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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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范文第1篇
1.1阅读宗旨：提升西学素养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并未制定统一的大纲，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注重提升西学素养，通过英语文学素材的阅读了解相关的外国文化、外国思维等，在英语阅读的讲授上也往往使用全英教学。如据李良佑、刘犁在《外语教育往事谈》中提到，上海大同大学一年级英语文学阅读的书本有两本“均为美国出版，一本是很厚的英、美文选，一本是高级修辞学的教科书。每班有学生六七十人，每两日早晨早读英语文学篇章一次。”（李良佑、刘犁，1988）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英语文学阅读课程则更恰切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与西学素养的旨归。如在注重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方面采用Read:BackoftheNatives教材，由林语堂先生全英文讲授；在英国文学史略课程的教学中采用Manly:EnglishProseandVerse教材，由张歆海先生全英文授课；在英文散文的教学中采用StandardEnglishProseFromFishertoworthy教材，由郁达夫先生全英文授课。这一时期英语文学阅读不仅是一本教材，而是分英语文学史、英文散学、英文阅读技巧等多本教材；不仅是一个老师授课，而是由多个老师授课，且采用全英文教学，在英语文学的阅读中感受异国的文化与异国的风情。1.2阅读要求：注重情景交融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注重经典英语文献的品读、注重温习文法、注重会话尺牍、注重作文应用，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尤为重视。在英语文学阅读的要求中提出注重情景交融，为营造英语阅读达至情景交融的环境，通常在例行会议、辩论会、演讲会、组织会等活动中与年刊、报刊、校报等刊物中都鼓励引用英语阅读中的素材，以频繁性的英语阅读材料的使用、回味，互动性的英语活动提升英语文学阅读的目的。在阅读的具体方式上则通过合作阅读、限时阅读、质疑作者、动词识别阅读、同伴指导、自选阅读等方式提升对英语文学阅读的理解与吸收。在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得到最佳体现的即是在教会型大学，如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既注重英语文学阅读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还重视对西方文化的熏陶、英文经典的品读、英语阅读的相关技巧，如吴贻芳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就提到定期举办英语话剧节、英语文学座谈会、英语阅读读书等活动。
2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
民国时期英语开始作为一种工具引入大学教育，听、说、读、写、译作为英语的五项基本要求也即受到重视。阅读作为输入的来源，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扩大词汇量与提高写作水平的主要载体在英语教育的各项能力中尤为突出。探究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得出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是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2.1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依据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普遍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下形成的是自主开放的办学之风。具体在英语教育上即成立教授会，在英语学科的教授中选拔，大致以1/5的比例选拔，成立的教授会是该门学科的最高指导机构，该组织厘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教师的晋升制、英语教学的课时安排、学生成绩的判定等。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办学并没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统一的教学通令与章程，而是以自主开放、兼容并包的定位开展办学。英语文学阅读在自主开放的办学条件下能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制定相应的课程时间、课程要求等，民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而英语文学阅读是输入的重要来源，也在此背景下英语文学阅读可以自主的定位并得到重视。2.2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论以通才学达为宗旨，1932年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即明确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教育部，1934）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贯彻，如清华大学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育方针上则不仅仅是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而是强调“中西兼重”之原则，以英语的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进而“整理国故”，以中西文化之博雅救国兴国。大学英语教育还结合各系学科的特点，将英语学习与相关学科如历史、中文、哲学等相结合，如在历史系则强调中外历史的并重、中文系则强调中外文学的接融、哲学系则强调东西方哲学的互补。北京大学则在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学则》中明确规定国文系学生需要外文佳、外文系学生则需要国文佳，通德通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散文家朱光潜的论述中可给解证。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梅贻琦，2001）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运用在英语教育中则需要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能力的相通，阅读在各项能力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即受到了相当的重视。2.3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等是这一时期各仁人志士为那一时期的中国的救亡图存开出的处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开端，而后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不断推进。北京大学的校长则在大学教育层面推进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将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从“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学习。中西交融的文化下也彰显着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如1938年国立清华大学对英语科目作出的介绍为“英文也是6个学分，为第一年所必学。本科之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之英文根底，使能通熟应用，首先注重温习文法及纠正发音，又就会话、默写、尺牍、作文诸端多多练习，俾使学生咸能以英文表达其思想，自然正确而无困难。”
3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当代启示
民国文学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的建设本着保护为主、兼顾使用的原则，做到全盘规划，合理布局，发扬团队合作的图书馆精神。文章就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选书标准、保护和使用的矛盾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和保护工作已引起图书馆业界的高度重视——原生态保护刻不容缓。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重庆、南京等民国文献丰富的地方馆都已动手抢救和着重保护。正如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所言如再不及时抢救，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许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遗书，却看不到民国的书刊!河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加之留美归来跨越第一、二代图书馆学人李燕亭先生的默默经营(李先生民国时期执掌河南大学图书馆20余年)，故而收藏的民国文献丰富且很有价值。近年来，馆领导审时度势，筹划建立了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现就这一颇具特色的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的建设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1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而特殊的社会转型期。由于近代报刊与印刷业的勃兴、东西文化的碰撞、整理国故的提倡、与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以及政治形势的大变局，使得当时以图书期刊为重要传播媒介的社会文化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乃至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文化学术的高峰期。当时，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民国文献的出版与发行量达到一个空前的规模，民国时期也成为“中国文献昌盛期的开端”。而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与当前中国的现实——第三次与世界文化接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保存这些文献资料，对后人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具有全方位的史料价值文献研究界已达成普遍共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虽然衰败，思想文化却大放异彩，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三位一体，互为因果，形成了思想文化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民国文献是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文化价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
“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项目专门列出民国图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国文献的整理工作，也提升了民国文献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贵古贱今”观念在文献学界的巨大影响及其对国家文献工作政策的无形主导，使得民国文献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搜集与整理工作被迟滞，以致这些文献去今未远却面临湮没与散佚的严重危险。因此，搜集和整理民国文献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2007年7月，河南大学图书馆将散见于各馆各室的民国文献资源筛选出来，组建了一个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共收集各类图书和期刊10万余册。这一举措，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源，提高河南大学特色馆藏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学校民国文献资源的作用和效益。
河南大学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本着保护为主、兼顾使用的原则，全盘规划，合理布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于2007年1O月9日对外开放之后受到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
2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状况
2．1建设目的与选书原则
建设目的：保护为主，兼顾使用。选书原则：根据实际，宽严有度。
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阅览室是以书刊合藏的方式优化组合的，即将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献(主要是中文图书和期刊)统一归放在一个阅览室之内。由于民国年限的限制和馆藏书刊的情况，我们对图书采取了上限稍宽、下限从严的选书原则。因本馆已建有一个古籍阅览室，其藏书时间未受限制，主要以线装版本确定取舍。而民国文献阅览室所收藏图书则主要是平装或精装本(洋装书)，也收入1912年之前出版的一些图书。下限则截至1949年10月1日之前，选书较为严格。报刊情况较为复杂，有些旧期刊或因收藏不全解放后加以补充影印，如《东方杂志》、《新青年》等，都有原刊和影印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览和管理，我们采取原刊和影印本合放的方式，将新旧版分开排序，一般读者只需看影印本。有些期刊则全部是解放后的影印本，如清末民初的许多小说期刊、左联的许多刊物等，也存放在内。报刊的鉴藏比较灵活，这体现了我们的建设目的——保护为主，兼顾使用。
2．2全盘规划，合理布局
2．2．1集中精力，分阶段突破
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大致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暑假前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筛选重组，这是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铺垫和前奏。第二阶段，暑假期间，资源的整合，细排上架。这两个阶段都是集体合作，协力完成。第三阶段：抽卡、卡书核对、查漏补缺、鉴藏精选，这是攻坚阶段。卡和书都存在著录项不详或有书无卡、有卡无书的情况，需要查漏补缺，反复核对。第四阶段：完善目录体系，回溯建库。后两个阶段由成立的民国文献专题建设小组负责完成。
2．2．2两条腿走路，整理和服务两不误
目前民国文献阅览室正在一边建设一边对外开展服务工作。有专职人员负责整理，也有专职人员提供服务。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使得整理与服务两不误。
2．3团队攻坚、通力合作的图书馆精神
纵观整个民国书库的建设过程，无论那个阶段，都足团体合作的结果。这其中充满着艰巨而又繁琐的劳动，如细排上架、卡书核对、完善目录体系等工作，都是脏活和累活，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尽管分工不同用人不同，但大家都能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使民国文献阅览室得以在较短时问内初步建成并如期接待读者，同时又不影响文献整理工作的继续进行。这种通力合作的精神，是河南大学图书馆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尽管如此，图书馆在鉴藏民国文献资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3民国文献资源整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1选书的标准问题
3．1．1如何界定“民国文献”
这一问题目前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民国文献在时间概念上一般界定为1911年1O月——l949年10月为限的民国时代出版物”。有人认为：“民国文献是指1911年‘’爆发至1949年9月止我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文献。”山西省图书馆在民国文献的保护方面制定了一套方案，提出了“民国文献”与“民国善本”概念，以涵盖1911年(或稍前)——1949年(及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所出版发行的所有文献。按照《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定义，1911—1949年问出版的文献属民国文献。
河南大学对民国文献的选书，上限延伸到清末，下限截至1949年lO月1日之前。笔者以为，图书的出版周期较长，如果以这一时间断限，很多民国时期已经成稿并已纳入出版计划或正在校勘之中却拖延到1949年lO月1日后才出版的图书，或是民国时期出版，1949年底再版的图书，就被摒除在外了。如周谷城主编的《世界通史》(1949年10月初版)，属于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就陆续推出的精品系列图书《大学丛书》之一种，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1996)将其收录其中，“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也将其收入民国文献之列，学术界亦普遍视其为民国学术经典。再如Ck学国文》，1949年9月叶圣陶亲自选定，1949年10月初版；《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集上下册(明代)，东北图书馆印行出版，1949年12月初版本，等等。如此筛选下来的1949年10月至年底出版或再版的书有近500册。这些书该如何处理?
3．1．2期刊影印本的处理问题
民国期刊种类很多，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有788种，其中有一部分大型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小说月报》等)，既有原刊也有影印本；也有少量杂志是20世纪6O年代左右影印的，没有原刊(如《河南》、《豫报》、《拓荒者》、《北斗》等)。这些影印本如何处理?
3．2卡书核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卡书核对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问题：(1)有书无卡现象，有2000余册。这些书可以确定是民国时期的书，版权页清晰俱全但却没有卡片。(2)有卡无书现象，有2500余张。这些卡片确定著录的是民国图书，但书库却无书。(3)问题书500余册。这些书有的没有出版日期，有的版权页不全，疑似民国图书。这些书的界定该如何处理?
3．3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及老号书问题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如下问题：(1)无出版年代或著者、出版者不详。这些现象在原书、卡片和数据库中均有反应。(2)有书无目现象：原数据库没有著录却有藏书。(3)有目无书现象：原数据库有著录却找不到藏书。民国文献阅览室目录体系的完善问题亟待解决。(4)老号书的问题。民国文献阅览室现整理上架对外开放的图书是以《科图法》分类的，但另有老号书(《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存书8400册尚未整理。还有从其他院校合并过来的民国图书，也存在分类不统一的问题。这些书急需重新整理、分类、上架以便读者使用。
3．4保护和使用的矛盾问题
保护为主必然造成使用不便，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问题。民国文献是较为珍贵而又难以保护的群体文献。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民国时期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至100年，民国时期图书的保存寿命为100至200年，在历代文献的保存寿命中，民国时期文献的寿命最短。民国文献的抢救和保护得不到解决，其使用和开发也就无从说起。比如，河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唯一的一套平装本《四部备要》，一抹就掉渣，不能再翻阅挪移，修复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尚有百余本已散架、不能再看的民国图书。对其整理、修复迫在眉睫。
4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4．1关于选书问题
笔者以为，在“民国时期文献”的界定方面，宜宽不宜严。要考虑文献的形成过程、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因素，再结合出书时间综合考虑，不宜划定一个以政治为界标的硬性日期。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苏品红表示，广泛来说2O世纪初的文献都应该归于民国文献。科学地鉴定民国文献，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图书馆工作者应积极借鉴专家、学者、收藏家的学术成果，多读一些书话、书目、书评及版本学、史料学等方面的书籍，为图书馆民国文献的保护和鉴藏工作服务。关于期刊中的影印本，就河南大学图书馆来说，不妨收入民国文献阅览室。如《豫报》、《河南》及河南大学民国时期创办的一些期刊，是最能代表图书馆特色的文献，应加强保护和建设，形成自己的优势。
4．2关于卡书核对问题
卡书核对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工作。本馆的做法是：(1)有书无卡的，在整理的过程中先加上一张白卡待补，再根据书名书号抄录，返回各书库重新找到原卡(已找回卡片2000余张)。若找不到，再补充著录一张完整的新卡。(2)有卡无书的，返回各书库重新查找(已找回图书1300多册)。(3)疑似民国图书的，先放在一边，最后利用《民国文献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进行查询验证，也利用网络进行查询。
4．3关于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及老号书的问题
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图书馆选派了一批文化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专职人员分工合作，协力完成。关于老号书的问题，有的本身就是复本，可以从元数据库中套录，有些则需要重新分类。
4．4关于民国文献的保护与使用的矛盾问题
民国文献的保护与使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只有加强保护才能使民国文献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是全国性的整体系统的规划工程，需要全方位重视和研究，更需要知识、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河南大学民国文献资源虽已整合在一起，但对残破书的修复和脆化书的加固等原生态保护工作还没有展开；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如藏书环境的控制，恒温、恒湿、空气质量标准的检测等。
民国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氛围; 经营
Abstract: using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 adapt to modern city in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power, through the cultural resource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city design, ensure the city public interests and long term interests.
Key words: cultural products;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e;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在南京的颐和路上，一片独特而优雅的清静在喧嚣都市中格外引人神往，路旁高墙深院中，一幢幢各式风格的民国小楼隐现在浓郁的绿荫之中，这就是记载着历史，“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的南京颐和路民国公馆区……随着现代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如何在现展潮流中更加有效的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如何将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转化为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资源和动力，即如何在城市中心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敏感地段进行城市开发，成为我们在探索城市更新过程中一个迫切的研究课题。
就颐和路11号地块而言，以众多民国建筑为载体的民国文化，是本地区最为显著的特征和建设发展资本。规划试图以文化为出发点，将文化贯穿于分析研究、功能定位、空间组织等规划设计过程，将文化底蕴植入11号地块的功能与空间，并使改造后的11号地块能够充分的彰显其极具特色的民国文化。
技术路线将文化与设计相耦合，如下图所示：
文化资源分析-现状研究
区位
基地位于鼓楼区中部，由宁海路、莫干路与北京西路围合而成的三角形区域，占地约2.3公顷。其中北京西路为主干路，宁海路为次干路，莫干路为支路。
11号地块历史脉络环境分析图
历史文化脉络
采用由大及小、由表及里的区域综合分析方法，梳理项目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脉络，进而明确本项目的发展目标与定位。
基地位于颐和路民国公馆区的东南角，通过北京西路、宁海路、中山路、中央路与鼓楼、湖南路、新街口等人气中心连接，是展示民国文化风情的重要窗口。基地周边高校云集，通过北京西路、宁海路等主次干路形成便捷的交通联系，以项目基地为窗口的颐和路民国公馆区民国风情文化消费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十足。基地所在的颐和路民国公馆区，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确定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完全按照首都计划建设的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反映了民国时期的规划思想和特有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公馆区内保存完好的、具有历史意义、或曾为知名人士居住的民国建筑共有25处，其中北京西路42号的原印度大使馆，即位于本基地内。与规划区隔宁海路广场相望的12号地块已经率先进行开发整治，确立功能定位为总部经济、高档商业和文化展览。主要整治方式为对民国建筑的修缮、部分建筑的新建和内部开放空间的梳理整治。整治效果较为显著，环境风貌上已经大为改观，但是否真的是修旧如旧，仍需探讨和研究。
公馆区内的民国建筑多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高级住宅及外国公使馆，灰墙红瓦，中西合璧，反映了近代建筑师运用西方的现代设计手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用地
基地以居住属性为主导，其中绝大多数为一类居住；商业金融用地为中国银行和少量的沿街商铺；行政办公用地为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和宁海路街道办事处；另有幼儿园和停车场各一处。
11号地块用地现状图
现状问题概述：
规模——占地小，利用有局限性
功能—— 规划区民国建筑众多，但大多为私宅，承载民国文化内涵的较少
景观——视觉通达性差，建筑立面斑驳，民国风情展示不足
产权—— 地块功能置换的难度大
未来的11号地块要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融合与整体设计，在业态、功能、道路空间、建筑、街道小品等方面统一构思整合，实现统一风格下的民国风情再现。
文化产品设计-功能定位
案例分析
文化特质引发文化旅游的发展
北京南锣鼓巷: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 以四合院小平房为主，融合餐饮酒吧购物休闲为一体, 是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景点。
文化旅游：人文旅游活动，包括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和民俗、宗教等方面源为主要内容。
定位人群：市民、游客等。
对本基地的启示：适宜发展民国特艺、书画艺术展示、古玩古籍等民国风情文化产业 。
文化特质引发商务会所的打造
徐家汇花园洋房区:位于原法租界区域,洋房区通过对建筑立面、结构体系和建筑功能以及建筑环境都有明确的保护规定,各种保护再利用模式共存。
商务会所：主题功能为商务信息交流平台，商务会谈服务平台，商务研讨及培训平台，招商平台；附加功能：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私人收藏等后勤支援
定位人群：商务人士，中小企业和中等收入以上有一定文化品位人群。
对本基地的启示：适宜发展民国风情会所、俱乐部等。
文化特质引发品质休闲的集聚
上海新天地: 它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成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中西融合、新旧结合，将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里弄与充满现代感的新建筑融为一体。
品质休闲：“创意、快乐、美丽、休闲、体验和时尚” ,快节奏生活的今天,休闲就是“回归”，是一种生活品质。
定位人群：市民、游客等。
对本基地的启示：结合民国建筑、民国文化，将休闲文化作为发展内容的一站式高档精品购物、休闲场所。
功能定位
通过对本基地文化资源和现实发展条件的分析，在案例借鉴的基础上，确定本基地的功能定位如下：
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商务会所的新模式
品质休闲的新场所
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标志性历史地段
内容策划
主要内容
文化旅游 民国特艺、书画艺术展示、文学美术创作室、学术研讨会基地等
商务会所 民国风情会所、俱乐部等
品质休闲 高档精品购物、休闲场所
文化氛围营造—空间整治规划
保护开发思路
保护更新模式：
保护保留：合理保留，以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修缮（一类一级和二级建筑如印度大使馆等）
改善整饰：改善其房屋质量，改善其屋顶形式、立面造型、门窗及外墙色彩（如一类三级和二类一级建筑如干休所住宅楼、中国银行等）
拆除改造：拆除改造，新建建筑的尺度体量风格应与周围传统建筑相一致（二类二级和三级建筑如质量较差且风貌一般的建筑以及违章搭建等）
方案
基地中民国建筑数量众多，本次规划对基地中大部分建筑予以保留，对道路体系以及空间景观进行梳理，并根据地块改造思路不同，规划A、B两个方案。
方案A
考虑到地块规模不大,同时要与12号地块总部经济、高档商业和文化展览的功能相错位发展，规划采用有机更新复合开发模式,具体分为三大主体功能
文化旅游——民国特艺、书画艺术展示、文学美术创作室、学术研讨会基地等。
商务会所——设置具有民国风情的会所、俱乐部等。
品质休闲——高档精品购物、休闲场所等。
方案B
对地块进行局部改造，保留军队产权建筑，保持部分居住及金融功能。将部分居住功能进行置换。改造部分分为商务会所、文化旅游、品质休闲等三大功能片区。具体内容设置同上。
交通组织
对部分院落围墙进行改造，设置贯穿整个基地的步行系统，将各个功能片区串联，创造环境舒适、尺度宜人的步行环境，并设置众多步行出入口，引导行人的进入。局部地区设置地下停车场，解决基地车辆停放。
空间景观
清理整治一环——对基地沿北京西路、莫干路、宁海路立面进行整治，拆除搭建建筑，对建筑立面及围墙进行改造设计，对于历史素材进行艺术的提炼与设计，重现民国风貌。
设计改造三点——基地内设置三处开敞空间，在提供行人驻足休息的场所，并艺术化地展现历史文脉，充分引导和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诉求，戏剧化地讲述场地的故事、更诗化地揭示场所的精神，营造高文化品位的场景式空间。
民国文学范文第4篇
一本78年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一本卖了五年多的影印书，随着“持续的缺货”，突然在网络上火爆起来。
老课本的气质
2005年，上海市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徐根荣在应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邀请为民国老教材系列重印作序时，曾有这样的疑问：一套尘封百年的老课本，在21世纪的今天，会有读者吗?
而五年后的今天，处处“缺货”成为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在最初读到这批教材时，徐根荣便被吸引。他最不能忘那篇当时家喻户晓的《一箩麦》：一箩麦，两箩麦，三箩麦，大家来拍麦。劈劈啪!劈劈啪!小麦新，做面粉，大麦黄，做麦糖。劈劈啪！劈劈啪……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 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这样清新、这样质朴，同时亦掩饰不住幽默的睿智。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千净的竖排文字，淡墨着画，一课一图，别无他饰。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7000多万册。而通过翻阅这套教材，我们依稀能够看见那个开明而热情的年代：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丐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到1932年，昔日仅参与编纂的叶圣陶担负起主文工作，丰子恺则负责插画，这套二人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虽是小学教材，但在当年也算畅销书。这套意像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遗憾的是，上世纪30年代战火硝烟中，改版教材绝版。直至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发现后影印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为课外读本――而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道。
在《收获》杂志副主编、作家叶开看来：“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养目标不是使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老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好教材，坏教材
而老教材被发现，最早却是因着地缘之巧――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是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这里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古旧书籍未来得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五年前尚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编辑的陈宁宁，便是从这故纸堆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而同时被勾连出的，还有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
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陈宁宁曾这样感叹，“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后来，这套教材不仅被证明“小孩子喜欢”，还被国内教育界评定为“有价值”。
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根据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所形成的磐石般链条，简直无懈可击。
奇妙的是，伴随民国教材走红的，还有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不相干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批判》一书本是对如今的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作结，没想出版两个月后，民国教材的热销也捎带着使它再次成为焦点。
2009年，国内对于小学语文教材批评的波浪，一时蔚为壮观，甚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有专文描述转型时期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年后，《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而世――这本书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首先是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孩子》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北师大版《妈妈的爱》等，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其次，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孩子被工具化般地训养，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第三，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而若把《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和这套突然走红的民国教材结合起来看，许多关于当下教育的困惑，或可迎刃而解。
社会怀旧的现实咏叹
民国未远，就在1949之前。
纵然怀旧是中国文化的通病，但照通常逻辑，《开明国语课本》等民国时期老教材重印后，广获好评甚至备受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加以定义，尤其是众多小学生一面捧着它们乐不可支，一面冷落现行《语文》课本的时候。
当我们环顾目下，学生课本不但日益沦为说教的工具，其中《爱迪生救母》等范文的真实性都饱受质疑，就连帝王插图都成了“千帝一面”，不能不说，学生“取舍”间，已然是一种现实的咏叹。也因此，市场的认可足以说明，民国老教材热销绝非文化怀旧，而是人们在中国功利教育下的本能选择。
民国文学范文第5篇
话说一则唐代禅宗的公案，一位修持戒律精进的法师，想与一位禅宗的高僧论高下，过几招，比较谁的境界更高。修戒法师面见禅师便问，如何看待“戒律”？禅师随即答道：“不重持戒，不轻破戒。”也就是说，不标榜自己学戒律，也要同情那些偶尔破戒的修行人，不傲慢，不观过，那位修戒法师闻后，惭愧而退。
上则公案，修律法师刻板，禅师诙谐，得其趣味，会心一笑。尘尘真，尘尘真，尘尘竟是本来人；相相佛，相相佛，无一相不是法身佛。试想，这两位和尚若是画画，断然禅师选择文人画，有趣味，有生理，有机锋。
汉唐，还是宋元？
今天的读书人，固然没有可能成为“礼乐仁和”的古人或者古代文人，况且中国是亚洲遗忘传统最厉的国家，反传统之荒诞莫过于中国大陆。于是，今天玩味中国古代文人画或民国以来的文人画，阅读惯性上缺少认同和基本的进入切口。
在美国，很多的奥斯卡艺人，荧幕上的大明星，可与考古学家一起品评古画、古玩，依然可作高级的发烧友，如汤姆・克鲁斯。可中国大陆，即便是文学、美术、历史学的修学者也很难谈出文人画背后的价值、抒情传统和自觉精神。
当然，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文化的省察得到了基本面的培植和养护，因此，因趣向的不同，有的人选择了汉朝、唐朝为文人画的血缘母体，有的人则选择天水一朝、元代为文人画的持平丰厚。
跨界、记忆、逻辑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进路、理路，看待文人画的历史。都认同相应时期的文人。文人画的文人，非豢养，思想渴望自由，不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不被当时的权利、流俗和礼教宰制，标举画本身气韵、格调和价值。
了不起的民国镜像
1911年后，民国接替了腐败的满清，法统延续，道统却崩塌了，之前的中国文化，也包括文人画，都是“道出于一”，民国后，便是“道出于二”，一端来自中古历史、孔教固有文化，一端来自欧洲大陆、西学的暴风骤雨。在这巨大变动中的文人，他们画出的“镜像”，是面对一切具苦有情的忏情抒怀。
当然，能够看到陈师曾、张大干、黄宾虹、齐白石等等，这些人，在传统的文人画的笔法和道统上有所继承和发挥。当然，后人也能回味如丰子恺等展现的文人画，谦卑就下，有佛教的慈悲，有社会现实，有市井的喜怒哀乐，是一位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这都是民国酝酿培植的大画家、大文人。当然，建国后的漫画家，如廖冰兄、叶浅予、丁聪等，人们依然能看到他们敢于表达的诉求，风骨讽刺也成了文人画的阅读动机。
80年代，文人画再次火热，基本意义在于重新提出晚清以来的中西文明对峙的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要通过80年代重新认知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西古今文明关系的问题。看待文人画，必须拉长视野，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是画家和观者仍然面对的生存语境。
为己之学，为己之画
纷繁时代，对错，胜负，得失，每个人关心的不同。中国是文字阅读的国度，喜欢画面感，喜欢直观，喜欢有情节，总愿意为美术绘画赋予意义和标签。中国人缺少抽象表达的习惯，可是美术、建筑、戏剧早已告别了叙事为主的年代，寻找新的材料和表达，欧洲比中国要早太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孔子强调“为己之学”，多么大胆自觉自由的表达！“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古名”的心态下，就不太会为俗流的商业文明所裹挟。画者、藏者、赏者、评者都有各自的“为己之学”，便会优于“先读标签后看画”的势力肤浅直白。
民国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评论；影响；分析
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世界文坛的绚丽多彩，使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大潮下，对在世界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英美文学评论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当属英美文化差异。世界文坛的绚烂性和多元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文学评论的内容包括戏剧评论、诗歌评论、影视评论、小说评论和散文评论等。加强对英美两国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分析，有利于对英美文学正确的、合理的作出评论，促使文学评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评论的发展概述
通常，文学评论与文学自身是相伴而生的。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艺术结晶，是英美文学的文艺性的表现形式；而英美文学评论则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英美文学的深刻剖析与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广泛而深刻的。同时，在探讨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时，应该站在对英美文学发展史了解的基础之上，故而，对英美文学发展时进行简要梳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1.英美文学发展史概述
英国历史悠久，其文学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从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的史诗到中世纪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到十八世纪的新古典文学，之后又迎来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时期，进入二十世纪，虽然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逐步降低，但其对于世界文坛发展仍是举重若轻。由于受多元化社会大潮的影响，当下英国文学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健康发展。
相对于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的英国文学而言，美国文学的历史是较为短暂的。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建国至南北战争，其在文学上较多的模仿之前的宗主国英国，文学成就较少。但自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度废除，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突破了英国文学的藩篱，开启了一条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的自主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逐步提升，甚至发展成了世界文坛的执牛耳者。
2.英美文学评论发展概述
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通过文学理论来研究英美文学的实践活动，旨在研究英美文学的内在规律，为英美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其形式多种多样，可根据文学作品的形式分为散文评论、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戏剧评论等等。其对读者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文学作品主旨，提高读者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文学作品创作者掌握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了解旁观者的建议与意见，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工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英美文学的繁荣发展，英美文学评论也在蓬勃前进，进入辉煌时代。受多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时至今日，英美文学评论可谓发展的十分成熟了。评论手法的多种多样，评论思想的日益革新也是英美文学评论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语言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化源远流长，同时，英式英语作为英国文化的嫡传正宗，极大的保持了英国良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方面英式英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很好的表现英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是语言方面的原因，多数文学评论家从潜意识里发出对古老语言的崇敬与膜拜，而总是十分小心翼翼的评论英国文学作品，在使用语言方面十分的谨慎、小心。相对于奔放创新的美国文学评论而言，英国文学评论显得十分中规中矩，缺乏张扬创新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传统有关系，因此可以说是英国的民族传统在很大成上影响着英国文学评论。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近代较大的移民国家，其语言使用的仍是英语，但受当地印第安文化影响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者影响，越发的脱离英式英语的藩篱。同时，美国作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其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一个新生体。这些反映在文学评论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文学评论家则无须小心翼翼，显得十分张扬，且极具个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
2.人本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一种理念，它体现了人类价值、本质、地位和使命。虽然，英美文化传统中都极力的推崇人文主义思想，但由于二者的发展历史、实际情况不同进而决定了对二者的文学评论中人本主义的表现不同。在英国的文学评论中对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是趋于保守的，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其文学评论较多的表达的是禁欲主义和神权思想。相对而言，美国文学发展时间较短，受世界多种优秀文化的影响，且美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在之后的发展中又形成了自由、民主、创新的文化创作氛围，所以其文学评论极具民主、自由、创新、冒险的特色，其文学评论思想较为激进。
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文学评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评论者自身的素养；一个人的个人阅历、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兴趣爱好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对英美优秀文学评论造成一定影响，其中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文化差异对评论的影响最大。但通过以上的一番论述，不难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占主导作用的。同时，英美文学评论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胡元潮，阮江军，杜志叶，阮羚，杨帮华，普子恒，姚璋.刍议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J].英语广场，2012（15）.
民国文学范文第7篇
陈永国、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演员。作为20世纪初期英国文坛的一位活跃人物，德林瓦特与哈代、T・S・艾略特、曼斯菲尔德、高尔斯华绥等人均有广泛交游。他还编辑过文学史和多种文学选集，并为许多书籍撰写过导读，显示出卓越的编辑才华。德林瓦特主编的两卷本文学史著作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直译“文学大纲”）于1923至1924年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这部书在他丰富的著作目录里似乎并不怎么起眼，西方的论者在评述德林瓦特时更是几乎只字未提。然而正是这部被西方学者冷落的文学史著作，在它诞生之际，就曾经触动了郑振铎这样一位睿智的中国学者，并在悄然间引发了20世纪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21世纪初，陈永国、尹晶两位中国译者更是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推出此书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德林瓦特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部书竟有如此奇妙的中国缘分。
随着人类知识交往和联系的密切，20世纪初，西方世界出现了多种世界文学史著作，美国有约翰•理查生（John William L.Richardson）和杰西•欧文（Jesse M. Owen）合编的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1922），还有约翰•梅西（John Macy）编著的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1925)，英国则以德林瓦特的这部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1923-1924）为代表。之所以是“世界的”文学史，是因为这部书与其他几部西方的世界文学史著作一样，将东方文学纳入眼底，尽管这种选择和吸纳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原著章节安排的主观倾向性与不平衡性。如第一章先讲“世界的古籍”，论述了从迦勒底文学到埃及文学，从中国的孔子著作到印度的《吠陀经》，从拉丁文学到希腊的神话与传奇等广泛的世界文学。此后仅在第五章论述了“东方的圣书”，其余章节均以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论述为主。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以及成就辉煌的近代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编著者也没有给出更多的篇幅，反倒给一些英国文学史上的“非世界级”作家列出专章或专节，使得原书更像是一部贴上了“东方标签”或“世界标签”的英国文学史。原著虽然有大概的时间顺序，但章节的安排时而以时代命名，时而以作家命名，时而又以文体命名，显得驳杂芜乱。这些都是德林瓦特的局限所在。
原著的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编著者十分注意文学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在行文过程中尤其注意作家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及左右牵连，各国文学之间（主要是欧洲文学）的连带感、交叉感、整体感得以强化和突出，原著也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比较文学批评特色。在原著者心目中，比较民族文学之间的高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因为他们同是“民族的荣耀”，之所以进行比较，其目的是了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学。原著还尤其注意翻译文学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益处。例如在第二章“荷马”中，比较了荷马史诗的不同英文译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论述了“《圣经》的翻译”与“作为文学的英文版《圣经》”等。在评论上，原著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德林瓦特本身是一位诗人，对许多古代和当代作家都有过传记评论。因此，语言的诗意、灵感的跳跃、评论的精到构成了原著优美流畅的写作风格。尤其是他精心选择了大量优美的引文和华丽的插图，使得原著（包括译著）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大大增强。
这部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出版后，很快引起了中国学者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在其编纂的同名著作《文学大纲》的序言中写道：“编者尤其感谢的是John Drinkwater，他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的出版，是诱起编者做这个同样工作的主因。”郑振铎此处虽然着墨不多，但足见其受到了德林瓦特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框架结构的刺激。郑振铎对德林瓦特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受美国人莫尔顿世界文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文学的统一观”，并认识到莫尔顿的文学思想实际上仍是“以一国为出发点”的，并不彻底，因此希望有一部“人类的文学史的出现”（《文学的统一观》，原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8期）。由此，德林瓦特此书自然而然进入了其视野范围。鉴于西方人编著的世界文学史著作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给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足够的重视，郑振铎决心编纂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德林瓦特原著有过分渲染英国文学成就，忽视其他民族文学的倾向，而郑振铎编纂的《文学大纲》中，更多的是突出和平衡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学的整体。给郑振铎编纂刺激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当然不止德林瓦特这一部，但毫无疑问，这部书也使他看到了西方学者的偏见和局限，是一种有益的“反影响”。德林瓦特在原书中也时常以世界文学的理念评估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这对郑振铎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世界文学观念不无裨益。
其次在内容方面，郑振铎《文学大纲》的第一卷以及以后各卷多处都是对德林瓦特原书的翻译、编译或节译，甚至在语言风格上也保持了原著亲切和诗意的特色。插图也大量沿用原著，这种“图配文”的形式或许还启发了以后郑振铎编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此外，《文学大纲》还沿袭了原著每章后列出的多数参考书目。对于这些，我们不能讳言，也不能过高评估郑振铎文学史书写的原创性。如有论者在谈郑振铎编辑《文学大纲》的优点时，认为它“注意文学的翻译与跨境流传”，并举出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的例子。这一点以全书整体而言当然没有问题。但这一特色实际上是对德林瓦特原著特色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包括菲茨杰拉德的例子）。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先是在1925年及以后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后于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了四大册，被公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可谓走在了国际范围内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前列。我们在评价郑振铎编纂功绩的背后，更应该注意的是郑振铎的翻译和编辑才华，以及他对包括德林瓦特原著在内的西方参考资料的扬弃。
民国文学范文第8篇
牟宗三由此进一步断言，西方人虽有野蛮，却不像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杀戮的残忍；西方人也有战争，──世界大战似的战争，但他们的战争的意义却比中国的人的战争高尚一点，丰富一点，进步一点。“大家又说中国人好和平，其实并非好和平，乃是形而下的具体物不足，没有力气来反抗，只好吃哑吧亏！”[32]牟宗三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人的批评确有其见地，而且他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也没有全盘否定儒学[33]，他的用心只在于改造中国文化，重塑中国人，然而他批判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人的标准与心态是西方文化的标准与西方哲学的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与自由主义有颇为接近的一面。这与他归宗儒学，接上中国文化大流之后的心态相去天壤之远，判然不同。若顺他早期的心态发展下去，他真有可能跑到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的系统中去。但是，他没有，从他对自由主义的同情、欣赏和批判，以及早年与的顶撞[34]中，可以看出牟宗三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牟宗三从逻辑与西方哲学复归于中国哲学，承接儒学的慧命，起而批判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鼎足而三，全由熊十力这位导师所陶冶所启发。因此，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心路的开启之极是无人可以企及与代替的。熊十力足以称为牟宗三的精神生命之父。
注释：
1、 本文选自作者《契接中西哲学的主流——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原《从逻辑思辩到哲学架构——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与进路》第一部）第四章第二节的第一部分，标题有所改动。
2、 〈牟宗三先生学行事略〉，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民国85）年版，页2。
3、 此话原为牟宗三1931年住云南大理文化书院时所讲，以后写入自传，是为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关系所作的历史定位之论。见氏著《五十自述》，同前，页100。
5、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前，页86。
6、 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见氏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民国67）年版，页189。
7、 参见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牟著《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民国73）年版，页251。
8、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上，页107。
9、 同上，页102。
10、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讲话〉，见氏著《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版社，1984（民国73）年版，页255。
11、 同上，页188。
12、 对此，可能会使人产生疑问，因为熊氏在致韩裕文的信中明确地说：“汝非天才也，吾望之者，取其笃实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可以学礼，笃实可以成学。吾年六十以上，一向无人可语，聪明过汝者，非无一二，然恐终不离粗浮之痛耳。吾舍汝，其谁望矣？汝不自发真心，只作得一世俗所谓好人，吾之学其已矣，此方先哲意思无可托矣。吾年已至衰境，向前日月，能有几多，此可念也。”（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320～321。）这段话中的“非无一二”中的“一二”是指唐君毅和牟宗三。唐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及此事，可以为证。他说：“故熊先生尝与友人韩裕文函，谓吾与宗三皆自有一套，非能承其学者，而寄望于裕文。”〔见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黄克剑编《唐君毅卷》（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920。〕熊氏原没有选中唐或牟为衣钵传人，而是选中了韩，认为韩虽不及前二人聪明，但却“笃实可以成学”，他担心前二人“终不离粗浮之痛”。相比之于韩，唐牟在哲学上已各自有一套。（此是熊氏的担心所在，因为如是，则难有精进，不能传熊氏之道。）那么，牟怎么成了熊氏的衣钵传人呢？因为后来（1947年），韩留学美国，英年早逝。这可能是使熊氏不得已而一改初衷，把衣钵传给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牟氏也曾写过信给熊，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否则您是传不下来的。”（见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牟的话自是有些狂妄，但也道出了实情。看来，熊氏最终也只能把衣钵传给牟了。大致上讲，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牟成为熊氏哲学的衣钵继承人是历史事实，早已为当代新儒家所接受。
13、 仿琼斯和弗洛姆描述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见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56 。
14、 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民国85）年版，页85。
15、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的智慧方向〉，台北：《鹅湖月刊》，第11卷第5期（总第125号），1985年11月。
16、 《原儒》上卷于1954年春起草于北京十刹海寓店，中秋脱稿，翌年印有百部。下卷草于秋天，至1956年夏初脱稿，印存如上卷。1956年冬，全书再印，作为初版行世。
17、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同上揭书，页264。
18、 陈荣捷〈当代唯心论新儒学──熊十力〉（陈瑞深译注），见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421。
关于《原儒》一书是否标志着熊十力的基本思想或态度已经改变，或它是否改变了《新唯识论》的基本论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牟宗三、陈荣捷、刘述先、姜允明等都认为从《原儒》一书看熊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没有改变。（刘的观点见〈先父刘静窗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在晚岁通信论学与交往的经过〉，刘编《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姜的观点见其《从〈原儒〉看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收入氏著《当代心性之学面面观》，台北，明文书局，1994[民国83]年版。）徐复观的学生翟志成于1987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孔学会议”上发表〈论熊十力思想在1949年后的转变〉一文，后收入氏著《当代新儒家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民国82]年版）一书，批评了陈刘二先生的观点，称陈是“全不变论”的代表，刘是“外王学转变，内圣学不变论”的代表，而提出“外王、内圣俱变论”的观点。又于1992年在《当代》杂志第76～78期刊出〈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一九四八～一九五0）〉。后收入氏著《当代新儒家学史论》（同上）一书。翟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对他的观点，刘述先先生作出了反驳的回应（见刘述先〈对熊十力先生晚年思想的再反思〉，台北：《鹅湖》，1992提第3期〔总第201号〕）。此外，郭齐勇先生亦对翟文进行驳正（见郭齐勇《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翟志成〈长悬天壤论孤心〉》，“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论文，北京，1993年8月，后收入会议论文集，见赵向东主编《中国智慧透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并又写了《翟志成“审定”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此外，余英时先生也对熊氏发表过有关评论，认为熊氏与梁漱溟是极少数能在压力下坚持原则信仰的人，但是就熊而论，他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中把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虽是“不得已的适应”，但也多少反映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那种“社会主义理想”的“炫惑”。（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义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页19。）
19、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的智慧方向〉，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见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1991年5月。
23、 见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广国民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6（民国25）年6月24日。
24、 参见同上。
25、 牟宗三〈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宇宙旬刊》5卷2期，1936年。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