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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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比较的视角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 兴起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09-08
所谓“当代经济伦理研究”，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说，它意味着一个专门的理论领域，并逐步扩展为一门学科即经济伦理学；从内容上看，它面向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以比较的视角来说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其一，从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角度，通过纵向比较以揭示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横向比较。一是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与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二是以叙述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为主，比较当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三，通过比较中西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揭示中国自身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特点
在人类各大伦理学传统的初建期经济伦理思想就已出现，但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之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从传统社会生活的特点来解释。传统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经济生活的运转笼罩于政治权力之下而缺乏独立性。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联系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就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是保障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反过来说，这一问题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影响，让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在此情况下，经济生活中伦理问题之解决，要求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由此，传统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随着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经济生活表现出愈益独立的倾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得到了当代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认同。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变革使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西方思想史看，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被归为伦理学或宗教伦理的范围，而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展开。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即划归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属于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仍是联系政治来探讨经济问题，但突出的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在政治考量中的重要地位①。与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相比较，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中经济的维度更突出。在西方的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转变，也没有从中分化出特定的学科。但就宋明以降的伦理思想史看，经济伦理问题之重要性较为突出。如朱子强调“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朱子与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导向。而“理欲之辨”、“公-私”关系问题也成为其后的重要论题。这些都是宋明之前从未出现的思想状况。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观念之建立，离不开传统以及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滋养。在此意义上，它也可以视为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之中的一个特定形态。而正是在其“特定”的意义上，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可以通过社会背景的比较作进一步的解释。
经济伦理问题的性质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伦理三大领域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性质的判定。
相对于传统与近代，当代社会生活之中三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发挥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社会生活是以政治为中心，政治与伦理或宗教的关系最为重要，经济生活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逐渐由边缘转向中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日见其重要性，并逐步取代了原来政治与伦理或宗教之间的关系所占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即使还难说已取代政治先前所占据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它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伦理领域则相对而言日益被边缘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意味着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其独立性，而且使得当代的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它已由传统的“以伦理驾驭经济”的状态转为以经济为主导，经济考虑不仅左右着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且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生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化”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导向作用大大削弱。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主流的伦理学研究已逐步远离现实的经济生活，难以产生对经济实践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伦理规范，而且伦理规范是否应当对经济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都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当代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是两者的关联日益紧密，就后一方面说却是日益脱节。这也说明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伴随上述变化，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重心已经转移。从当代关于个人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来看，传统社会中探讨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个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政治运作的层次，从属于对政治与伦理关系的思考。近代社会中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逐渐由个人生活转向了公共领域，其关注点仍集中于政府的层面，但从属于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虽集中于公共领域，但其关注点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层面，即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而对其中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考量，不再附属于政治考量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生活的样态不同，经济伦理问题的表现方式必然有别，思想家观察和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视角亦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调整。就此而论，只有了解当代社会生活不同于此前时代的特点，才能理解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以如此而非如彼的方式着手解释和说明经济实践的缘由，才可能切实把握经济伦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弄清当代经济伦理理论与传统及近现代伦理思想的关联与差异。但无论如何，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说是与当代经济伦理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二、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兴起
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韦伯于1904-1906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其后又于1915-1919年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并归之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课题之下。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结集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经济伦理最初是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后拓展的比较研究中则是课题名称的主题词。可以说，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主要服务于其宗教社会学研究。
在随后的西方理论研究中，围绕韦伯经济伦理的探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的缘起之间的关系；二是伦理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方面的研究首先开展于德国，是德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帕森思将韦伯的理论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到美国学界。美国转而成为韦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镇，研究的重点则从第一个方面转向了第二个方面，并逐步与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研究合流，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使用略有不同。前一个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原意，侧重从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探讨韦伯的经济伦理；后一方面则对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从规范的方向上做了延伸，其中的经济伦理实际上已被理解为解释社会结构的一个功能变量。但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但是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可以通过回顾前者的兴起历程来说明。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发轫于美国。作为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德·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对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做过细致的探讨，分别见于其代表作《经济伦理学》和两篇论文即《对经济伦理学过去和未来的定位》（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1987）和《经济伦理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2005）。这三处讨论的侧重不同：在《经济伦理学》中是介绍性的说明；1987年的论文重在论证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地位；2005年的论文则结合对经济伦理的理解，从比较的视角勾画了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轨迹。
德·乔治指出，“business ethics可以多种方式来使用。使用的方式不同，其历史也就有别”。总的来说，其使用方式或者说被赋予的含义有三：“商业中的伦理”（ethics in business）；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business ethics in an academic field）；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as a movement）。从不同的含义出发，business ethics就有不同的发展史。
“商业中的伦理”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可理解为日常道德或伦理规范在商业中的应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经济伦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之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指出，经济关系和商业贸易中正义之德的体现是交易前后都遵循公平原则。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等强调诚信贸易，对贫困和财富、所有权等问题多有讨论。近代思想家关于商业道德的讨论更多地与政治思考结合在一起，如洛克关于捍卫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研究，斯密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穆勒、康德、黑格尔对于经济事务和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剥削的谴责等。其中，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如阿奎那、路德、尼布尔等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包含于各种宗教规训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圣经》、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Ⅱ）分别于1981和1991年的《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年通谕》（Cenlesimus Annus）等。美国大众通常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Business ethics。
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的历史相当短，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学科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企业经营中的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期，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学科初步形成期，以及1985年之后的学科确立期。前学科时期又被德·乔治称为“商业中的伦理”阶段，其中关于经济伦理的讨论主要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社会伦理之中展开。
就学科形成来看，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医务伦理学的提法演化而来。其中促进学科形成的大事有：1974年11月举行了首次经济伦理学会议，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被用于课程讲授；1979年出版了3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合著；1982年出版了2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个人专著；首期《经济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于1982年2月出版。随着经济伦理学在多个层次的制度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科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全国至少有500所院校开设了经济伦理学课程，学生人数达到4万；出版了二十多种经济伦理学教科书，十多种案例读本；成立了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协会、中心和杂志。其后美国经济伦理学又有了重要的进展，如在其影响下欧洲成立了欧洲企业伦理学网络（EBEN），并于1987年召开首次会议；1989年成立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协会。到1990年，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完全确立。
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其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关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探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些探讨并不系统，影响范围也有限。60年代初，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到70年代，企业伦理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得到了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响应与讨论。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这一研讨，从而扩展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80年代，“有关经济伦理学的活动空前高涨，足以称之为一场运动”。
德·乔治指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定位，可以通过与另两者的比较来说明。先看它与“商业中的伦理”的区别。作为“商业中的伦理”的经济伦理，其最新进展主要见于宗教神学和宗教伦理。它用宗教伦理或训诫来指导和规范商业活动，其理论附属于宗教伦理，可用于商业，也可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它并非学科化的形态，可归入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有其专门的问题和理论目标，且已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理论框架。其基本问题是探讨伦理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除宗教伦理理论之外，还可以来自一般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可定位为一门交叉学科，定性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和决策）、中观（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制度）三个相关联的层次，由此还可衍生出第四个分析层次即国际经济伦理。就已取得的成果看，则可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再看它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的区别。后者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围绕由企业行为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不同，德·乔治对此有三点概括：其一，“经济伦理学力图提供一个明确的伦理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去评估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的活动”；其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这一学科对经济实践的批判力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要强得多”；其三，“这一学科也关注负有责任和权利的管理者与员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包括企业经营的所有功能性区域”。
当代西方其他国家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都是在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激发下启动的，其学科发展轨迹与美国经济伦理学大同小异，其理论旨趣和重心则因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可以美国经济伦理学为参照做个简要的比较。
美国经济伦理学表现出很强的应用面向，注重运用发展出来的经济伦理理论来分析案例以及美国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就构建理论的来源而言，美国经济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说，可用来发展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排斥，用它们来评价经济实践，其结论往往殊途同归。由此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有着多样化的特点，如德·乔治在其《经济伦理学》中重点发展的经济伦理学方法分别来自功利主义、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和邓菲（Thomas W.Dunfee）在《有约束力的关系》中的契约论方法；鲍伊（Norman E.Bowie）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康德伦理学方法；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在《伦理与卓越》中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方法；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等等。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中观层次。具体说，其初期集中于企业经营的层次，其后兼及对经济制度即宏观层次的思考，但未成体系，也不占主流。
欧洲大陆的经济伦理学以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中心，其学科启动晚于美国，但此前欧洲就已发展出深厚的经济伦理理论传统。仅就20世纪以来的发展看，有两大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其后则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基督教两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经济伦理问题展开的深入论争。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原理，其根源多在欧洲。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可解释为一个“从欧洲传到美国而后返回”的过程：从欧洲传出的是非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从美国返回的则是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后者转而促进了欧洲相关研究的学科化。
欧洲经济伦理学更为注重自身的基础理论建构。它植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讲求界定和系统论证等特点。如它对经济伦理学（Wirtschafts）与企业伦理学（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其一般观点是，在严格意义上经济伦理学的定位是经济秩序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则研究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与前者是并列关系。欧洲的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在译为英文时，可分别确切对应于Economic Ethics与Business Ethics。美国学界则不注重两者的区分，往往通称为Business Ethics。欧洲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探讨，而后才逐渐扩展到企业伦理研究。而欧洲的企业伦理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与企业相关的具体经济制度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鲜有像美国经济伦理学那样讨论微观层次上具体个人在两难情境下的经济伦理行为抉择。两者的这一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现实的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欧洲的市场法律法规较严，对企业的规范问题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层次解决；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约束则相对宽松，留有更多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就社会变迁的动力而言，欧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动的个人”。
日本的企业伦理实践二战后就已启动，其方式是将日本的家庭伦理推广到企业予以拓展和应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实践上说是重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理论上一般被理解为管理哲学。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1993年日本经营伦理学会的成立。日本企业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微观的个人行为层次，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相应于日本企业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企业伦理偏重于积极的义务而忽视消极的责任；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理解是：企业行为的伦理性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额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动等，而不在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企业责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无需考虑外部性问题；其二，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管理“高度重视在企业内外各方之间建立合作而灵活的关系”。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重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伦理学经历了相似的学科兴起与发展历程，但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可以说，依照经济伦理学三层次的划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伦理研究，其理论重心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倾向于将美国学科化的business 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它虽偏重于中观的企业层次，但对宏观的制度层次也有所探讨；其二，它应当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研究区分开。后者集中于企业的层次，且随着探讨的深入，其基本趋向是微观层次，表现出重视经验实证和管理操作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后者与日本经济伦理学有着相似的研究旨趣。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迥然有别。前者不仅有着另外的概念渊源，而且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和定位都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缺乏交集。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启迪
综观前文，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经济伦理问题因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需要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应答。在此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乃大势所趋。其二，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就其内容而言可归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形式上说经济伦理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而提出的，但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经济伦理学。其三，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诱因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伦理问题的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发展为一门面向应用的交叉学科。其四，当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伦理学，其学科化的轨迹相似，但理论形态和理论面向各有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上述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迪。
首先是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问题。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往往将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缘起追溯到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这其实是个成问题的说法，易误导人。要将两类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有所交代，梳理相关的思想史，否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概念的混淆，进而将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伦理学混为一谈。
要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也必须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当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有其自身的传统和发展历程，其研究方式实际上更接近企业管理，而有别于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因此，德·乔治称之为“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它更重视经验实证，贴近企业的经济实践。而责任总是对应于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及其落实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给予企业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多大。美国的经济制度较为自由，因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较深入，社会反应较强。欧洲企业伦理学重视对企业的制度性约束，企业伦理实践的自由选择空间较小，因而欧洲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并对主流的企业伦理学构成了挑战。
在中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是近年的热点之一。但存在着理论解释和实践操作两方面都难以落实的窘境。理论上说，我们借用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很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做出相应的讨论和调整，因而对中国企业伦理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有限。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经验实证研究不少，但企业的反应并不积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未充分考虑企业伦理选择的自由度。参照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史来看，我们须先厘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各个理论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予以综合考量，我们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现其现实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确立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理论。从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看，经济伦理学要有理论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如美国从道德原理多元论的态度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出发，构建出了多种理论应用型的经济伦理学框架；欧洲的经济伦理学基于其批判哲学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和制度分析的特点；日本经济伦理学重经验实证和企业实践操作的特点，也与此前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有关。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开展近三十年，在建设自身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经济伦理学主导理论的根基在于中国的传统，其特点可概括如下：其一，用来分析和说明的理论术语源自中国的。其二，其基本立场和依据也来自对中国的理解。如就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来看，其基本思路是在语境中从讨论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人手，认为经济是基础，道德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由此中国经济伦理学有一个常见的命题，即经济与伦理同构，它意味着伦理与经济的一致性或应当保持一致。其三，在经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典型的观点是“四环节”说：“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中产生的道德现象、道德原则和规范及经济伦理的发展规律、伦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由此形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辨识出两个理论层次：一是与第二点相对应的宏观层次，主要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二是在第三点指导下的衍生研究，由此有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的专题研究。
但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加强，存在着需通过进一步思考来解决的问题。其一，对本身的理解问题。从理论根据看，它尚未完全摆脱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根源在于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并非马克思的本意。正如葛兰西所认识到的，“这种将自身理解为精确的历史科学，自此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消失了。它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排斥更高明的理论）……阻碍着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可以说，以为根基的经济伦理学理论，要增强理论说服力以说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实践，就必须克服教科书式的的消极影响，采取对话而非独白的姿态，以包容和吸取当代其他形式的的有益成果。其二，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话和沟通能力不足。经济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吸取其他学科尤其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宏观层次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其观察角度、致思趋向和理论术语都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其衍生层次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也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迥异。因此，固守原来的理论样态，势必与当代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相隔膜，更不要说对话和沟通。这许不是说的理论过时了，而是说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必须注意理论形式的转换。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属于政治经济学，当代有美国学者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但其所关注的并不是亚当·斯密具体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术语，而是梳理亚当·斯密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路。要发展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其关键也应是抓住马克思思考和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不在于具体的表述和结论。这样才能有效地切入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通过对话来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从而展现出理论活力。其三，其基本命题“经济与伦理同构”值得商榷，至少需要厘清和交代。作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命题，应经过充分而明确的论证，但“经济与伦理同构”的解释却失之模糊笼统。就现实而言，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与伦理的不一致。理论上看，如何算是“同构”并不清楚，而且缺乏对“如何能够实现两者一致”的解释，由此从理想的“应当”意义上来讲“同构”也有落空之嫌：一种“不能做到的应当”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洞承诺。综而言之，这一命题要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就应该在分清理论层次的基础上予以论证和说明。
最后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现实针对性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面向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各种观念问题。按时间顺序，2000年以前大致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道德性问题、如何理解斯密“经济人”与“道德人”及其关系问题、由“书伯热”引发的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制度伦理问题等。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和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热点。慨括起来说，2000年以前探讨的问题集中于宏观的制度和观念层次，2000年以后有向中观的企业层次偏转的趋势。若参照欧洲经济伦理研究的划分，则前者属于经济伦理学，后者属于企业伦理学。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1993年周卫中赴日留学，他在完成语言学校的学习后进入日本明治大学管理学院学习，1998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从本科三年级跳级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1999年被选拔为日本政府奖学生。研究生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小笠原英司教授和著名管理心理学家山田雄一教授。1999～2003年任明治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助教、三井化学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特别研究员。2003年3月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工作。
回国之后，他于2003年被聘为中央财经大学讲师，2005年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奖。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主任、中日创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职，2007年起担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教学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等职务至今。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伦理、纺织服装流通和创业教育，曾在《企业管理》、《中国青年科技》、《中国市场》等学术理论期刊上公开发表 “商业模式误区及其解决之道”、“大荣：一个商业神话的破灭”等学术论文25篇，在日本学术刊物上8篇，编著教材《创业学》、《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4年至今，他任《中国服饰报》日本版专栏作者，发表有关日本纺织服装流通论文数十篇，并参与了服装尾货市场相关论坛和技术标准的评审工作。
近几年，周卫中主持或参与了众多教学与科研项目，主要有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中央财经大学创业教育基地》、北京市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资助项目《财经类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央财经大学教改项目《创业教育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央财经大学教学改革基金特别重点支持项目《财经类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白皮书》与《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央财经大学121青年博士创新基金课题《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基于管理哲学的视角》、商务部《国有流通企业改革模式研究》、中央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国企业管理改革的框架性研究――基于巴纳德理论的分析》等。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行为 文化传承 KJ法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概念源自西方，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了追求效率而一度忽视企业责任，虽然中国的管理实践也涌现出大量的中国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这些本土的中国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文化传承发端并不来源于西方伦理，而是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管理文化传承的延续。基于此，笔者认为，战略性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竞争优势培育，从东方管理文化维度可以丰富已有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概念的管理文化传承内涵开发
（一）存在于西方话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非市场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企业正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正在市场化并成为市场运作的主体，以新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形象展现自己。在这过程中，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伦理正在影响着的中国本土企业，然而中国企业并不完全成长于西方话语之中，中国企业有着比较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培育中与西方管理文化传承相互激荡，共同塑造着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国学思想正在重兴，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着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模仿创新范本，中国的本土企业及企业家正在成就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事业，以及充满大智慧的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市场开拓空间的发掘，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和谋略思想，而这些思想和管理手段需要系统地开发和整理。
在西方战略管理文献中，西方学者指出，企业将公益慈善作为一种公关，或者是广告，以通过高额捐助提高公司的形象。可以用战略的思维去看待这些问题的，公司可以通过这些慈善公益活动改善他们的竞争环境，即他们业务运营所在的商业环境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手段改善竞争环境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联起来，从而可以改善公司的前景。非市场战略和公司政治战略已成为主导学术语言。仅从西方的管理理论发展看，对企业使命和目标的理解，并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战略和竞争战略紧密结合，不足以形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完整的认识地图。例如，波特认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观建立在两个隐含假定之上：其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济目标不可兼容；其二， 企业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效率远低于个人捐献。在波特看来，上述两个基本假定只有在企业慈善处于分散和零碎状态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念来自西方，是现代企业成长的理论指南和向导。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指一个企业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方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自诞生以来，其先进的核心理念便得到国内外有识企业所推崇。它打破了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规模的生存方式，认为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这不但可以为企业寻求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将是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国内，田志龙团队也就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着理论探索，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非市场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成果。然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管理实践总是存在隔阂，西方的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本土企业何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订和实行时总是缺乏信服力。探其究竟在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面对是中国的情理社会，而不是西方的社会责任行为社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基于伦理基点是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古代管理思想而不完全是西方的社会责任行为伦理，当然在华跨国公司受母国管理文化传承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伦理体现得比较淋漓尽致，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中国本土民营企业为什么在企业发展初期其部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要优于在华跨国公司。这引发了许多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深刻思考。
（二）中国企业文化传承传统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管理文化传承涉及到某一社会中的各种管理活动及其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传承，具有独特政治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的国度，其制度传统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力量。西方提出企业政治战略和战略性慈善，并不能完全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在中国环境，由于义利合一思想影响，外在功利性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不一定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甚至会产生负效应。忽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儒家伦理维度和特殊的情理社会背景，中国企业所面对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显然比西方企业更加复杂和动荡，运用西方的功利化的社会责任行为难以找到中国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实践的理论和现实逻辑。因为西方理论研究是基于西方公民社会的，而中国的社会责任行为意识不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自身的成长，从优秀到卓越的过程中要求学术界找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文化传承之根基。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西方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研究。
我国企业慈善的被动特征和纯公益状态急待改变，自主性和战略性有待提高。尽管我国在华跨国公司还存在忽视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问题.但整体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观念和意识在逐渐增强。然而，我国企业实践具有十分明显的波特指出的“分散、零碎”特征，多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仅限于获得社会公众的“好感”。少数企业能够将承担社会责任行为与改替企业管理文化传承环境结合起来。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论阐释：基于东方管理文化传承的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竞争环境的逻辑关系
对竞争环境的关注，使得公司不仅仅要把钱捐出去，还需要综合平衡资助的能力和关系处理。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问题，要求公司在对待这些捐助项目的时候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在华跨国公司面对中国特殊制度环境的一种非市场战略，已成为在华跨国公司与非市场力量博弈的主要工具。中国是调查商业和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唯一的情境。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培养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策略在如下若干方面中与西方国家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不同。首先，中国公司很少进行集体行动。他们趋向于与直接调整者或者本地政府进行一对一的互动，许多重大的决策正是在这一对一的互动中形成和决定的。第二，社会网络在中国变成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网络空间。企业家很难把他们私人考虑与组织的利益隔开起来。进而，当诸如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中国变成了一回事，当然在西方国家是必须严格区分，这有可能产生变质并引发许多政治、伦理和法律问题。
（二）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文化传承差异
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深受其母国文化传承的影响，如欧洲公司就与美国公司有着较大的差异，与日资和韩资企业相比其差异性就更加明显。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概念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社会责任行为权”。Moon等认为，社会责任行为权是社会责任行为享有的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这组权利是与义务相伴的权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社会责任行为权是“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权利，它更多地是与照顾社会利益的义务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定义。
然而给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定义却碰到了文化传承的瓶颈，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两个转型的国家，一个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另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中国企业还正在进行着管理转型，管理转型嵌入社会转型，企业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时，其战略管理所需针对具体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其文化传承维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战略运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运作时，其文化传承心理的接受，以及文化传承心理接受的心理契合度也是在战略筹划之中，也就是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中寻求机会和竞争优势，那么在制度环境中的人和事是嵌入其管理文化传承之中的，企业不得不将文化传承差异和文化传承心理的可接受性考虑其中。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文化传承特质分析
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目的不是为管理寻找伦理辩护，其深刻性在于启示人们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管理价值理念，即要使管理深深植根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中（水，2005）。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体现人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人道体现在企业本质属性上，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德鲁克），企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契约关系，也就是企业从社会中获取了权利，也必须尽其义务，这是一个铁律，从终极目标的关怀上看企业在社会面临困难危机和灾难时尽其责，正是大道所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突出人缘、亲缘、地缘、文缘、商缘和神缘，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人缘关系网络中寻求自己的社会定位，以达成企业与社会和合的最高境界。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赢得人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人心工程，是为企业赢得民心，合民情、利民富、促民强的好事。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在人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战略，也并不排除企业的利益谋划，本文认为这种谋划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企业并不完全是个社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股东谋求利润和永续经营，因此企业进行战略性谋划具有合理性，不管是为了求得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政府公关，还是社会公众公关，以及为了避免环境保护主义的联合抵制而进行的“善举”，均应列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中，而不是排除在外，因为即使遭遇了危机也可获得社会的谅解和帮助。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获得人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使企业的声誉和社会资本增值，使企业能够得到人才的青睐，得到外部环境的人才等高质量资源的不断供给。使用儒家伦理对基于西方社会责任行为伦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开发，使这一理论的立足点落在中国现实情境，而不是西方的照搬照抄。
本文把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按“属加种差”原则，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属性进行了界定，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特质分解。管理特质是组成管理知识体系的构成单位，不同管理知识体系依靠它的特质构成和特质结构来加以区分和识别（薛红霞，2007）。
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学研究，在西方已大量涌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形成概念和命题，也有形成构念和变量以及假设，在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和认识，只有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相关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提法往往见诸于新闻报导和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奖励排名，然后作为学术论文必须对这一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概念进行科学化表征，在文中，承认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念是一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科学知识体系，它可以看作一系列特质和特质群的复合体.本文借助于企业访谈和KJ法，在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21家企业的调研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观念的特质、特质群的分解。诸特质之涵义，可以表述如下（见图1）：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本形式特质群T1{T11，T12，T1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什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本形式特质群是针对回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什么？（what）这个基本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廓清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
特质T11：政治化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现代工商企业获得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政治话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是对于政府政治功能的一种替代。企业在某些关键时期确实存在着帮助政府完成社会责任行为的任务。
特质T12：管理职能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福利相关联，在劳资关系层面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对于人才保持和吸引的关系。同时，科特勒提出的善因营销，将营销与企业责任相关联，则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职能进行联系。
特质T13：伦理化认识。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伦理的同义词。直到今天，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识上将其与企业伦理等同，认为这只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只起到美化的作为。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同于企业道德责任，对社会负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隐喻。将企业隐喻成社会责任行为，有了主体的角色，成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一份子。给予企业以人格和主体地位。在东方管理中提出“以德为先”，管理以人为本，德是办企业做管理的首要理念。人为、为人中也体现了企业的过程是个人为，也是个为人的过程。
特质T14：战略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的关系运作。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非市场战略的子战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差异化竞争战略。在这一认识层面，更强调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企业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必须对各种事项进行管理，而这种对环境的管理，也就使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管理构成了战略管理的新内容，从这个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纳入企业战略之中，一方面讲的是将伦理道德在企业高层的重要决策中体现出来，在企业战略中无时不渗透着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从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企业基业长青的长远目标起到战略性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也是企业的竞争战略和手段，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核心的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公司治理，主要在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关键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同时边缘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样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和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过程特质群T2{T21，T22，T23}：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实现？
T21：政府的干预。许多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尤其一些有社会学背景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解决不能依据企业的自觉，而是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和引导，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现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T22：社会的推动。西方学者认为，除了公共政治之外，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集团，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展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向企业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要求，如果企业拒绝，外部利益集团将采用联合抵制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惩罚。
T23：企业的战略自觉。做好事与做得好之间存在着关联，也就是说，企业讲求社会责任行为同样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基业长青。因此，在企业自身要将企业的责任转化为企业的战略，出于企业自身利益，企业也就可以通过做好事，实践自身的社会责任行为从而通过战略运作实现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依据特质群T3{T31，T32，T33}：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什么而制定的问题（why）。
T31：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制定。这是早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就是赚钱，交税，当时部分民营企业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承担太多的责任是低效率的。
T32：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制定。社会责任行为公司和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提出以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以完全与赢利无关，而是以社会公益为主导。
T3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依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是空中楼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也不应远离主营业务。企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战略性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些商机和时机，适时开展战略性公关活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目标特质群T4{T41，T42}。
T41：持续竞争优势。持续竞争优势最早由安索夫提出，之后波特等人对竞争优势进行了外部行业定位的解释，而资源基础观的学者则从企业内部的优势和能力来解释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带来竞争优势，其来源可以由外部环境也可由内部企业的资源来解释。
T42：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的义利合一思想关照下，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取得成功之后，无不以高境界回报社会和人民。可以说，中国东方管理思想才可解释为什么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理论在解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时经常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仅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和手段而低水平的运用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以旅游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适用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具有人文素质、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在各类旅游相关企事业单位以及教育和研究机构等从事经营、管理、策划、咨询、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旅游管理专业分为五个专业方向，国际酒店管理方向、旅行社管理及国际领队、会展经济与管理、度假地与温泉管理、高尔夫管理，其教学目标根据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略有差异。
（二）义守大学
义守大学观光餐旅学院大多以学生的旅游专业核心能力出发，培育具独立思考能力，受过人文与科技训练，能创新并具有全球视野的管理人才，而后培育具有继续研究专业领域的高级能力的学生为最终教学目ENTURY标。其中休闲事业管理学系强调理论与实务结合，旨在培育休闲产业规划、管理与营运的人才，具备休闲活动管理专业知能、休闲产业经营知能、休闲产业创新潜能等；餐旅管理学系重视“专业技能与实务技能兼具”及“人文素养及企业伦理并进”；观光学系以培育具备全球视野的观光管理实务专业人才为目标，课程规划以“旅游行程规划”和“会议展览筹划”二大方向为重点课程；厨艺学系着重产学合作。
二、人才培养方案
（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我国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各高校的人才输送层次制定，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输送的人才主要为应用型管理专业人才，其人才培养方案分为以下5点：1.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均以“素质、能力、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成三段递进式的教育模式。同时注重培养双语能力，乃至“三语”能力。2.充分利用校内已有的模拟实训室进行实践教学，不断根据专业教育需要建设新的模拟实训室，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职业习惯、职业技能、职业态度等。3.积极拓展和稳定校外实习基地，当中包括短期国外实习项目，目前已有超过30间企业成为稳定的实习基地，未来将继续拓展建设，尤以国外实习基地建设为目标。4.产学研结合，构建校企合作平台。同时鼓励在职教师积极开展科研项目，带动学生参与到科研项目中进行学习，并将资格证书考试引进学校、举办相关技能竞赛，以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5“.内培”与“外引”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师资队伍培养体系。
（二）义守大学
义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以旅游国际化及技能专业化为人才培养方向，以“旅游事业服务、经营与管理人才”为宗旨，训练学生活动企划与解说导览能力。同时致力于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服务、旅游资源的规划与生态旅游开发及服务教育素养的养成。义守大学将人才培养方向分为以下4大类：1.通过学习服务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养成正确的服务观、合群能力及抗压能力。2.通过连贯及渐进式的英语课程规划，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同时信息课程以文字处理及应用为规划方向。3.开设以旅游事业为核心的专业管理课程，划设旅游业经营、领队导游人员与户外游憩活动等课程模块，并以培养学生的活动企划与解说导览能力为主。4.实施建教合作制度，规划实习机会以利理论与实务相互验证，加强专业技能。并积极辅导学生以取得专业证照，以符合职业需求。两所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异同见表1：
三、教学设计
（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旅游管理系重视实践教学对理论知识的深化作用，超过2/3的课程都设计了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训室实操和校内项目实训和校外短期实习。同时注重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除英语外开设了韩语、日语和俄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选修课。除此以外，关注学生旅游管理格局观的培养，聘请国内旅游行业研究人员、企业高管等定期举办讲座，以传授实际工作经验、旅游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有利于学生与时俱进地了解旅游业相关信息。但国际合作教学互动不多，合作的国家和院校相对较少，院校的层级也较单一。
（二）义守大学
旅游管理专业针对学生多元的职业生涯规划作设计，让学生在具备基础旅游知识与国际语言技能的基础上，强调旅游管理应有的文化、美学素养的学习。主要教学设计有以下5类：1.建立整合性的旅游事业管理的系统研究，以研究为主要导向，倡导跨系修课，结合其他相关科系，如餐旅管理学系、休闲事业管理学系的教学资源共享，培养全方位的旅游管理人才。2.仅开设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语种，辅以文化、美学、创意思考等通识课程，加强同学语言沟通能力和旅游的解说能力。3.建立永续发展及本土化的旅游资源系统，结合旅游事业、主管机关及学术单位，建立学术研究及实务研讨合作网络，聘请杰出人士举办专题讲座，促进旅游行业与学术的合作与交流。4.建立产学合作机制，推展国际交换学生业务，致力于学生服务人格特质的养成，提高旅游管理专业技能和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并拓展学生旅游国际观。5.推动个案教学计划并加强校内、外实习机制，并与世界各地佛光山道场合作，进行海外体验旅游，了解世界各地民俗风情及文化，并提高学生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能力。义守大学不仅注重学校与企业的产学接轨，设计校外实习、海外实习、业界导师等多元化产学交流机制，还重视英、日等语言能力及国际观的培养。其提供海外游学及研习、双联学制、交换学生等多种途径。
四、教学方法
两所高校均运用了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模拟和实习教学等方法，但侧重有所不同，义守大学采用情境餐厅、实习餐厅设施，进行课外情景模拟教学，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重视培养学生的“搜商”，在大部分课程中都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随着微课、慕课（MOOC）等公开课的盛行，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旅游管理系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改革，部分课程尝试了“翻转课堂”，由任课老师公布若干“小科研项目”，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选择“小项目”进行团队合作调研，撰写报告并制作汇报PPT，课堂内汇报并参与其他小组的成绩评分，老师再就其中出现的问题点评、总结，帮助小组优化方案。通过翻转课堂，让学生在课下学习，课上总结，且能锻炼学生的口才和现场展示能力。
五、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管理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大一至大三在校学习理论知识，大四时进行9个月的校外实习+3个月的毕业论文撰写。每年4月举行旅游管理专业实习生双选会，邀请30-40家企业对当年7月即将开始实习的大三学生进行面对面双向选择，提供的岗位大部分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基层岗位，少部分为行政、人事管理助理岗位。毕业论文在实习前落实到具体的教师名下，由学生选题，指导老师审核选题，一人一题，且与往年选题不得重复。选题内容多为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旅游企业实际情况，应用性及针对性较强。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同时负责名下学生的实习追踪和反馈管理，直至学生毕业。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有一系列的管理规章制度对实习和论文撰写过程、结果评估进行控制。义守大学的实习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在学生大二时在学校内部的实习餐厅进行，同时学校与旅游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进行约18周的校外实习，让学生在上专业课程的同时能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学生毕业需要完成毕业专题，3人为一个小组，可选择撰写个案研究论文，或采用由所在系承接的项目，完成毕业专题作品。学校举办专题成果公开发表会，由专题评审委员会对学生专题进行评估，委员会成员由系主任、指导老师、任课老师及至少二位业界人士（或校外专家学者）组成。两所高校在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管理方面略有异同，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将学生的实习主要放在大四学年，毕业论文侧重锻炼学生的数据搜集整理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管理较系统、具体。而义守大学在大二时即开展了专业实习，毕业专题侧重锻炼学生团体协作能力、领导能力、调查能力。
六、结论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诚信 道德规约 企业伦理原则 阻碍
“诚信”二字，惹得许多笔墨官司。有人认为诚信是自古以来人们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诚信又是商品社会以来的市场交易原则，诚信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些论点表面看来都成立，但是深思一下，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是否具有唯一的终极价值呢？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是否具有可证明的普遍意义呢？诚信作为企业健康运转的内在需要，是否无条件的呢？弄明白这些问题，对于社会的诚信缺失也许就能在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理解。
诚信观念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从“诚”来说，史称周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即是说不是一般的惶恐心理，而带有一种道德态度。这可能是“诚”之观念的最早出现。战国楚竹书有“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 廖名春考释说“诚谓之”，即“谓之诚”，是说上帝赏识文王的美德，称其“诚”；廖说此处“诚”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在古汉语中“谓”后边可跟作为状语的形容词，也可跟作为宾语的名词。从思想史的角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诚的确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如《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但令人蹊跷的是，“诚”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并不象其他如“天”、“道”[1] 等概念，后者的本体寓意基本上是超验的，是超越性的存在。而前者的本体寓意则包含一种价值关怀，一种君临或领受的态度。一种实存。《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里思孟学派是以天人比附，天以诚为本体，被赋予自然规律和形而上意义，而与“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即做人的规律则是“思诚”，“诚之”，即由反思而达到“诚”的境界。孟子多次谈到要通过反身自律的修养而达到的“诚”的道德境界，与自然之道的“诚”相统一。所以孟子、《中庸》的“诚”兼具道德范畴和本体范畴的意义。直至宋儒，周敦颐还在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的释义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张载也说，“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张子正蒙注·诚明篇》）
正如司马迁所言，殷人崇“敬”，孔子为殷人后裔，孔子就比思孟言“敬”、“信”多于“诚”。在《论语》中，“敬”有“诚”的形而上的含义，如：“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从“信”来说，信的本意为“人言”，“人言为信”，它强调的是不欺不诈，遵守诺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在孔子看来，信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品格，是立身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作为道德规约，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因而具有价值倾向性。“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 意思是说，所守的诺言符合于义，说的话便能兑现。“复”就是实践诺言之意。在这里，信具有一种儒家宣扬的道德本体意义，具有价值导向性。宋儒张载深谙此意，所以他说，“诚善于心谓之信。”（《正蒙·中正》）信作为一种行为规约，和内心的终极价值观（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信从现实的交往姿态上升到一种价值的关怀。
诚、信概念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连用，如：荀子有“诚信生神”（《荀子·不苟》）一语。这时候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约和认知态度，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然而在漫长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诚信的观念决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教条，它隐含着“向善”、“仁义”等超越单纯的文化心理状态的深层价值观念。国内有学者认为，古汉语的“诚信”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信仰”这个词。但古汉语的“诚信”是把信仰的内容也包含在词义之中的，诚信就是要求儒家学者坚信“人性本善”，信仰“仁义道德”，忠诚君主国家，并以此来治理社会，实现一种所谓民风淳朴、官吏清廉、社会和谐安宁的德治社会。[2] 这种说法或许尚值得商榷，但作为本体的诚信观念具有价值倾向性，应该是无疑义的。
问题是，诚信所隐寓的价值关怀是否是一元的？是否都是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家也讲“诚”，庄子以“真”来释“诚”，他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庄子之“诚”，如果说也寓含什么价值本体的话，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人伦关系而与自然和谐的本真状态或境界。再有刺客、侠客也是一诺千金，真诚待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卷一百二十四）这里如果说游侠也把诚信作为一种交游的行为规约的话，这种诚信自有它的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与儒家诚信的终极关怀不同的。在对游侠的这种诚信进行评价时，司马迁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同儒家的仁义，认为在儒家的诚信中至善的终极关怀是“正义”，而游侠“不轨于正义”；另一方面，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他们追求的终极价值与 “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卷一百二十四）的仁义是不同的。因此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样的操行同样令司马迁佩服。言外之意儒家诚信所追随之仁义本体也并非是值得所有人效仿的。事实上，司马迁对于庄子对儒家仁义的批评是认同的，他说，“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卷一百二十四）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是诚信，其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诚信是人生追求中的操行，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规约，它或许是个人修养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并不对所有人负有义务。
二、诚信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其普遍性并非是不可质疑的
福山说，“中国社会的信任半径经常局限于家庭和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内，这是由于儒教强调家庭是社会义务的主要源泉的缘故。”[3] 其实，西方在市场经济之前也是这种情形。诚信的要求用经济学概念说，就是信用。信用作为一种制度，大约始于十五世纪已开始资本主义萌芽的威尼斯，由于威尼斯是当时进入欧洲大陆的最近的港口城市，那里舟舣如鲫，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十分发达。因此，它的经济活动（自由交换）日益要求受到有司法权保障的信用制度的保护。这种信用制度对于旧有的道德是一种冲击。如在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对公爵说：“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去见鬼吧！威尼斯城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4]
夏洛克向意大利商人安东尼奥要求兑现因违约割其一磅肉的契约，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夏洛克是应该的。然而，对依然留恋“好皎洁的月色！微风轻轻地吻着树枝，不发出一点声响”[5]的田园生活的人们来说，夏洛克却因其残忍而受到道德谴责。然而谴责归谴责，“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随后很快成为最普遍的商业和司法原则。当时人们制定了详尽的债权法，特别是合意性契约规定了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把诚信作为法律行为基本准则之一。可见，西方的“诚信”一开始就建立在商品交易基础之上，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生活的土壤中，是与经济效益、成本联系在一起的。[6]
与古代中国将诚信作为“信仰伦理”（韦伯语）不同，西方社会将诚信、市场公平、社会公正、权利义务等作为“责任伦理”（韦伯语），表明一种实现功利目标中对功利目标合理性的认识、行为的正确选择和对后果承担责任的伦理意识。在西方，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一直企图为诚信等责任伦理信条作可普遍性的证明。所谓可普遍性的证明，就是经由建构普遍的、抽象的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并经由这一出发点赋予所有人以相同的基本权利，为使这一权利得以真正落实，人与人之间将完全遵循这一基本出发点。以康德来说，他的伦理学的本质在于设立道义的个人自由的法则。而个人自由的法则对于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来说，则要求是诚信的，讲求职责的。它是“一条通过对法则的敬重以及出于对其职责的敬畏而决定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法则。” [7] 事实上，康德设立了自由的道德原则，从而确立了经济社会个人的自主权，但它不限于此，而是提携自由，给自由以个人职责、忠诚、信仰的“镣铐”，并将这种捆绑的自由置于可普遍性的地位，置于一种最优的理性需共同遵守的地位。然而，这种职责或诚信或公正的最优的普遍性并非是所有人认可的。它对于市场经济的必需性是应然的，而非天经地义的。因此，当代经济学家怀疑对诚信、理性最优选择等进行可普遍性证明的有效性，如宾默尔通过对高德的“协定道德论”和“经典博弈论（classical game theory）的分析指出，从理性选择中无力推导出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尼尔森和温特也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生活的决策问题太复杂，太难以把握，企业不可能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选择方案中找出符合最大化要求的方案。相对简单的决策规则和程序于是就被用来指导行为；由于存在有限理性问题，这些规则和程序不可能太复杂，在它们反映考虑信息和决策成本的普通计算结果的意义上，也不可能具有‘最优’的特征。”[8] 一般来说，只有明确地追求利润，方能确保企业的长期生存。伦理思考只是企业发展战略的组成成份，它并非无条件地发生。在对利润的追逐下要求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则是一回事，但由此证明诚信等即为普遍性的原则则是另一回事。毕竟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三、诚信作为企业的伦理原则与发展战略，其实践并非没有障碍
我们知道，博弈论对于现代企业行为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当人们喜欢用“囚徒困境”的博弈形式来研究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时，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前提，由于非沟通状态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彼此之间没有道德或诚信约定。因而博弈的结局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由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的占优策略均衡。一次博弈的结果，无论是否达到纳什均衡，还不足以体现博弈者选择诚信策略（我们姑且把它同个人或企业完整的道德准则区别开来）或不选择诚信策略的区别，然而，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就出现了不同道德选择的区别。根据阿克斯罗德进行的三届“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在每一次的参赛策略设计方案中，“针锋相对”的策略程序都会获胜，最接近于均衡占优。那么，什么是“针锋相对”的策略呢？很简单，就是对诚信合作对手永远合作，而对欺诈对手则还于欺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在其他数百种策略程序中，无论是永远善良合作的策略还是永远欺诈的策略，总是最先落败。所以，阿克斯罗德得出结论：“好的策略的标准是永远不先背叛。” [9] 根据这一结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企业市场博弈的策略选择，如果最终以利润和最优均衡为目标的话，并不能始终遵循诚信原则。
我们知道，博弈论并非是脱离市场实践的，事实上，在销售、定价、招标、融资等许多环节上，企业的确需要做出策略选择。或许我们可以置疑的是博弈论的假设前提，在当代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毫无沟通的交易背景，任何一家企业，因为市场游戏规则的限制，不可能不象弗里德曼所说的，“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遵守表现为法规和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 [10] 只是遵守的主动性不同、程度不同，即便是一个可能或已经违背诚信原则的企业，也并非在生产、销售、流通、管理等所有环节都能如此。然而，即使是在今天信息化高度发展而必然有所沟通的背景之下，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这就难免出现企业决策中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所指出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给企业家带来的道德投机和道德风险。
对于主动将诚信作为伦理原则和发展战略的企业来说，其阻碍仍然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对此，霍尔斯特·斯泰因曼和阿尔伯特·勒尔作了如下论述。其一，制度压力。所谓制度压力是指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的空白及缺陷对于遵守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造成压力。市场竞争驱使企业不得不放弃伦理原则来确立竞争优势。按照布里夫斯的说法，如果所有其他的竞争者都严格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那么一些行事相对不道德、而又没有受到制裁的人就会在竞争中建立优势。由此，竞争造成了一种压力，使人因竞争之故而逐步地适应较低的道德标准。如果法律或某些具有制裁力的行业准则不能阻止这一过程，不讲诚信也就在所难免了。[11] 制度压力中来自政府制定政策方面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国家利益迫使政府政策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下作出调整，而这可能直接将一些行业或部门置于对企业和个人的失信行为中，从而带来连锁的经济道德问题。[12] 其二，组织上的局限性。组织压力是由组织目标决定的，它要求各成员的行为始终服务于既定目标的实现。这样，就从两个方面体现出诚信问题：第一：事先被规定必须做什么的行为要求本身可能是违背诚信原则的；第二：它也可能妨碍伦理思考，因为必须照章办事。[13] 具体地，从组织结构出发，劳动分工、角色定位、部门利益、决策权限的分散、传统的等级命令制等，都会对诚信原则构成挑战。其三，企业文化的局限性。企业文化造成许多倾向，如团体角色的强制模式、特殊环境的心理优势，某种优先权意识等等；这些倾向往往蒙蔽人们的耳目，使人放弃伦理思考。尤其是在环境变迁的情况下，造成定势的企业文化意识可能会使人们违背或回避诚信原则，作出选择。其四，机会主义倾向。通常这是指由于企业家（经理）个人素质所引起的阻碍。许多调查都表明，企业家（经理）的伦理标准从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而且在年轻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只要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诚信原则就会弃置脑后。机会主义选择固然有外部竞争压力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企业家（经理）在利润和道德原则的天平上更倾向于前者。交易的目的是获利，企业家（经理）的座右铭是：“没有永远免费的晚宴”、“要想成功，就要付出代价”、“要想达到目的，就可以不忌讳不正当手段”等等；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自我中心化”倾向，所以，库利说，“使经济动机一直处于较低层次道德水平上的主要原因是这样一种信条：它认为个人主义是我们在生活领域所有所需要的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14] 施蒂格勒进一步肯定道：“如果对人们在其个人私利和普遍声称所信奉的伦理价值观发生冲突时的行为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大多数时候，追求私利的理论（正如我对斯密所进行的阐释）会获得胜利。” [15]
以上所有阻碍表明，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人们之间交往的应然要求和道德追求，还需要正视许多问题，不能单纯从现象上认识诚信缺失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天的概念较复杂，在许多文化类型中，曾用天代表人格神，天所代表的本体概念与信仰不能分离；但随着社会发展，天更多地被赋予自然规律的本体意义，如到了周代，“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等用语中反映的天的概念内涵即是。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 吕方.“诚信”问题的文化比较思考[J] .学海.2002/4.
[3] 弗朗西斯·福山.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p303.
[4] [5] 莎士比亚全集（三）[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p73.p87.
[6] 参见汪华，尹忠. 市场经济下诚信失范原因的法文化比较分析[J]. 行政与法. 2003/02
[7] （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p89.
[8] 引自（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 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84.
[9] 参见韦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p120-122.
[10] [11] [13]引自（德）霍尔斯特·斯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 企业伦理学基础[M]. 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25.p26.p27.
[12] 参见刘芬华. 失信的社会成本分析[J]. 中州学刊. 2002/4.
[14] 查尔斯·霍顿·库利. 社会过程[M]. 北京:华夏出版社.p111.
[15] （美）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417.
Three topics of honesty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员工忠诚度；销售人员忠诚度；企业效益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25-02
1 研究意义及背景
目前我国很多员工忠诚度存在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员流失率，消极怠工和人为泄露企业秘密等。其中销售人员的流失现象更为普遍，主要表现为销售人员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量流向中外合资和(或)外商独资企业，以及销售人员在中外合资和(或)外商独资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工作单位。对此，企业应分析销售人员忠诚度下降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培育和提高销售人员的忠诚度。销售人员的忠诚度又直接影响到顾客的忠诚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因此，对销售人员忠诚度与企业效益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员工忠诚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倾向于通过量表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2.1.1 员工自身素质
从员工个体层面来看，影响忠诚的因素包括员工任职期限、年龄、性格等，但各项素质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强度还没有一致的研究结果，而且分歧极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员工的年龄和任职期限均与忠诚程度呈正比。第二，FerdrikcRecihheld(2001)发现某些员工天生就更倾向于对企业忠诚，因此提出企业应设法寻找合适即与组织目标一致、愿意与企业的雇员，并设法留住他们，即在招聘员工时要考察员工性格、对待工作的态度和文化适应力。Geo飞eM.10gna(1954)的观点和Ferdriek不谋而合，他认为提出员工自身是否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是影响员工忠诚的关键，因为使命感能够帮助员工体会工作的意义，这种使命感渗透到管理者日常的工作，有助于提高员工忠诚度。第三，BrinaScharg(2001)从道德的层面提出：任何人本身就有对企业有忠诚的需要，个人道德水准不同，忠诚度也不同，企业应该激发和培育员工的忠诚。以上三个个体因素的研究对企业的招聘和后续管理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也是目前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忽略的方面。
2.1.2 领导者素质
Mcugimless(1998)认为领导者具有良好的管理诚信将有助培养和提高员工忠诚度。Jacqueline和Mihonfield(2002)认为领导者的沟通战略是影响员工忠诚度的关键因素。FerdrcikRecihheld在《忠诚法则》(2001)一书中也强调了领导者个人素质及言行对员工忠诚度的影响，他认为领导者是否意识到员工忠诚的重要性，是否重视培育员工忠诚度，并在制订经营决策时坚持忠诚原则，把员工等合作伙伴的利益放在首位将影响员工的忠诚程度。FerdrikcRecihheld建议领导者选择良好的沟通渠道，把忠诚的观念传播到企业各部门，并在日常的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
2.1.3 企业文化和群体关系
RogerHemrna(1999)提出企业文化是影响员工忠诚度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文化能够在员工与员工、员工和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这一点对新一代年轻的雇员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及自身价值的实现。GeogreMolgna(1984)提出管理者与下属亲密而稳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员工忠诚度的提高，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则有赖于管理者有意识的管理行为建立和强化。Allen(1998)和FerdriekReiehheld(2001)在文章中提到了信任对赢得员工忠诚度的重要性。Yul－Timwong等(2002)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对员工忠诚度的影响。
2.1.4 员工参与和沟通机制
Dvad(1989)在对纽约TPF&C公司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参与和沟通能够增强其忠诚程度，ness(1998)认为有效、公开坦诚的交流是员工忠诚度的重要因素。FerdrikcRecihheld(2001)也谈到类似的观点。AlnaD・Smiht(2002)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语音信箱、电子邮件等科技手段传递信息，但员工忠诚度是无法由这些只注重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沟通方式获得的，只有面对面的人际沟通和交流机制才能使员工体会到人际情感交流，因此主张公司必须有意识地采用人际情感沟通方式以培育和提高员工忠诚度。
2.1.5 员工职业发展
David w・Rhodes(1989)在对纽约TPF&C公司的实证表明调查能否获得足够的职业发展机会是影响员工忠诚度的重大因素。DvaidFgainao Ci993)则认为面对裁员和机构改革，员工和企业需要重新构建心理契约的内容，让员工意识到企业不会承诺一生不变的保证，但却可以为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帮助，他提出企业可以向员工提供获得“雇佣能力”的机会和所需资源，以员工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代替传统的工作安全感，培育员工忠诚度。
2.1.6 薪酬福利和工作安全感
盖洛普(Gall即)公司1991年对美国7千名员工进行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薪酬与员工忠诚度成正比。
Mcugi(1998)则认为为了培养和提高员工忠诚度，员工的工资必须根据绩效发放，同时福利政策应该比较灵活，适合员工的实际需要。Brinaschrga(Z001)强调工作安全感是影响员工忠诚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的研究表明：对蓝领的裁员在降低其忠诚度的同时也会降低其他未被裁员的员工尤其是管理层对公司的忠诚。一项在经济萧条裁员时期对财富500强公司686位经理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他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裁员风暴下的幸存者对公司的忠诚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所下降。尽管他们平均年龄37岁且至少拥有硕士文凭DavidW・Rhodes(1989)在对纽约TPF&C公司的实证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2.1.7 企业伦理价值因素
Esnavaelnmie(2002)等认为企业的伦理价值观及企业内部的伦理状况对员工忠诚度有显著影响，当员工面临新的工作机会时，往往根据个人对某些企业的构想和声誉进行决策，而且员工更愿意到伦理状况好的企业工作。sheauboreck(1994)的研究表明组织公平感是影响员工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员工忠诚度形成过程的分析可得：较高的员工忠诚
度是员工期望得到满足的结果。国内学者对于员工忠诚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都主要从企业对员工期望的满足程度着手，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不仅考察了薪酬福利等物质因素，也探讨了员工自身素质、职业发展等工作因素，更提升到组织伦理价值观的高度。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薪酬福利和员工职业发展上。除许小东的研究包含组织公平感外，唯一讨论组织内部信任的研究者黄炽森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内容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员工需求、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意识和研究者关注重心的差异，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还未完全的表现。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心理期望逐渐由物质期望向精神期望转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单一的经济空间，企业社会责任(CoarteSoealiReonsibili，yt简称CSR)运动的兴起和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推行也迫使国内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员工权益的满足和全面发展提供各种机会和条件。因此，从企业道德管理层面考察员工忠诚度的影响因素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课题。
3 发展趋势
如今，国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如美国的贝恩策略顾问公司、国家农场保险公司等，纷纷采用了一种“忠诚管理”的经营模式，创造了骄人业绩。在我国，尽管一些企业也己认识到“皋于忠诚的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顾客满意并创造顾客忠诚，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顾客忠诚”的阶段，忽视了“员工忠诚”，忽视了忠减的员工给企业所带来的效益。基于以上的现实背景，为企业提高销售人员的忠诚提供依据，并且通过对空调行业中企业销售人员忠诚度与企业效益管理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制定有效的留人政策提供了一些实证性的依据，使得该留人政策不仪能够留住优秀的人才，解决目前企业所面临的销售人才危机问题，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益管理水平。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特色型MBA；培养模式；北京物资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269-02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院校商学院在MBA培养上模仿美国的办学模式，通过大量案例教学进行培养，培养模式雷同化。因此，学校品牌成了衡量MBA教育实力的主要指标，在近年来生源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北京地区MBA培养院校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和品牌实力较弱的特色型院校处于劣势地位。为此，特色型院校需要扬长避短，采取差异化战略，在特色化办学上大胆探索，形成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外部避免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北京物资学院是一所以物流和流通学科为特色的行业特色型院校，MBA教育办学时间短，MBA培养特色尚未形成。尽管现有研究可以为北京物资学院发展特色MBA教育提供较多的借鉴，但是由于院校品牌差异、立足行业基础不一以及学科特色不同，北京物资学院更需要结合自身特色来探索MBA培养方式创新问题。
一、北京物资学院MBA发展现状和MBA培养存在问题分析
1.北京物资学院MBA发展现状。北京物资学院MBA项目于2010年获得专业学位授权，2011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5年的办学历程。目前北京物资学院MBA项目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较为鲜明的MBA教育培养模式。MBA项目培养目标定位为物流和流通领域的企业培养中高层的实战型管理人才。在培养方案上重视课程教学、实践教学、能力培养。课程设置上，重视基础课，在MBA核心课程之外的专业方向课的设置方面，推出专业模块课程，突出学科专业特色，拓宽基础知识范围。在MBA的师资力量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只较为稳定的具有一定经验的教师队伍；MBA课堂教学形成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并重，侧重管理问题的识别、分析和提供解决方案等实战能力的培养。在论文写作环节，引导学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侧重实践问题的理性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
2.北京物资学院MBA培养存在问题分析。北京物资学院MBA培养模式主要借鉴北京地区兄弟院校MAB办学经验，并结合自己特点进行适当调整而形成。MBA培养体系与多数院校同质化，特色并不明显。目前，MBA培养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①MBA师资力量主要以校内教师为主，校外教师为辅助力量。②授课方式偏重于理论知识传授，管理实践与能力培养方面的内容少。③在学生培养方面，基本上沿袭传统教学的大班授课，规模化培养的方式，抹杀了MBA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课堂教学虽然按照要求使用案例教学，自编案例少，所用案例来源多样，能够体现物流与物流的案例库没有形成。④由于目前国内各高校MBA教学均高度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了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教育，导致MBA学生人格培养方面的缺失，不符合培养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的目标。
二、MBA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物资学院MBA项目的优势和机遇
1.当前MBA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①MBA教育的专业细分化趋势，MBA教育专业化的细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以美国为例，MBA的培养模式基本上分为三大流派：A：综合型MBA，为企业或其他组织培养中高层的全面管理者，而不是职能型管理人员，以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等为代表；B：专业型MBA，以芝加哥大学管理学院和斯隆商学院等为代表的为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培养专业管理人员；C：介于两者之间的MBA，多数美国管理院校均属于这种培养模式。我国的MBA教育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如上海交大已开始按专业进行细分，并把MBA的培养类型细分为如国际MBA、技术MBA、金融MBA，正酝酿推出的还有医药管理MBA和农业MBA等。东北大学培养技术型MBA，培养的目标是使这些技术人员成为能够适应当前这个快速变化技术环境的管理者。②MBA教育的特色化发展趋势，竞争战略表明，寻求差异化是实现提高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鉴于目前MBA教育同质化办学和激烈的竞争，各MBA培养院校纷纷开始围绕自身特色探讨新型的培养模式，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对于服务于特殊行业的院校来说，立足自身行业背景，体现MBA教育特色尤为重要。在北京地区，中国政法大学立足于自身学校的法学优势，提出“法商”培育理念；第二外国语学院围绕旅游特色和外语特色打造MBA培养模式。③MBA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社会对MBA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分层次、分行业的多样化MBA开始出现并日益发展，如EMBA教育、MTA教育等。在培养方式上，按照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开始出现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趋势。如课堂教学法上，美国MBA教育普遍都很强调“做中学”的教育哲学，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努力把案例法继续做得精益求精，沃顿商学院主推团队学习法。而欧洲的商学院则在教学法的问题上赋予教师更多的自由，让教师自主决定使用自己所擅长的教学法。国内的一些院校也在MBA学制、教学方法、项目类别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④MBA教育的社会伦理学价值的凸显，MBA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解决现实问题，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伦理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必不可少。今天，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提出的挑战促使重新思考商学院考虑管理教育的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企业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并同步发展，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需要在MBA教育中加强人文教育，特别是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教育。随着MBA教育发展，原来单纯以技能培训为主的培养模式将难以为继，以塑造管理者品质的人文教育将成为MBA教育的另一支重要利器。
2.北京物资学院开展特色MBA教育的优势和机遇分析。近年来，社会经济对行业性、专业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的综合性MBA项目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基于专业细分的MBA比泛化的MBA更有竞争力。特色MBA强化了专业知识，针对性强，有利于培养中高层的管理者，既吻合学员的年龄特点，又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结构的需求。①行业声誉，北京物资学院自建校以来，一直致力于为物流和流通领域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期货证券、财务管理等优势专业为核心学科群，物流及相关学科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均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②地域优势，北京物资学院地处通州区，是北京地区唯一毗邻天津和河北的区县，处于京津冀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优越。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北京物资学院MBA可利用区域优势为毗邻北京的河北、天津地区物流与流通领域提供优质的专业MBA教育。③时展机遇，信息革命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物流业迎来大规模发展的机遇，物流管理人才需求较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势必推动物流与流通行业的巨大发展，需要物流人才保障。在京津冀一体化实施进程中，物流业作为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势必优先发展，人才缺口极大。此外，北京市政府东迁带来城市功能与布局调整的重大变化，随着运河CBD的建设，以及通州工商业的发展，均需要高层次的管理人才。
三、北京物资学院MBA教育发展思路及建议
1.鼓励管理创新。招生是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因此要加大招生管理方面的创新力度。针对现状北京地区生源竞争激烈的状况，在北京地区巩固现有招生局面的同时，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良机，进一步向河北和天津区域延伸，打地域牌，扩大招生渠道。另外，利用学校在物流与流通行业内的优势地位，与企业进行人才培养合作实行定向培养。
2.人才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准绳。MBA项目是为社会提供高级应用型管理人才，故在人才培养上应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准绳，培养方式应以动态发展为主。培养单位应保持与企业界的动态联系，了解其对MBA人才需求状况。此外，在MBA人才培养定位上，MBA培养院校应摒弃目前以仅仅注重能力培训的教育模式，还要加强MBA人才的社会责任、企业伦理和管理使命方面的人文教育，为社会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领导力的工商企业管理者。
3.建立强大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结合学校自身特色和校外各种资源，一方面加大力度培养校内优秀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大校外优秀导师的引入，强化企业家进课堂的力度，依托院校联盟共享优秀MBA导师，通过对外交流合作，引进校外优质教师资源，组建一支强大的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校内外教师队伍。
4.进一步丰富教学手段。鼓励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手段，提高案例教学的针对性、实用性。同时，加强案例库建设，鼓励教师编写高质量案例，突出物流与流通特色，并在实际教学当中实施并进一步提高。此外，鼓励教师在教学手段方面的创新做法，对于效果好的做法予以推广。
5.联合办学。在知识爆炸和社会专业分工细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下，MBA教育需要走出关门办学的传统模式，MBA培养院校需要进行联合办学，优势互补，共同承担起为社会培养实战人才的任务。学校应开展MBA国际化办学，与国外合作院校开展MBA联合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佚名.MBA的专业化细分是大势所趋[J].科技创业，2002，（08）：102-108.
企业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信息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核心竞争力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个以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接收和显示为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开始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兴起,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正在彻底地改变人类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有学者将人类社会的这种新的发展形态称为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又称为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思路、新理论层出不穷,使人们感到应接不暇。在经济环境瞬息万变、管理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全世界的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企业必须寻找对策,适时进行管理创新。
一、企业管理观念创新
管理观念是企业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指导思想,体现为企业的思维方式,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灵魂,企业要想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首先在管理观念上不断创新。而要更新观念,管理者必须打破现有的心智模式的束缚,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思维、逆向思维、开放式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并通过综合现有的知识、管理技术等,改进和突破原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1.“信息至上”观念。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全球信息网络化等高新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信息管理已渗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不停地与外界环境交流信息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行情信息、竞争对手信息和科学管理信息等;在企业内部还有一个人、财、物、产、供、销等各个管理环节的信息。这些企业内外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和使用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前提。企业必须首先树立“信息至上”的观念,以开放的头脑及时地把握各种不断变化的企业内外信息,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管理创新。
2.“能本管理”观念。信息时代的到来,迫使企业具备“以快应变”的能力,以最快速的反应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体现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的智力资本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资源。同时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历史性的演变,从物本管理过度到人本管理,进而深化为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管理,更确切地说就是能本管理。在信息时代,知识、信息、智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人作为知识的载体,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技术的运用者,其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人力资本贡献率的主导成分,并远远高于非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企业间竞争的实质就是高素质、高创新能力的人才的竞争。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企划主任伍德格告诉我们: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因而,企业的管理核心也应该演化为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发挥人才的创造性,侧重于人的智力和创新能力开发的管理,走向人本管理的高级阶段。
3.从重视经济性转向重视企业伦理。在工业经济社会,企业的惟一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许多企业对社会财富贪得无厌地攫取,不惜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竭泽而渔地掠夺自然资源,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损害所有者、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权益。而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特别是大公司对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具有直接的影响,人们要求企业行为更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这使得企业必须从社会伦理准则来认识和规范自身行为,以重视社会责任的形象来赢得人们的赞赏。一是要把企业看成准公共机构,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对保持社会公平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二是作为担负企业经营责任的经营者,除了追求个人私利,还应对出资者的财产负责,保证生产者收入增加、福利改善。三是个体私利的最大化要与整体的社会责任相一致。总之,必须把个人价值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
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创新
1.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化。信息化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基础,企业必须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由于信息化能提高其应变能力,可以进一步融合企业的各种资源,使各项资源能综合、合理、集约、高效地使用,大大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随着企业获得和分析处理信息能力的不断提高,企业可以跟踪世界上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最新成果以及信息的更广泛的共享,与外部尤其是与消费者更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等将大大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必须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
2.注重柔性与和谐管理。柔性管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成人们自觉的行动。它的本质是在以知识工作者为本的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和谐、融洽、合作、灵活敏捷任性等特征。自我改善的柔性管理以严格管理规范为基础,以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为条件,以员工自我管理为主体,通过一种顺势而人性化的管理来强化管理的应变能力。它是以理性的管理思维,超越了传统的硬性规范管理模式,把刚性管理制度的强制实施发展成为员工自觉的行为要求和弹性的约束准则;把被动的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预防性的相互监督;把围绕生产的管理结构调整为以市场为中心的灵活应变的弹性管理机构;把员工在企业中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企业的发展目标相融合。
和谐管理指使组织系统达到内外协调、调和、融洽、谐和的管理。和谐理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与系统分析的框架之上的。企业组织是一个系统,它与外界各系统及其本身内部的各种要素都是密切联系的,和谐管理的基本思想就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企业组织整体和谐的目的,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要实现企业内部的和谐,首先,领导者应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带头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并处处关心体谅员工,善于联系员工,为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沟通创造条件。其次,领导者应有谦逊诚信的品德和民主平等的作风,尊重员工的人格,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其三,领导者应善于在物质和精神上体恤员工。日本的企业界十分强调和谐管理,日本劳工运动评论家森田实对松下公司的这一制度的特点评论说:日本的企业就像父亲,劳工组织就像母亲。公司的中层干部就像亲兄弟,而企业的劳动者便是子女。日本企业所培养的是亲情味的大家庭式的和谐。
要实现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首先,提高产品质量是调试企业与客户、市场和消费者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方面。中国台湾体育用品巨豪、光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男在讲述自己在调试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方面的经验时说:高质量的产品是实现主动调试客户,使自己与客户能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最根本条件。其次,在和谐管理中还必须处理好“和”与“争”的关系。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要被淘汰,“和”与“争”是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必须正确对待,不可偏废。
3.组织运作的虚拟化。时代变迁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打破原有的地域界限,绕过原有的部门层次,与外部组织频繁地进行资源的交流和互补,以群体和协作优势赢得竞争的主动地位;企业的决策不再停留在对内部资源的考虑上,而是借用企业外部的力量,将可利用的企业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整合在一起虚拟运行,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信息时代企业组织运作的一个发展趋势。虚拟运作的类型主要有:人员虚拟、功能虚拟和企业虚拟。
4.营销方式网络化。企业在传统营销中,一般分销渠道相对较长且信息反馈较慢,企业与消费者不能做到“一对一营销”,造成费用高,服务跟不上等问题。Internet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和技术条件,使企业的合作竞争战略和虚拟化运作模式能得以实施,使企业能与顾客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企业通过建立网络营销系统,可以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个性化生产和服务,扩展企业的生存空间,企业不仅从网上获取大量的需求信息,依靠网络进行预测和决策,而且许多交易行为在网上进行,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必须参加网上经营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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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制度创新
管理制度是受企业制度亦即企业财产制度决定的一整套管理行为规范,包括企业领导制度、经济责任制及内部管理制度。在信息社会中,市场信息复杂多变,人类知识日益膨胀。企业要根据管理的基本原则,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对企业原有的一些内部制度进行创新,以适应企业在信息多变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需求。
1.要对原有的建立在精细分工基础上的已不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一些管理制度、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方面的制度、系统化管理方面的制度和议事决策方面的制度进行创新。
2.信息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企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企业必须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信息管理制度。
3.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通过员工学习和组织学习的相互促进,不断提高企业职工接受教育的能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
4.开辟企业与信息群或信息系统的新的有效的联系方式和途径,建立一种紧密的,渗透式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要提高企业对信息的依赖和开发利用的意识及能力,提高企业对信息作出反映的灵敏程度。在信息社会中,企业对新信息的反映程度和利用率是企业具有活力的重要标志。
5.在及时、全面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要着重培养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信息社会的竞争中,企业的竞争能力最终表现为创新意识的强弱和创造能力的大小。对于获得的信息必须充分的消化、吸收、为我所用,面对市场信息适时调整企业战略,大胆地进行管理创新。
6.引进竞争机制,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员工的竞争体制,营造竞争环境,帮助员工树立自主自强、顽强拼搏、竞争进取的敬业精神和思想观念。要改进分配方式,从按生产要素分配转向按知识分配,体现多劳多得与竞争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分配制度激励人学习,用竞争的办法来调节收益分配制度,从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加快学习型组织的建设进程。
四、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
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定义,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核心竞争力是一组知识和技能的集合,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管理创新是以信息和技术为基础而构成的企业内外的成长协调系统,其目标应该紧紧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而进行。培育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学习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企业自己培养获得核心竞争力。企业通过发现、挖掘、整合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并将其培养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演化法和孵化法。(1)演化法。指经营者选定一个目标,由全体员工在原有工作岗位上一起努力,设法在合理的期限内建立特定的核心能力。这涉及多种组织活动的事实和调整。(2)孵化法。指企业专门抽调人员,组成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内部小组,负责在2年~3年内建立核心能力。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营造一种培育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让核心能力成长起来。
2.通过知识联盟获得核心能力。知识联盟是企业间战略联盟的一种形式,它以学习和创造知识作为联盟的中心目标。一个组织只有具有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更好的能力,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立于不败之地。知识联盟有助于一个公司学习另一个公司的专业能力,有助于两个公司的专业能力优势互补,进而创造一个新的交叉知识。知识联盟可以帮助公司扩展和改善其基本能力,有助于从战略上更新核心竞争力或创建新的核心竞争力。
世界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以其特定的行业正在结成联盟以得到像技术这样关键领域中的外部专门知识。制药业和软件业就属于那些带头从其他行业借用技术以提升其自身竞争力的行业。其通过与HumanGenomeSciences公司的合作,SKB公司极大地扩展了其研制新药的能力。
3.通过企业兼并获得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兼并是企业扩大规模、快速加入其他竞争领域的一种有效途径。从理论上说,竞争力是不能移植的。但是通过兼并收购,企业把外界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并入企业内部,经过资产重组和企业结构调整,可以将被兼并企业的技术专长整合成企业自身的专长和核心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活鱼吃休克鱼,快鱼吃慢鱼”的竞争方式已经转变成21世纪的“大鱼吃大鱼,活鱼吃活鱼”的竞争方式。如美国的惠普公司并购康柏公司、英国葛兰素威廉公司并购史克必成公司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并购霍尼韦尔就是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通过并购和重组能极大地提高这些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也将迅速改变全球化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格局。
五、企业形象管理创新
形象管理创新是信息时代具有创新意识的管理主体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在无限的空间和区域内,以最快的速度整合并传递自身的理念、标识、品牌、风气、制度、服务、环境等要素,在诚信方面实现与顾客或公众之间最大限度的“零距离”沟通,塑造并实现管理主体最佳形象的过程。塑造理想的企业形象,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有形形象的塑造。有形形象的塑造主要是指企业形象中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包括电视、报纸、杂志上的广告设计;包括路灯、路牌、灯箱等平面广告设计。包括环境的点缀、建筑物造型、色彩选用、装潢情调等方面的设计。这些可视要素让公众一看便知企业的形象要么高雅无华,要么富丽堂皇,要么洁净舒适,要么管理平庸等。
2.无形形象塑造。无形形象的塑造主要从非视觉方面,即从感觉、行为、意识、观念等角度来塑造企业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环境氛围。无形形象的塑造比有形形象的塑造更为复杂且重要。它将企业的价值观念、文化氛围等因素融入企业行为、员工行为和管理者行为之中。无形形象塑造实际上就是感觉形象的塑造。当前企业形象塑造主要是诚信形象、道德形象、管理者和员工形象的塑造。
六、结束语
企业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现代企业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本途径。市场引导企业,而市场信息是千变万化、非常活跃的,企业要适应市场并谋求领先,就必须根据瞬息万变的信息,不断调整,创新管理。因此,管理创新是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没有管理创新,企业就难于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利媛.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创新[J].经营与管理,2001,(2).
[2]孙勇.“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创新[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