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文精神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年及迁校50年来，学科门类齐全，发展迅速。校园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的勤奋刻苦、真抓实干的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重实践，讲实效，饮水思源，追求真理等优良传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校不可避免的要向现代化、综合性、世界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我校既有的良好的校园文化，同时需要构建更加适应现代化办学理念的新的校园文化，从而推动我校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其中之一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我校人文精神的培育。
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它概括并包容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自觉地坚持和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提升人的品位，进行对人之为人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凝聚了几千年来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和文化的精髓与主旋律。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越来越成为高校教育的核心之一。
（一）我校构建人文精神的必要性、紧迫性：
1，社会分工、转型导致学生个体人格、心理急剧变化。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导致学生的个体人格分裂、心理急剧变化。学生传统家庭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学生家庭贫富差距的影响，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业压力的影响，社会重学历、文凭，轻能力的观念，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我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心理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学生表现为功利性强、消费走入误区、攀比成风、人际关系冷漠、心理脆弱，承受挫折能力不够，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逃避，甚至不认真对待学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弊，学术浮躁等，他们迷茫困惑，找不准人生的坐标，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最终追求的正确航向。这就需要我校学生在人生重要的大学阶段，努力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学校在育人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我校是以传统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多年来我校不乏科学精神，钻研、探索精神、重实效，讲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自然科学在我校得到了传承应用繁荣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薄弱，我校要建设综合性高水平世界知名大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我校学生学风扎实，精勤求学，在知识的拥有和获取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具备迅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具备并时常巩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爱国主义、责任感、道义感、意志力、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等精神风貌。现阶段，构建、培育人文精神还应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八荣八耻”思想理论结合起来。
3，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相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阐述了人在获得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安全、社会归属感的满足后，需要获得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我校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努力营造为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主、客观环境。事实证明，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素之一，这也必将成为我校繁荣发展的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构建我校人文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1，处理好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物质性需求与满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的其他的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实现。但物质性的需求与满足决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价值追求。然而，当前人类在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着空前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健康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致使人们在极度依赖物质、贪恋于感性享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另一半：至真、至善、至美——精神的追求。这种社会状况也蔓延到了我校，侵蚀着我校学生的思想机体和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我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了的工具，就是当前我校教育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为此，我校应树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利润之上的教育理念：既强调包容性，又拒绝知识简单的功利性；既强调大学的清流化、中立化，去除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与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形象；又注重高等教育的综合性，在文理并重的氛围下加强知识的融合，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人们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必须坚持高举科学民主与客观的旗帜，积极倡导与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不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
2，处理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人文和科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真，在于给人类以做某事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运用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善，在于教人直面现实，过上人之为人的和谐幸福生活。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大学和现代西方大学都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大学》开篇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当中就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一个完整的个人来说，人文素质的养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只有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其科学精神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没有良好的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会像一叶无根的浮萍，甚至可能将科学精神引向邪路。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人文精神的养成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但针对我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到一定高度给予重视。3，处理好培育人文精神与传授人文知识、技能的关系。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人文知识，而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为形式，以价值观念养成为目的的知识性实践过程。古人云，教师在社会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其中，授业主要是传授知识，而传道则主要教会如何做人，传道是安身立命之本。传道与授业是“体”与“用”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快的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要的技能性训练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能用技能性训练代替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技能训练：训练是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价值目标。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训练场所，适宜的职业只是实现完美人生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人之本。大学教育绝不能只抓住了“手段”却丢弃了“目的”本身。 转贴于
（三）我校目前构建人文精神的若干可行性途径：
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达到智力上的丰富与发达，而且在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心灵上的成熟，使他们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能够体悟学习的真谛何为，能够找出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向，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每一次颤抖，并真正景仰超越性的人生风范。
首先，全体教师要注重加强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生活中通过创设民主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地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为己任。
其次，加大校风、班风和学风的建设力度，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凸现教育的人文情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加强宿舍文化、食堂文化、教室文化和校风、班风、学风的建设，塑造先进的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对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以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向上的生活风貌。
再次，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为学生提供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化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第一次指出：“学校教育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就是通过以德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唤醒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扩展大学生的精神视野，激发大学生的想像力与创造空间，使大学生实现素质与能力、知识与技能、身体与心理的协调发展；完善大学生的人格魅力、培养创造型人格，深化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人文精神范文第2篇
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seearch)相对的一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广泛关注。质化研究的兴起不是某一学科内的事情，而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广泛而深厚的人文思想背景。质化研究的概念有不同的称谓，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将它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质性研究”。陈向明全面概括了质化研究的特点“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源于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而兴起的。人道主义以人本主义对抗神本主义．以人权对抗神权，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性解放对抗禁欲主义，以科学理性对抗蒙昧主义，人道主义力图从封建主义、宗教神学的压迫中解放人、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并赋以新的内涵。西方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提高，使人的理性力量与创造力得以张扬，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等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也带来了国家间的战争、民族冲突、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带来了人精神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横流、精神迷失、人情淡漠、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精神困惑。当代人文精神的主旨是重新确立人的本性，消除人的异化，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以获得精神的丰满、生活的希望、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2质化研究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法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思想依据。方法论的人文精神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推至上帝的宝座加以神圣化，造与科技的对立。人文精神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将人文世界、完整的人格分割成碎片，人文精神倡导的是整体主义(holism)的研究取向，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以反映人类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完整性、本源性，保持人文世界的原貌。人文精神反对崇尚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研究范式，而倡导心理主义(mentalism)的主观研究范式，重视直接体验、现象描述．重视理解、体悟和现象的意义，反对物理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生物主义的生物还原论。质化研究的特点体现了这种心理主义的研究范式，这表现在质化研究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体间互动的研究立场、详尽描述的表现手段和重视问题研究的意义性、文化性。具体来说，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研究态度对“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科学主义盛行时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模型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一种信念和趣好。然而在本世纪6O年代社会学者马特查(D．Matza)对自然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应有涵义却是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对自然科学模型的认同，它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
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被研究者施加影响，特别是对于量化的实验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其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而大为降低，因为这样的研究同实际自然的情况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的人为扭曲。质化研究的自然主义态度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为了克服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质化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结构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因而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为田野研究)。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者不施“暴政”于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学习者、访问者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以“现实故事”、“坦白故事”的方式自然呈现，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二是研究责任的情境性，它要求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得以解释，质化研究者并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质化研究的研究责任是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人的生活世界、生存方式、生存价值得到自然的显现。
(2)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质化研究反对元素主义的分析研究，认为元素不能决定整体，而是相反，元素是由整体的内在条件所决定，部分的过程是由整体的内在性所决定。在质化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因而我们在分析单元时需要探明的是单元的整体组织构造，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部分构成整体时突现出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化研究的问题陈述都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质化研究的假设也不是预设的假设，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化研究者关注整体情况中资料的广泛收集，并以整体组织分析资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须以对资料整体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从质化研究的表达来看，质化研究报告重视生活故事的情境化、情节化的描述，这都体现了其整体性的描述原则。质化研究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有利于揭示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完整性，呈现丰满的人性生活。
(3)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派克(R．Pike)提出，它们分别来自语言学的两个分支学科音位学(phonemics)和语音学(phonetics)。由于音位学研究单一文化语言系统中的特有发音，语音学研究所有语言中一般的、普遍性的发音，受此启发文化学者提出了“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概念。所谓“文化主位”是指研究者从单一文化内成员的行为及其意义进行解释，“文化客位”则是指从文化系统外部对泛文化现象(或称普遍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客位研究”是指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对象；“主位研究”则是指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看作同研究者一样的能动的主体。质化的主位研究较量化的客位研究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主位研究中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同自己一样具有文化内涵的主体，它反对客位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独立于自身之外的研究客体。②从研究方式来看，主位研究力图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看面对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尽力避免研究者对被研究的现象形成先入之见，使自己对被研究现象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反对客位研究从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看法出发，从被研究的现象中去印证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③从评价标准来看，主位研究不期望得出一个对其他文化也具有概括意义的结论，只承认有效的理论是来自于具体文化的有事实的理论；并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超越文化的普遍意义的结论，客位研究那种相信普遍意义的理论可以在多文化的研究资料中进行统计概括是不切实际的。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客位研究将被研究者作为客观对象物，主位研究则将被研究者看作同研究者同等意义的人。
人文精神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主义；后现代；精神圈：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47－05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坛曾经有过相当轰动的一幕，就是王晓明等学者掀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种局面比起文学界曾经的显赫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那种盛况之后再也难得一见。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似乎还想追问，曾经被诸多作家学者牵肠挂肚的“人文精神”今天怎么样了，它比起当初“大讨论”时是发展壮大了还是日暮途穷了?围绕这个问题，我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作了研究整理，我认为，生态主义批评是当下“人文精神”存在的主要状态之
一、生态批评的现状
文学的生态主义批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它的崛起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于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圈内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一门学科，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生态批评(eeoeritie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王诺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这点上当下生态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是认同的。王诺等还认为其具有跨学科性和现实功能，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科学取向：即结合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尤其是从生态学的发现出发，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万事万物共生、共栖、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张力，批判性地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的信念、审美、以及伦理关系的样态和走向：现实功能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即借助生态环境科学的认识，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反思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重新审视人类本体、人类生存本体、以及本体意义上人类进化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智慧，反思人类在自然中位置、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意义，反思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态度、想象与观念。
曾繁仁指出，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
每一种话语的发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生态批评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生态危机确实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最大的人类危机。如果一切都以人当下的利益而出发，最后不只是影响环境与生态，也会影响人自身未来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人总是把当下看得高于一切，尤其在一个人类不再相信上帝的世俗社会，也不再有理想和梦想，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舒适，对于之外他者无暇旁顾。很难想象，如此下去，人类在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物生长的环境之后，还能在人类间和平共处。那些提倡肆无忌惮的与狂欢，毫无节制、纪律与伦理的个人中心主义，如果作为反叛曾经的压制而作一时的矫枉过正尚可以理解，如果长期如此，没有人知道人类前途路在何方。我不认为人对于宗教、对于神的虔敬一定束缚人的快乐。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抗衡的，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人类只能在遵守自然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幸福生活，当下有悖于这种“生态整体观”思想和行为亟待转变。
二、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
库伯认为生态批评在原初意义上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并且是作为其构成因素生长起来的：第一，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第二，它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在历时l生的建构过程中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第三，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库伯等人强调生态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归属关系，说明其已发现了这个线索并试图用它来强化生态批评的解构力度。在上述这些意义上，生态批评全面走向了生态美学的论域。
现代社会打着“为人”的旗号消解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用理性主宰世界，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机械的数学、物理解释，宣判了自然之死――自然失去了目的、价值、意义，制造了世界的祛魅。于是“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事实上，不止是生态危机，当各种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人类情感也在随着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消失，靠感性维系的一切传统道德情感，仁义理智信，都行将崩溃。当下这种过于理性的社会给人带来物质的充实和发展的同时，却给人的“精神圈”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主要在于它倡导的“生态整体论”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中心”这个词汇，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与战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似乎周围的非中心都是次要的了，都要为中心服务了，或者可以为中心作出牺牲了。出于这个理由，希特勒大量的屠杀犹太人，美国人历史上也长期把黑人边缘化，强国更可以以此来要求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需求、男性也可以奴役女性等等。这种中心主义，固然倡导一种主体性的释放，而这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势必遮蔽他者的主体性，也是偏颇的。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甚至不仅仅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化活动中，生态批评不断扩展主体理念适用的场域，在将有生命个体理解为主体之后又尝试着恢复灵性主体概念，承认万事万物都是中心和目的，以便最终消解生命(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精神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可能更接近于人类中心主义，但人文主义不是，尽管它的目的也是人，但它的眼光投得更远，为人类的终极幸福而不是眼前的利益，所以它会发现并批判一个看似健康发展社会的弊端。我们习惯于在理性指导下所作的一些不符合长远利益的事业，特别是科技理性极端化后，这种理性便出现了偏颇，成了“伪理性”。此时“理性”本身也是一种遮蔽，特别是经过启蒙阶段，工业革命阶段，“理性”成就了实证主义伟大的成功后，人们开始对“科技理性”迷信，狂热。由于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拒斥了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及其发展原理的考察，形成“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局面，“理性”此时已经迷失，失去了自我矫正的能力，人们只看到当下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这种产出的过程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最终可能会危及所有人的生存。以人为本，不只是为这一代人，而应该为了子孙万代。人文主义就是保持自己的这种“人文理性”，重新矫正被扭曲和遮蔽了的“理性”和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下，不惜采用解构的策略实现其真实理性的复归。
生态哲学的后现代性还在于它主张运用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的价值观念，倡导均衡协调的实践理念。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社会发展将不再矛盾重重、危机重重，而是可持续的，是充满和谐与诗意的。正是生态学和生态学思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生态学成为“颠覆性科学”。1969年，保罗・谢帕德和丹尼尔・麦金利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著名论文集，认为生态学涉及人类的最终极的义务，最先将“生态学”与“人类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伦理学问题。接着，学者们主张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认为科学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必须用人文精神制约科学技术的力量及其应用，从而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科学联系起来，诞生了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
但自从生态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后，在引起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诟病，其中有相关利益集团。也有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倡导生态主义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认为生态主义或生命主义试图颠倒“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成为以“动物为本”或以环境为本，是反人类的，并因此对生态主义大加挞伐。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可能调节生态的平衡，必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地位。换成动物为中心，就更不可能了。其实上他们是误解了生态主义。
三、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
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是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生存环境作出判断和回应。王诺认为“生态美学”是一门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王宁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人(社会、作者和读者)为本和以文本(作品)为本的既定批评定势，使得以(文学中的)生态环境指向和(文学文本的)自然生态阅读占据了批评家的批评想象和理论话语。”
二人的观点表面看是要解构“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而本质上都是在围绕着“人”展开，意在为人类保留一份“诗意的栖居”地，在一个商品泛滥、铜臭弥天的时代给人保留一份精神的憩园。只是生态批评认为，既然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文学作品就应该以描写人为主，不仅要描写单个人的过去，更要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当下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生态文明体系，就是人类最大的理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平等地善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充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切以自然的需要为主，而不是把人类的主观愿望强加于自然，这样便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双赢：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尽最大可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这点上于文杰表述得更明确，它认为，“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其独特性有四：其一，历史渊源深厚：其二，文化内蕴丰富；其三，涉猎范围广阔；其四，影响意义深远。”他不但认识到生态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还认识到人文主义宽泛性和机变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文化传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想，还不只是一种文化思潮或历史运动，它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与人文关怀。”认为生态主义理应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这是符合当下人文主义在后现代时期的现状的。
他的论述为人文主义发展到生态主义阶段基本上勾勒出了一条轮廓：“人文主义经过古典时期的奠基和近代早期的复兴之后，从宗教文明的背景中走出，部分获得了自由”，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其中就有“生命欲望的过度张扬”。如布罗代尔所说，“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历程。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同时他也认为人文主义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对上帝的排斥和放逐，使这种和世俗酝酿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再加上技术意识的异化，直接影响世界文明的正常发展。民族意识的膨胀，也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带来了隐患。在近代社会里，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成为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由于工业技术文明的萌芽、海洋争霸的角逐，和商业贸易的崛兴，在民族国家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民族意识不断膨胀，工业文明为背景的科技理性又以更强大的力量，限制人的来自文化传统中的信仰道德与理想等，人文主义品质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由此开始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批判性再次发挥功效，“应该说，富有理想色彩的人文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安全、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现代社会诸多弊端的消除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理想不仅有益于调整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重视人的信仰与德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和重要依据，而且是人类政治与经济的灵魂，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由发展走向幸福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就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并为疗救这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学说体系。
翟永和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生态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而不是反人文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广义的‘杀人’性质。因为它破坏了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洁净空气、天然的水源、安全的食品、宁静舒适的环
境，促使扼杀生命的“现代病”的蔓延滋生，反常地和“杀人不见血”地结束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这应当成为人生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指导，以便把社会良知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和大地。这点上或许令“人类中心论”者不满，但根据系统价值观的观点，人类作为生态价值系统内要素之一，与自然价值共同构成统一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这两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人类若想使自己居于其中生态体系统稳定和谐，便不得不考虑自然的价值。但“生态哲学的实践向度并不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纯粹理想王国，而是在反思和祛除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中，探寻和推进后工业时代生态文明的多种可能性路径，在全面清扫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的基地上，呼唤彻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动植物救助产业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后工业时代绿色环保产业和农耕文明的复兴。”
生态意识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其一，热爱自然、关爱生命的环境意识。其二，从生态危机的贫瘠土壤中滋生出忧患意识和人类良知。其三，摒弃生成物质化和生活物欲化倾向。其四，呼唤人的全面需要与适度消费，追求人真正的幸福。“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尊重人的真实而合理的需求选择，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这就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同时需要人文精神来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相对的、善意的、温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中心主义”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强调两者的并存共荣、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能减排”等生态理念，所体现的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要义，也理应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这就是人文主义在生态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祛魅“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出发点仍然是人。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
正是出于“为人”的目的，生态学者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徘徊俳恻。生态主义者一方面作出生态平衡方面的努力和呼唤，可是面对着人类的欲望，托马斯一方面站在宗教与道德的立场上抨击了人类屠戮动物和掠杀植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慨叹“人类优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他从人类优越性的神学基础人手，对圣经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许多人类中心主义论者的理论冲击与诱惑呢，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是的，你可以怜悯和同情一切动物与植物，可是你能指望他们和它们来主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吗?!他还提出了令他困惑的，也击中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难以和谐共处要害的四个悖论：“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四、人与自然如何共处
关于人为什么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及如何相处的问题，当下的人文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除了西方引进的诸如“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国内学者杨春时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他认为“人类近现代史是主体性凯旋而歌的历史，然而主体性的胜利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割裂和对立，这种局面反过来影响了人类自身。”
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也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只有把现实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转化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建立一个主体间的生活世界，才能达到本真的存在。这就是说，现实主体必须放弃片面的主体性地位，改变对世界的主人态度，把异化的、现实的人变成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将现实的、异己的客体世界也当做有生命的、与自我主体平等的主体世界。两个主体通过交往、对话、理解、同情融合为一体，成为自由的、超越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主体间性美学体系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格局被打破，主体不再局限于有感知、有情感、有理智的人，而是扩充到万事万物；世界不是作为无生命的、缺乏能动性的客体存在着，更不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存在着，而是作为人之外的另一个主体存在着，这样，世界主体才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与这种主体间性理论相似，也是一种生命主义或生态主义。但这里的主体间性不只是人与自然，与其它生命之间，也包括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前者具有主体性，但后者亦有限定性，都不能随意的展示所指，由此实现尊重“主体间性”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和谐。
鲁枢元则提出“精神圈”概念。他认为应当有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的高层次的生活”，这就是“诗意的生存”。从消费的角度说，即以艺术消费取代一部分冗余的商品消费，“以精神资源的开发替代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审美的偷悦取代物质挥霍的享乐，以调整人类自身内在的平衡减缓对地球日益严重的压迫”。同时，对于生活在信息时代虚拟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繁荣’中最容易显示成效的一个方面，高扬‘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也许是我们规避‘计算机统治’、‘数字化风险’从而‘化险为夷’的智慧的选择”。
在人文精神生态主义阶段后人类应该如何生活，鲁枢元等于说在这方面给出了答案：即人类在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之后，如何扭转当下这种能源消耗性生活，就是转向审美的愉悦，精神的繁荣。鲁枢元认为社会生态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有意无意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因此指出，在岩石圈、大气圈、技术圈、智能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像、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就是“精神圈”。与其他圈层相比，精神圈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也可以说，对自然、生物、生命的关怀，其实上是人“精神圈”健康发展的需要。人需要大自然、草原、海洋，及其生物对人类精神诗意的唤起，而不是竖立在视野内的烟囱、厂房对人的压抑。
在《生态文艺学》中，把文艺生态放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考察它的序位，定位于精神生态，因而指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与人类的整体存在状况密切相关的，它既是一种幻化高蹈的精神现象，又是一种有声有色、紧贴自然的生命现象，……但若要对它做出较为贴切的解说，或许需要新的学问，需要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与人的存在更为贴近的学问，一门更有利于从整体上、系统上解说的学问。”
人文精神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文精神；文人精神；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2-0078-05
文人，通常意义上讲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狭义上的文人就是指那些学习、研究人文学的专门人才，本文取其广义。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已经摆到了大学面前，而在其具体落实中往往就只有社会科学了，即以哲学为核心的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或被社会科学化，而社会科学也在逐渐自然科学化（如经济学）。当我们清醒地思考问题感觉到整个社会人文精神式微时，我们是否要思考人文科学的应有地位、人文教育的紧迫性。而残酷的现实是，如今的文人有多少精神？是否还有士大夫情怀？是否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如果当一个社会的文人都没有了精神，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塑造是否可能，令人生疑，这是一种教育的窘境。
一、人文精神及其对教育的依赖
人文精神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概念，从对“Humanity”、“Humanism”等词义分析，人文精神内涵在人的本质之中。人文精神既是对人性的完整表达，也是对人的深层关切。自古希腊开始，厘清人的本质，继而高扬人性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这一论断表明，人虽然不是万物的主宰，但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万物的价值需要通过人得以体现和彰显。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特质是人分有理性。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对作为理性存在的“人”进行了系统论述。康德则进一步把理性从外在于人的存在拉回到人本身。在古希腊传统中，理性就如太阳，虽然我们可以分享阳光，但却无法拥有它。康德认为理性存在于人之中，正因我们具有理性，所以才能认知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从而为自己立法。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于如何尊重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并且促进和发扬理性。人文精神在中世纪曾遭遇重大困境，政教合一的体制迫使人们必须承认宗教旨意的合法性并且服从神的意志。人的理性被神的意志所取代，只能听从神的安排、等待神的救赎。当历史的车轮走出中世纪的阴影，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恢复理性的主体地位就成为现代文明的根本任务。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主要有以下内涵：一是对于人主体性的肯定。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可以自主地追寻价值并且选择实现价值的手段，意志自由是对主体性的集中反应。意志自由不是说我们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为所欲为，而是认为所有人都能在善良意志的指引下开展道德的生活。如康德所言，“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善良意志“帮助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有效地行动，吸引那些尚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对它的注意，而不是去左右那些有了认识的人的意志，并规定它的价值” [1 ]。肯定人的主体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是道德主体，都应该被当作交往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每一位理性的存在者都能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二是对于个人权利的尊崇。既然我们确认人的主体价值，那么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尊重、维护这一价值。人是社会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与社会割裂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论断，还是马克思关于人社会属性的阐释，都解释了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是人之主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必然导致对人主体性的损害和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权利成为近代以来公共生活的中心话语。从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的宣扬到契约社会的谋划，都彰显了对于个人权利的关照，其要义在于我们应该无歧视地看待所有社会成员，恪守自我与他人的权利边界，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三是对于道德价值的提倡。人文精神蕴含着对于“善”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作为人文精神内核的理性是道德理性。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美德”充分释了理性的道德本质。成为道德的人、构建道德的社会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维度。正是在对善价值的追寻中，我们形成了文明的历史。善价值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提升人格修养的坐标，更是人们进行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机制建设的导向。提倡道德价值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囿于物质生活、满足生物本能的需求，更应该在道德理性的指引下实现人性的完满。柏拉图指出，人由三种要素组成――理性、激情和意志，只有当激情与意志在理性驾驭之下，人才能够成为正义的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善都是最终的目的。确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2 ]。
作为人类知识、文化传播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精神对于教育的依赖表现在：
首先，人文精神既源于人类历史实践，又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也衍生出人文知识要素，对人文精神产生着深刻影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但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更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只有全面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人文精神的内容，找到有效传递、滋养人文精神的路径与方法。个体的经验性知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无法满足认识生活世界的要求。只有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人们才能有机会收集与生活世界相关的完整信息。加拿大学者特雷沃斯（Trevors）和美国学者赛尔（Saier）指出，人文教育对帮助人们甚至下一代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人文精神的塑造与继承是一项包含知识学习、文化熏陶、道德实践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专业、系统的培养和训练。人文教育关注于培养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自制能力、创造能力，促进人们形成优良的品质、产生仁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是促进人们从自主走向人道关怀的桥梁。荷兰学者维格雷斯（Veugelers）认为，自主不是孤立地看待个体，而是一种将自我与他人相联系的方式。自主意味着处在特殊情景中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人道关怀则是人们发扬人性的基础。从人道关怀的视角看，人是作为对社会环境产生反应并参与社会交往的个体而存在。这一意义上的人从外界获取资源以便过上幸福生活，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服从道德价值的约束，帮助他人实现美好的生活愿景。唯有接受人文教育，个人方能超越狭隘的自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
最后，人文精神需要道德理性的支撑，教育是道德理性成熟的必经之路。道德理性需要教育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的获得不能依靠运气的恩赐，只能凭借学习和努力――“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习或努力获得它”。他进而指出与德性对应的学科是政治学，“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 [2 ]。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政治学比今天的政治学有着更宽泛的范畴，但毋庸置疑，学习是增进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能力，这种能力却有待通过教育予以完善。
二、当下文人精神的变异导致人文精神的式微
正因为人文精神对于人文教育的依赖，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谁来承担教育的重任？答案是：人文教育需要具备文人精神的学者。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道德模仿的对象。教师对于学生而言发挥着强烈的人格示范效应。克拉森等学者（Cees A. Klaassen，Richard D. Osguthorpe and Matthew N. Sanger）提出，要成为合格的教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道德地授课与教授道德的能力。前者要求教师不仅要充实自己的道德知识，还要能够应对道德难题、在生活实践中作出公正的道德选择。这一要求表达出对教师人格的清晰定位――教师是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从此可以看出，优秀的道德素养是从事教师职业的内在诉求。大学教师不仅应该掌握深厚的专业知识，更要彰显文人精神的光彩。但在现代社会中，文人精神却在诸多因素的干扰下悄然变异，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式微。
文人精神变异的首要原因是文人的普遍功利化。我们生活在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经济价值也因此表现出统合性特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经济的平整化产生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追求现实利益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教育领域也未能免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下，教师更关注现实利益的达成，人文精神逐渐弱化。一方面，高校制度表现出显著的指标化趋势，以严格的量化标准对教师成果进行审核和评价，而这些指标基本上都关注于专业知识领域。教师在指标驱动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与之相关的工作中，道德品质的培育则在制度建设中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教师个体的职业态度也发生了功利性转变。部分教师盲目追求成果数量的累积，寻求学术向经济利益、行政利益的转换，甚至不惜以非道德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近年来，学术不端问题层出不穷，学术造假屡见不鲜，严重扰乱了健康的学术秩序。功利主义滋生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和胸怀。作为文人，不但要关切自身利益，还要担负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就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的功利化则让学者把自己囿于狭隘的个人空间，只关注一己之私，对于公共利益漠不关心，这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要求大相径庭。文人应该站在国家、民族、社会的视角为公共利益发出声音、贡献智慧、作出价值评判。但一些教师完全根据自己的境况遭遇、利益得失等发表意见、宣泄情绪，不能客观审视、反思我们的生活世界。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专业权威置换公共权力，或者凭借学术影响左右公共决策，在社会生活中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行为深刻拷问着我的良知，更让学者褪去了文人精神的光环。
其次，文人的功利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低俗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教师职业是高尚而神圣的。学术诚然源自对生活的思考，具有服务社会的维度，但更应引领时代的发展，含有对现实的超越。学者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对高尚的热衷追求。唯有如此，才可以期待超越时代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令人叹息的是，学者低俗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一是学者们普遍缺乏自我道德认同。在商业文明的浪潮中，学者身份也在悄然变化。当教书育人成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其所具有的学术尊严开始让位于利益的权衡。当我们用经济价值丈量学术成就，学者与其他职业的差异就被淹没在单一尺度之中。一些学者对于自己承载的独特使命缺乏足够的认识，降低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拉低了学术的道德门槛。二是学者们普遍存在着对市场的屈从。根据市场的逻辑，商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吻合度越高，就越能创造高额的利润，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术不是商品，学术的价值本应独立于市场的标准。商业文化的渗入却让学术的商品化特征日趋明显。学术与商业的交织促使学者们追逐市场效应，成为财富的跟随者。学术的独立价值被削弱和淡化，学者辗转于市场无形之手的掌控之中。为了博得市场的青睐，一些学者不惜放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职业操守，沦为企业和其他利益组织的附庸。还有一些学者走上了学术娱乐化的道路，为了博取眼球甚至刻意满足庸俗的市场需求。于是我们看到，在充斥着学术明星、学术网红的时代，能够引领社会前进脚步的大师却凤毛麟角。
再次，文人表现出权贵化倾向。保持独立人格、不为权贵所动从来都是被视为文人的高贵美德。这一美德在当前却受到了严峻挑战。文人在权贵面前非但难以泰然处之，而且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过度干预。高校是教育、研究机构，学术是高校的灵魂。但是近年来，高校的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强。高校的行政级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学术身份的象征。高校并不排斥行政权力，但行政权力应当为学术服务。有些高校本末倒置，一味强调行政的管理职能，促使学术服从行政权力的规制。此外，行政部门强化了对于学术资源的集中和垄断，形成了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僭越。在此条件下，学者难以超脱于行政权力之外，对于行政权威的献媚也就不难理解。其二，学术自身带有权威色彩。学术权威来源于其真理性，一旦某种学说和理论通过合理性证明并被学界认同，它就会上升为普遍性知识，掌握学术话语权。良性的学术权威可以带动学术发展、激发学术活力。但某些学者却滥用学术权威，将之作为垄断学术资源的工具。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学术地位或者扩张自己的学术权力，行使学术霸权、支配学术话语，谋求成为学术权贵。其三，官本位观念向学术蔓延。部分学者受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将学术作为迈向官场的跳板。他们内心崇尚政治权威，试图通过学术获取政治资源，实现学术的政治化。有的官员则凭借政治权力进入学术领域，实现政治的学术化。官本位观念动摇了学者保持人格独立的思想基础，使学术依附于政治。
[2]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4，25-26.
[3]何云峰.教师道德：期待与角色定位[M].伦理学研究，2015（4）：88-93.
Humanitarian Spirit and Scholar’s Spirit：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Nowadays Education
LI Jianhua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 321004，China）
人文精神范文第5篇
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是人类对科学这一特殊活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追求事物本质，敢于质疑，创新并包容其他事物是科学精神几个重要的方面。人文精神则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表现为对人在价值观、尊严、生活的需求、命运的维护，对真善美的追求，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它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科学是在特定的人类文化背景中诞生和发展的，它受其影响又反作用于人类文化。科学精神产生于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人文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追求和捍卫真理，批判和包容，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创新和包容精神则大大地丰富了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促进了科学精神的发展。可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二、人文精神在化学教学中的意义
化学教学是学生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了解化学特点、加深对物质世界的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化学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了科学的人文价值，同时能够使学生在培养科学素养的同时，获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发展，并完善学生的人格。人文素材的引入也使得化学教学不再是枯燥的纯理性的教学，而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的思维更为开阔，这样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知识。
三、化学史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化学史记录了化学学科产生、发展的整个历程，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呈现了一代又一代化学家致力于化学的身影，蕴含了化学学科丰富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在化学教学过程中用化学的发展史将化学知识串联起来，使学习内容更加条理化，加强了学生的思维模式，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化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与转化，是一门发现物质和创造物质的科学。比如通过化学反应可以根据需要合成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高分子，人工合成的工程塑料，它们具有比较好的力学性质和尺寸稳定性，能代替金属作为结构材料，这些高分子的特性是天然高分子所不具有的。同时，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明显，比如化学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的交叉进一步加深，从而产生生物化学、环境化学等学科。实验是化学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科学家们创立了系统定性分析法、电解法、光谱分析法等很多化学实验方法，而实验仪器和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促进了化学实验的发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由此可见，结合化学史来学习化学，学生可以把握化学学科发展的规律，深入了解化学学科的特点，学习化学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同时，学生不仅能认识到化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纵观历史，还能推测化学发展的趋势，从而重视对化学的学习。五、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老师作为课堂的引领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融入人文精神:第一，挖掘化学中的美学素材，进行美学教育。化学学科中包含着丰富的美育要素，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挖掘这些美的素材，展示其丰富的审美特性。第二，充分发挥化学史的作用。中学化学教材中的史实蕴涵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所展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化学家的高尚品格，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第三，注重化学哲学思想的教育。化学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可逆反应、化学平衡和氧化还原反应等。教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讲解，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自然科学规律含义的同时，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第四，重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开展STS教育。在教学过程中，重视STS教育，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从真实的情景出发开展教学活动，做到“从生活走进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将所学的化学知识的运用于有关的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之中，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第五，发挥化学实验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决策能力。
四、总结
人文精神范文第6篇
毋庸置疑，任何一所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校园文化软环境建设，即在大力推进校园硬件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始终把文化软环境建设当作一项重要的硬任务来进行。一般而言，高校文化软环境的内容囊括三个层次结构的内容:奠基层次的基础内容、核心层次的中心内容、主导层次的引领性内容，具体结构层次可参见下图:
(一)办学的传承与积淀:高校文化软环境的奠基性内容。从空间序列结构的观点来看，高校文化软环境的构成有三个空间序列。高校的办学历史传承与积淀无疑是基础性的奠基性内容。高校的办学历史并不是一个僵硬枯燥的空洞数字，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它甚至表征着高校所处当时历史时代的兴衰和更替。一部高校发展兴衰史往往可以映射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和特定时代历史印记。任何一所高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会有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生活于此，工作于此，学习于此，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欢呼，为之流泪。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包容的文化软环境始起于20世纪之初，历经百年中西文化的激荡回旋、沉淀扬弃和吐故纳新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一所高校独具特色文化软环境的形成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因而，长期徜徉于此的师生员工，沉浸在如此别树一帜的文化软环境中，无形中也会浸染上母校文化软环境所携带的那种特殊的精神气韵。故而，一所高校办学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是文化软环境建设之路得以起航的基础性原点。
(二)校风包括作风、教风、学风:高校文化软环境的核心性内容。一所高校的校风是该校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师生员工精神面貌的外在表露。优良的校风形成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由于校风形成的复杂性原因，优良的校风还渗透作为办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者———校长个人的品格特征、学识修养、个人魅力、智慧谋略等隐性因素。可以说，优良校风的形成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也许是最为繁杂的。教风是一所高校教师员工整体素质、教学质量、个人风格的整体性综合展现。其中，教风是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教风也是一所学校崇高的精神旗帜，它对学生可以起到熏陶、激励和感染的教育作用。人们经常会提及的一句话就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的某一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特别大、印象特别深。”之所以会这么讲，原因就在于教师的教风对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也许教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传递给学生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学风则是学生对待学习的总的态度、基本观点、外在体现的高度概括。一般来说，优良的学风集中体现在学生整体的精神风貌、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学习效果等基本因素上。好学而深思，务实而进取，勇于担当而又严谨刻苦的学风是任何一所高校学风建设的目标之所在，而这种学风也正是构成文化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需要明确的是，校风中的作风、教风、学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具有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交互作用的一个有机体，三者共同构成文化软环境的行为文化部分。厚此薄彼的做法是不可能在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上取得实效的。校风、教风、学风三者立体交映、相互映照，从而构成了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核心性内容。
(三)顶层制度设计: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引领性内容。高校文化软环境建设不仅需要办学历史的不断传承和积淀，也需要着力推进校风建设，而且在更高层次和结构层面需要高屋建瓴地进行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结构优化设计。实践证明，科学的顶层设计可以为高校文化软环境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最大程度规避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盲目性、短视性和狭隘性。顶层设计的内容主要以文化制度设计的形式呈现，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一所高校所制订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犹如国家的《宪法》，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它决定着一所高校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发展的路径和发展的方向。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章程》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高校沿着合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方向运行，不会因为高校领导人的变换更迭而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无序乱象。而校园环境所呈现出的秩序化、条理化、法治化也恰恰是优良的校园文化软环境建设竭力建设的目标之一。
二、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的现状描述
基于本文论述的针对性，笔者着重只选取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进行现状描述。历史的欠账交杂现实的种种境遇造成了今天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的尴尬局面。
(一)历史积淀:无法短时间祛除的缺憾。众所周知，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大都是在20世纪之初的高等院校合并的大潮中，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潮流升格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的高等院校合并、升格、扩招也注定会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册。不可否认，随着高校合并、升格、扩招，为满足广大青年学子接受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形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一批新建的地方理工院校由于建校时间短、办学历史不长，在缺乏办学历史传统积淀情况下，在短时期内是无法形成浓郁而独特的校园文化的。有人说，虽然新建的地方院校到处是崭新的大楼、漂亮的宿舍、豪华的体育场，但唯独感觉不到一丝文化的气息。“有知识没文化”，“一眼就可以看透”似乎成了这批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短时期内无法愈合的一道硬伤。
(二)办学理念: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性定位。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面对升格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各院校之间谋求生存空间竞争的加剧，为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纷纷选择了“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理念。如果说在升格之初，迫于高等教育重新洗牌的竞争格局，选择“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思路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将这一明显有失偏颇的办学理念无限放大并长期贯彻执行在办学实践中则是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大学是培养才干、技能和品性俱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操作工具。工具和工具的发明创造固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工具的层次。忽视人文科学、忽视人的精神塑造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3］(P161)按照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大学是在研究和教学中寻求哲学和科学伟大的实际统一。偏执地奉行“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理念与当代大学精神和大学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在我们所教育的人身上，高尚的道德品质，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体质的健全发展应当合二为一，教育者的本领和艺术，在于他每时每刻都能清醒地把握住这种和谐发展的实质。”
(三)制度建设:工具理性判断压倒价值理性判断的偏颇性行动取向。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缘于倾向性的办学理念，必然会导致在文化软环境建设中的偏颇性行动取向。比如，在有关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科研立项、课题申报、师资队伍建设、划拨办学经费等方面，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在实际中做出重理工科发展、忽视人文社科发展的举动。人文社科类专业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舍去这些重要载体，学生的人文基本素养的完善、理想信念的坚定、精神品格的塑造则无从谈起。如部分新建理工科院校在五年规划中几乎没有对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做出远景规划和经费支持的制度设计，甚至在五年规划中也没有制定相关专业的引进人才来更新师资队伍结构。在部分新建理工科院校的顶层制度设计中，着实难觅“人文社科”的踪影。总之，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尴尬境地。时至今天，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院校随意搁浅文化软环境建设。时下，成为熟练车间工人和地方产业大军似乎成了部分地方理工科院校培养学生的唯一目标。当然，新建地方理工类院校立足地方，培养学生熟练的机器操作技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部分院校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漠视文化软环境载体依托建设，完全无视学生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就显得违背大学精神的要义和大学教育的本质，也因而就贻笑大方了。
三、走向融合汇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和后果，引起了人们持续的高度关注和思考。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之道和交相互映之路来观照文化软环境建设，并且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嵌入到文化软环境建设的始终，仍是一条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目标归宿的深度契合。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必定会在所培养学生的规格中显现出来。有资料研究显示，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人文精神失落，而且带有极强的地方实用主义的狭隘倾向和功利化色彩，同时也具有较为冷漠的性格特征和合作团队意识不强的特点。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培养学生的目标和归宿方面有着高度契合性的指向，即两者最终都是以培养学生“精神成人、专业成才”为归宿。毫无疑问，“精神成人”的培养任务，抛开人文精神的持续熏陶和张扬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能够担当此使命。因此，在文化软环境建设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汇通具备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二)统筹课程设置的整体规划。课程是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对大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和桥梁。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理工类课程的重要性，而人文社科类课程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基于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必须花大力气扭转目前这种看似地方特色实则过于偏颇的课程设置模式。如坚决摈弃随意删减人文社科类学时的错误做法，可在理工专业大学生必修课目中适当规定一定数量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大学生必修课程中也适当规定一定数量的理工类课程。只有修完相应学分，完成相应学时，而且经考核合格才准予毕业。另外，可以尝试开设理工类高校人文社科大讲坛，积极营造活跃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在课题申报、专业申报、团队建设等方面适当向人文社科类专业倾斜。倘若如此，坚持数年必能逐渐扭转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单一枯燥的境况。
(三)张扬多元自由的独立批判精神。多元自由的文化氛围是任何时代所希冀追寻的一种文化境界。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态势才是一种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化形态。而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于任何高校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学术贵在探索、贵在质疑、贵在创新、贵在批判。缺乏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任何学术也不会找到适合萌生的生长点。“文化的多样化与自由探索的科学并不冲突，各种传统、科学、文化历史悠远，空间广阔，含义丰富，多样化才是人类文化与科学的本质之所在。”爱智、求真、向善、致美的境界正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相映照所创生的崇高而美妙的境界。与此相应，在新建地方理工科院校文化软环境建设过程之中，也应该大力张扬独立批判精神。
人文精神范文第7篇
1.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整体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整体高于个体，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强调个人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一定程度上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旋律，爱国主义则是它的最高表现。
1.2以人为本精神从古至今，我国都一直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名言古文都是强调要以人为本，这一系列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
1.3贵和包容的和谐精神贵和包容的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围绕着“和谐”展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传统人文精神和思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体现，是对传统人文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2传统人文精神在教师师德培养中重要作用
2.1加强师德培养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对于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增强学校自身凝聚力，树立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2传统人文精神在教师师德培养中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改革的新形势，我国提出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师德建设是保证教育质量和体现教育精神的重要一环，师德建设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强化教师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教师思想政治觉悟，树立献身教育、爱岗敬业的师德风范，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2.2.1传统人文思想为教师师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认识传统人文精神在高校教育中的价值并为其所用，这既是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同时也是学校和教师面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所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思想，是重构教师师德建设过程中值得重视和挖掘利用的宝贵资源。
2.2.2传统人文思想是教师提高自身素养的重要载体在教师节同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谈到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他说：“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因此，教师师德的培养，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师德培养也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这个载体。
人文精神范文第8篇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