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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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范文第1篇
母子连心，儿吃蛋母食壳
曹蕴涵出生在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4岁的时候，母亲左敦平得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左敦平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药罐子”。由于家境贫寒，左敦平为了给小蕴涵补身子，每次偷偷从丈夫给的买药钱中扣出部分，还偷偷地变卖了家里仅有的一点首饰，每天弄些鸡蛋给儿子吃。在这个家里，鸡蛋已经是罕见的高级食品了！
已上小学的曹蕴涵非常懂事，每当他看到妈妈把剥得干干净净的两个鸡蛋送到碗里时，就央求妈妈同吃，可左敦平总是说：“乖儿子，妈妈的那份留着呢，你先吃完上学去吧！”一个星期天上午，曹蕴涵不上学，当他醒来时听到灶间有种怪怪的细微响声，他起床透过卧室房门的细缝看到妈妈端着个空碗，正细细地舔食着蛋壳上一丁点蛋白，然后连蛋壳也要吞下去。曹蕴涵惊呆了，心里既感动又愧疚。他猛地推开门，冲出去夺掉妈妈手中的碗,“妈妈，你骗我这是何苦啊？我再也不吃鸡蛋了！” 左敦平也被儿子吓了一跳，她一把抱住儿子轻声说：“蕴涵，妈妈没骗你，书上说蛋壳里也有营养，扔了怪可惜的，妈妈就不忍心浪费了。”为了让儿子相信，她又说：“你看，鸡和鸭子都吃小石子和细沙呢，那是能增强胃动力帮助消化呢，妈妈吃蛋壳也是这个道理。”儿子将信将疑地望着她，后来，每次吃蛋时蕴涵都坚持与妈妈分享，常常是争的鸡蛋变凉也没人吃。
曹蕴涵自小就爱看些历史名著，临摹书画，家里无钱买书，父亲便经常带他来到合肥花冲公园旧书市场淘书，常常花5元钱就能买十几本旧书给曹蕴涵看。2004年，曹蕴涵上初一时，班上同学间流行过生日，可蕴涵总是躲得远远的。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对妈妈叹道：“妈妈，我都13岁了，是个男子汉了，后天又是我的生日了，却从没吃过生日蛋糕，真郁闷。”左敦平听了心里也很难过。第二天凌晨，左敦平拖着病体坐长途车回老家，带了两桶百来斤的腌菜来到合肥，然后又租辆三轮车骑到8公里外的一个大菜市去卖。傍晚天降大雪，蕴涵见母亲一整天都没有回来，心里又急又怕。夜里10点多，左敦平像雪人般地回来了，她从菜桶里捧出一盒子瘪了半边的蛋糕，笑着说：“蕴涵，吃吧，妈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蕴涵欣喜万分，尽管蛋糕上沾有许多泥土砂子还浸着黑色菜汁，但他仍然一下子把蛋糕扫荡一空。忽然，蕴涵见妈妈在里屋正用热毛巾擦拭膝盖处一大片伤口，他急切地问：“妈，怎么了？”“不小心摔的。”“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再吵着吃蛋糕了。”“不，是妈妈对不起你，你长那么大，连块蛋糕也没买给你吃……”蕴涵上去抱紧妈妈，他的泪水早已经挂在了脸上，他在心里默默地想：只要我挣到第一笔钱，一定也给妈妈买个蛋糕。
出走打工50元血汗钱圆母亲生日梦
由于买不起好药，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父亲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白天修车，晚上到旅社值班挣钱补贴家用，一家人每月靠父亲900多元的血汗钱维持生活。
2005年底，43岁的左敦平再次受寒发病。为了省钱，从医院回家后，她就托家门口的小诊所医生来帮忙吊水。曹蕴涵则在家里当起了母亲的护士。可他毕竟人还小，一次帮母亲换药水时，不小心搞错了药瓶，将一瓶用来捂手的水当作药水挂上去了，不一会，左敦平就大汗淋漓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即将休克。曹蕴涵吓得大哭，急忙拨下针头，哭喊着向邻居大声求救。3个小时后，母亲恢复正常，曹蕴涵用拳头使劲锤大腿骂自己太不中用。也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冰冷的晚上，左敦平第一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的存在只会给这个贫弱的家庭雪上加霜，还是不要连累孩子了……深夜，左敦平偷偷拔掉输液针头，静静等候死亡的到来。俗话说母子连心，折腾了一夜稍微打了个盹的曹蕴涵及时醒了过来，他急忙叫来医生，一遍遍地唤醒妈妈。左敦平经过抢救以后，脱离了危险，看到身边懂事的儿子，她渐渐平复了心情，觉得自己的做法太极端了。不久，左敦平就出院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九，可家里穷得连一粒米都没有。
“爸爸的担子太重了，妈妈的心情太糟了，我得为他们分担点。”曹蕴涵忽然想起，自己可以通过写小说挣稿费，然后帮妈妈买药，还要用自己的力量圆一个妈妈的生日梦。那天，他对整天在家养病的妈妈说：“妈妈，我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感觉自己想象力比较丰富，我想把这些想象记下来写成书。妈妈你身体不好很少出门，我想写好后就给你看，让你解闷，好改善下你的心情。” 左敦平对儿子的想法一开始没在意，只是告诫他专心学习，别耽误了功课。
曹蕴涵怕惹妈妈生气，不在家写小说，决定把小说写在活页本上。每天上学时，他将活页纸偷偷扯下，带到学校去写。然而纸包不住火，2006年4月，他在将写好书稿的活页纸装到本上时被妈妈发现，心疼至极的左敦平大发雷霆，狠着心说：“不听话的孩子，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了，看到你会把我气死！”
母亲的气话，曹蕴涵当真了，怕引起母亲血压上升，他连夜离家，走时不忘将活页本带着。第二天刚好是五一长假，曹蕴涵在合肥一家饭店找了份迎宾的工作，想利用那几天时间打工挣点钱补贴家用。焦急的左敦平强忍着病痛，天天守在窗户边，希望能看到儿子的身影，然而一天又一天的等待都失望了。孩子没了踪影，左敦平度日如年，每天都在哭。其实蕴涵并没有走远，每天深夜下班后，他都会来到家门口的这条小巷子，默默地注视着窗户里的妈妈，听到妈妈熟悉的咳嗽后，才放心离去。直到5月6日傍晚，曹蕴涵悄悄回家探望母亲，发现左敦平病倒在床了，他赶紧向老板辞了工，拿了50元工钱就回家了。他花了其中的35元买了盒大蛋糕，回家后就马上跪在母亲的床前认错。“妈妈，过几天就是你44岁的生日，儿子是个男子汉了，也能赚钱给妈妈过生日了。”原本在气头上的左敦平听了这话，早已经泪流满面，她翻身起床，用手抚摸着儿子满是灰尘的脸，颤颤巍巍地说：“遭这么大的罪，都怪妈妈说话太重，孩子，你想写就写吧！”蕴涵把剩下的15元钱交给母亲，然后保证说：“妈妈，我再也不和你赌气出走了，再也不惹你生气了，这是儿子挣的钱，明天你买点猪肉补补身子吧！”蕴涵还在蛋糕上插满了蜡烛，拖着妈妈过来许愿。左敦平拉着儿子的手说：“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天天健康早日成才！”
北京出书赚取稿费为母亲治病
左敦平虽然同意儿子写小说，但限制他必须是在假期里写，不能耽误了学业。2006年的暑假，曹蕴涵成天待在家里，不停地写着。对于少年蕴涵来说，写小说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和健康，他一天要花上10多个小时来写作，由于用眼过度，他的眼睛常常感到瑟瑟的肿痛，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到附近的一家小诊所就医。医生非常严肃地告诉他，如果再这么不要命地用眼，就会变成重度近视眼。听了医生的话，蕴涵吓得整整一天没再敢碰小说，可是晚上大脑一进入小说中的人物世界，他的手就开始痒痒，欲罢不能，只得翻身起床挑灯疾书。
那个暑假，蕴涵整个人好像进入到一种痴迷疯狂的状态中，白天吃饭想着小说的事情，连晚上睡觉做梦也是小说人物，常常是睡到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什么好的词句或情节，马上从枕头底下拿出纸和笔记下来。有一次，蕴涵要写一段主人公登山的情节，但是写了很多次都不能让自己满意。为了真真切切体验一把登山的感觉，蕴涵冒着38度高温，骑着自行车到15公里外的肥西紫蓬山爬山体验。爬到山顶后，终于找到了灵感，他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一气呵成，那种感觉真是畅快淋漓啊！每写完一章，妈妈总是第一个读者，儿子的小说给病痛中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这样，到当年8月，书稿全部完成，共15万字。小说中的主人公阿风无数次冒险，出生入死制服了无数个妖魔鬼怪，为消灭不死之魔，阿风在险恶和困苦中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磨练成胆识过人、除恶去邪的民间英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罗列了各种妖魔鬼怪和各种降魔手法，想象力非常大胆丰富。书里书外，异曲同工，阿风的母亲非常伟大，但受人控制，阿风誓言即使是赔了生命也要救回母亲。现实生活中，敏感内向的蕴涵，变身为书中无所不能的阿风，在奇幻的世界中自由驰骋，发誓要救回自己的母亲。
左敦平想让儿子的价值能体现，开始积极寻找出版机构。那段时间，左敦平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拖着病体，拎着3公斤重的打印书稿，走遍合肥的各家出版社。然而，投稿十多家，碰壁十余次，写书难，出书更难！无心插柳柳成荫。直到去年下半年，左敦平一个20多年未见的中学同窗梅子寒，突然打电话告诉左敦平要从北京回老家来探亲，顺便取道来合肥来探望她这个老同学。左敦平当时病得不轻，她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让我这种病态影响你们的心情。”同学一听急了，赶紧说：“你如果生活得好，我们不见你也就罢了，可是你现在生活得不好，我们理所当然要来看看你。”当梅子寒看到昔日的校花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样，体重不足100斤时，这个北京小有名气的律师同窗拉着她的手哭了。当梅子寒了解了同窗的一切，随后看到《阿风之冒险记》后大为赞赏，她决定将这部手稿带到北京去，给那里的出版社看一下。后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了解了蕴涵的事迹，感动于一个少年竟然能有这样的孝心，看了手稿后，他立即决定出版。曹蕴涵的梦想终于开花了，按照约定，根据销售情况，曹蕴涵将得到一笔不菲稿酬。
2007年6月，曹蕴涵在学校收到一个包裹，纳闷中打开一看，竟然是北京寄来的样书，印刷后14万字！看着手稿变成了书册，蕴涵惊喜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发炸，“天哪，这不是做梦吧？”曹蕴涵百感交织，他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妈妈。“是的，蕴涵是妈妈心目中最完美的骄傲！”左敦平双手捧着孩子的脸，也忍不住喜极而泣。同学和老师间也竞相传阅着曹蕴涵的新书，直夸他写得好。一个农家初三学生竟然在北京出书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和老家亲朋好友，他们纷纷前来祝贺慰问才子曹蕴涵和左敦平。当地的一个企业老板得知后，也多次给左敦平打电话说：“你丈夫可以在我企业上班，办理各项社会保险，曹蕴涵一直到大学的学费都由我负责！”可奇怪的是，左敦平却拒绝了老板的好心，她不肯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好心的老板。这个坚强自尊的女性的解释是：“我只要一生病就从不出自家屋子，我不想让不健康的形象影响社会上任何一个人，这个社会和亲友已经给我们太多的关爱了，虽然我们看病还欠债9万多元，可我们还没到那种走投无路的绝境，我实在不想欠社会太多的爱心，我怕将来没机会偿还啊！” 原来蕴涵学校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后，减免了蕴涵很多学杂费用，而且还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们家。这些，他们一家人都一笔笔记下了，左敦平说等儿子长大有能力了，要全部还掉。
目前该书首版2000册每本定价18元，卖得非常好。安徽一家图书城得知这个消息后，辗转找到左敦平表示想策划个曹蕴涵签名出售会，为她的儿子造势扬名。可左敦平却说：“作品太稚嫩了，孩子的路才刚刚开始，不能把他捧得太高了。”北京的出版社和同学多次打电话来要左敦平提供银行卡号，好给她儿子汇额外的稿费，可左敦平又拒绝了：“同学为儿子出书付出那么多，即便是有点微薄的奖励，干脆就请出版社的老师们还有北京的同学吃饭吧。”
现代作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布赖恩·卡斯特罗 后现代文学 《上海舞》 多元性
一、小说作者简介
1.作者的生平
布赖恩·卡斯特罗，当代著名小说家，中文名高博文，1950年出生于香港。父亲为葡萄牙人，早年在上海创业，母亲为中英混血儿。受父母的影响，卡斯特罗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广东话、法语和葡萄牙语。1972～1979年，他在澳大利亚和法国教授法语，后曾担任多所高校的“住校作家”。
2.作品和殊荣
二十多年来，布赖恩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八部长篇小说：《候鸟》、《追踪中国》、《双狼》、《随波逐流》、《波默罗伊》、《斯苔珀》、《上海舞》和《花园书》，1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8部小说中，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第七部小说《上海舞》分别获得2003年万斯·帕尔默小说奖和2004年克丽丝汀·斯泰德小说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2004年度最佳小说。
3.作品的特点
布赖恩·卡斯特罗是澳洲华裔文坛独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关于华裔移民主题，且与多元的文化和历史有关。卡斯特罗在创作上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小说呈现出时空交错、情节跳跃等多样性特点。
卡斯特罗以独具创新的表现手法闪耀于澳洲文坛，创作题材新颖，丰富地表现澳洲华裔移民的文化多元性，深受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二、小说《上海舞》的介绍
1.故事梗概
小说《上海舞》写于2003年，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Castro）的第7部小说，同时也是作者的一部虚构自传小说。
小说以上海为背景，以卡斯特罗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叙述者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与他的缔造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拥有着中国、葡萄牙和英国的三国混血血统。主人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后来他决定离开澳洲大陆重新回到中国。于是他从香港乘船，返回上海，去追寻记忆中的历史和回忆。
在时间和空间轮转中，卡斯特罗娓娓叙述着关于自己的家庭故事。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澳门和香港。通过想象，卡斯特罗将故事定位于漂泊的地点，从17世纪的美洲，到葡萄牙再到法国，其间也包括1997年和在澳大利亚的复杂生活等。
在这错综复杂的多元环境中，我们像解谜般地看到他们的家族轶事，还有那些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人群和轶事。
2.外界评论①
《上海舞》于200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47页。小说一问世，便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泽维尔·庞斯评论说：“所有这一切使小说产生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力度，一种元现实主义的紧凑性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更大谜团的一部分，只有将所有这些拼凑起来，这个设计才会浮现……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
亚马逊书网这样写道：“该小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还是跨越了各种文学形式，讲述了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3.本文主题②
本文通过对小说《上海舞》的文本深入阅读和研究，适当结合运用后现代文学理论，归纳出本部小说《上海舞》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框架下所呈现的多元性特点，即：①时空跨度的多元性；②人物身份的多元性；③文化表现的多元性。通过这三个层次解读《上海舞》这部自传式小说中体现的多元性主题。
三、小说多元性主题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及普适的规律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王祖友，83）
1.小说时空跨度的多元性
《上海舞》讲述的时代背景，跨越了几个世纪，人物踪迹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在小说的“在容家”这个故事中，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这样写道：“哦，点点滴滴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两种文化。记得最多的是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它们保护了他免受的恐吓……”（P.130）
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安东尼奥、父亲阿纳尔多，都存在于多元的时空界限，他们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身份，在模糊的时间界限里获得生存。
（1）安东尼奥的多元时空跨越
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通过回忆，穿越了时空的跨度，去追寻自己家族的历史。
安东尼奥的旅途追寻贯穿了多元的时空界限。他从澳门回到上海，在“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个故事中，卡斯特罗说：“我过了四十年后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这片脏兮兮的水域，他们将我转到香港的港口，转航驶向上海。”（卡斯特罗，3）
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过了半个世纪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个港湾。航程途中的疲惫，使他天天晚上做噩梦。就这样从珠三角来到了黄浦江，他穿越着层层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去追寻一个类似生存的“转机候车室”的地方，去继续翩翩跳起上海之舞，那种属于他天生骨子里的东西。
在追忆的时空跨越的过程中，安东尼奥娓娓叙述了从14世纪开始的祖先为捍卫家族信仰被宗廷烧死直到90年代的等一个个历史时间片段，空间穿梭于各个大陆等地域，实现了自我的多元时空跨越。
（2）阿纳尔多的多元时空跨越
处于多元时空跨度的人物还有父亲阿纳尔多，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在小说“新闻大战”的这个故事中，文章一开头的副标题就这样写着“上海属于眼下”，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隐隐感受到卡斯特罗的生活观：人生就是要抓住时机，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抛却烦恼和忧虑。
所以在文章下面的描写中，他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也就没有害怕……”于是他悠闲地一手拿着报纸，一边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教育并灌输着堂弟：“干吗要担心呢，如果你担心你死，如果不担心你还是死。”（卡斯特罗，212）
阿纳尔多以及时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态度抓住“当下”，用以证明自己多元的时空存在。阿纳尔多想要忘记曾经，忽视当今，以一种无畏和享乐的生活态度活在多元的时空中。
2.小说人物身份的多元性
人物身份的多元性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作品情节中直接流溢出来，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消解主体的同时，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身份单一性的根本否定（李艳丽，78）。这一特点也同样可以在《上海舞》的作品和人物中得到印证。
正如卡斯特罗这位中、英、葡混血作家所言：“在香港，没人将我看作中国人”，而“澳大利亚人认定我是中国人”（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209），混血的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也面临着身份的多元化。
卡斯特罗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船上，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感。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存在着，生活穷困潦倒。和本文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虽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生活在澳大利亚主流之外，被所处的社会所抛弃和隔离。在父亲离世后，他毅然踏上了漂泊之路，去探寻祖先的历史，去寻找治愈伤疤的药膏，追忆的寻根之路遍及世界各个地方。同时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还通过零碎的照片、日记等，再现家庭历史，消解故事的线性结构，实现自我多元身份的探究。
3.小说中多元文化的融合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体现了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主题（王祖友，82）。
小说《上海舞》的场景选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多元的、开放的世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更是一个熔炉之地，是外来投机者的天堂。香港和澳门分别是英、法的殖民地。这些地方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多元世界。外来文化和当地文明交互存在，此时冲突，彼此融合。
在小说《上海舞》的“葡式免治”这个故事中，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吃着美味可口的澳门免治，葱香浓辣的杂烩裹着各种配料，卡斯特罗一边享受般地品味着这种独特的混合味道，内心却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独特的感想：这份混杂的味道仿佛那难以忘怀的混乱和安全，仿佛所处环境的混杂，社会的混合和那多元文化带来的浓浓熏陶。
四、结语
在一次采访中，卡斯特罗说：“写作必须从标签或固定的观念和业已接受的观点的囚禁中解放出来。这是自由思考现代世界的惟一之路。”（王光林，《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163）这也正是作者卡斯特罗在《上海舞》这部后现代小说中所体现的：通过打破传统小说的单一性和完整性，从而呈现出开放多元的主题，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注释：
①下文提及的媒体评论摘选于亚马逊书网《上海舞》商品描述之媒体推荐。
②关于本文的主题根据王光林译后记的启发，并适当结合了部分后现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文本中所表现的多元性主题。
参考文献：
[1]陈宝柱.布赖恩·卡斯特《上海之舞》的多样性解读[J].长城，2011，72-73.
[2]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译林，2004（4）.
[3]王光林.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澳大利亚华裔作家BrianCastro（高博文）访谈[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4]丛娟.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特征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6）.
[5]于海李汝成.记忆与虚构——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上海之舞》[J].外国文学动态，2007（2）.
[6]布赖恩·卡斯特罗，著.王光林，邹囡囡，译.上海舞[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王祖友.后现代主义文学小结[J].社科纵横，2010（1）.
现代作家范文第3篇
――评《他者的表象――日本现代文学研究》
关于自我的探索,始终都与对他者的认识相纠葛。透过与他者的杯葛、对立等,自我被清晰地烛照出生成的机制、痕迹,也凸显出它在作为绝对者的他者的极度压抑下受难和抗争的历程。
文学具体而生动地演绎了自我与他者这一二元对立的命题。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现代作家特别注意有意识地开掘自我与他者这一哲学命题所包孕的内涵,以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将其具象化,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郭勇所著《他者的表象――日本现代文学研究》一书正是以他者为视角来系统地解读日本现代文学经典的。
在序章中,作者指出自我无法依靠自身来完成意义的指涉,只有借助他者这一镜像才被型塑了意义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者之于自我是绝对性的存在,而神又是这一绝对者的化身。在缺少基督教精神风土的日本,在作为超越者的神身上,已然看不到上帝慈爱的影子。在日本现代文学中,神更多地被描写成了君临大地的恶意的化身,现代人匍匐在它的面前,被迫体验着存在的荒诞性。
该书主体第一部分从“现代恋爱与家庭”这个视角,选取了明治时代的六部经典名著,分析了在现代化语境中,以“一体同心”为最高追求走到一起来的恋人、夫妇之间反讽地体验到互为他者的荒诞的命运;第二部分以中岛敦文学为个案,分析其文学中作为恶意超越者的他者形象;第三部分则选取了三位现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分析了他们在对他者的观照中重建自我的精神历程。在后记中,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用“他者”这一关键词去解读日本现代文学经典的有效性和宽广的前瞻性。
现代作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文本；烙印作用；文化塑造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是现代文学作品的一类表现形式，它是以历史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为表现主题的艺术形式。该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创作中要求以对历史的叙述、描写为前提，强调抒写作家的历史情怀。然而史家在欣赏这类作品时往往不以为然，原因是作品常常逾越了对历史文本(如历史文献、历史小说)真实的解读，在作品中存在着众多非历史化现象：如作品中常常包含某些常识性的历史叙述错误；对真实历史事件过度地阐释；对历史人物行为与关系的煽情演绎，等等。这类作品虽然力图展现过去人的历史场景，却又更多地浸渍了现代人的情感与理解方式，这与历史文本传统的语言与文化相去甚远。
以往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借古颂今”为主要的创作目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该题材的影视作品日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些作品固守对历史真实的叙写，具有写实风格；一些作品仍追求历史与艺术的统一，突出情感交融；而有部分作品则大大逾越常规，有为了追求所谓艺术而不惜虚构历史的嫌疑。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作品中存在的非历史化的现象呢？本文拟从翻译学的文化研究视角，通过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翻译”历史文本的活动来对该现象的形成试加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翻译”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作为一类文学作品形式，它并非是作家艺术灵感臆造的结果，作品产生需要有所依据，其创作素材来源于历史文本。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要以叙述历史真实为前提，是从历史文本“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新形式：一方面，该作品形式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它是历史文本在现代语境下新的演绎；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形式又有着自身独特的语言结构特征，与原初的历史文本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是历史文本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变形和重组。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符合翻译行为的基本构成。一般而言，翻译是指将某种语言或作品形式用其他语言或作品形式表现的文化活动。翻译行为强调语言与作品形式与形态的转换，而作品既取材自历史文本，其对历史文本内容与形式增删、改编、加工和制作过程正契合上述有关翻译的定义。这类作品本身为了方便喜好历史情节的特定观众群体的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文本最初的语言形式(古文或文言文)与作品形态(纸质载体)，创造了新的语言形式(白话文、现代影视台词)与作品形态(声像介质载体)，它是对所选择的历史文本进行“翻译”后形成的新作品。
整个“翻译”过程，同时包含着历史文本原“作者”的目的、影视作家作为历史文本“译者”的目的、观众接受作品的类型三大因素，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决定了影视作家对历史文本“翻译”时将采取不同策略，如创作时是以历史文本为中心，为观众提供某些关于历史的真实知识？还是以艺术创作为中心，抒写作家的历史情怀？或者是更为看重观众的反应，以观众需求为中心，干脆虚构所谓历史以迎合大众的好恶？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策略，而这类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多元文化取向，正是影视作家采取多元化翻译策略的具体体现。
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烙印作用分析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翻译”，不可避免地要烙下现代语言和文化的印记，烙印的目的在于适应现代观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审美的需要。正是由于作品中烙印着具有现代气息的语言和文化，观众从中也会对这类作品是否忠实于历史文本持有某种怀疑的态度，诸如该作品是否确切刻画了当时的历史情景？作品中铺陈的历史事件是否发生过？作品中描写的历史人物是否真实？观众对历史情节的真实性有着特殊的兴趣，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差异往往为不同观众所津津乐道。
史家尤其关心的是新旧文本之间的差异，关注这类作品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历史文本的真实，是否如实体现了历史文本想要表现的历史真实；作家则往往欣赏新旧文本的艺术融合，强调对作品“翻译”时应“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并不以反映历史文本真实为目的，而是要演绎历史文本的艺术性，要求影视作家通过阅读历史文本收获的情感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地抒写与呈现。
其实，尽管史家与作家在看待作品时抱持不同态度，两者观点之间往往“大相径庭”，其实不然，我们说上述人物不同观点的表达，都是根据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不同身份作出的应然选择，双方观点都不可避免地被烙下现代语言与文化的印记，他们并不是用过去人们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文本，他们与历史文本原“作者”之间刻意保持着距离，都显示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整个烙印的过程始终存在，它发生在作品创作、流通以及接受的各个环节中。从此意义上说，史家与作家对待作品不同的观点表达，表面上“南辕北辙”，实则“相反相成”，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目的，他们都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察、理解历史文本，其不同的观点表达，可视作在不同的文化轨迹里共同勾勒一个完整的“圆”。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加以“翻译”，其作用并不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而是对历史文本加以烙印。其烙印作用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作品在选择某个历史文本时，该选择往往意味着同时放弃了其他符合观众需要的文本形式；其次，这种烙印在作品翻译策略制定上也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即用现代语言结构重构了历史文本，历史文本传统意义的价值受到了现代人的冷落，而选择现代价值又总是意味着排斥其他的历史价值。此外，作品的使用方式使得整个对历史文本的“翻译”更趋复杂化，文本内容与形式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被摄制、播放、评价、讨论、传递和接受，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社会政治形势下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的影响。
三、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塑造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烙印作用，不仅对文化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影视作品与历史文本本身形成影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作品文化内涵的塑造上。作品在对历史文本加以“翻译”的过程中，以巨大的构建力置换和重组了历史文本的结构与内容。另外，作品在“翻译”中对历史文本的选择和策略的制定，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与社会关系等建立了便于现代观众理解的独特典律，这些典律遵循的主要原则是现代的美学观。
正是因为作品在创作中主要遵照现代美学观，作品并不是为过去而创作的，其创作过程主要是为了满足现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作品想要揭示的文化内涵往往偏离历史文本传统意义的文化内涵，而影视作家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或有意或无意的与历史文本传统的语言与文化相偏离，并不忠实于历史文本表现的内容，从而滋生了这类作品的“非历史化”现象。又，作品对历史文本有目的的增删、改编、制作与加工，也使得历史文本脱离了它最初被赋予意义的文化传统，而最终导致了历史文本的“去历史化”。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翻译”，由其引发的文化内涵塑造具有双重功能。其第一重功能，它可以塑造出过去历史事件或人物确定的现代文化形象。这种文化塑造是历史文本在现代语境中新的演绎，历史文本也正是通过作品“翻译”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并未完全忠实于历史文本，它把历史文本过去的文化传统中未能与当前社会潮流、价值观、文化争论和利益分歧相贴切的内容通通加以删改。在删改中，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翻译”，能够使得现代观众形成某种对待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确定的好恶态度，对特定文化共同的尊重或相似的蔑视。
影视作家在“翻译”某个历史文本时心中总有一个想象的观众群体，由该作家创作的作品常常是为了喜好历史情节的特定观众设计的，他在“翻译”历史文本、创作作品时需要符合现代语言与文化的习惯用法，因此，影视作家作为历史文本的“译者”，常常会脱离历史文本的文化内涵来修饰、改善他所翻译的内容，该作品因而具有新的形式。因此，作品对历史文本的“翻译”，由其引发的文化内涵塑造便具有第二重功能，即作品在塑造历史文本中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现代文化形象的同时，也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历史影视文本，它深受现代观众群体的符码、典律、利益和情感的影响，同样表明了新文本在现代文化体制下形成的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立场。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既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现代文化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影视作家根据社会需要选择的历史文本和制定的翻译策略，可以改变或巩固现代文化体系中的文学典律、概念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而作品在塑造特定文化身份时亦深受翻译策略以及作品在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诸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该作品中有关剧本的改编、剧情的拍摄、录制、内容评介、主题宣传、作品发行等，也包括该作品的赞助及在各种文化社会机构中的使用，即作品对历史文本“翻译”的各个环节都对新旧文本的文化身份塑造具有意义。这些因素协助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文化形式的定位，并赋予它特定的阅读实践，使其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观众群体建立联系，由此调节作品在对历史文本“翻译”过程中带来的巨大影响。
四、结语
概言之，在翻译学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对历史文本进行增删、改编、加工与制作过程符合作品翻译的过程，历史文本原“作者”、影视作家作为“译者”以及观众间的互动与博弈，决定了这类作品在对历史文本“翻译”时将采取不同的策略，影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取向。为了抒写作家的历史情怀，引发观众的历史情感反应，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在真实历史、历史文本和影视作品之间不断进行着置换与重组。作品在对历史文本“翻译”时，既在历史文本与影视作品形式转换中烙下了现代语言与文化的印记，又塑造了历史文本现代的文化形象和影视作品新的文化身份，它使得这类作品中存在着非历史化现象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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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范文第5篇
“海归文学”不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的特有现象,但它将是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热点。20世纪初期,大批海归学人,以其丰富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新鲜与惊喜。我们暂且不去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多少海归作家,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就都有海外留学或者讲学背景,域外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归文学”并不是当前“新移民文学”发展中的新生现象,而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海归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今年5月施雨的《上海“海归”》的出版是一个信号,虽然书中的“海归”是有地域性的,但“海归”由“新移民”主体的再次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点,这既是“新移民文学”研究的一种细化,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主动接轨。
刘俊在《“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移民海归文学”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出发,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开拓,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蜕变、新升华。而这种种新变的发生动因是“新移民”作家的“二次文化震荡”和“二次身份转换”。如果将“新移民”的界定扩展,不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大陆移民海外的新移民,而是将这份名单延伸到港台,那么可以说,“新移民海归作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例如,旅欧的刘索拉,回国后创作了《女贞汤》《口红集》;龙应台回台后推出了《亲爱的安德烈》《目送》;虹影常住北京,往返中欧之间,相继推出了《上海王》《上海之死》《好儿女花》;旅美的施雨,今年完成了《上海“海归”》;薛海翔曾经是90年代美国“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力量,现居住上海从事影视剧编剧;旅加的阎真90年代归国后更是创作了重量级小说《沧浪之水》。
若将“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宽泛地解释,目前“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包括两个作家群体。第一,是指居住国内但已拥有外籍身份的“新移民”;第二是保有中国国籍留学归国的学人。在现代文学领域,为中国文学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和作家通常是后者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身份的创作者将是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潜在的庞大作家群,即“70后”、“80后”的中国留学生,这也就与王列耀提出的欧美华文文学的“后留学生文学时代”相呼应与对接。但就目前创作实绩来说,我们关注的“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多属于第一种身份背景。
较之“新移民作家”,“新移民海归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视点发生了转移。张翎在2001年出版《交错的彼岸》时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她的话道出了一批“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心声,他们的共同立场是用文字抚摸故土,相对于大陆文坛作家而言,他们是“离场”者,以隔岸观照的姿态记述中国。而“海归文学”的创作者们已是一群“在场”者,他们以亲历的身份关注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变迁,因此在文学表达上,海外创作最易被诟病的现象,即与中国现实当下之间的“隔”,在无形中就有可能被弱化直至消弭。
从总体上考察“新移民海归文学”,它的文学题材是丰富的,“海归作家”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都有积极的文学贡献。中国故事无疑是“海归文学”的创作重点。中国叙事是“海归作家”的主动选择。与之前的“新移民文学”立足于海外生活和域外体验不同,“海归文学”沉潜进中国社会,以中国想象和中国经验为他们的叙述重点。但正如刘俊指出的那样,这类“海归文学”的立场、视野和感受都具有杂糅性和融合性。施雨的《上海“海归”》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她采访的对象都是扎根上海的“海归”,他们已与上海融为一体,他们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在中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回归西方重拾理想和抱负。不可否认的是,“海归文学”作家因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在潜移默化间渗透着西方的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因此他们的作品与大陆当代文学作品相比较,具有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和思维角度。阎真是“新移民海归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的一个交集。自加拿大写作“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白雪红尘》(大陆版名《曾在天涯》)之后,阎真回国后创作了完全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沧浪之水》,在自审和他审男性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关注女性,完成了《因为女人》。应该说,阎真的“海归”创作已完全脱离了留学题材和异国图景,而是贴合现实生活,聚集当今中国的热点事件。他实现了从海外华人作家向中国当代作家的全然回归。
“新移民海归文学”在艺术追求上趋向扎实的现实主义。“新移民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对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追求,如当时美国活跃的“新移民”作家严力的精神分析、戴舫的解构、薛海翔的后设小说。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越发地回归“现实”,在“海归文学”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也成为很多作家追求的艺术风格。欧美华文文学与“新移民海归文学”共同推出了一批出色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撼动人心的作品正是通过生动的文学想象达到逼近真实的艺术效果。在对中国故事的传达上,两者最大特点就是紧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个“典型”是作者坚守的艺术原则。
现代作家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精神家园；人文关怀
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负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追寻精神家园的强烈意味，从文化寻根、人性反思、都市文化批判到超越乡土与都市文化而直探人类文明本源，作家进行精神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其小说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贾平凹这些年来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或心理轨迹，其中既有绝望的批判，又有矛盾而困惑的进退两难，从中传达出现代人精神无处扎根的感伤与茫然以及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贾平凹的精神探索和文化价值追寻充满矛盾困惑和走向迷茫虚无，这其中蕴涵着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及其内在矛盾冲突。
一、营造精神的乡土
阎连科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贾平凹也深怀感念地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商州成了他创作的根据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干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在时代变化不息的思潮里，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开拓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商州不仅是生养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沃土。商州不仅成为贾平凹认识世界、历史、人生的一个法门，而且还是贾平凹精神世界的一个“乌托邦”。故乡永远是人类心灵的家园。“故土”和“家园”的回忆已不仅是一种心灵获得暂时安慰的手段，更是一种获得力量的途径。贾平凹从小在农村生活了19年，长大后，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明使他有了新的视角。在极大的变化和文明反差中，回视曾经生长的乡土，乡土迫使他逃离，乡土又令他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寄情于村野，托志于乡情，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商州世界与他的生命有着一种内在的交融与对应，商州情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成为他观照和反思都市生态的参照尺度，贾平凹在困惑与浮躁中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商州乡土圣地，以此对抗现代文明，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的《山地笔记》就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以充满真挚与热情的孩子般清澈的眼光回望滋育他成长的苦难而饱含温情的故乡母亲，用散淡纡漫的笔调创造了温情脉脉的田园般的商州乡土氛围，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好了歌》、《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晚唱》等反思讽喻型作品受到的批判让贾平凹感到异样茫然，也促使他寻找创作上的变化，他找到了“心灵根据地”，用“商州系列”构筑乌托邦式的商州世界，并进行文体试验，刻意追求形式的自觉，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好追求与中国农业文化的优美之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乡风民习的挚爱和对纯朴人性的赞美。从此，他魂归商州，从商州故土及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随后，贾平凹一方面进行文化寻根，另一方面反映时代的变革。《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四部反映农村生活变动的小说在普通农民浸着古风的日常生活情态中，通过商州农村变革与传统文化人格的冲突，传达出时代变革的律动。对变动着现实关系的态度，最直接地牵动着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对于商州，贾平凹有着复杂的感情，从文化的依恋走向文化的批判，又努力在文化批判中寻找着文化的精魂。
二、失园者的焦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失落的家园的苦苦追寻。贾平凹浮躁不安的灵魂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飘荡，不断地寻寻觅觅以安妥自己的灵魂。从《废都》开始，透露出一股浓重的迷失家园的沮丧感。《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和《高兴》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出贾平凹对精神归宿的痛苦追寻。
与其说《废都》表达的是作家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不如说是作家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痛苦追寻。《废都》中的庄之蝶集迷醉与清醒于一身。小说主人公庄之蝶在“废都”中由颓废而不甘沉沦到迷途，则代表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焦虑。庄之蝶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有所作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写作或许能解脱我”，他不止一次地呼喊“我要写书啊！我是作家，我很想静下心来写我的书！”，身为知识分子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痛苦、无奈、酸楚溢于言表。他想抗争，却无法突围和超越自我，最后却在温柔乡里难以自拔，放纵，寻找感官刺激，他失去了麻木，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结果，他毁了自己，也毁了他所爱的女人，庄之蝶最后试图逃离西京，隐喻着他企望精神突围和灵魂自救，却中风倒在车站，他的出走并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庄之蝶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暴露了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和作家心灵的痛苦无助、精神的迷茫，对现实的困惑失去精神家园的悲凉，《废都》表达出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灼。
《废都》还通过牛的境遇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牛的话语背后是无比的苍凉、孤独和寂寞，灵魂的无所依靠，精神的无所寄托。牛哲理性的话语提醒现代人因脱离自然的天性而导致的人种和身体病变。作家是借牛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反思，站在农耕文化的基点上来批判、否定城市文明，以警诫世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和迷恋，防止人的本真生存价值的丧失，“作者对当代城市文化的一种悲怨、失望之情，而愈益反衬出作者的乡村、自然、田园情结之浓烈，寻找精神家园的焦灼。”
如果说《废都》表现了贾平凹对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与悲怆，《白夜》则表达了作家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悲哀。《白夜》写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世中一批小人物的抗争与沉浮、寻求与悲欢及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以颜铭等为代表的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失败，和以虞白等为代表的精神贵族们的悲凉和孤独的命运，而兼具白天与黑夜即雅与俗双重性格特征的夜郎试图超越自我再生，却像精卫填海那样成为非人非鸟，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归宿，他们都在都市之海中浮沉、挣扎着。《白夜》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思考，注目于当代文化转型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楚与蜕变，探寻的悲剧表达了作者深重的忧世情怀和内在精神的彷徨。
在《废都》、《白夜》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置身于当下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于是，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地——仁厚村。《土门》写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寄寓着作者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思考与追求。《土门》通过成义的毁灭和仁厚村的消失，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仁厚村的必然消亡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没落，整个西京城在物欲支配下呈现出的冷酷与浮躁，作者同时展开对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双重批判。城乡文明都是残缺的世界，理想的生存家园在哪里呢？作品提到了神禾塬，它是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者在寻求一种独立、健全的文化理想来调和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冲突。然而，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仁厚村人在寻找生存的归宿，梅林找到的却是母亲的子宫，“呵，我们没有家园了，不是真正的家园而暂居这里的阿冰也没有了家园和生命。真正的狗没有了，我们成了又一群丧家的犬，我们将到何处去，何处将怎么等待着我们呢？”这种慨叹，传达出的是双重文明意义上的无家感。人们在寻找新的家园，然而却又疑惑、茫然。乡村城市化，既可以反映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能表现人的选择的困惑。“《土门》把背景放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揭示了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对城市文明的野蛮无情和乡村文明的保守落后进行了双向批判，同时表现出在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时下，人们的选择与困惑。作者既认识到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土门》和《高老庄》是贾平凹精神旅途中的两部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中国人普遍的无归宿感，留下了作家心灵探索的轨迹，他在城与乡之间挣扎着，寻找着。作为精神上“被抛于都市”的作家，贾平凹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尤其是坚守文化理想与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因而，贾平凹创作《高老庄》，进一步在文化选择的困惑与矛盾中寻找文化理想与精神家园。回到高老庄是人们在城市与城郊寻找精神归宿而不得之后的无奈之举。《高老庄》展示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高老庄》体现了贾平凹精神还乡的尴尬，诗意的乡村看不见了。《高老庄》暴露了存在于贾平凹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迷茫和困惑。他留恋着乡村，但又痛感它的种种弊害，乡村严峻的真实在他笔下流出，揭示着人种退化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表现的是作家对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焦虑与忧患。从都市里进行精神突围的子路回到《高老庄》仍逃不出精神重围，子路又要回城了，要出走了，要再度去继续他的精神漂泊和文化追寻，家园不在，正映衬着精神上渴望家园存在的巨大心灵伤痛。子路的还乡是贾平凹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艺术的呈现，子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寓含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文化选择的矛盾与困惑，这意味着创作《高老庄》时的贾平凹是痛苦的，进退失据，但还无法摆脱内心的精神困境。这种回归与逃离的悖论，是一切具有怀乡情调的乡土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贾平凹创作中长期存在的难题之一。一方面，他对乡村的民间传统和精神文化充满着眷恋，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充满着失望。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命力萎缩和精神危机的焦虑。作品表现出一种人类生存、人存在的焦虑，一种生命的困惑与恐惧，甚至一种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寻找狼”的过程本来出于保护目的，最终变成对狼的杀戳过程。这一过程却尽显现代物质文明面对自然和人类生命本真的无奈和尴尬。作家正是出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忧患意识，对人类自身的生命状态的改善和强化表现出深切关注。《怀念狼》是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冲突的一个继续，作品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境地，作家由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转向了对人类环境与生存的忧患与批判，这应该说是贾平凹文化关注的深入，是他自觉的文化探寻领域的扩展。展现出作家对人类文明的疑虑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隐含了作家对当下人类困境的忧虑和对东方“天人合一”观的怀念。
真正宣布了乡土家园失去的是《秦腔》。“《秦腔》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它记载着作家30年寻找的心路历程，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在《秦腔》中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作为精神流浪者的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栖息，他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当他面对以往的熟悉时，竟然惊恐，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作者对变化着的时代有惊恐感，对乡村世界及其文化即将消失这一事实怀着惊恐。贾平凹写作《秦腔》时满怀着内心的惶惑和悲怆，他复原了这个世界，却对这个世界不安心，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受着深刻的裂变，当下的农村，不可避免遭受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新一代农村也不可避免要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现代化带给人民的，不仅仅是幸福的承诺，它被遮蔽的灾难时时在其进程中显露出来，现代化不是令农民失去家园便是直接摧毁文化传统，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深的精神困境，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处于两难境地。贾平凹一直关注乡土精神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展示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地，对正在蜕变的乡土精神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家园已被摧毁，还乡寻根的可能性正逐步丧失，精神家园已失却，使作家感到滞重、困惑与绝望，贾平凹在《秦腔》中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这表现了贾平凹对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的深深忧虑，表达了他思索和展示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冲突。
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担忧，形象地反映在其对清风街乡民的生活描写中，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作了全景式的展示，贾平凹为家乡立的这块碑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讲述故乡的现实，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深刻变化。作品讲述了农民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失落与无助，期待与努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作者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秦腔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秦腔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意向消失，是一种纠结太多矛盾的尴尬。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精神的坚守也无法挽回秦腔衰落的局面。贾平凹很关注社会变革对农民的传统心理与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强烈撞击以及引发的后果，“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村社文化的“仁义礼智”的精神的失落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急功近利行为的茫然。”深爱着故土的作家内心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与困惑，贾平凹的乡土情结经历了一个感伤与焦灼的阵痛，《秦腔》表达出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带给人们的生命情感的无归宿和精神飘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惑、眷恋与挽留、叹息，表达了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
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贾平凹诠释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漂泊。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故乡便开始了身体与灵魂的飘泊，他们靠捡破烂维持生计，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品着重描写了小人物刘高兴的悲喜剧。刘高兴努力地活着，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刘高兴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情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作为光棍汉的刘高兴，他来城市的目的，除了找到另一个肾、挣了钱做城里人，另一个目的是寻找他的爱情。可那仅有的浪漫是沉重的，颜色灰暗，迷茫痛苦。刘高兴为这一份不太可能成为婚姻的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同伴五富的生命。失去了五富，刘高兴仍然在城市漂着。农民所具有的坚韧性又使他毅然、决然地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去不去韦达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的，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刘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得到什么？他以后真的能成为城里人吗？能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吗？值得深思。
三、魂归何处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学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作为文学的时代条件，它们的丰富性必然在历史转折时代尤为明显。时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焦躁不安的灵魂时刻在历史和现实、现代和传统之间游移不定与漂泊，从特有的中国文化困境中作艰难文化选择和反思。贾平凹执著精神家园的求索和追寻，随着贾平凹对时代、人生感悟的日渐成熟，他在小说中表现的追寻家园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现代作家范文第7篇
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启蒙主义乐观承诺的时期，人们可以按照人的想像和规模去征服自我，重建社会秩序；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发明浪潮的到来，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对现代、未来和进步等观念充满怀疑时代的开始；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社会全面实现，后现代主义兴起并将曾经伴随着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视作老套过时的历史阶段。在西方这一进程从卢梭开始曾经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在日本这一进程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詹姆逊指出，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明治维新，成功的明治维新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失败的明治维新则是同一时期民权主义运动的失败。正是这种民权运动的失败，带来了日本文学的新质，也造成其内在的低迷。这样的论述，让我们对当下中国的多重叠加的时代特征有更好的理解。从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曾经创造过农业文明的辉煌巅峰的东方大陆型国家，要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乃至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自救自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现代性话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日本相比就其标志性的事件即与、明治维新而言，比日本启动更晚，被压缩到更为短促的时间段落中；而且，并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康梁变法的失败，进一步地加剧了中国的凋敝和衰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进程。因此，从和八国联军侵华，和称帝，“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以降，直到当前正在展开和深化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以来的160余年，在中国大地上，追求现代性的步履格外的艰难，充满了丰富的悲剧和喜剧，展现出壮烈的社会的和心灵的搏斗，各种现代性要素的重叠和交织也更为丰富复杂。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经较为从容地展现的数百年间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由于空间的辽阔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其表现形态更为丰富复杂，摇曳多姿；尤其是当下，市场经济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需要处理和创造的历史―现实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边际得到明确的界定，社会的延续顺着时间向度自然展开，因此，在“上帝之死”、“人之死”之后，西方学者可以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在百余年来中国的进程中，直到当今的时代，历史这一超级能指对每个人的生存状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市场经济兴起的今天，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和政治决策对个人命运乃至社会阶层的支配性，都是鲜明昭彰的。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在海峡的另一边，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作家尉天骢在他主编的《文季》上就曾经宣称：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殖民地流毒，/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恐怖政治的战争，/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因此，/他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和/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他必须走入社会，/铲除自私，/关心别人，而且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学成为一个/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多重社会矛盾和精神困惑交叠在一起，社会舞台和心灵世界的冲突与挣扎、绝望和希望、灭亡和再生、裂变和觉悟、恐怖和反叛，高度密集地凸现在现实生活之中，东海西海，古代现代，革命改良，男性女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充满了喧嚣和嘈杂。如果说，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他们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满怀憧憬地探寻中国的再生之路，那么，在21世纪的初年，这一憧憬已经在中国全面展开，已经充分地展现其内在的矛盾和惶惑，而且，今天的人们所占有和运用的思想理论，也比前人要丰富和成熟得多，可以说，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的制高点上了。21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的文学演进来考察，这一点也是屡屡得到证明的。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往往相应产生文化和文学创造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和汉初，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左传》《史记》，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三国水浒、金瓶红楼、西游儒林，则为行将消亡的封建帝国时代留下了最后的余晖夕照。广而言之，巴尔扎克和雨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敏锐而深邃地把握了大转型时代的精神命脉，才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高峰。丹纳评价说，一心想圆他的贵族梦的巴尔扎克，他的写作心态，就像一个趴在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沙龙的门缝上偷窥其间的贵人迷，对他所描绘的上流社会风情充满觊觎之情；巴尔扎克的浩瀚创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稿费还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巴尔扎克因为办印刷厂和投机商业所欠的债务才得以还清），和维持他的奢侈的日常生活（他对贵族生活的模仿和挥霍无度）；但是，由于他的“内存”的丰富和质量之高，由于他对追逐金钱和贵族生活的感同身受，巴尔扎克的作品，却是为社会转型期的法兰西社会描绘出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宏伟的经济实力支撑下生气勃勃地闯入贵妇人沙龙、并且取日渐没落的贵族阶层而代之成为沙龙新主人的世代更迭，做了精彩绝伦的书写。
文坛孱弱少精神。时代对文学的馈赠千载难逢，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在剧烈地旋转，历史与现实、欲望与良知、都市与乡村、欢乐与悲哀、崛起与低回、迷狂与彻悟、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活力与悖谬等等，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撞击、交汇。但是，文学对时代的回馈，却无法令人满意，我们至今也很难见到那种把握历史的沧海横流气象、在空前严峻空前复杂的环境中拷问人性塑造典型的优秀作品。如何把握时代的命脉，如何强化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入理解，是当下作家的最大缺憾。在当下，无论是展叙百年中国的风云跌宕，还是对当下社会的巨大转型进行艺术勾勒，都需要有把握历史脉搏的高度，需要有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制高点。当下的许多作家，有了较多的艺术实践，对文学的基本技能素有训练，写到如今，完全是在进行内力的比拼，眼界的较量，襟抱的展示。就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而言，百年中国一直是处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沉重万分的代价，却仍然在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价值判断都处于空前的动荡之中。也就是说，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时代的主调，并且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变化多端。正如黑格尔所言，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时候，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恶和，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浓缩了也强化了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矛盾，道路的艰辛、苦难的积淀和寻找的顽强，世所罕见，这样的现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它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但是，无论是血泪酿成的苦难还是历史吊诡的螺旋，从创作素材到不朽巨著，都不会自动进行转换，都需要作家的深邃目光和透辟思索，把富矿炼成精钢。但是，我们目前所见，作家的思想质量，却是非常苍白乏力的。就拿最近的30年来说，我们不吝于称赞某一位作家富有“思想性”，也曾经因为市场经济时代拜金主义导致文学的平庸和媚俗而对负有道德承担的作家予以激赏和推崇，但是，比较起时代的馈赠来，这种“思想性”、道德感，仍然难以遮掩其有限性和浮夸性。因此，水积之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我们仰慕鲁迅，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懂得中国，更富有对中国经验的体悟和反思。我手边正在读陈映真，他对于大众消费时代的“消费人”的分析，就远远超出了直观的道德的义愤，具有着透辟的理性批判的穿透力，为诸多大陆作家所不及：
现代作家范文第8篇
12月13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会见了到访的韩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著名诗人高银，韩中文学论坛组织委员会委员长、著名评论家金禹昌等代表团成员。
金炳华向韩国作家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对互办“中韩文学论坛――从长江到汉江，从汉江到长江”和在中韩著名大学举行演讲会表示祝贺。金炳华向韩国作家介绍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和在繁荣中国文学创作、促进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情况。铁凝愉快地回忆了自己多次访问韩国的经历，希望中韩作家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代表团团长高银先生对中国作家协会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他希望韩中作家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中韩两国文学的交流和共同繁荣。
12月14日下午，中韩两国作家聚首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中韩文学论坛――从长江到汉江，从汉江到长江”活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并致辞。活动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主持。
铁凝在致辞中首先对韩国作家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她说，今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以张炯为团长，莫言、舒婷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韩国，出席了在首尔、全州召开的“中韩文学论坛――从汉江到长江，从长江到汉江”，并在韩国多所大学演讲，与韩国作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学交流。韩国主要媒体跟踪采访，并做了大量报道，引起韩国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
铁凝表示，中韩两国作家代表团的互访和“中韩文学论坛”是中韩两国文学交流和两国文学界的盛举，是很有意义的。希望通过此次论坛，两国作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达到增进了解，共同提高，促进中韩两国文学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目的。希望中韩两国作家以“中韩交流年”和“中韩文学论坛”为契机，加强联系、扩大交流、增进友谊、促进合作。两国的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携起手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扩大双方优秀文学作品的相互翻译和出版，推动中韩文学交流不断深入发展。
张炯、莫言、张同吾，黄皙映、郑浩承、申京淑、金津经等中韩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在论坛上做了讲演；中韩著名作家莫言和黄皙映进行了对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记者见面会，向中韩记者介绍了韩国作家代表团和中韩文学论坛的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