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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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霸王别姬；叙事；对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54-01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前提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席卷了全世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要了解结构主义，首先得从“结构”这一概念入手，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起源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索绪尔提出的“系统”概念就是语言学家们公认的结构，它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
早期的结构主义研究致力于找出具有普遍统一性的深层结构，而这种深层结构是由二元对立组合的体系构成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人类的大脑是由二元对立组合的机制为基本单位进行运作的，因此在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二元对立组合机制能够揭示支撑各种文本乃至文怀现象的深层结构。这种对二元对立组合的揭示对了解文本的整体架构仍然是有指示意义的。通过对《霸》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组合。
二、影片的叙事结构
（一）梦想与现实
在程蝶衣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个梦想，成为无论是在戏剧里还是现实中为万人所称颂的美丽女性――虞姬，并与“霸王”段小楼厮守一生、咏唱一声。这样的梦想在他初进喜福成科班之时就已埋下种子，在喜福成学戏的日子里，他受尽师兄、师傅的欺辱和责罚，然而唯一对他较好的师兄小石头让他在这没有爱的世界里得到了一丝的温暖。在和小癞子出逃的段落中，小豆子看到的“盛代元音”般的京剧表演，看到了“角儿”受人推崇和万人空巷般盛大场面，于是毅然决定冒着受师傅体罚的代价返回喜福成，为他那成为“角儿”的梦想重新开始学戏。
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世俗的社会中，程蝶衣的梦想只能在自己虚幻的世界里绽放。戏剧中的“虞姬”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为众人所喜爱，爱的是其“从一而终”，为爱而死、为霸王而死，而程蝶衣想将戏剧中的“虞姬”延续到现实生活中，继续“从一而终”“为爱而死”，然而同样是“从一而终”，后一个显然不为世人所接受和喜爱，就连师兄段小楼似乎也并不领情和理解，对于一个拥有七情六欲和市井小人特性的“假霸王”，“真虞姬”的梦想能够实现吗？
（二）同恋与异恋
童年的程蝶衣反复念唱而又反复出错的一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表明那个时候的他自我性别认同是正常的。程蝶衣从小不知道父亲是谁，卖入戏班后又失去了母亲，他的生活中没有亲情，没有温暖，没有欢笑，有的只是泪水和痛苦，有的只是师兄们的欺辱和师傅的责罚，幸好还有师兄段小楼时常保护他关心他。因此，结果是程蝶衣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的男性性别，一步步走进镜像中被环境认同的女性身份，并对师哥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最终由男性性别认同转变成了女性性别认同，迷失了自己的性别身份。
影片中程蝶衣被简单化为了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艺人，一个为艺术而彻底迷失自我的戏子。戏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图腾，他因入戏太深二颠倒了真是生活中的一切顺序。于是蝶衣爱小楼成了虞姬爱霸王的戏外延伸，于是不知不觉中蝶衣畸形的爱恨不再是同性间的了，而是转化成了蝶衣在心理上接受了戏文的性暗示以及与角色的同化，从而以虞姬爱霸王的心情，以一个女性的万千柔情爱着师兄段小楼。
显然，如此同性之恋是不为世俗社会所容忍的，人们既希望看到万千柔情、从一而终的“虞姬”爱着“霸王”，却又不能接受戏外的“真虞姬”用自己的一生去爱“假霸王”的事情发生。现实总是矛盾的，既然同性之恋不被认同，自然菊仙的出现较好的填补了其中的空白和缺憾，菊仙和段小楼之间以及菊仙和程蝶衣之间的三角关系是《霸》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关系之一。如此，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矛盾冲突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逐渐升级，直到后来菊仙的死去才告一段落。
（三）传统与现代
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有两个维度，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是现代。他们作为文化的一体两面，是共时态的居于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传统与现代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京剧艺术的传统式样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变迁，沉淀在程蝶衣身上的是对所谓“传统戏”的捍卫与痴迷，是对华丽装扮和程式化表演的执着与追求，是在“流上三五车汗”的历练中形成的。面对以小四为代表的“现代派”，程蝶衣表现出抵抗和愤恨，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传统戏”在小四们眼中成了守旧和落后的代名词，是不为“劳动人民”所推崇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在影片中的集中表现在程蝶衣与小四两人的盛衰荣贬，此时的程蝶衣既无奈又痛心，小四的离去和小四对他的地位的取代，标志着程蝶衣的彻底败退。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传统京剧的悲哀抑或是伪现代派的胜利？
（四）女性与男权社会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和工具，是毫无地位和身份可言的，在影片的背景北洋军阀时代依然是以“”待之，前景即是借戏剧《霸》中“虞姬”这一经典女性形象再一次强化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位置及其本质属性。为何影片中的观众，包括张公公、袁四爷、军官等等此类人物对“虞姬”如此钟爱乃至将虞姬扮演着程蝶衣错看成女性而爱之、玩弄之？
从西方女权心理分析的角度看，父权社会里的观众（男性观众）可以从中得到愉悦是一个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人从孩提时就有一种窥视心理。劳拉・马尔雅是这样解释这种愉悦的：‘第一，窥视者会把被窥视的人当做性刺激的物体而从中获得快乐；第二，由于人有自我和自恋情结，观看者可以从看到的形象中获得认同的快乐’尽管该理论研究的是电影观众的心理，但我认为，至少在这部影片里它能解释戏剧《霸王别姬》观众对‘戏’的那种渴望。
在中国，戏剧是传统的娱乐项目之一，在银幕中多次看到戏剧观众面对舞台和演员疯狂热烈的场面，除了京剧艺术的征服力之外，人物或演员的美丽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影片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不仅突出了“勇敢、力量、正义”等宏大概念，而且制造了性别歧视，男人们为何对霸王钟爱有加？当了霸王既可以得到社稷江山，又可得到没人虞姬。可以预料，在一个父权、男权当道的社会里，虞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女人”的命运。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为男人就是死也在所不辞。尽管在戏中虞姬甚至比霸王还要死的伟大，但又有多少观众想做虞姬？
（五）戏与人生
戏终究是戏，人生则是另一个轨迹，如果一个人按着戏的轨迹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他的结果将是步入毁灭的深渊。正如程蝶衣的一生，是“不疯魔不成活”的一生，他一生沉浸在自己的戏剧中，将戏剧中的生命注入到自己的灵魂之中，人戏不分，痴迷于“虞姬”这一虚幻的意象，因此度过了悲剧性的一生。
《霸》这部影片阐释了两个层面，浅层次：京剧艺术的美，京剧艺人的人生沧桑；深层次：京剧和京剧艺人的命运引起的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以及人生的执着与命运的无奈。这几个层次都主要通过程蝶衣这个角色以及蝶衣与其他人的对比来体现。
张国荣在《霸》中，赋予了影片另一个层次的美感和意义。蝶衣的形象打动了万千观众，但是按照故事情节的逻辑和人们生活的道德的逻辑，这个角色的情感和精神并非多么美，畸形的不为主流文化认同的爱情，虽然执着但终究是一种偏执，那不合时宜的不疯魔不成活，虽然可贵但究竟迂阔。之所以有那样打动人的美，是因为张国荣的演绎的纯净、神圣的美使人们跨越了男女、雅俗、生死的偏见，人们只能为这样的美丽而感动、叹息、震撼，而哪管他是男是女，是雅是俗，是生是死呢,这就是他的境界，也是他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中，《霸》再次获取荣誉也强化了我们对张国荣的记忆。究不知是《霸》带给了张国荣更多，还是张国荣带给了《霸》更多。或者，正如陈凯歌所言，张国荣真的成了程蝶衣。
电影里有戏，戏里有电影，程蝶衣最终死了，死在大时代之后，自己手中的剑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张国荣最终死了，死在事业的高峰期，自己的心情中。
参考文献：
[1]韩泽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展望[J].聊城大学学报，2006.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结构主义 语言学模式 二项对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堪称一场革命，它不仅树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渗透进了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究其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并将分析语言的模式用于解决一切非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方面成就很大。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
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西方现代语言学不是关于人脑语言器官的现实描写，它是形式化的模型理论，它受语法自身理论目标的限制，同时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并且侧重于解释性的研究。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implicit)，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因其浩瀚复杂，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发现矿藏，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快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语言学语言哲学关系
一、引言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界,现今一般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部分,并且认为理论语言学应当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语言进行实证性研究是语言学的主要部分,同时它需要理论语言学作指导、作方法论,但是理论语言学又应当以什么作为指导和方法论呢?答案应是:哲学。
理论语言学之所以和哲学密不可分,是因为只有哲学是涉及面最广、概括程度最高、涉及的问题最为复杂和抽象的科学,而且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穷根究底,并且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因此理论语言学必须和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并且在正确的哲学学说指导下,同时吸收和采纳实证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语言学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和进展。
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历史上每次语言学的重大变革都是以哲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而语言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应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凭借“直接地认识”来描述现象,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学者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到了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
(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中,其语言学基础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结构主义了”。语言学家布洛克曼强调:“要是离开了语言学……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是社会的现象,后者则是个人的现象,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语言,而不是言语;(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为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另一支派是以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第三个支派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代表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和霍凯特(C.F.Hockett)。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分化、发展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其创始人是乔姆斯基(N.Chomsky)。他的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每一种语言系统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只有正确地描写出说本族语言的人的内在语言能力,这种语法的描写才是充分的”。显而易见,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在很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痕迹。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索绪尔,而(普通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语言学并非像其他学科那样只是一个社会学科而已,而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学科。语言学也许是唯一可以真正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唯一获得了经验方法规则,同时获得了对其所分析的材料之本质进行理解的规则的学科。”
1957年乔姆斯基的名著《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在深入研读了之后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所作出的先验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他很快就将它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福科(M.Foucault),文艺理论方面的巴尔特(R.Barthes),理论领域的阿尔图塞(L.Althusser)。
福科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一生致力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去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上,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在他的“爆炸性”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hoses)中,福科“试图通过回到语言的基础来重新建构普遍的历史”。在该书中,福科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西方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福科认为,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都是由“相似关系”原则来组织和控制的。其次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的,而秩序又是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最后是“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在书的结尾部分,福科总结性地阐述道:“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它们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
(三)体验哲学和语言学
在体验哲学之前,历史上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曾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盛行的主观主义,认为诗人将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物就会因此产生诗一般的语言,即诗歌有效的起因是诗人内心的情感激动和寻求表现的欲望。另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Descartes)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构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弗雷格(G.Frege)的客观主义语义论,即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指称某一具体事物,主观思维、想象和观念与之无关;概念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受人类认知方式的干预。
近年来,随着范畴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既不同于主观主义、又有异于客观主义的新的语言哲学诞生了,即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ty),又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或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符号,而是人类认知活动影响下概念结构的产物。经验是其产生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与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经验又称为体验(embodimen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共同组成的人类普遍经验的总和;二是人类利用这些普遍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方式,即理念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语言就是该模式运动的产物。
体验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在Lakoff&Johnson(1980,简称L&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已经初见端倪,后来的Lakoff(1987)《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和L&J(1999)《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又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L&J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因此有拒绝传统绝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第三种选择,即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
体验哲学的体验性思想来自John Dewey和Maurice Merlean-Ponty,它是建立在对Chomsky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人类大脑就是一个像电脑这样的计算系统的反思的基础上的。体验哲学认为意义并非像前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认同的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观点所言,仅仅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的功能的体现,L&J认为“意义与我们现实世界有意义的认知活动,以及通过身体体验及想象结构所获得意义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并非像生成语法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其它认知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所带来的概念化过程。自然语言的词汇、形态和句法并非是自治的系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表征结构的连续体。
他们认为认知无意识也常常是基本隐喻产生的基础,这些隐喻使我们数不清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得以在语言层面上实现。隐喻也不是任意的识解过程,他们受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我们日常相互作用的限制。但隐喻并不是建构,他们是概念的。初级隐喻交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隐喻,渐渐地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受文化的影响。他们组成了我们概念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感觉有很大的影响。语言隐喻不过是我们大脑中深层认知隐喻的体现。
总之,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的产生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L&J所提出的三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体验哲学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早期认知科学假设了严格的二元论的存在,这种二元论下思想脱离身体,以他们的形式化特点来刻化。他们抛弃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形式第一位,意义是派生的主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不能很到位地解释体验哲学的基础――隐喻、格式塔(gestalt)现象、家族相似性和原形范畴理论等这些有心理现实性的东西。体验哲学认为我们的概念结构和认识图式具有完型特性(gestaltproperties),他们反对传统的二值范畴观,认为体验、家族相似论、原形范畴观和隐喻才是人类认知的真实途径。而认知语言学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意义的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而,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被提出,它的认识论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与利用。
三、结语
迄今的语言哲学落脚在哲学上并以哲学为目的,而理论语言学落脚在语言学上,同时以语言学为目的,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语言。因此两者必须打通,哲学研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证语言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虽然这两种研究相互不能替代,但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因而,两者可以、也应当在某一个平台上汇合,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哲学来指导,而实证性语言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理论语言学来指导。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的精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互关系中开辟新的认识途径,从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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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值；阐释学；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215-03
翻译离不开语言，甚至与语言密不可分。综观中西翻译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西方圣经翻译、中国佛经翻译，还是现代的各种翻译（包括口译）都离不开语言间的转换与处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内容。翻译确实与语言有关，但翻译研究绝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译者的任务也决不是翻译语言，语言处理只是翻译的手法，决不是翻译的对象。从阐释学角度来看，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并转换出源语文本的形象意义的过程，而这种形象意义是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彼此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被重塑的，译者所翻译、所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的应该是源语文本所塑造的整体印象或意向。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导致了不同语言在形象和意义上具有复杂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翻译中，源语形象能否得到恰当的转换直接影响翻译的整个水准，而语言间的转换只是形象意义传递的手法，是处于第二位的。
一、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弊端
从广义上说，从西方最早的译作《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公元前三世纪前后）问世至今，西方翻译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以前，翻译研究主要是根植于古典诗学和美学，那些所谓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系统的、科学化理论，要么就是翻译批评家们的经验之谈，要么是译家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这一点上，中西皆是如此。西方译论自西塞罗至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以前，往往聚焦于忠实（faithfulness）、精神（spirit）、真理（truth）等模糊术语而喋喋不休；直译与意译（word or sense）之争也是亘古以来延伸的一条主线；而始于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公元224年）的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亦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与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前的翻译研究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从哲理和文艺角度出发；论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调、风格、韵味、精神等艺术因素上”。事实上，我国传统译论确实多是译家们的经验陈述，围绕着意译与直译、内容与形式等问题长期争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为翻译研究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使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经验主义的束缚，从而迈出了翻译研究学科化、科学化的重要一步。此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益完善，到20世纪中期，翻译研究借助语言学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学翻译学派，“语言学转向”因此形成。代表人物是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奈达（Eugene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卡特福德（J. Catford）等语言学家。
翻译的“语言学转向”使其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因而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的一次“革命”。它所追求的是源语与译语文本间语言方面的“对等”、“等值”，力图在词、短语、句子、篇章等层次分析原文，创造出在语言层面上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但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方法忽视了文本所处的语境、社会环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更大范围的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译语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因而一直饱受文艺学派的批评。
虽然到了70、80年代，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从结构（形式）主义转向了功能主义，翻译研究也因此走出了静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畴，即开始从单纯注重词汇、短语、语义“等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开始转向从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如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受到了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英国贝克（Mona Baker）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则是利用语料库语言学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途径，而德国学者加特（Ernst-August Gutt）则从认知理论出发，率先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这些理论的提出使翻译摆脱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单纯关注语言对等的弊端，从而开始关注翻译中的超文本因素（extra-textual factors）。然而，由于翻译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在译者的潜意识的认知中，翻译仍是一种语言处理活动。在翻译中，大部分译者仍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过于关注语言问题，总是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语言与原文保持一致，因此忽略了翻译中对原文所表达的形象在译语中的重塑。
二、翻译之“形象”
所谓形象，本文指的是阅读在读者脑海中所留下的整体影像或印象。柏拉图在论述其知识理论的分割线段的隐喻这一观点时曾对形象（image）做了详细的分析。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家和诗人在呈现反应实在（reality）的形象时要经历3个层次。假设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苏格拉底代表了理念中的人的一个特殊的或具体的变体，而肖像则仅仅代表艺术家自己对苏格拉底的观察。那么在这里实在的3个层次就是：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苏格拉底这里的具体化以及在画布上再现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同时，他还认为，词语具有在我们心中创造形象的力量，诗人和修辞学家在使用词语创造这样的形象上有着高超的技巧。虽然，苏格拉底所论述的是艺术的创作，但其创作过程与翻译过程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创作过程来描述翻译过程，那么译者在反应原文实在的形象时同样需要经历3个层次：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理解在译者头脑中的具体化以及译者用译入语重现这一形象。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主要描述了老北京人力车夫祥子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从祥子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摆脱悲惨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来批判当时的社会。那么，在翻译这一小说时，书名《骆驼祥子》的翻译可以对译入语读者理解这一小说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学者施晓菁将其译为“Camel Xiangzi”，而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ven King）则将其译为“Rickshaw Boy”。笔者认为，施译本将原书名译为“Camel Xiangzi”，虽然在语言上做到了对等，但却未能在译入语中塑造出祥子这一形象，同时也未能传递出原书名中骆驼的真实内涵。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骆驼意味着坚忍、任劳任怨，而这正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祥子的精神体现――坚忍，而在英语文化中，camel这一单词却没有相应的文化象征。因此，将《骆驼祥子》译为“Camel Xiangzi”既不能传递出文化内涵，也不能在译语中重塑祥子这一形象，所追求的只是语言上的对等，这样的翻译会给译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是不可取的。将《骆驼祥子》译为“Rickshaw Boy”，虽然没能完全译出骆驼所象征的文化含义，却准确的在译入语中重塑了祥子这一人力车夫的形象。此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rickshaw的解释为：“a small light vehicle with two wheels used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to carry passengers. The rickshaw is pulled bywalking or riding a bicycle”，即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这一解释也暗含着人力车夫实际上就是苦力，所以将书名《骆驼祥子》译为“Rickshaw Boy”，不仅可以重塑了祥子的形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鸿沟。总之，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讲，重塑了祥子形象的“Rickshaw Boy”都要比单纯追求语言对等的“Camel Xiangzi”略胜一筹。由此看来，翻译不应单纯地追求语言上等值，而应以语言为手段在译入语中重新塑造原文所传达出的形象意义。
三、翻译之“形象”的重塑
在阐释学派看来，翻译实际上就是阐释并转换出源语文本的形象意义。然而，由于各个地域的文化和语言具有不同的特点，处于不同语境之中的文本所塑造出的形象意义也各不相同。那么，如何将源语文本中的形象意义准确地在译语中重塑无疑是翻译的核心问题。
当代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关于解释的科学或理论，已经深化为适用于阐释各人文学科的普遍哲学，包括对人类语言、活动以及人为现象的理解。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执着于对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说，也可理解为是原文）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在他看来，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也可理解为译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可理解为原文）――本文，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也就是说，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本文和阐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视界”，因此，理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nizontvenschmelzung）。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消除历史化，实现现代化、当代化的过程。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都是将已经存在于历史中的文本“现代化”――消除历史化的过程。
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都是翻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现代化”，准确的重塑原文的形象意义，就需要经过两次复杂的视域融合过程，首先是原文文本所拥有的诸过去世界（即原文作者的诸过去视界）与译者视界的融合，即翻译的理解阶段。在此次视域融合之中，译者并不是空着手进入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之中，而是带着某种前见去解读原文本的，这种前见包括译者自身的知识、价值观、文学和艺术修养以及信仰等。如此，译者便需要运用自己的前见，在自我的视域中对原文所表达的各种意向以及整体的艺术形象进行想象，在脑海里形成整体的影像，这样便完成了翻译理解阶段的视域融合，即译者视域与原文本诸视域的融合。译者在于原文文本的对话过程中完成了翻译理解阶段的视域融合，但译者还需要将第一次所形成的视域用译入语表达出来才能完成翻译表达阶段的视域融合。在此次的视域融合中就需要译者在第一次视域融合在脑海中所形成的意向和整体形象的基础上，用译入语重新塑造出新的完整的形象，并使这一形象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从而完成翻译表达阶段的视域融合。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理论使翻译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为翻译学科的科学化、理论化、规范化做出了贡献。然而，语言学翻译理论往往过于注重语言间的“等值”、“等效”，将翻译单纯地视为机械的语言间的“等值”转换，忽略了翻译中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从而难以为翻译提供长久有力的理论支撑。笔者认为，翻译并不是单一的语码转换，语言的处理转换只是翻译的手段而非对象，而原文作者在文本中所创造的整体艺术形象和意向才是翻译的对象，因此在译入语中重塑原文中的整体艺术形象乃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当代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理论，将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读者都视为翻译的主体，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两次视域融合来完成翻译中形象的重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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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6篇
就语言学的研究发展来说,可以分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郭 涛,周利娟,尹立鑫 2002)。以琼斯(WilliamJones) 、葆朴 (FranzBoop)和洪堡特(W. von.Humboldt)等为代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取得辉煌成果。1916 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在索绪尔理论思想的巨大影响下,结构主义出现了三大语言学派: 研究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布拉格学派、进行语符学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及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学派。结构主义发展后期又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以研究功能为主的伦敦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在世界的语言学史上学派众多,但是它们的研究思路无外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作为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和伦敦学派分别代表了这两种研究思路。本文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探讨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思想,对比其异同,使我们对这两个学派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2.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概述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至 50年代末在西方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它是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学者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派主张追求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特别注重描写和分析的技术程序,力图以此来揭示语言因素间的关系(李荣,2008)。该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阿斯和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和霍凯特。
2.1 鲍阿斯和萨丕尔的理论及思想
鲍阿斯既是语言学家又是人类学家。他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1911 年)中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美国人类学家从事语言调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人类学出发来研究语言,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语言的分析研究,而不是比较,他处理美洲印第安语言数据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语或拉丁语言比较的方法;二是在尊重美洲本地人民的言语的基础上,对语言结构做客观的共时系统的描写,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指明了描写语言学的目的和道路,确立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他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或者传统语法的框框去套这种语言,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而应当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三是强调对语言事实要做客观的描写,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认为这种描写包含三个部分:语言的语音、语言表达的语义范畴、表达语义的语法组合过程。
萨丕尔的主要理论是比较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言描写和欧洲语义研究融合的结果。萨丕尔的代表作有《语言论》及身后出版的论文集《萨丕尔论语言、文化和个性 文集》。在萨丕尔之前,美国语言学是以人类学为主,自萨丕尔始,美国语言学进入了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历史时期。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主要观点有,一是在每一种文秘站:语言的表面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背后,有一个无意识的心理模式,表面的语音实质和语言手段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内在的模式长期不变,而正是这种内在的模式决定语言的类型和演变方向。二是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把在词形变化表中能互相替代的音位都归为一类。三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探索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了结构压力论,说语言变化(音位变化、形态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四是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联系,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B.L.Whorf)发展,形成语言相关性的学说,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成为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基础。自他之后形成的美国人类学、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都十分重视语言和文化、风俗和信仰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2.2 布龙菲尔德的理论及思想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研究日耳曼语系和印欧语系入手,继而研究普通语言学。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语言学是心理学带有实证特征的行为主义理论分支,从行为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观察语言现象,把语言看成为一系列刺激和反应,主张通过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提出了着名的语言“刺激-反应”论,并提出了传递公式。二是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系统,在共时分析中应该排除历时的因素。并对这个系统按照三个层面进行了描写:语音层、语义层和语法层。三是首先使用“替换法”研究音位学,在音位、语法、词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把语音的特征分为区别特征和非区别特征两种,认为把音位定义为“有区别的声音特征的最小单位”,用替换分析法来确定音位;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了一种语言的词汇;提出从词汇转向语法的“配列(arrangement)”以及词汇分析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construction)和离心结构(exocentric construction )概念,认为语言形式的配列方式有四种:词序、变调、变音、形式的选择;句法分析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句子的方法,即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s,简称 IC 分析法),认为“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序列,它是由若干直接成分的层级构成的,而每一个较低层级的成分是较高层级成分的一部分”.
2.3 海里斯和霍凯特的理论思想
海里斯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分布分析法推到了极致并认为它是描写语言学的唯一方法。分布分析法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美国描写主义的语言学家们以互补分布为原则,把处于互补分布中的不同的语言现象进行合并,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单位,即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单位的不同的变体(如语音方面,即为一组音位及它包含的各个音位变体)。此外,海里斯使用“转换”一词来概括句子之间存在的诸如主动一被动、陈述一提问、肯定一否定等关系。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他的学生乔姆斯基才得以建立轰动世界的转换生成语法。
霍凯特 (Hockett,C.F ) 的主要理论是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把最直观明显的层次称作“表层语法”,把它以下的层次称作“深层语法”.因为他认为有些语法现象或结构关系可以从表面的语素排列中直接看出来,而另外一些要跨过表面的语素排列,甚至需要深入到非语言环境中去才能看到。
3. 伦敦学派概述
伦敦语言学派是欧洲语言学一个重要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除 Firth 之外还有 Malinowski
,Halliday.伦敦学派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注重语言的意义, 工具性质和语言使用的情境。在伦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法也认为意义和功能是人类语言和交际功能的基础。因此, 伦敦学派的语言理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被广泛用于社会语言学, 文体学, 文学批评和语言教学等研究领域。
3.1 Malinowski 的理论及思想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以研究土着文化着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语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强调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他曾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当地民族的原始文化,在考察中他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因此他非常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语义学理论才能使语言研究进行下去,语义学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基础。(刘润清 1997:279) 二是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他使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探讨语义,认为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所发生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刘润清 封宗信 2004:300)在探讨语义时他提出了“情景语境”,话语应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话语的意义实质上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三是对语境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语境大约有三种情况,语言与当时的身体活动、叙述情景、自由的无目的的社会交谈。他后来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一些思想,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认为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人们不可能经历语言所表达的一切意义,也没有必要,有一些语言是可以间接学会的。
3.2 Firth 的理论及思想
Firth 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语言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强调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他提出了韵律分析法(prosodic phonology)。二是在索绪尔的影响下,认为语言包括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在语言的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都存在结构和系统。三是提出了韵律音位学,区分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呈现聚合关系的单位是系统性单位,呈现组合关系的是结构性单位,如果想要分析一个语流中各个层次上的功能,只进行语音描写或是音位描写都是不够的,应该把韵律成分也描写出来;提出了“多系统”概念来反对“单系统”概念。传统音位学把不同情况造成的音位变体归为一个单位,互补分布,而 Firth 认为应该把由于不同情况引起的发音特征抽象出来,根据各种语言的音位特点来建立多个“准音位单位系统”,使得许多音位的描写更加简单明了。四是非常重视意义的研究,认为意义是情景语境中的复杂关系的总和,除了包括词汇语法意义外,还要把情景意义考虑进去,认为情景意义涉及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文化历史,融合了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俞洪亮 朱叶秋 2003)。把语境分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创造性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的概念。
3.3 Halliday 的理论及思想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最有影响最引人瞩目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韩礼德是最早从事系统理论的研究者之一,着述最多,观点最为全面,被公认为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无可争议地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功能的思想。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包括“经验”(experiential) 功能或者“概念”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二是系统的思想。
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乔姆斯基区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韩礼德区分为“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他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就可以产生结构。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演变的,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它就不会存在。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达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四是语境的思想。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区别语义系统的标准,要靠语境来确定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真的是同一意义的标志。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或情景与语言一样也是语义的一部分,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主题、语言使用者、交际方面)确定了可能要表达的语义和为了表达那些意义而可能使用的语言。他提出了“语域”概念,认为语言的情景因素可由语场、语势、语旨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于他所提出的纯理功能的三个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
4. 两大学派的比较分析
4.1 相同之处
首先,都受到索绪尔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形式的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注语言的真实结构,重视语言结构的线性特征, 这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理念相吻合。其描述性性质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的区分也是相一致的。伦敦学派, 作为一个欧洲语言学学派,其受索绪尔影响的痕迹比其他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更加明显。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弗斯到韩礼德, 尽管对语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重视语言环境(thecontext of situation)。受索绪尔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影响, 弗斯认为语言由系统(System) 与结构(Structure) 两个成分组成。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the syntagmatic ordering of ele-ments) , 而系统是一组组合性单位(a set of para-digmaticunits)。这与索绪尔关于连锁关系与选择关系的区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受索绪尔及叶姆斯列夫的影响, 作为伦敦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 ;另外,伦敦学派所重视的各种关系与索绪尔所指的形式(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两个学派都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受到华生(J.B.Waston)和瓦埃士(A.P.Wesis)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他认为“心灵主义学派是想用一种心灵方面的说法来作为语言事实的补充……机械论者的主张是,在阐述这些事实时不要作这种辅助因素的假定”,主张依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公式来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跟任何有机体的行为一样,同样可由对在某种环境下呈现的刺激作出的反应的描写解释清楚。
马林诺夫斯基把语言视为“将思想从说话人的大脑传递给听话人的大脑的手段”,他说,语言“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什么与思维相对应的东西”.他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这些观点的形成都表明他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思想。
最后,两个学派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萨丕尔是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他的名着《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1921 年)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和社会语言文化密切相关。Malinowski,Firth,Halliday 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 Firth 和 Halliday 他们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语言。
4.2 不同之处
首先,研究背景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调查美洲印第安
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为语言”的角度上,对美洲濒临灭绝的印第安语的调查、描写。而英国语言学的兴起则始于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这大概是因为大英帝国政府需要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英国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英国的语言学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实用性的特点。
其次,研究对象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美洲印第安语为研究对象,注重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以及语言因素间的关系,即重视语言结构而非语言意义的研究。而伦敦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拥有众多人口的语言,这些语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使语言在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再次,研究重点不同。描写语言学不注重语义,只进行形式描写。在划分语言单位时,由于只重视形式标准,不考虑意义和功能,所以不能在本质上区别词素和词,而笼统地把它们叫做语素及其排列。伦敦学派非常重视语义,并且把语义放入语境中进行研究。他们还重视语言的功能,将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最后,研究方法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注重形式的分析,回避意义问题,在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换的方法,以便从一堆言语素材中切分出独立的单位并加以归类,建立语素音位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由此发展出直接成分的分析法,即把句子或词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部分;注重共时的研究,不考虑语言的历史发展,他们在描写英语人称代词体系时,认为 my 和 mine 等于 I's,这是从英语名词物主格的形式类推而来的,而实际上,代词的异根现象是历史上形成的。伦敦学派始终把语言及其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既要遵循语言的内部规则,进行选词组句,也要考虑来自外部因素即社会的影响,采取得体的方式;意义不只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该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主张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对语境进行分类、分析语境的构成并概括其变量。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布龙菲尔德、华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语行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孤立起来考察，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中心论题可以宏观概括为主个阶段模式:本体论—认识论—语言。柏拉图的本体论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本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摩尔、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蒯因和美国哲学家戴维森。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讨论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传达可能为真或假的东西。另一个方向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更多的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们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塞尔认为:“把语言哲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加以改造而铸进关于一般人类行为的讨论这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行为语言学派开始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受话人的信念等语用因素。
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约翰·奥斯汀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讲座，他认为所有的语句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和隐性施为句(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分别称为言中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言中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语力(即说话人的用意);言后行为指言中或言后行为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塞尔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言语行为的分类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概念的提出。塞尔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人类交际和交往的最小单位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意义就是句子意义的功能。在塞尔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言语行为理论普遍关注，言语行为成为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
一、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一直追踪并详细研究了与交往理论有关的各家各派关于语言的见解，积极参与学术界引发的各种争论，接受和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以此作为通向他的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规范语用学本质上就是把有能力主体之实践地被掌握.的前理论的直觉知识(know一how)转换成一种客体的和精确的知识(know一what)的重建过程。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叙述句有真假，施为句无真假，只有恰当与不恰当。哈贝马斯接受奥斯汀关于表述性言语行为(以言表意行为)和施为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划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这两种行为，而且两者不可分离;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强调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即集中关注人际关系，因此它把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分析。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活动中对句子的使用—也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哈贝马斯赞同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这种划分，但他强调言语不仅具有陈述功能，而且具有启动行为的功能。哈贝马斯不仅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认为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主要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中，言语成为人们活动的条件，理解成为人们活动的目的。
哈贝马斯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基础，想通过克服传统语言哲学的片面性，以推动言语行为的研究。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哈贝马斯对言语的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言说的适当性等有效性主张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试图将运行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行为统一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三个把语言作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种种研究促使学术界从对语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进而认识到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规范可分析性，从而使对言语行为的经验研究进入对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
语用学与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再现密不可分，译者策略的选择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多语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语用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为翻译学构建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死后，他的学生巴利和塞歇根据其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体现了他的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根基，使用语言分析、结构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即原文的“结构”。结构主义给翻译带来了科学的理性，使人们摆脱了语文学之下的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破除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翻译研究方法。但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身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难于适用翻译中语言实际使用灵活多变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把整个翻译过程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由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显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不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结构主义静止、封闭性的翻译研究被解构主义的多元翻译研究模式打破。人们开始关注如文化、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语言结构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同时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解构主义语言观从语言本体论的立场看待语言，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着的。”这样，语言被不断神话、虚化，成了没有固定所指的符号，没有确定意义。海德格尔举过这样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意指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这种语言观以语言自身为反思的对象，是一种元语言的语言观，会形成一种元语言的追问，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与现实世界脱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哲学会对翻译研究本身“解构”，使人们只关注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译研究变成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表述性结构是语言的正确性问题，指的是语言构成性规则(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证了所说的话语在语义和语法上是正确的。施为性结构把人引导向人际关系的层面，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规则，即语用性规则(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协调性的规则与规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说出的话得体，即恰当。没有构成性规则一语言系统无法存在，也就无语用规则而言;同样，无语用性规则，人们之间的交往会变的不得体、混乱，或者引起交往的失败。从方法论上讲，哈贝马斯借助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阐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观点，即言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种语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为的前提‘言语行为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合理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哈贝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发点。译者在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所直接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语言或是文献作品中的语言，那译者在从译文生成过程中同样必须遵守构成性规则和语用性规则。这样，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之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预设，这样交往才能得以成功。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张:(1)表达的可理解性，即讲话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达，以便讲话者能够与听者从语言结构中获得正确的理解;(2)命题的真理性，即讲话者提供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讲话者的知识;(3)意向的真诚性，即讲话表达自身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满足以导致听者对讲话者的信任;(4)言说的适当性，讲话者选用的言说必须是适当的，应当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这样一来，讲话者和听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张的基础上有了可以依赖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绝等各种行为。它克服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的偏见，并在实践之上的理论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传统哲学信念。传统上，西方哲学一直固守于命题的真理性这一有效性的单一论之中。哈贝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仅包含了命题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当性和交往的真诚性。这种交往理性的多域论就要求有更多的话语，从而有效克服了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既避免了系统和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有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作为原文的听者和译文讲话者的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遵守这些有效性主张，克服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使得译文既准确又恰当，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这个句子译成“咖啡，请!”，这个译文虽然完全表达原文意思，但译文不太好理解，虽不至于令人费解，至少会使听者觉得唐突，如果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加上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请来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场，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对客人说的话)可译为:请喝咖啡!
这样，译文真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条理性清晰，言说恰当，可理解性强。
哈贝马斯认为具有交往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能根据言说对象的年龄、地位以及交往的环境、场合和其它有关环境方面的限制等条件来选择最为适当的表达形式。翻译中所处理的各种语言表达也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基础准确地表达语言层面内容、语气和语调。如“您下车吗?”、“你下车吗?”、“下车吗?”三句都是用来表达一个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车?”但其表达的语气依次渐强。如果把这三句均译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尝不可。但仅此一种译文无法体现原文汉语中敬称“您”改为一般性称谓“你”以及再改为一般性问句的变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论要求有更多的话语，我们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译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这样就体现出原文语旨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者，从有效性主张出发，原文是讲话者(作者)对某一陈述言，通过真诚的意向，选择一个听者可以理解的表达，选用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的适当性言说。要对原文理解听话者(译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张，倘若要对所听的话进行转述(翻译)，讲话者(译者)必须遵循讲话者(译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张。如此一来，原讲话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张和既充当听话者又充当讲话者(译者)的有效性主张在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和言说的适当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也就解释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译西方小说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译时相继使用欧化文体和白话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听话者和讲话者有效性主张的具体内容在具体时间和具体环境下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讲话者(译者)选择的话语会有所不一。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在为“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重译”的必要性。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话语 结构主义 生成语法 合作原则 关联理论
随着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的兴起,“话语”这一概念的应用日渐广泛。然而,要给“话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认为,“在话语分析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话语”一词有着林林总总的用法”。为了避免混淆,在阐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问题时,他将“话语”明确界定为,一个具体概念,用来指对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现方式,与“文类”、“文体”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话语”理解成一个抽象概念,用来指广义上的符号元素,如语言、标志等,以便与非符号元素的区分开来。)在本文巾,“话语”也被用作一个具体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样从社会生活的维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为广泛的意义——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按照这样的界定,“话语”就不再是一个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理论框架内的专有术语,而是渗透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grice到sper-ber&wilson,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进行了研究。
一、符号系统的外衣——结构主义视角
人们还无法对语言的起源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语言是有声语言,而且语言不仅是有声的,而且包含这一定的意义,是音义结合体。当然,最初的时候这些音义结合体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但后来伴随这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丰富并稳定下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系统,并继而衍生出一个书面形式的话语系统,即文字系统。在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兴起之前,整个人类就是单纯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人们主要对话语的个体或片段进行搜集、整理、考据、比较等等。然而,索绪尔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现状进行抽象和概括(共时研究),以便对语言的本质做出规定性的说明。也就是说,索绪尔发起了对于语言的“本体论”研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绪尔的基本假设是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一个可以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成对概念,如共时/历时、横组合/纵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对整体语言(1angue)/个体语言(parole)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在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中)。”(索绪尔,2005:75—81)由此可见,整体语言和个体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前者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组合,而后者是在个人对这些规则的选择和实践。
索绪尔甚至认为,话语研究应归人一个更大的学科——符号学中。话语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符号加以解释。他曾经指出,“可以设想建立一门科学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我把这门科学成为符号学”
继索绪尔之后,许多语言学家采用了结构主义一一符号学研究的模式,但却未能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研究建立起理想的符号系统。sperber&wilson认为,“他们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某些现象做出新的审视,也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不规则情况;但是,他们从未找出潜在的、严格意义上的代码系统……”(inthecourseoftheseattempts,theycertainlyshednew lightonthephenomena,anddrewattentiontomnayinterest—ingirregularities;buttheynevercaltne neartodiscoveirngan tin-derlyingcodeinhtestrictsense…)(sperber,d&wilson,d,2001:8)结构主义理论逐渐陷入理论困境,在欧洲被后结构主义突破。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从另一个角度为结构主义开创了一片新
天地——生成语法。
二、心智系统的派生——生成语法视角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不是一种以应用为目的的技术方法,而是一种关于普遍语法的理论假设,用来解释人脑生成话语和理解话语和过程。它是典型的形式化理论,像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形式化系统。(宁春岩,2000:fi5)可以说,它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属于自然科学。索绪尔主张建立符号学,确立一套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这一主张在乔姆斯基的理论和方法论中被发挥到丫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语言学也属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不同从的是乔姆斯基将规约话语的终极机制从外在转向了内在,突出了语言主体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始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强调了话语系统的独立性,试图以话语系统为线索揭示语言的本质,属于语言本体论;而乔姆斯基更强调人脑中的语言生成机制的对外在话语系统的派生,试图以话语系统为切入点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属于语言的认识论。
乔姆斯基虽然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其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个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忽视语义——乔姆斯基主张对句法进行纯形式化的研究,将其数学化地描写成算法系统,不考虑句子的意义。这一方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后来,乔姆斯基逐渐完善自己的学说,将语义纳入了研究范围,然而在对话语进行解释时仍然存在着问题,因为语义也存在着模糊性,无法从根本上穷尽话语地含意。要穷尽话语的含义,就必须把还原到真实的语境中。这就是语用学的缘起。
三、交际活动的规约——合作原则视角
简单地说,语用学即是研究话语理解与语境相互作用的学科。gifee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支柱,其核心内容是合作原则。griee认为应当以交际为原则去理解话语,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总是伴随一定的目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意图,也就是说,话语必然要受到交际活动的规约。更具体地说,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的,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互相理解,相互配合,即所谓的合作原则: 在最高原则,即合作原则下,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如下四个准则:
1.数量准则:说到点上;少说废话
2.质量准则:不要撒谎;不要信口雌黄。
3.关联准则:说话要贴切,有关联。
4.方式准则: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说话要有条理
按照这一假设进行推导,如果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话语因失去关联性从而导致根本无法被理解;二是继续保持关联性,能够被理解,但会因此而产生会话含意,但受话者需要通过推理才能明白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因此,griee提出了一套推理模式来解释交际过程中的话语理解,用来代替传统的代码模式。
griee对于话语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激动人心的,可以说,他把话语还原到真实的交际语境中,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研究。但由于合作原则还是留下了许多未决的问题。一是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来源的合理性、及其高度的规定性。二是涉及理解本身的问题。根据grice的理论,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应当时刻遵守合作原则,而且应识破对方是否在遵守合作原则。如果没有,就应该通过推理来找到他的隐含意义。这样,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显得非常不自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推理是本能的,无意识和自动的。(何自然,冉永平,200lb:19)
四、认知语境的关联——关联理论视角
关联理论是对grice方法论的修订和完善。sperber&wilson一开始曾试图回答grice方法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后来却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关联理论以两条一般性原则作为基础:
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
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它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和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200la:f29)
sperber&wilson认为,grice所提出的推理模式不能充分解释话语的理解过程,它不能完全取代代码模式,因为推理和解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即便是明示的话语,也“包含推理的成分,例如在消除歧
义、确定指称方面”(何自然,冉永平,2001b:24)。因此,关联理论提出了一种“明示——推理”的话语理解模式。在此基础上,sper1)er&wilson进一步提出了不同于“语境”、“关联性”等关键概念。在关联理论里,语境是受话人自己建构的,而不是现成不变的。受话人接收到明示话语之后,会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多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匹配。每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受话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处理努力”在两者之间构建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兼容性”就是所谓的“关联性”;但是,只有一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存在着“最佳关联性”。
我们可以把关联理论中的话语理解过程形象地比喻成案件侦破的过程:
话语~受话者认知能力——语境假设——关联性——最佳关联性证据——侦破人员——案情推定——嫌疑人——真正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