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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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范文第1篇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比较文学范文第2篇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比较文学范文第3篇
夏景和王向远两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源于对“教材”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争论部分地暴露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教材观上存在的某种误区。事实上，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教材这一概念可以进行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就广义而言，天地万物，莫不可以成为教材，岂独文字著作然?!就狭义而言，教材仅指专门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据《现代汉语词典》，与“教材”这个词相关的词条及解释如下:1．教本:教科书。2．教材: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等。3．教程:专门学科的课程(多用做书名)。4．教科书: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在这四个相关词条中，第二个词条“教材”的释义比较通行和常见，这显然就是一种狭义教材观的集中体现。除了区分广义教材观与狭义教材观之外，我们还应该区分静止的教材观与动态的教材观。无论是从理论上考量，还是从实践来检验，这种区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持静止教材观的人认为，“教材只是归纳已有的成果，不必有自己的学术创见”。静止教材观论者之所以有上述看法，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教材中表述的知识都是业已公认的、定型化的。进而言之，某门学科的教材就等于该学科的全部知识。由于受这种教材观的支配与指导，我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本本主义”和“教科书主义”，在有些学科领域，甚至出现了一部教材沿用数十年的“怪现状”。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教育主管机构习惯以行政命令指导全国的教材编写工作，致使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都出现了“万人一书”、“千校一书”的“大一统”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便难免出现一本教材在课堂里使用“十几年”甚或“几十年”的情况。相应地，该学科任课老师的讲义也表现出“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的“超稳定性”。在这样的统编教材和超稳定性讲义的“征服”下，教师成为宣讲教材的“机器”，学生也相应地沦为学教材的“机器”，致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答题思路、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或“雷同”现象。若深究起来，以前频频为各方批评和质疑的“填鸭”式教学也与这种教材格局难脱干系。不仅如此，在静态教材观指引下的传统教材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分低能”学生的成批出炉。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教育活动，却变成了围绕“一言九鼎”的教材打转转的无聊游戏。动态的教材观则认为，一本教材不仅可以总结某学科的既有知识，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阐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对该学科的既有概念、范畴、命题，甚至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提出质疑和批评。持动态教材观的人认为，不应该人为地给学科划定，而应该在各个学科领域鼓励和倡导反思、质疑、批评、探索的精神，使学科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动态教材观不仅义无反顾地把“既有”、“现成”和“公认”的纳入自己的怀抱，而且对“新课题”、“新问题”、“新方法”保持一种信心满怀的包容与理解的姿态。如果这种教材观能够赢得更广泛的认同，我们就有希望读到或使用到越来越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的教材。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创新就有好教材，一探索就能给学科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进步，但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本身是值得予以积极提倡和大力肯定的。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主张引入广义的教材观与狭义的教材观，以及动态的教材观与静止的教材观这种区分，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总结和回顾，对未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展望和指引。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地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绍介、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②，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教材的实际应用价值问题。从上述考量出发，目前应该更加慎重地考虑比较文学教材的分层问题。实际上，在教材的分级与分层上，有学者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陈惇和刘象愚两先生除了合著那本影响深广的《比较文学概论》外，还主编过专供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使用的《比较文学》①，从容量到深度都比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有了很大的浓缩，有助于在中小学普及比较文学。②张弘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为了适应其所在单位的网上教学，根据其讲义修订而成的一部以网络大学学员为教学对象的配套教材。除了这种针对不同教学形式和不同培养对象而问世的教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同一个层次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材。不容否认，作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学生在综合素质、自学能力、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应该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差异等因素而“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用不同水平的教材。正因为有上述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我们更加有必要大力倡导多样化的教材观，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允许每一种教材鲜明地凸显自己的独立性，而不要太过担心所谓的无序与混乱。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样的主张太过宽容，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宽容并不等于没有观点、倾向和原则，更不等于否认原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致说来，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如果是概论(有人也用“通论”)性质的教材，就应该对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学科特点等有基本的共识，这一点，对于那些极力标榜个性色彩的、以好的学术著作而充当教材的著作亦不例外;二、专门论述比较文学某一领域，如“文类学”、“形象学”、“主题学”、“译介学”、“比较神话学”等的专门著作，必须在确认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展开自身个性化的探索。总之，无论是概论性著作，还是专著，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或曰规范、原则)，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如何跨越，它最终研究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关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无论比较文学的领域如何拓展，都必须坚守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归宿这一基本原则。在坚守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这一大前提下，再来谈动态而多样的教材观，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比较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对于陈寅恪在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各家评论不一，对于文首一段，学界纷争的论点有二：
一、“比较”：一种比较观念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
早在90年代，无论是钱文忠［2］、桑兵［3］还是刘建明［4］等几位先生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探讨上进行了梳理，尤其是《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对于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比较”二字。无论是史学范畴、还是语言范畴，比较的确贯穿陈先生的研究始终。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比，而且是有根据地、有背景地比。但这种梳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种学术观而看待。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从本文文首一段可以看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5］，举出的理由是指陈先生强调在比较之外的“流传的路径、影响的范围以及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一理解与作为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的主张是基本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点的理由不容赘述。本文私自认为肖先生的想法仅基于《与》书这句而得出论断多少有些刻意拔高。
梵·第根、基亚等人在反驳克罗齐等人时，对比较文学的攻击有这样的说法：“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他们的观点，以及现在所说丰富成为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6］的“四个跨越”的定义来看，陈寅恪在这里仅仅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一个起步性的过渡。
（一）不应该断章取义。前文“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后文“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等皆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探究“格义”的问题，所谓“比较文学”仅仅是恰举周边事物而类比相似的思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而吸收必须以我为主体”这一作为“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的观点说明了，陈先生跨越着的只是从“是”到“不是”的一小步，同时还是围绕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目的”。如此功利化的命题，鲜明地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起步阶段所留下的的深刻烙印。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实质，这是不完整的学科自觉。因而虽然“这里仅仅是陈先生比较文学观的萌芽，因为它没有提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肖先生的这一观点多少是给自己的一点补充，但以此判定陈先生在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个层面，与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个层面上，跨越了一大步，这是存在商榷。
（三）肖先生略写的陈寅恪在有缺陷的思想指导下认为“比较文学除了研究跨越性的文学现象外，还可以研究非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就与比较文学的本质不符合的”的认识，以及对于其局限性受到法国影像学派和自身传统学术观念考证倾向的原因分析，恰恰是明确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我想强调的是，陈先生只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含义发展和学科建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但并非标志着其学科的自觉。历史地看问题是没有错的，但是切实地思考“度”，不盲目地推崇与妖魔化，有一个含义的限定也是比较重要的。
二、孔子与歌德：影响研究的合法性与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陈先生把“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看成是“穿凿附会”、没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观念的产物。孙彩霞由此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7］。肖四新先生则根据陈先生实证研究的崇尚认为，陈寅恪“注重的是那些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对平行比较则抱高度的警惕与不信任”［5］。在这之后，肖四新还从中引申出对于“阐发研究”的看法，认为上述引文前后文中所谓的“格义”阐发法是一种误导，阐发会导致“穿凿傅会之恶习”。
在这里本文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不排除是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对于当下比较文学者的一种评价，是对历史为胜利者书写的证明。
而究其本身思潮产生发展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在影响研究上有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他“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8］，这固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面。作为考察史学与佛学名家，陈先生大多从佛教对文学影响入手，比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比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章来看就是绝好的证明。而其中把握到的规律，恰好是属于比较文学中最为核心的基础的具体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其实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法国比较文学影响学派盛行的年代，包括吴宓等人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的传授都依托在重考证轻平行的时代和宗派倾向。这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时代性。
本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实际上并不反对所谓“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本身，平行研究在陈先生这里有着潜在的可行性。一者，他所反对的“平行研究”是反对缺乏融合度的随意搭配，反对“阐发研究”中不考虑外国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中国实际应用情况，不论具体语言思想成长环境是否适宜，就不加分析地进行穿凿附会。二来，实际上他也会用“平行研究”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论再生缘》中论西洋小说的精密而中国小说在结构上的显著缺憾，则是最为明显的平行研究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文类学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配对配的毫无相关，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因而，浅尝辄止地看陈先生的论著只会一知半解，甚至错意以致南辕北辙。
三、还原本真，如何观陈之比较观
从陈先生本身对于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来看，本文认为，其实他一直处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建制或者说是学科自觉的“蒙昧”时代。
一个学科的建制是建立在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拥有深厚的理论构架、清晰的概念梳厘、学科概念的实际运用、一定数量的学科著作与学术实践等重要条件必备的基础上的。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客观的依据，人文学科尤为需要这种概念上“人为的”“主观的”划分。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起步阶段带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吸收性和学科成长目的性。朱自清提出要在“参考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下“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陈先生所在的时代给予了他一个学科建立过程的客观舞台。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专长的史学领域与文学有着深远的渊源。所谓古代文史不分家，将二者均放置在“比较”这幅眼睛观察下，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诞生之初的年代作为了中国在此学科“元著作”而存在，有着概念的文史含混交杂。类似的，他所擅长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所导致的必然的比较化的研究视角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意义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在看陈先生的比较观时，应当注意研究先辈们的切实学术出发点，认真考虑他们所站立的舞台，尤其是“元”字号，即为学科初始阶段的人物学术探究尤其应该如此。不应该因为其地位而一味生拉硬扯，为自身学科“拉大旗作虎皮”。还原本真，才是观陈先生比较观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钱文忠.略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M\].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3\]桑兵.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90-203.
\[4\]刘健明.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M\].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肖四新.论陈寅恪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J\].孝感学院学报，2010，（4）.
\[6\]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比较文学范文第5篇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着,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着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着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着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着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着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着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比较文学范文第6篇
首先，所谓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失范是指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且有些理论阐述还存在很多纷乱之处。其中存在于影响研究中的实证性与审美性的纷争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失范现象。
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最初之所以提出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一方面回应了当时克罗齐等人对比较文学的非难，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一个科学性基础，所以他们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而是一种实证性的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但是，后来美国学者却质疑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单纯强调科学实证而放逐审美价值的学科定位，认为他们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该把美学价值批评重新引进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之中。
但是，一旦文学性介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实践之中，就使得我们面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困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影响研究以实证性探寻为研究定位，当然如果仅仅对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这种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种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说，它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想要求证的是人类的美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接受和借鉴规律，“实证能证明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但不能证明艺术创造与接受上的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要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其文学内部的规律性，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影响又被称为是“像难以捉摸而又神秘的机理一样的东西，通过这种机理，一部作品对产生出另一部作品而做出贡献”。就连强调实证影响研究的伽列（ate又译卡雷)都认为影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
所以说，文学审美性介入比较文学研究之后，影响研究就不应该还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关系史研究了。然而，当下我们的许多比较文学教材在处理影响研究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关系问题，还是将二者纠结在一起。比如在阐释媒介学的时候，还是把实证性的文学媒介考证与译介学混杂在一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把译介学出现的非实证性“创造性叛逆”说清楚。可以说，当下的译介学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词翻译了，它更关注于文学性因素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但是由于以前的影响研究特征过于模糊，所以就造成了译介学无法获得恰当的研究定位。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性研究和审美性研究并不是不可两全的，我们没有必要将二者在影响研究中纠缠不清，完全可以将二者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另一个则不再只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外部影响研究，而是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引人比较研究，从非实证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新的变异所在，是属于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
其次，提出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是有充分的文学历史发展实践的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人类文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上看，文学形式和内容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时代，往往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乃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碰撞、互相激荡的时代。这些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不会保持静态，它往往表现为不同体系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碰撞激荡、交流汇聚、相互融合的状态，它是各种文学基因发生“变异”并形成新质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些时期会在文学上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创造性面貌。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段的文学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此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但是正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文学因素大量被引人中土，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当然还有中国南北朝文学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所以在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探究这种文学横向发展现象的内在实质，就是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冲突和交流，“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本土文化/文学体系自身出现的变异因素往往就是文化与文学新质的萌芽，而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新因素最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而且，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所引起的文学变异现象甚至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的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确实，魏晋以降的佛教文学流传进入中土，中国古代文学在这种横向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因素，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受外来文学因素影响的中国禅宗以及变文、小说、戏剧早己成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且，每个国别文学体系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对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最后，提出文学变异学领域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拓展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求同思维，而走入求异思维的阶段。比较文学的法、美学派理论都是在单一的文明体系内部进行的，他们都是从求同思维来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于没有实际关联的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是从一个共通的“文学性”层面出发，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的。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性”，这种所谓的关联性也就是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无论是“关联性”或是“亲和性”，都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中是很实际的一种研究范式。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异质性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曾被韦斯坦因等西方学者的求同思维所怀疑，这种“迟疑不决”的心态正是比较文学求同思维的具体写照。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求同，而要从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领域。而文学变异学的提出正是这种思维拓展的最好体现。
从上面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领域是对颇受争议的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规范，并且变异学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作为支持，它更和当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所以，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如果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一，那么，它在比较文学整个学科建构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它和比较文学学科其他研究领域的彼此关系是如何的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给以明确界定的。
实际上，对变异学领域的界定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界定还离不开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的再明确。如果我们从学科史的实践上来看的话，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特质几乎就没有稳定过。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是国际间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人为地造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却又把研究领域无限扩张，把比较文学推到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或者跨文明研究，更多的是带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上的学科思维建构。这三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特质各有侧重之处，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界更多地是将这三者粘贴在一起，来建构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没有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去面对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质问题。所以，就无怪乎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迟迟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了。
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质该如何来界定呢？如果我们综合比较文学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的学科理论实践以及定位，就会发现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是在两个基点上展开的：跨越性和文学性。
首先，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时候，研究者就在把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归结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一跨越性。从歌德和马克思提出“世界文学”的设想以来，法国学派从跨国研究来进行文学关系史研究，美国学派提出跨学科研究，中国研究者提出跨文化以至于跨文明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十分强调在不同文学体系进行跨越式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质突出了比较文学是具有世界性胸怀和眼光的学科体系，它主要关注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同文学体系之间跨越性的研究，在异同比较之中探寻人类可能存在的“共同的诗心”。可以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质。
跨越性的特质一方面说出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交叉学科的特征，更因为是对不同文学/文化体系的跨越性研究，使得它更能够发现文学新创造的生长点所在，因此具有更多的前沿性研究的特征；另一方面，跨越性说出了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理想，就是以一种世界性的胸怀来探寻人类的共同文学规律。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别、文明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跨越研究，对文学和人类其他艺术领域的跨越研究，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接近和洞悉一种“共同的诗心”。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离不开文学研究，或者说，它离不开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基点。上文已经谈到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放逐文学性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激烈反驳，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hp1331。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渗透作用，从而使得当下的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过于向文化研究靠拢，并且大有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说，比较文学的这种文化研究使得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对世界上所有话语和文化产物的研究”从而使得比较文学学科成为一种无边界的文学研究。这样的话，比较文学就成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学科，就完全谈不上一个学科必须具有的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当然，我们无意完全否认文化转向对比较文学带来的新启发和学科研究生长点，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学科研究领域。如果离开了文学或者文学性的研究，比较文学就无从建立一个稳固的研究领域它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由此可见，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比较文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学科特质，也同样规定着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划分。如果说，法国学派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和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等都强调了对文学现象的跨越性研究，而成为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那么，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刚好就是从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面生发出去的，它是文学跨越研究和文学审美性研究的结合之处。因为最为切近比较文学的这两个学科特质，所以成为一个更为稳固的学科研究领域。和文学关系史研究相比较，它更为突出文学比较的审美变异因素，不但注重对有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比较研究，而且也研究那些没有事实关系的，以及以前在平行研究中人们对同一个主题范畴表达上面出现的文学或者审美异质性因素，所以说，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是更为开阔的。
那么，从上文的这些论证中，我们就可以得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分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的原因，以及真正的含义之后，那么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的固定的研究领域文学变异学也应该有自身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辨析文学变异学可能的研究范围。
第一是语言层面变异学。它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国内一般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沿用法国学派的观点，将译介学放入媒介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媒介学属于传统实证的影响关系研究，而译介学却涉及了很多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很难将译介学归入此类。也就是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由于当下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所强调的己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创造性叛逆”。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与文学研究，那么译介学就不能用简单的实证影响关系来作为研究范式了，它已经超出了媒介学研究的范畴。而在这其中，我们要把研究的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那些语词的变异本身，也就是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形象学产生在20世纪的中叶，基亚(GuyardM.F.)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论述形象学，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后来韦勒克(ReneWellek)以形象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来否定伽列和基亚的尝试[，但随着社会科学新理论的出现，形象学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分支之一。当然，形象学也从最早的实证性关系研究，而走入对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范畴里面。形象学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在这里，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12+p29，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使得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这个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性所在。
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可能的变异也将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首先它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领域。文学接受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正如谢夫莱尔(YvesChevrel)所说，“接受’一词成为近15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术语之一”国内的多本比较文学概论也列出了专章来处理接受研究的问题，但问题是，接受研究目前还没确定一个明确的研究定位。它是影响的一种变体呢，还是不同于影响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和影响研究的异同又在哪里呢？实际上，从变异学和文学关系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接受学，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它不同于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因为后者是实证性的，而文学接受的过程却是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渗入，而最终无法实证的，是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其次，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还包括那些以前平行研究范畴内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主题学和文类学虽然研究范围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有法、美学派追求“类同”或者“亲和性”研究的影子。而实际上传统的主题学、文类学研究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题变异和文类变异问题，尤其在不同文明体系中，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而且通过不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事情，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传播方文学信息进行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的现象。文化过滤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很容易混淆，但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化过滤主要是指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同时，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候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现象。那么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是怎么样的关联，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成对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比较文学范文第7篇
1言志与缘情
有关诗歌本质和艺术特征的论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普通读者也罢，文学评论家也好，还是诗人们自己，对诗之为诗的独特体征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比喻。“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一种普遍认识。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3]强调了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诗人的思想、抱负、志向。而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言志”本质的认同更是趋于明确，在《毛诗序》中指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毛诗序》中情、志并提，将诗歌言志、达情的本质与功能两相联系。到了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著名的《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时，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缘情”、“绮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华丽的语言表达出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明确提出了诗歌表述诗人情感的本质以及语言细腻、华美的特征。
2诗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国前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为与另一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一切好的诗歌应该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该“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描写诗人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应该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6]事实上，华兹华斯那些伟大的诗歌正是自己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出生在自然景色优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区的华兹华斯，不仅年轻时喜欢自由自在地在这片土地上打猎、划船、上树掏鸟窝、采坚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儿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区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湖区自然风物的妩媚和丰富不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为其日后创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选入《美国文学选读》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称作是华兹华斯抒情诗的代表作，据说就是根据诗人与妹妹一起外出在湖边游玩时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这一经历写成的，诗歌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序言”中关于诗歌应该描写“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学理念。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记忆中那一望无际、迎风舞蹈的金黄色水仙花给他孤寂的心灵带来欢乐：“水仙花在我的心灵闪现，使我在孤独中感到快乐。”诗人对自然与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给予了揭示，并对人与自然间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强调。而这，正是此诗所赋予读者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3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风格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对世界各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各国研究者们所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美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论惠特曼的诗》一文中就对惠特曼的独特与不可模仿和复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惠特曼是一个“有胆量的”，一个“最不顾后果的、最令人费解的、也最不可能存在的”诗人。[7]131因此，在华裔美籍学者方志彤先生看来，这样诗人，是郭沫若这样性格的人和其创作的诗歌所不可能模仿得了的。“有一个像惠特曼这样的奇迹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有一个惠特曼出现，那一定得等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有人硬要去对惠特曼的诗进行生搬硬套的模仿，那结果只能是像方志彤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那样，“错得不能再错了”。[8]186对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郭沫若受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浪漫诗风影响而创作的新诗的研究，也是国内外郭沫若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话题。1955年，方志彤在他那篇《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中就认为郭沫若这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是惠特曼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道者。只要读者将郭沫若的《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连续7行的“我崇拜”（Iworship）与惠特曼的《别离的歌：再见》中那长达15行的“我宣告”（Iannounce）相对照，便立刻可以看出郭沫若的这首诗与惠特曼的诗行表面上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将郭沫若的诗当成是对惠特曼诗歌的又一仿效之作。[8]186在方志彤看来，对郭沫若和惠特曼来说，诗歌应该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而这两种情绪恰好是传统观念的抱持者所要竭力压制的东西。郭沫若的诗，既不是华兹华斯诗学所倡导的那种“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也不是柯勒律治诗学所认为的“好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8]186①对诗人郭沫若来说，他自己则多次在论诗的文章诸如《论诗三札》、《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文学的本质》、《关于诗的问题》、《论节奏》、《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详细阐释了诗歌的本质和诗之为诗的魅力特征，与惠特曼认为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只要我们的诗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9]12“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9]43而郭沫若现代新诗的开山之作《女神》诗集，里面收录的那些创作于1919年夏至1920年上半年的激情澎湃的新诗，正是郭沫若心中诗意诗境的形象再现。
4诗就是诗
在英美众多杰出的诗人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英语专业的同学来说都是其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类。但选入北京大学陶洁教授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中的麦克利什的诗歌《诗艺》，却以诗歌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和本质。《诗艺》一诗中诗人独特而形象贴切的比喻，简明扼要地向读者传达了诗歌的独特魅力，在瞬间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神经，并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明白地领悟了诗歌的真谛与美好。诗歌原标题为拉丁文ArsPoetica，译成英语可为ArtsofPoetry，与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文论同名。贺拉斯的《诗艺》之后，有不少诗人和评论家都就此题目发表过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受二十世纪初以埃兹拉•庞德（EzraPound）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麦克利什在这首《诗艺》中强调诗人不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抽象地去谈论理论或者空洞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应该着意地去塑造一些栩栩如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委婉间接地传达诗歌所蕴含的信息。这个观点正契合了庞德在1914年论述意象派诗歌时对“意象”的强调：“意象主义的要旨，在于不把意象当作装饰品，意象本身就是语言”。[10]在诗歌的第一部分，诗人用了四个鲜明的、人人都熟悉的意象来阐释诗歌的本质。在他看来，诗歌应该是静静的、可以触摸的，就好比一个球状的水果。诗歌应该是无言的，就如同人们用拇指去触摸旧的像章，那种感觉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诗歌就好像窗台上的石栏，尽管常常被袖口摩擦，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但却不经意间长出了青苔，带给人们一种新鲜之感。诗歌，还应该像是从空中飞过的鸟群，是寂静无声的。四个比喻中，诗人都强调了诗歌本身“无言的”特征，强调了其应该具有的是“可触”、“可感”的鲜明的意象，因为这些才是一首好的诗歌吸引和启迪读者的根本之所在。在第二部分，诗人运用的还是人们都熟知的意象，即皎洁的夜晚“爬上树梢的月亮”，来传达阅读诗歌后诗歌带给读者的影响，是不知不觉的、难以觉察的、潜移默化的，就好比爬树梢的月亮，人们定睛看时它似乎总是纹丝不动的，然而它却又在树梢间不停地、悄悄地攀升。在诗歌的第三部分，诗人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阐明，诗歌艺术的真实性跟它所描绘的现实生活间是有差距的，它不应该等同于现实，而是应该跟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诗人可以用一座斑驳空洞的门廊和一枝红色的枫叶来表现一段沧桑的历史，或者用随风摇曳的青草或碧波上的旭日或皎月来象征爱情。这个观点正如华兹华斯所谓的在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要让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去领悟它所蕴含的真理，而不必照实再现。诗歌的最后诗人点明了诗歌的主题，即诗人心中诗歌的本质特征：“诗就是诗。它并不被指定意义。”[11]204②诗歌是无言的，它的意义是被读者主观赋予的。诗就是诗，当如本是。
比较文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前景；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一、世界文学前景
在1997年时，世界文学发展了新的变化，我国颁布了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是一个全新的目录，其中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第一次合并在一起，第一次出现两个科学合体，引来诸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学术意识公众论证，在新目录正式出台之前，其实也有多激烈的谈论，是在集合了意见之后总结而出的。中国语言文学是在一个新的级别之下的学科，一般都需要标注出美观学科之间的联系，这样世界学科就不再是单独的二级学科。这样一种新方案的调整，在我国引起了反响。不过很多高校都认为世界文学不能消失，最主要的理由是，第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不能包含世界文学，更不能替代后者学科领域。第二，世界文学学位点是最为关键任务之一，这是进行培养外语系研究生之教学任务。在充分考虑之后，目录征求意见在初稿中开始讲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继续拧确认，世界文学被保留在二级学科中。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总引起争议，很多的专业刊物和大学学报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根据学科之间的特点和性质进行讨论。进而比较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特点，从发现的问题中开展谈论。这一时期很多学者的意见都是不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学者谈论到两个学科之所以可以合二为一，在我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从高校角度上看，教师教学任务发生改变，他们从教育者变成研究者，这是一个新的改变。针对该问题的疑问，可能陷入一个新的误区中，就是简单的将这两个学科合并在一起，错误的理解和定义。其实这两个学科是相互融合的，没有取而代之的说法。而且两个学科之间的合并并不是代表了比较文学就被世界文学包容和覆盖。其实这两个学科合并之后，学科的性质，学科培养的目标和研究的角度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不是一种覆盖行为，而是学科展现容量表现。我国一些学科研究人员，他们进行西方学科研究时，将欧洲国家学科教学理论作为真理。而且，在进行真理实践中，他们将是否符合欧洲学科理论作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在进行世界文化的借鉴时，时常出现不加以辨别就净学科理论融入其中，这样的选择显得非常盲目。世界各国、世界各民族学科的资源类型不一样，很多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资源都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学科不存在游离现象。进行学科研究时，应该更新教学观念，应该转变思想，树立起多元化学科教学理念。在思想上，应该站立在世界高度上，应该做好世界文化整体把握，从整体角度进行分析。在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学科同时，正确的处理欧洲学科以及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关系，可以使得学科吸收范围更加广阔，吸收外界学科的精华，从而为多元化学科教育注入新活力。当前世界是经济全球化世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世界发展浪潮中，我们前进的步伐逐渐走向世界。我们的发展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我们发展应该与时俱进。面对逐渐开阔的世界文化，我们应该尊重文化多样化基础上做好学科研究工作。
二、比较文学的前景
（一）跨越性和边缘性
比较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边缘性和跨越性，这两个特性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在进行研究过程中，一般都会将两个以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表现出科学的跨越性。长期以来，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艺术和文学，宗教和心理学等等，还对这些科学进行划分处理，将其定位为不同级别的科学关系。其实，比较文学它不论是文艺学还是我国当代文学，这些作品都是有着密切联系。最直接的联系一般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比较文学精神、意识研究的方法开始被引用到其他学科中，会使得这些学科研究人员会不自觉或者自觉的去借鉴。第二，比较文学会一直融合其他学科，它不能孤立的切断和这些科学的联系，尤其是和世界文学的联系，更不能独立存在。立足于当代我国本土文学可以看出，从事文艺学、外国文学以及我国当代文学等等研究工作者，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涉足了比较文学领域。我国的文学研究人员，从辉煌的文学作品研究中总结出世界文学发展同我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对世界优秀文化传统有重要影响。
（二）比较文学队伍
观看学术队伍，真正属于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并不多，很多都是从事文艺学或者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在研究的道路中，很多人都是将精力放置在专业的领域中，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认识到专业领域重点应该所有偏移。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正确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特点。随着一些边缘学科研究人员的加入，使得研究队伍有了新活力，使得比较文学研究工作更加顺畅开展。观看我国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从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闻一多、梁宗岱到范存忠、陈铨、钱钟书、季羡林、戈宝权、杨周翰等，没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大家不首先是外国文学专家，不是至少精通中国以外的某一国别―语种文学。没有外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就将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
（三）超越限制
不要错误的认为比较文学会受到知识背景限制，实际上它可以超越限制可以凌驾于中国文学和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之上。正如世界文学，这是一个学科名称很大之学科，研究人员只要提升自我素质，深入研究和掌握所学的外语语种，这对研究有重要影响。而且，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人员对中国文学和自身掌握的语种有着密切联系，从根本上看，掌握语种多和少对研究工作有影响。从当前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上看，前景是乐观的。这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重视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也开始寻找新的研究出路。人们在不断研究和思考中，逐渐抛弃了本学科面临危机困境，这个途径可以强化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从以往的过于重视比较理论逐渐过渡到重视比较实践，这是一个宏大之转变过程，是空泛转向具体之表现。可以有这样的展望，那些空大、故弄玄虚的理论将会消失，将会被遗忘，遗留下来人们兢兢业业研究出的学术成果。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学科的研究力度越来越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不是独立存在的学科，这是两个融合之学科。在未来发展中学科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将学术活动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邹建军.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SCI PKU CSSCI -2008年1期
[2]朱利民.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范式--评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学》[J].《外国文学研究》 SCI PKU CSSCI -2006年3期
[3]托马斯・比比.论世界文学的慰藉功能――兼谈尼采与世界文学问题[J].《探索与争鸣》 PKU CSSCI -201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