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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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结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引进了效用与需求的概念，进而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结构的设置；对称的规则又导致“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资本论》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继续深化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却可以得出一个有差异的结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我们面临许多需要理论回答的实际问题：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这些，都提出了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的任务。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马克思在集中分析商品的两个因素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生产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作为相同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为商品的价值。价值的量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
在当前信息化知识经济新形势下，作为商品价值源泉的劳动，同《资本论》写作年代相比，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1.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论》主要是指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以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一部分劳动，即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而言的。而把从事商品形态变化(买卖商品)方面的劳动以及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许多服务部门的劳动，都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第三产业迅速扩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部门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但生产无形产品和劳务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了。不仅把流通部门，而且把第三产业中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服务的众多经济部门包括进来。这些部门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非物质生产的生产劳动，其抽象劳动同样凝结为价值，其价值量同样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2.科技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强化马克思重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资本论》第一章谈到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以后，在第十一章谈到协作时又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对于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是必须进行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在《资本论》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表述得很清楚。“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总体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行了。”在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手稿部分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更明确指出，在“直接商品形成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清楚地说明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工作者，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者。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已经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知识和智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经济资源。当代市场竞争，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劳动分工的细化，生产过程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这些是一百多年前《资本论》写作年代不可能预料到的。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极大的强化了。
3.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一是就创造价值的“总体工人”来说。当代社会生产由过去的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向以脑力劳动为主，整个劳动者队伍日益趋向知识化、技能化、白领化。“总体工人”中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比例增加了，“总体工人”的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了。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总体工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了。二是就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个体来说。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的所有劳动者，形成其劳动能力基本要素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素质都提高了，劳动能力中脑力劳动的成分增多了，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说，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其创造价值的能力都提高了。
4.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市场作用加大劳动价值论指明，决定价值量的不是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指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每一种特殊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如果某种商品生产的数量超过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它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达不到其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不应求，从而使价格高于价值。如此调节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要从世界市场来看，如果一国生产不能达到世界市场水平，其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超过世界市场正常生产条件的劳动，就不能形成价值;另一方面，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某种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供求关系来看。马克思十分了解世界贸易和国际市场的作用。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叙述方法，《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基本上舍弃了国际市场这一重要因素。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应从全球化角度把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考虑进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与认识。
二、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由私人雇工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私营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怎样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不是劳动，创不创造价值?怎样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收人，是劳动收人还是剥削收人?这些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给予全面的认识。 关于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必要性和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指出了其属于生产劳动范畴，同体力劳动者一样创造价值。同时，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必要性，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学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管理是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一种职能;一方面，这种职能又是剥削雇佣工人所需要的职能。据此，有的论者认为，资本家的管理活动服从于管理的第二重性质，从属于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不属于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资本家的一切收人都是剥削收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能由某一重性质就否定另一重性质的存在与作用，不能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进行的管理，就否定由社会劳动过程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的生产性。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过:“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人产品价值的劳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肯定了资本家作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管理者的劳动，是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属于形成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下，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劳动就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新生社会阶层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私营企业主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并且，如果他有高水平的管理知识与技能，或者同时从事企业高科技产品研制开发工作，兼有企业管理和科技工作职能，则他就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主，而是民营企业家。他的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是高级的倍加的生产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也应看到，私营企业主的收人，尤其是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收人，除了相当于管理劳动报酬和科技劳动报酬的高工薪收人外，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人。这种资本收人，虽然按其本源来说，都是劳动者提供的无酬劳动，属于剥削收人，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剥削收人，是私营企业主，按其所提供的“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所得，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下的非劳动收人。它为国家增加税收，为社会提供积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其现实的积极作用，简单化地把劳动和资本对立起来，以劳动和剥削作为是非取舍的绝对标准，而不切实际地予以歧视和否定。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
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有一些论者认为，我国现在既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表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与现实不符了，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根据。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得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价值创造，都是价值的源泉。有些论者还引证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混淆起来了。他们谈论价值创造时，实际上指的是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论断时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他还引用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就使用价值说的，并不是说劳动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揭示了商品价值的源泉是一般人类抽象劳动，价值是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的结晶，不包含任何物质元素。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至于构成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的源泉，则包括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源两个方面。使用价值(财富)的创造，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进行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劳动并非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其次，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了。有的论者鉴于确立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现实，提出劳动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以之论证现行收人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事实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不同的规定性。价值创造与劳动有关，价值分配则与要素所有权有关。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分配，则是由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只要存在所有权差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要参与价值的分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人，是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如果他不能通过所有权来获得收人，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实现，就是否定了所有权，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正在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研究。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提高中国教育研究水平，14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部）负责人、32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于2017年1月1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共商加快教育研究发展、提高教育研究质量之策。大家一致认为，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
实证研究是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赞扬“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他们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报告，提供了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宝贵材料。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就是实证研究的光辉范例。
实证研究是思想观念、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的有机统一。纵观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转折点，其重要成果是教育研究学术深化的里程碑，为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和国际教育理念更新提供了可靠支撑，也为鉴别学术观点和教育理论的正误提供了根本保证。实证研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风，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强调的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强调第一手资料、强调学术规范的良好学风。
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强调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实证研究具有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采用实验研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考古研究、文本分析、案例研究、观察记录、经验筛选、计算机模拟等方法，都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实证研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新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当今国际教育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实证研究明显落后，长期以来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实证性研究论文，不足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不少人对实证研究的认识片面，把实证研究与思想性、理论性对立起来，把实证研究与低水平、碎片化联系起来，把实证研究与统计研究画等号；不少人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重视不足，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不系统；不少人研究态度不严谨，对学术基本规范不能严格遵守，甚至存在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同时，从支持实证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来看，也存在很多制约，特别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数据统计和公布不足，支持实证研究的经费不足，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未能反映实证研究的地位和重要性。由于缺乏实证研究，导致我国教育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应对重大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为此，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大力推进教育实证研究。具体措施如下：
加强教育实证研究课程建设与青年教师培训
组织具有丰富教育实证研究经验的优秀教师开设教育研究方法课程，加强教育研究方法课程任课教师的专业培训，提升教学水平，大力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证研究方法素养。
提高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数量与质量
32家教育杂志和光明日报等学术媒体，为优秀教育实证研究论文提供发表平台，不断加大刊登教育实证研究成果的分量与力度。
办好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
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自2015年创设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在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依托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单位，办好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努力打造全国知名、世界有影响的教育实证研究成果交流与展示平台。
编译出版国际教育实证研究优秀成果
自科学的教育学诞生以来，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教育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系统规划翻译出版这些作品，为教育学人提供学习范本。
集辑出版我国教育实证研究优秀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者筚路蓝缕，也产出了很多优秀的教育实证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问题。系统整理和集辑出版这些作品，丰富教育实证研究资源。
改进教育研究成果评价标准
在教育研究成果评价、教育研究项目评审、教育优秀成果评选等相关环节，把是否进行了实证研究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加大教育实证研究项目比重
建议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中，逐步扩大教育实证研究的立比例和资助力度，鼓励广大学者开展教育实证研究。
设立“教育实证研究优秀成果奖”
设立教育实证研究专项基金，每年颁发“教育实证研究优秀成果奖”，表彰在教育实证研究中取得显著成就的研究者。
“中国教育实证研究年度报告”
以实证研究作为评判尺度，教育实证研究年度报告，探索建立教育实证研究发展指数，反映中国教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激励教育实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加大教育数据公布力度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本刊主要发表下列领域有创新高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资本论》研究、理论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新进展、经济学批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学术争鸣、产业经济学、财政与金融研究、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企业经济与管理理论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区域经济等。本刊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征稿，来稿务请注意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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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刊严格遵守学术第一、科学至上的原则。追求原创性、前瞻性和创新性，关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文稿应主题鲜明、立论新颖、论述清晰、体例规范。文稿一般控制在10 000字左右。
3. 选题要求。理论研究能科学地解释现实问题，能有效地指导现实问题；应用研究必须有一定的普遍性，必须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方法研究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必须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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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 企业理论; 规模; 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137-06
在科斯1937年发表著名论文《企业的本质》以前以及在其后的30多年里，企业理论并不是经济学中的主要论题，而是散布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厂商理论中。在新古典光环的掩盖下，企业理论被大大忽视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的逐步确立，企业理论才逐渐成为一个流派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这些被埋没的文献中人们仍然能够发现那些对企业的深刻见解。许多论题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重要阐释下，仍然可以焕发新的活力。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在国内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被忽视和淡化了。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在《序言》中，马克思做了如下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这一经典论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对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各种关系进行科学抽象，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反映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总和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然后把这两层关系又归结为生产力，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进行深刻剖析。刘凤义、沈文玮认为这一方法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和演变问题；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 在生产和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2］(P38-42)。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因此，这一企业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建立在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假设的基础上，而是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中，个人与制度整体存在着辩证联系，个人是一定制度中存在的人，而制度又是无数个人共同形成的制度。先于制度的个人或先于个人的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研究历史的、现实的个人行为，必须将其置于具体制度中；同样，研究制度也必须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行为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人，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3］(P12)。马克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物质利益内容的抽象假设上，而是深入研究个人物质利益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内容背后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深刻揭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工人工资的本质，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统治劳动的经济性质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企业资本正常循环和周转的内部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通过对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的个人利益不完全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利润平均化规律支配的。
从唯物史观和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对企业的分析既不是单纯局限在生产领域，也不是单纯局限在流通领域，而是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用系统的动态发展观研究企业问题。由于运用系统的动态发展观，所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企业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的微观主体，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经济系统”。马克思认为，企业系统最深层的关系是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的本质经济关系不是平等、民主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表层关系则表现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把追求最大化利润作为经营理念，人与人在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都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劳动者之间是分工协作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交换的关系等。系统的动态发展理念贯穿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全部，这一点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在第一卷，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主要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本质和经济性质等问题；在第二卷，马克思再从流通方面考察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第三卷，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运行的经济实质。总之，马克思正是通过运用生产过程和流动过程相结合的分析范式，才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深层本质关系，而且揭示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表层关系，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企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全部认识过程。
二、马克思的企业起源理论
企业是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达到一定程度、私人劳动在创造与实现价值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欧社会的私人手工生产者直接面对巨大且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跳跃”也更为“惊险”；同时，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进行技术变革的内在激励，加速了同一部门生产条件的分 ［4］(P34-39)。这表明有必要通过某种一体化的组织实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社会性结合。此外，16世纪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运动，形成对分散的自由劳动力进行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力量，为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准备了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较多的篇幅，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地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条件和原因，主要可以将其归结为四个因素：
一是协作。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对商品需求的增长，个体小生产在生产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协作这种联合生产的最初形式的产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5］(P358)协作之所以成为企业的起点条件，是因为协作提高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协作和分工是两个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协作使劳动过程相互结合，分工则使劳动过程相互独立；为了提高生产力，协作要以分工为基础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劳动，而分工则需要通过协作创造出一种超越个人劳动力的更高的劳动力。马克思从九个方面分析了分工协作的意义：一是分工协作可使相互间的劳动差别抵消，形成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二是分工协作可以使生产资料因共同使用而得到节约；三是分工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集体力；四是分工协作引起竞争力和特有的精力振奋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五是分工协作可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而提高劳动效率；六是分工协作可以同时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而缩短总劳动时间；七是分工协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急任务；八是分工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九是分工协作可以集中劳动力以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约非生产费用。马克思从协作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把握住了总体劳动和单个劳动的区别，这种区别从现代的观点看，即是企业与市场的区别。
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认为，协作自古就有，但资本主义协作和过去的协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形成的关节点。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马克思通过剖析W-G-W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秘密。他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 ［5］(P19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三是追求利润。马克思的分析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不仅是要生产产品，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是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是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利用劳动的协作形式来组织企业，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节约预付资本，节约生产性费用和流通费用等各类费用，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及必要劳动时间等各类时间，其内在动力在于追逐利润。在追求剩余价值方面，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经验动机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这些当事人行为的客观意义。追求剩余价值，即谋求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存在中的行为的客观意义，被假设为普遍的动机，或支配行为的普遍准则，而实现某种水平的利润或利润率， 则是外化的经验行为 ［6］(P30-42)。
四是最低资本额。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取决于所雇佣的工人数，而要雇佣一定量的工人，就需要有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即形成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而这必须大大超过“小业主”所雇佣的人数 ［7］(P35-40)。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企业如何起源的分析的结论是：在一定的技术和协作的基础上，为追求预期利润而用相对最低额以上的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及相应的其他生产要素，作为生产组织，企业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企业起源的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用动态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最终又被具体的历史过程所验证。马克思对企业起源的分析与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析相比，更具有历史真实性，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从而使其理论表现为内生性的企业理论。
三、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
马克思不仅对企业的起源问题有着深刻的论述，而且对企业的发展规模也有着详尽的、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不仅从技术角度解释企业的规模决定问题，还结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规模变动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对企业规模的讨论同样是和唯物史观相联系的。马克思把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制度变迁，看做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看做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家组建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追求剩余价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欲望使资本家愿意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资本家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是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力量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数量。在资本家统一指挥下工作的工人人数和机器设备都是由企业分工的技术力量决定的，工人人数的比例必须符合生产工序的要求，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结合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
二是资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马克思在讨论手工工场时认为，一个企业的建立，既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够支付多大的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又取决于资本
家能够拿出多少资金作为不变资本的投┤ ［8］(P19-25)。
三是管理监督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和生产资料的运用进行协调会产生困难。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协调有能力上的限度；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又会引发监督管理上的困难。“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5］(P406)“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5］(P407)
四是流通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中纯粹流通费用是一种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将其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却要在利润中予以扣除。纯粹流通费用所占用的资本会影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从而影响企业规模。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推动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扩张，而分工的技术要求、管理费用、资本集中度、流通费用则是企业规模扩张的限制性因素，两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资本论》还用大量的篇幅，客观描述了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简单协作（企业萌芽形态）工场手工业（企业初级形态）工厂制度（企业发展形态）公司制度（企业高级形态）；从资本形态的概括，还展示出另外一种企业演进的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
首先，从简单协作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制度。作为现代企业萌芽形态的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认为，随着决定企业形成因素的发展变化，以企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其起源有两种方式：一是混成的工场手工业，二是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马克思还详尽地分析了企业内部分工的特点及与市场条件下分工的区别。并认为，正是基于技术性质的分工协作提高了企业效率和利润，作为企业初级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才占据统治地位200多年。
其次，从工场手工业制度到工厂制度。马克思指出，虽然工场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但其狭隘的技术基础和本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必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以机器和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工厂制度从效率与剥削两个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以机器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具有效率优势和剥削优势，因此很快征服了手工业、农业和交通等一切产业部门，占据社会经济支配地位。企业使用机器的界限是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资本主义企业使用机器的界限在于，只有机器的价值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时，才会使用它。这就是说，企业使用机器的规模扩张有其经济（制度）均衡点。
再次，从工厂制度到公司制度。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了股份公司产生的必然性。19世纪30年代开始掀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由于投资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增加，单个资本难以突破进入壁垒，同时也无力承担投资风险。股份公司由于既能分担资本风险，又能快速集中资本，因此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进行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已经十分发达，这就有可能通过银行信用这一中介，使单个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联合起来，组成股份公司。因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9］(P499)
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界限是清晰的，它们是两种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存在于企业与市场中；生产性是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材料或初始商品会改变其性质或形态而形成新的商品；市场交换只是完成商品在不同主体间的权利转换；由技术进步和分工协作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费用对决定企业规模起着更多的作用 ［10］(P46-51)。
四、马克思的企业治理结构理论
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是企业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引起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用现代企业理论的话语解读，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企业的目标、行为，以及在企业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供应商和用户等中，由谁来控制企业，怎样控制企业，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 ［11］ (P118-12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人为单位按照一定的关系形成的一种组合，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论述包含了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刻分析。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与劳动间的雇佣关系以及其他经济权力关系视为一成不变的范畴，而是认为，人们在生产系统中对各种资源的支配能力以及权利的分配是社会生产系统性质的集中反映，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在处理“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命题时，马克思提出了动态的“资本雇佣劳动观”，他首先阐述了资本与劳动间的关系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其次分析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后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生产模式；最后分析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必定被“劳动自主型”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契约关系不能从孤立的、个体的、静止的交换关系来认识，因为这种处理方式不能真正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只能在 “自由”、“博爱”、“平等”的语境中将冲突归结为利己心支配下的私人利益的冲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 是他们的私人利益……”［5］ (P199-200)因此，马克思认为应当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把握资本与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雇佣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之所以在私有制市场交换体系中起着主导地位，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享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其原因并非物质资本从来享有对人力资本的控制权,或者人力资本更具有流动性，物质资本的专用性更强，或信用不发达，劳动者得不到资本的借贷和租赁等。从历史的实践看，物质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并没有享有对人力资本的支配权。如在封建行会体系中是拥有技术的作坊师傅享有支配权 ［12］(P12-19)。其原因在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种社会因素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质变是社会生产方式质变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体系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当分工协作体系和机器体系没有出现以前，资本并不一定享有对生产的控制权力和完全享有索取剩余的权力。因为从封建作坊游离出来的工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的生产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技术工人在劳动价格的谈判中具有有力的地位，使资本家无法通过各种手段来剥削工人，并且技术工人享有一定的生产控制权和决定权。“在资本的开始阶段，它对劳动的指挥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和几乎是偶然的性质。”［13］(P331-332)
雇佣关系被作为一种社会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关系必须以分工和机器体系的出现为基础。其原因在于：
一是在分工协作和机器体系中，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生产效率，从而拥有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了支配各种生产资源的能力，也就拥有社会谈判的力量。
二是机器简化了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工人进一步分离，加强了资本家的权威，弱化了工人的谈判力量。
三是“一个单纯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5］(P367-368)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不体现在资本之上，而凝结在活劳动之中，那么，资本于劳动的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在此阶段成为“多余人”。资本雇佣劳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它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的这种动态的雇佣观体现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反映以下命题：一是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状况。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及其性质决定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那些决定并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体系生产效率的要素享有对其他要素的控制力，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当配置给那些对效率体系最为重要的要素所有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动态 “资本雇佣劳动观”可以从更深层次把握企业治理结构发展的基本规律。各国企业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不应当简单地从某种主义出发，将某种制度模式奉为信条，强行要求各种经济主体选择这些制度安排；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多样化的企业治理安排。
五、结语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内在规律，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生产的微观载体，研究了资本主义企业起源、规模发展和治理结构，给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图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理论的许多分析逼近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诸多论题――企业的性质、权威、内部劳动力市场、监督、企业能力、企业的边界、不确定性、治理等，同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和严密的逻辑。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企业理论动态、发展的分析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我们科学研究企业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启迪。
（顺此感谢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葛扬教授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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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7篇
1）说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2）简述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自己的见解
1）研究意义：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分析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一个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落后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
应用价值：深入研究分析云南交通不便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交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制定相关的政策以更好地协调交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1.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关于 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王庆云《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2.云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地区偏远，公路的不通畅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瓶颈——李容平《论高速公路的修建对云南经济发展的促进》；
3.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是较复杂的，是多元复合关系。它需要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何满喜《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见 解：
云南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落后，应该加速工业发展，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优势。加快产业的发展，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发达便利的交通是基础。
云南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不论是修建铁路、公路、机场还是整治航道、敷设通讯线路都需要较高的投入，加之云南经济落后使其交通运输市场有效供给能力较低，结果云南便陷入“愈落后愈无力改善交通，愈无力改善交通愈落后”的恶性循环。
研究的主要内容：
1．云南经济发展概况
（1）经济发展阶段
（2）产业结构分析
（3）结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分析
（1）工业化迟滞，特色产业（如旅游业）发展受限
（2）边缘化的困境
（3）分析前两项得出结论：交通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
（1）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宏观分析
（2）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微观分析
4.解决经济发展落后的对策
（1）产业发展：需要交通的先行
（2）边缘化的困境：需要交通的改善拉近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距离
主要研究方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定理分析法、相关分析法
研究进度计划：
第一阶段：选题阶段（2010年5月至6月上旬）。确定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撰写指导教师，并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选题。
第二阶段：开题阶段（2010年6月中旬）。学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开题答辩，顺利通过开题报告。
第三阶段：初稿阶段（6月下旬至9月中旬）。学生通过认真调研、资料检索等，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初稿并提交至指导老师处，由指导老师提出修改意见。
第四阶段：定稿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学生依据指导老师的意见，对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认真修改，进行定稿。
第五阶段：答辩阶段（2010年11月上旬）。根据安排，统一进行答辩，完成对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
第六阶段：后续工作处理阶段（2010年11月中下旬）。根据成绩评定，要求不合格的学生限期修改，并完成毕业论文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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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产权制度，会计目标变迁，交易费用
会计的发展与产权经济发展的关系既十分密切而又历时久远，无论是产权经济的发展对于会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是会计的发展对产权经济的重要贡献都是与生俱来的（伍中信等，1998）。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产权经济（郭道扬，2004）。
一、现代产权制度：会计目标重构的理论基石
科斯关于企业合约理论的中心是把企业理解成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周其仁，1996)。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这一系列合约包括非人力资本投入者(股东、债权人)、人力资本投入者(经营者、工人)、产品消费者、原料供应商、政府之间的合约。在这些合约关系中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根据科斯定理所有合约都是等价的，即同样有效率。但是由于现实世界中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而交易费用也无所不在，因此，,不同合约下企业的效率是不同的。产权经济学派指出：市场运行之所以存在缺陷，其根源在于产权界区混淆，由此造成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障碍，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交易费用，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只要存在交易费用，产权的合理界定和构成，就会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从最早的单一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有限责任公司制、最后到今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其实也正是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合约演进过程。“体现产权结构、反映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识称为20世纪会计发展的根本使命。会计理论和实物的环境无不充满着产权主体变化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会计的职能无不体现出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一切会计规范和会计准则的建立、都甚在节约交易费用、维护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益（康均，2004）”。
二、产权制度变迁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相互分割，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因此，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从产权结构上看，多为独资或合伙企业，在法律上称为自然人企业。自然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产权制度上，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产权和管理权是统一的。按照团队理论的观点，在古典企业的合同中，分配和激励条款是不对称的，团队成员从总产出中获得的报酬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同的。企业中的工人得到固定的工资，而集所有权和管理权于一身的企业所有者同时也是企业的监控者，并拥有剩余索取权。这一时期的产权制度决定了会计具有核算的功能，也仅仅有核算的功能。它单纯地来提供一些比如收支、资产、负责、损益之类的历史性信息。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市场规模急剧扩大。而产业革命则使机器化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需要。这时，自然人企业的产权制度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便是：产权的可转让性和流动性差，在具有多种合伙人的情况下，任何产权制度的调整都要求所有成员的同意，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产权变动、交易的困难，无法迅速集聚资本扩大规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要求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论文提纲怎么写。首当其冲的便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企业的管理者不再是古典企业中的所有者，而是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公司资本的双重化，使资本的所有者和职能资本发生了分离，在两权分离并且拥有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和拥有财产经营权的经营者是在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委托方关注着受托资源的保值与增值情况，委托方可以向受托方提出各种管理受托资源的要求。受托方如未完成既定的受托责任，委托方可以更换受托方。受托责任这一概念开始真正进入会计目标的范畴。
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化和资本的趋利性流动，社会资源逐渐分散化，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在大多数公司，尤其是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十分分散。众多分散化的小股东在公司经营中直接行使所有者职能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小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公司决策，而是以获取资本利得为目的，或者说，众多小股东的持股目的不是参与公司决策获取长远利益，而是通过股票价格获取资本利得的短期利益。这样，原本明确对应的委托关系开始逐渐模糊化，原本在委托责任下既定的委托关系逐渐演化为个人的决策——在股票市场上“以脚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持有或抛售特定公司的证劵。此时，投资者就迫切需要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来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投资决策，借以降低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此，决策有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正如R·瓦茨与J·齐默尔曼(1983)所讲：“会计与审计都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会计目标是随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而变迁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其实并无好坏、对错之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都是本着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权益、降低交易成本的宗旨。
三、产权理论视角下的会计目标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产权具体表现为一组权利体系，包括占有权（指对财产的直接控制权）、使用权（即经营权）、收益权（是人们拥有产权的利益所在）、处置权（即决定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权利）等，这些权利体现为所有权，即产权。从法学角度来讲，产权可以被定义为“主体拥有的对物和对象的最高的、排他的占有权”。根据这一理解交易费用，笔者认为一切对企业具有任何形式排他性的某种权利的个人或组织都是企业的投资主体。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对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决策权；经营者拥有对企业财产的经营权；债权人拥有对企业的债权而请求企业偿债的清偿权（也可以说债权人是企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所有者）；债权人对政府对企业拥有税收征管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单向债权)，因而我们可以明确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都是企业的产权主体；另外资本市场上广大的资金供应者也可看作企业潜在的产权主体。由此，可以认为，会计应该是为这些现实的或潜在的产权主体服务的。
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在存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企业这一契约集合，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合约的不完备就理所当然了，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这样，在不同合约下的企业效率是不一样的。会计可以提供有助于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政府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定量信息。而交易费用的核心部分就是信息费用，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说，会计是降低信息费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影响到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不论是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都是为了满足个产权主体的利益要求，节约交易成本，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这个意义上看，产权制度视角下的会计目标起码应被赋予——节约各产权主体交易费用——这一本质内涵。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郭道扬．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J]．会计研究，2004．（02）﹒
康均．20世纪美国产权会计发展研究[J]．会计论坛，2004，（02）﹒
伍中信．产权与会计[M]：上海：立信出版社，1998﹒
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美]R﹒L瓦茨， J﹒L﹒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