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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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范文第1篇
陶思炎：1947年3月出生于南京，先后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俗艺术学、民间信仰、文化遗产保护等。近200篇，其中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10余篇，出版《应用民俗学》《中国祥物》等10余部学术著作。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中国民协和江苏省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2011年4月，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来到东南大学采访陶思炎教授。一如之前我们的想象，陶爷爷身上昭显着“长者风范，大师精神”，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谆谆教诲，都让我们铭记于心。
一
陶爷爷对我们说，他是老南京人，出生在秦淮河畔，从小在老城南浓厚的民俗氛围中长大。每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日或者庙会，他都会跑到夫子庙或城隍庙，看灯，看各种玩具，看杂耍表演，流连忘返，乐此不疲。由岁时节令而衍生的孩童的游戏，陶爷爷也都兴致勃勃地一个不落：春天的时候，登上雨花台放自己亲手扎的彩纸风筝；白雪皑皑的正月里，与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提着蛤蟆灯，或者是拖着兔子灯，成群结队地在街巷里巡游……南京的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了他的骨血里。
但从事民俗研究并不是陶爷爷一开始的职业，他是在不断地选择和调整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条人生道路的。最初，陶爷爷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扬州的建筑设计室，曾经设计过办公楼、教学楼等建筑，但他还是从心底里喜欢文科。于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便重新做了一次选择，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陶爷爷原来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他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专攻外国文学。在大学的前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但到了大四时，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外国文学领域的深入了解，他发现，由于自己对外国的历史和人文都不太熟悉，因而在本土环境下研究外国文学，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接受二手资料，终究难以深入，难以领先，这样下去的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学者。于是，他开始将眼光转入比较文学领域，想在中外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从中外神话入手，研究神话的比较方法，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将中外神话进行对比，发现和总结其中的某些规律。由于论文题目在当时非常新颖，加之陶爷爷将他非常扎实的外国文学基础、古文考证功底，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都融贯在论文中，使得论文非常成功，当年就被收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和《中国文学年鉴》，并被多次转载，甚至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入教材。
二
从毕业论文开始，陶爷爷对神话有了深入的了解：原来中国神话并不只是一则则或传奇或灵异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每则神话都没有多少内容，具有简单性和片段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远古人类的创作，内涵非常深奥，和西方神话相比毫不逊色。于是，陶爷爷决定专攻中国神话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神话的重要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学科分类上，神话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又归于民俗学这个更大的门类。陶爷爷向我们详细地解释说，民俗学研究的是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既包括物质上的东西，如服装、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等；也包括精神类的东西，如信仰、忌讳、避讳、巫术，等等；还包括动态的、行为性的东西，如过年过节时的一些活动；当然还包括语言方面的内容，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笑话等通常被看作是民间文学的东西。因此，陶爷爷的研究领域，也自然地从神话扩大到了民俗学。
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招收民俗学博士。陶爷爷以建筑学和文学双学士的学历报考，并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进入被称作“民俗学之父”的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门下学习。在北京读博士期间，陶爷爷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写作，连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例外，长城、十三陵、卢沟桥这些北京标志性的名胜，他一个都没去过。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陶爷爷便完成了博士学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中国鱼文化》后来公开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选登了该书的若干章节，《读书》等刊物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完成博士学业后，陶爷爷回到母校东南大学工作，并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风物探幽》《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应用民俗学》《中国都市民俗学》等著作，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在东大，他先后任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地贡献着力量。
2011年4月，陶爷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央文史研究馆最年轻的一位馆员。
三
虽然陶爷爷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和荣誉，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授业恩师的肯定。陶爷爷的博士导师钟敬文先生对门下弟子要求极为严格，从来不当面夸奖学生。读博期间，每当陶爷爷向钟老汇报学业时，钟老总是指出他的疏漏之处，并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参考。毕业七八年之后，一次，陶爷爷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恰逢钟老在座，于是他过去跟老师问好。钟老将他介绍给身旁的季羡林先生，并对季先生说：“他在南京干得不错。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像他就好了。”得到了钟老的当面夸奖，并且是如此高的评价，让陶爷爷一时间既惊讶又感动。
感怀恩师之余，陶爷爷也不忘对我们进行教诲和鼓励。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需要早早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有了理想目标之后，人就不迷茫，有干劲。就算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要对自己的最初目标进行调整，之前付出的努力、得到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目标的储备资本。
另外，在少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尽量广泛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要故步自封。如一开始学习的建筑学知识，对他在民俗建筑方面的研究帮助就非常大。再如，早年间，他写论文和著书的时候，要用到图片，可是有的文物是不能拍摄的，当时又不能上网，只能靠手绘，于是，他具有的素描功底便派上了用场。陶爷爷说，理科和文科是有相通之处的，学理科的人要同时学好文科，学文科的人也要同时学好理科，这样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不至于因无知而犯错。
陶爷爷还建议我们，可以多看一些杂书，比如一些有关旅游和各国历史的书，这样可以在点点滴滴中积累对世界的认识。读书的时候，还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要多写些感悟，不要因为怕辛苦，就不做这些事。“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强调说。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采访接近了尾声。我们在和陶爷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在和他告别之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南大学。
小记者采访感言
石岳川（南京市树人国际学校）：“心中要有远大的理想。”“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的教诲我铭记于心。
林凯雯（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陶爷爷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本科的第一年，我在院系的安排下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历史文选等进入与历史学息息相关的本专业的必备课，而且学习了博物馆学概论，这门课将我领进了博物馆学的大门。我阅读了一些博物馆相关的课内外书籍，包括《博物馆的沉思》，《中国考古大发现》等。沉浸在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藏中，我不忘专业课的学习。历史，古文和英文相关的课程对高中就在这方面十分擅长的我来说并不成问题，在这方大二面的优势，填补了我对数学的忽视所造成的偏科。我得到了一等奖学金，历史学院优秀团员的称号，以及nk之光文学艺术节金奖奖项。接下来的三年的本科学习了很多专业课程，包括各项器物学，博物馆研究以及物质文化史。并获得不错的成绩，并顺利通过了英语四六级。我把握每个机会参观我可以去的博物馆，三年本科培养了我作为一个未来的博物馆人基本的学科素质，。在此期间我对刘y老师执教的陶瓷器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上课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及期刊杂志相关内容。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在我以后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解学科领域新动态，把握研究动向，被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素质。出于对陶瓷器的喜爱，我曾花一学期时间整理总结了院资料库的核心期刊中关于龙泉青瓷的所有论文，并得到了很大收获。
大学期间，我在校团委担任过理论调研工作，并参加了很多文史类社团。在此中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文史类社团很难走出小众范围，同学们对这类社团的忽略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博物馆。社团的成功需要有效的推广。大二时我创办了nk大学yl协会，在各种工作中有了深刻的体会，文史类的社团容易造成曲高和寡的尴尬，而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如何吸引观众，并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轻松的收到文化信息，达成教育效果，需要博物馆考虑如何使自己变为一个更加亲善，更加让人愉快的老师。出于对着个方式的探索，我在黄cy老师指导下完成了《民俗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论文。期间参考了包括钟敬文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的民俗学著作，和许多文博学者对新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研究成果。从探讨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试图探讨博物馆引进现代传播学的因素，改变固有展览构成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民俗学也产生了很大兴趣。如果可能的话，研究生希望继续民俗学方向的研究。虽然大学本科并没有学到很多民俗学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本科只是探索的一个起点。
目前，我对自己将来的研究生生活有以下粗略的规划
1.进行陶瓷考古或民俗学方向的研究，争取做出自己的成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
2.尽量选修器物学课程，以及古文字学课程。因为我觉得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能对铭文，古籍等有自己的认识和解读是很重要的
3.弥补本科未进行足够的时间工作的遗憾，尽量争取实践活动的经验
对于未来，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研究生结束后，也许仍然感到自己所学不足，继续攻读博士。也许觉得自己过于纸上谈兵，寻觅一份可以让我获得实践经验，并继续学术研究的职业。可能会进入学校，或是博物馆，或是国家或地方文化机关，对我来说都很好。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上研。相信三年的缓冲可以让我想很多，成熟很多。也许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我就可以真的确定自己步入社会以后，会站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现在我只能等待那个认知的时刻到来。但是对于自己能走上一条通往自己喜欢的职业之路，我感到很荣幸。
尊敬的领导：
您好！
首先，向您辛勤的工作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自荐材料。我是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化学专业__级的一名学生，即将面临毕业。经历了四年的高师教育和高校生活，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更坚定了“自信、自强、勤奋、谦虚”的人生信条。
福建师范大学是我省著名的教育人材培养基地，素以治
学严谨、育人有方而著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我切身地体会到了学习化学的乐趣和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神圣，无论是在知识能力，还是在素质修养方面，都受益匪浅。 四年来，在师友的真诚帮助和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化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理论，在各科的结业考试中，成绩优异。同时也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出色的教师素质，具有良好的语音面貌，自然大方的教态，并在教学中善于创新。在课余时间我阅读了大量书籍，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常用操作系统，不但充实了自己，也培养了自己多方面的能力。
此外，我还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把握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大学四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与优秀人才共事，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
一直以来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在高中里当一名化学教师。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一直在努力。大学里面，我认真学习各门专业课、公共课、选修课，专业成绩进入专业前20%，并连续两次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__年暑假，我以项目主持人的身份在胡志刚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教育熵的原理及应用》的研究，并撰写了《教育熵的作用原理初探》的学术论文，该论文入选了“福建师范大学__年度校大学生一百篇优秀学术论文”。为了毕业后能当一名合格的、优秀的高中化学教师，我一直在提高自身的个人修养。我一直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学高为师，行为世范”来要求和激励自己！
我热爱贵单位从事的事业，如果贵单位能为我提供一份就业机会，我将深表感谢，并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负您的选择。
收笔之际，郑重地提一个小小的要求：无论您是否选择我，尊敬的领导，希望您能够接受我诚恳的谢意！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豫北 古庙会 区域文化
豫北地区作为开发较早的地区和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庙会对其宗教生活和民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传播影响很大，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为广大民众所喜爱。
一、目前研究的成果
关于庙会的相关记述可以说从古到今许多历史著作以及文人笔记小说中看到，如晋·周处《风土记》，南朝梁·宗檩《荆楚岁时记》，宋·吴自牧《梦梁录·社会》，明·刘侗、于正奕《帝京景物略》等。但是这些记载仅仅是对作者所见闻的庙会时间、传说、娱乐、风俗等相关要素的简单记录，没有进一步归纳和开展专门的研究。
五四以后，随着民俗学进入我国，对庙会的深入研究逐步兴起。1925年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五人在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组织下对北京妙峰山进香风俗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发表为《京报副刊》的“妙峰山进香专号”，不但在民俗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庙会文化研究的开展拉开了序幕。1927年顾颉刚在前述调查报告基础上对香会的来源、分类、办事项目、组织等等进行进一步论述，编著出版了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妙峰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1928年版）一书，确定了庙会研究初期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同时期及稍后还出现了经济史专家全汉升1934年发表在《食货》上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等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经过一段沉寂期以后，随着80年代民俗学地位的提升，庙会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分概说、地域研究、个案研究三个部分，从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在对明清华北庙会论述时，对河南庙会略有涉及。其他的论著如高占祥编著的《论庙会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版）、高有鹏《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等著作也相继出版；类似《民俗研究》之类的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如段宝林的《描绘的民俗本质——论生活美与庙会》（《民间文学》1994年第4期）、秦永红的《庙会的文化经济特色及其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展望》（《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高有鹏与孟芳的《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小田的《“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等等大量与庙会相关的田野调研报告。这些专著与论文从宏观分析到个案调查，多学科、多视角、多地域、多层次地对庙会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庙会研究日趋成熟。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庙会也有所研究。日本学者仁井田升于1946年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庙中的行会碑成为此次调查的重点，他有选择的将东岳庙碑刻中鲁班会、马王会、羊行老会等碑铭文及匾额一一抄录，标明方位，调查极为细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Susan Napin的《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对东岳庙在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地位也做了研究。综观这些成果，研究范围只集中在北京一地，关于河南境内特别是豫北地区庙会文化的研究几乎没有。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目前研究的成果，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豫北庙会文化研究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需要身临其境才能达到一定的整体感知，只有充分地进行田野调查方能有所收获，缺乏进行田野调查的学术实践是研究豫北庙会文化的难点之一。
其次，关于豫北地区古庙会的文献资料比较分散，不易搜集和寻找，这对研究豫北地区古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是一个重要挑战。
最后，庙会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需要利用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规范进行研究，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专业学识。
因此，无论是在发现新的研究起点还是在具体研究展开的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延伸和想象空间。而这些想法，正是本课题的起点，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
二、研究的价值及其意义
庙会从古代的宗庙祭祀和诸侯合会以及民间信仰中孕育诞生，历经汉唐宋时期，明清进一步完善发展，近代商贸功能突出，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文化不仅是民间文化集中的展示平台，也是民间商品活动汇集的中心，即含有古老传统的信仰崇拜，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和现实生活，是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一，通过解析豫北地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内官方和民间所崇拜的内容、民间百姓的生活变化、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庙会文化的经济与旅游文化功能，为豫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经济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第二，庙会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农村庙会网络是保证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豫北地区做为传统的农业区域，对庙会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近代以来的农村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审视河南农村、农民和农村经济，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三，目前来看，河南庙会特别是豫北地区的庙会研究仍然是有个薄弱环节，因此，豫北地区庙会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索。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字化交互技术；非遗文化；交互设计平台；数字虚拟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074-02
黎族3000年的文化沉淀是海南本土文化的核心
之重。
在国家“非遗”目录中，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钻木取火技艺、树皮布制作技艺、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三月三节、打柴舞、服饰等12项入选其中。
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存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黎族传统村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作为“有形”的传承载体，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则显得弥足珍贵。直面城乡建设规划与古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诸多不和谐因素，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融合、良性互动，有效地、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强调文化的附加值越来越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健。
本文就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着眼点放置于黎族“非遗”文化的空间载体――传统村落文化上，同时就建筑学、设计艺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媒体艺术与技术学科的角度做了跨界整合与“内容与形式”的物化探讨，在国内实属先例。
1 “痛定思痛”，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城市名片）的再认识
近年来，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大背景下，关于黎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研究等的研究性课题、书籍与论文越来越有分量。特别是2012年6月由海南省民族学会、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海南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黎族》（电子书）首发式暨黎族文化数字化保护学术研讨会，会议推出的《中国黎族》电子书是大型文献工具书，涵盖了100多万的文字资料，600余幅图片图表，还有海南5大方言10种土语常用词句语音，以及1928年以来的珍贵影像和30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是对黎族文化进行梳理乃至有效传承的关键史料。
现在的问题是，海南黎族船型茅草屋作为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在面临“人走屋塌”的厄运。如果全部拆掉船形茅草屋，黎族的建筑历史将变成空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调研中的发现业已印证了这一点：不少原来保存较好的古村落也相继受到破坏，传统风貌受到侵蚀。痛定思痛，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传承黎族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黎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黎族历史文化就是保护传承人类的活历史。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始终存在“无形”和“有形”这两种事物，作为文化力量和文化创新产业相互作用，正如我们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以提振经济增长不断地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
2 “有效保护”，数字化交互技术应运而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媒体这个划时代的媒介应运而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数字化传承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交互性逐渐变成重要特性，数字交互设计方式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技术保障。
一是数字交互技术对“非遗”这一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新领域新技术对另一个领域技术上的保障性应用，是在地域性民俗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村落文化及其民间艺术的抢救以及传播过程当中以讹传讹现象的纠正。二是数字交互技术应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将产生新的传播模式。三是作为一道亮丽的独特的风景线，黎族传统村落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民族风情游”中不可或缺；发展“乡村游”、“农家乐”，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可低估。四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端正厚重、历久弥新。
3 “应用研究”， 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在路上
我们进行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其创新点就在于采用实证主义精神。我们侧重于运用数字交互技术对黎族非遗项目空间载体进行研究，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交互设计平台研究黎族村落及其文化，并予以永久性保留的先例，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黎族地区的典型性与研究的细致深入性，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融合建筑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二是将非遗文化与其载体结合一起，设计数字虚拟博物馆网站建设，同时对于海南其他非遗项目，提出了借鉴发展模式。
3.1 应用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测绘、摄影、摄像、录音、采访等手段进行研究， 其间运用比较分析法、归纳法。主要运用建筑学、艺术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支撑。主要思路有四点。
一是可行性分析。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海南黎族民俗文化的取材提供了便利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表现形式为媒体艺术展现提供了创作的依据，多学科的研究学者打通专业壁垒，互通有无，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关键是海南省作为国际旅游岛，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就是“文化创新”，新媒体艺术当仁不让成为创新教育前沿，三亚学院正在建设中的创业园区，也是本课题从理论转为实践可行的试验场地，高标准的技术设备与手段为研究文本的取样保存提供硬件
支持。
二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源的采集。包括传统民居村落测绘、民俗风土素材采集等。本文课题经过成熟的思考和论证、长期的收集和调查，海南日报2012年8月25日与9月1日分别对课题组主要成员陈琳带领师生前往洪水村测绘调研，进行报道。课题组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为课题应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可操作性条件。
三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整合转化，即数字化过程。其中建立数据库，一则可以对数字化有效保护；二则可以支撑数字博物馆的构建。数据信息与展示。与此同时，业已掌握研究相关理论书籍。
四是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我们知道，数字化交互技术在上海世博会上的应用。也正是数字化交互技术为世博会各个场馆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方法，“网上世博会”的开通、“永不落幕的世博会”的定格，海南，后发优势，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
3.2 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
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研报告、系列学术论文、专题网站建设。特别是网站建设，可以为黎族少数民族资源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发挥其“窗口
效应”。
试想，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既能保护保留黎族村落原生态；又能不断提高黎族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质量。
很有意思的是，黎族传统村落大有讲究：要么山包围村、要么村包围田、要么田包围水；有山有水、四季葱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原来如此。见到眼前的画面，就是庄子也会发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感慨！不是吗？村落是黎族生产生活最重要的空间载体，海南黎族村落的民居形态真真是自然古朴而富有美的质感。你说，这对于我们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创新海南黎族村落文化载体，不是“道法自然”、“活色生香 ”吗？！
如果说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有了可行性且是进行时的话，那么，在信息飞速发展时代，新技术会层出不穷，而真正接地气的黎族传统村落呢？或者连同她的文化底蕴会不断消失吗？我甚至想要呐喊：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尤其是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担当起“保护神”、而不是“掘墓者”！我不禁反躬自问，我们奋起保护乃至应用的速度比不过流失的速度吗？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民族文化要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寻求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使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式保护；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在保护民族文化中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引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变迁中实行良性互动，这里也有一个合作（互信）共赢的问题。是的，我们不缺少执着的追求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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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马 文化 认知 综述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b）-0083-02
马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家畜，与人类生活紧密关联，因此，人们对马的用途和社会影响有全面的认识，对马的日常驯养和管理有丰富的经验，对马的生理特征和种族演变也有科学的研究。人们对马文化的研究不仅体现在马的实体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极为繁荣的景象。
1 对文学作品中马文化的研究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马自然而然地以相当高的频率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因此，文学作品成为马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1.1 专书研究
以对《诗经》中马文化的研究为例，郝思瑾、高婉瑜、赵宏艳等指出《诗经》开创了以马喻人的传统。郝思瑾考察了《诗经》中的“马”字出现的情况，认为“马”字共出现四十九次，提及各种马近二十种，描写马的诗句上百首，反映了马在当时的交通、军事、田猎和祭祀等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被广泛使用；认为《诗经》中常以马喻人，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以马喻君子贤人；其次，被用来指代百姓，有时还指代具体的个人；再次，用马来代指财富和战争。高婉瑜研究了《诗经》中出现的马的名目，并以《说文解字》《毛传》《尔雅》《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为基础，综合诸家之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驹，见于《周南・汉广》《小雅・皇皇者华》诸篇，《毛传》：‘五尺以上曰驹。’《孔疏》：‘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按：依照上述，驹应是身材较小的马匹，《说文》云：‘马二岁为驹，三岁为’，以年龄划分驹、，《汉语大字典》释驹为‘少壮的马’，融合两说，今以驹为小马总名。”她还根据《周礼・夏官》的记载，具体研究了六式马即马的用途，那就是种马（繁殖用）、戎马（军事用）、齐马（祭祀用）、道马（驿传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并披沙拣金地研究了五首咏马诗，认为马匹除了作为交通、田猎代步工具基本功能外，特别之处是具有财富意象。赵宏艳也研究了《诗经》的马，较之高婉瑜，赵宏艳更详细地描写了形容马的词语，从病马、健壮之马、马行走貌三个方面分析《诗经》中的马，发现这些词语多以叠音词为主，它们句式整齐、结构相同、词性相近，富有韵律美感，例如，《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清人在消，驷介；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在研究马的主要用途时，赵宏艳认为《诗经》涉及到的马的用途主要有三种，军事、狩猎和迎亲嫁娶，并作了具体统计，涉及军事的有10篇，即《邶风・击鼓》《风・定之方中》《郑风・清人》《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大雅・大明》《大雅・抑》；涉及狩猎的有6篇，即《郑风・大叔于田》《郑风・叔于田》《齐风・还》《秦风・驷》《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涉及迎亲嫁娶的有5篇，即《周南・汉广》《齐风・载驱》《小雅・鸳鸯》《小雅・车》《大雅・韩奕》；赵宏艳通过对马的用途的分析，提出了马对周族的兴盛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以对《三国演义》中马文化的研究为例，吴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马具有通神示警的神性化色彩，义马救主、义马殉主发展了马的神性化，赐马行为是古代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蕴涵着中国古代特殊马文化的“宝马英雄”的组合，并且这种组合进入了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
1.2 专人研究
夏兆辉研究了杜甫诗歌中名目繁多的马，例如“大宛马、胡青骢、骅骝、骠袤、汗血马、肥马、瘦马、病马、快马、龙媒、老马、白马、骠、骏、紫骝、乘黄、、赤骥、戎马、蕃马、老骥、鞍马、天马、骊驹、驹、笼马、铁马、枥马、俗马、肥马、细马、凡马”等，认为这些“马”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性，形成了 “骁腾的神骏”―― “悲愤的骢马”―― “废弃的瘦马”―― “漂泊的老马”的意象图，它不仅是杜甫自己人生的缩影，而且是自身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是“病马、老马、瘦马”的描写，丰富了传统文化中马意象的主题文化。
周尚义分析了李贺诗中的马，认为李贺诗中的马具有丰富的意蕴：（1）建功立业志向的寄托与英雄形象的刻画：“将军驰白马，豪彦骋雄才。”（《送秦光禄北征》）（2）自我才能的褒许和高尚美德的展示：“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其四）（3）困顿失意的象征和愤懑情绪的映射：“催榜渡乌江，神骓向西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马诗》其十）（4）君子遭弃、小人得志的形象的比喻：“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其二十三）周尚义评论：“他赞美那些神异的赤兔、乌骓、汗血宝马等，借以表达希求立功沙场的壮志和对英雄的景仰；他讥笑那些‘肉马、蹇蹄’，借以表达对当道小人的指斥；而那敲骨带铜声，只能在郊野吃食带刺的败叶的令人哀叹的瘦马，则是他才智俱佳而不遇伯乐、穷苦困顿的自我的写照。他笔下描绘出的各种各样的马，皆具有丰富的意象特征。”李彩霞则从李贺浓郁的“宝马”情结中看出了诗人生命的孤苦、萧寂和苍凉，尽管“宝马”一开始是“一飞冲天”的俊朗形象，接着就是想建功立业而不得的“引颈怅望”和“困顿落拓”，最后不得不“疲乏羸弱”，成为“老马、疲马、病马、瘦马”。
刘越峰讨论了岑参笔下的马，不管是表现马行速度之快，表现人马行程之远，表现人马所处的环境恶劣等，都语出惊人，例如“马疾过飞鸟，无穷超夕阳。（《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西来欲到天，离家见月两回圆。（《碛中作》）”等。
于海英，张波对辛词中出现的马作了穷尽式描写，讨论了宝马意象仍是寄托词人自己的豪情壮志以及抒发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感慨的载体，同时指出在游弋游春主题中，马衬托了骑马人的高贵身份，最难为可贵的是他们对辛词中的“马”从文字形式和语法形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3 断代研究
对马文化的断代研究目前多见于对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的马文化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是马在这些朝代的作用较为重要，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很高，文化意蕴也较为丰富。
林琳研究了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马文化，认为秦汉时期的马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包括马匹本身、马产品、养马技术、相马术、马医等范围，同时研究了马造型艺术，例如，秦兵马俑、西汉三千兵马俑、马超龙雀等，指出“马文化作为古代民族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审美范畴，它有着深层的意蕴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在长期的民族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受着各个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状况、、思维方式、习惯势力、传统伦理观念和民族素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因而必然具有突出的民族心理特征和强烈的思维意识倾向及鲜明的时代烙印。”莫波功的《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从马对交通、对通讯、对战争及对其他方面的作用进行探求，说明作为一种重要动物，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加快了先秦的道路建设，广泛地运用到通讯中，对战争的兵种、规模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还影响了先秦时期的礼仪、耕作方式。
韩婷对魏晋南北朝咏马诗作了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大多数诗人行伍出身，长年征战南北，马不离鞍。马不仅成为了孤寂漂泊天涯将士的伴侣，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生动的形象，大量的咏马诗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歌咏，更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渴慕，”此时的马成为功业之志、安邦御戎的隐喻。
黄建辉在《唐诗马意象研究》中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唐代咏马诗中出现的马意象，主要有战马、天马、宝马、画马、舞马、羸马等，分别代表一定的文化内涵，如战马――杀敌立功，坚韧劲健；羸马―― 老病孤独，凄苦无奈等。同时对马意象的流变进行了研究。
许兴宝的《文化观照中的宋词马意象》一文分析了宋词人对马的毛色、神态、马的价值、马具等极具奢华的铺写，认为宋词马意象的生成包含着传统文化因素和时代趋尚的密码，也有词体文学自身需要的机缘，同时指出宋词马意象与传统诗文中的马意象有诸多不同之处。
王立的《千古文人的伯乐梦―― 马文学与马文化的美学、人类学内蕴》梳理剖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马意象的文化源流，认为马文化丛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物质功用影响到意识上的尊祟神化与人格化，因而从哲理性、伦理性、文化濡化性与审美性上概括了马文化。
2 对少数民族马文化的研究
青措在《藏族马文化初探》中，从藏族的历史、宗教、生产生活等三方面初步分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藏族马文化的产生；阙岳在《从民俗学的角度解读马在蒙古族叙事诗中的象征意义》中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在蒙古族叙事诗中的象征主体进行了系统考察，从物质、行为和精神等三个视角来解读马的文化象征意义；王颖超的《史诗〈江格尔〉中的马及其文化阐释》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史诗《江格尔》中的“马”进行文化阐释，认为马集兽性、人性、神性于一体，成为英雄的象征，同时也是蒙古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3 中西对比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英对比上，有“马”词语及其文化的对比，也有“马”与其他动物如“牛、犬”等的对比。例如杨祖宪、海峰的《英汉“马”字成语比较》论证了因中、英“马”文化的相似性，相当大一部分英语“马”字成语在汉语中能找到可基本或部分对应或相当的成语，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既不对应也不相当；高蕾的《马年话“马”――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之管窥》认为：（1）“马年”折射出英汉民族习俗之差异；（2）“马”的称谓体现了英汉语言的异质性；（3）有关“马”的词汇、习语反映出其英汉人文意义的异同。邹幸居在《“牛、马”中西文化内涵差异的认知探讨》中，从认知角度通过对中国文化图式和西方文化图式的阐释、比较，说明不同文化图式赋予了“牛、马”这两个基本范畴词不同的内涵、功能，反映在语言上，就形成了既相异而又恰好能在中英文中互相替换形象的一系列词语。这类研究给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4 和“马”相关的文化内涵研究
蒋文的《从“马”之繁简看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通检《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的“马”，并对其中的马部字进行了研究，发现出现在《诗经》中的“马”部字有50多个，分别表马的毛色、马的形态形状、马的位置、与马相关的名称、马的年岁身高等，而在现代生活中，诸多马名被概括成为一个“马”，说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是由简到繁再到简，也即繁化和简化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而发展的白振有在《〈说文解字〉马部字的文化蕴涵》中，从马政文化、相马文化、驭马文化、驿传文化方面进行了研究，说明了秦汉以前先民生活的丰富内容。胡继明在《从“马”字汇看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中研究了众多的“马”字汇和以马字为构件的合体字，指出“人对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糙琐碎到精密细致的十分漫长的过程。初始阶段，人们往往只是对事物表面的小范围区别特征的认识。如马字汇里众多的名称，是十分琐碎的，其分类是根据性别、形状、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优劣等浅表特征进行切分的结果。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思维的精密，概括水平的提高，那些多如牛毛缺乏意义的马的类名就逐渐被淘汰掉了。”认为反映某一文化现象的词汇的数量与其文化重要性成正比，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要详尽得多，“马”字汇的兴衰演变轨迹揭示了汉语的发展变化规律。李岩松的《“马”文化熟语论析》从马与马具、马与战争和生产、马与人才等三个方面阐释马文化熟语，揭示隐藏其后的深刻文化。
作为基本层次范畴词，马的能产性是很强大的，形成了庞大的以马作声符和义符的合体字，及以马作语素的合成词、成语、惯用语，这其中必然与先民对世界的认知有关，必然有许多的隐喻现象，必然蕴涵极丰富的文化意义，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和“马”相关词语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对与“马”相关词语的结构分析欠缺。尽管已有人涉及到，如于海英、张波在分析《论稼轩词中的马意象》时，对辛词中出现的“骅骝、骄骢、汗血宝马、老骥、白马、天马、车马、匹马、金马、马上、骑马、系马、上马、竹马、走马、万马、塞马、鞍马、宝马、骏马、下马、野马”等作过分析，认为“骅骝、”等是单纯式，“万马、塞马”等是偏正式，“上马、立马”等是动宾式，“车马、牛马”等是联合式，“马行迟、马踏春风、马嘶”等是主谓式，“马上、马下”等是附加式，但只是沧海一粟，没有对“马”词群作穷尽分析；
二是对与“马”相关词语的语义范畴研究不深入。在所见论述中，多是对《说文解字》和《诗经》中出现的“马”部合体字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马的毛色、年龄、优劣等自然属性方面，而对以“马”作语素的合成词、成语及惯用语的语义范畴的研究几乎不见；
三是未对与“马”相关词语的隐喻的形成作认知解释。目前可见的论著虽从民俗学、美学、人类学等方面作过尝试，但都不足以解释“马”词群隐喻的形成，只有邹幸居试图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图式理论来论证“牛、马”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遗憾的是其分析是从对比角度进行的，仅只涉及到“马”这一单字，没有作更深入细致的挖掘、剖析。
总之，对与“马”相关词语的研究可以说是“有点无面，有性无量，描写多解释少”，没有对与“马”相关的词语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缺乏对与“马”相关的词语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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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鄂西圈 民俗体育 情况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以恩施、宜昌、荆州、荆门神农架、襄樊、十堰、随州等鄂西圈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以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通过网络、图书资料（特别是民族志、体育志、各种地方志）、电子文献和相关影视作品等为平台，查阅，收集、整理听需文献资料。
（二）访谈法
对被访谈对象个人经历的描述来分析鄂西圈的民俗体育“自变”与“它变”。
（三）逻辑分析法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研究方法，对鄂西圈民俗体育进行有效认知，找寻其发展轨迹，探究其发展模式。
三、鄂西圈民俗体育的概况
（一）鄂西圈地区是湖北省汉族、土家族、苗族、瑶族、回族、维吾示族、壮筏、满族、羌族、仡老族等多民族组成，并且在聚居方式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造就了鄂西地区民俗体育活动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式各异。具体如下表：
表1 鄂西圈各地区的民俗体育项目一览表
（二）鄂西民俗体育活动项目现状调查与分析
表2 鄂西圈地区主要民族民俗体育现状一览表
鄂西地区不仅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民风民俗项目也众多。在民俗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鄂西地区的厂大民众创造并积累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民俗体育项目，众多的传统体育项目和特色的民俗体育使得鄂成为一朵含苞待放的奇葩，矗立于中部地区。具体情况见表2。
（三）鄂西民俗体育项目类别
目前，关于民俗体育项目类别的划分千姿百态，没有统一的原则和标准。按照民俗体育项目的功能特点进行综合划分，项目详细分类情况见表3
表3 按照项目的功能进行分类
三、结论
（一）鄂西圈的民俗体育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以土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分布非常广泛，民俗体育活动项目较多，主要以龙舟竞赛、舞龙、高脚马、摆手舞为代表。
（二）鄂西民族体育项目在开展和传播中体现了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相结合，传承性与变异性，娱乐性和观赏性相融合，文体交融性等特征。
（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鄂西民族体育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约;鄂西民俗体育发展环境的改变、体育传承出现断层、民俗体育劣性变异、政府的引导力度不够、体育组织不健全、专业人才和后备人才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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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规范着儿童的行为习惯。民俗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强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识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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