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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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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契丹学概论;评介;契丹史;辽史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66-03

契丹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378年见诸于朝鲜汉文典籍《三国史记》记载①后,经过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部落联盟,907年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取代遥辇氏建国,1125年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至元末明初,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融合消失。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立辽朝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均很重视,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内进行:一是古代史领域,辽朝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可具体分为中国通史中的辽史和断代史的辽史;二是民族史领域,也可分为中国民族通史中的契丹族和具体的契丹族史。众所周知,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一直很难深入。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辽朝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墓葬、天文历法、城池建筑以及契丹人后裔等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要求对契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说《契丹学概论》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

该书作为内蒙古赤峰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由杨福瑞教授率领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的孙永刚、张少珊、吕富华等8位学者共同撰写,201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4个部分组成,约25万字。在“前言”中,杨福瑞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书撰写的背景、动机和原则及愿望,还有参加撰写者的分工;“正文”由6章构成:第一章“契丹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契丹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二是契丹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三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结构及其特点。第二章“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阐述四个问题:一是唯物史观对契丹学的指导意义,二是契丹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契丹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契丹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三章“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对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进行评述和介绍,分为五个问题,一是关于契丹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评述,其它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契丹学的“汉文史料”、“文物考古资料”、“契丹文资料”和“外文文献”的介绍。第四章“契丹历史学研究”,分“史学史研究”、“综合研究”、“若干问题研究争鸣”和“专题研究”四个部分进行u述。第五章“契丹考古学研究”,分“考古综述”和“州城考古”、“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五个部分进行评述。第六章“契丹语言文字学研究”,分析了契丹语言的系属和特征,对契丹文字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新学科设立的角度对“契丹学”的确立、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契丹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择要列举了73种,其中有中国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18种,现代国内外研究著作、论文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和辞典55种。在“后记”中,主编杨福瑞教授介绍了最初提出设立“契丹学”新学科设想的缘起、该书写作酝酿的过程和相关学术争论以及致谢。

认真拜读全书,我有如下感想:

一、出版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由于在二十四史中,元代编修的《辽史》被视为是讹误最多、疏漏最甚的,加之辽代距今时间久远,而且留下来的典籍甚少,所以契丹辽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民族历史而言一直很薄弱。宋德金先生在1998年总结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时认为“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研究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新的研究成果丰硕,很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这在《契丹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地统计。③其次,新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不断成立,如辽宁、内蒙古、吉林、河北、黑龙江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包括研究契丹辽史在内的学术团体,在研究机构方面有两个机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内蒙古赤峰学院成立了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二是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成立了“中国契丹文化研究中心”,把“契丹始祖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层次和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除了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年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敖汉旗、河北省平泉县、吉林省白城市等地还先后召开了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第四,各地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的研究人员,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级研究梯队。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以促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契丹学”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契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应了研究的需要。

二、该书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目标的明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不仅需要几代人辛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研究者对新学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构建学科体系,对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方法,确定研究目标等。通读该书发现,作者从理论上对设立“契丹学”学科进行了充分地论证,逻辑严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完整、合理,具有科学性,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晰准确,研究方法可行,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该书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理论性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给人感觉义理深奥,语言艰涩,堆砌时髦新词,令人难以卒读。不论是前两章的学科体系构建的论证和分析,还是后面四章的学术研究现状评述,均是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进行论证,展开分析。通篇给人感觉通俗易懂,却不失庄重典雅。就像一位学者在做学术讲座,用平实流畅的言语,把高深莫测的哲理娓娓道来,非常接地气,有助于契丹学的推广和普及。

四、对研究现状把握的较为全面,所做的评述准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除了构建学科体系外,对于过去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现状评述必不可少。该书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对契丹人的历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而且详细的,评述的也非常准确到位。

五、任重道远

已故的刘浦江先生在1998年为自己论文集《辽金史论》所做的“自序”中认为:“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正如前面所述,我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契丹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的辽金史研究已经开始逐渐走出了刘先生所说的研究困境,“契丹学”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在理论上为“契丹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契丹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正式提出,并开始构建了学科体系,但“契丹学”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困难,要切实地做好规划设计,明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尤其要在大学里搞好学科建设,培B研究人才,使“契丹学”尽快成熟、成长、壮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为论证和阐述设立一门新兴学科的著作,尽管《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已经解决了设立“契丹学”学科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其与“蒙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关领域(如军事、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5年法藏馆出版的藤田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的研究》)介绍与评述等,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得到完善。

内蒙古赤峰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契丹辽史的重镇,地处契丹故地,从事契丹辽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从20世纪80年代的苏赫、韩永年、苗泼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筚路蓝缕,从最初“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活跃在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因此,由赤峰学院的学者们牵头正式提出和构建“契丹学”学科体系,可谓实至名归。乘着“契丹学”设立的东风,期待赤峰学院的契丹辽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

注 释: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八[M].汉城:奎章阁版.

②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J].辽金论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82.

史学概论范文第2篇

一、探求“广义”的音乐学概念,保持学科面貌的完整性

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人文学科,往往有其特定的内涵,音乐学亦不例外。但对于音乐学学科定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如19世纪60年代,德国音乐学家赫尔兹霍尔茨提出音乐学应以构成音乐的物质材料和对它的感知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看法明显为盛极一时的“实证”学术思潮所左右,体现了把音乐学建设成“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的主观愿望。但它客观上却将音乐学混同于音响物理学和音响生理学,从而人为地缩小了音乐学的研究范畴;另有学者则把西方音乐历史作为音乐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而把非西方音乐的探讨称为民族音乐学。这些观点或为时代所限、或以偏盖全,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音乐学的学科内涵得到更加深入的挖掘。如1997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认为:音乐学是一种知识领域,它把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物理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现象的研究作为对象。1998年版日本《新音乐辞典》将音乐学定义为运用各种学术性方法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领域之总称。中国学者廖乃雄和罗传开等主张“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它们的本质及其规律”②;俞人豪提出“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它们包括人类历史的和当今的全部音乐成品和音乐行为”③;何乾三认为音乐学“可能涉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音乐现象”④。不难看出,在理论上,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音乐学的研究应该涉及音乐的全部事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中,音乐学科仍常被分为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音乐学等三大门类。如果将对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彻底排除在音乐学研究之外,并不能体现出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学问总称”的全部内涵。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论》从理顺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和音乐学三大门类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从元艺术、文化哲学层面和多学科视角进行的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创作学研究亦纳入音乐学范畴,从而突破了以往“狭义”音乐学的窠臼,真正地体现了“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的学问的总称”的内涵。以音乐表演艺术学为例,它担负着“有组织乐音的音响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概括,使音乐表演艺术实践得到宏观理论的梳理和微观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去指导音乐表演艺术的再创造”(本书第110页)的任务。无论对于表演艺术的个体行为抑或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其重要性均不言自明。又如音乐创作学,它探究、总结、认识、表达音乐创作这一总体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本书第96页),包括音乐创作的哲学基础、美学理念、传统继承、基本形态、体裁种类、载体特点、技术构成等,其内容和传统作曲理论所关注的“本体”和“技法”各有所侧重。无论对于音乐家的个体行为,或是音乐学科共同体的建设而言,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是书将其归入音乐学研究范畴之中,克服了长期以来将音乐表演艺术学和音乐创作学摒离于音乐学研究范畴之外的局限,既体现了对音乐表演艺术和音乐创作理论的重视,又保持了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完整性,实为远见之卓识。

二、兼收并蓄,倡导建立具有时代气息、开放性的音乐学科体系

在音乐学的学科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多种学科分类体系,如昆提利安体系、阿德勒体系、里曼体系、莫泽尔体系、德列格体系、维奥拉体系、艾尔舍克体系等。目前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是由俞人豪在1997年版《音乐学概论》和何乾三在1998年版《音乐百科词典》中提出的分类法,他们都把音乐学划分为三部分,即(1)历史音乐学,包括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2)体系音乐学,包括音乐声学、音乐生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等;(3)民族音乐学。

毋庸置疑,以上多种分类体系曾对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现实音乐生活实践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学科分工更加细致精密,新领域不断地得以开拓,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成为必然,现实生活对音乐学研究成果的实践运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原有的分类体系已经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体系无法包容所有的分支学科,并且未能为新兴分支学科(如音乐经济学等)留下可资发展的充分余地。二是忽视应用性音乐学分支学科(如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音乐管理学等)的研究。以音乐管理学为例,近年来大众文化获得长足发展,探索音乐表演的经营、管理规律,建立健康有序的演出市场体系,已是迫在眉睫。

鉴于此,《概论》提出二种设想方案:一种为“十二分法”,即将音乐学按照自身规律分为音乐哲学、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历史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经济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本体论、应用音乐学等十二个大部分。在各大部分内,视不同情况可再划分分支学科或次级分支学科。如音乐物理学可包括音乐声学、乐器学、律学等,应用音乐学可包括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环境音乐学、音乐管理学等,音乐本体论可包括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学、音乐批评学等。另一种是“三分法”,即按照分支学科与相关科学类型的联系分为三大类: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等),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等),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等)。这二种方案虽各有所侧重,但皆为有的之矢,不仅考虑到音乐经济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等新兴学科的涌现,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迅速加以调整。相较之下,就本书的编写目的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更有利于音乐学子明确音乐学在学科共同体中的地位,进而对自己有更为明确的知识素养要求,把握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方向。这也正是《概论》二位主编以其构建全书理论框架的深层含意,倾注了他们对中国音乐学事业发展之期冀和提携后学之良苦用心。

三、充分吸取现有成果,推陈出新

《概论》按照各分支学科与相关科学类型的联系为序,分章对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传播学、音乐声学、律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工艺学等20个学科进行介绍,着力从历史、现状及其发展新动向来探寻各学科的发展脉络,把握其发展轨迹和前沿动态,充分反映出中国当代音乐学界的研究现状。

担任分章撰写的近20位作者均为目前国内各领域学有建树的专家,他们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鸟瞰于胸,对已有成果的运用自然驾轻就熟。以音乐文献学为例,该章在阐述目录学理论时,就充分吸收了王小盾先生对于中国音乐古籍目录的研究成果,不局限于对目录记载的一般性梳理,而是充分发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深入挖掘其与不同时期学术思潮的联系,从古代音乐典籍在经、子、集等部类中的流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理论。对版本、校勘、传注、辑佚、史源学的介绍亦言简意赅,实为初学者入门之津逮。文中还从古籍整理、史料汇编、目录编纂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份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详细清单。

本书中有不少章节如对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图像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工艺学等学科理论的介绍为国内同类著作中所首见。可贵者,各分章作者均以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为学术界奉献出一道道精神大餐。如“音―地关系”虽然早为我国学者所注意,并有零星的论述,但音乐地理学的建设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正式摆上议事日程。如何构建其学科框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书中将其定义为一门以“音―地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各种音乐现象空间分布、变化、扩散以及人类音乐活动的地域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进而指出本学科的研究任务:即在充分了解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文化作用的基础上,探求音乐与诸文化现象间的关系;研究从古到今各类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在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下的变动;运用音乐形态分析的手段,分析不同文化地理区中音乐风格的特征和规律;参照文化地理区的划分依据,进行音乐地理区的区划研究。这无疑为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指明了努力方向。其余各章均有创见迭出、深中肯綮之处,篇幅所限,只能留待读者自行品味。

总之,《概论》在学术观点之新颖、体系构建之合理、编写内容之精当等方面均堪称旌表。这么高的质量,自然得益于王耀华、乔建中二位主编眼界之高远、学识之博洽。更令人感动的是,二位主编年高德劭,以耳顺之年,仍孜孜以求、著述不辍,为当代学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治学榜样。当然,由于全书文稿出自众手,各章节在写作体例和概念的运用上尚难获得完全的统一。此外,总论中原先预定的音乐经济学、音乐生理学、音乐管理学等学科因故未能与其他学科一同收入正文,让人略感意犹未尽。

①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817―818页,1989。

③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第5页,1997。

史学概论范文第3篇

专业 代号

本科专业代码、名称

专科专代码

专科专业名称

考试课程

01

02

03

04

020101 经济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103 财政学

020104 金融学

620101

财政

经济学

620102

税务

620104

国际金融

620105

金融与证券

620106

金融保险

620107

保险实务

620109

资产评估与管理

620110

证券投资与管理

620111

投资与理财

620201

财务管理

620203

会计

620204

会计电算化

620301

经济管理

620302

经济信息管理

620303

国际经济与贸易

620304

国际贸易实务

620305

国际商务

05

030101 法学

690101

司法助理

法学基础

690102

法律文秘

690103

司法警务

690104

法律事务

690105

书记官

690107

检查事务(豫)

690201

刑事执行

690302

司法鉴定技术

690304

司法信息技术

附:山东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各招生专业考试科目

师范类

招生专业

考试科目及范围

小学教育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大学语文、中外教育史);4.综合二(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

学前教育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大学语文、学前教育史);4.综合二(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5.技能测试[美术(简笔画);音乐(声乐、舞蹈、键盘,三选一)]

思想政治教育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法学概论);4.综合二(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时事政治)

汉语言文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写作);4.综合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

历史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史学概论);4.综合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

英语

1. 计算机; 2. 大学语文;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英语写作);4.综合二(精读、泛读、听力)

美术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艺术美学);4.综合二(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5.技能测试(素描头像;水粉静物写生;白描人物)

音乐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音乐教育理论基础);4.综合二(基本乐理、音乐史、和声学);5.技能测试(声乐;钢琴;听记)

体育教育

1. 计算机; 2.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学校体育学);4.综合二(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体育史);5.技能测试[100米;原地推铅球(男5公斤、女4公斤);立定三级跳远(男)、立定跳远(女);800米]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高等代数);4.综合二(数学史、数学分析、概率与数理统计)

地理科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土壤与植被);4.综合二(自然地理学、地质与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

化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物理化学);4.综合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教育技术学

1. 计算机; 2. 英语;3.综合一(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4.综合二(教育传播学、教育影视节目创作、教学系统设计)

高职高专类

招生专业

考试科目及范围

英语

1. 计算机;2. 大学语文;3.综合一(精读、泛读);4.综合二(听力、翻译技巧)

朝鲜语

1. 计算机;2. 大学语文;3.综合一(精读、泛读);4.综合二(听力、翻译技巧)

日语

1. 计算机;2. 大学语文;3.综合一(基础日语、日本概况);4.综合二(听力、会话)

艺术设计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素描);4.综合二(命题设计)

园艺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植物生理、土壤与植物营养);4.综合二(园艺植物栽培学、遗传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高等数学、会计学);4.综合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市场营销学)

金融学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4.综合二(会计学、保险学原理)

会计学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高等数学、基础会计);4.综合二(财务会计、审计基础与实务)

电子商务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高等数学、经济法);4.综合二(网络营销、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

1. 计算机;2. 英语;3.综合一(经济法、基础会计);4.综合二(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

史学概论范文第4篇

国学的内容范围,前人多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来列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古代书籍的分类,但也反映了对书籍所承载的学术的一定分类。

近人章太炎1922年讲《国学概论》时,明确把国学的本体内容分为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这也是从四部借鉴而来,虽然子部并不都是哲学,集部也并不都是文学。可见他的国学讲法已把四部的书籍分类概念转换成学术分类的概念,而且使用了近代的学术概念来表达国学的主体内容。

另外,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讲演录》把国学的内容分为五大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这一分类也主要是参照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而来,但又不拘于四部。其实小学在传统分类中属经部,章太炎重视小学,认为音韵训诂的小学是治国学的基础,故独立为一类,不再从属于经学。其实,从体系上说,小学是治学的方法,和经史子集并不能并列。章太炎的分类是基于重视国学研究的角度。

我们今天讲国学,应先依照传统的书籍分类与体系加以介绍,而后可以做国学内容分类的说明。

古代中国典籍的分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学术的分类,但书籍的分类也是根据书籍的内容进行分别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知识、学术的分类。中国学问知识的传统分类有两个主要代表,一个是《汉书・艺文志》,一个是《隋书・经籍志》,前者是六分法,后者是四分法。

汉哀帝时刘歆写成《七略》,把当时的皇家藏书作了分类整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及其说明。《七略》中的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绪论,班固未加采用;其余六略三十八种是分类体系,这就是六分法:

一、六艺。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类。《六艺略》结语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六艺即是六经。

二、诸子。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共十家。《诸子略》结语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其实子可以是家,但家不一定是子,而这里把“子”和“家”混同,如“小说家”列入诸子,可导致任何“家”皆可以入于“诸子”之类,为后来的子部内容脱离诸子,而收入许多杂家杂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诗赋。有赋三种,加上杂赋、歌诗,共五种。结语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四、兵书。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共四种。

五、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共六种。

六、方技。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

六大类共三十八种。在《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中,兵学、医学、占卜与经学、子学、文学并立,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知识体系与书籍数量分布的状况。

《七略》的六分法中,六艺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后来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只是当时还没有史部,也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史学书籍还没有兵书、术数、方技的书籍来得多而重要。可见,书籍的分类是以一定时代书籍的数量分布为基本依据,盖汉代史学书籍还不够多,故不以立为一类。所以书籍的分类和知识的分类在出发点上就不是同一的。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状况不同,也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

再说四分法。魏晋以后,历史、佛经、文学的文献增多,而古代科技发展较为缓慢,汉代《七略》的六分法已不能适应书籍分类需要。魏晋的郑默、荀勖进一步收集文献图书,郑著《魏中经簿》、荀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后来四部分类的体系。李充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与汉代的《七略》相比,此种分类把《七略》六分法的后三部分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表明这部分书籍当时已不占重要地位;而把“史记”独立出来为单独的一部,突出了史学书籍的重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虽然在具体类别上沿袭《七略》,但在总的部别划分上,以经、史、子、集四者命名分部,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书籍分类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史部的地位。此种做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较大的问题则是把在《七略》中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使诸子类变得很繁杂,很多并入其中的科技类书籍与诸子并无关系。最后,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表明经、史、子、集分类法自隋唐以来居于主流地位。

《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共十类。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类。

集: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以上共四部四十类,子部最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亦早指出此点。

此外又有: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篆(均不列书目)。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书共十五类,加上四部的四十类,共五十五类。

清代的《四库全书》,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而略有变化:

经部,即经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四书列为经部,显示了宋以后的经典变化,是很有意义的。

史部,即历史,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书画)、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隋书・经籍志》把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已经使得诸子类变得繁杂,《四库全书》更把佛、道典籍并入了子部,使子部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始于《四库全书》的。

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共四十四类。

《四库全书》类别广泛,书籍浩如烟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全部。但在四部分类上,子部的两大问题(科技类、宗教类的并入)已十分明显。

为了便于学习,近代梁启超曾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便于学习者确立国学的根柢。他的最基本书目也是依据四部的思路: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这些便是他认为最基本的国学典籍(书目前的经史子集部名是我们所加)。他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以上是依中国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及其呈现的中国学术的范围。不过,近代国学大师已经不完全按照传统书籍分类的四部说明中国学术的范围。如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不再执着于四类的分法,认为国学内容分五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不仅在四部外增加小学,也把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他在《国学概论》中则表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是以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为主,这是把子学直接提炼为“哲学”、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这些都对传统的四部观念从国学内容的角度作了近代学术化的诠释和改进。

图书的四部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主流学术的分类观念,但因四部本是书籍的分类,不仅从学术知识的分类角度来看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就其沿袭的分类概念本身也不尽合理。据前面所说看来,其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子部”。从概念来讲,“子”本是诸子学,但先秦以后,墨家、名家、法家等皆已断绝,汉代虽还保存不少诸子的书,实际仍在传承的子学唯剩儒道两家,所以“诸子”的概念已经不能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已经把“诸子”向“百家”转变,而魏晋以后的子部内容越来越繁杂,名实混乱,问题最多。

与子部相关的大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安排宗教类的书籍。《四库全书》把佛道列入子部,并不合理,因为佛藏、道藏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独立浩大的典籍体系,成为专门的知识部类。而且佛教、道教也不是“诸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魏晋时期佛教、道教书籍开始大量增加,在书籍分类中也产生影响,并占据了独立的地位。如梁阮孝绪编《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七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了佛、道二录,反映了佛教、道教书籍急速增多的事实,也提示出国学内容分类需要有所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外再加宗教类的合理需求。《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后面,又附加了道经、佛经,显然也是关注到佛、道经典书籍的规模数量和独立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小序注意到《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做法:“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用经典,用刘煦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已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四库全书总目》,1236页)其实《隋书》并不是把佛道书附于子部之末,而是把佛道书附于四部之外,故《七录》和《隋书》中佛、道书都有独立的地位。而《四库全书》不仅把佛道书录于子部之中,而且佛道之书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目,比起《七录》和《隋书》来就更不合理了。

二是如何安排科学技术的知识。《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把人文社会知识与自然科学书籍混合在子部之中,显示出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这是当时科技知识发展缓慢造成的限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科学技术的部分另为独立,不与诸子混杂,从知识内容分类的角度看,应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农学等十分发达,应在分类中有自己独立的部类地位。

以上主要讲的是书籍的传统分类的问题。从书籍分类转回国学内容,考虑到以上所说,如果我们像章太炎一样,用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达我们对国学内容的分类的理解,那么,参考《汉书・艺文志》《七录》以及《隋书・经籍志》的书籍分类做法,可界定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六部为国学内容的主体,庶几可以较合理地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的主体分类。其中哲学主要是儒家和其他各家思想,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科技即包括兵学、农学、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等。就学术分类与书籍分类的对应关系来说,经学对应于经部书籍,史学对应于史部书籍,哲学对应于子部书籍一部分,文学对应于集部书籍一部分,宗教对应于佛经道经,科技对应于天文术数类书籍。至于主体内容之外的细节,就数不胜数了。

严格地说,国学知识体系包罗广大,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丛书序》)而今天我们向一般社会大众概括介绍的“国学”内容,则是关注其主要部分,并不是巨细无遗地介绍。当代的国学介绍,又是根据当代社会文化的需要,如主要是介绍其历史人文的部分,对科技、艺术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介绍了。

同时,介绍国学主要内容时可以参照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但参考四部分类只是一种方便,不必全拘泥于传统四部的分法。如《四库全书》子部书籍中兼有儒、释、道,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太合理的,改良的办法如上所说,是把释、道两家移出子部,另为独立之宗教类,子部中保留儒家等各家作为哲学类。于是,基于这个思路,如果不考虑科技的部分,则可以说国学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史学、哲学 (思想)、文学和宗教五大部分,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五个部分。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既增加了宗教的独立部分,又包容了经、史、子、集的主体结构形式于其中。

史学概论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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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 ,《国际观察》2008年第二期。

3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4邝梅:《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史学概论范文第6篇

历史教学方法是随着历史教学活动的出现而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是历史教学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解决的是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如何教好和学生如何学好所提出来的种种问题,他有自己的目的和内容。它的任务是以现有的史学研究成果,据现行的历史教学内容,研究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思维活动的特点,帮助学生掌握可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方法和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范围小了,更深入了,仅限于学校教育中历史教育的一种现象。

一、观察法

观察法是对研究对象做全面而周密地观察来收集材料的方法。这是我们用得最广泛的一种研究方法。

历史教学观察法与日常随意的观察不同,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有中心的观察活动。它是由研究者通过眼看、耳听、手记直接观察对象的言语、表情、动作等,来了解某种教学方法的效果。观察法既可用于课堂教学,也可用于课外活动,既可观察教师的教,也可观察学生的学。例如,为了研究某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如何,就选定一位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历史教师,听他一个阶段的课。在听课时,密切注意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反馈情况。课后,具体了解该教师的备课情况,找学生谈话,了解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调查法

调查法是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谈话、问卷、开调查会等各种手段,收集间接反映研究对象信息的一种有效的科研方法。它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调查法一般用于所研究对象的数量比较大时,或者所研究的问题牵涉的方面比较多,或者需要对这一研究对象作比较全面的了解时。实际进行时,可采用访问、座谈、问卷、测验和查阅书面材料等方式去搜集反映研究对象的材料。调查法的步骤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确定调查范围,准备调查提纲和有关表格;选择调查方法、手段等;按计划准备进行调查,获取信息;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统计分析,写出调查报告。

三、实验法

实验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人为地改变或创设一定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条件,对某种教学方式、方法进行实验或检验的一种方法。

实验法是在19世纪末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实验法也为人文学科所运用。作为历史教育的研究法来说其主要是对某种教学经验、教学方式、教学方法进行验证,或是对学生身心发展的过程、特征智能等教育现象的诸多因素进行探索和论证,确定各自在建立历史教育研究理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要了解某种或几种教学方法的效果和差异,可能在相同的学校和班级,或是不同学校或班级进行试验,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所需要的数据和论据。但要注意,在研究行为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中,对于人类的实验还存在许多道德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作结论时,这些因素也应考虑在内。再比如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时,可以先以上海“世博会”为切入口,创设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中国当时的清王朝将参加1902年纽约的博览会,你认为展览馆应设立几个展区?设置哪些展品最能体现当时清王朝的特色?有茅台酒吗?通过此种创设,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参与讨论,并积极上网查阅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四、比较法

比较法是通过对某种教育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科学、定性、定量地比较研究,以揭示教育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表现的研究方法。

比较法应用于历史教学方面,主要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学方法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差别,判断出在何种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好。如把讲授法和谈话法加以比较,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有利于引导我们加强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历史事件由一些历史要素组成,这些历史要素主要有原因、背景、时间、人物、地点、经过、结果、影响、意义和作用等。根据历史事件构成的这一特点,我们在把握历史事件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要素进行纵横联系:横向联系构建知识体系;纵向联系归纳历史事件之间的异同,提升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抓住历史事件由历史要素构成这一特点,运用历史要素模板学习法进行学习,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完整掌握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思维的广阔性、逻辑性与敏捷性,培养我们多角度、全方位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平常的学习中要培养问题意识,多思考,善总结,挖掘历史知识间的纵横联系。

教学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一般来说,仅仅使用某一种研究方法,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需要其他的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和验证。进行一项科学研究,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必须做全面细致的考虑。方法正确,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

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

史学概论范文第7篇

中国音乐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文献资料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中必不可缺的,是音乐研究的基础,对音乐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文献资料也有自身的局限。 

文献资料大部分是由史官来记录的,史官多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就有可能存在有意歪曲事实,或者由于记录史官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文献资料难以记录当时的真实情况。类似于这样的文献资料有待于考证以后才能使用。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记载也相对较少,大部分记载的是汉族音乐发展的状况。伍国栋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文献和他人著述中的音乐资料,都是‘过去的音乐事实’,显现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音乐事象,所以这些音乐资料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历史的音乐资料’和‘第二手的音乐资料’。”① 

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的局限性,导致“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将自我局限在专业艺术的视野中,过于墨守前人成果,无法跳出固有学术理念束缚,创新性成果可谓不多”。②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能只是依赖文献资料,亟需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改善这种状况。田野工作的补入便是一种路径,即根据音乐研究的对象,深入到现场亲自感受“活态”的音乐,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中国自古就有田野工作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即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货志》则记述了采诗之法,“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而在当代,田野工作更是在民族音乐学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田野工作一般分为现场工作和案头工作,研究者先在特定的环境中亲身体验并收集音乐资料,然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记谱、分析与整理。田野工作对于解决资料的缺失与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20世纪50至60年代,田野工作在中国出现了,田野调查成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以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成为一种主要为音乐学服务的调查”。③很多音乐学者吸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对各个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能够真正的了解当地的音乐,研究者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学习当地的方言、乐器、舞蹈,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亲身体验,从而更好的调查与研究。 

二、田野工作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 

通过田野工作我们可以找到第一手资料。由于在文献资料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使文献资料出现删减或增加,导致其失去其客观性。研究人员通过田野工作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效率,保证资料的相对完整性。例如项阳先生的《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相关的知情人,从而为编写高质量的书籍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音乐资料的贡献,夸大田野工作的作用,田野工作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地方音乐进行直接观察与研究,不可能完全不使用音乐文献资料。“历史学家为了把握‘活态的历史’,将活材料与死文献接通相互印证,以人类学方法论为指导走进‘田野’实践、感悟,这是历史的田野,在田野中感知历史”。④ 

三、田野工作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 

各个朝代的文献资料都有大量的积累,很多地方部门收集的文献资料,内容大部分比较可靠。田野工作之前翻阅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避免一些无谓的重复劳动,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更有价值的调查上。熟悉文献资料可以使研究者提前了解调查对象,帮助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快速的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状况,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从而更好地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获得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田野工作收集到的音乐资料,突出了音乐资料的实证价值,为辨别文献资料记载的准确性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为了确保田野工作调查对象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在音乐现场要对调查的对象反复观察,反复询问同一个音乐问题,以此来判断所获音乐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通过田野工作可以验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仓修良先生指出:“实地采访所得的亲自见闻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过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考察过程中由于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从而加深了对所要记载的真实历史的理解程度”。⑤ 

四、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 

田野工作既是具体的方法,又是方法论,在田野工作的具体进行中,都是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给以指导,只注重具体的方法而忽视理论的指导是很难获得田野工作的成功的。只有将具体的方法与方法论相结合才能在音乐现场取得丰富的音乐资料,为课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田野工作可以促使音乐学者走出教室走出图书馆,进入到广阔的音乐现场,真实的记录和保存原始的音乐,为音乐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田野工作还可以让音乐学者关注文献中未记载的音乐,比如像原生态音乐这样不为人知的音乐文化,从而引起音乐学者的重视,更好的保存原生态音乐。 

“要走向历史现场、走向地方(区域) 社会,必须把握与乡民打交道、田野考察的方法, 这涉及到多种区域文化材料获取以及活态仪式把握等诸多层面, 这恰恰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⑥一些著名的音乐学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对音乐学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通过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于田野工作有很好的帮助,但是由于每个田野工作者所处的环境、对象、目的不同,在实践中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田野工作推动着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会反作用于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一)与民间音乐人的交谈;民间音乐人很多是历史的传承者,他们对音乐的传承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不会对民间音乐随意的改动,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会发现音乐背后的故事,对于理解音乐和保护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与民间音乐人进行专门的访谈与交流,对文献资料中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从而更好的理解文献资料。 (二)亲身前往田野工作的现场;田野工作中我们还要学习当地的方言,尝试演奏他们的乐器以及学习当地的舞蹈,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才能将自己与他们融在一起,真正了解当地的音乐。 

(三)事先对当地历史背景要有充分的了解;田野工作不是简单的参观也不是简单的访谈,而是在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音乐后进行深入的挖掘,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只有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才能将所得的资料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项阳先生在《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中指出,“中国地方社会研究,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把‘王朝典章制度’廓清,在这个前提下走向历史的田野,针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打破学科的壁垒,强调多学科共同协作,才能够使研究有立体化的把握”。⑦其中“王朝典章制度”就需要利用文献资料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大体背景,从而更好的解读民间音乐的现象。 

笔者认为田野工作的对象是“田野”上的音乐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田野工作的范围,田野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原野、村寨的传统民间活动,还包括音乐会、与老艺人的访谈与交流、关于音乐的学术讨论会等都可以作为“田野”研究的的对象。“田野”无处不在,只要是有关音乐的活动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田野”,作为田野工作研究的对象。我国拥有56个民族,它所具有丰富的音乐文化,还需要很多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考证和研究的东西,因此在调查的内容上还应该不断扩展新的范围。 

五、结语 

作为一个音乐学的工作者,对音乐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只重视文献工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音乐现象的理解,更多的是探讨音乐背后的原因,研究者要将对象放在所处的环境中,从影响音乐的各个角度分析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因此,研究者不能仅仅依靠书面资料,而是更多的深入到对象所处的环境,并参与到环境之中进行观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⑧因此史学家应培养这种“走向历史的田野”的意识,而民族音乐学家亦应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典章制度有相对深层的把握。在各有侧重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互借鉴才能够有真正宏观意义上的认知。⑨ 

注释: 

①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②王志军:《历史发展与反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术方法与研究之关系探赜》,《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 

③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④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⑤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济南:齐鲁出版社,1990年。 

⑥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⑦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史学概论范文第8篇

(一)高起本统考科目:

理科类:语文、数学(理科)、外语、理化(物理、化学综合)。

文科类:语文、数学(文科)、外语、史地(历史、地理综合)。

(二)高起专统考科目:

理科类:语文、数学(理科)、外语。

文科类:语文、数学(文科)、外语。

外语设英语、日语、俄语三个语种,考生可根据招生院校对语种的要求选择一种。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招生必须进行专业加试,招生院校专业加试科目和考试时间必须在招生简章中注明并自行组织命题和考试。

高起本、高起专统一考试科目每科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三)专升本统考科目均为三门。两门公共课为政治、外语;一门专业基础课。根据专业所隶属的学科门类共分为八个科类,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如下:

哲学、文学、历史学及中医、中药学类: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艺术类: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工学、理学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经济学、管理学及药学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法学类:政治、外语、民法。

教育学: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农学类: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医学类: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除统考科目外,是否再加试专业科目,由招生院校自行确定。如需加试专业科目,由招生院校向社会公布并自行组织命题和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