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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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1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2篇
>> 2008―2013年《档案法》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近30年我国综合档案馆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2008年～2012年河南省档案学作者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对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电子文件保护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统计分析 复式教学研究: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我国档案信息服务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2002年～2011年我国“弃档”现象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1998年-2008年我国网球硕博论文统计分析 2004―2013年我国体育类核心期刊艺术体操科研论文统计分析 2005年～2015年我国档案安全应急预案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我国近年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2004-2008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期刊论文与引文统计分析 我国档案文化产业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统计分析 1985～2007年我国国际竞争力论文的统计分析 我国期印10万以上期刊的统计分析 档案法操作性相关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我国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定量分析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邓涛.解读《国家档案法规体系方案》之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J].中国档案，2011（8）：31-32.
[5]马费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学基础[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97-98.
[6]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191-195.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 商品涉入度 广告诉求
一、广告诉求与商品涉入度对产品广告影响探讨绪论
（一）、研究背景
传统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介、广播、电视的相继出现，对于人们的生活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蓬勃，然而，在二十世纪末最后的十年里，因特网的崛起，开始扮演着新传播媒介的角色，同时也成为传统广告主的新选择，却开始挤压传统媒介的市场空间。
根据美国因特网广告局（Internet Advertising Bureau，简称 IAB）于1999第三季当季的网络广告营业额高达12亿美元，前三季累积总额为28亿美元，是 1998 年前三季累积总额的 2.25 倍。而据推估全球网际网络广告市场规模，2000年将达到七十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65%，而在五年后将扩大四倍，达到两百七十七亿美元。美国丘比特传播公司更预测，到 2012年时，网络广告将占全球广告市场的6%。反观国内，网络公司的网络广告收入今年呈现大丰收，但各大网站发现一大特色在于网络广告客户不再只是以科技厂商为主，许多传统厂商都开始进入网络广告的市场，为网络广告市场注入一大强心剂。而单从媒介的角度观之，网络作为一个新兴广告媒介在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以美国广告市场为例，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网络的发展速度是传统媒介的好几倍。
（二）、 研究动机
通过网络营销与广告潮流可能对传统报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研究，认为网络广告的趋势锐不可挡，传统平面媒体（报纸）在广告量减少的趋势下，应从整合角度出发，使网络与传统媒体合并。网络发挥高资讯量、超文本与高互动性的特征，与传统媒体相辅相成，用整合媒体来发挥综合传播效应的最高境界。但在整合的趋势下，有跨媒介的实证研究却难以实施，因此，本研究主要将通过网络媒介与平面媒介之间特性的探讨研究它们在广告效果为何造成差异，如何发展出合适的搭配组合来达到整合媒体的效果。另外，广告诉求与涉入（包括产品涉入、广告涉入、购买决策涉入等）对于广告效果有显著影响。因此本论文将广告诉求与产品涉入纳入研究当中，探讨传播媒介特性、广告诉求、产品涉入对于广告效果的影响。
（三）、研究目的
1、不同媒介对于消费者产生的广告效果差异性？本论文将做详细探讨。
2、 广告诉求与产品涉入度的最佳广告策略在期望达到广告效果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前提下如何实现？
3、个人特点如年龄、性别、上网能力、教育程度、所得、个人认知风格等会对广告效果造成什么样的差异？
二、网络广告的市场概况
（一）、网络媒体广告发展概况
目前网络上的广告主要有上述三种形式，网络广告的类型大致上有横旗标题式广告（banners） 、按钮式广告（buttons） 、关键词广告（key words） 、角落广告（hot corners） 、线下广告（"offline" ads） 、内容赞助式广告（sponsored content） 、直接电子邮件（direct e-mail）与推播服务（push services）等。 其中插播式广告则是一种较新型态的网络广告，使用者在网页与网页之间更换阅读时，会看到广告的插播，此类网络广告类似电视动画片，具备多媒体及影音声光效果，并且强制将广告讯息传送给上网者，让使用者在不经意间接受广告的讯息。
（二）、网络媒体广告的发展与优缺点
网络广告的特色除了能以多媒体的动态画面呈现之外，最重要的是提供了进一步的互动能力，顾客可以藉由鼠标点选，直接进入阅读产品相关讯息，甚至能虚拟实境地进行试用，体验产品的功能。
1. 精确区隔观众群：网络区隔消费族群的能力与其它媒体全然不同，他们可以依不同公司用户，不同的地理区域、使用时间、计算机平台等区隔广告观众，甚至可以藉由顾客所提供的背景资料，让合适的广告适时地出现。
2. 追踪纪录用户反应：厂商可以精确的评估广告所获得的反应，例如消费者点选广告的次数，以及消费者所填写的个人数据。
3. 网络广告的传送与替换颇具弹性：广告是全天候的播出，实时传送，也因此项特点，网络广告可以随时替换、取消一项广告活动。网络业者也可以随时观察消费者对广告的反应，视反应程度而调整广告的播出。
三、 网络广告媒体对于平面广告媒体的影响
据电子出版集团的 Vincent E. Giuliano 调查指出，报纸的流通量自1990年以后就在递减，而电子媒体服务的成长率则在增加。1996 年 11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 WWW 版的电子报有 1441 个，到了 1997年9月则增加至1879个，另两项报告分别指出从1960年到1990年间，报纸的消费额减少了百分之 17.9，以及在 1967 年时，30 岁以上的美国人有百分之 75每天看报，到了1994年时，却少了一半，到2012年只有三分之一。 网络媒体使报纸等平面出版物的消费量出现减少现象，意味着平面媒体阅读人口的递减，以及广告主的逐渐流失。张宏源（1999）指出，网络营销与广告在逐渐迈入成长期，对传统报业的威胁将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出现。首先是传统报业的广告客户可能会开始将部分广告预算投入网络，第二则是
传统报业的广告主甚至会自行设计网络广告。网络广告的广告刊登价值在于下列七点，分别是：
1.网络媒体成长速度迅速
2.媒体观众渐渐转移到因特网上
3.网络媒体可追踪记录使用者的反映与偏好
4.广告传送与替换快速且具弹性
5.因特网使用者具有明确的个人特质
6.目标群确定且特性显著
7.广告销售可以一次完成
此外，广告客户自己直接加入广告市场也是传统报业媒体的一大威胁。由于网站建置的技术知识越来越容易取得，广告主往往宁愿自行设计网络广告进行网络营销，可省下一大笔的广告支出费用，也因而降低了对于传统报纸广告的需要。
四、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的特性差异
（一）、网络媒体具有五项特性：
1. 实时性：信息登入网页后可以随时修改更新，不像传统媒体需花费相当多时间与金钱。
2. 多元性：全球信息网可传送文字、声音、动画与影像，内容丰富度高可采虚拟实境技术，与传统媒体不同。
3. 主控性：此主控权乃操之于消费者手上，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所需的内容。
（二）、平面媒体是偏静态、个人化，而网络媒体偏动态、非个人化。
综观上述，可发现网络媒体包含了平面与电视媒体的特性，资讯量高（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皆可），最重要的是具备人机互动能力平面媒体只能刊载图片与文字，几乎没有人机互动的能力。因此，“动静态程度”与“互动性”是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两个主要的媒介特性差异。互动性分为五大层次：第 0 层为完全无互动、第一层为内容互动、第二层为连结与查询互动、第三层为社会互动、第四层则为个人化互动，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媒体互动广告互动层次越高，消费者愿意投入资源越多；互动广告（提供第一层互动以上）也比传统线性广告（第 0 层互动）有效。最后发现，不同的浏览行为，与不同的产品类型，而网络互动广告互动层次的广告效果也不同。
因此，综上所述，“动静态程度”与“互动性”两种媒介特性，会直接影响媒体间将因动静态程度与人机互动程度的差异，对于广告效果的影响带来极大的差异性。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参考文献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5篇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还应具有善于创新的睿智和勇于担当的气魄，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良知和责任，也是治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品格和精神。欧阳友权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多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著述等身，从早期对文艺学、美学的“文化寻根”与“本体探索”，到数字化时代“比特世界”的人文精神理性建构，他始终以其独特的创新意识，孜孜不倦地挖掘治学的“富矿”。
欧阳友权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路与文学研究结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于在学术思想上不类前说，不惧定论，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加之心性勤奋，笔耕不辍，在学界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论文，因其视点新颖引起较大反响。硕士论文《文学创造本体论》从人类本体论的全新视角探讨文学创造本体而备受夸赞。他提出的“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更是被文论名家评价为“标示了新理念”的“卓有成效的做法”{1}。他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等专题论文在《文艺报》引发了广泛的争鸣，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990年代以来，欧阳友权教授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陆续出版了《艺术美学》《文学原理》（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艺术的绝响》《国民素质论》《萨特论艺术》（译著）等著作，这些著作多以本体论为支点，从哲学深层探讨人文精神价值经脉，为他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于对学术由衷的热爱与责任感，欧阳友权教授曾说：“我们这些永远‘在路上’的研究者的职责，就是设法走进前沿，敢于触摸前沿，勇于探索前沿，并希图对前沿研究有所推进。”{2}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阳友权教授的学术视角便敏锐地触及了高科技与现代美学的关系问题，他开始从人类本体的意义上去思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品性，寻找这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人文精神趋同，提出：“对现代高科技的美学阐释，便是对人类本身的生命、个性、潜能的自我审视和心灵陶醉，思考现代高科技中的美学精神，是窥视人本、睥睨人伦、礼赞人生的又一面窗口。”{3}基于这样的洞见，面对信息革命的风起云涌，欧阳友权教授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气魄直抵文学理论最前沿，毅然站在信息媒体革命的潮头，以新的学术视野重构文学理论。
新世纪网络文学发轫之初，在许多人尚对网络文学观望质疑时，欧阳友权教授已走进这一领域，先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和论文《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并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为他接下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从此，他在选定的这一治学“富矿”持续钻研，笔耕不辍，完成了博士论文《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先后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网络文学发展史》《比特世界的诗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等著作。主编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学术报刊发表数百篇网络文学理论文章。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数十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纷纷获奖。带领中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团队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所， 成功创办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网络文学研究选题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湖南省重大重点项目等，创下了多个学界第一，从基础学理上奠定了网络文学的学科地位，欧阳友权教授因此被学界评价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欧阳友权教授从1998年介入“高科技美学”论题起，一直关注和涉足“科技与人文”“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对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的学理阐释，其核心的学术理念寄寓了他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表达了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由于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中南大学文学院成了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重镇，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以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走进人们的学术视野，又以扎实的基础学理研究一步步挺进学林杏坛，由此开启了一个新学科的学术征程。他带领学术团队完成的网络文学专著和同一领域的系列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研究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学理标识。
二、纵横捭阖，游弋学海
欧阳友权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呕心钻研，沿着“生成背景、存在方式、文学变迁、媒介叙事、主体阐释、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研究理路”的基本逻辑线索，逐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文学学理形态体系。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欧阳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在理论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史”的维度辨析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二是从“论”的维度探讨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三是从“史”与“论”融合的维度反思“比特世界”的学理症结和诗学创生空间。通过这些有机联系的理论，系统而多角度地解读了网络文学的诗性蕴含，从纵向（史）和横向（论）的不同视野阐释了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向度。
首先，对媒介变迁与文学转型的探讨。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教授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一是数字媒介对艺术审美支点的置换。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二是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祛魅与返魅。电子化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三是数字媒介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成规”。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机制，数字媒介作品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艺术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时代对艺术经典的命意。对于数字媒介革命所引发的文学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指出，媒介“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艺术生产增设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4}
其次，对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的探讨。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作为伴随现代数字化技术而迅速崛起的崭新文学形态，能否在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形成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学审美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是21世纪文学格局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一个期待合法性体认的文学母题。{5}他尝试采用了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这一新的课题。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所探讨的是事物（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原和本性的存在方式、生成运演及其本质意义的终极存在问题。他的《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运用本体论哲学思维探究网络文学时，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网络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欧阳教授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和“隐性存在”。最后再反思其“何以存在”的问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以求探讨构建一种网络文学学理范式的可能性。他提出，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包含几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层面：媒介赋型、比特叙事、欲望修辞、在线漫游、存在形态。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构成了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基本内容。而把握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需经由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反思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必要与可能。这一隐性价值结构包括：文学体制转换、民间话语寻根、文学性嬗变、文化逻辑依凭、人文性的意义酿造等问题。另外，欧阳友权教授还从观念预设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本体建构问题：即坚守文学的本体论承诺、注重新民间文学的审美提升和实现电子文本的艺术创新。{6}
第三，对网络文学的学理反思与诗学前瞻。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引发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并由此衍生出文艺学新的研究热点。在对网络文学的学理指认中，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它所带来的文学转型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学理思考，亦很少有人从网络虚拟现实关系变迁的维度，去考辨在技术操作、资本运作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和表意体制的深刻变化，引发并构成了网络文学转型的学术理路。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研究者必然要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即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和参照；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定格其文化表情。这时候，研究者需要奉行的研究原则应该是：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研究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前者可以使我们避开对数字媒介文学“好坏优劣”的简单评判而将其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可以将多姿多彩的数字媒介文学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有利于新兴文学走向规范与健康，还将对推进数字媒介文学本身的基础学理建设有所裨益。{7}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历史性地出场，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文学转型的研讨与争鸣，不仅需要解决“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学理逻辑上解决其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意义与价值问题，后者才能真正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也是新世纪文学转型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必由路径。
三、独辟蹊径，登高临远
面对数字技术对当代人文生活的深刻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深远地看到了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在其意志自由、知识民主、交往平等和信仰重塑等“后审美”现象背后隐藏的艺术审美价值、人文精神价值的表征危机。他在理论建构上既推重价值理性，关注意义承载，又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沉静严肃的反省态度和怀疑精神，彰显了乐观豁达、精深审慎的学术品格和学理特点。理性化的学理阐述，历史语境化的人文审视和立场鲜明的价值向度，使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
第一，学理阐释的自觉意识。多年来，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学理性审视和学理研究，主张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对待新兴的网络文学，力求从事实出发审视纷纭复杂的网络文学现象，避免情绪化的简单评判和非学理的即兴抒发。他从关注网络文学开始，就一直坚持和倡导“建设性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评判性态度”，“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方式”。这使得他的研究更侧重于“从原理性的角度”阐述网络文学问题，致力于建构完整的网络文学基础理论，实现对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欧阳教授始终关注高科技时代文学的新变化，而非网络文学的技术性本身。在他看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但它的艺术命意是超越技术的。”这决定了他的网络文学研究是学理分析性的，而非技术分析性的。是以文学性为核心的，而非以技术性为核心。基于这一思路，欧阳友权教授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多维度、宽视野的基础学理研究，着力探讨网络文学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力图科学、全面地分析网络文学现象。所涉及的如网络文学的生成背景、存在方式、媒介叙事、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消费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对网络文学的一系列“元问题”作基础学理研究的努力，对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话语逻辑、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价值趋向等问题展开思考论析。尝试采用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网络文学这一崭新课题，力求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的层面等等。这些方面的积极努力，显示出了作者建构新型文艺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二，学理品格的批判视野。欧阳友权教授长期致力于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学理症结进行论证，解决网络技术与文学的内在逻辑问题。他在构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时，始终坚守可贵的人文立场，对各种文化现象秉持一种批判眼光，在热心呵护新生网络文学的同时，也冷静地剖析了它的局限和困境。他指出，目前网络文学存在的艺术症结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不利于文学品质的改善和提升；二是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文学放弃了应该有的艺术承担、人文承担和社会承担，出现作品意义构建上的价值缺席和承担虚位；三是类型化写作膨胀，隔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依存性关联，使网络文学面临生活“断奶”的潜在危机；四是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数字化写作常以“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快乐游戏。面对上述问题，欧阳教授提出，网络写作需要对网络志存高远，对文学心怀敬畏，真正建立起文学承传“创造”担当和超越意识，提升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描绘时代的精神影像和图谱，赋予文学更强健的精神品质，提供给读者更多具有人性温暖和心灵滋养的东西。{8}他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断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然而，如果这种文学仅仅止于媒介传播和时尚文化消费的意义，而不能以自身的诗性魅力抒发人类的审美情怀，用技术的基质承载艺术的人文价值、建构审美的精神家园，人们对它的艺术期待就将是无所依凭的。当网络文学的媒介更新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休闲娱乐消解审美意义的时候，它得到将不会是艺术的尊重，而是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失和历史合理性的悬置。面对这些表征危机，我们需要重铸这样的价值理念：用数码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电子媒体彰显文学本性，是网络文学必须坚守的本体论承诺。同时，欧阳友权教授还对网络文学在经典化探寻过程中如何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通，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工具理性与诗性智慧抉择等进行学理追问，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审美认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在艺术本体论上为之付出价值缺失和意图谬误的代价，形成审美导向的失依与失范。”{9}
第三，学理立场的正向秉持。欧阳友权教授所思考的学理逻辑主要遵循的是科学技术范畴与精神文化范畴的二元关系模式。基于这样的模式，他找到了把稳网络文学发展脉络的正确路径，认为数字传媒时代文学的转型最需要的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在他看来，网络文学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使文学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文学从专业化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变，网络这个高度开放、自由共享、话语平权的媒体拆除了纸质媒体的“高门槛”，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接受的“零壁垒”准入与实时动态交互，文学交往变得便捷自如。在为之欣喜的同时，欧阳教授也在为网络文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感到焦虑，他从人文审美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技术理性批判，认为网络文学要想在文学进步的历史节点上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避免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二是避免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三是避免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在著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他既为网络文学对文艺困境的技术救赎而欢欣鼓舞，又清醒地看到了文艺生态中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陈、文艺形态新生与末路相伴的复杂状况，提倡对“读屏乌托邦”予以省思，并在科学与人、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交汇点上，找到了数字化与美学的本质联系。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是隐含在他著述中的一个核心文化理念。他主张把科技革命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克服“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另外，在著作《网络文学论纲》中，他指出尽管网络文学在价值观念方面与传统文学颇为不同，但“对于对象的审美把握与审美价值创造”仍然是讨论网络文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即是要找准“人文审美”这一价值原点，上述问题便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
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理路与思辨方式，彰显了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反思性高度，对“人文审美”的始终关注，是其重要的学理维度。正如他所倡导的，文论学术有责任从观念上把新媒体对文学的强势介入看做文学在涅槃中新生的历史机遇。当代文学的网络在线最终还是要靠人文审美和艺术创新的价值含量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美学命意、艺术成色和深层文化积淀，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网络文学的诗性命名。{10}“切入文学现场，关注媒介变迁，呼唤文学魂归，秉持守正创新”，欧阳友权教授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从价值理性上探寻网络文学人文审美的必要与可能，在学界逐渐树立了旗帜性的理论创建，赢得广泛的学理肯定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作为一名永远“在路上”的学者，历经披荆斩棘的艰辛耕耘，终于在数字化人文的丛林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王先霈：《标示新理念》，《中国教育报》2001年2月1日。
②欧阳友权：《我们去哪里触摸文艺学的前沿》，《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
③欧阳友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求索》1996年第6期。
④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⑥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⑦欧阳友权：《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⑧欧阳友权：《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⑨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微时代；英语写作；信息媒介；自主学习
一直以来，高校的英语写作不仅是英语专业教学的难点，更是非英语专业学生害怕提及的一门课程。从对在校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几个方面的考核来看，学生最薄弱的就是英语写作部分，因此，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非常重要。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常见的写作教学方法
当前，在各大高校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英语写作教学法：
（1）结果教学法。注重模M、背诵以及英语写作基础知识的传授，但忽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2）过程教学法。比较注重写作信息的收集、结构的组织等过程。（3）体裁教学法。通过对范文的阅读和理解，掌握一定的图示结构，进行模拟写作。（4）过程体裁教学法。这种是2000年才提出的新的教学法，它融合了前面三种写作教学法的优势，引导学生认识语篇，掌握图示结构，写出高质量的英语作文。广大教师经过辛苦实践发现，对学生写作帮助最大的就是过程体裁教学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微时代，如何让过程体裁教学法的作用得到最好的发挥已经成广大教师讨论的焦点。
二、微时代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微时代，指的是由MOOC、微课、微博、微信、QQ等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所组成的文化信息大发展的时代，充分发挥这些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实现英语学习环境情景化、教学内容多元化将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大学英语写作课程也不例外。
1.微时代增加了阅读信息的输入，为大学英语写作提供了素材。微时代下，基于二语习得输入与输出理论，过程体裁教学法指导下的英语写作遵循着“写读结合，以读促写”的教学模式，英语写作在输出之前，必须达到一定信息量的积累和输入，才有内容输出。
2.微时代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有了足够的素材进行英语作文仿写以及独立的英语写作，学生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平台互相评阅、分析与交流，整体英语写作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又得到了提升。
三、微时代环境下大学英语写作的基本要求
随着电子科技设备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引入大学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中，也算是顺应了时展的要求。但是，这也对教师、学生、教学环境和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对教师的要求。首先，教师面临的就是角色的转变，从“主体”变为“主导”，引导学生掌握一些英语写作的方法，从传授英语写作方法转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英语写作。比如，写作课课前预习的时候，可以提前利用MOOC资源和微课资源，带领学生思考某个主题英语写作的方式，课堂中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分析作文范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利用写作课上的时间满堂灌写作要求与写作规则，避免出现学生练习写作机会少而教师讲解多的情况。其次，担任英语写作课的教师需要具备更加深厚的专业知识，比如吃透写作教材的内容，然后能够将写作课程内容分解为若干知识点，但是又保持各知识点之间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保证学生认知发展中的连贯性。再次，作为微时代环境下的写作课教师，要懂得充分利用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引导学生找到最新的资源，服务于教学主线。最后，教师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熟悉移动设备、电子设备的使用。
2.对学生的要求。基于微时代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强调的是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变被动吸收为积极学习，能够有足够的空间独自进行范文分析、论文仿写和论文修改的工作。其次，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在浩瀚的资源里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内容。
3.对教学环境及设备的要求。微时代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所依赖的是网络这个平台，需要学校加强对多媒体和网络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另外，微时代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要求我们能逐步开发出更加简单易于操作、更适合这门课程的系统和平台。
四、结论
尽管微时代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了很多的便利条件，也更加的人性化，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很多的问题。首先，不能过于追求效果和创意而忽略内容，防止过度注重资源的制作形式；其次，要注意资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把每个写作的点关联起来，整合出连贯的写作课程资源。
参考文献：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当今社会，以电视、电影、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媒介以其自身的图象化、迅捷化、商业化的特性冲击甚至消解了经典文学，但是同时也为文学生产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生长点。
关键词：新媒介文学生产经典文学
媒介是文学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纽带，是整个文学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载体。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回首历史，人类社会已走过了口说文化、文字文化阶段，现正跨入媒介文化时代。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看，口说文化时代，人们以口耳相传的语词为主要交往媒介；文字文化时代以各种纸质印刷品作为传媒的主要载体。当今的媒介文化则是后文字时代，一切都在发生视觉化、形象化的转型。这里所说的新媒介，指的是随着近代数字语言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影视、网络等媒介。当今时代，电子媒介和网络的兴盛，使人们接触到的文学传播媒介变了，文学欣赏方式和习惯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图象化特征突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把电视的“马赛克”图像看成是“印刷时代”的对立面。他在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认为，人体的延伸是指“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同时，他更强调这种延伸对人、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其次，新媒介传递信息快捷且容量大。麦克卢汉还曾断言，电子媒介使大家更加相互依赖，重新塑造成一个“地球村”。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也对正在兴起的媒介革命对文学艺术生产的影响，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
与此同时，新媒介产生的文化社会背景也决定了其商业化和市场化特征。现代传媒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后现代社会多的大众文化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其意义在于指出这种文化的创造目的和创造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是一种标准化、复制性、大批量的生产,为的是创造消费使用价值,经济效益是其运作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往往是与工业形态的生产运作模式及商业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新媒介的图象化、迅捷化、市场化的特点，动摇了传统经典文学的地位。当代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说：“其他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米勒的“文学总结论”曾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国内学者童庆炳、金惠敏、赖大仁等人曾有不同的观点。客观来看，新媒介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对文学乃至文艺的生产有一定的解构性。首先，新媒介视觉的冲击甚至消解了传统文学的想象力。视觉文化是“看”的文化，它追求的是视觉的冲击，而不是隐含意义的解读。文学名著的电影、电视、摄影的改编，图文图书的畅销，不少文学刊物所发作品的感性化、视像化、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刊物所发作品的视觉化、动漫化等现象，使得文学生产变得追求外在实像化。这样就大大地限制和阻碍了作家、读者本身的想象力的培养和发挥，其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生产的萎缩。
其次，新媒介任意复制消解了传统文学的经典性。大众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广泛、快速传播提供了极为快捷的工具和载体，与此同时也使大众文化产品大批量、产业化、规模化的复制、拷贝与流通成为可能。我们知道，经典文学之所以具有经典性就在于其很强的个性和先锋风格，在于其创造性创作过程和结果，但是电子媒介的主要特征——可任意复制性却导致这一特性的土崩瓦解。凝聚原创者心智活动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可供多次重复的消费品，个性化的生产变成了大量复制化生产，文化赝品充斥市场，创造性的艺术濒于毁灭。
最后，新媒介的商业化操作使文学生产庸俗化。影像、电子媒介从它诞生起，就扎根在市场的土壤上。商业操作的结果，固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负效应，它挤占着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代替，提升精神品位被迎合受众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被追求物质利益所置换。
数字化生存与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同时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也有待商榷，我们还应该看到，新媒体同时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的空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媒介的开放性为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网络媒体的普及运用，引起世界传播方式的革命。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以光电的速度、海的储量，将文本、数码图像与视频结合在一起。它以其直接性、平等性、开放性、及时性为各民族作家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现代化的最佳平台。“到了网络传播时代，网络技术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传播在台前幕后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传播成了一种物质层面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传播者很难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而对文学活动进行过滤，文学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时，作家与读者互为主体成为现实。网络小说与手机短信书写的便利性与无限制性使得文学日益大众化，并且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作品还得以出版、发行、流通。“文坛”不再是“精英论坛”，它恍然变成了向任何普通“写家”都可以开放的“休闲空间”，文学已经从精英写作变为大众写作。
参考文献：
[1][美]罗杰•菲德勒，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电子媒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媒介文学生产经典文学
媒介是文学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纽带，是整个文学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载体。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回首历史，人类社会已走过了口说文化、文字文化阶段，现正跨入媒介文化时代。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看，口说文化时代，人们以口耳相传的语词为主要交往媒介；文字文化时代以各种纸质印刷品作为传媒的主要载体。当今的媒介文化则是后文字时代，一切都在发生视觉化、形象化的转型。这里所说的新媒介，指的是随着近代数字语言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影视、网络等媒介。当今时代，电子媒介和网络的兴盛，使人们接触到的文学传播媒介变了，文学欣赏方式和习惯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图象化特征突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把电视的“马赛克”图像看成是“印刷时代”的对立面。他在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认为，人体的延伸是指“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同时，他更强调这种延伸对人、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其次，新媒介传递信息快捷且容量大。麦克卢汉还曾断言，电子媒介使大家更加相互依赖，重新塑造成一个“地球村”。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也对正在兴起的媒介革命对文学艺术生产的影响，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
与此同时，新媒介产生的文化社会背景也决定了其商业化和市场化特征。现代传媒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后现代社会多的大众文化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其意义在于指出这种文化的创造目的和创造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是一种标准化、复制性、大批量的生产,为的是创造消费使用价值,经济效益是其运作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往往是与工业形态的生产运作模式及商业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新媒介的图象化、迅捷化、市场化的特点，动摇了传统经典文学的地位。当代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说：“其他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米勒的“文学总结论”曾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国内学者童庆炳、金惠敏、赖大仁等人曾有不同的观点。客观来看，新媒介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对文学乃至文艺的生产有一定的解构性。
首先，新媒介视觉的冲击甚至消解了传统文学的想象力。视觉文化是“看”的文化，它追求的是视觉的冲击，而不是隐含意义的解读。文学名著的电影、电视、摄影的改编，图文图书的畅销，不少文学刊物所发作品的感性化、视像化、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刊物所发作品的视觉化、动漫化等现象，使得文学生产变得追求外在实像化。这样就大大地限制和阻碍了作家、读者本身的想象力的培养和发挥，其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生产的萎缩。
其次，新媒介任意复制消解了传统文学的经典性。大众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广泛、快速传播提供了极为快捷的工具和载体，与此同时也使大众文化产品大批量、产业化、规模化的复制、拷贝与流通成为可能。我们知道，经典文学之所以具有经典性就在于其很强的个性和先锋风格，在于其创造性创作过程和结果，但是电子媒介的主要特征——可任意复制性却导致这一特性的土崩瓦解。凝聚原创者心智活动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可供多次重复的消费品，个性化的生产变成了大量复制化生产，文化赝品充斥市场，创造性的艺术濒于毁灭。
最后，新媒介的商业化操作使文学生产庸俗化。影像、电子媒介从它诞生起，就扎根在市场的土壤上。商业操作的结果，固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负效应，它挤占着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代替，提升精神品位被迎合受众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被追求物质利益所置换。
数字化生存与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同时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也有待商榷，我们还应该看到，新媒体同时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的空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媒介的开放性为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网络媒体的普及运用，引起世界传播方式的革命。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以光电的速度、海的储量，将文本、数码图像与视频结合在一起。它以其直接性、平等性、开放性、及时性为各民族作家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现代化的最佳平台。“到了网络传播时代，网络技术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传播在台前幕后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传播成了一种物质层面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传播者很难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而对文学活动进行过滤，文学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时，作家与读者互为主体成为现实。网络小说与手机短信书写的便利性与无限制性使得文学日益大众化，并且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作品还得以出版、发行、流通。“文坛”不再是“精英论坛”，它恍然变成了向任何普通“写家”都可以开放的“休闲空间”，文学已经从精英写作变为大众写作。
参考文献：
[1][美]罗杰•菲德勒，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