要，资源环境较好、区位条件优越、建设成本低的地区可纳入考虑范畴；一般而言，经历了历史的自发选择过程，既有的且具备土地空间的小城镇是首选。针对此种类型，政策举措和关键点包括居住地址选择、用地指标协调、居住地规划、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此类政策的实施主体应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结合，同时应充分发挥迁移居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三）就地致富类城镇化扶贫类型
类似上文的菖蒲塘模式，此种类型是就地城镇化扶贫的典型。本类型主要对象是居住在产业发展突出、资源环境相对优越、区位交通较好、建设成本较低地区的群众。通过就地发展适宜产业，实现致富和城镇化同步推进。针对此种类型，政策举措和关键点包括鼓励群众自发产业发展行为、加强相关科技和信息支持、强化规划和政府监督管理职能、提供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除充分发挥本地居民主观能动性外，此类政策的实施主体应是地方政府。
（四）就地温饱类城镇化扶贫类型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4篇
谈论这个问题的专家们多半继续在重复一些论点，比如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网等措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但这一点都不新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自从“三农”问题进入讨论的视野就开始被关注了，这个讨论是被放置在“城市化”这个命题之下的。
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是对Urbanization的翻译，但两种说法的侧重点从字面看便有所不同。城市化更强调大城市的发展，意思接近于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说的“都市化”。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大城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大城市病”，但由于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城市的扩展并没有将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的建设者“化”入其中。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工融入城市便成为切实推进城市化的题中之义。
城镇化当然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全部；从这个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对，但不全面。正如总理所说，农民最大的心愿是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一部分人进入大城市打工并定居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所有的农民都进入大城市，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就得靠小城镇的发展—既包括现有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也意味着要建设更多的小城镇。
温铁军说，城镇化意味着“去大城市化”；李昌平说，城镇化的意思是“就地的非农化”。城镇化原本就是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即便有政府的主动干预，也需要有相应的工业予以支持。这样的发展如何实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盲区，无论理论界还是决策者都还没有勾画出靠谱的路径。
城镇化推进的比较现实的动力来自对资本对集体土地的冲动，通过重整和征用农民的土地进行资本化运作，发展房地产市场。但这个方向不可能实现“人的城镇化”，因为房地产不能吸纳就业，与土地分离的农民一般会一次性拿到不菲的补偿金，但这部分钱花完之后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退一步说，能引起资本欲望的土地也仅限于大城市周边，那些中西部地区远离城市的农村土地是没有资本化的价值的。农业领域的资本恐怕也不愿意下乡下到这些地方，即便去了，资本也会将农业产出的利润带走，不会为当地留下足够实现城镇化的资金。那么这些地方的城镇化如何实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尚未得到回应的问题。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5篇
本文提及的就地村镇化，是指在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的基础上，实现新村镇经济社会融合、基础设施到位、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让大部分没有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民，无需远离自己的家乡，就能享受到和城镇同等的发展成果。
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一直以来，都有农村即将消失、农民即将终结、农业生产方式即将消灭的声音。但这不符合基本的中国国情，也不是世界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民不会消失
中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会长期存在。据人口专家测算，生育政策调整中等方案条件下，2030～205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人左右。如果在目前的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条件下，由2012年底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57%（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5.29%）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30年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以此作为中等估计，我们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并将每个方案模拟出的农村人口数量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作对比：
（1）保守：城镇化率70%（仍有4.5亿农村人口）
（2）中等：城镇化率80%（仍有3亿农村人口）
（3）乐观：城镇化率90%（仍有1.5亿农村人口）
也就是说，保守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等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乐观方案下，也仍然有相当于整个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到2100年，中等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规模也在13亿人左右，大量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如同我们不能说美国、日本、加拿大不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不存在。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未来50年内，仍将有巨量的人口长期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农村不可能消失，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可能消失。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这部分人口和其他人一起，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分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小规模农业仍将长期存在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家庭经营将长期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如果中国一直保持18亿亩耕地，50年后，即使中国只有1.5亿农民，人均耕地也只能达到12亩，折合0.8公顷，这只是与日本、韩国类似的典型东亚小农经济的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农业人口人均2000亩（306英亩）的平均规模，只是相当于它的1/155。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估计，中国的地理地形也使得小规模经营更为合适。中国只有12%的国土面积适宜耕作，“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地形，以及水、热、光等农业资源条件的极不均衡，都导致了大规模、标准化农业在大部分中国国土上难以实行。广大丘陵地区农业、稻作农业、蔬果及牧渔业，多数只适合小规模耕作。另外，由于中国小农家庭兼业化程度高，可以承受比大型农场更低的利润率。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经营仍将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流。中国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单位，都远远达不到美国每个农场平均2550亩（420英亩，或170公顷）的规模，有280倍的差距。
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维系，农业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农村人口“就地村镇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必要补充。
由恶性二元到良性二元
传统城乡关系：抽取之手
中国的农村一直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抽取。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要素在行政指令下大量流出，以支持“城市偏向性”的赶超战略。在农村调研中，笔者曾看到一些老屋还贴着这样的老对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横批“劳动光荣”。这是抽取性二元结构的典型写照。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前期发展受遏和政府支持不足，农村已然处于弱势，在城乡边际报酬存在巨大差距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市场力量的兴起，取代了过去看得见的行政抽取之手，置换为看不见的市场抽取之手。从行政抽取到市场抽取，城乡关系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一般，源源不断地将农村基本生产要素抽取出来，这是一种恶性的二元结构。
传统的恶性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两极分化。城市偏向性的行政和市场双重抽取，客观上使得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获得高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从2002年39.09%，快速提升到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增加1.35%。然而，双重抽取客观上也导致村庄凋敝，很多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小孩，99代指老人）、“2511部队”（二百五和光棍汉）留守农村的新描述。农村在双重抽取下，日益空洞化，农村教育、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都日益严重。
新型城乡关系：帮助之手
暂且不说农村基本要素不可能一直保持廉价且大量的供给，即使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未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必要“弃恶从善”，由抽取型、极化型的恶性二元结构，转变为反哺的、公平贸易的良性二元结构。
实际上，政府自新世纪开局以来，已决定开始向农村伸出帮助之手，实施反哺农村的战略。2006年两会上，中央高层已经宣布应该开始“清还对农村的欠债”。党的十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确定了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可以预见，抽取型的恶性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向反哺型的良性城乡二元结构。
在此基础上，农村人口的就地村镇化战略，借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契机，接续上届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契合本届政府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政府反哺农村提供有力抓手，让农村恢复自生能力，让城乡要素公平合理地交换，转向多层次城市生态下的城乡良性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与逆城市化潮流
城镇化与城市生态的国际经验
城镇化有两个国际经验，就是多元城市生态，和逆城镇化潮流的兴起。城镇化不是单向的向城市流动，而是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对流联动，存在一个“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循环链，人口的净流量动态地塑造了城市和农村的规模，促成多元城市生态。总结欧洲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差别城市化”模型，反映城乡人口随时间的联动过程。图1显示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和村镇间人口对流的结果。图中，纵轴代表人口净流入量，横轴代表时间。1、2、3分别代表大城镇、中等城镇、小城（村）镇。U代表城市化的人口集中阶段，C代表逆城市化的人口去集中化阶段，PR代表总人口开始的逆向流动（大城市总人口净流出）的时间点。大、中、小城（村）镇的人口数量是动态关联的，大城市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循环，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循环。
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新建成的城市郊区的建筑风格，只暂时性地反映了一代人的独特价值观，当郊区土地完全建好，交通开始拥堵，很多原本吸引老一代人的城市价值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人们会在更偏远但又快捷的农村地区找新的居住点，远郊小镇和农村受到青睐。这样，更偏远的小村镇得到建设并聚集人气，城市化逐渐波及全国每一个村镇。从城市化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治理、土地价格和土地的充足程度。此外，另一些“软因素”，包括大众对城镇环境和风景的态度，对其可达性、移动距离、安全、绿化、服务、保健的评价，也会造成城市化的阶段变化。
中国的逆城镇化潮流
按常住人口算，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工作和生活的潮流，未来可能增长很快。目前至少有四股逆城镇化的“返乡”人群，加入了“新上山下乡运动”：
一是大学生下乡，以大学生返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为主，据统计，2011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21万，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到40万人，覆盖2/3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加上下乡支农、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等，会有200万人以上的大学生，加入逆城镇化的洪流。
二是在城市有正式工作和住房的退休人员。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衣锦还乡”，或是“退隐田园”，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退休后回到农村养老，正在改变农村的文化与基础设施面貌。
三是都市农夫，周间白领周末绿领。周间工作繁忙，节奏紧张甚至压抑，在周末和节假日到城郊农村休闲，甚至常年租地，这种一周内的候鸟迁徙，拉近了城乡距离，也带来了经营农业，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新理念，提供了新商机。
四是返乡农民工。当农民工迈入中老年，在城市已无就业优势时，多数会回乡务农和养老。同时，也有不少农民工结束长时期的异地打工生活，回农村创业或兼业经营。
四类群体中，农民工群体是数量最多，未来可能增长非常快的回乡人群，很可能扭转农村人口净流出的局面，转变为农村人口净流入。据调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基本不会增多的情况下，基本可以从现有异地农民工的流向上，判断农民工的将来的“降落地点”，不用考虑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出。
按照当前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假设40～50岁为农民工结束异地就业的终结时间，那么这部分人群在今后十年会持续增多，到2020年出现一个大幅度跃增，2030年后，“终结异地”的人数才会开始出现下降。农民工中年返乡后，农村将逐渐积累出庞大的中老年“沉淀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地区常住人口中，50岁以上人口为1.83亿，占农村总人口的27.6%，40岁以上人口为2.96亿，占44.6%。也就是说，有2～3亿的中老年农村常住人口，在未来20年内基本不具备城镇化的意愿和能力。 除了中老年农民工外，2.6亿的农村在城务工人员，已有大量人员在农村已建好新式房舍，目前是春节回乡居住，城乡两栖，形成新民居的巨大存量，也为将来结束两栖生活，定居乡村，做了提前预备。面对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进不了城市，回不了家乡”的窘态，乡村的根，也为他们提供从身体，到心灵上的依归和慰藉。
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使得一个新型的城乡交换关系可以预期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讨论城镇化可能要去除一些假问题，面对一些真问题，这样才能讨论出真正的出路。就地村镇化不仅是多元城市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逆城镇化潮流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城乡良性互动的一大举措。
就地村镇化与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在逆城镇化人群的心目中，城市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他们，城市已然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强行将他们“化”到城市，纵使能获得暂时的高城市化率，但就业机会、生活保障、精神追求的残缺，都会让城市出现从物质和精神上的“贫民窟”。推动就地村镇化，实现城乡人口顺畅对流，既能让农村更像农村，也能让城市更像城市。新型城镇化有了就地村镇化作为补充，才有了多元城市生态，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多元城市生态中的就地村镇化
既然我们可以预期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我们就要设想一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小村镇同时并存的城市生态。如同自然生态有大树、灌木和小草，金融生态有大银行、中小银行和社区金融及非正式金融一样，城市也会有大城市和数量庞大的小村镇同时存在的基本生态。至少在50～100年内，小村镇不会消失，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不能只考虑“化”，只考虑一元的安排，而是要考虑二元的安排。
就城镇化本身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业要消失了，农村不存在了，所以要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无视农村事实上存在250多万个自然村，60多万个行政村，4万多个乡镇的基本事实，一味地在城镇化中强调城镇这一元，无视农村另外一元。
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既然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城市生态，应该是一个大、中、小城镇和村镇并存的城镇体系，无论是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看，都有必要建立健全城镇化统计体系。
国外城镇化成功的国家，都较早地健全了城镇统计体系，所用标准存在差异，但大多是以人口聚集程度为标准，少数以住房聚集程度为标准。例如，从1910年开始，美国国家统计局就开始使用如下统计标准：2500人及以上人口集聚区，就算作城市地区，不论是城、村、自治区，只要达到标准就被计入城市地区人口。据此，美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在1920年超过了50%。日本规定当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0人，或一个区域总人口大于5000人，这样的地区就叫做人口集聚区，加总占全日本总人口60%，甚至被叫村的地方也可能有城镇人口。在法国，住房聚集地区人口超过2000人是城市，而在葡萄牙是10000人。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土地等自然资源稀缺，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应该建立“人口+功能”的多口径城镇统计体系。目前按照行政等级区划，将城镇常住6个月及以上作为城镇人口的统计标准，大有可供改进的空间。新型城镇统计体系一方面不仅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人口的聚集和分布特征，还要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质量问题。所以，在人口方面，需要依照人口规模或密度，建立多口径城镇化统计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新村镇、农村社区、大城市郊区农村等，纳入宽口径的城镇人口统计范围。另一方面，不论是村镇、城镇还是城市，核心是能提供居民合意的功能，如经济自生能力、职业发展机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客观地看，从最小的城镇单位到最大的城镇单位，城镇功能的数量和完备程度必定逐渐增加。所以，规定一个城镇必备的基本功能，将符合标准的人口聚集区纳入城镇统计范围，将更好地反映就地村镇化的质量，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基于调研和对农村的认识，我们仿照货币供应量M0、M1、M2的指标，提出三层次城镇化的狭义与广义指标，既考虑多元城市生态，与城镇化不同层面的基本事实，又便于国际比较。这样，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可以有三个指标：
（1）户籍城镇化指标（U0），是过去一直采用的指标，2012年达到35.29%；
（2）常住人口城镇化指标（U1），是狭义指标，也是现在通用的指标，2012年达到52.57%；
（3）计入村镇的广义城镇化指标（U2），村镇的规模可以商议，如果依照法国标准的2000人，或美国标准的2500人，中国约有一半的村庄，已经可以视为城镇化了。伴随适度集中居住实践在各地的不断扩展，未来可能有超过70%的村庄，可以视为广义城镇化统计指标中的村镇。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考虑就地村镇化的基本现实，中国已经实现了比较高的城镇化率，广义城镇化率可能已经达到80%，甚至接近90%了。
当纳入就地村镇化后，新型城镇化才会走出传统的以资为本、以地为本的造城运动，转向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主要是不再努力推动数字上的“农转非”，而是对既有的人口集聚区铺设基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至少不再简单地将医院、学校、邮政、银行等基本网点撤并，而是进一步走向均等化。考虑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与2005年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无缝对接，考虑到大量农村已经达到适度规模集中的基本事实，三层次统计口径的提出，会使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一个大的，实质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集聚的边界几乎从未与行政区划的边界契合，一个行政区划内的人口聚集的分布差异也可以很大，所以未来不仅需要城镇人口总数的统计，还需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等高科技统计手段，绘制人口分布地图，以便更精细客观地反映城镇人口集中情况。
二元金融的可能安排
当然，城镇化不仅是统计口径的转换，还要涉及到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甚至包括信息、媒体、社会交往，交通、运输、网络使用等方面的转换。在良性二元制度安排下，对农村采取国民待遇、公平贸易，自然就会有均等化、普惠化的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农村才会有所作为，生活在农村的人才有盼头。
六只拦路虎与两部门垂直合作
过去的二元金融制度，是抽取型的。正式金融部门对农村的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口号支农，是盆景金融，不是行动支农，无法起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实质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实际主力军。
导致正式金融部门无法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的有六只拦路虎：一是信息不对称。作为农村外部人的金融机构，很难了解农村熟人社会内部的信息。二是抵押物缺乏。在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要求设置抵押物，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但农村的抵押物不被金融机构或现行体制接受。三是非生产性借贷。农村大量的借贷需求是在住房、婚丧嫁娶、治病、子女教育方面，这种广泛的资金需求不是直接用于生产，没有未来的现金流还款。四是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农村天然的聚落状态是地广人稀，跟城市的聚集效应很不一样，还有农村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都很大。承担市场风险的主体都是小农户，具有生存性的刚性需求，而城市里面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生产性的弹性需求。五是组织极度不对等。银行和企业可以形成近似对等的交易关系，可以有“费厄波赖”（公平贸易，Fair Play），当然，中小企业和银行的交易地位也不对等，所以融资困难。而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加难以和金融机构形成对等的交易关系。六是关系型融资。农民要从涉农金融机构得到贷款，要走关系，一定要认识人，我们学术的名词叫寻租，广西的农民告诉我，他们叫侧面成本。
六只拦路虎的存在，使得正式金融机构在涉农金融服务上难有作为。我们仅就关注最多的信贷服务来说，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最低的统计口径说农民的信贷覆盖度达到15%，最高的是30%左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已经是很好的了，但还不足三成。那么，其他的信贷需求由谁来满足呢？非正式部门。
非正式部门之所以能扮演重要角色，与非正式机制能够解决或缓解上面提及的六只拦路虎的问题有关。对于非正式部门而言，有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包括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的问题，因为农村的非正式部门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抵押物的替代形式，比如签个字，请个人做保这就可以了，一些口头的契约都算数，这对于正式部门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式部门从制度上无法接受的抵押物，如农机具、农房、劳动力等，在农村的非正式交易中，都可以被接受。
所以一定要考虑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在城乡二元金融的新的配比关系。正式金融机构虽然不差钱，就是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宁可让资金在体系内空转，也不愿转贷给非正式部门。因此，需要在打通制度障碍，在正式和非正式部门之间建立一个转贷平台，可以把它叫做两部门垂直合作，实际上就是批发转零售的合作机制。正式部门多余的资金，应该通过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贷公司，以及一些其他的能够深入到农村社区的非正式和半正式组织，转贷到农村地区。这样，即解决了城市部门的流动性过剩，又解决了农村部门的流动性不足。正式和非正式垂直合作的转贷平台，这样可以缓解流动性悖论。
借助资源资本化发展内生金融
解决农村的融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还需要发挥农村的内生金融作用。农村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人才，只是在现行的吸星大法式的城乡交换过程中被吸走了。如果是有一个好的机制，把农村的资金、人才，包括土地，都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形成资金洼地、人才高地、信用高地的配比。比如，农村现在的土地，资产价值正在凸显。因为农村的许多要素都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定价和再定价，农村中原来不计价值或计价过低的土地、劳动力、社会资本、人文环境与自然风光等，都在不断的定价和再定价过程中，显示其价值。这是农村和城市平等交换，公平交易的底气。比如，过去农村的土地，没有价格，因为不给定价权，现在的价格越来越凸显，当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土地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进行时，土地在不断被定价，在定价和再定价过程当中，产生了新的信用和抵押物。土地既可以拿来抵押，又可以拿来经营。比如不少大城市的城中村，保留了集体经济，通过经营土地，形成村社经济，社区占有土地资源并主导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就可以创造很多与城市对等交换的机会。再比如，过去的劳动力不计算价格，或者价格比较低，现在伴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大潮，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在乡务农的影子价格，劳动力价值越来越凸显。这是发挥内生金融，发挥农村涉农机构转贷平台的基础。
在二元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有不少一元化的思想在作祟。比如关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言论，是让它走向正规化。银监会2009年推出了三年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划，全国要在2011年底铺设1294家新型金融机构，但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看起来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与全国的村庄数量和乡镇数量对比的话，是杯水车薪，金融生态没有本质性的改变。691家机构，只相当于全国4.4万个乡镇机构的1.57%，目前吸收的存款，只相当于全国金融业吸收存款的500多分之一。机构数量不少，但只是一个盆景金融，不能解决本质性问题。
反而，新型金融机构累积了很多风险，现在很多拿到牌照的新型金融机构半死不活，因为无法从外部融到资金，内部就这点钱不够转的。笔者调查过一些乡和村级的机构，一个月只开业一天就够了，但是还要养活那么多的人员，正规化后，还要有专门的办公场地，防弹玻璃、摄像头等都要具备，单位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新型金融机构的方向，可能不是正规化，而应该走向社区化和合法化，降低成本，并真正为社区服务。
此外，社区金融应该考虑登记制（准则制），而非核准制（计划准入制），就像两口子结婚，符合条件，登记就可以了。但是越出村社（熟人）的范围，一定要采取核准制，以防止风险外溢。在熟人社会中，我们使用结论洞理论，里面有信任半径。任何人之间有信任半径的。越出这个半径后，信任链条就断裂了。只要限定在社区内，就应该给它合法的地位，就可以避免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6篇
我国人口的聚集呈现出两种趋势：
第一个趋势，也是最主流的一个模式，即大规模人口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形成大型、超大型城市群，我们称之为“中心化聚集模式”。目前我国一线大型城市群的房价都保持着良性的增长，而三四线城市则遇到了很大障碍，出现了大量的住房剩余，正是这一聚集模式的反映。未来，城镇化还有近二十年的持续发展过程，而大型城市群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风向标。人口聚集推高房价，因此，“地王”的产生是必然的。但类似北京的“圈城”发展结构已经很难维持，需要更合理的城市结构。
另一个趋势是以旅游为方式，以人的空间位移为主导，由大量的养生、养老、商务、会议、体育运动等出游而形成的，由城区向城郊、乡村等自然环境良好的区域聚集的模式，我们称之为“逆城市化聚集模式”。与第一种“以生活、工作为主体的永久性的居住化”正好相反，这种趋势是以短期流动为特征，人口聚集的规模也非常大。据统计，中国人均出游次数达到了2.3次，2012年的出游量达到了30亿人次。未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增长、消费趋势的变化以及健康老人人群的增长，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四大重点问题
面对传统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四大要求：产城一体化、解决好“人”的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和优化城市格局。
产城一体化：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应摆脱当下以住宅为核心的城市化，有效结合产业来带动，形成人口聚集，配套公共服务、商业，形成产业、居住与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解决人的问题：使外来人口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
城乡统筹：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功能、城乡关系，这样的发展包括就地城市化，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也是解决农民出路最重要的方向。
优化城市格局：摊大饼的城市格局一定不会持续，未来应以城市群的同城化为主体，以卫星城为发展重点，并与就地城镇化的特色城镇发展相结合。
市场主导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基本逻辑
面临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得有些薄弱。而随着国家对市场地位的确定，市场主导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基本逻辑，地产开发商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要完成的“造城”、依托于产城一体化生长出来的城镇化，不仅仅是综合体，而是经营性地产项目带动所形成的综合体延伸，以及居住一体化、城乡配套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形成的城镇结构，我们称之为市场化下生长出来的城市化，这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模式和结构。
市场化生长出来的城市最有生命力，但在市场主导下的新型城镇化趋势下，城市规划与管理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现在的城镇村体系完全不能概括如今蓬勃发展的具有城镇结构的综合体，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镇，而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因此，政府必须改变原有观念，出台政策，将大规模的这一城镇类型纳入到城市结构中来。从而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大中城市、小城镇、综合体、新农村社区等多样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体系。
未来地产商的出路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西部城镇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大陆地区的城镇化在空间上被人为的分为东、中、西及东北三省四部分，东部地区一直是城镇化进程推进最好的区域，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城镇化水平整体来说都是最低的。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12年西部地区整体城镇化率为44.26%，而同期东部地区整体城镇化率为66.11%，相差近22个百分点；另外，西部地区各省市之间城镇化率差距同样较大，人口城镇化率最高的为57.74%，而最低的自治区仅为22.75%，相差近35个百分点；因此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2.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为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成.效显著。国内的学者也纷纷对城镇化进行了理论研究。王素斋[1]在文章中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阐明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刘立峰[2]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促进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发展，推动人口的就地城镇化。程芳[3]以土地为切入点，对中西部地区“三化”互动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中西部“三化”互动可持续发展财务评价模型，以城镇化为引领，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
3.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大小城市657座，其中4个直辖市，285个地级市和368个县级市，全国平均城市密度为0.68个/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城市总数为167个，有1个直辖市、86个地级市和81个县级市，总数与中部地区持平，但由于西部地区地缘辽阔，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仅为0.24个/万平方公里，远远低于全国及其它地区的城市密度水平。从城市规模来看，与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未能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超大、特大及大城市数量均明显偏少，无法充分带动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数量虽然较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不能有效支撑大城市的发展。
3.2西部地区城镇功能建设有待完善
城镇功能的建设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到完善，其主要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城镇所吸纳的人口数量和城市或城市群的竞争力等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依据《2007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公布的相关数据，在全国32个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除成渝、关中两个城市群外，西部地区其它城市群普遍实力不强，综合竞争力排名较为靠后，其中乌昌、拉萨两个城市群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比较优势和成长潜力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和挖掘。
3.3西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高
收入水平是衡量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29600.91元，比最低的地区（西部地区）多了近1万元，此外西.部地区也是唯.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突.破2万元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2050.48元，是西部地区（6008.34元）的一倍多，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比西部地区多一千多元和两千多元。
3.4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大型城、镇带动作用不明显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2.99%，可.谓是地广人.稀；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是关中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此两个区域城镇化发展基础良好，人口聚集较多，如甘肃、新疆和三个地区地缘辽阔，由于资源、气候条件和历史原因人口数量较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是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大型城市或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而西部地区正是缺少这样的城市群，因此大型城镇对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带动作用不明显。
4.西部地区整体城镇化进程推进的策略
⑴继续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十几年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仍属于较落后的地区，地处内陆、部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本身的资源吸收、配置能力和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国家的政策向西部倾斜，继续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避免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⑵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区应抓住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有利契机，转变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企业，走精细化、集约化发展道路，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风景名胜众多，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⑶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完善民生工程建设。
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传统城镇化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推进的，发展到现阶段已各种弊病逐步显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要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统筹规划、共同发展，以城带乡和以乡促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质量提升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使多民族间更加团结和友爱，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民生工程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西部地区应完善民生工程建设，提高社会保障在城乡的覆盖率，完善城乡住房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使城乡居民住有所居、老有所养。
⑷推进城市群、大中小城镇齐发展的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采用综合发展模式，首先注重区域城市群的建设，如继续打造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使之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过程中发挥对成渝及周边省份和陕西及周边省份区域经济的龙头带动作用，完善南宁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的整体规划和建设，继续发展兰州城市群和呼包鄂城市群，开发建设乌昌城市群和拉萨城市群，释放其发展潜力使之逐步发挥其影响力；其次在发展大城市的同时注重中小城镇的建设，中小城镇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和扩大消费需求最直接的地方，就地城镇化有助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⑸ 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推进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的技能、素质教育，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转移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身份地位，分享城镇化建设的胜利果实，真正做到农民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J].理论月刊,2013(04):165~168
就地城镇化范文第8篇
一、城镇化进程提速，城镇贫困问题凸显
一是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截至2014年12月，我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达到1880.2万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2亿多流动农民工中的贫困人口、200多万的高校困难大学毕业生和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失去土地的4000多万农民。如果将以上人群计算在内，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应该在1.5亿左右。
二是城镇贫困人口增量有加快的可能。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4.6%，很快将有一半的人口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城镇。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增速将在1个百分点左右，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城镇化增速有恢复到历史上1.4个百分点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近1500―2000万人进入城镇。按照5%的贫困发生率，每年将另外有75―100万的城市贫困人口产生。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城市扩张占用农业用地而“农转居”的失地农民。根据平均用地面积来估算，至20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
三是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乡差距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13年，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6389.5元和11433.7元，比例为4.93：1，高于2000年的3.61：1的差距，并且，在绝对数上也差距明显，2013年最低收入户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低15521.4元。
四是城镇贫困问题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由于城镇人口的集中性，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区，犯罪、买卖和等必将猖獗， 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发源地。城镇贫民问题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即使发达的美国、法国等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005年法国移民贫困区由于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大骚乱，损失惨重，极大影响社会稳定。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等国也先后发生过类似情况。
二、应对城镇贫困的政策建议
一是制定城乡一体化的国家减贫战略。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扶贫的重点在农村，扶贫的方式也是针对农村贫困提出的。当前，我国已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城镇长期定居就业，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我国将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城镇贫困产生的机制、规模和分布以及贫困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与农村贫困有显著的不同，需尽快针对城镇贫困人口制定保障住房、失业救济、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战略。
二是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减贫的根本。就业是减贫的根本，创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2009年，以城镇家庭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指标来看，最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分别为1.57人、1.50人和1.27人。以城镇家庭平均家庭人口来看，最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分别为2.51、2.89和3.33，以上两组数据说明，无论是就业的绝对数量，还是家庭人口的就业比例来看，家庭就业能力与家庭的收入呈正相关。应尽快通过税收、贷款以及创业和就业培训等扩大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建立减贫的长效机制。
三是完善城镇贫困人口的统计工作。当前，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其中很多贫困人口没有被统计在城镇贫困人口中，也往往容易被农村忽略；那些由于城镇化推进中失去土地，也没有工作的贫困人口群体。建议尽快完善统计工作，在城乡贫困人口的标准、口径等方面尽快建立衔接机制。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统计，并制定相应的减贫战略。
四是推动就地就近城镇化模式。大规模异地城镇化，不仅会增加社会保障、教育以及运输等方面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会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成本，还会使得很多农民贫困人口一旦回到农村，返贫的现象严重。应尽快利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将产业转移与返乡农民工进城结合起来，实现新型的就近就地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