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后结构主义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福克纳；后结构主义；《喧哗与骚动》；语音中心主义

有人问一个俄国舞蹈家，她跳的舞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如果我能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何必那么麻烦地跳舞?”同样，96000多字的《喧哗与骚动》又岂能从一种解读角度、用一种分析方法解读其全部意义?因此，研究者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尝试解读福克纳这部伟大作品。对作品的追问从其诞生那刻起就开始了_，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伟大作品之伟大，也许正在于对其不同的追问方式。意义在不同的时空中吝啬地一点点彰显，其魅力跨越时空，在不同探索者心中永存。

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一个。瑞典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概括是：美国南方伟大的史诗作家与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

“It is a tale/Told by an idiot，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叙事者的选择在现代小说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因为叙事者班吉是一个白痴。自从这个文本问世，人们就在追问，福克纳写的这部“痴人梦语”文本表达了什么呢?应当如何解读?

弗莱在其名著《批评的剖析》中强调，批评家必须创造性地进行批评，批评的任务不只是为了追求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初之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性地研究它在不同关联域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无限地发展的。

文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诗学的方法，一种是解释学的方法。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诗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读。”

本文尝试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本的这个核心人物，希望使这个开放性的文本增加一种新的视角与阐释。

一、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覆，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其滥觞者为雅克·德里达。他的解构主义哲学被公认为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理论，解构批评也成了后结构主义批评中最主要的批评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既包括“理性中心主义”又包括“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在诉诸语言之前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中心，语言只是这个意义的外在特征和“服饰”，语言比意义小一个等级，而语言中的文字又比口头语小一个等级。

“后结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了对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后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或首要议题是消解中心。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工程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人们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会失去自我，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存在诸多分歧，但仍然在以下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主张“主体离心化”，从不同角度削弱西方传统文化努力建构的“主体性”概念，如拉康就以说话主体(speaking subject)取代了实体性主体(自我)的位置；通过批判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来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由外部分析回归文本内部分析，主张文本的生产性，读者在阅读中进行文字游戏，消解文本的单义性，让文本自我解构，从而导致文本的意义增值和不确定性。

严格地说，所谓“解构”，就是把传统形而上学和一切传统文化通过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而确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加以粉碎，以模糊化的符号游戏取代它。但是，模糊化并不单纯是解构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其方法和整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解构”就意味着：“使原有各自封闭而独立存在的传统论述单位(语词、语句或段落等)，转变成为多元开放的、非同质的可能表达结构。……通过‘解构’，不但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话语论述表达结构的逻辑性，破除其‘符号／意义’二元对立的语音中心主义原则，破除其主次关系分明的体系性。”

在介绍《喧哗与骚动》创作过程时，福克纳说：“我先从一个白痴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虽然它们都是表面的，局部的，但却是可靠的、客观的、未被观念和理性加工和扭曲的。”小说四个部分中，班吉的部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其一，班吉是康普生家族的成员，身在其中，决定了他的感受的真实性；其二，“白痴”的身份，保证了其意识流内容的客观性、现象性，不带任何具有“先见”的分析，只是照相机式的叙事。在该小说的四个叙述者中，班吉的意识流是最可靠的叙述，最能反映南方的这个家族的崩溃史，因而尝试解读班吉的后结构主义象征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文本解读。

二、班吉的“声音”与“愤怒”

《喧哗与骚动》中的众多意象、明显的神话结构、文学性语言的改革使看起来只是描写南方一个家庭日常琐事的文本，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该文本的人物之怪诞，往往首先吸引了文本研究者的注意，注意到此类病态畸形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偏离了常轨”。怪诞人物形象往往是造就令读者惊异、迷惑、震撼的艺术效果的关键。这些人物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中、独具风格的文学语境下常成为某种象征，深深地吸引着读者透过文本有意的变形、错置的描述，体会文本后一种更为真实的现实。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所说：“象征贩子们一直为班吉这个《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忙个不休”。

班吉是位先天性白痴，33岁却只有3岁孩子的智力。他不会说话，情感只能靠嚎叫、或沉默来表达。对他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只能在意识流中流淌，只能“嘟嘟哝哝”(moaningand slobbering)，虽然这些“嘟嘟哝哝”跟随着他的意识流，福克纳在班吉这部分重复使用“moaning”达21次，但只是“声音”，没有意义。班吉只能发出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对班吉而言是有意义的，是他的意识流的自然外流。但他无法与他所面对的人和社会交流，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对其他人而言，那些声音只是“嘟嘟哝哝”，没有任何意义，声音与意义相分离。

班吉的“言说”欲望与他的意识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火、水、影子、镜子等意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意象对班吉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甚至低级的感官印象。对班吉来说，火是温暖和家庭温情，所以他只要望着燃烧的炉火就会马上安静下来；而水则似乎与不祥、堕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班吉一走进水里，就会马上想起他小时候和凯蒂在小河沟里玩水的情形。他想起了“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凯蒂像树一样的香。”凯蒂是他的爱与依靠，但凯蒂走了，离开了他。

影子(shadow)在班吉的意识流中出现了12次之多，此外，在班吉的眼中也具有影子意义的还有十多次。这些影子在班吉的意识中始终意味着某种很特别的、不好的征兆。

镜子是班吉观察其他人物的中介物。通过镜子，他看到了“凯蒂跟小杰生在镜子里打了起来。”只有凯蒂对他的爱护，他才“可以又看垫子又看镜子又看火了”。正是通过镜子，他看到了他身边的人对他的不同态度：一类人视班吉为耻辱，瞧不起他，如康普生太太和杰生等；另一类人真心地爱护班吉，如凯蒂和迪尔西。

班吉的“哭”是他表示不满、“愤怒”的方式。在《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班吉的“哭”似乎总是和凯蒂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凯蒂14岁开始使用香水时，班吉大哭大闹，凯蒂为了顺从他，将香水送给了迪尔西。一次，姐弟俩在荡秋千，班吉突然哭闹起来，因为此时凯蒂的情人查理出现了。“坐在秋千架上的那人站起来走了过来、我哭着，使劲拽凯蒂的衣服。”班吉潜意识里感到这个男人将夺走姐姐。凯蒂第一次失身后回到家里，班吉闻到她身上的巨大变化，放声大哭，拼命拽她进洗澡间，想让她洗去不贞，恢复往日的“树香”。

班吉有着强烈的言说欲望，这种强烈的言说欲望来自他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这些感官把他所经历的过去和现在全都调动起来了，产生了“想说话”，“一个劲叽地想说话想说话”的强烈欲望，但班吉只是“嗓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它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奈的班吉只能“把住了栅栏”，似乎希望把这个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表达自由的障碍移开，“一边用嘶哑、绝望的声音哭喊着。”班吉不是不能发出声音，不是不想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但对他而言，声音与意义是相脱离的，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干嚎着”，发出“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

福克纳曾说班吉这个人物代表了他对人类的同情和悲伤，班吉的声音在书中也被描述为“声音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惊愕，而且也有恐怖、震惊，是一种没有外形、不可言状的痛苦”。大声嚎叫是班吉的痛苦不堪、无言绝望的表达方式，他的所见所闻勾勒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也象征着整个南方种植园主阶级的没落与崩溃。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沟通的声音的无意义，使班吉被迫待在他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忍受“无言的痛苦”。声音与意义的分离，正是许多像班吉那样的人在眼看着自己时代的社会制度与道德体系崩溃时无奈而面对的现实。

班吉在说着“话”，也在发出“声音”，甚至表达他的“愤怒”，但其发出的“声音”和“愤怒”是与意义相分离、断裂的，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声音”和“愤怒”，因而他的“声音”和“愤怒”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声音并不必然地携带意义，意义也不必然地伴随声音。西方传统文化中以“声音／意义”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语音中心主义不攻自破，遭到彻底颠覆。班吉的“愤怒”是“无言之痛”。

三、班吉的意识流言说

对福克纳而言，意识流是《喧哗与骚动》所使用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探索，但意识流也是一种现实，是人类的本能与直觉。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认为：“生命是一种绵延，它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不可以分解的，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相互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运动过程。”

时空是叙事与逻辑的重要基础，但班吉意识流的无序时空不仅颠覆了家族的整个历史，也颠覆了所有家庭成员的所有的意义，闻到的只是“死的气味”。

班吉的思维不受理性和逻辑的制约，也不具有任何道德因素，而是依靠直觉来认识身边的人和事。班吉的意识流不受时间限制，任凭本能追求并努力维护能引起他快乐的东西，如爱他的凯蒂、暖的炉火和青青的牧场。他的哭是表达不满、愤怒的方式，而别人的哭，却是他听到的“唱歌”。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事情的先后顺序。几十年所发生的事像一团乱麻搅在一起，汇成各种复杂的前后颠倒、混乱模糊的印象之流。在他的意识流中，大量的回忆与凯蒂有关，或通过回忆凯蒂跳到其他的事情。

班吉意识流的混乱实际上是其思考“话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与游弋造成的。巴特认为，文本语言能指与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的完整、固定的符号，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达到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能指，能指因而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漂移”。班吉的意识流中的“话语”无所指，但也无所不指，并不停驻在某一固定时空。他所发出的“嘟嘟哝哝”更是一种能指意蕴庞大的符号。的“话语”与“声音”，也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班吉听到叫球童(caddy)捡球时，意识里出现了姐姐凯蒂(Caddie)。与勒斯特穿过栅栏，衣服被钉子挂住时，意识中又出现了28年前凯蒂带他穿过栅栏时的情景。当时是圣诞节，非常寒冷，凯蒂叫他把手口袋，当他意识流到这里时，马上又出现当天稍早些时候在家里的情景。他的内心独自充满了流动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他意识中的“现在”可以跨越所有的时间段，囊括过去发生的一切，因而同一事物可以激发他各类跳跃的、重叠的、并列的、混合的、不完整的联想。这些联想之间没有时间的区分，也没有性质的不同。

这种无序的随各种情景而产生的意识流，没有逻辑顺序，只是无序地跳跃着。“德里达在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时强调，说话和论述就是‘逻各斯’(log-os)，就是说话者理性的表达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逻辑中心主义。”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意识流的非逻辑性正是解构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极好方式。班吉意识流中的无序时空与各种片段意识正是南方种族制度溃败中的现实表现。

四、班吉眼中的“凯蒂”与“迪尔西”

种族中心主义向来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和根基，也是西方人编纂人类历史时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在班吉的意识流所反映的“他者”与社会中，没有黑人与白人的区别，没有任何种族的意识。而对班吉而言，只有对他好的身上有“树的香味”的姐姐凯蒂，对他不好并在镜子中与凯蒂打架的杰生；黑人迪尔西，对班吉而言，是厨房、生日蛋糕，是他喜欢的“火”的提供者，回忆起迪尔西，更多的时候是“她拿来了我的碗。碗里热气腾腾的，挠得我的脸直痒痒。”班吉喜欢迪尔西的儿子T.P.，“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床上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种族中心主义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任何位置，没有任何意识。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有一段改名字的回忆。康普生太太发现小儿子是个低能儿后，把他的名字从“毛莱”改为“班吉明”，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自己这方面的责任。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人所谓‘命名’，就意味着以命名者的‘主体’为中心，以命名者所树立的法制和规范作为标准，对作为‘客体’的‘被命名者’给予并确认其身份。”班吉的主体意识缺乏并不会因为改名而有任何改观。正像迪尔西所说：“换个名儿可帮不了他的忙。但也不会让他更倒霉。……我的名字在我记事前就是迪尔西，等人家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我还是叫迪尔西。”。福克纳的这段对话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方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反驳。

五、结语

“整个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摇篮时期开始，当建构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时候，就强调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按照这个原则，人面对自然和整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以及人面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主体地位，都是以‘说话的人’和‘理性的人’的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和出发点。”

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作为“说话主体”，其意识流就是他的言说；班吉这个只有3岁智力的叙事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然而，班吉的意识流不仅证明了这个人物的非主体性，而且也证明了主体性的无法建构。对西方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主体性”概念的至高无上性，班吉的“无言”、被“去势”，也宣告了“主体性”概念中蕴含的试图建构他们在全世界的统治中心地位的野心的破灭。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2篇

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

索绪尔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学位，此后30多年潜心研究语言，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下决心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索绪尔逝世后，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们将他的理论、思想整理出版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也是索绪尔唯一一本著作，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后被奉为语言学的“圣经”。它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以“语言是符号系统”作为理论核心，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重视区分共时和历时，注重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促使了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使他成为符号学的先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体现的索绪尔的思想、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全新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这场划时代的革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效应：以索绪尔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欧洲语言学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三个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索绪尔极其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支柱。”①无论今后语言学如何变化和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音研究的影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音位学理论，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并不支持音位学理论；1955年到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对普通话音位系统以及对音位学理论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鉴结构主义的音位学思想，吸收欧美的音位学理论，在把握好汉语普通话属性和特点的前提下，研究汉语音位学以及发展语言学中的音位学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归纳音位的原则较多的采用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确定音位的原则，即对立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模式匀整原则和经济原则等。此外，汉语中音位变体理论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学派中在音位学方面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音位学应该研究在一种语言中哪些语音的区别是同意义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语音学中对音位变体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阳地区，[n]和[l]的并没有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方言中，[n][l]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法研究的影响

1948年，赵元任出版《国语入门》，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应用结构主义思想来研究汉语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出现了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采用结构主义思想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而这些关系通过语言单位之间彼此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相互作用。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正是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划分。

1957年，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的时候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而此方法正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汉语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③

但结构主义思想也对我国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产生过消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索绪尔认为语法作为一个稳定性极高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静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张对语法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忽略了语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古今一样，古代语言和现代口语可混在一起研究，虽然不像索绪尔那样忽略古今的联系，却也同样忽视了语法的历史发展。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负面影响的一个体现。

（三）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词汇研究的影响

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全面渗透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这部作品中，丁声树大量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进行了汉语语法分析。他采用结构主义“替换”和“分布”的理论进行词类划分，如“出题”中的“题”可以与“一个”“一些”组合，也可以用“路”“话”替换为“问路”“问话”；“题字”中的“题”后可跟“过”“了”，也可用“写”“打”替换为“写字”“打字”。由此可总结出“出题”的“题”是名词，“题字”的“题”是动词，它们不算是同一个词。这同时也体现了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应用。比如对“次动词”的划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④这里通过描述次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体现了聚合关系），“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体现了组合关系），对“次动词”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此外，丁声树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类义”的理论，认为词类具有共同意义。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结构主义语法中词序配列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注重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对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 符号系统

中图分类号：TM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280-01

1.结构主义对于电影分析中符号学意义

电影是镜头，情节，声音，三个形式的组合。结构主义就是将其拆分开来，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拆解电影元素后进行关联分析。结构主义是固定的，成系统的。实际上更倾向于一种方法论的运用，把这些电影元素规划成相对应的电影符号，加以分析理解，让电影成为一种如自然科学般结果理论大过其他成就因素的学科。一般在电影文化中，都会使用到结构主义观点，首先需要把其中的分支元素理清楚，例如声音的响度，频率，镜头的长短，冷暖色调，叙述故事的方式情节的复合逻辑顺序等等，所有能感受到的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分开进行剖析，最后针对导演个人，乃至到观众来说，适合于社会，能够拥有永恒命题意义的结果，就代表着结构主义的运用。结构主义给电影分析所带来的，是具有多角度的，电影是艺术作品，每一个镜头画面针对不同人群，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意义。例如电影《黄土地》中大片黄土地的镜头，可以说这是表示自然的伟大，人与自然的融合，但在其他人眼里又是一种自然环境带给人的压抑贫瘠。群体之间不相同，但镜头语言没有变，只是理解语言意义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也正因为电影内容涵盖的太多，其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让人试图用一种理论去概括此类综合艺术概念，然而，我们只能够从宏观甚至边缘的角度去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基本特性，艺术区别，这也正是结构主义与电影符号学出现的意义所在。

2.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联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论被运用到符号学及叙事学研究中，符号学不仅是学科，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最早的电影符号学便是涵盖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电影，演化成一套电影理论。而后法理论家克里斯汀梅兹进一步发掘了巴尔特符号学理论，从中得到了许多超越语言本身意义的结论，最后归纳成一套完整的电影符号学理论。通过电影和语言的类比，加上一定的结构语言词汇，创新了电影记号和符码的传播观念。电影与语言的区别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实质都是通过各种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且全面的给观众传达索要表现的，这一点两者十分相似，从而在风格化抽象化的意向中产生了电影表达力的特性，让电影有了具体的意向和隐性的意向表达，成就了电影的内核，让电影理论分析能够更多的归结于一点，统一在一个维度上，这点是所有电影理论学者都需要寻找的，不然只能够在浅层来理解电影，无法真正深度的剖析电影艺术的价值所在。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更像是“工具+理论”的支持，让人有足够的手段来面对电影技术发展，延续电影艺术发展。

3.电影符号学于电影分析的作用

符号学应用于电影的真正意义是对电影中时刻会出现的象征性内容进行概括分析，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概念化的符号穿过各种繁复的电影元素项认识到电影作者创作的本质原因。电影是对现实的再加工，是现实的升华，是“诗意化”的再现。其中的表达方式与文字，图画相比有着形式上的极大不同，如果缺乏相当系统完整的分析方法，手段，那作者创作的电影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达到深度的艺术传播效果。著名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石狮字的各种动作姿态镜头，都是爱森斯坦想要向观众传达的思想感情，对电影符号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类似的象征性例子在后面的众多优秀电影中层出不穷，也受到了历史的铭记和传颂。电影无法离开符号学，绝大多数电影都或多或少的借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其中不可避免的带着一些人为操控的东西，但毕竟它就是电影，虽然不够灵活，因而模棱两可，这些符号化的碎片也就能清楚的提炼出来，给予电影可以被解构了解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齐隆壬.电影符号学[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

[2] 丹尼艾尔・阿里洪.电影语言的语法[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 保罗・科布利，莉莎・詹茨.视读符号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理性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哲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39-03

哲学是寻根究底的学问。也正因为哲学的这种性格，它常常走极端。所以，哲学家们通常不是偏于理性主义，就是偏于非理性主义，并且，都认为自己已经把宇宙和人间的一切都说明白了，至少是能自圆其说了。

一、理性主义的缺陷

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来的，都是有来龙去脉的。自然哲学家们和思辨哲学家们都在身体力行，都在努力寻找因果律和来龙去脉，亦真可谓乐此不疲。

然而，理性主义哲学在特别关注普遍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人间的特异性。人间在世间，没有把人间的事情说明白，是一部分哲学家特别不甘心的。然而，只关注理性，恰好难以说明人间的奇妙。

二、阐释学视域中的文本

阐释学，作为学问，被认为是“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1]。

哲学之哲，辞典多注释为智慧[2]或明智与智慧[3]。哲学当然就是指智慧之学了。但是，汉字里的哲字为什么是这样构成的呢？为什么是一个折字再加一个口字呢？辞典上没有解释。在汉语语境中，词典和字典有别；字典中有解释，纯字义上的解释。

但作为学者，也于心不甘，总想寻求一种解释，总想还去阐释一番。折，曲折也，折叠也，还有挫折，折扣，折磨，折射，……；把那个哲字理解为曲曲折折地拐着弯地用口说话，就是一种阐释。此时，阐释者面对的文本就是文字本身。这是对文字的阐释。正好，古人只做过纯字义上的解说，没做过引伸或拓展阐释，许慎解说：“哲，知也，从口，折声。”[4]36

哲字有一个同义字：，两个吉字并列。上古时代，是三个吉字叠加，方式如森字，后省略为两个。许慎解说：“古文哲，从三吉。”[4]36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吉字，许慎解说：“善也，从士口。居质切”[4]37。士人即读书人，知识分子。两个吉两个士口，三个吉三个士口，这似乎是两个甚至三个知识分子在言说，在争辩。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还真的是一直伴随着雄辩与争论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延续漫长的时间，至今仍有不同观点存在。字，在博大精深的汉字中，还真的能表达出哲学的历史演进。但是，这种解释在现有辞典与字典上并没见到，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解读，也是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阐释学正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阐释是每个个人自己的阐释。普遍解释的寻求导致的结果是，结论出来之时也恰是释义终止之时。理性主义排斥个人的参与和演绎。阐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却体现对个体释义权的尊重。而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却经常把学生引导到统一的与唯一的解释上，这是对师生个体释义权的不尊重。

文本当然不只是文字，还必然特指那些本本，尤其是被认为属于经典的那些本本。可是，这些本本亦必是由许多文字构成的。文字以及由文字组成的语言，这是本本的实体。不过，本本一般还是可能包含人更丰富更深邃的思想和情感的载体。文本，实乃人文的本本，文本是以人本为基础的。

三、后结构主义的质疑

结构主义于20世纪中叶盛行起来。皮亚杰（J. Piaget）的《结构主义》，“要检验现在各个领域里出现的主要的一些结构主义”[5]，乃结构主义集大成者。在教育领域，布鲁纳（J. Bruner）的结构主义课程观曾经产生过十分广泛的影响。

可以说，结构主义是理性主义这根藤上结出的瓜。它把宇宙间的一切视为结构，连人也是一种结构，任何本本也不过是对一些不同结构的表达。结构的方法甚至催生一种世界观，这就是结构主义。这种哲学渗透到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还渗透到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

可是，后结构主义出来质疑了。一个文本，在甲看来，是A型结构；在乙看来，可能是B型结构。相对于甲，乙岂不是重建了结构吗？岂不是将A型结构拆解了吗？

进一步的解释是，每个人都可能是带着自己的心灵和特有的视角走进文本的。于是，从流动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能够定格下来的结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应该关闭师生们自己的心灵，不应该遮蔽师生们独特的视角，不应该逼迫或诱导师生们在文本外缘打转，而应该引导并促使师生们走进文本。

换言之，每个人都是文本的阐释者。从这样的结果来看，还是回到了阐释学。

当结构主义作为理性主义大树下的一株小苗生长起来的时候，也是排斥了个体的人而进入一种似乎普世的、与人无关的境界，并且人只是作为一个物种而存在的。

理性主义哲学和被称为阐释学的哲学，看来都离不开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它们的差别主要在哪里呢？

从牛顿（I. Newton）以来，似乎都证明了希腊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力量。这种理性主义导致一种科学信仰：宇宙间，大自然里的一切都由因果构成。这种信仰确实带来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逐渐抬头。由人发现的科学，由人建立起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反而使人本身丧失地位。科学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似乎使人变得渺小。

作为教育家、哲学家的先生，在一场关于玄学与科学的论争中，竟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6]

科学寻求的是唯一真理，但是，科学的意义，在不同的人看来并不一定是相同的，真理的意义并不一定的唯一的。只要有人并通过人的阐释的介入，也会呈现多样性。人不是渺小的，科学既由人来发现，又由人来解释。

四、自然与人文

对于自然，人们寻求唯一的因果关系，却加以不同的解释；对于人，人们不只是寻求不同的解释，而且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解释，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看到的也可能是不同的景象。

即使是曹雪芹、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对一部《红楼梦》的研究竟然构成一门壮观的红学。这就是人文，其多样性正说明阐释学存在的必然性。

似乎阐释学主要是存在于人文领域的。但是，对于自然界，也远不是单一性、唯一性所能解释的。大自然本身的基本特征就是多样性，多样性也正是物种生命力的表现。连天上飘下的雪花也有数万种不同形状，更何况动物世界了，更何况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人了。“大自然给每个人设计的原本的蓝图是不同的，唯一的，这是每一个人唯一性的主要原因”，再加之每个人“生活历程，所处环境，遭遇病菌，食物优劣，外界压力，患病经历等的不同”[7]，更是呈现多样化。大自然给自然本身设计的蓝图就已是千差万别的了。至于人，每个个体都是可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就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

神秘的大自然，把最神秘、最神奇的色彩涂在人身上，让每个人都是神秘、神奇，从而是神圣的。每个人也因此而拥有尊严，拥有不可剥夺的平等、自由权。

科学适用于自然，阐释学适用于人文，这不是绝对的划分。

人不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吗？然而，它是很奇特的一部分，这是人的奇特，却也是大自然的奇特。

宇宙存在了137亿年，我们生活的星球也有了45亿年历史，可是，人却还只有382万年。人在大自然中，还处在婴儿时期，还只是依偎在大自然的襁褓之中。可就是这个婴儿般的人类，给这个星球带来无数的故事，并且，使得人类再去解释自己比起解释大自然来更为困难。例如，宇宙是怎样起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毕竟有了康德（I. Kant）的猜想，并且，这个猜想已接近于被证实。可是，人类及其意识是怎样起源的，对此，除了一点零星的考古学材料外，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

大自然造就了人，人造就了超自然的神奇。我们可以说，这既是大自然的神奇，又是人的神奇。人的超自然的一面也来自自然，人的神奇也缘自大自然的神奇。人写下了无数的诗篇，人绘出了无数的画卷，无数诗情画意，既献给了人自己，也献给了大自然。在哲学里，这叫做“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思想曾经危害了地球的几块地方。但人类文明已经普遍达到一种境界，那就是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致性。人最需要的是，敬畏大自然，并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这句古希腊箴言，是智者（有人认为是苏格拉底）代表人类发出的声心。而其前提应包括认识自然，否则，我们也认识不了自己。

五、关于卡西尔的《人论》

无数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在研究与阐释人。但是，自然科学家总是热衷于将阐释归为唯一，于是，阐释在自然科学那里总是容易被终止。思考着人的哲学家，也都各自认为他们把“人是什么”说清楚了，但是，另一些哲学家又总是将阐释变得更为丰富，于是，阐释学在人文科学那里不断地生长和发展起来了。

自然科学家们，从生理学、解剖学、考古学、神经学等多角度去研究人。但在不同领域里都是在寻求唯一的被称为科学的结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们当然要研究人。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描述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如此，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更没有在思想、情意、态度、风度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虽然哲学家们面对人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人是什么，但回答却是各种各样的。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E. Nagel）的《人的问题》，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 Cassirer）的《人论》，都是很引人注目的。人文主义的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M. Heidegger）、伽达默尔（H. Gadamer）也是德国人。德国哲学高度发达，众多阐释学哲学家出现在德国也毫不足奇。

卡西尔的《人论》无疑把人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8]7他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8]35，语言的动物。动物不是也有语言吗？但卡西尔认为动物只有情感语言，而人则还有命题语言，“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8]38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语言的动物，这是对人的一种阐释，还是终止了对人的阐释呢？事实上，卡西尔不仅给出了对人的一种阐释，而且，正因为把人定义为语言的动物而为阐释学提供了更好的阐释，因为语言正是进行阐释的基本表达形式。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语言阐释自己和别人。

人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语言发展史；每个人的一生，也就是他的语言生成、发展和丰富着的历史，也就是他获得阐释能力的历史，也就是他生命的演进历史。所以，阐释学应当可以归属于生命哲学，而生命哲学正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最早使用的一个术语。

阐释学体现对每个个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类文化的尊重。在这种哲学里，认定了每个个体的意义，否定了对任何一种特定解释的垄断权。在这种哲学下，人的意义，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其对阐释的把握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阐释学哲学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较之理性主义与结构主义，更能张扬人的意义与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契.哲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65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49.

[3]《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3[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350.

[4]许慎.说文解字[K]//中华书局编辑部.说文解字四种（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倪连生，王琳.译者前言[M]//皮亚杰，J.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前言）.

[6].《科学与人生观》序[M]//.文集：3.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4-165.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学 索绪尔 承继 影响

粗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难以就文章的各章各节作一一概括和评述，毕竟这是一部见解独到、内容精深、系统广泛的划时代语言学巨著。同时，有感于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表J.希利斯？米勒的关于任何文本在文本序列中都处于“寄生”与“寄主”的地位的观点[2]，于是试着以此并结合《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特点来梳理一下这部著作对前人的承继和对后世的影响。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当然非亲自所著，由其学生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应该是20世纪以来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索绪尔充分吸收了前人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作为自己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此同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又对后世语言学领域乃至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承继

在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先是讲语法确立规范，然后是注重对文献的历史研究，即是所谓的语文学阶段，再然后是比较语文学确立，研究辨析语系的亲缘。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已经对语言学的大多数问题有过阐述。不过索绪尔以为即使是比较语法阶段，仍不免“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3]。

在前人的基础上，索绪尔大胆采用了有异于传统的历时研究方法的共时研究方法，开拓了语言领域的新天地。索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突出特点有：一、第一次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二、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所指和能指的概念。三、阐述了语言系统中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四、第一次将语言学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

二、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论无疑是划时代的，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它的启发下，产生了许多新的语言理论和批评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等）。这里单就后者作点概述。

1.俄国形式主义

索绪尔将人类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次。同时又将语言学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认为历时语言学研究言语的历时性发展，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强调建立共时语言学，要求排除语言的历时性干扰。他试图告诉人们，任何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是因为超越其上的普遍的语言结构在起作用。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语言普遍法则的关注，如研究诗的格律和韵律等诗歌普遍遵循的形式规则，真正达到对文学的科学性的研究。此外，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俄国形式主义也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认为重点是内部研究。形式主义者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共时性和语言学中各种因素相互类比的结构观点， 把音位学作为语言成分的因素用来剖析和构建形式结构。

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后期的布拉格学派， 深受索绪尔的影响， 其批评理论中出现了系统的概念， 显现出了现代语言学的影子。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通过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对比来解释诗歌的“文学性”， 而这一区别性正是索绪尔理论思想的内涵之一。“他（索绪尔） 帮助我们理解区别性的重大作用， 正是区别性组织了周围世界的结构和惯例系统的结构， 才使人类能够赋予事物以意义”[4]。

2.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它告诉人们，任何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是因为超越其上的普遍的语言结构在起作用。这一思想同样直接启发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开创的共时语言学方法、符号学理论及结构主义音位学的观点运用于他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语言学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索绪尔曾经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新学科“符号学”。后来符号学的创立者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建立了符号学批评方法。如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就借助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在文学符号学领域展开研究。格雷马斯接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符号矩阵模式。

3.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关于言语和语言二元对立的语言学是建立在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之上，解构所要做的就是要消解这些“中心主义”和等级，于是，他从语音和文字入手。同时德里达在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以及差异性原则的接受和怀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构的重要概念――异延。

参考文献

[1][3]普通语言学教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商务印书馆，2005；

[2]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王逢振、盛宁、李自修，漓江出版社，1991；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6篇

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Todorov，1969）。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Prince：1987：P3）。

一、经典叙事学的发展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如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等）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叙事理论。他集中对叙事话语展开研究。索绪尔（1857～913）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组成此系统的各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上都受制于该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理论为基石，将文学视为一个基于其内在叙事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重点关注其内部各成分间的关系。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参照语言学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起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热奈特不仅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更直接接受了托多洛夫从时间、语式、语态三个语法范畴出发来分析叙事问题的方法。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叙事主要包括“故事”和“情节”，且“情节”决定“故事”。基于这种形式主义观念，普洛普在他的研究中将重心放到了作品的形式结构上。但他只注意到了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后来的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布雷蒙等对故事的深层与表层结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语法模式，这些叙事结构模式虽显得大而空泛，却为热奈特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热奈特写于1972年的著作《叙事话语》中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著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建构出一套普适的叙事作品的理论分析体系。热奈特强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反映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关系上的叙事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研究范围只限于叙事文学。”（罗钢。1994：P2） 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三分法：“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叙述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在构建此三分模式时，热奈特着重强调了叙述性为的重要性。没有叙述行为就没有叙述话语也不会有被叙述出来的虚构事件（Genette，1972）。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话语分为3个范畴：时态范畴，即话语与故事的时间关系；语式范畴，即包含叙述距离和叙事角度这两种对叙事信息进行调节的形态；语态范畴，即设计叙述情节以及叙述者与接受者的不同表现。　1977年米克·巴尔发表了《叙述学：关于四部现代小说的叙述意义》一书，通过对四部现代小说的分析，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进行了分析批评。1983年热奈特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主要是针对米克·巴尔的回答。

二、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西方叙事学家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等。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出现了“历史叙事”“哲学叙事”“电影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对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目前国内叙事学界主要还处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评述与运用阶段。在2007年“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我国的叙事学学者提交了许多原创性文章，如申丹教授的《叙事概念与潜藏文本》、乔国强教授的《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赵毅衡教授的《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从现象学与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题材》、董小英研究员的《修辞立其治》等，是中国学者对叙事理论的新探索，相信会给研究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与莫大的启示。（龙迪勇，2007）

将经典叙事学中的两种研究范式进行有机整合，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语义（对这些结构进行阐释，包括叙事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话语（结合上述结构，由另一套有限的规则来解释叙事话语，如叙述时序、叙述速度、叙述者干预等）；语用（影响前三部分分析进程的认知和交际因素）。（Prince，1986：P7）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米克·巴尔（M.Bal）、查特曼、普林斯等。他们倡导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并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两者兼顾。

三、结束语

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诞生的，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叙事学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学科，为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和方法，叙事活动和叙事文本构成了人类文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为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被逐步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有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国内学者通过借鉴西方叙事理论，对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展开了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也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 [J].Style，2000

[2]Jahn，M.Poems，Plays，and Prose：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Genres[M].Cologne：University of Cologne，2002

[3]Todorov.T.Grammaire du Décameron [M].Mouton： The Ha gue， 1969

[4]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85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7篇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不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对后现代的描述延续了后结构主义的正确思想，使之成为一部分，如主体和真实的概念。美国学者胡伊森认为，必须着手研究概念而不是提供一个后现代化的概念或者延续分析当代文化，法国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低迷时期重要的现代化理论。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提供后现论，后结构主义就会提供不包含在内的认识论，或者用认识论信念支撑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艺术文化。如果没有达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这种程度，就要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每一个部分。

在哲学审美、艺术批评、艺术教育中，人们一直都有传统结构的思想，其中存在一定的对立面，如主体和内容、内部与外部、含义的必然和偶然。尽管人们可能对事物内外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也不完全如此，如形式主义，在某些方面，在所有的解释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如社会历史艺术。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已经定位，或者假设主体的可理解概念存在于是否脱离环境。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在于人们运用了不同的方式。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如何解释外部的东西，或者如何将其纳入主体的意识当中。由此可见，主体的可见性和可理解性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条件。当人们将偶然联系放到主体中会产生必要的联系，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得出的主体概念没有外部的成分。

在美国，大多数艺术实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后结构主义艺术家，创造了完全的自给自足和意味深长的艺术作品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艺术家，如迈克尔·弗雷德和唐·贾德。贾德用“实在性”的概念来反对弗雷德的“在场性”现代主义的概念，回顾性的共识是他现代主义的工作模式。在他的文章《特定的物体》中，贾德详细阐述了他的理念，使人们理解了特定的作品，他推动了基本的极简抽象艺术雕塑的相反方向发展。“实在性”是依照非幻觉、非指称、非具象等研究出来的。在他的文章里，真实直接赋予或蕴含了这种含义：固定的事物、材料、部分之间的简单联系等。这两个用途被作为等价物或有着同样作用去支撑它，“……什么被看到的……是你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一个主体的思想是理想的，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意味深长的，其是自我指涉的，这就是所说的“实在性”宣称的东西。

如果将贾德的作品作为条条框框，用一个完美地合理方式去描述所看到的“实在性”，会出现一个潜在的问题。贾德谈论到物体的时候，不是说其是简单的夹板箱或者一堆砖，而谈论了物体是一种艺术。问题在于，从某种程度来说，夹板组成的是物体的实在属性，真实可见并且服从这种现象，但对有的人来说那不是艺术。如果人们看到夹板箱，或者看到一堆砖而没有看到艺术，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没有长远的实在属性，人们忽视的是可见的艺术性。为了“看见”雕塑品，人们需要的是没有在物体的实在属性或可见性中精确赋予的一些东西。人们需要与其他物体、价值和知识相似，这样才能在实在属性的关系上来呈现出艺术的含义。贾德的文章中展现出了这些关系，但是没有明确说明主体思想是否与这些物体产生联系并且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实在物体的艺术性对人们来说才能变得可以理解。进一步说，尽管人们将简单的物体视为纯粹的物体，一个夹板箱，即使与物体外部发生偶然的联系，只要物体作为艺术作品能被察觉、有可体验性，那些关系就绝对有必要。艺术体中没有它们，审美将不复存在。只要其具有可见性，那些关系就不是偶然的和物体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和必然的。

简单地说，如果人们接收后结构主义阐述的含义，自主化理论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将产生很大问题。尽管思想家们对于后结构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他们普遍同意索绪尔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符号产生了象限点符号，换言之，就是与优点相关并在一个系统内不同于其他符号;第二，符号要素之间的联系，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是自然、有机的，而是任意的、惯例的。尽管后结构主义不同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后者授予了系统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但所有人一直认为含义之间是有关系的。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8篇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和变革中,空间理论突破线性时间思维的约束,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人们将其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turn)。空间转向意味着当代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蕴含着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重要变革。空间转向波及当代各种学科,空间已是当代思想重要理论资源。麦克?克朗主编的《思考空间》一书指出:“空间在现代思想中无处不在。……空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呈现不同的不同的性质。例如在文学理论中,空间往往是操作者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用来转换文迹。在在传媒理论中,空间呈现出叙事及时间的美学转向特征———一种基于视觉传媒的构建模式……在所有的学科中,空间是一种表现策略”(转引自麦永雄38)。

    当代空间诗学理论资源引人注目。巴什拉的《空间诗学》(1957)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和想象,他分析了20世纪众多文学作品的空间意象蕴含的诗性体验。巴赫金的“时空体”、“超视”、“外位”等诗学话语丰富了空间诗学资源。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提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所以,在她看来,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这里引文的拼接,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就是一种不同于时间思维方式的操控文本的手段,俨然是一种空间思维的范式。福柯、列斐伏尔、德勒兹等人的空间哲学又大大丰富和充实了空间诗学。当代诗学的交叉性、跨学科性、文化间性等特征均显示出了它的空间特性。

    卡尔维诺的诗学话语中虽没有出现“空间”的字眼,但是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空间特性。卡尔维诺的诗学观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较为清晰的联系,而从空间理论的视域看,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都是关于空间的诗学。对作家和批评家来说,空间是处理文本的一个方式,空间是对世界的一种感知方式,结构是一种空间存在和感知方式。1967年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在那里停停留留有15年之久,与法国着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来往密切,与原样学派和乌力波文学圈交往频繁。在这个璀璨的文化之都巴黎,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先锋思想丰富了他的创作,充实了他的小说诗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诸多概念在学理上与空间理论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强调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后结构主义强调开放性、生成性、流变性、碎片化等。它们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处理空间的方式的区别,是审视世界的思路的不同。卡尔维诺虽然没有使用空间这一术语来,但是他较多地使用了具有空间性的诗学话语,有意识地将空间视为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他的迷宫、时间零、结晶体、大百科全书等诗学概念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概念,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小说的空间诗学问题,极富思想启迪。

    卡尔维诺的文学思想具有典型的空间思维特质,他的诗学及其创作实践都朝向一种开放性、繁复性和生成性。“迷宫”、“时间零”、“结晶体”、“百科全书”都具有浓郁的空间的思维特质。此外,卡尔维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互文性”特点也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

    迷宫这个空间体系有许多复杂的通道和死巷,比挪?韦斯认为“迷宫因它的多层次性和复杂表征而成为世界文学形象的典型”(Beno71)。迷宫繁复的空间特点启发了卡尔维诺,他追求多头绪的写作,追求多重理解的生成性,试想,卡尔维诺的哪一部小说不是像穿越迷宫一样费解呢?《命运交叉的城堡》、《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皆是如此。

    时间零这个术语极具卡尔维诺的独创性,在他的论文集《你和零》中有提及,更是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中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时间零》、《追赶》等试图图解这个理论。在《时间零》中卡尔维诺是这么阐述时间零的:“弓弦松弛,我伸开左手持弓,我右手向后拉弦,羽箭在空中飞鸣,悬停在它轨道三分之一的地方。同时一头狮子张牙舞爪向我扑来,也悬停在它轨道的三分之一的离我的箭稍远一点的地方”(Calvino95)。这个绝对的时间卡尔维诺称它为时间零。羽箭和狮子的空间运行轨迹是微妙的,是通向多种可能性的,空间的敞开性的文学空间实验就是《寒冬夜行人》,每一个小故事都是到某个点便戛然而止,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关注的都是写作的开放生成,极富空间思想。结晶体无限延展,有多个琢面,百科全书有众多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诸多的线索可以无限发展生成。这些空间体验卡尔维诺十分精巧地运用到了《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小说创作中。

    “互文性”(文本间性)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空间诗学思想。卡尔维诺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另一些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拼接、引用等等。《命运交叉的城堡》编织进了很多意大利的民间故事,《寒冬夜行人》模仿了多种国别多种文体的创作,《看不见的城市》化用了历史人物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相关背景。

    卡尔维诺的空间诗学和文学空间生产在现在看来极具前瞻性。卡尔维诺在1986年去世,那时候的空间理论尚没有像现在那样丰富。但卡尔维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和诗学理论中已经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空间的多元性,看到了多维空间交叠的特征,他精巧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多维叙事空间的创造者。他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和文学空间实验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点,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已和空间理论融汇的特点。

    荷兰哲学人类学教授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赛博空间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就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相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穆尔2)。卡尔维诺的诗学概念“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多维叙事空间就具有赛博空间的特点。结晶体的多面结构,不断生成不断变化。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繁复”主题中提到:“当代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尤其是作为一个联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间万象的网络”(卡尔维诺105)。结晶体和百科全书的不断生成变化就好比是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特点是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互动性等。如超文本超链接一样,结晶体的每一个晶面都能发展,百科全书的每一系统每一个细节可以发展成为繁复的系统。这样的创作,使得传统的线性阅读已经不太适用于卡尔维诺的小说,他的《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章节之间不存在时间的逻辑关系,更多地体现了空间的多元、开放关系。

    当代法国着名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为20世纪空间哲学贡献了以下重要的概念:如生成、褶子、块茎等。这些空间性的哲学概念为我们审视世界提供了新的方式。《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说:“生成是一个根茎,它不是一棵分类树或谱系树”(德勒兹加塔利336)。“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诗学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根茎的空间诗学思想。根茎,又称“块茎”,是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分类树”或“谱系树”的模式,后者具有中心论、等级制等特点。“根茎”(块茎)则强调开放性和逃逸性。

    时间零诗学像根茎一样具有开放性和逃逸性。“对于每一个多元体,都存在着一个边界,它绝不是中心,而是包含之线或极限的维度(我们根据这个维度对其他那些维度计算)———所有这些线或维度在某个时刻构成了一个集群(逾越这个边界,多元体可能会改变其本性”(345)。雄狮纵身跃起、羽箭空中飞鸣那一刻不是,不是中心,而是边界,越过这个点,事物会朝着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发展。同样利用时间零诗学创造的《寒冬夜行人》里是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的结束点与其说是,还不如说是叙述的某种维度,或边界,逾越这个维度,叙述会朝着不同的空间发展。可见时间零诗学具有开放性、变动性的特点,它打破传统叙事的一维性,强调跨越边界,叙事可以有自由驰骋的空间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