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管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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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要：学科是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龙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显现。横向比较看，无论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还是国家重点学科或博硕士点数量，都表明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从省内来看，学术队伍、科研发展以及已有学科基础等指标显示，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呈积聚江西财经大学的明显趋势。要从发展思路、学科培育和学术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发展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学科；江西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114-04
学科是高等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龙头，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基本平台，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两大重要学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深刻反映了经济与管理类人才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本研究拟以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现状及发展对策，这无论是对江西高校的发展，还是对江西经济与管理英才的培养以及江西崛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意义与内涵
“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兴的职业”，这是陈岱孙先生对经济与管理工作的定义。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中国呼唤着众多经济类、管理类英才，而这又取决于高校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是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学科建设的目标在于提升学科水平和竞争力，而学术队伍的科研水平、规模、结构和影响力是评价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领军人物的数量，是评价学科队伍水平的基础指标。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度、的数量和质量，全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等是评价学科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指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层次是最能代表学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些也都可以作为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判断标准。
弄清楚学科的划分与界定以及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必要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学科的门类也不尽相同。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主要有三种：(1)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学科划分，
(2)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学科门类、二级类和相应专业的划分，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关于学科的分类。本文采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划分方法。依据该标准，学科门类分为12种，经济学和管理学就是该分类方法下的两个学科门类。其中，经济学包括2个一级学科，16种学科、专业；管理学包括5个一级学科，14种学科、专业。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2009年许多大学按大类招生，即实行宽口径、大类培养模式，这有利于学生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学、数学和英语的基础，具备更强的发展潜力。此外，许多高校也都在实行经、管融合式的改革，从部分重点高校学院命名(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可略见一斑。凡此种种，都显示出经济学、管理学交互融合的趋势。
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1、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称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95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51项、在国外学术刊物上2413篇，人均在CSSCI期刊上6篇、以基地名义出版的学术专著人均两部。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名称及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所高校和地区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区域分布来看(见表1)，重点研究基地70％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高校，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具体就管理学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占了六个。中部地区仅有一个，西部地区为零。就经济学而言，东部所占比例仍然占绝对优势；中部为四个，其中包括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西部地区有四个。
不难看出，中部地区人文社科总体实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人文社科领域内，中部地区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实力相对更弱，基本与西部地区持平，这与中西部地区亟需经济学、管理学人才现状极不相符。
具体就江西而言，在中部八个省份中，共有一个管理学重点基地，四个经济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各占两个，南昌大学一个，即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这意味着，江西仅在研究中部经济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2、国家重点学科
由于在学科方向、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条件建设等方面，国家重点学科都具有风向标意义。因此，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及学科门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高校和地区学科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中包括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于一小部分一级学科下只有一个二级学科(即此一级学科等同于二级学科)，大部分一级学科下有若干个二级学科；考虑到可比性，也不失参考意义，我们以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为指标度量各省份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
从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高校有六个，分别为：武汉大学(排名第7位，46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8位、45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12位，40个)、华中科技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南大学(排名第18位、33个)、吉林大学(排名第19位、32个)；位于西部地区的高校有两个，为四川大学(排名第10位，43个)和西安交通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部八省份除江西、山西、河南没有外、其他各省都有，其中湖北还有两所高校。
具体从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来看(见表2)，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理论经济学东部高校有5所，中部仅为武汉大学一所；应用经济学东部高校有4所，中西部均没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东部高校有6所，中部高校有4所，分布在安徽、黑龙江和湖南(2所)；工商管理东部高校有4所，中部没有，西部仅有西安交通大学。可见，对中部地区而言，在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领域处于绝对劣势，在理论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尚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遗憾的是，目前江西均无缘于上述国家重点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甚至在中西部地区都处于一个急需进步的地位。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见表3)，经济学中，东部地区有20个，中部地区有六个，分为为华中科
技大学的西方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和金融学，武汉大学的金融学，湖南大学的国际贸易，吉林大学的数量经济学；西部地区有七个。管理学中，东部地区有16个；中部地区有三个，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会计学，华中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与管理，武汉大学的社会保障；西部地区有三个。可见，中部地区在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社会保障以及农业经济与管理等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只是，湖北、湖南、吉林等省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在中部地区处于前列，江西省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上都没有国家重点学科，这更凸显了江西在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3、博、硕士点数量及排名
博士点、硕士点数量是衡量经济与管理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这里以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大文科为例进行说明(见表4)。江西高校现学位点名次在全国排名第23位，排在其后的8个省份除海南为东部地区外，其他均为西部省份。也就是说，江西在中部地区排在最后。从博士点数量看，江西省远低于其他中部省份；硕士点数量比山西和安徽多，比其他省份都少。
总体来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有限。从重点研究基地看，江西仅有一个，为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且颇具区域特色。然而从国家重点学科看，江西的重点研究基地并没有相应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的支持。大文科的博、硕士数量及学位点排名，江西更是处在中部地区的落后位置。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远不能满足江西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比较分析
省际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不足.而省内之间的比较则有利于摸清家底，有针对性地进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里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所列出的江西15所高校为例进行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以社科活动人员指标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三个学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的44.5％。从发表学术论文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论文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论文总数的50.5％。从研究发展经费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经费总和占江西15所高校经费总额的60.3％。从课题总数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其课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课题总数的58.8％。也就是说，这三所学校人文社科资源及成果占了江西高校的半壁江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是江西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心。
进一步从职称结构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江西15所高校中，江西财经大学无疑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从经济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正高、副高和讲师分别占江西15所高校总数的比例依次为55.2％、44.7％和19.9％；从管理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所占上述比例依次为36.2％、33.0％和36.9％。这意味着，在现有江西15所高校中，经济学和管理学各层次学术队伍三分之一都集中在江西财经大学。
从江西省重点学科来看，江西高校“十五”重点学科共72个(给经费的46个和自筹经费建设学科26个)，共安排经费750万元。其中，经济与管理学科有14个，经费共100万。14个省级重点学科中，江西财经大学9个。“十一五”江西省重点学科经济与管理类中，江西财经大学又新增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共11个，在江西高校中名列第一，产业经济学且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总之，无论从现有学术队伍、科研发展，还是已有重点学科基础来看，江西省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呈积聚江西财经大学的明显趋势。而从省际之间的比较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与江西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不相符合。为了更好培育经济与管理英才，服务江西经济发展，江西有必要建设和发展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江西财经大学的相关优势学科.努力建设成江西首个经济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
四、促进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的政策建议
1、发展思路上，对于现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要进行改造、调整和拓展，形成经济与管理交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的发展要“有扬有弃，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依托现有基础，保持特色和传统，又要敢于高瞻远瞩，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找准突破口，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和空间，还要打破学科壁垒，面向科学问题凝炼优势学科方向。
2、学科培育上，在研究国家重大需求、判断学科方向未来发展空间和前景的基础上，明确学科发展重点领域。以发展重点为核心，引导学科建设资源的配置。可考虑把产业经济学发展培育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样既能与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遥相呼应，更能满足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之客观需求。
3、学术队伍上，凝聚现有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一流的创新团队。在大批引进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同时，以拓展出国进修、优化在职培训、强化科研激励等多种形式进行存量师资的国际化转型，造就一支在中部领先、在全国有影响的经管研究团队，为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崔朝栋.关于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J].经济经纬，2002.(5)
[2]霍天强，樊桂清.关于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U].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吴航。梁星，刘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及经济学学科建设[J]；经济纵横，2009，(1)
[4]焦新.制度设计激发活力基地建设成绩斐然[N1.中国教育报.2007-01－19
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工商管理科研必须忠实地为教学服务
工商管理科研应与工商管理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变“死科研”为“活科研”。牢固树立工商管理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基本思想，不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研真正围绕教学而展开。克服以往科研的盲目性，注重科研选题，明确科研方向，使工商管理科研回归教学，忠实地为教学服务。科研是教学的原动力，教学是否有后劲，关键在于科研。这便要求工商管理科研必须针对性强、方向性强、实用性强。工商管理科研成果应是能回归教学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工商管理学科是一门范围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学科，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其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特征。注重的是实践与成就，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1](P2)在科研选题与科研过程中，应强化的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应用性。在应用于教学时，应紧扣教学主题，科研成果与教学主题相辅相承、协调一致，这样便可明确工商管理科研的方向一为教学服务。
二、工商管理科研与教学要适应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需要
目前高等学校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完全实用主义课程比重偏大，而人文科学课程极其薄弱，所谓“左脑巨人，右脑矮子”，导致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与人文教育严重脱离。如果使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与人文教育实现有效对接，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加大人文教育课程的比重[2(P12)。然而传统的工商管理教学内容陈旧，急需重组、改造、更新，不论是企业管理学、领导科学，还是管理哲学、管理伦理学，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尤其是管理伦理学，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己经认识到管理伦理学的重要性，并在工商管理学院普遍开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素质教育上看，21世纪是素质教育的时代，我国将逐渐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体现科学人文观与伦理观的工商管理教学内容将占主导地位。因此须加强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加强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性、可行性俱强的系列教改训练方案，这些方案的研制均须工商管理科研来完成，并不断应用于教学之中，以适应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要求高等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专业的重组与改造。这便需要对工商管理教育专业进行大胆改革，强化工商管理科研，强化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标准是能否更新丰富教学内容，与素质教育接轨;能否提高工商管理学生的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以适应21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三、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
工商管理科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正因为如此，才应该铭记大卫。哈维的话:“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乱转出处。[4(P5)因此，若使科研与教学合二而一，真正实现科研为教学服务，就必须建立哲学原则。若使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首要的问题是工商管理科研选题。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5(P3)通过工商管理科研实践，深感选题的重要性，选题的好坏或方向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进而影响科研成果的应用。科研初期往往带有一种盲目性，追新求奇，缺少辩证思维。随着科研的进一步深入，渐渐形成工商管理科研选题的基本思路，即工商管理科研为教学服务，且将科研成果全面准确地应用于教学。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服务性原则;需要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1.应用性原则。工商管理科研的应用性极其广泛，尤其管理伦理科研和深层管理科研，能够研制经济发展规划、工商管理策划、诚信经营模型、企业联盟、环境治理等等，这是为地方经济、企业发展服务。但突出工商管理科研的应用性要强化为人文素质教育服务，将大量工商管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这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科研的根本。因此遵循应用性原则，就是遵循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
2.服务性原则。工商管理科研紧紧围绕教学而进行。为教学服务是工商管理科研的终极关怀。工商管理教学从哪些方面加深改造，工商管理科研的触角就该伸向哪些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不同，如理工、农林、医师等，虽然科研的目的目标不同，但科研为教学服务却是一致的。不管哪类院校都在从事高等教育，因此都该遵循服务性原则。坚持服务性原则，就是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科研回归教学，教学促进科研。
3.需要性原则。科研的目的在于社会的需要。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要适应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工商管理科研能够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为教学服务。因为只有明确科研服务于教学，才能明确科研方向。坚持需要性原则，必须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工商管理科研优势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使科研服务于教学以及如何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
4.创新性原则。只有工商管理科研选题具有创新性，才能使工商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工商管理教学具有创新性。所以创新性是工商管理科研与教学的灵魂。不同科类的科研均需遵循创新性原则，这种创新可以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发明，也可以是新发现、新理论、新思维。对工商管理科研而言，就是在工商管理科学的边缘地带领域开展研究，因为在边缘地带领域很多是空白地带，可以提炼很多新思想。如在管理科学边缘领域的“深层管理学”便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题有无为管理、不伤害原则、中庸管理、简单管理、整合管理、负熵管理、分形管理、周期管理等等，其研究价值巨大，应用性也强。将研究成果充实教学中，这样既坚持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创新性原则，又坚持了应用性原则。
四、工商管理科研的成果分类与服务渠道
科研成果分类可以有教师单体、院级群体、校级与省级等。在各级成果中教师单体成果分类十分重要，因为教师单体是最基本的单元，是组成群体成果的基础。在分类过程中，要坚持为教学服务，坚持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作为教师单体笔者将己取得的能够应用于教学的科研成果分类，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管理伦理科研成果。如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转载的管理论文，“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阐释与计算方法”、“人地关系协调系统的建立一对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补充”、“'后结构主义’思维框架下的企业生命有机体理论研究”，涉及到人地关系、人伦关系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文。
第二类是深层管理科研成果。如完成的专著(〈深层管理学》、《周期地理学》，大量的规划文本!〈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规划》、《齐齐哈尔市克东县扶贫规划》、《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区规划》，还有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管理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优秀管理论文以及由科研地图转绘成的大量的商贸教学挂图、幻灯片等等。
第三类是工商教改科研成果。如在《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发表的教改论文，“让学生从'面具’后面走出来一'多元交流评价式’小论文教学的行动方案”、“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有效方法研究”等等，主编的全国高校教改教材《新概念人文地理学》。
依照三类科研成果，建立起3条服务渠道，即深层管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管理伦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工商教改科研服务于教学六、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n”基本范式
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众多，包括理科、工科、商科、农林、医药、师范、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等。无论哪类院校，都有科研为教学服务的职能。一些高校忽视科研为教学服务，这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普通高等学校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必须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教育，以适应通才教育的需要。同时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个中心任务是职业教育，培养跨世纪专业人才，因此要面向21世纪，适应专才教育的需要。
普通高等学校科研各具特色，应对教学有利的科研成果进行筛选、分类，确定为科研1、科研2、科研3……科研建立n条为教学服务的渠道。
通过上述分析，便可拟建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n”基本范式。即1个服务，2个需要，n条渠道的应用模式。
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2007年我国‘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等，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站的主要途径，论文主要发表于非法学术期刊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16日透露，他与该校另一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生通过对现象的长期充分调查，实证分析出的动力机理、传播渠道和盈利规模。
沈阳介绍，使用搜索引擎软件工具，可获得Google和百度“”、“论文”、
“”和“买论文”搜索词的前面323个返回网站。统计发现，所有发表的论文有极大的相关性，实质都是非法学术期刊产业链的组稿源头，这些论文绝大部分发表在非法学术期刊上，而且论文选题涉及范围广，文、艺、理、工、商、法、医无所不包；经营业务流程完整，包含论文写作、、论文翻译、论文检索，允许组织加盟，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办事处，便于沟通客户，分享利润；在所属行业或群体设联络员，引荐推广，收取加盟费用，形成“传销网络”。
2008年，这些买卖站均进行了搜索引擎推广。
根据电子商务淘宝网论文交易销售额前20名商铺的数据，可计算平均每次论文交易花费649元。沈阳称，他与多个买卖站的销售人员聊过天，证实网站“浏览购买比”一般为2%-6%。通过公式“平均交易费用×每天浏览买卖站的人数×浏览购买比×365（天）”，计算可知互联网网站论文交易2007年度销售额为1.8亿元-5.4亿元。据《长江日报》
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1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中的生态平衡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应达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使其能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理论水平，进一步使学生能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提高这些未来卫生事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生态学的多样性和主导性原理认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要有多元化的结构和多样性的要素，才能增加稳定性；务必有优势的要素主导，才有发展潜力[2]。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确立教师的多元角色定位，同时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从教育生态学角度来讲，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了教学活动，二者作为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生个体、整个班级、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观念、教学内容、考核方法等各个因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任何一个因子的变动往往都会引起其他因子发生变化，从而对整体的教学结果产生影响。根据教育生态学中的“限定性因子定律原理”[3]：在教育生态环境中，近乎全部的生态因子均可能成为限制的因素。所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要分析每一种限制因子[4]。
2教育生态学的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创新
教育生态学的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创新，是要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提出多种教学共存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水平、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最终创建动态平衡的教学系统。主要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
2.1教学观念的创新：
教育生态学体系下的教学观念创新，首先要考虑平等的师生关系，只有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使师生双方相辅相成，相互尊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依存，共同进步。平等的生态地位是师生的平等和互动，因此，教学观念创新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应该是平等师生关系。
2.2教学内容的创新：
在教学内容方面，提高知识、能力、素质三点不可或缺，课程内容的调整要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授依然是授课重点，同时应精选教学内容，将本学科的前沿理论知识、概念和技术、方法等及时引入教学当中，减少陈腐、繁杂、琐碎的内容，充分显示素质教育的全面性，培养专业性和适应性的人才。卫生事业管理的教学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两个方面，课时安排应灵活、科学。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从生态学的视角，应当将竞争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三种教学理念相结合，提倡融合性教学方法[5]。答辩式的教学方法是竞争学习的主要形式，在教师主持下，以卫生事业管理学中的主要内容为中心，借助于多媒体教学手段，使学生学习小组陈述研究目的、方法、结果以及研究中遇见的问题等，然后老师回答问题，并且和学生共同讨论[6]。最后教师对整个答辩的准备、陈述和讨论等环节进行评价。合作学习主要是小组讨论或案例讨论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力。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在案例提出前，教师首先要表明案例剖析法的意义、步骤和案例中主要体现出的内容，并给出部分时间让学生以案例为中心，发散思维，进独立的行思考分析。自主学习是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培养学生独立猎取知识的能力，认识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独立阅读教科书、期刊文献、写论文、项目报告，并将学习的成果进行交流等自我学习的方式。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学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所需要的习惯。
2.4考核方式的创新：
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公共管理学 公共行政学 学科定位
一、公共行政学范式
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并首次提出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以来，行政管理学开始逐渐脱离政治学自成学科体系，并进行了数次理论变革。行政管理学，又叫公共行政学。对于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学界普遍认同以范式论来划分公共行政的认知视界。
“范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均称《结构》）中提出的。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给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一个学科、专业的发展演变。在社会科学领域它也被人们广泛采纳，就公共行政学来说，采用范式来分析其发展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库恩“范式”的歧义理解，又或者说是由于库恩本人最初只是想用它来阐述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有规则未曾想到“范式”一词会引起理论界的巨大反思，而导致的表述形式的不清晰。“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因此要想理清“范式”的含义须得先探究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结构》后记中，库恩提供了一种科学共同体的观点：“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个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义”。那么“范式”应为这样的科学共同体所特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或时期，每进入下一个阶段或时期都是一种新的主导理论代替旧有的，也就是是一种范式替代了另一种范式。与其他学者对库恩“范式”的复杂理解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简单化，即公共行政学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就只有公共行政学范式这一个存在。公共行政学本身就是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发展是一贯的，不存在研究者话语交流的异质性或不可翻译性。“至于公共行政进展中不断有新知识的注入和创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识有共同体生产，是秉承信念介入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后期，库恩为避免混淆更愿意用“学科基质”来解释“范式”，“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则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并且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原初的“范式”已被解释的背离本意了，也指称科学共同体中的某种理论或学派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中的各种理论或学派如：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理论等等更应该是“公共行政学科基质”中有待进一步推敲的“元素”，而不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的范式。
二、公共行政学范式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在中国作为舶来品，起步、发展都相对较晚，很多的理论学说还主要是由西方引进，因此要研究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定位还需从西方的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开始。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英语语境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其实常常是用来互相定义的，外国学者在使用administration和management时经常不是很严肃，也因此这两组词经常被混用，没有明晰的定义。最初在中国，前者多译为“公共行政学”，后者译作“公共管理学”，然而随着近几年理论发展，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二者均译为“公共管理学”似乎更为恰当。译注名称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之一是学科主导理论的转变。1991年，克里斯托夫・胡德发表了其著名论文《一种普世性的公共管理？》，用“新公共管理”来命名7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对这一模式及其各要素的经典性归纳而对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也将英国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个世界”。考究90年代美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发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已将新公共管理概念吸纳其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也就变得很模糊了。美国学者劳伦斯・E・林恩根据自己的用词习惯指出“当我认为需要的时候，我选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两个概念都可能合适的地方，我则使用了‘公共管理’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公共行政隐涵官僚、官僚机构，而公共管理作为新术语指涉的范围更广，所以当研究内容包涵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时，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历史渊源上或却有一些精细的区分，“但他们都应该是综合的，每一个分支的内容都应当涵盖别的分支。最简单的办法是认为都包括政策、管理和分析”。
因此，在中国作为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更应该是一个统称，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表征了公共行政范式，涵盖了公共行政范式发展中的各种理论研究而不特指其中的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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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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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沟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公共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美国的教育学科分类中，就将公共管理类学科划入职业性的应用性学科范畴。尽管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务者往往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可以分离，并不意味有纯粹的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纯粹的公共管理实践。实际上，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桥梁就是公共管理问题，对公共管理问题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寻找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通道。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还是从事实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来看，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是紧密连接、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过程，问题及其问题的类型是沟通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元管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1指标数据和研究方法
1.1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借鉴国外学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测评文献及国内学术期刊评价领域权威学者苏新宁(2006，2008)［18－19］、邱均平(2010)［20］的研究经验，选取投入指标包括:期刊载文量［2－5，7－15］、平均引文量［4－5，12－15］、基金论文比［3－4］，期刊载文量反映学术期刊信息丰裕度和投入广度;篇均引文量衡量学术期刊科学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反映了学术期刊之间的交流密度。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载文学术质量。产出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5，7，11，15］、影响因子［3－4，9－10，12－15］、引用刊数［3－4，9－10，12－14］。总被引频次衡量学术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影响因子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引用刊数反映被评价期刊被引广度。鉴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单一产出特征，依据苏新宁(2006，2008)［19－20］、邱均平等(2010)［18］关于评价指标权重设置经验，本文将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引用刊数的权重系数分别设置为0.25、0.4、0.35，在归一化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综合产出指数［20］，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1.2测度方法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Trans－Log)考虑了投入要素二次项及交叉项之间相互影响，因此，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21］，如公式(1)、(2)所示:log(Yit=β0+β1ln(Pit)+β2ln(Rit)+β3ln(Fit)+0.5*β4ln(Pit)*ln(Pit)+0.5*β5ln(Rit)*ln(Rit)+0.5*β6ln(Fit)*ln(Fit)+β7ln(Pit)*ln(Rit)+β8ln(Pit)*ln(Fit)+β9ln(Rit)*ln(Fit)+vi－μi(1)Ei=exp(－μi)(2)Yit、Pit、Rit、Fit分别代表期刊i在第t年的总被引频次、期刊载文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vi、μi分别代表随机误差、无效率。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利用参数γ=u2/(v2+u2)进行检验，γ的显著性程度来判断SFA方法的选取是否合理，γ的取值来反映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设定形式是否理想。γ取值范围反映可控项管理因素与不可控项随机误差影响地位的变化，向1靠拢时说明管理因素逐步占主导影响地位，向0靠拢时说明随机误差逐步起主要作用。当γ=0时，表示不存在无效率项，此时无需使用SFA方法，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16］。Super－SBM模型由Tone［22］在2002年提出，该模型解决了多个为1的决策单元排序问题，也修正了未达到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松弛变量，可以避免角度和径向选择而引起的偏差。囿于篇幅，考虑到Super－SBM是较为成熟的模型，且SBM模型在学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测度有见报道。因此，在此略去Super－SBM模型计算公式，具体计算步骤参照王惠(2017)［14］、储节旺(2015)［23］。
2知识交流效率测评
采用Frontier4.1软件，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γ值为0.949，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复合误差主要来源于非效率项μ，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期刊知识交流效率是合适的。模型中除了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的二次项及载文量与基金论文比交叉项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达到1%显著性水平。可见，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设定较理想。Super－SBM方法采用DEA－SOLVER_Pro5.0软件进行计算结果，Super－SBM与SFA方法测算得到2009－2013年间30种重要期刊知识交流效率的平均值分别是0.501、0.450。Super－SBM方法计算得到的大部份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值大于SFA方法，A类期刊整体知识交流效率高于B类期刊。两种方法计算得到30种重要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均值均较低，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这表明稿件质量不高、经典文献或最新文献利用不足、基金论文偏好过度的现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指定重要学术期刊也普遍存在，对于这种现象建议学术期刊机构应采用匿名审稿，如知识交流效率排在首位的《会计研究》就采用了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参考文献作为学术期刊刊载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术期刊机构在规定参考文献引证数量基本要求的同时，应要求作者对所投论文相关主题的权威论文引用率，期刊主办机构应建议外审专家在审稿时给出作者论文的参考文献部分中未引起重视的参考文献。为了促进学术期刊的被引率，学术期刊主办机构可以通过要求作者补充文章中的中文参考文献对应的英文格式，采用优先出版的方式将录用的论文以整刊定稿的方式进行数字出版，向读者提供免费开放获取功能来提升期刊学术传播的辐射力。学术期刊主办机构还可以向业界专家学者、作者或读者年度选题暨栏目建议征集通知，同时还可以向作者期刊年度重点关注领域，从而避免作者减少因选题不符而耽误的审稿等待时间，也有利于减轻期刊编辑工作量。依据两种不同方法所得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值的平均值，对30种重要期刊进行综合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会计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中国软科学》、《农业经济问题》排在前5名，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指定重要期刊B类期刊。《管理学报》、《工业工程与管理》、《运筹与管理》、《系统管理学报》、《管理评论》排在后5名，除《工业工程与管理》杂志外，其余均为重要期刊A类。《工业工程与管理》系8种B类期刊中唯一未开通网上投稿功能的期刊，没有投稿网址对吸引优质稿源有不利影响。《系统管理学报》、《运筹与管理》、《管理评论》，笔者通过调研以上3本杂志发表过论文的作者及在经管之家论坛检索有关上述3种期刊帖子，发现导致知识交流效率较低的可能原因是审稿周期过长，尤其是外审环节，整个审稿长达9个月。《管理学报》基金论文比0.85左右，该杂志可能存在偏好基金论文，然而较高的基金论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学术影响(吴美琴，2017)［10］。A类重要期刊中《会计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农业经济问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排序靠前，《预测》、《情报学报》、《运筹与管理》、《系统管理学报》、《管理评论》排序靠后。《情报学报》之所以知识交流效率较低，可能是受学科性质和未被《中国知网》收录的影响。《预测》系双月刊，样本期内载文量维持在85篇附近波动，基金论文比均超过0.83以上，较低的载文量难免会引起引用的不足。B类重要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系统工程》4种期刊排名较靠前，这4本杂志均为月刊，审稿周期一般为3个月，较短的审稿周期容易获得更多的作者关注。因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应对重要期刊建立动态滚动考核机制，给办刊效果较好的机构奖励这种称号。为了进一步检验Super－SBM与SFA方法在期刊知识交流效率测算的适用性，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Su-per－SBM与SFA两种方法测算得到学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值，发现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系数为0.901，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表明两种方法测算得到的期刊知识交流效率高度相关。采用配对样本的t检验，发现Super－SBM和SFA测算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值之间的配对差的均值为0.052，标准差为0.234，自由度为29，双尾显著性概率为0.237，表明不考虑时间效应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与Super－SBM方法测算结果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应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依据Super－SBM与SFA两种方法测算效率值大小得到的期刊排序结果，发现两种方法得到的期刊知识交流效率值的排序相关系数为0.894，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两种测算方法的排序结果具有显著的排序一致性。Super－SBM与SFA方法的效率排序结果与综合排序结果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2、0.931，具有高度相关，且均高于单纯采用一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因此，非参数形式Super－SBM与参数形式SFA方法，均可以用来测算学术期刊知识交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