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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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范文第1篇
这种“文化渴求”的心理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因素，至少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第一，这是民众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期求自我身份得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之后，中国民众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我们独特的文化具有恒久的吸引力，这种文化的认同方能增添我们的自豪感。
第二，这是民众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够明确和社会继续进步并非信心十足的体现。为了排解这种不自信情绪，为了寻求更为安全的出路，人们不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发展方向和对策。
第三，这是民众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续性的某种担忧的表现。一些人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存在某种担忧，希望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第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一些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变成了现实问题、腐败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等，人们希望通过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但是，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化，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来当作灵丹妙药。
我们要以为指导，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形式来，为我所用，利我所需，铸我精神，固我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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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需要转变观念
当前文化建设最紧迫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紧迫的是转变观念。一是应改变厚古薄今的观念。同时，还应改变重视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轻视娱乐功能的观念。文化发展繁荣的关键是培育创新文化，培育创新文化需要有怀疑精神。现在一些被人们视为圭臬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更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如：
一、经济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大繁荣。这个观点不一定准确。经济与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经济与文化有时候同步发展，有时却不同步。文化是否发展繁荣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很多其他的因素。
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观点可能是一个以偏概全的看法。有些传统艺术很有民族特色，但后继乏人，前景堪忧。在现代社会，能够走向世界的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大都具有共享性，要能适应不同地域的观众欣赏习惯。所以，很多情况下，往往越是时尚的，可能越是世界的。
三、《花木兰》《功夫熊猫》说明好莱坞的文化入侵。这个观点也似是而非。一般来说，文化素材的选择不具有排他性。文化产品过了若干年，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民众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站；基层；文化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G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246-01
基层文化站是我国广大基层地区进行文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对基层地区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示范作用。因此，为了促进广大基层地区的文化建设，应该充分发挥文化站的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去，缓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压力，提高群众活动的热情。
一、基层文化建设的现状
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基层地区在文化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这就要求文化站在基层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基层地区在文化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层文化站内娱乐器材较少，部分娱乐设施出现老化等问题。第二，基层地区普遍缺少公共娱乐场所，很多基层干部仅仅注重理论的建设，没有真正解决基层群众的实际困难。第三，部分基层文化站工作人员素质水平较低，不能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第四，国家对基层文化建设投入资金较少，没有资金作为保障，基层文化活动很难顺利开展。
二、文化站对基层文化活动的作用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站可以为基层地区民众提供基础文化设施，促进基层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例如，有些民众喜欢关注实时信息，关心国家大事，文化站可以在当地建立电子阅览室，让基层民众可以上网，并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站应该组织相关人员对电脑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使电脑设施保持正常运行。此外，应该根据当地民众喜好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文化设施建设。例如，老年人较多，可以加强娱乐广场等相关设施的建设，满足老年人广场舞的需求，青年人较多，可以进行足球场和篮球场的建设，满足青少年对足球和篮球等竞技运动的喜爱。
（二）加强思想文化的建设
加强基层民众的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基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文化站相关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到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对基层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建设，促进基层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广大基层民众，对基层的文化建设成果进行调查，并对采取的措施及时调整。文化站领导应该加强对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视，把该建设工作纳入到工作计划，制定相应的机构，拟定一定的实施方案，使基层民众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真正得到落实。
（三）积极引进优秀人才
加强基层文化建设需要人才做出贡献，因此文化站应该重视人才，积极引进优秀人才，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基层文化的建设。然而，目前我国基层文化站普遍人才匮乏，在基层文化站工作的人员普遍素质偏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较强的责任感。因此，文化站应该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引进优秀的专业人才，切实做好基层文化建设的工作。文化站内部还应建立一定的奖惩制度，对积极推进文化建设的优秀员工予以表彰，使大家都向其学习，对表现较差的员工进行批评，树立他们的责任意识，督促大家积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切实为基层民众做出贡献，促进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的开展，可以充分调动基层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更加愿意参与进来，从而促进基层的文化建设。例如，在广场播放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吸引当地民众观看，营造良好的群众文化氛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街道办等相关单位可以利用中国传统节日为契机，积极进行文娱活动的开展。例如，在七夕节开展牛郎织女舞会，使基层民众通过舞蹈等形式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娱乐活动的开展，可以激发基层民众的积极性，调动大家的热情，非常有利于基层文化建设的顺利实施。
（五）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基层文化建设有利于让民众树立文化保护的意识，从而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很多基层地区具有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有些文化遗产面临着遗失。加强基层的文化设施建设可以让民众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从而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三、结语
本文浅要分析了文化站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基层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出谋划策，旨在促进我国基层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站是对基层地区进行文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因而文化站责任重大，只有真正深入基层民众，了解民众的需求，加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基层的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林文君.如何有效发挥乡镇（街道）文化站在基层文化建设中作用的思考[J].黄河之声，2012（02）.
民众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层事业；文化活动；对策
前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百姓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加大。广场舞等文化形式便说明百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度。因此，紧随民意积极的发展基层活动便成为现今工作者首要的工作目标。应积极的调动百姓的兴趣，举办适合群众的文体活动，不仅让其参与其中还需发挥人民的想象力，自主的创作，呈现更为精美的文化作品，让基层文化的光辉闪耀。
一、 开展基层文体活动的重要性
基层文体活动的开展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对现今文化的弘扬。人民群众的发展应紧跟社会的大趋势及方向。基层文体活动开展富有成效且效果良好，对全民文化涵养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逐步引申到社会层面及国家领域，带动整体发展。因此，认识到基层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把各种先进文化与文体活动结合，起到宣传的作用，让民众更好的领悟优秀精神。
（一） 促进社会和谐
当前人民在物质领域拥有较好的保障，当百姓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在精神方面便有更多的渴望。当前我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强调构建社会和谐，让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基层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能够较好的实现社会和谐。不但是在城市地区，农村的百姓在劳动的业余时间依旧能够发挥自身余热，在文化方面有一定的追求。当百姓在文化上投入热情时，国家的整体氛围便是向好的，社是一片安定繁荣、喜庆祥和。因此，积极开展基层文体活动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二） 提高全民文化涵养
基层文体活动涉及范围广，百姓能够在此过程中逐步抛弃守旧的错误观点，理解与认知到富有高尚情操的思想。文化宣传中包含的良好文化涵养亦通过此种方式融入到民众的心中，通过对一个人的改变逐渐为一个群体，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全民的自身素养与精神追求转变，文化涵养便深深扎进百姓内心，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亦起到推动作用。
二、 发展基层文体活动的对策
（一） 重视人的作用
基层文体活动服务的主体是人民百姓[1]。能够从百姓的身上发现优秀的民族品质及精神，又可以把社会的价值观念传播到群众心中，让其接受良好的精神教育。因此，人的作用便是基层事业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绝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任何不以群众为目标的文化宣传都不会是成功的。以百姓为方向，其在社会的基层，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同样在基层。找好目标尤为重要，切莫脱离民众，失去文化发展的最初目标。现今可以看到农村文化书屋、社区里设置的图书管及深受老人喜爱的广场舞等文体活动都是基层文化的体现。基层的人员应以此类形式为借鉴对象，在各自的社区、村镇等地方开设同样的文化活动，让百姓在业余时间发挥自身的余热，更好的投入到精神文化建设的队伍中。通过百姓自身吸收优秀的文化涵养，能够推动社会的正能量，宣传具有价值及意义的精神思想，存进社会的和谐，发扬优秀的文化。
（二） 增加文化发展方法
工作人员在进行基础文体活动时应与百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文化活动的主要目的便是宣传主流思想，让文化走进千家。因此，应根据民众的实际情况来宣传，切莫单纯的讲授理论知识，过于死板缺少灵活性不利于民众的理解与吸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即民众对宣传产生厌烦心态，致使无法起到活动开展的目的。通过相关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在娱乐中宣传思想内容，逐步的过度难易程度应自行把握，给予百姓自我思考的时间，让民众接受思想的宣传，才会在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文化宣传的开展借助互联网[2]。高科技产品的使用范围广，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现文化发展的内涵。如在网络上寻找适合民众的文体活动，丰富娱乐的方式，增加民众的积极性，并满足百姓的不同喜好，真正做到全面受众。同时，亦可通过网络参与各大卫视的节目，组织百姓参与有关文化方面的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参与文化的优势，加大文化宣传的范围。让民众自身成为文化宣传的成员，使基层文体活动体现其最大价值。
（三） 丰富文化作品
当百姓在深入了解文化时，对其的要求便提升到更高档次。当前的文化活动无法满足百姓时，工作人员需开展更多的文体活动，扩展文虎涵养的深度与广度，创作更多的佳作。第一：与当地特色结合[3]。对于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地区，在宣传时便应以此为中心。如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把基层文化与当地民族特点相融合。可以定期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晚会，在其中融和优秀文化内涵；定期到名胜古迹中游玩，看山观水的同时了解民族风貌，丰富民众的娱乐需求。再如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民众不常走出家门参加活动，基层人员便可把文化送到家门口。定期走进村镇放电影，在丰富百姓文体活动的同时宣传优秀的精神思想，提高民众的文化涵养。或建设名人塑像，并镌刻生平事迹，让民众在潜意识中有所了解。通过以上的方式让民众真正走进文化中，利于思想的传播。
（四） 加强文化利民工作
所有事情的开展必须以百姓的目标为工作重点，切莫脱离大方向，文化的宣传亦是如此。不应走过场只注重形式，要以百姓为中心，加强文化利民工作。在工作制定初期必须通过调查了解与走访，知晓民众的喜好并以此为发展方向，若偏离则宣传的目的与效果都无法达到要求。询问民众的需求，以此为文化宣传的工作目标，并相应的开展文体活动，实现以人民的目标为工作的宗旨。通过实行文化的利民工作，集中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内涵，宣传社会美德与思想，让民众知晓社会的良好文化，推动国家精神层面的整体发展。文化的宣传应以提高民众思想及道德为标准，推动利民工作的发展与完善，让百姓享受到文化带来的成果。
（五） 创新宣传机制
文化思想的宣传与文体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良好机制的保障，让百姓在宣传中逐步领会正确的精神思想，提高自身文化涵养。第一：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基础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其中包含两方面一是资金的支持。文化工作的有效开展，思想宣传的落实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政府加大购买力度，保证民众在观看影视剧方面接受文化内涵；在阅读书籍时理解正确精神思想，达到宣传的作用。二是人员的投入。村镇地区位置偏远，应派工作人员定期播放优秀文化视频，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在文体活动开展时，亦需要工作人员的指导，让百姓接受到正规的训练，更好的享受生活。第二：积极总结民意。前文论述到，基层文化的宣传必须以百姓的需求为标准。应建立相关民意机制，了解百姓所需所想，依据其需求发展文化，同时正确判断时代潮流的难点与重点，真正做到为百姓谋福利。
结论：基层文化的实行在弘扬优秀文化及传播时代内涵方面有重要作用。基层工作的良好开展应以文化宣传与文体活动的开展为手段进行。有关部门正确认识基层文化的重要性，并在实际走访调查中依据百姓的喜好进行文化宣传，在实践中找寻对策，更好为民众服务。
[参考文献]
[1]金晶. 试析如何做好基层群众文化的宣传工作[J]. 大众文艺，2015，（17）：8.
[2]王庭忠. 新时期如何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J]. 新，2015，（07）：54-55.
民众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技决策；媒体；民意；决策者；互动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87-05
一、引言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关系到社会各方利益，具有鲜明的公共性。无论是从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要求，还是从政治角度及经济角度考虑，尊重和吸纳民意，实现政府决策者、媒体与民众的良性互动都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忽视民意到尊重民意的转变，媒体、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由缺席走向回归。然而，在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仍然比较微弱。为提高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探索建立决策者、媒体与民众良性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提高科技政策质量水平，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我们有必要分析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障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
二、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主要障碍
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作为一个系统，必然地包含互动主体、互动议题、互动制度、互动环境以及互动结果（或效果）。其中，互动主体即与科技决策相关的媒体、民意、决策者；互动议题就是科技政策；互动制度则包括对互动全过程的规范，即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利益表达制度、互动协商制度、互动反馈制度等；互动环境主要是政治文化。接下来，文章将从互动主体、互动议题、互动制度和互动环境等四个方面来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主要障碍进行分析。
（一）互动主体力量的先天失衡
互动主体力量的先天失衡指的是决策者、媒体、民众之间权力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因素造成的。首先，相比较而言，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决策者在科技决策互动中拥有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所掌握的嗔Α⒆试醇捌浞律地位上。科技决策中，决策者是政治精英与专家的集合体，是权力与资源的集大成者，同时在法律地位上也有充足的保障。政治精英在科技决策中拥有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和动员力，其所代表的政府组织机构完善，目标具有系统性，拥有相当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优势，在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下实现对决策的主导权；专家则拥有科技决策的专业知识优势，这种专业知识优势使得专家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模式和形态”[1]，“‘政府―科学家（专家）’的二元决策主体关系成为科技政策决策模式的核心特征”[2]。其次，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媒体有着较之民众更强的力量而较之决策者更弱的力量。较之民众更强的力量主要在于媒体可以发挥其监督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教育市民大众、传递信息和引导群众价值观等功能，充当“第四权力”；而较之决策者更弱的力量则在于政府对媒体具有内容审查、经费拨付、人事任免等权力，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充当政府的“喉舌”。再次，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民众力量最薄弱，主要表现在其组织化程度低、占有的决策信息稀缺、权力缺乏等。互动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以及法律地位往往意味着影响力，而力量的失衡也体现在对决策的影响力上，因为“在任何时候，公共政策都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团体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团体的利益，而不利于其影响下降的那些团体的利益”[3]。
（二）互动议题的特殊性
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议题是科技决策项目，包括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等，相比其他政策议题，它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障碍。
1.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互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使得互动难度加大。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主要源于科技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体现在科技涉及的领域和知识构成上。从涉及的领域来看，科技主要包括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11大重点领域，此外还包括一些重大科技专项和前沿技术。从知识构成来看，各领域的科技都有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专业话语体系、技术标准、应用程序等。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媒体、民众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根据中国科协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率达到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进一步缩小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不平衡，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任重道远[4]37。加之，“技治主义”崇尚的“政治精英与专家治理结构”，使得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难上加难。
2.科技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剑刃的一侧是科技对人类的贡献，是“第一生产力”；剑刃的另一侧却是负面效应，如生态破坏、隐私泄露、健康威胁等。因此，科技决策既要考虑到科技对人类的进步意义，也要考虑到科技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大多都是由科技政策所引导发展的。科技决策的风险性使得国家必须考虑到科技政策的规划性和预见性，这对于缺乏专业科技知识和偏好短期行为的媒体、民意而言，便是参与互动的障碍。
3.科技决策的保密性直接拒绝了互动。科技决策的保密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上的保密性，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保密性。所谓客观上的保密性是指出于国家安全、保护个人生命健康等的考虑，对科技决策进行保密；而主观上的保密性则指决策者出于个人、部分群体或部门的利益考虑，人为不公开科技决策信息，使得科技决策具有保密性质。科技对世界各国而言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要的一点便是其涉及国家安全。因此，科技决策相对其他领域的决策而言具有较强的保密性质。科技决策的保密性特征使得决策信息难以公开，直接导致互动的不可能。
（三）互动制度的不健全
在由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组成的科技决策互动系统中，互动制度可以视为互动系统的内部环境。从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看，互动制度包括基础性的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媒体和民意的表达机制、媒体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以及决策者对媒体、民意的互动反馈机制。总体上说，这些互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建立，但还不够完善。互动制度的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难以常态化、制度化。
1.决策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决策信息公开是互动的基础，是媒体、民众知情权的保障，更是媒体、民众履行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审议通过），从制度上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但这只是政府条例上的规定，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决策信息不公开的情况屡屡出现，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决策，正是由于决策信息的不公开，才造成番禺事件的爆发。
2.媒体、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媒体、民众的利益表达作为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是科技决策的输入途径。媒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视为公开报道、发表评论等权利的运用，虽然受媒体市场化影响，媒体的自由度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新闻团体、出版单位均属政府公k，还需面临诸多的内容审查、财务依赖、人事依附等限制。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往往被要求通过指定的渠道进行表达，如工会、妇联、村委会等，但这些表达渠道经常因为自身的弊端而被堵塞，民众自发的表达形式又难以获得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因此，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使得民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媒体、民众的需求和政策偏好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难以与决策者形成有效互动。
3.媒体、民众参与互动协商的制度缺乏。参与协商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参与协商的制度文本，二是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从制度文本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不够完善、具体。从已知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来看，既没有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范围和程序进行明确规定，也没有从法律、规则等方面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说明。从制度平台角度看，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平台缺乏。据学者祝侣和刘小玲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主要有共识会议、公共对话、情景研讨班、网络咨询、公民陪审团、21世纪城市会议等[5]，这些制度平台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在科技决策中的互动提供了载体。我国媒体、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较为有限，参与度高的仅限于网络咨询，但这种平台存在着民意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4.互动反馈机制薄弱。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必然包含互动反馈，互动反馈对互动效果的影响具有直接的作用。在现实的互动过程中，关于决策者对媒体、民众反映的意见或建议是否采纳，不采纳是否说明理由，如何说明理由等均缺乏必要的约束性规定。这使得媒体、民众经常通过非常规的手段给决策者施压而要求增强回应性，如越级上访、集体散步、等。
（四）政治文化的制约
在科技决策互动系统中，政治文化构成了互动系统的外部环境。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的基本心理环境[6]。任何政治行为的发生及人类行为方式的选择，都受到某种政治文化或心理活动的驱使。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也必然会受到某种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产生阻碍影响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
1.“官本位”政治文化驱使决策者垄断科技决策过程，阻碍互动。在“官本位”政治文化中，决策者认为媒体、民众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素质，于是垄断科技决策体系，使得决策模式开放性不足，片面地强调“精英化”“专业化”决策，导致公共精神被否定，公众主体地位被削弱，从而阻碍互动。
2.“依附型”政治文化导致政治盲从，媒体、民众互动意愿消退。“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对民众而言的，也可称之为“臣服型”政治文化，典型特征便是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顺从性。“依附型”政治文化“催生了普遍的草民心理，过分依赖于清官仁政，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握，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缺乏参与科技决策互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最终导致政治盲从，互动意愿消退。
三、促进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良性互动的对策
（一）互动主体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修正后的相对均衡
互动主体间先天力量的失衡是难以完全消除的，这与决策者、媒体、民众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直接相关。因此，对于互动主体间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只能寻求修正后的相对均衡，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绝对值的相等状态，而是对各个互动主体的权力/权利、成本、损失等赋予相对均衡的义务、收益、补偿，实现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均衡。
首先，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均衡，要求根据各个互动主体所拥有权力/权利的多寡履行相应的义务。最接近政治权力的决策者必须履行向媒体、民众提供决策信息、主动增强回应性、传播科技政策等的义务；媒体则应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充当决策者与民意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展现可见度的公共性和对话的公共性；民众所掌握的权力最少，权利的履行也面临诸多禁锢，因此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参与科技决策互动。其次，互动主体间成本与收益的均衡，要求各个互动主体为科技决策而实施的互动行为应匹配相对应的社会收益。其中包括对因决策而遭到的损失辅以相对应的补偿，即损失与补偿的均衡。如在邻避设施的建设中，邻近居民显然受影响较大，应该给予他们与损失相对应的补偿。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均衡有利于实现各互动主体间法律地位的相对平等、关系的相对独立以及对科技决策影响的相对均衡，实现对互动主体力量先天失衡的再均衡。
（二）互动议题特殊性的应对：科技政策传播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
科技决策互动中互动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保密性共同构成了科技决策不同于其他领域决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科技决策所涉及的特殊领域决定的，也是科技决策区别于其他领域决策的重要节点。所以，对于科技决策互动中互动议题特殊的应对之策就是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有利于提升媒体、民众对科技政策的理解、认同、遵从程度，增强互动意愿；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则能够提升科技决策互动的质量。
1.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根据传播学鼻祖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传播系统一般由5个要素组成，即谁（传播主体）、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媒介）、对谁（传播受众）、说了什么（传播内容）、取得什么效果（传播效果）[7]。故而在科技政策传播中要实现传播效果，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等四个要素出发。在传播主体方面，要树立政治精英和专家作为主要传播主体的权威，并允许多元化主体的加入；在传播媒介方面，要综合利用各种媒体资源特别是互联网资源，实现媒介融合；在传播内容方面，要整合传播内容，实现科技政策的易传播性；在传播受众方面，要培养理性公众和媒体公共性，提高媒体、民众对科技决策互动的参与度。
2.提高公民科W素质。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发现，具备科学素质的群体更加关注并支持科技事业发展[4]38。故考虑到民众科学素质与科技互动的正相关关系，有必要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首先，要大力加强科技教育，实现科技教育大众化。事实证明，“教育是科学转化为人的发展的必要工具，科学只有借助于教育才能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使个体得以掌握这种物化的智力，并得以在相对短暂的个体发展过程中再现历史的人的发展过程……一个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不具备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只能处于一种被物所驾驭、摆布的地位，甚至还要受到科学的惩罚”[8]。因此，加强科技教育是提高公民（媒体）素质的最根本手段。其次，要大力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具体而言，加强科普工作可从加大科普经费投入、科普场馆建设、科普活动举办以及科普人员培养等方面着手。
（三）互动制度缺失的弥补：互动制度建设
“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9]。实现科技决策中的良性互动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化安排。首先，要完善科技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科技决策信息的公开范围、公开质量、公开方式和渠道，并且处理好科技决策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不人为设限以保密为借口拒绝公开科技决策信息。其次，要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是反映媒体、民众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更是政策系统中的输入环节，关系到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程度，即公共性程度。所以，科技决策者应该在传统的指定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之外，承认多元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尤其需要增加媒体、民众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渠道，以使零散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得以聚合，提高互动效率和质量。再次，要建立媒体、民众参与互动协商的制度和平台。互动协商是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诉求。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公民是有理性的，在政治共同体中，通过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以对话的形式可以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10]。在制度文本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规制定，明确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范围和程序，确立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度平台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搭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平台。最后，要加强互动反馈机制建设。如前所述，完整的互动过程必然包含互动反馈，学者王锡锌更是将反馈视为“决策者改进决策的积极资源”。互动反馈制度应包括反馈的路径和方式。从路径上看，主要有横向反馈与纵向反馈，具体而言，横向反馈主要是媒体与民意之间的反馈；纵向反馈又分为自上而下的反馈，如决策者对媒体、民意的反馈，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馈，如媒体、民意对决策者的反馈。从方式上看，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可分为直接反馈、间接反馈，口头反馈、书面反馈、行为反馈。具体采用何种互动反馈路径或方式，各互动主体可以视具体情境而定。互动反馈制度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文化制约的突破―“服务本位”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类属不会自发形成，它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而这种培养是一个既漫长又重要的过程。针对“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制约，需要培养“服务本位”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首先，之于决策者，要将“官本位”政治文化转变为“服务本位”政治文化。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公共服务被置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位置。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公共服务不只是一个职业范畴，还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感，乃至一种公共道德意识，它以责任、回应性、公民权等价值观为特殊动机。因而，培养“服务本位”政治文化需要配套进行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由重管理轻服务向治理与服务并重转变，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增强决策者的回应性，改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其次，之于媒体和民众，要实现“依附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从国外经验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知识模式（knowledge model），另一种是实践模式（praxis model）。知识模式主要通过教育的形式使媒体、民众习得恰当的知识，从而采取合适的政治行为；实践模式则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将知识转化为行为才具有意义，因此鼓励媒体、民众参与到具体的政治实践行为中[11]。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文化的培养模式各有优劣，我国在实际的政治文化培养中应该对其融合运用。
四、讨论
本文认为，关于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除前文述及的互动障碍和互动对策分析外，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希望能够与学界同仁进行探讨。其一，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是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12]。治理与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运作机制的双向性、协同性及柔性化以及规范对象的模糊化。其二，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决策互动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其动力既有民主政治的因素，也有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因素。民主要求协商、对话、博弈，甚至谈判、妥协；决策者也受有限理性制约，仅凭一元治理主体已很难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所以，民主政治的诉求和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需要驱动着多元主体的决策互动。其三，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决策者代表着国家层面的力量，媒体、民众则处在社会层面的空间内，正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形成了公共政策。具言之，在决策互动过程中，社会权利通过国家参与上升为政治权力，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则通过代议机构把意志普遍化于社会，在“利益表达―互动协商―互动反馈”的循环互动过程中达至互动结果―公共政策。
诚然，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很难达到理想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毕竟互动主体间都存在难以消除的“自我限制”。但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却是公共政策调整的重要基调，也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重要节点，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则成为科技决策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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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审美风格；现代性方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7-150-03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源自于陕北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提炼的生活情态和艺术样式，是陕北民众对自己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保障而需求信仰和想象的物质与精神结晶。据此而言，所谓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指陕北区域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固的地方民俗事象、审美风格及文化精神。陕北地方由于特殊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及融合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这一特殊的民族融合历史，决定了其文化特质相对古老和独立。由于其古老，历史文化纵深感特别强，区域内部原生文化积淀深厚；由于其独立，较多地继承和保留了原始文化的基质，为今日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民俗审美文化提供一个范例。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范型，其所折射的是陕北民众刚健、清新、欢娱、福乐的生活美学精神。本文拟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进行分析，揭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所发生的诸多变异现象，并探索这种变异现象的根源及其在社会现代性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来提出解决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发展困境的可行途径，同时挖掘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建设的潜在价值。
一、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的审美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
尽管几乎所有民俗审美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对于民俗审美文化现象的认识与理解又本能地指向当下与未来时间意识，民俗审美文化因而同时体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气质。因为“现代性本是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剧变的正当性论述，它是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的变化，而且在人心秩序一社会秩序一人心秩序的框架中，不仅赋予社会秩序变化以前提，而且亦是社会秩序变化投射的结果。‘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它并非是自然客体固有属性，而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基于此，对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审视，特别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民歌、秧歌、剪纸的审视，也需要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野内，分析其外在的审美表现症候，把握其审美特质。
1.陕北民歌及其审美特质。陕北民歌又称陕北“信天游”，是陕北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即兴而作、信口而唱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山歌艺术形式。陕北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广泛，善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歌词运用上，惯用双字叠用，多用音韵响亮、生动形象的重词叠字和方言土语来加强民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模声词、摹状词等人类童年时期用词被大量使用，体现出情趣盎然、形象生动唱词风格；在唱腔运用上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强化直感的形象视觉美，颇有我国古代《诗经》歌词的味道。陕北民歌在总体上讲究感情的真挚美、强烈的抒情美、鲜明的形象美、形式的灵活美、手法的多样美的审美风格，极能体现陕北民众的诗性思维和陕北文化的诗性智慧，反映陕北民众的淳朴文化观念和悦乐的审美精神。
2.陕北秧歌及其审美特质。作为一种与太阳崇拜和祭祀有关的民间艺术形式，陕北秧歌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走的轻巧，摆的花哨，扭的活泛”的表演风格，表演时场面阔大，气势恢弘，动律欢快，节奏鲜明，线条洗练，形象淳朴，精神饱满，意气风发，规范完整，稳中有变，推崇浓墨重彩、悦目动情的色彩审美效应，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表演时表演者多为红袄绿裤，脸上油彩鲜亮，手持彩帕、红伞，突出色彩的强烈对比。而色彩本身是形式美的构成因素，其魅力在于其能折射人们的理想，渗透人的情感，表现人的理性，是表演者心灵的表露。陕北秧歌因而就用色彩形式与肢体语言生动地再现了陕北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操，是一种典型地反映陕北传统民俗审美文化，并体现现代陕北传统生活风格的艺术样式，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反映了陕北民众珍重当下、追求永恒的生活观念与精神理想。
3.陕北剪纸及其审美特质。陕北剪纸是一种以彩纸、金银箔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剪刀和刻刀为主要创作工具而完成的镂空艺术。由于其主要展示载体是窑洞的窗户格子，所以剪纸在陕北又名“窗花”。陕北剪纸在表现内容上多为陕北民众的日常生活物什，像大公鸡、肥猪、羊、牧童、黄牛、飞鸟、玉兔、蔬菜等成为主要表现内容，因而同样显示出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在创作手法上喜用夸张、变形、象征的手法，如用葡萄、葫芦象征多子，用桃、松鹤象征长寿，用鸳鸯、双飞燕象征夫妻永结同心等，以此来体现陕北民众驱邪禳灾、繁衍求子、节庆祈福、阴阳互生的美好愿望与素朴观念。从表现方式上看，陕北的窗花充满了抽象意识，它绝非客观如实地再现自然，而是将对象做二维形态的变形和抽象处理，抑制空间的生成。其图案线条简练、刻画生动、内容丰富、形象饱满，较好地保留了汉画像石的美学风格；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同时体现出粗犷、质朴、大气的边塞遗风。
二、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激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原本蕴藏的自然生命与生活节律、纯朴善美的生命追求、对生的崇拜和对死的敬畏以及人类面对存在万物时的谦逊姿态与物哀精神，在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驱动下，有的完全异化为装饰性、程式性的各种权力规训与时尚扮饰，不仅失去了原初民俗审美文化的活力内核，而且掺杂了诸多利欲和假恶丑的内容。这种传统民俗活动形式结构‘能指’与‘所指’链条的在现代社会的断裂，在极大程度上归因于现代科技工具理性对伦理价值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的僭越”。受市场功利主义强烈影响的现代陕北人追求物质满足，享受当下幸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心灵的慰藉，结果使民俗审美文化活动沦为形象展演，民俗技艺则在大规模的工业复制中生命力逐渐走向衰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完全蜕变成一种伪审美的庸俗实用主义。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这种现代性发展悖论在陕北地区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表现得颇为明显：身处现代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渴慕丰富多样、奇妙炫目、新潮时髦的现代消费文化及其文艺娱乐形式，而视自身沿袭已久的民俗审美文化为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有意识地予以否弃。
对于上述民俗审美文化中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需谨慎对待。首先，民俗审美事象、民俗审美活动、民俗审美仪式、民
俗审美观念的迁衍暗示了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和情感意绪的变迁，彰显了民俗审美惯例、民俗审美规制的发展与衍变，预示了民俗审美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多元的权利消长与斗争过程，展现了民俗审美文化决心走向现代性的复杂心路历程。如同美国当代心理人类学家维特・巴诺在其《心理人类学》一书中所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古代民俗的各方面内容不能与现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相融、相协调，那么，它绝不会延续到今天，而是会早早地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果一种民俗的内容同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与态度偏离太远，它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流传下来。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然有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其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并不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亦步亦趋，而总是顽强地存留自身固有的文化一心理一情感结构，因为民俗审美文化的多元性难以在受工具理性规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单一结构中栖身，民俗审美文化总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现身。事实也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性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都能较清楚地看见其源初的民俗审美文化原型。有些民俗审美文化存续至今，而有些则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巨量发展与文化现代性的急剧变革而逐渐成为地方性的民俗审美记忆。因此，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民俗审美文化模式对地方民俗审美文化进行评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对整个地方民俗审美文化的误读。
解决上述困境要求我们运用审美文化学的分析方法，对陕北民俗文化的审美形式进行梳理和描述，洞悉陕北民俗文化表象及其深层结构在陕北文化变迁中的相互关系和历史走向，将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重建方案：
1.民俗审美文化资源感性审美外观及展演形式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物质化民俗审美文化的保护重建、惯制化民俗审美文化的即时表演、精神类民俗审美文化的形象再现。尽管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会使民众的生产生活走向同质化、单调化、浅表化，然而民俗审美文化中的宗教与信仰一直与其感性形式及岁时节令纠结在一起。“不论是存续在民俗审美文化感性活动中体现民众情感、意绪、思想、信仰的美感形式，还是积淀在民俗审美文化中勾连地方民众生存与立世、发展与中兴的集体无意识的美感内容，最后无不诉诸一种艺术化的现代生活形式，体现为一种生气灌注的审美生活形式”。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民众往往把民俗审美事象作为艺术化的创造与欣赏对象，处于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不由自主地被民俗审美活动的艺术氛围所包围，信奉的价值、内在的情感、崇高的信仰随着丰富的想象，一起融人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富丽的审美场面与艺术化的狂化氛围中。这是因为，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求就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意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黑格尔的如上断言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重要形式――秧歌中得到极好的例证：随着秧歌表演内容的展开，演员陶醉于自己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似乎找到了与诸神共在的机缘，得到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飞升和肉体的享受。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民俗审美文化及其感性外观形式，民众才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到了联结生存物质与情感信仰的纽带。
2.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这主要是指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产方式与价值理想，将会对原有民俗审美文化起到认同或消解作用。从民俗审美文化的发展的逻辑来说，作为一种文化惯习，其主要受制于民众自己的文化甄别逻辑，即地方性民俗文化知识以及民俗现代性和民众生存体验之间整合而成的稳固文化一心理的结构，所以，应该根据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的时空分延与民众生产生活的感性物质活动之不断整合与迁延所形塑而成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来把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生产与消费，而不能陷入惟生产与消费决定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映射陕北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境况，折射出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情况，反映出他们的情感与心理状况。根据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民众，其社会地位、思想境况、审美取向与价值理想，皆可以通过其所持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观念反映出来。因此，从民俗审美文化生产与消费逻辑重建的视角来看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异现象，就可以让我们从生存论的根基意义上认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变异的根源，并在这一框架下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还可以使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扩大，民俗审美文化的生命基质重新焕发，民俗审美文化的习惯样式衍展更新，民俗审美文化因此获得坚实的生存论根基。
3.民俗文化审美文化研究在场感的重建。这主要表现研究者应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生存论与体验论的角度，积极探索陕北民俗文化及其延续载体和媒介的创新，努力推动陕北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者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注意到挖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实用伦理价值，忽视了载体与媒介的创新，致使许多优秀的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遗产消失。事实上，对任何民俗审美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其浅表形式的简单探讨，而应挖掘其深层意蕴，进行在场式的体验性研究。因为缺乏体验式的、感通式的单纯学术性研究，容易切断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鲜活的生命源头，背离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活本质。此外，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民俗学研究视角，而从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文化学、美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仔细分析地域民俗审美文化在当代的生产与消费逻辑，研究地域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产生活的关系，分析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异乃至异化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以说，以民俗审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创新为着眼点，运用现代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新发展，不失为保存和发扬陕北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一条可行途径。
三、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如果说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钟敬文)，是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那么，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地方性审美文化现象，也是陕北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在今日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双重语境下，重新开发并利用这一资本，推进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有利于培养陕北民众的社会团契精神。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陕北民众日常的一种生活审美活动，承载着他们价值理想与情感信仰，外化为他们的礼仪惯制与生活内容，始终契合于审美的终极目的，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自然统一，指向“有意味”的
生活形式。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陕北民众自由自觉地进行创造并享用的生活一文化活动，对陕北民众的情感理想与价值范型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优秀的民俗审美文化能够融合社会集体理性价值观和地方性个体感性生命与情感形式为鲜丽的审美形式外观，成为地方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休闲和娱乐形式，使民众享用其中而不问缘由”。可以说，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性文化范型，其现代性价值就在于其通过丰盈的审美内容和多样的审美形式重新唤回对地方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价值体认与情感信仰，形塑当代陕北民众的生活审美风格和人生价值理想。
2.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并阐释陕北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工具，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与研究当代陕北民俗文学、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是植根于陕北民间、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研究陕北人的精神状况。同时，由于陕北艺术与文学在现代审美文化史上一度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诞生了如陕北秧歌、信天游等享誉海内外的经典艺术形式，产生了如路遥、高建群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所以，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艺术形式与作家产生的文化因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培育地方性的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借鉴。
3.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还有利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及其相关活动所蕴涵的重视当下、追求彼岸，求得生活丰富和精神永恒的乐生精神，可以成为今日中国审美文化同质化、模式化、优美化等异化现象的批判基质，唤回当代审美文化中久已忘却的对生命力的礼赞及其对自由意志的张扬，唤回对传统审美文化中所蕴藏的追求新奇、敢于抗争、直面痛苦的崇高美学精神。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生命旺盛并流传广远的多种艺术形式，包括民歌、秧歌、剪纸、建筑以及其他多种民俗艺术，其艺术形式粗犷憨朴，艺术风格清新活泼，艺术精神积极健康，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果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衍变进行梳理，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所潜伏的发展危机进行探讨，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和本土性建设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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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品牌建设；群众文化；措施
从广义上讲，群众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讲，群众文化是指以形成社会意识形态为目标，对组织机构与制度的相应要求。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文化逐渐演变成民众的活动，且该种活动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与文化需求。这就说明，在社会发展中，群众文化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群众文化的形成不仅承担着宣传教化、调节精神的作用，还是凝聚文化、普及文化的重要媒介。同时，群众文化品牌为文化发展层次与质量的外在表现，可被称为是城市、国家、社会文明的标志。为此，在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建设内容与形式不仅要达到多样化，其品牌的建设也需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1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1.1认知度不足
目前，并非所有民众都能够清晰了解群众文化的内在涵义以及建设群众文化品牌的重要性，同时，正是因为民众对群众文化的认知度不足，导致我国群众文化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即群众文化自身所具备的重要性将被磨灭。上述情况的发生，极易造成政府部门部分领导无法科学认识调整文化市场结构的现实意义，因此，受群众文化认知度不足的影响，个别文化监管单位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进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1.2品牌定位不清
群众品牌文化定位不清是指，群众文化产品市场对品牌的定位标准较为模糊，造成广大民众无法对群众文化产品做到高度认可。例如：我国许多偏远地区所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仅为向当地民众表演一些娱乐节目，或在节目表演之后向观众销售群众文化产品，该种群众文化活动方式的存在表明：无法明确群众文化的概念与范畴，将会造成不能树立形象的群众文化品牌的严重后果。
1.3群众参与不强
近年来，随着广大民众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部门地区为实现建设群众文化品牌的目标，举办了一些百姓参与度并不高的群众文化活动，造成当地民众面对该类活动时，仍然处于不参与、不关注、不了解的尴尬局面。相关调查显示，若群众文化品牌的建设方式与过程无法实现团结当地群众的效能，只是文化部门或政府表演“独角戏”，则当地群众将无法真正接受所形成的群众文化品牌。这就表明，群众于文化活动的参与度直接影响文化品牌建设的速度与水平。
2强化品牌建设的措施
2.1充分利用文化资源
为打造一个适应广大民众需求、适应时代需求的群众文化品牌，相关政府部门应注重品牌建设方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因地制宜”作为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方针，充分利用、发挥当地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建设一支专业的群众文化品牌建设研究团队，并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以当地群众文化发展情况为凭证，制定全方位的群众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品牌发展与文化资源相融合，以便创建出可被群众广泛接受的群众文化品牌。例如：我国浙江省杭州市为旅游业发展旺盛地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前往杭州领略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此背景下，杭州大型歌舞剧《西湖之夜》应势而生，该歌舞剧利用杭州西湖所在地区的文化资源，为广大民众打造了一个极具杭州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因此，我国几乎每个地区都建立了记载自身文化的名人故居、展览馆、历史文物馆、博物馆等文化坐标，而当地政府部门为树立具有历史色彩的群众文化品牌，亦可充分利用上述文化、历史资源，通过深入挖掘文化魅力与底蕴，提升群众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2.2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群众文化活动为以广大民众为参与主体的大规模活动，这就表明，只有群众自愿参与的文化活动才能够充分展现整套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同时，群众文化品牌的建设与广大民众的参与度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因为广大民众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体，引导民众真正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有助于帮助广大民众从活动中满足自身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文化底蕴的传播与发展。例如：我国部分地区逐渐推出了“百姓剧场”、“乡村大剧院”等具有品牌、地域性性质的文化活动，该种活动的举办目标为让广大民众切身走进文化活动。再如：我国个别地区将当地的节日与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举办了“红歌会”、“猜灯谜”等活动，既实现了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弘扬，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内涵。
2.3加强品牌宣传力度
与其他行业品牌建设模式不同，群众文化品牌的建设不仅需要硬环境的支撑，更需要通过完善软环境，为建设群众文化品牌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此，各地区、各级别政府部门应加强群众文化品牌建设的宣传力度，例如：政府部门可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能力，通过邀请名家学者、知名剧团前往当地参加文化活动，从而提高群众文化品牌的综合形象与知名度。此外，政府部门还需以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作为重要载体，拓宽群众文化品牌的宣传渠道，以便当地群众文化品牌实现“走出去”，并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吸引其他地区群众文化品牌的优势与精华。同时，我国政府部门还需高度注重辅助偏远、贫困地区建设群众文化品牌，这是因为该类地区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较为落后、交通等条件十分闭塞，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加大对偏远地区群众文化发展的投资力度，为偏远地区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提供物质保障，全面实现全国范围内群众文化品牌实力的增强。
3结语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我国各地区、各级被政府部门应加大建设群众文化品牌的力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不仅在日常管理行为中，发挥自身对群众文化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还要致力于增强实现群众文化品牌建设的软实力，即将树立群众文化品牌形象作为一项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战略举措。为此，政府部门还需在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制定全面性的工作开展规划，以便更好地发挥群众文化品牌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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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融媒体；传统文化；传播路径
一、融媒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意义
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智慧结晶，但互联网不断发展，我国融入很多西方思想。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可以使人们抵御西方不良思想的侵害，也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一）增强民众文化自信，构建文明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5000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极强的活力和生命力，其中也蕴含着很多中华儿女的精神和德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可以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减少西方功利主义对民众的冲击，从而帮助人们保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思想观。传统文化不仅能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也能使民众加强对文化的传承，为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作出努力。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热爱祖国、尊老爱幼等，这有利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也有助于我国早日实现中国梦。
（二）提升民众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民众提升自信心和凝聚力，也能通过历史帮助人们铭记有国才有家，只有祖国繁荣昌盛，家庭才能和谐美满。无数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组成伟大的中国。人们可以通过端午节祭奠屈原，以此增强对华夏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积极主动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可以使民众加强道德建设，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民众共同努力，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便能使人们在快速发展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融媒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优势
融媒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有效拓展传统文化传播覆盖面，也能使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更加多元化，并为传统文化进校园提供便利。利用融媒体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仅能有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促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融媒体背景下，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仅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能使人民增强文化自信，这有助于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传统文化覆盖面得到拓展
利用融媒体进行传统文化传播，不仅能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能打破传统传播形式，拓展传统文化覆盖面，使民众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充分融合互动，这不仅使新兴媒体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拓展，也使传统媒体突破局限性。例如，传统电视媒体和纸媒，需要以电视节目和报纸为载体，而融媒体可以以网络为载体，二者融合不仅能促进传播手段的多元化，还能拓展传播覆盖面，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二）传统文化传播渠道逐渐增多
融媒体以互联网为依托，不仅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渠道也更多。不同民众可以在不同渠道中获得传统文化内容。融媒体时代出现很多社交平台和软件。例如抖音、快手、微信等等，用户较多，在这些平台中传播传统文化，不仅能使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能通过分析用户浏览习惯，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传统文化内容。这种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整合的传播形式，更具备针对性和特色化，也能真正做到实时共享。利用先进网络平台传播传统文化，能引导人们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传统文化传播形式更加多元化
融媒体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新兴技术，这些新兴技术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利于媒体融合发展。例如，5D技术便能应用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不仅是时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融媒体技术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形式增多，可以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也能使民族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并以此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融媒体具备一定的互动性，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的同时，也能及时倾听百姓心声，对传播形式、传播手段以及传播内容进行进一步革新，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新颖。
三、融媒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
融媒体背景下，传播传统文化不仅能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能拓展融媒体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传统文化想在融媒体背景下传播，必须加强对媒体融合的深入分析和了解，不仅要及时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形式革新，还要不断加强对新兴媒体的利用，这样才能促进传统文化传播路径不断优化和拓展。
（一）创新传播思维，培养高素质传播人才
融媒体背景下，传播传统文化的形式要想革新，必须加强与融媒体的紧密联系，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影响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因此，要对传统传播思维进行适当的优化与革新。例如，可以借助媒体融合优势，在不同社交平台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交平台中进行传播，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互动性，这也会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目前，用户较多的抖音、微信等等平台都可用于传统文化传播。这种传播不仅具有较突出的话题量和点击率，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紧跟时展步伐，占据传播优势，人们可以通过互动，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要不断加大融媒体背景下培养专业化传播人才的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形式的革新和优化，为文化传播奠定人才基础。具有现代化视野的传统文化传播人才，不仅能积极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也能为融媒体发展贡献力量。
（二）通过融媒体技术革新与优化传统文化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使得社会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可以利用融媒体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当创新，以提升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和趣味性，吸引民众主动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了解。因此，适当采用融媒体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也能使传统文化提升传播速度与自身影响力。例如，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构建5D博物馆，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传统文化场景的模拟化再现，民众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这不仅有利于民众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关注，也能使很多深奥的传统文化更加平易近人。地方政府也要加强对博物馆的支持，可以利用政府影响力加强宣传，构建特色地方景点，在宣传传统文化的同时拉动地方经济，实现双赢。融媒体背景下，传统电视媒体也可以参考与借鉴《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等优秀节目，打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使普通民众都能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知。只有传统文化变得通俗易懂，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而打造精品传统文化节目，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弘扬的重要途径。
（三）利用融媒体将传统文化融入社会系统
利用融媒体的便利条件，将传统文化融入整个社会系统，可以拓展传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首先，需要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教材编写时注意传统文化的植入，也可以引导教师积极展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以加强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学习。其次，可以利用融媒体将传统文化融入实际生活。例如，可以在地铁站台、地铁车厢、公交站点等地方融入一些传统文化标语，也可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内容，以此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同时，政府可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影视作品提供资金扶持，以增加相关作品种类及数量。最后，可以利用融媒体打造传统文化相关品牌，通过构建品牌提升传统文化影响力。可以利用融媒体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辅助，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同时，还可以把握住短视频大热的风口，录制相关短视频，并通过分享、转发、扫描二维码等形式，吸引人们参与到短视频互动中，从而使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传播。
（四）构建融媒体传播平台，完善传统文化传播链条
融媒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加强与新兴媒体及传统媒体的融合，并打造特色传播平台，完善传统文化传播链条，从而有效促进传统文化传播的良性发展。例如，可以利用微信、快手、QQ等等平台传播与宣传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共享。首先，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优化和提炼，以达到碎片化传播的目的。还可以利用线上与线下的完美结合，构建多元化传播链条。例如，中秋佳节时，可以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征文活动，使新生代都能加强对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以此帮助普通民众更加深入地认识传统佳节。其次，构建和完善传统文化传播链条，明确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传播方向以及传播途径，促进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式发展，使传统文化可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例如，可以加强对社会群体的深入分析，并利用大数据收集相关信息，根据受众需求，打造具有针对性和特色化的传统节目，通过提升传统文化的层次性，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还可以在节目播出时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通过互动收集相关整改意见和建议，促进节目不断优化，以达到提升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目的，真正意义上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
四、结语
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途径较为广泛，这使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都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我国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不仅要注重文化传承创新，也要积极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和优化，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适当把握融媒体时代的新机遇，借助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传统文化传承，这不仅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能使世界共同见证中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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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乡土音乐 美学特征 审美价值 现实意义
乡土音乐，就是某一地方或区域内的民系、族群所创造出来的音乐。与其它音乐相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民系或族群的审美文化和价值取向特点。乡土音乐表达了一方民众的喜怒哀乐和思想情感，是各民系或族群的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1.乡土音乐的美学特征。乡土音乐是民间自发生成创造的音乐，它与地域内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从音乐作品审美趋向和音乐作品的目的可以看出，其音乐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不拘一格，充分体现“自娱自乐”的特点。它立足于民系或族群的具体生活背景，以简洁的旋律、率真的情感和活泼的形式创造出来的以娱乐民众自我的音乐形态出现。
I.1 传承性。任何一个民系或族群的音乐都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和文化沉淀。其中体现着该民系或族群的特性，这种特性是通过长期的文化浸润创造反映出来的。一般来说，乡土音乐大都经过从创作到发展的过程，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质，最终形成有特色的音乐形态。乡土音乐是民众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无论创新也好，发展也好，都不能丢掉历史，舍弃传统。否则，乡土音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音乐的本体而言，乡土音乐的初创往往体现一个族群最本质的特征，反映最原始的人文图腾、等。
1.2 通俗化。作为自娱自乐的乡土音乐，它的表现形式通俗易懂、风格朴实、情感率真、主题平实。简单易唱的曲谱，浑然天成，没有留下任何修饰打造的痕迹。创作者运用自己的母语、民众喜闻的曲调、熟悉的生活元素，不经意的创造出适合民众传唱娱乐的音乐作品。如陕北民歌《走西口》：走路你走大路，莫要走小路。大路上人儿多，拉话解忧愁。丈夫出门之前，妻子多方盯咛，娓娓动听，情意绵绵，抒彩极浓，就像一对恋人在生活中的窃窃私语。
1.3 共享性。乡土音乐有着自己的特质与地域性，在一定区域内流行开来。由于音乐是最富情感的艺术，而情感是人类沟通的最有效、最简洁的方式，因此音乐一旦创作出来，不一定局限在某一地域，它也可以超越地域或民族的界限，成为其他民族的精神食粮。如江苏民歌《荣莉花》已成为流行许多国家的经典名曲。因此，许多优秀的乡土音乐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全^类共同的文化资源。
1.4 持久性。一种音乐资源，只要人们认为它对民众有用，便可持久的流传下去。它的文化内涵被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甚至产生新的文化特质。因为传承流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许多乡土音乐作品虽历经沧桑，今天仍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1.5 功效性。乡土音乐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效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社会，民众的文化生活相对单调。而乡土音乐不受时空的限制，在乡野田间都可以吟唱，给他们的情感以极大的宣泄和慰籍。因此它对民众的精神生活、道德情感和审美情趣等的滋养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如客家音乐中许多带有教化倾向的爱情、爱国、爱家等歌谣，对匡正民众道德，养成民众良好的品行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3.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形成。审美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的审美需要是在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基础上派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凡属于人对生命的自由活动的追求、对快乐的追求，都是人具有审美需要的表现。由于人的本质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社会性和精神层面，审美需要与精神享受的需要密不可分。审美价值有三个基本层面；与生理层面的审美需要相对应的审美价值，一般由对象的感性形式直接产生；与心理层面审美需要相对应的审美价值，一般由对象的具体形象产生；与精神层面相对应的审美价值，由对象的内在蕴含产生。乡土音乐的审美价值同样具备了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其中对人们心灵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是乡土音乐得以产生及存在的根源，也是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生成的深层根源。
3.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现实意义。首先，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发掘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发掘，对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起着积极作用。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是乡土音乐肥沃的土壤，对促进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在语境全球化的今天，乡土音乐审美价值的发掘对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国际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乡土音乐由于根植于不同的地域和族群，它们在国际合作交流的潮流中，仍然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特质。所以文化的全球化是以文化的独立性为前提。如果缺失了独特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