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的我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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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的我作文范文第1篇

嗨！我们好久不见了。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是全球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瞧！这是专为儿童设计的衣服，假如你与家人走失了，遇到了坏人，衣服上的纽扣会自动的向你的家人警察报信。告诉他们你的所在地点，并以一分钟20000公里的速度赶来救你。这种衣服穿在身上既安全又舒服。这是由我发明出来CDO材料加工后的布料。

LOOK，这又是由CDO材料加工后的布料，专为老人设计的衣服。“这种衣服有什么好处呢？”也许你会问。老年人体弱多病，这种衣服里有一种微型的治疗器。老年人穿在身上，它能检查出你的健康状况，能在你不知不觉中进行治疗。另外，这种衣服里还有一个微形按摩器，在你全身酸痛的时候，能为你进行全身按摩。

再看这种专为聋哑人和盲人所设计的衣服。比如：走在马路上，后面的车辆向你驶来，衣服上的感应器会在几秒钟之内向鞋子发出指令，鞋子将立刻带你走向安全的地方。

20年后的我作文范文第2篇

20年后的我也许会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我会发明一种多功能机器人，它可以帮助人们做家务．还可以打坏人，假如坏人来你家了，机器人就会帮助你把坏蛋赶出去．

20年后的我也许会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我还研制出可以制理癌症的方法，把那些正在死亡中挣扎的病人从死亡中拉了回来．湖南电视台的记者来到医院采访我说，你是怎么研制出可以制理癌症的方法的．怎么别人却研制不出可以制理癌症的方法呢？

叮当叮当，一阵闹钟声把我给惊醒．一看原来是一场梦啊？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梦一定会实现的．

20年后的我作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90年代，中国银幕里的“高大全”轰然倒地，人们都希望感受到平等和轻松，更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更贴近真实生活的小人物。葛优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似乎正好契合了近二十年来某一阶段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某种内心感受。他以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感悟和智慧，嬉笑怒骂地消解着无奈与辛酸。人们从葛优扮演的这些角色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共鸣。

与影片中的角色相比，生活中的葛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贫”。《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观察到，葛优几乎说每一句话之前都会左思右想，生怕考虑得不够周全，以至于停顿的时间过长。不过这也正是葛优的为人之道，无论做事说话都很谦逊且周全，内敛却又不失幽默。

跑了六七年龙套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想，我怎么就当了演员了？”也许与性格有关，葛优成为演员看起来似乎非常偶然。“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的，直到我养猪那会儿，“”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才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我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从性格来说，我到现在还不是那么放得开。比如进了一个大堂的地方，搞什么活动，我不是特别舒服。其实所有的梦想就在考艺术院校的时候，才逐渐形成。那时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最后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戏。”葛优如是说。

虽然出身演员世家（父亲葛存壮是电影演员，母亲施文心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本编辑），从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长大，左邻右舍都是当时的知名演员，但葛优小时候似乎不喜欢表演，在幼儿园里，即使有老师的命令，他也不会表演节目。那时的父母都没看出葛优有什么表演天赋，更没有想到他会当演员。回想起葛优小时候的样子，葛存壮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他要跟人打架，一开战他就溜了，躲起来不正面冲突。现在他的性格也算是本性难移，不爱惹是生非，待人接物也懂得谦让，做事踏实，不张扬，我跟他妈特别放心他。”葛优回忆当时厂里一些年轻演员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常常看到有些年轻演员穿着军大衣在厂里过，觉得特别羡慕。”

葛优最初的从艺之路并不顺利。中学毕业以后，葛优到北京郊区插队，因为身体单薄，被分去养猪。为了回城，葛优开始投考各类艺术团体，“电影学院我去了一趟，要是当时考上了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是这个事儿也难说。刷下去继续考，后来又考过实验话剧团、青年艺术学院、国防科影文工团，峨影来招人也考过，都不行。考了将近一个月，最后特别戏剧性。第二天我都准备回村继续喂猪了，我爸的一个同事来说，全总文工团还在招生，咱们有认识的人，是不是可以试试？所以第二天没走，就留下了。就这么一个信息让我考上了，这事要说起来就挺神的。全总文工团起码把我收留了，也培养了。” 这年他22岁。

接下来的几年葛优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演了三四年之后，没什么动静，也演不了主角，电影也没拍过。我妈想让我改行，当摄影。她说，我当演员可能没出息，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挺可怕的事，万一改了，今儿就没了。我的想法就是还想坚持，那个时候我知道摄影师要掌机器，得经过机械员到几层助理，才能最后熬到摄影师。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渺茫，摸不着，还是坚持吧，还是喜欢演员。一个是里面有好玩的成分，弄这个人物，弄那个人物，男男女女的演员在一起玩，不像现在，现在理解不一样，现在要是说塑造什么人物，感觉都不一样了。”

跑了六七年的龙套，葛优的心态始终保持得很好，“也没有说不演主角就怎么着，心理挺平和的，没那么多奢望，想当这星那星的，没那么迫切。只是觉得已经干上演员了，就挺不错的了，慢慢找机会呗。然后1984年的时候就有电影来了，在《盛夏和她的未婚夫》里演了20多个镜头，还不是20多场戏，算是演过电影了。”这也是葛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演员表上。

《顽主》里小人物的开端

不过，紧接着葛优就遇到了自己演艺生涯上的重大转折，“那时候是让人带着跑八一厂找戏，又拍了几部电影，记得还拍过一个立体电影叫《情投意合》，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摄影机；还有陈胜利导演的《山的女儿》，是河南电影制片厂拍的电影。这几个拍完以后还是没有动静，赶上一个《顽主》，《顽主》是重要阶段。那之后就有片子演了。”

1988年王朔小说《顽主》被改编成电影，葛优在影片扮演了三号人物杨重，一脸的老实本分和宠辱不惊，痛击神圣着的矫揉造作。葛优回忆：“《顽主》当时也没想找我，开始找的是一个文工团的浓眉大眼的男演员，米家山也没看过我的戏，见了一次以后，看了照片，就让我到峨影试镜头了。”

葛优首次在银幕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表演让所有人震惊，他在镜头前放松自如的状态到了令搭档顿感压力的程度。导演米家山回忆说，“张国立、梁天和葛优三个人在表演上实际是暗中较着劲的。当时剧组租了一个小单位的公寓楼，导演和主演都住在顶层，白天拍戏，晚上回来就讨论。国立在上这部片子前，一直是走正剧小生的路子，回来看完样片，他心里就急，找我说，怎么演着演着就觉得力不从心呢。国立是好演员，但当时我们拍戏的路子确实让葛优更加如鱼得水。” 葛优的外形与表演都契合了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他扮演的银幕形象显得轻松、到位，葛优获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

此前，在传统的表演框架中葛优似乎束手束脚，此次他的现场表现力第一次有了合适的释放空间，“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没太多虚头八脑，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了电影院受教育上课，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90年代的经济发展冲破了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中国社会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很难像过去那样被明确界定为某一种类型，正茫然地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内心变得复杂和模糊，干预别人内心的那种权力尤其变得可憎和荒唐。于观、杨重这种小人物的流行，正是对片中父亲和德育教授所代表的荒唐权力进行的软对抗。影片借于观之口说出了这种观点：“我怎么就这么不顺您的心了？我没杀人，没上大街游行……非得绷着块儿，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吗？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

从《顽主》开始，葛优成了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的开端，他是四年以后《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东宝，五年后《大撒把》里的顾言，十年后《甲方乙方》里的姚远，二十年后《非诚勿扰》里的秦奋。

对此葛优也认为，“我觉得90年代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开始，这是中国人人性的回归，小人物也可以当道了，你看这些年来，大家捧的人，赵本山、王宝强、张涵予，都不是什么看上去有多牛逼的人，他们和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电影的生命力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老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的艺术生命也就快到头了。”

做人与演戏都讲分寸

不管怎么说，观众已经不再把这个看不出岁数，但有点儿谢顶，有点儿小坏，却又古道热肠的葛优当外人了。“有认识的了，礼士路的路北边有一片商场。我骑车回家从这里路过，有一个女的叫我杨重。我说这是谁呀？一回头一个女的，打一个招呼，这事记得特清楚。还有一次，在燕京饭店二楼吃饭，那个时候都在大堂，还不用奔单间。旁边一桌是一家人在吃饭，对面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上中学，跟他们家人指着我，意思就是说那是演什么的。我当时特得意太高兴了，特意冲着他们坐，让他们看。演员当到那个时候是很舒服的。”

葛优在这里用了“舒服”二字，要达到这种境界，最终就是需要分寸的把握。无论是成名之后的为人处世，还是在表演上的追求，分寸一直是葛优取胜的关键。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名誉理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李苒苒表示，“对于演员来说，恰恰是大喊大叫的过火表演容易些，而把握人物的真实是最难的。葛优恰恰不过火，他有眼下所有中国演员里难得的恰如其分。”

在与观众的关系上，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感，除了演戏之外，观众甚至了解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熟知他和妻子的婚恋故事，认可他对父母的孝顺，同情他失眠。与此同时，他似乎又不常常走出银幕或者在一些综艺类、访谈类节目上以演员的身份露面，又与观众保持着一种距离感。

回想起，《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他和王朔、冯小刚签字售书的情景，他说：“1991年《编辑部的故事》算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的一个里程碑，出大名了。那时候是冯小刚、王朔我们三个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的事儿。人家说，这就是我们的事儿！心里还被震动过。签名开始是他签一个我签一个，后来来不及了，打起来了。开始是一本书一搁，三个人咔咔咔一本，三个人同时在一本上签，那就快了。再就是1992年《大撒把》，得金鸡奖，1992年拍的，当年还拍了一个《霸王别姬》。”葛优在享受着成名之后带来的喜悦的同时，却也一刻没有忘记过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

冯小刚如此评价他的这种为人之道，“到现在他有点儿改变，毕竟是一个成功接一个成功，拿了那么多奖，票房也高，观众也喜欢。但就算是这样，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什么时候咱也摆回谱儿’，他没有。他常有一种忧虑，那就是别人可能会说他：‘你现在是一影帝，翻过来你不就是一戏子吗！’他总是失眠，失眠就是想事情想得睡不着。他也不是就那一件事情想的，而是杂七杂八的事儿都想，很多事情在别人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他就是过不去，他事后总是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老是这么琢磨，这样一来有的事情他就把它们想复杂了。比如：‘今天我跟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像不应该这么说……这太……’就这样想着，一晚上睡不着觉，这就是他的性格。”

贺岁片是重要阶段

“贺岁片对我作为演员还保持在这个位置上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葛优与冯小刚合作的贺岁片已达十部之多，历经十六年，在大多数观众看来，看贺岁片已经成为每年年底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当然，葛优的偶然缺席也成为了观众最大的遗憾和对于明年的期待。

在葛优看来，贺岁片是他的一个“重要阶段”，“跟冯小刚合作，首先是他知道我能演到什么份儿上，分寸他能掌握，所以他写的剧本，我演起来有时候不很费劲，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刚才说影响大的人仅有他一个，影响还是早期的，在《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一直到现在，这个人对我不仅影响了，而且还一直提供了这块土地，而且这土地很肥沃。有人也这么议论，说你是帮了他忙了，因为你演这个戏他才成功，咱不这么说，我看到的是他给我提供的那些条件都很不错，而且演的这些戏，让我在观众里边的人气儿也一直在涨。这跟贺岁片有很大关系。冯小刚开辟的‘贺岁’这个事儿，最早是《编辑部的故事》拍了三集贺岁剧，那之后才有的中国电影贺岁片。所以演他的贺岁片，我觉得踏实，他也不是那种专为了拍贺岁片而拍，每年弄一个，不好就不拍，他现在就是求质量。”

而冯导也一样认为，对于葛优的了解和默契让他们的合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葛优其实是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所以，要他演《不见不散》里刘元这种在美国瞎折腾的人，或者《大腕》里那个摄影师，跟现实的他拉开的距离挺大的，其实是貌似本色。葛优不淘气，但他片子里的角色就很淘气，也不是坏，就是在老实和坏之间的那种淘气，过了就是坏，不过就是老实，这就是他在片子里的淘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愿望，希望自己不是那种思前想后的人，这是他的想象。这种想象在他的电影里头就是他生活中的另一种形象，是他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比如，葛优特别喜欢《大腕》里的角色，那种人、那种眼神，戏到了，就是在他的想象中。所以要他演一个特别张狂的角色，他一定演得了，因为可能他已经想象过很多次了，再要他演的时候，就能在角色中释放得很好。”

在冯小刚的贺岁片，葛优得以找到了一种延续性的风格，一步步紧随社会变迁对于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从《顽主》中茫然若失、玩世不恭的新一代青年，到《大撒把》中彷徨的留守者，从《不见不散》混在美国的刘元，到《非诚勿扰》以海归身份征婚的秦奋，葛优始终寻找着自己的生活与幸福。

对话葛优

《国历》：你和冯小刚合作多年，创造了贺岁片的概念，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风格。不过感觉好像这种风格早在你演王朔的《顽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葛优：王朔的这个作品对我影响大。冯小刚都叫王朔“师父”。冯小刚找我演《编辑部的故事》也是受《顽主》的影响，是因为王朔的戏我才出来的，包括后来的《大撒把》《甲方乙方》。当时，他们说我演王朔的戏，念他的台词都对。不知道怎么就合他们的辙，能领会他们的意思，拿人家开涮的那种，明白。

但其实我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人，我完全是一个老实孩子。

演完《编辑部的故事》有件事我现在都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个生人不见。我住在燕京饭店边上，有一个小伙子来找我。我记得他穿西装，打着领带，提着一个包，挺规矩的，身上还有香水味。一进屋就找我，我问：“你什么事儿？”他吭哧半天，说是从安定医院出来的。我一听安定医院，不是有神经病吗？把我吓着了，我心说这怎么弄，赶紧安抚他，又让别人打电话叫人。他是因为失恋受刺激了，想找李东宝给他排忧解难。我陪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一直安慰，怕他跳楼。当时我那是12楼，真把玻璃砸了倒是不一定能跳下去。所以说电视剧还是力量大，演完《顽主》时倒没有人来找。

《国历》：你和冯小刚的合作准确说是不是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的呢？

葛优：1992年拍完《编辑部的故事》，直到1997年的《甲方乙方》中间隔了五年。我记得，这中间有一次给北京电视台春晚弄过一个小品，我跟马晓晴演的，冯小刚写的本子。为这事儿还找过王朔，写到一半他说写不下去了，得找他师父去。

我们一直没断了联系，有时候还一块玩，他拍《永失我爱》的时候，还让我们去现场探过班。贺岁片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我的观众缘和现在这一线的位置，都是因为贺岁片。

《国历》：你们当时能走到一起，一直合作到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葛优：有共同的，比如对王朔的风格都喜欢。脾气上也比较说得来，但是他脾气比我急躁。那时候，我们常一起喝酒，现在都不喝了。跟他合作，首先是他知道我能演到什么份上，分寸他能掌握，所以他写的剧本，我演起来有时候不很费劲，也能理解他的想法。而且我觉得他拍的东西都是跟观众、看电影的人有关系，他们能摸得着的，就是所谓的共鸣。要不就是讽刺现实的，让老百姓过瘾。

《国历》：英达觉得您在表演上有无师自通的能耐，《围城》里的演技就没飙过您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您觉得自己是天才的演员吗？

葛优：不是，我可不是。你要让我现在说表演的事，理论上也没有。对演员来说，我觉得理论不是特别重要的。我喜欢杨二嘎的表演，但杨二嘎没文化，有时候他连台词都念错了。教学和实践当演员去演是两回事。

《国历》：听说你经常因为琢磨戏而失眠，那你都是从哪些方面琢磨呢？

葛优：这事儿我没仔细总结过。但是有一点，现在很多演员说台词，说的都不是口语。我特别注意这个方面，拍戏前都要把台词自己理顺了。比如说，“你们都去了吗？”在口语中是“去了吗都？”或者“你们去了吗都？”你说：“你们都去了吗？”也对，但是生活中不这么说。台词里面：“他走了过来。”口语里面就要改成：“他过来了。”

现在很多演员不注意这事儿，就是愣说，胆大，说出来的话都是书面用语，不是口语，造成的结果就是怎么听都不舒服。冯小刚的剧本里就不会写这样的台词，我有时候失眠，就是琢磨戏，第二天的戏全靠夜里琢磨，一放松脑子就特别活跃，好的想法全来了。

有很多演员拿着剧本在自己台词下画红线，最不可取了。你一画红线，你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你自己的台词上，把前面忘了，忽略了，这样说出来的台词就不对了。我从来不画，我看完这段词之后，先往前翻，到这儿了，是因为前面多少事儿你才说这么一句台词，才知道怎么把它说准确。

我觉得演员不用说那么多，就是准备好了，琢磨好了，“预备，开始”全对，就行了，演员真是干活儿的。

《国历》：你这种表演的方法是受谁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