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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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论文 生态视角 语言特点 英语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几年，中国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国文化让世界都着迷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和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都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论文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政论文的翻译对译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译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态视角与语言翻译的结合所建立的新翻译策略就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做好翻译工作。
一 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
1.政论文概述
政论文，是政治性论文的简称，它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政论文论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问题。从政论文的性质来讲，中国政论文是带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议论文；从政论文的内容来说，它论及中国的国家机制和方针政策；从表现形式上看，政论文的出版和发行都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如《人民日报》。
2.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号召、表达、劝说。政论文的功能也决定了政论文的特点。与其他文体相比，政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劝说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政论文在政治体系中表达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见，政论文在国家维持秩序稳定、解决社会矛盾时起到了重大的引导作用。这些都要归功于政论文的强大劝说力。
二 生态翻译学
将生态视角和翻译学相结合催生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九个研究理论视角：（1）生态范式；（2）生态理性；（3）关联序链；（4）翻译生态环境；（5）译者中心；（6）译有所为；（7）适应与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
1.生态范式
生态翻译学曾多次对译论范式进行定位，笔者最同意的一个定位是，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是从生态理性和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其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性质被定位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2.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翻译所涉文本、文化语境、“翻译群落”以及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集合。翻译生态环境在其范围上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对译者来说，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环境的集合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
三 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政论文中的术语所含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覆盖面很广。由于政论文的特点，对译文的客观性要求很高，在翻译时译者就不能翻译得太主观，要求有很高的忠诚度。有些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英文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应意思词汇的，这就要求译者能在保持忠诚度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既要内容丰富，又要求表达准确，这一点对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翻译生态理论强调不同语种翻译之间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图“将其他种语言的‘不洁’拒之门外，保持本族语的纯净”，注重“语言的生态学，即清洁性、伦理性和绿色性”。其具体翻译策略介绍如下：
1.直译
第一，逐字翻译。一些缩略语，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这样的句子适合使用逐字翻译法，可在保留其原来的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直译。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这样翻译：“Life and safety first.”这样，既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译文以最简练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释义。有些政治术语是具有节奏性的，形式整齐，内容丰富。如，“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可以使用此译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译+意译
政论文中有许多地方都有其深层含义，不能使用逐字翻译的方法，这样会使意思表达不明确，外国人在理解时会出现问题，运用生态翻译理论也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保留形式+结构内释义。结构内释义是只对结构进行细微改动，有技巧地将浓缩的意思表达出来。如：“两纵十横、六河连通”，可以翻译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结构外释义。结构外释义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国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译这部分时可根据翻译生态理论的要求将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语的习惯翻译出来，在翻译时保留中国特色。
3.意译
在政论文中，一些专业术语是带有数字的，而在翻译时含义的重要性显然大于数字，其数字在翻译中是可以不显示的，这样就可以意译。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数字。比如“三农”一词，在翻译时就可以使用这种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也是官方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时也会发现，有些句子是非常适合这种翻译方法的。
第二，补译。专有名词是可以用补译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对几点原则的把握：精确、最简化、重视、完整、自然。
综上所述，在翻译时，要看看能否直译，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基础上，保留其表达形式。直译的要求就是，在表达精准的同时做到最简化。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要以直译优先。如果直译不能做到对原文翻译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虑直译+意译的方法。当然，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1.翻译时的语言属于机械转换类型
语言翻译是把两种文化和思维模式在语言中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一种再创造的劳动，而不是机械转换，机械转换这种翻译方式也是生态翻译法着重要纠正的一种翻译方法。因此，在翻译之前做好准备，搜集好资料，是准确翻译和传达原文含义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义。理解是翻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实地将它翻译成目标语呢？在日常生活中，译者要注意积累词汇和翻译技能，运用时代的产物（网络）和其他途径查找出可以表达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逻辑分析能力在翻译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时候，政论文的独特特点都需要译者对原文的结构、逻辑、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进行翻译。在翻译学习的过程中，要多阅读些翻译家的作品，找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
五 总结
译者在对政论文进行翻译之前，要对政论文的特点、意义和风格有所掌握，深入体会生态视角翻译理论的精髓，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经验中不断揣摩、研究，最终达到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选择最佳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周伟龙.当代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及翻译策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
[2]刘丽曼.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政论文本翻译策略[D].兰州大学，2013
[3]周彦军.谈政论文的英译――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09（4）
[4]罗小波.政论文英译：顺应论的理论与实践[D].湖南工业大学，2010
[5]李红霞.目的论视域下的政论文英译策略研究――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国语文，2010（5）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 论崇高美阐释的形态学维度 哈蒂姆的语境维度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从《飘》的译本议阐释学翻译理论 对阐释学翻译研究的新解和深思 旅游外宣英译策略的生态翻译学阐释 从阐释学谈英语谜语的翻译 浅析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 新闻文体翻译的语用顺应论阐释 论关联理论对古诗意境翻译的阐释 《实践论》的创新维度探析 多维度阐释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翻译机构的社会学阐释：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学阐释 对阐释学的阐释 从阐释学角度研究《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翻译 阐释学翻译理论指导下的中医术语英译过程研究 以斯坦纳阐释学方法分析隐喻的翻译 以正义论重建经济学的伦理维度 认识论维度的现代阅读解释学 踪迹学的维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检索“道德”一词的翻译例证，归纳其翻译的实践方法，我们发现语料库所包含的翻译对应关系包括：
①道德（名词）：morals，morality and ethics；values and attitudes。
②道德（形容词）：moral，ethical。
③不道德：unethical，vices。
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道德”一词以及它的同义词在翻译处理中存在着复杂的情况。首先，“道德”一词和英语中的“对等词”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有些翻译采用了解释性的方法，例如把“道德”翻译成“values and attitudes”（见表1）。
再者，“道德”在汉语中的词性处于未明确的状态，这是汉语的语言特点所决定的，在英译时必须考虑具体语境中的词性问题（见表2）。
在汉语的机器标注中，“道德”被标注为名词，然而由于其作定语的功能，翻译成英语选择了“moral”这个形容词来对译。最后，“道德”一词的否定“不道德”在英译时并非完全遵循拆字理解的方法，而且原文的形容词通过此类转换翻译成了英语的名词“vices”（见表3）：
厦门大学卢伟教授开发的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http：///ec-corpus/ logon.asp）为我们提供了“道德”一词对应英语词汇的更多例证。输入“道德”一词获得的例句有126个，我们对其中涉及的非常规的英语对应词汇或语境关系列表如下。
上述这些例证足以表明，双语平行语料库可以为翻译阐释提供丰富的语料例证，使得前人的翻译成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借鉴，这样也促成了译者与译者的视域融合，后来的译者借助对前人经验的“体系化”总结，使得视域融合从单纯的横向向横向与纵向结合的立体融合发展。
阐释学对“误读”的兴趣同样可以通过语料库丰富的例证得到较好的满足。例如在上述表4中，“I think keeping animals locked up in cages is criminal.”翻译成中文是“我认为把动物锁上关在笼子中是不道德的。”就可能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原文作者想说的说不定就是“把动物关在笼子里是犯罪”呢。通过这样的对照，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就很容易被发现，其中蕴涵的阐释学和文化意义也能得以很好地揭示。
计算机语料库的建立，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平行语料库或广义的网络语料解决先前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广义的语料库不仅包括为了专门研究语言收集的语料，还包括所有使用语言，并能够从中检索挖掘出信息的语料，所以像中国知网翻译助手和各种电子辞典这样的工具也是很好的语料，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翻译例证。仍然以与“道德”相关的词汇为例，它不仅列举了“morality”一词对应的翻译“伦理”和“道德”的例证，还列举了诸多非对应的翻译例证（见图1）。
语料库的发展，部分实现了对包含前人翻译经验语料的体系化和结构化。通过双语平行语料工具、语料编辑工具和语料检索工具，实现了对前人经验的结构化，但结构化如果能够结合译者判断的体系化，前人知识就会转化为当前翻译的知识，从而为古今、中外的视域融合铺平道路。经验的体系化不能够仰赖机器独立完成，实际上机器完成的正是非价值判断的那一部分，而价值判断则留给阐释者来解决，但机器的作用是为后者的判断提供充分的依据，而这一切仿佛是给阐释学插上了翅膀。
阐释学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在语料库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的存在，翻译表现为一种阐释行为。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禁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便能够发现，翻译不仅是选择，而且是阐释性选择。中国特有的外宣翻译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翻译的范畴，除了信息的选择要十分注意以外，还需要注意增添解释性文字。而外宣翻译中的解释，正是阐释学进入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在全世界建立的孔子学院，实际上也是通过阐释孔子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但必须注意其中的阐释学原则，今天传播的儒家文化决不应该是包含封建糟粕的儒家文化，而应是融入了当代社会伦理要求、且能够为所在国人民接受的儒家和中国文化。这其中涉及的经典阐释与翻译问题不可谓不多。
阐释翻译甚至波及到自然科学的翻译。科技工作者的论文写作不应该是简单的翻译，而应该是译写结合的实践工作，其中也包括顺应国际期刊的规范。笔者曾为不少工科教师校改过论文，很多老师不能理解外国的编辑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我们修改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语法错误。实际上，这里也涉及一个视域融合的问题：中国科技工作者所撰写的论文、所体现的语言认知如果有悖于英语的表达，就不能很好地顺应目的语的规范要求；而各国科学家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英语，那么英语最终只能成为“Englishes”，从而失去作为国际学术语言的资格。要解决这一问题，语料库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量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绝佳资源，蕴含了大量“体系化”经验的外文文献为科技论文的译写提供了参考。
当然，利用“体系化”经验来辅助阐释实践有其工具的局限性，那就是有些语料库使用的语料往往不是经过仔细选择的专家译者的翻译，比如中国知网翻译助手和诸多网络电子词典，其中所包含的翻译错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这种“体系化”的经验材料也是非常可怕的。笔者有一次让学生翻译“高等院校”一词，学生给出的答案是“institutions of higher”，问其来源，说是手机中的电子词典！可见，计算机语料库并不能完全代替纸媒词典等传统工具书（包括其电子化版本），因为语料库往往仅仅是语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对语料的正误做出判断，这就需要译者参与自主选择，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语言和翻译实践应用的阐释性。
五、结语
长期执着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脱离语言解释实践的阐释翻译学研究必然是死路一条。在阐释翻译学研究中引入实践维度概念，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探寻解决阐释翻译学的实践路径，给阐释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阐释翻译学因此能够通过语料库积累的“体系化”的前人经验，依靠译者的主体选择，使阐释翻译学摆脱单纯的理论研究困境，从而建立起可实际操作的开放理论体系。
（本研究受江苏省教育厅项目[No.2012SJD740011]：“基于语料库的双语词典例证选择与翻译研究”支持。）
致谢：感谢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对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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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卫国.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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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河南博物院 建构主义 语言服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5-0077-03
近年来， 随着国家层面上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迎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赋予了中原深远的人文广度和文化内涵，同时创建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是中央给予河南的历史使命。河南博物院集中展示了悠久的中原历史文化，可谓是解读文化的媒介和桥梁，不断加强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能力建设，进而建构河南良好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它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建构，认为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而是一种解释和假设，它会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被革新，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下，国际形象“不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个体实物，也不是内生于实物自身的，而是有待被塑造与传播的一种社会或集体实践的产物即社会构建物”[1]。
讨论博物院语言服务和形象建构的论文很多，为本篇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作用，然而没能很好结合对外窗口开展语言服务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故而本篇将从形象建构的视角出发，在提升对外窗口语言服务能力方面以河南博物院为例，探讨研究河南省国际形象建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点思考与建议，以此提升河南博物院作为河南窗口的语言服务能力，进而促进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完善了建构主义理论在博物馆英译中的应用，将博物馆英译提升到了宏观角度来探讨，将翻译与形象建构结合起来，不再拘泥于翻译这一单一学科。
一、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现存问题及原因
博物院的对外语言服务主要由展品英译本与英语导服两部分共同组成，本章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找出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存问题
1.展品英译本有待修缮
解说词属于应用文本，其翻译目的是传达原文信息，侧重实用性和交际性。在此基础上，其具有以下特点：存在大量专有名词翻译，影响博物院展品英译本的整体呈现；偶有文本辞藻过于华丽，造成单词堆砌、意义抽象。
（1）词法错误损害形象。
博物院的展品英译本中经常存在词法错误现象，比如拼写不严谨、词性误用、语法错漏等。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和错误，可能不会对外国游客的阅读和理解产生大的阻碍，却会使得他们对于博物院的整体印象乃至其馆藏文物的价值产生严重的怀疑和轻视。例如在拼写方面的文物英译名称大小写问题，省内各博物馆的译法并不一致。然而国外一些大的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官网上对中外文物名称的拼写都保持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我国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均是如此。文物名称都由专家命名，作为专有名词，其首字母应该大写。但河南博物院英译本中专名仅仅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这十分损害博物院整体形象。
（2）句法问题影响形象。
动词优势是汉语的一大特点，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在组织句子结构时，汉语往往从动词入手，按照动作的承接或语义的关联性排列动词，所以汉语的句子中有大量动词[2]，博物院英译本出现过多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动词连用现象，并且过度使用并列连词and去连接。
（3）规范方面有待加强。
标点规范方面，英文标点应空格，所以英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及相应空格规范也是语法规则的一部分，在讲解词的印刷过程中要特别留意。排版布局方面，解说词强调一目了然，深入浅出，所以在排版布局上，最好以年代为线索进行阐述。
2.英语导服有待提升
除了书面的双语解说展板之外，博物院内解说人员的服务质量也严重影响着博物院整体形象的展示与建构，解说人员堪称“活的展示牌”。
在队伍配备方面，博物院解说员甚多，但专业的英语解说员少之又少，当外籍来宾前来参观访问或举办外事活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这对当前文化的外宣十分不利。
在人员水平方面，博物院英语解说员中存在兼职人员，兼职人员最大的问题即“不专”，大多为业余爱好者。此外，全职的解说员中英语专业的不常见，即使对文物了解够深，但有时英语语言表达十分欠缺，涉及文物介绍等方面双语转换时，有时不能做到灵活把握、即问即答。
在服务用语方面，解说人员对句型选择、语音语调以及讲解词本身的把握不是十分到位。如繁杂冗长的句子使外国游客生烦，甚至觉得不知所云；口语表达本身存在问题，有时发音不清或不准引人误解；对讲解的侧重点和外国游客的兴趣点不甚了解，仅仅是平铺直叙地阐述，甚至对一些自认为“人尽皆知的常识”忽略不解，导致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大大减弱。
（二）原因分析
1.思维方式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隶属于两种语言体系，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使得这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各具特c。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呈现较强抽象性，但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则呈现较强的具象性。
2.人才严重不足
欧艳在《文物博物馆翻译初探》一文中指出：文博界懂点英语的人不少，熟悉英语的人不多，精通英语的人极少，呈倒金字塔形。[3]文博翻译领域人才匮乏，担负翻译工作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这使译本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培养文博翻译领域专业人才，提升博物院英语语言服务水平显得十分迫切。
3.认识存在偏差
翻译不是语言间简单的转换，而是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源语文化信息，这需要翻译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目前人们对文博翻译认识上存有偏差，不少人对文物翻译太过想当然，认为只要懂点英语，随便转换下语言即可。无论选择什么翻译方法，都要符合“忠实、通顺”标准，不能“随便翻译”。[4]
二、思考及建议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建构，现实不是既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实践和改造不断被建构出来的。正是由于现实是通过行动者建构出来的，河南国际形象即为一个变量，而非一个常量。所以，河南博物院作为河南重要窗口，其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直接作用于河南国际形象的建构。下面将根据以上现状的分析，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重视译后审校
目前博物院译本中出现的问题十分有损博物院的整体形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南甚至整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博物院工作人员应该主动学习或者委托相关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就馆内现存的翻译问题进行校对和修改。着重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规范译入语的表达，规避低级错误；适当附加注释；慎重择词，以免混淆和误导；完善句式表达，迎合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
（二）注重翻译策略
翻译人员在进行博物院翻译时应重视翻译策略的选择，将服务读者作为直接目的，通过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本“既能连贯自如地传达原作内容，又符合目的语规范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效实现翻译目的”[5]。
重视原文的潜在意义而不追求语言形式，善于打破原文句式，有选择地进行改译、增译，补全必要的文化信息。在文博翻译中，为了使外国游客获得p松且清晰的参观体验，有时需要给予他们更丰富的背景文化知识。这就要求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对原文选择性改译、增译，提供可能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背景知识。同时勇于减译，避免过度关注原文外在形式，尽可能满足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
（三）提升导服质量
1.培养专业队伍
文博翻译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意味着这不是一项可以随意外包给翻译公司即可完成的任务。满足专业性要求，是保证博物馆翻译实用性、目的性的根本所在，亦是博物馆翻译发展成熟、日趋规范的前提。当下博物馆翻译中出现的混乱及不规范的问题，急切需要各博物馆努力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培养一批既精通文物知识又擅长英语翻译的专业人才，唯此博物馆才能真正担负起传承与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此外，积极鼓励专业的翻译人才逐渐把目光转向文博翻译方向，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投身博物馆翻译领域，为提升博物馆对外语言服务水平贡献出一份力量。
2.改善服务用语
博物馆内，英语语言服务表现形式多为现场的和即时的解说，这就要求解说人员能通过英语语言现场解决问题， 立竿见影地沟通感情。因此， 其服务用语应尽量达到严谨、生动、准确，同时明白易懂、明快简洁、完整完善。
第一，句型选取上多用简单句和简单的复杂句，少用结构复杂的复合句。简单句短小精练，结构简明，表意准确，拥有良好的传情达意功能，连续运用简单句还会达到干脆有力的效果，提高外国游客对所讲内容的接受性。
第二，加强口语训练，规范语音语调。英语讲解员应时刻注意自身的口语表达，包括习惯用语、发音习惯等，多听多看国外有关方面的原始音频、视频资料，基于模仿再进一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多做练习，与同行交流，以逐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灵活处理讲解词。从文化角度来看，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较大，各自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外国游客往往对我们人尽皆知的情况不一定了解。所以，讲解时有必要灵活处理用语，多做解释，补充一些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是帮助理解，二是唤起兴趣。
（四）提升外宣水平
对外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是促进外宣的前提，同时外宣水平的提升也催化语言服务能力的改善。为了应对环境、对象、范围的各类变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能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宣传方式，应积极做到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内容创新。
理念创新，即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努力用新的思想认识开创工作新局面。
手段创新，即要努力探索有助于解决外宣工作难题的新措施新方式，尤其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的新状况，充分利用新技术革新媒体传播手段。同时，致力于增强对外宣传吸引力，创新对外宣传内容也是十分必需的，对外宣传不单单应关注外在层面，更要关注内在的、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
三、结语
河南国际形象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河南博物院为研究对象，将河南国际形象以及河南博物院对外语言服务水平看做变量，通过分析河南博物院在语言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找出推动变量变化的因素，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想法与建议，以促使河南博物院语言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进而推动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
同时，我们发现博物馆各类解说文本中蕴含大量丰富的文化因素，给文博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西方人群在文化方面存有很多差异。故在文博翻译工作中，必须把握好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完全掌握译入语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开展该项翻译工作。只有确立语言服务对象、目的及翻译原则和标准，创建合理的机制，进一步发展文博领域相关的翻译理论，鼓励专业人才投身翻译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让世界读懂河南，了解河南，帮助促进河南良好国际形象的建构。
参考文献：
[1]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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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艳.文物博物馆翻译初探[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6）：86.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鉴于门票翻译在旅游景点宣传，景点形象树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为背景，从文本类型、翻译行为、翻译目的三个角度切入，揭示旅游景点门票编译的主要原则，将门票的文本类型、语言风格、传播媒介、译者、原作者、目标文本接受者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提出了景点门票英译的功能翻译模型，以案例分析法验证了此模型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旅游景点门票；功能主义翻译；编译；模型
0 引言
门票即进入风景名胜区、公园、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影剧院等旅游观光场所的凭证。旅游景点门票已发展成了一种多功能艺术品，除了发挥其基本功能之外，还具有导游功能、宣传功能、资料功能、纪念功能、管理功能等等。作为景点对外展示的载体，它传递、宣传景点的风貌特征，以增强风景点的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往观光。随着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景点门票，作为外宣最直接的窗口，其翻译质量直接影响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印象。然而通过笔者研究一些旅游景点门票的英译发现，许多门票文本的英文版仅仅是的字词句上的简单对应，形式上的生硬“忠实”，未能成功传达出旅游景点门票的预期功能。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出发，重点研究旅游景点门票的的编译策略，旨在建立旅游景点门票编译的功能模型，提高旅游门票翻译质量，增强其对外宣传效果。
1 文献综述
将编译独立纳入翻译研究视野始于1986年，维颐等人将常用译法归为六类，认为编译是将原文译出后，以其内容为资料进行加工创作，是译者在理解消化原文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再创作的过程（维颐，嘉祥，& 同均，1986，p.15）。随后，人们对编译现象认识的逐渐深化，战英明（1989）介绍了五种编译技法，杜大宁（1993）总结出编译的三大步骤。桂乾元（1997）归纳了编译的三大特点。许明武（1998）在《编译研究概说》一文中指出，早期的编译研究已经涉及到了编译的主要问题：编译的概念、原则、方法、步骤、局限性等，但总体上还有待深入，关于编译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p.6）。最近十年，译界对编译现象的关注更加广泛，黄忠廉教授（2000，2002）的《翻译变体研究》、《变译理论》两本专著及其相关论文，在编译理论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他（1990）认为：“编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p.80）。同时指出，同全译比较，编译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上，提供了一整套变通手法，是一种有别于微观翻译技巧的更宏观的翻译方法。（p.91）。另有一批学者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引入编译研究，王涛（2000）从信息结构、篇章结构和语言风格方面对编译的标准进行探讨。张美芳（2004）从功能翻译理论角度研究编译，她认为，“编译”隐含着“改变’之意，即翻译者为了满足某些读者需要或者为了实现译文的，可以适当改变原文的形式与内容与。”（p.95）。她强调译文功能及潜在读者等因素对编译的影响。刘庆元（2005）以语篇翻译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编译的合理性及发展趋势。可见，人们对编译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经验式总结慢慢深化到对编译理据和操作过程的探索。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译文要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的翻译方法。这一理论为编译现象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客观的理论基础。弗米尔（1987）指出，“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目的语读者，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语读者而生产的文本”（p.29）。诺德（1991）认为“按照目的语的文化准则来调整或‘改写’原文，是每个专业翻译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p.25）。“任何一个译本都含有编译的成分，而编译则是‘目的论’的一种体现。”（p.38）。她又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一书中，对决定编译的功能要素加以研究，对编译过程作出初步构想，为编译研究体系化奠定基础。功能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纽马克（2001）认为编译属于交际翻译，“是一种最自由的翻译形式”，（p.22）。其目的是“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p.22）。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
功能翻译理论也成为研究各文类编译的理论基础，但是，此类研究数量有限，未曾涉及景点门票编译，且内容均停留在如何“删减”、“分合”等技巧总结层面，缺乏对指导编译实践的宏观理论和操作原则的探究。因此，对景点门票的编译研究还需广泛收集实例，调查总结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起编译过程的理论模型，具体指导门票编译实践。
2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景点门票编译
“功能翻译理论” 诞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由德国的弗米尔（H.J.Vermeer）、曼特瑞（J.H.Manttarix）和诺德（C.Nord）等学者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理论核心是翻译目的和译文功能。主要理论包括莱思提出的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论、曼特瑞的翻译行动论、弗米尔的目的论和诺德的翻译文本分析理论。
综合以上翻译理论，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文本编译即，涉及任务发起者、译者、目的语读者等多方人士参与的交际活动，根据译文文本类型、预期功能、译文读者，传播媒介、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修改，增补甚至改写的目的。因而，编译须将以下几方面因素纳入考虑。
2.1 任务发起者
任务发起者是指发起翻译任务的团体或个人。任务发起者提供“翻译指南”，引导整个翻译过程，通过“翻译指南”译者可以确定译文文本类型、预期功能和翻译目的。景点门票翻译的发起者往往是景区行政管理机构或旅游局，他们负责景点门票的设计和发行，景点门票的文本大致分为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信息型文本比如导游图，游览须知，这类文本旨在传达信息，引导游客正确行为，拥有固体的文体范式，需要编译的内容不多，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还有一类呼唤型文，介绍景点风貌，彰显景区特色，突显外宣功能，这类文本文化词负载严重，与英文旅游文本文体类型上有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根据文本预期功能和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编译。
2.2 目的语读者
目的语读者，即翻译活动的预期受众，目的语读者是翻译活动开展的先决条件，其教育背景，母语，使用译文的目的，文化背景，对译文的期待都是译者在翻译展开前必须掌握的至关信息。译者为了保证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可以根据以上诸因素对原文进行编译。印刷在景点门票上的英文文本受众为懂英语的外国人，为了吸引潜在旅客来景点观光，达到外宣目的，对原文编译时应遵循易读性原则，尽量照顾目的语读者文化背景和心里诉求，译文文体范式尽量符合英文旅游文本表达习惯。
2.3 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即文本的传播方式，媒介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本发出者的交际意图，它决定了文本的接受条件，限制着文本的产出方式，即文本该用怎样的语言和句式来展现在读者面前，其语言简洁性和句式长短都受限于媒介本身。景点门票文本是在有限纸质空间内的一种文字呈现，它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景区信息，方便游客游览，同时作为景区的一种可视化资料，许多游客在观光结束后还对其加以保存，这时景点门票具有吸引潜在游客的功能，因此对旅游景点门票的编译要兼顾信息的传达和版面的设计。中英两种语言的字符占位不同，因此必要时候必须删减。
3 景点门票编译的功能主义模型
综上，决定景点门票编译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任务发起者，目的语读者以及传播媒介。翻译任务的发起者翻译任务，确定翻译目的，景点门票的英文文本主要是给来景点观光的外国游客看，作为游览凭证和行为指南，景点门票一方面要介绍景点相关信息，方便游客游览，另一方面兼顾景点的宣传，景区形象的树立，力争给外国游客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同时能够激发一部分潜在游客前来观光，满足开发潜在市场的需要。因此门票文本分为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两大类，无论哪种文本都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目的语读者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译文语言尽量平实，尽量保证游客能够看懂，预期游客为讲英语的国家游客，译者要充分考虑母语对他们思维的影响，尽量使得译文的表达符合英语旅游文本的文体范式。目的语读者来景点的目的，是观光还是商务活动，决定了译本的语言表达口语化还是相对正式，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译者要对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编译，原则上尽量使用与目的语读者文化关联度高的表达，这样才能实现译文信息传达或者呼唤感染的功能。门票文字布局受到印刷纸张大小的制约，同时要兼顾门票的版面设计，文字表达力求简短，简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省译或不译。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景点门票编译模型，解释了景点门票文本为什么编译，在什么情况下编译的问题，提供了编译的基本原则，即在考虑任务发起者，目的语读者，传播媒介三大主要因素的前提下，结合翻译目的、文本类型、文体范式和语言风格对原文进行改写，重组和删减，力求译文符合目的语文体范式，语言表达平实简洁，文化信息传递与目的语受众已有知识背景高度关联，实现文本传达信息，引导行为，激发消费，对外宣传的功能。
4 结语
本研究是将编译纳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一次尝试，本理论模型建立后作者曾选取西安大唐芙蓉园门票做了个案研究，对原文本翻译中所出现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不当问题进行了重新编译，并请目的语读者对原文本和理论模型下编译后文本进行了对比反馈，填写了调查问卷，问卷表明，编译后文本更符合目的语读者要求，达到翻译功能。但是本研究本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对影响景点门票编译的变量本身缺乏深入研究，这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本;增译;省略;借译;中国文化传播
旅游文本包括景点介绍、广告标语、告示标牌、民俗风情画册、古迹楹联解说等内容,是一种对外宣传资料,其中景点介绍最具旅游文本特征,也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的魅力所在。旅游文本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外国游客介绍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让他们在看懂文本内容的同时了解相关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等信息。时巴中国特色文化传递给国外游客,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中国文化也是中文旅游文本翻译的目的之一。而译文质量直接影响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影响我国独特文化的传播。因此,翻译此类资料时必须采用相应策略,以提高译文质量,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与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旅游文本的翻译有其自身特点。旅游文本只是通过景点介绍来增加人们的旅游信息,吸引人们前来旅游观光。因此,译者拥有较大的自由度,翻译过程中不应拘泥于原文的表达形式机械处理,否则译文很难被读者理解。而应分析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目的,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有的学者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的原则。在中文旅游文本的英译过程中可以采用增补省略、借译等翻译策略。
一、增补法
增补法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例1:有机绿茶产自云南高山云雾之中,清明前精心采制。茶香宜人,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常年饮用,包您健康。
译文:e organic green tea growson the mountm Deak admistthe cloud and mist and is carefully coliccte and prepared before Qingming Day.The tea has a goodsmellwith a variety ofnutrients,which prove tO be efectiveto your heMth.So keep drinking all the year orund,andyouwilenjoygoodhealth.
此英译文本对原文本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处理不当。首先,对重要节气“清明”只进行音译显然欠妥,严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清明”的真正含义;第二,了解中国茶文化者都知道,生长在“高山云雾之中”是茶叶质量好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该词语的英译与汉语“字当句对”,但对英语读者恐怕难以起到与对汉语读者相似的“劝说效力”,因为onthemountainpeak不能充分传达源语所蕴藏的“言外之力”。中文读者一看到“产自高山云雾之中”就会想到“茶叶质量肯定很好”,而英文读者看到growsonthemountainpeakadmistthecloudandmist则很难有这样的联想,这会直接削弱茶叶对外推销的力度与外宣效果。为此,需要进行增补,在以上译文后加上whichendowsitwithuniquequalitynadhealthpreservationelements。另外,对“清明”这一传统中国节日也可以作出解释,在音译“Qingming Dya”后加上“which is a Chinese festival,usually on hte fifth fo Aeirl”,从而向外国游客更好地介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也让他们了解到采茶的最佳时间。
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等信息的文本就更有必要采用增补解释法,便于外国游客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例2: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旁证了建筑长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除了钱币,还有众多建筑者的躯体。
译文:hTe legend thatthecollapse ofhte GeratWallwas cause({bythe cry ofa womna named Meng Jiang-nv,whose husband died in the construciton fo the Great W all,is an evidence showing htta the price of building thiswonder ofhte wodd Was notonly money,butalso the livseofcons~a'uctors.
这是一段介绍长城的旅游文本。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却未必知晓。译者如果不对此作出解释,外国游客就难以理解原文意义。补充了whose husband died in tll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W al1.外国游客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孟姜女要哭以及为什么长城的倒塌是孟姜女的哭泣造成的,使游客获得“盂姜女哭长城”的历史故事知识,从而吸引他们继续游览长城。在对旅游文本中的文化特色词汇进行增补解释时,要注意文化解释的重点。比如,对“粽子”这一文化词汇如果只是解释为a pyramid-shapeddumplingmadeofglutinousirce wrappedinbambooleavesorrede leaves,外国游客虽然了解了什么是粽子,但没了解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更不会深入了解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赛龙舟吃粽子的风俗习惯。而这些恰好应该是译文要向外国游客介绍的中国特色文化。
二、省略法
省略法指的是省略原文中累赘或不重要的信息。一般用于以下两种情况:首先是名人名言、诗词歌赋等。名人名言、诗词歌赋本是中国特色文化的一部分,汉语旅游文本中经常出现。但是如果对理解译文没有多大帮助,照译出来反而使译文拖泥带水,而删减并不影响译文的主要信息和功能,就可以用省略法突出主要信息,使译文更为简洁,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其次是华丽的辞藻和虚化朦胧的表达。这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很多汉语旅游文本惯用的表达手段,往往只是为了渲染气氛或顺应行文习惯的需要,本身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在英语中,这些介绍往往让人觉得拖沓冗长,抓不到重点。因此翻译时可以省略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词”,保持译文简洁明了。
例3: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日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严冬则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着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译文:Laosh
na ScenicAreaisthickly covered wihttrees of many species,which add credit for its scenery.Among them over 300 ale considered rare and percious,half of which ale plants under top-level protection.Themostf~tnlous species include gingko an d cypress.
原文用许多夸张性词语形容崂山的景色,如“林木苍翠”、“繁花似锦”、“玉树琼花”。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三、借译法
借译法就是借用英语文化中人们比较熟悉的人物事件来解释翻译中国文化有的内容。可以让西方游客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印象,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例如总理有一次在接待外宾时说到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便告诉翻译把它解释为西方的罗米欧和朱丽叶,这样客人便很好地理解了中国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纽马克在A TextbookofTranslait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借译法能使译人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借ChineseCleopatra译“西施”,借Chinsee Cupid译“月老、红娘”,借ChineseRobinHood译“济公”。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高校 英文网站 建设
当今，互联网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在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校适应这一趋势建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作为向海外人士、学者和潜在留学生展示、宣传学校的窗口。在英文网站建设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翻译、中外网站设计差异、外国读者接受程度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网站传播的有效性。针对这些问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和研究。笔者意在对前人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方面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以期能对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有所启发。
一、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总体状况
高校英文网站并不是中外网站的直接翻译，而是应该从国外受众角度去考虑其架构和内容。（张瑾，2010）因此，英文网站建设研究涉及国外高校英文网站设计特点的调查与分析、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点、语言层面的处理等多方面问题，因此英文网站建设的研究也应数量丰富。但是，笔者以“英文网站建设”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只得到87条结果，删除其中与此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剩余67条文献。笔者亦未检索到任何专门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书籍。由此可见，当前国内对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研究成果并不充足。
二、目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几个侧重点
笔者把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类研读。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高校英文网站建O现状分析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检索到的67条英文网站建设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对现状的分析及问题的粗略讨论占到14条，将近五分之一。这类研究的内容一般包括英文网站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其特点是从宏观上进行探讨，如曲静指出，目前中国高校英文网站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内高校对英文网站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第二。英文网站未从受众角度出发。包括信息内容不全面及信息布局不合理；第三，行文编译的跨文化交流性差。针对提出的问题，曲静从学校、理念、内容选择、队伍建设和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曲静，2015）
（二）从翻译的角度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高校网站中的翻译问题。是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中比重较高的又一类研究。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中总共约有22条文献记录，其中硕士论文有14篇。这类研究着重运用某一翻译理论（如功能目的论、变译理论）去分析翻译中的失误或证明某一理论在网站翻译中的指导意义。例如，张睿思运用胡庚生的生态翻译学，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探讨了湖南省高校英文网站“学校概况”中存在的翻译问题。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一理论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张睿思，2016）
（三）从传播学、网页设计等方面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
在这一类研究中，各项文献从跨文化、国际化、传播学、中外网站的差异对比、网站的设计等不同角度对高校英文网站进行了探讨。例如，裴蕾和周立群通过国内外大学英文网站的对比。得出了高水平大学英文网站建设的四点经验，揭示了中国大学英文网站群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两点提出了提升英文网站水平需注意的问题。（裴蕾，周立群，2014）这类研究的文献，虽视角不一，但各位学者几乎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英文网站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翻译，它涉及中外文化不同、中外文化不同所导致的网站结构与内容取舍方面的不同，涉及对传播效果的考量，亦不能忽视传播对象即受众的因素。这拓展了我们对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理解。
三、目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着眼方向
通过以上对当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宏观性的分析多而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少。为了让研究真正有利于英文网站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今后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对外国高校网站架构的系统性研究。在这些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文献中。不少学者指出。中外高校网站的架构存在差异。直接套用中文网站结构的英文网站并不符合外国读者的浏览习惯，进而指出网站架构要充分考虑这种差异，甚至需进行重新设计。那么，国外高校网站到底在架构上具体有什么特点，一般包括哪些类别。这些不同的类别一般如何分门别类进行设计，我想，这些更为具体直观的信息对我们的高校英文网站整体设计更有指导性意义。
（2）高校英文网站的内容该如何选择。裴蕾、周立群指出，中国高校英文网站的内容不全面。（裴蕾，周立群，2014）张新军、杨慧指出，在高校英文网页的制作中，很多都是直接将中文原稿逐字逐句进行翻译。没有考虑到读者的反应，因此有些对外国读者而言其实是“无价值信息”。（张新军，杨慧，2003）那么，英文网站到底应该包括哪些类别的信息？哪些是符合外国读者需要的信息，哪些是外国读者并不关心的信息？在英文网站的建设过程中，内容的取舍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语用学介入英语翻译，为英语翻译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就语用学的几个主要理论在阅读中的运用加以论述从而促进读者的英语阅读能力。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与奥斯汀的施为用意是两种重要的语用原则，它对英语翻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这两个语用依据入手，结合英语日常对话与英文电影对白等，论述了语用等效理论对语言学习者的英语翻译能力的提高的促进作用。
一、语用理论与翻译
（一）语用等效理论与翻译
语用翻译是一种避免翻译尴尬且力求等效的新理论模式,也就是说,译者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运用语用学原理指导自己的翻译,从而显示出语用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语用翻译等效。一是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这种等效翻译从语用语言学方面入手,通过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来实现等效翻译。这种翻译不为原文形式所拘泥,但求保存原文的内容。它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相仿,即以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译文来再现原语内容,以达到等效的目的。二是社交语用等效翻译。这种等效翻译则是从社交语用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来达到社交语用等效的。或者说是一种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服务的等效翻译。这类语用翻译可以通过多途径来实现等效。究竟采用何种途径为宜则可依翻译的目的而定。译者只需根据原著所提供的语境依从读者的文化习俗,在忠实原著内容的前提下将原作化为他们易于接受的译文而不必拘囿于原文的形式。例如:every time i come back from a business trip it makes a new man如果翻译成“重新做人”,就和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原文含义是:跑完生意回家,疲劳消散,精神得到慰藉,从而感到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因此该句可译为:我每到外头跑一趟生意回来,就叫我耳目一新,精神一爽。又如:望梅止渴(the sight of plums quenches one s thirst.)该译文只是照字面翻译,但实际上这个成语是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因此可译为: (1) quench one s thirst by thinking of looking atplums (运用语用语言等效对比进行等效翻译) ;(2) console oneself with false hopes; feed on fancies(运用社交语用对比进行等效翻译)。
（二）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与翻译
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和leech对此修改补充的“礼貌原则”是保证交际成功的语用原则,它们是根据语言规律与社会行为规范而建构的。由同一文化并操同一语言的交际双方共同遵守这一原则,达到互相理解,顺利进行交际。grice认为交际双方必须遵从这些原则才能配合默契,交际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有意违反了这些原则,话语中就一定有某种隐含意义,这种隐含意义即为语用意义。因此,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有助于推导语用意义。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虽然是根据会话即口头交际归纳出的原则,它也是适用于笔头交际的,因为书面语言是口头语言的文字记录。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用意义的翻译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语用原则。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其语用原则不尽相同,如中国人特别重视甚至过于强调谦逊原则。当受到表扬时,往往谦虚一番“哪里,哪里”;“不,做得很不够”,受到表扬时不谦逊一番,很可能被认为“骄傲自满”。而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接受表扬时会微笑地说声“thank you”。倘若不懂得这两种不同的礼貌方式,翻译就会生硬别扭。译者必须谙熟两套不同的语用原则,推导出原文的语用意义并使译文读者理解这一语用意义。当原文的语用意义因两种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时,译者还须设法沟通语用意义的差异,填补语用意义的空缺,以便交际能顺利进行。语用意义的翻译因语言文化差异而增加了难度,语用意义的翻译是否成功是检验译文质量的关键之一,译者除具备语用意识外,还要正确理解社会文化不同造成的不同语用原则关联理论与翻译所含的不同语用蕴涵,并能用娴熟技巧填补差异、翻译出语用意义。
（三）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文中的a newman of me。如果翻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可能违反的原则是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文,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原文作者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的有明示意和暗含意。译者应对原文进行歧义的消解、指称的确定和命题内容的充实,从而译出原文的明示意,即原文的命题内容。原文暗含意在译文有时需明示,因为原文作者与其原文读者共享的信息并不一定被译文读者所了解。因此为了与最大关联相一致,译者有必要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译文语篇的连贯性涉及译者及译文读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推理和心理运算,它产生于交际参与者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求。关联理论把翻译看做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尽可能根据话语的内容去识别原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而译语接受者也只是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语文本进行阐释。又由于译者和译语接受者推理时所依据的最佳关联以及作为特殊交际形式的文字翻译所涉及的最大关联也都是动态的,译语文本只能是语言顺应(linguistic adaptation)的结果,而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一个语言顺应的过程。以此看来,一切文本都是可译的,但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不可能有严格意义的对等,而只能是与原文在相关方面对等。
根据关联理论,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的语用等效翻译,强调译者首先要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识别源语的意图,然后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找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对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正确评估,以及考虑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等。译者若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给读者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译文无论怎样处理,只要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只要有理论的正确指导,翻译的技巧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四）语境与翻译
曾经有这么一个例子:
a: going?b: gone!
a: any? b: some
如果没有语境,我们无从理解这个对话的含义。但如果我们知道语境(a saw b coming around with a fishingrod on his shoulder and a bag in his hand),理解该对话就易如反掌。再看一例:如果你在大街上见到一张广告上说“bigsalenex
tweek”(下周大甩卖),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那么,你就搞不清楚这一甩卖是否已经结束,因为next week所指的语境信息是不一样的。如果加上语境限制,说明说话的时间是今天所说的next week, 还是下个月今天所说的next week,你就能明白具体甩卖的日期。又如:“我是什么权威,我既无权,也没有威。”该例中的“权威”一词是一个合成词,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合成词是不容许任意切割开来使用的,就像我们不把“宣传”说成“宣一回传”一样。像这样超越了词汇用法和语法规则的词,为什么人们不会产生误解,并不认为是病句,反倒十分欣赏和心领神会呢?我们说这是“语境”给人们的帮助。语境犹如一块奇妙的调色板,使一些词语或句式借助语境而突破了社会习惯和语法规范的限制,使一些词语在选用和搭配上超越了常规,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从而具有了特殊的表达效果。
二、结束语
在英语翻译中运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与语用等效理论为英语的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应该重视英语翻译中语用学理论的运用，在社会交际中正确选择使用，从而避免在英语阅读中读者可能会出现的误会和冲突，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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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红,陈锋.模糊语言的礼貌表达功能——从遵循礼貌原则角度分析[j].嘉兴学院学报,2007，（1）：94-97.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8篇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注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
子野从正统史学家和名教的立场，极力反对作文的靡丽之词。萧纲则鄙薄裴子野的文章“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与湘东王书》）萧统主张文质并重，“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刘勰也主张“文附质”，“质待文”，“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文心雕龙·情采》）这些争论的展开促使了当时文学、美学理论的深化，而佛经翻译的文质讨论则可以说是这些争论的滥觞。(注8)
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据《梁高僧传》记载，东汉末期的译经多偏于质，以传达经意为主。如安世高的译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安世高传》）支谶的译经是“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谶传》）竺佛朔的译经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康巨译《问地狱经》也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这个时期属佛经翻译的初期，许多外国译者还不怎么懂汉语，有些是勉强翻译的，如维袛难应吴地人之请译经，维袛难不太懂汉语，就邀其同伴竺将炎共译，而竺将炎也“未善汉言”，所以译文只能是“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高僧传·维袛难传》）到两晋时期，译者大多数能熟悉梵语与汉语，语言上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译文也便更通畅，也更华美起来。如月氏僧人竺法护，《高僧传·本传》载其“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他译经时还有“善梵学”的中国居士聂承远父子的帮助，所以译文“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当然，他的译文也还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又表现出“事不加饰”和“辞质胜文”的特征。译文到鸠摩罗什的时候，已趋向于讲究词藻。《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六年，通晓华语方言，所以，他不仅能看出过去译的经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译，而且出自他手的译文也得到众僧的一致称赞。他的译文能做到既不拘泥于原文又不损于原文意趣的再创造，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如《妙法莲花经》中的“火宅喻”关于起火的一段，罗什这样译：“于后舍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把火的气势描写得十分生动。此外，还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也是十分讲究文采的。他译的《佛所行赞·守财醉象调伏品》写佛祖如来如何降服醉象：
尔时提婆达，见佛德殊胜，内心怀嫉妒，退失诸禅定，造诸恶方便，破坏正法僧……于王平直路，放狂醉恶象。震吼若雷霆，勇气奋成云。横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风。鼻牙尾四足，触则莫不摧。王舍城巷路，狼藉杀伤人。横尸而布路，髓脑血流离。一切诸士女，恐怖不出门。合城悉战悚，但闻惊唤声。有出城驰走，有窟穴自藏。如来众五百，时至而入城。高阁窗牖人，启佛令勿行。如来心安泰，怡然无惧容。唯念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龙众营从，渐至狂象所。诸比丘逃避，唯与阿难俱。犹法种种相，一自性不移。醉象奋狂怒，见佛心即醒，投身礼佛足，犹若太山崩。莲花掌摩顶，如日照乌云，跪伏佛足下，而为说法言……
在佛祖如来出场前夕，烘托了十分浓烈的气氛，士女们的恐惧、规劝与如来的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昙无谶都译得富有文采。伴随着佛经翻译发展而发展的佛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主张偏于质而走向偏于文或文质相应道路的。而中古文学的发展趋势，则是在不断地“踵事增华”，越来越推崇美文丽词和雕琢章句。如果把佛经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同一方向的两条平行线，这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的发展都放置在中古时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它们又都是当时社会风气、时尚、心理的产物，这时候，这两条线又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更何况，佛经翻译作为文学，正在逐渐渗透并融合到中国文学中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工作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更趋于一致。比如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诸人，都是极富才学的人物。《高僧传》卷二“译经总论”中说到：“时有生（道生）、融（道融）、影（昙影）、睿（僧睿）、严（慧严）、观（慧观）、恒（道恒）、肇（僧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者，任在伊人。”《高僧传·僧睿传》又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罗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僧睿提出的修改词语，使句子变得更雅了一些。又比如参加治改南本《大涅槃经》的谢灵运，就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舛漏粗鄙文字进行过认真的修改、润色。《高僧传·释慧严传》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谢灵运在修改大涅槃经时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文有过质”的南本改定过程中有着他的精心推敲。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大正藏》第45册，第162页）谢灵运的改动不仅使文意更加清楚，而且也显得文雅得多。比照南本与北本的文字相异处，发现有不少这样改动较好的句子。如北本《寿命品》之二：“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南本的前三句没有改动，而第四句则改为“恋慕增悲切”，这一改动使其辞避免了鄙陋，带上了南方诗歌的风气。又如《金刚身品》第二，北本的“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一句，南本则改为“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一字之改，使句式变得更加整齐，上下呼应，呈现出骈偶色彩。梁代文人参加译经更受重视，梁武帝曾设译经博士。因此，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学风、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的交流必然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二
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是从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但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它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又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
一、关于言与意的关系。
无论是直译说还是意译说，二家讨论文质问题都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直译派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旨（意）就可以了，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意是很难传达的，更何况梵汉语言还有不同。因此，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也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不“失本”，道安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认为应该以质为主。所谓“巧”，道安所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翻译时的删重去复，二是指改旧适今。道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他未到达关中以前，道安常用异译本（即“合本”）来做对照工作，在对照中，他对删略这一点是赞同的。如他用《放光》与《道行》对照，他认为《放光》经过删略以后，文字更流畅更达意了。他说：“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但到关中以后，在其他译人
如赵政、慧常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看法。如在译《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过去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现在的新译本依然如此，便叫笔受者慧常“斥重去复”。慧常却加以反对，认为戒就象礼，是不能删的。又说这是一师一师相传的，万一有一言与原本违背就会被老师赶走。所以，“与其巧便，宁守雅正”。道安便赞同了这一意见，并且认为译烦为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同上书，卷十一）对改旧适今的“巧”，道安也是反对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同上书，卷八）他认为胡言的质朴和烦重都是时代的产物，在翻译时不能为了顺应今天爱好文饰的风气而去随便修改它，正如不能把《诗经》、《尚书》改为今天的文体一样。如果那样做，“巧”是显得“巧”了，但窍成以后混沌则死了。因此，道安对翻译中言意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庄子的自然全美和反对以言害意的美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却与道安不一样。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在不违背原本经义（意）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如他译《维摩诘经》，僧肇说他的译本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他译《大智度论》，则“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同上书，卷十）译《中论》，他也是“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同上书，卷十一）在鸠摩罗什看来，翻译中的言意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言简并不一定就导致意也简。相反，只要“趣不乖本”，翻译时作一些必要的增或减却能使译文更为畅达，其文意反而能更好地传达。如果死扣文句，译得结结巴巴，文意反会受到损害。罗什的看法及翻译实践，与魏晋玄学家们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丰的理论有暗合之处，也与文学、美学理论中强调的“文约意广”、“文约旨丰”有暗合之处。看得出，罗什也受到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主张折中的慧远在阐述翻译中的言意关系时，也很有玄学的意味。正如上面所引，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经义（意）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意）反而会显得更加遥远，不便于把握。经义不能显露就会无象可见，经旨遥远就会无绪可寻。慧远的这一意见使人联想到王弼的话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过：“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总的看，慧远比较接近“言不尽意”。慧远将魏晋玄学中的言、象、意引入翻译领域，实际上也开始了使哲学命题向文学命题转化的美学建树。他与罗什的意见都反映出了他们是从美学的高度来要求翻译语言的。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整个学界、文界内的风气。象佛教义学领域内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当时的佛教义学家就常常援引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的观点来注释经义。(注9)
言意关系，也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魏晋时期，第一个受言意之辨的影响而畅谈文学的是陆机，他的《文赋》一开始就谈意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陆机虽然认为意称物、文逮意都是很难的，但他基本还持言能尽意观点，主张言意双美。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他认为言意要互相协调，要防止那种“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等现象。刘勰对言意关系也有深刻论述，他认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他说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刘勰这句话“似谓言尽意也”。(注10)王元化先生也说刘勰的见解不同于玄学家的言不尽意论。(注11)钟嵘《诗品》也主张“文约意广”，反对“文繁而意少”，并进一步把“兴”说成是“文已尽而意有余”。他还主张诗歌的语言要达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的言意之论都涉及到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它与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都是魏晋玄学推动下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因缘。
二、关于文体问题。
与语言翻译的文质、言意问题相关联的是翻译的文体问题。佛经翻译，在道安以前的确是采用较古朴的文体的，如汉末译的《四十二章经》，近似于《老子》的语录体。安世高的译经文体，也比较古朴。道安曾几次提到安世高的这一特点。如《大十二门经序》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人本欲生经序》又说：“斯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或寡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六）道安自己也推崇以质朴的古体来翻译，他坚定地认为不能把经典的质朴文体译成流行的文体，这在前面所引《鞴婆沙序》他借用赵政的话里可以见出。
道安以及道安以前的翻译文体之所以大多数偏于古朴，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于佛经初译阶段，为了迎合汉地人崇尚经典的需要，所以故意采用一些古朴的文体。如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就迎合孙权崇儒的口味，不仅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牵合，用语也多采用古语，象《察微王经》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大正藏》第三册，第51页）第二，当时的僧人对汉语还不十分精通，所依靠的笔受者汉文水平也不是很高，还无法讲究词藻。第三，道安、赵政也不懂梵文，对梵文文体并不了解，错误地认为梵文经典都是比较古朴的。站在不“失本”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多用古朴文体去译经。第四，当时“格义”风气的影响，僧人与笔受者都喜欢用外典（老、庄、儒的经典）来翻译佛经的概念、词语。许多中国僧人又都是精通外典的。所以，在译经时就不自觉地采用过去经书的文体。
但到鸠摩罗什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气。《高僧传·本传》载：“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罗什从佛经文体出发，认为梵转汉时虽然在大意上可以不失，但在文体上总是隔了一层，其宫商体韵不但不能翻译传达，就是连文藻也会失掉。因此，他力图想在译经文体上有所改进，使其既通俗化，又富有美文学色彩，同时又保留原作的丰姿，即后人评价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卷三）他译的《大庄严论经》就有这些特点。如卷第十四鹿王经，散文部分十分口语化，采用的是一种通俗文体，经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昔曾闻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领群鹿，其数五百，于山食草。尔时波罗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时彼国王
到雪山中，遣人张围，围彼雪山。时诸鹿等尽堕围中，无可归依得有脱处。乃至无有一鹿可得脱者。尔时鹿王其色斑驳如杂宝填，作何方便使诸鹿等得免此难。复作是念。更无余计，唯直趣王。作是念已，径诸王所。时王见已，勅其左右，慎莫伤害，所恣使来。时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游戏杀诸群鹿用为欢乐，勿为此事，愿王哀愍，放舍群鹿，莫令伤害。”王语：“鹿王，我须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须肉，我当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顿杀，肉必臭败，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
试比较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无极经》第十八鹿王故事，就见出康僧会译经采用的是古体，经开头部分如下：
昔者菩萨身为鹿王，厥体高大，身毛五色。蹄角奇雅。众鹿伏众数千为群。国王出猎，群鹿分散。投岩堕坑，荡树贯棘。摧破死伤，所杀不少。鹿王睹之哽咽曰：“吾为众长，宜当明虑，择地而游。苟为美草而翔于斯；凋残群小，罪在我也。”径自入国。国人睹之，佥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来翔。”以为国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贪生，寄命国界。卒逢猎者，虫类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爱物，实为可哀。愿自相选，日供太官。乞知其数，不敢欺王。”……
罗什在译文中还韵文部分的翻译，他译的韵文部分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看得出他是力图想通过韵散结合的方式使翻译文体更接近原文的美学风格。他译韵文也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但不采用古体。如《大庄严论经》中“鹿王经”中鹿王准备代怀妊母鹿去死时说的一段偈语：
我今躬自当，往诣彼王厨。我于诸众生，誓愿必当救。我若以己身，用贸蚊蚁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正为救济故。设得代一命，舍身犹草芥。
罗什并不是不能运用古体，他的汉语水平其实很不错，他写的《赠沙门法和》一诗就带有古气：“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与他译经体中的偈颂是两种面貌。可见，罗什在翻译文体上是别有用心的。
罗什对译经文体的改进还表现在他对音译的处理上。僧叡《大品经序》说到罗什在翻译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叡、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字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能翻译的专用名词，他一般都采用音译。这比以前的旧译中多用音译（如支谶）或尽量不用音译（如支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方面避免了不用音译所造成的牵强或者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同时还使得译文体保留着一些异国色彩，增加了文辞的美感力。
此时采用通俗语言译经的还有北凉的昙无谶。他译长诗《佛所行赞》，用的是散文句法，不仅语言口语化，而且节奏多有变化，不少句子打破了汉诗五言体的传统节奏，但它又注意了声调的和谐流畅。这给当时的诗坛也树立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的楷模。
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古今文体之争，也是与文质、言意关系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主张复古，祟尚古体，如北魏的魏收、邢劭，西魏的宇文泰，北周的苏绰等；有的人主张今体，如沈约、萧纲、王褒、庾信等；还有的人主张古今兼采，如颜之推，提倡“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齐梁之际，作为今体代表的“永明体”就表现出向浅显和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它的出现是想改革晋宋以来艰涩典正的诗风。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沈约就明确提出过以“易”字为核心的革新主张。《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永明体诗人就力图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诗歌的语汇，使诗歌易于吟诵，显得协调流畅。如谢朓《吟竹诗》：“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几乎全是口语。又如《江上曲》：“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何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舆。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其中借用了汉乐府的句子，同时又融入了吴声西曲的特点。沈约也取南朝乐府中常见的口语入诗，以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如《石塘濑听猿》：“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而张融的《别诗》几乎全由白话提炼而成，读来朗朗上口：“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自然，永明体同时也讲究声律和排偶对仗，追求文字的清丽，这些美学上的追求与诗歌新体的改革是相关的。因为对仗、骈俪并不与口语化存在完全的对立，从口语中提炼出的词汇仍可做到骈俪。只是后来宫体诗的出现，由于题材的狭窄，诗风则逐渐走向浓艳绮丽和雕绘了。齐梁之际正是佛教兴盛时期，文人中信佛者颇多，他们对佛经翻译文体的特点肯定也有所了解。因此，齐梁之际的这种诗风以及以易懂、易诵读为目的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当时的翻译文体也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而这些又与《文心雕龙》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文心雕龙》的创作同齐梁文坛上存在的古今、新旧之争是分不开的。(注12)
中国文坛历来对翻译以及翻译家抱有成见，认为翻译之人不够“文雅”，就连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兼翻译家，文史家对他的翻译都置之不理，(注13)只是在佛教界才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而十分丰富的翻译理论也被古代的文学、美学理论家们冷落，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好在近代以来，佛经翻译理论的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还专列一章予以讨论。我以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宝贵的理论遗产当会享有更高的历史地位。
(注1)佛教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流传，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显传》也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授浮屠经之事也可得到证明。
(注2)《管锥编》，第三册，第1101页。
(注3)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4)(注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5)这一条材料经王元化先生再核对，他发现卷数与篇名有误，原抄为“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应为“卷十道安《鞴婆沙序》”。此处遵王元化先生之嘱，特意提出并更正。
(注6)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259—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注7)参见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注8)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魏晋以来，释家传译佛典，转梵言为汉语，要求译文忠实而雅驯，广泛地提到文质关系问题，开始把这一对概念引进了翻译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刘勰提出的文质论就更接近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了。”
(注9)(注11)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147—148页，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