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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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幼儿自入园后，大部分的生活和学习时间都在园内度过，幼儿园的校园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着幼儿。那么，应如何创设校园特色文化环境，给幼儿搭建学习的平台，让每一角落都融合幼儿园的校园特色文化，让每一个幼儿驻足欣赏，让幼儿感知幼儿园的校园特色文化呢？幼儿园建筑以江南人家的建筑特点为主，墙面用了特质的木纹材质，每幢教学楼一种色调，让人感觉生活在七彩的童话世界里。学校的公告栏、教师风采墙、大厅的屏风等，都融合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元素。走廊上布置了“昆腔雅韵”，让孩子“百戏之祖”—昆曲有所了解，从小培养对家乡的自豪感。楼梯上，展示着家园亲子制作的特色作品：小桥、流水、人家，纸盘上的周庄，青花瓷绘画作品等，布艺周庄，竹编上的周庄等，每件作品上都有相应的制作者标签，通过活动和成果展示，让孩子体验制作和分享的快乐。中大班的走廊、活动室里，开设了许多水乡商铺：万三家宴、水乡星巴克咖啡、阿婆茶、周庄特产、绣花鞋、农家小吃、四季周庄大舞台、脸谱、照相馆、剪纸坊、中药铺、花茶浦、喜糖铺子、纸盘坊等，原木材质的店铺，琳琅满目的摆设，孩子们和老师们共同制作的玩具等，让人感觉到了浓浓的水乡味道。班级的特色主题墙上，有宣传家乡的历史文化、特产、名胜古迹、名人故事等，也有幼儿参与特色教育的相关活动成果，是老师和幼儿学习和展示的平台。班级的自然角，有水乡所特有的资源：各种植物、动物等，如:蚕豆、葱、蒜、洋葱、萝卜、土豆、山芋、螺丝、乌龟、龙虾、虾、蝌蚪等，孩子们通过观察、记录动植物的成长和变化，了解了很多的生活常识，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美术室里，有孩子们和老师、家长们一起制作的具有水乡特色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家园作品，也有精致、漂亮的花船、莲厢棒和花篮，还有种子贴画、布艺贴画、彩沙畅想画等作品。科学发现室里，陈列着水乡所特有的植物标本。孩子们可以通过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用显微镜观察等方法，对植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声音探索区，各个瓶子里放置了不同的物品，有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收集的红豆、黄豆、绿豆、黄沙、石子、油菜籽、芝麻等，孩子们通过尝试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探究，发现科学的秘密。学校还开辟了一片种植园地，分别种着各个季节的蔬菜，请幼儿帮助浇水、除草等，然后请幼儿品尝劳动果实，体验和分享劳动的快乐。种植园的旁边，还有饲养角，孩子们每天可以去照顾可爱的小白兔，观察小兔的成长，并学会照顾小动物。通过特色校园文化环境的创设，幼儿能初步感知到幼儿园的特色文化，并对家乡有了很好的了解。
如何利用好本土文化资源，有效地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中，构建园本特色课程，我们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在教学活动中渗透本土文化资源。幼儿园的每个年龄段每周定期开展园本课程教学活动，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小班组开设了“我看周庄”，通过介绍家乡的建筑、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特产等，让孩子从小就对家乡有所了解，培养孩子从小就爱家乡，并以家乡为荣。在语言领域，进行童谣的教学活动，将家乡的美创编成童谣，更好地记忆和宣传，传承古镇文化。中班组开设了“我说周庄”，幼儿在小班学习的基础上，学习介绍家乡的名胜古迹、特产、历史名人、民俗风情等。在游戏中，开设了水乡旅行社，通过说一说，演一演，可以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更好地宣传家乡的美。大班组开设了“我做周庄”，在小班和中班前期的学习后，幼儿对家乡的美能很好地掌握了，通过小手做一做，展示出幼儿心中的家乡。我们开展了系列活动：剪纸、画纸盘、制作稻草人、葫芦上的周庄、泥塑迷你周庄、牛奶盒上的周庄、布艺周庄等，通过活动的开展，幼儿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家乡的变化和家乡的美，从小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我们还收集了各年龄段研究的成果，汇编了《我看周庄》、《我说周庄》、《我做周庄》、《好吃的周庄》、《好玩的周庄》、《民俗周庄》、《水乡娃爱周庄》等成果集。
2.在体育活动中渗透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活动注意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渗透民间游戏。调查访问长辈们儿时的民间游戏的名称和玩法，老鹰捉小鸡、网小鱼、滚铁环、丢沙包、跳牛皮筋、玩竹梯、舞龙、打莲厢、摇花船、挑花篮、钻草屯、跳稻草垫、跳麻绳格等，孩子们对民间体育游戏好奇、探索的欲望也很强烈，通过学一学，玩一玩，和小伙伴们合作，探索不同的玩法，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3.在角色游戏中渗透本土文化资源。幼儿在游戏或活动中自由地交流、大胆地表达，发展了社会能力，形成了良好的态度。为让孩子更好感知，学习与人交往，可以带领孩子实地观察、学习如何与人交流。古镇的大街小巷里，琳琅满目的饰品店、美味的特产店、可口的农家乐饭店，还有各种民间工艺作坊，如打铁铺、织布坊、绣花坊、阿婆茶馆、四季周庄大舞台、水乡旅行社、木器坊、草编坊、牛角梳坊、糕点铺子、中药铺子、制扇坊、剪纸坊、葫芦坊、篆刻坊等。由于受到活动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们为幼儿创设了“水乡风情街”角色游戏环境，将旅游景区中各种各样的店铺和作坊都搬到了幼儿园里，给孩子们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参与角色扮演，幼儿体验到游戏的快乐，学会了如何与人交往，积累了生活经验，社交能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三、在家园共育中渗透本土文化资源
幼儿成长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培养。我们积极开展家园联系活动，向全体幼儿家长介绍和宣传我园的园本特色和家乡丰富的幼儿教育资源，让大家意识到本土文化资源中有很多具有幼儿教育价值的资源。由于受到时间、场所、安全等因素的限制，我们邀请家长利用节假日，带领孩子们看一看古镇名胜古迹，走走水乡的石桥，尝尝美食，听听吴歌，观察文化街上的各种店铺和作坊的运作，观看民俗表演：请财神、打春牛、踩高跷、舞龙舞狮、打连厢、摇花船、摇快船、放花灯等活动，拓宽幼儿的视野，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等，对家乡的民俗风情等有较好地了解。通过系列活动，让幼儿能亲身体验和感受家乡的美。开展亲子活动，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美丽的花船、莲厢棒、花篮、特色体育玩具、布贴制作画、“小桥、流水、人家”工艺品制作、纸盘上的水乡、葫芦上的家乡等活动。通过小手牵大手，带动家庭一起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探究。家长的智慧是无穷大的，家长资源也是幼儿教育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次次的家园互动，丰富了孩子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幼儿各方面能力进一步发展。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村景观；本土文化；民族属性
中图分类号：U412.1+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这是著名诗人孟浩然在一千多年前写的一首诗。诗中描写了盛唐时期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就像是一幅中国田园风光的山水画。诗中不仅描绘了优美的田园风景，也体现出田园生活的简朴亲切，表达了诗人对这种朴实自然的生活的向往。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还是现代，还是经过多少朝代的更替和战争的洗礼，中国一直有着美丽的乡村景观以及源远流长的乡村本土文化（图1-1）。
图1-1中国美丽的乡村景观
Fig1-1Chinese beautiful rural area
一、乡村景观的概念
想要了解乡村景观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景观，景观最初的意思是指乡村地区的风景或者景色。在19世纪初时，国外有一个学者洪堡德(A．yon Humboldt) [1]将景观的概念引入到地理学科中，他认为景观是由文化要素和土壤、植被、地貌、气候等自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宏观的综合体，这种理解大部分是从生态角度去考虑的。而乡村景观是景观这个综合体中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乡村景观是人类聚落的一种形态，它的名称的来源是相对于城市景观来说的，并且乡村景观有着与城市景观所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乡村景观所指的地区都是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也可以将乡村景观理解为人类干涉自然环境的结果和记录。
二、乡村景观本土文化的属性
乡村本土文化属性的研究有利于更好的了解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所以笔者将乡村景观中本土文化的属性概括为以下几点：
1、生态性
乡村景观中的本土文化则是通过乡村景观这个载体表现出来。自然环境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中的自然受人类干预与城市相比要少的多，而这点也说明了乡村景观具有生态性，并且这种生态性也属于乡村景观中本土文化所表现出的特性。在我国传统乡村地区，潺潺的流水、清澈干净的小溪、鸟的叫声等等都反映了乡村景观中自然生态的特点。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的落后，乡村周边的自然环境都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样貌，形成了旅游特色。但是由于政府的对乡村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量的森林遭到砍伐，因而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比较严重，导致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这也是规划者们在设计时没有遵循乡村景观的生态性所造成的后果[2]。
2、地域性
乡村景观文化的产生是以景观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乡村景观的差异性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民族主体的差别而产生的，所以地域性是乡村景观中本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中国南北地区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也非常的显著，而南北乡村中的本土文化也是不太相同，这就是本土文化的地域性。中国内陆以及沿海地区的乡村景观也是不太相同，这是由于两个地域农民的生产方式以及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由于气候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建筑也不一样，南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景观也不一样，而这种差异也说明了乡村景观中本土文化的地域性。
3、民族性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本土文化也在不断的变化。造成乡村景观的差异主体就是民族之间审美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些差异说明的乡村景观本土文化的民族性，由于民族之间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了各个民族乡村景观的独特性。民族的审美意识以及人文思想则是对自然实践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结果引起了每个民族的乡村景观独特的构成因素以及组成形式。乡村景观中本土文化民族性的独特性是我们在乡村景观规划中要加以注意的[3]。
4、时代性
马克斯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乡村景观的本土文化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不同以及物质环境的发展变化，乡村景观中的本土文化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的属性是乡村景观本土文化的时代性。而本土文化的改变影响到乡村景观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建筑环境的改变等等[4]。乡村本土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表现模式，既表现在物质上同时也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上。在过去乡村里有很多迷信思想的存在，这些思想对居民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科普知识的普及，迷信思想在乡村中很少出现了，从而更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乡村景观本土文化也由于时间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5、继承性
在哲学中我们了解到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因而乡村景观本土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而每一次本土文化的变革前进都是建立在前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在历史中可以发现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内的本土文化都是建立在前期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下去的，每一段时期的本土文化都是相互关联着的，并且本土文化的发展也不会终止，并且本土文化为了适应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笔者把这种特殊属性称之为继承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乡村景观的本土文化在发展中也不断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那些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本土文化必然被淘汰，然后吸收一些新的元素组成新的乡村景观的本土文化。乡村景观的本土文化产生其实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就表示出本土文化的继承性。
参考文献：
[1]陈威.乡村景观规划理论与方法[同济人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6
[2]刘黎明．乡村景观规划[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115-121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高职生
一、关于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研究
2012年，尹力发表了《回顾与反思：国内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述评》一文，文章中回顾与反思了我国近些年的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文章主要从高校媒介素养的实证调研、途径与模式、高校媒介教育的不同环境下的状况以及其他学科与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交叉性与互动性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在探讨不足的同时又提出了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展望和建议[2]。《2010年以来国内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综述》一文的作者陈勇分析了我国未来媒介素养研究的趋势，他指出我国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全面发展的态势已比较明朗，未来也将会出现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领域和视觉[3]。姜燕在《微博时代高职院校媒介素养教育探讨》的文章中指出媒介素养在微博时代的表现是传统媒介素养的延伸，可以通过选择、批判、理解、评估、反应和思辨及生产和创造海量的微博碎片化信息来综合体现[4]。《网络新闻影响下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是由孟维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她在文中指出媒介素养教育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媒介环境中的重要性，需要我们以学习为主要阵地来抵制在理解、使用和驾驭传媒及内容的偏差[5]。《媒介化生存——中国青年媒体素质研究》是我国首批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之一，在书中学者吕巧平对集中在两个城市的8所大学和199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探讨了在大学生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专著的面世，积极推动了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实践，同时对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实施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二、关于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研究
蔡尚伟、李朗以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为线索撰写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萌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考察》一文，文章探讨了我国大众媒介意识从初步培养、正式开始到发展形势，探讨了学术界在以前关于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文中也初步考察了我国1949年以前的媒介素养萌芽，以此主线来探索研究我国媒介素养的本土化研究道路[6]。《文化视野中的主体性建构——对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思考》的作者牛鸿英指出，青少年能从实用层面来了解、消费和运用媒介不足以体现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基本目标，还应该引导青少年通过运用媒介，充分利用媒介来促进形成他们独特文化，成为具有文化价值观念的主体性的人。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更应该承载民族复兴的重任，这才是我国的本土化策略，而不是我们偏安一隅的被动防守，更不是僭越全球的妄自尊大[7]。赵世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尽快与国际接轨，成为大学的通识教育[8]。”孙丽娜等学者发表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研究》一文中提出要从本土化人的视角，立足我国国情，对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展开研究，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并把“保护主义”与“非保护主义”相结合[9]。学者李冬霞在《我国网民新媒介素养研究综述》中指出，目前学术界寻求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应该立足于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10]。目前，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优秀理论研究促进了我国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我们也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体现出了媒介素养教育普适性和特殊性相融合的特征[11]。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目前，各地风生云起的电视民生新闻立足本土，体现人本，就是地方电视新闻本土化趋势的表现。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具有显著的区别。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
随着新闻的发展,在全国各媒体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以平民视角出发,关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的电视新闻,这就是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它以地方受众为本位,在区域内具有强大的告知、传递、沟通、控制功能。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显著区别之一，就体现在它的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态度、民生的情怀。民生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电视民生新闻是带有本土化、人本色彩，为平民百姓所关注，并与之日常生活、生计相关信息的电视新闻报道。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民生新闻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民生新闻立足国情，顺应主流，与现行的新闻政策实行成功对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构建城市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准确把握民间的文化精神状态，回归民间，锐意创新，使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1民生新闻的选材要贴近百姓生活。
民生新闻的内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盗、被骗,走失、纠纷、投诉、求助等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做具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不能走进误区,比如在选题把握上,不能走极端,即把视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闻停留于琐碎和表面,民生新闻也应考虑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在从本地需求出发,做本地的内容的同时,学会找到时政、经济等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与百姓生活的切入点,把时政和经济新闻转变成民生新闻,形成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本土民生新闻。内容为王似乎永不过时，电视新闻也不例外。从地方电视新闻的采访内容看，节目都充分表现出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习俗、文化习惯，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同时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点。地方电视新闻作为各地的大众主流媒体，采访对象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收看观众也是本地区的，因此，为了满足观众了解身边事的欲望，更大程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地方电视新闻大篇幅地播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新闻，讲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闻，还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新闻。这也最真实地回归了新闻的本质。
2电视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
湖北卫视的《现在直播》曾有个固定栏目，请武汉的一位曲艺名人以杂谈的形式用方言来说新闻，当时一经推出，反响很强烈。民生新闻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说新闻方式，观众会很感兴趣。电视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发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发挥地方电视的区域传播优势。电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地区的电视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区文化特色是每个地区存在的必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现象。换句话说，不同地级市的电视新闻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级市电视台的新闻应着力去表现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力求与当地群众产生水融的关系。而越是有地区文化特色的电视新闻，就越为这个地区的观众喜闻乐见，以至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做到入乡随俗，生根开花，融为一体。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地域鲜明的民俗民情，也培养了当地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电视是视觉文化，对如此丰富的传统的视觉文化，更加应当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不仅是节目内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审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这张牌来推动民生新闻发展时,应注意做传承与发扬地方文化的民生新闻。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粤语 葡国人名 翻译用字
一、引言
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来，澳门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逐渐成为东亚贸易圈的重要国际性港口之一。大量葡萄牙人来到这片土地上，与当地人混居，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克里奥尔式的社群――土生葡人。该社群使用着一种以葡萄牙语和粤语为基础，混杂了英语、马来语、日语等词汇的语言，这种克里奥尔式的语言被称为土生葡语，又叫“澳门土话”。
目前，国内在土生葡语研究上已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综述性文章有《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广东葡语的历史渊源和影响》（周毅，2005），《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刘月莲，1999）;词汇方面有《澳门土生葡语粤语借用词语初探》（陈力志，2002），《澳门粤语中的葡语借词研究》（孙锡亮，2002）;侧重语音考察的论文有《澳门土生葡人广州话语音研究》（温慧媛，2001），语言调查类成果有《澳门土生葡人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王闲，2007），《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则研究》（黄翊，2005）等。
纵观这些文章，所涉内容广泛，但少有提及粤语翻译葡萄牙人名的用字状况。由于历史原因，粤语与普通话不同，在用字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这也体现在澳门葡萄牙人翻译人名之际使用了兼顾粤葡两语的文字。
二、粤语翻译葡萄牙人名的用字及其在语音上与葡语的契合度
粤语虽然是汉语方言的一种，但由于地缘隔阂和历史变迁，早已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语音系统。粤语既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入声，也将语音变化较为丰富的百越族的语言融合到自身当中。粤语的使用范围不限于广东省内，在广西、港澳等地也相当流行。本文所讨论的粤语为澳门粤语，与标准语音差别不大，可看作是广州粤语的一个分支，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香港粤语译音及英语的影响。用澳门粤语翻译葡语人名时，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葡萄牙语是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一个分支，在词汇、语法、句子结构方面与同为罗曼语族的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都有着相近的特点，但语音方面则与其他几门语言有较大不同。粤语和葡语是两种无论在语系还是语音上都有较大差异的语言，两者之间能够发生一些互相渗透的现象，得益于粤语丰富的语音系统。不过，因为葡语没有汉语如此多的声调，所以在粤语进入葡语后，声调逐渐被取消。
葡萄牙语的元音往往是一个元音对应好几个发音（见表1）。
表1：葡语元音发音表
a e i o u
发音 [a] [?][ε][e] [i] [o][?][u] [u]
-i ai ei ―― oi ui
-u au eu iu ou ――
-m am em im om um
加鼻音符 ?/ ?o ?e ―― ?e ――
从上表可见，葡语元音不仅发音方式复杂，而且元音组合种类多变，尤其是鼻元音更是占据中心。但由于粤语的元音（韵母）系统较为发达，在翻译葡语词汇及人名时，可以根据音节找出相应的音韵来对译（参看表2）。
表2：粤语韵母表
i u y
a ε ? ?
ai ?i ei ?i ui
au ?u iu ou ?y
am ?m im
an ?n ?n ?n
in un yn
a? ?? ε? i? ??
?? u?
ap ?p ip
at ?t yt
it ut εk ik ?k
ak ?k ?k uk
m ?
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粤语能够对应葡语的韵母的组合也相当多。对应人名用字（如表3）。
表3：
a e i o u
p/b 巴，杷 丕 必 波 卜
k/g 卡，加 吉 杰 郝 古
t/d 打 德 迪 托 督、笃
m 马 乜 米 莫 末
n 娜 尼 尼 娜 奴
ng 阿，亚 艾 伊 柯 乌、兀
ts/dz 查，渣 谢 切 卓 朱
s 沙 薛 斯 索 苏
w 华 维 域 和 胡
f 花，化 菲 费 科 虎
h 夏 克 希 荷 ――
l 拿，喇 列 利 罗 卢
j 也 野 日 玉 于
gw/kw 瓜/骨 桂 ―― 果 古
部分组合竟然能高度契合葡语发音。二者接近的元音组合（如表4）。
表4：
粤语 ai ei oi ui au iu ou
葡语 ai/ei ei oe ui au/ao eu/iu ou
对应的粤语翻译人名常用字见表5。
表5：
ai ei oi ui au iu ou
p/b 哌、拜 彼、皮 ―― 佩、贝 鲍、包 （彪） 葆、宝
k/g 介 基 盖 葵 ―― 乔 高
t/d 大、泰 地、戴 代 退 透 丢 道
m 迈 美 ―― 梅 某 谬 毛
n 乃 尼 耐 ―― ―― ―― 瑙
ng 艾 ―― 爱 惠 欧 耀 奥
ts/dz 斋 ―― 蔡 ―― 秋 超 ――
s ―― ―― 赛 穗 ―― 肖 扫
w 怀 卫 ―― 荟 ―― ―― ――
f 费 飞 ―― 灰 ―― ―― ――
h 解 ―― 开 ―― 侯、豪 嚣 皓
l 赖、拉 利、礼 莱 雷 楼 廖 劳
j ―― ―― ―― 睿 尤 遥 ――
gw/kw ―― 桂 盖 ―― ―― 娇 ――
粤语保留了古汉语特有的入声字及入声韵尾。以-m，-p，-t，-k为代表的四个入声韵尾，以及仍然保留在粤语和吴语等方言中的韵头ng（上表已提及，这里用作韵尾，即普通话中的后鼻音ng），在翻译葡语人名时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契合度。表6以a作韵头，这部分所用的汉字如下（见表6）。
表6：
am ap at ak an/ang
p/b ―― ―― 拔 柏 班
k/g 金 甲 吉 格 简
t/d 谭 塔 达 ―― 旦、坦
m 文 ―― 勿 麦 曼
n 南 ―― ―― ―― 能
ng 岩 鸭 押 厄 晏
ts/dz 琛 ―― 察 翟 赞
s 森 什 ―― ―― 山
w 云 ―― 屈 ―― 弯
f 熏 ―― 发、法 ―― 凡
h ―― 合 ―― 黑、克 娴
l 蓝 腊 辣 ―― 兰
j 严 叶 热 ―― 仁
gw/kw 官 ―― ―― ―― 关
注：葡语中的h并不发音，此处与h对应的发音均是葡语对粤语的倒译。当粤语翻译遇上葡语的“nh”音时，多按照粤语的“ng”（韵头）来译，如nha译为“也”，nho译为“奴”或者“玉”。
三、粤语翻译葡萄牙人名用字更接近中国式人名
由于澳门为中国固有领土，葡萄牙人在派驻总督的时候，为了更好地适应澳门生活，也为了更方便跟中国官方进行交往，他们在译名或取名时往往更希望表现出“中国化”和“广东化”，希望能够借此打消澳门居民和中国官方的顾虑，让葡萄牙的寓居更有合法性。
在一份1623至1694年的澳门总督名单中，我们可以看见多数澳督都采取了中国化名字，其读音也比较接近粤语发音（见表7）。
表7：
1 马士加路也 Mascarenhas 1623年7月7日
2 罗保 Lobo 1626年7月19日
3 施维拉 Silveira 1630年6月
4 罗郎也 Noronha 1631年12月1日
5 多明我 Domingos 1636年8月
6 施罗保 Lobo da Silveira 1638年8月
7 依苏沙 Carvalho e Sousa 1645年8月
8 杜琛 Docem 1646年
9 瓦希基 Jo?o Pereira 1647年8月
10 费苏沙（俾利喇） Sousa Pereira 1650年8月
11 布加路 Bocarro 1654年8月
12 施万奴 Manuel da Silva 1664年7月22日
13 施维路 ?varo da Silva 1667年8月31日
14 施波治 Borges da Silva 1670年7月20日
15 罗|尼 António Lobo 1672年7月20日
16 沙加路 Castro Sande 1678年12月10日
17 由美路 Luis de Melo Sampaio 1679年12月10日
18 文礼士 Meneses 1682年12月10日
19 毕美达 Pimentel 1685年7月5日
20 韦以纳 Vieira 1688年7月31日
21 高士达 Costa 1691年7月21日
22 美路 Melho 1693年11月23日
23 费以喇 Freire 1694年7月21日
上表当中，除去少数自取名字的总督以外，但凡以葡语名译音的总督，多数都遵循了三字中国式姓名。此外，他们还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名字当中多带有中国的姓氏用字，如“施、罗、费”等都是中国人较为常见的姓氏。由此可见，他们也深谙中国文化，在取名方面也注意到要照顾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倾向于采用一些带有吉庆意味的汉字，如“利”“泰”“美”“达”等，或者择取若干蕴涵儒家理念的单字，如“礼”“仁”“德”等等。
四、粤语翻译葡萄牙人名用字本土化和用字口语化
用字本土化是粤语翻译葡萄牙人名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广东人为了使粤语与普通话能够有更强的兼容性，将很多古汉语字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也是口语化特点之一。这些粤语特色字多带有口字旁，且在粤语中的发音琅琅上口，较为符合广东人的说话方式。这些带口字旁的常用字有“、呢、哩、吖、喳、吡、啤、、噶、嘎、咖、唛、摹钡取；褂胁糠植皇强谧峙缘墓藕河镒郑如“I、\、俾”等。这些字多见于早期文献当中的人名翻译，由于没有统一的翻译标准，当地人在刚接触葡萄牙人时，选择了更为适合粤语发音的本土用字来译介人名。
下面就部分在译葡语人名时，偏粤语口语化的常用字做简单分析。（按A-Z顺序排列）
1.阿/亚：A/Ar。在粤语称呼系统当中，“阿爸、阿妈、阿伯、阿哥”等占了很大比例。因为发音相近的缘故，“阿”字有时写作“亚”字，所以在翻译时，但凡以A开头的人名，多被译成“亚-”，如“Amaral”译为“亚”，“Amaro”译为“亚吗卢”。
2.吡/俾：Pe。葡萄牙人名当中有不少以“Pereira”为姓的人士，当译为“俾利喇”。
3.噶：Co。有葡语人名“噶地利亚”，Corte Real。
4.卡/伽：Ga/Ca。以这两组字母开头的葡语人名相当多，最著名的当属“贾梅士”，又译为“卡蒙斯”。粤语当中“贾、卡”音近相通，“加”亦多见。
5.喇//拿：La。粤语当中[n][l]音不分，所以会闹出“牛”“刘”混淆的情况。葡语的“La”或者“Ra”在人名中经常出现，如“施基拿”，Siqueira;“俾利喇”，Pereira。“摹币参粤语语气常用字，用作人名翻译有“男├”，Lacerda。
6.吗/玛/I：Ma。前两字常见于葡语人名当中，后字为粤语本土字，常用作人名。
7.咩：Me。该字对应葡语当中的Me，如：“道咩”，Tome;“咩路”，Melo。
8.欧/奥：Al。Al在葡语中发[au]音，转译成粤语时类似欧[?u]发音，多将“Alvez”译成“欧维士”。
9.喳/：Cha。后面一字较为生僻，在译名当中也用得不多，只有“马度”，Machado一名。
五、结语
葡萄牙人寓居澳门数百年间，粤语和葡语之间相互交融。作为外来语言，如何使自身与本土语言相容，是葡语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所幸的是，经过长期的碰撞和渗透，澳门葡语最终完成了本土化，无论语音还是词汇，都形成了“广东特色”，或者叫“澳门特色”，当然，其中亦撷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要素。澳门葡人不仅选取中国式姓名，还有意择取契合当地华人文化心理和言语习惯的用字，这也构成了澳门中葡文化交流融合的一道风景。
参考文献：
[1]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广州话辞典[Z].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1997.
[2]李飞编译.葡萄牙语语法大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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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毅.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广东葡语的历史渊源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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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锡亮.澳门粤语中的葡语借词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2.
[5]玛突来维切・帕维尔（Matulewicz Pawel）.粤语特殊方言用字
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6]刘月莲.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9，（12）.
[7]陈力志.澳门土生葡语粤语借用词语初探[D].广州：暨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2.
[8]温慧媛.澳门土生葡人广州话语音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1.
[9]王闲.澳门土生葡人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状况调查[D].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黄翊.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则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2013年7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公布了2012年度“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结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海外的日语教育机关为对象，每三年进行有关日语学习者人数、机构数量、教师人数、学习目的等方面的调查，旨在把握世界各国日语教育最新动向。调查显示，2012年全世界日语学习者总人数3984538人，较2009年（3651232人）增长9.1%；教育机构数量16045个，较2009年（14925个）增长7.5%；教师数量63771人，较2009年（49803人）增长28%。日语学习者人数排第一名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1046490人，较2009年（827171人）增长26.5%，其次为印度尼西亚872406人，较2009年（716353人）增长21.8%。中国台湾232967人，较2009年（247641人）减少5.9%。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中居首位。究其原因要归功于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同样在中国国内，日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种。本文将从学习群体、师资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分析国内日语教育与日本本土日语教育的不同，旨在为中国日语教学提供值得借鉴之处。
一 学习群体和教育目的的区别
1.中国日语学习者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2012年达到1046490人，比三年前增长了26.5%，且调查显示，日本动漫、影视作品、音乐等对吸引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兴趣和引导作用。
中国的日语教育主要包括中学日语教育、大学日语教育（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和社会日语教育，其中前两者是主流。中学和大学公外日语教育主要目的是掌握基本的日语知识，具有基本的交际和阅读能力。大学专业日语教育则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阅读、翻译、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且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有较深理解。社会日语教育则随着日资企业在中国的增加，学习日语可增加职场竞争力利于就业的观念兴起，社会各种培训机构和公共传媒介入日语教育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由于中国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因此中国的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教育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将日语能力等级考试作为目标。
2.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
本文对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界定为在日本的日语学习者JSL（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即在对象语国家日本，将日语作为生活手段来学习日语的学习者，他们是日本的日语教育主要对象。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日外国人人口数量达到164万余人。其中，中国人最多，占全部在日外国籍人口的27.9%。据日本总务省相关部门分析，在日中国籍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研修生等数量均呈现出增加的态势。另外一项关于在日本的外国人雇佣状况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末，在日本的外国劳动者人数为68.6246万人，从外国劳动者的国籍来看，中国人人数最多，大约为29.7万，占总数的43.3%。
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将日语作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以及学习工作的需要，在日中国人需要通过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社会，让自己更好地融入日本本土社会中。在日本华人群体中，日本语言学习的预科学生和日本高校留学生为了继续深造或留日就业，成为日语学习的主流。近些年的调查显示，许多日本高校反映留学生的日语水平对其学业构成障碍，日本语言学校的预科学生应在语言学校学习期间扎下更加深厚的日语根基，才能应对未来日本高校对录取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要求。另外还有一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为了在经济不景气时增加职场竞争力免于裁员风波，也纷纷走进日语学校学习。在日本的华人群体中，学习日语的目的开始从求学转向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和目的。
二 师资安排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育中，所聘请的日语教师大都是从中国国内培养的优秀高校毕业生中选取，只有少量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以汉语为母语的教师与中国国内学生有着共同的母语，有自己学习日语的深切体会，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上高度相似，这些特点有利于教师准确理解中国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和语言思路，做到因材施教。
在日本本国的日语教育方面，师资大多是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在日本，以留学为目的的外国人数占相当大比例，为了进入日本好的高校，就必须进入日语学校进行最多长达两年的日语学习。因此日本的民间日语学校兴盛，日语教师的数量也随之大量增多。日本本土教师长期受到日本文化熏陶，日语表达纯正且原汁原味，对培养学生的听力和口语及表达能力都有极大帮助，并且其时而流露出的日本本土民俗习惯，也会使在日的外国学生受益匪浅。但同时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和语言结构的不同，日本本土教师不能清晰地了解中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更难理解在日华人的压力和需求。
近年来，日本的本土日语教师在获得教师资格的训练过程中，政府逐渐开始将跨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课程列入教师培训计划内，目的是除了让教师掌握更多的跨文化知识和沟通技巧外，还要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母语的了解，更加清晰地认识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三 课程设置
在中国的日语教育中，由于日语教育的主流是中学日语教育和大学日语教育，日语学习者的主要目是的为了掌握日本语学科知识，将日语能力测试等级考试作为目标。因此，日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偏重词汇和文法等书面知识，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日语精读课所占比例最大，所占学时和学分也相对较多，听力和口语多以考查课为主。教师为帮助学生顺利过级，往往把教学重点放在日语知识的灌输上，用大量时间讲解语法条文，分析句型、句子结构，辨析词汇用法，传授考试技巧。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增大学生考试的过级率，但实际的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中国的外国语教育中，很多高校往往开设很多专业英语课程，比如医学英语、商务英语等，但在日语教育中，含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比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科技日语等课程设置非常少。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由于具备日本本土便利的语言环境，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实际的语言应用和交际能力，更重视运用日语进行知识信息的收集和检索提炼能力，更重视语言的听力、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为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学校还设置了关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等日语相关课程，期望学生在学习语言时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另外，由于近年来日本的日语学习者的多元化、日语学习需求的多样化的趋势，日语教育传统单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日语教育团体还为各个领域的华人开发了更为专业细致的日语教育。
四 教学方法
中国日语教育的教学方法更多采用讲授法，大多时候是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坐着听，然后让学生大量记忆，缺乏师生互动。在会话练习中，也都是以教科书为基础编一个对话做练习，教师和学生小组模仿日本人进行对话。听力课则主要依靠语音室。大学一二年级为了打好日语基础而授课，三四年级则以提高日语文章理解能力而授课。日语是日本文化的载体，是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工具，中国式的授课方法使学生的视野得不到扩大，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调查研究、论文写作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
在日本的日语教育中，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在日本语言学校，学生常常围坐在老师周边，多采用对话、互动、交流、讨论的教学方式，在注重趣味性的同时，尽可能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日本高校的日语教育中，其授课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特色，除了与基本知识有关的科目是以授课方式进行外，平常更重视学习运用语言查找信息并进行交流的能力。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并且会给学生一些题目，要求学生查找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论文，然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大家进行讨论互动。另外即使教师采用的是授课方式，往往对教科书以外的内容介绍得很多。这就扩大了学生的视野，阅读能力、会话能力和利用日语自主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五 考核方式
中国的主流日语教学中，考核一般根据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按比例算定总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是考核的核心，考核的内容主要为听力、语言知识、阅读理解。听力主要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能力；语言知识主要考查学生掌握的单词量和语法知识；阅读理解考查学生快速获取信息和正确理解信息的能力。而平时成绩，则主要根据学生的日常课堂表现而定，比如上课的出勤情况、课堂发言情况、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情况以及平常的课堂小测试等。
日本日语教育中的考核方式则更为多样化，除了正常的考试测试外，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学生的论文写作和发言讨论情况。通常教师会拟订一个题目，指定某本书或某篇文章，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情况，形成论文，并在课堂上将自己的论文思想表达出来，再由全体学生展开讨论和提问，同时老师恰当地给予指导、纠正和补充，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讨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考核了学生获取信息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听力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六 中国日语教育向日本的借鉴之处
1.教育理念
中国的日语教育常常受困于传统标准的束缚中，即“以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为核心，基于语言知识传授的外语教学理念范畴”，在中国学习日语的目的更多是为掌握日语学科知识，提高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过关率。目前形势下国内的日语教育应适当对教育目标稍作调整，比如多元语言主义理念强调，不要求学习外语达到母语者的深入和熟练程度，强调外语知识本身是为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服务的，学生不应局限于为学习外语而学习，更应注重运用外语去获取更多信息、知识和技能，加强跨文化理解和交际能力。
2.师资安排
中国日语教育的师资力量中，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超过七成，以日语为母语的日语教师不到三成。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功能更多的是文化和知识的传递和交流。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其纯正的日语发音，可有效促进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的发展，同时，长期接受日本本土文化的熏陶，不经意间就会传达出日本本土文化的气质，可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作为一种陌生文化的日本文化，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和日本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更加深刻理解日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中国的日语教育中，可增加母语为日语并接受过日语教育培训的外教，让学生深切体验日语传达出的文化风格。
3.课程设置
不管是以求学为目的的在日华人，还是国内的日语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仍是增强交流能力，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帮助自己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职场。
中国的日语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转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更应重视学生运用日语获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讨论交流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根据就业市场需求，也可以设置特定方向的专业日语，如医疗日语、工业日语、营销服务日语等专项日语培训课程，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 键 词：东方审美 产品设计
1 提升东方审美对产品设计的影响力
东方审美视角受到儒学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以物言情”、“以物言志”，有着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形成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哲学理论体系。“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种东方哲学所映射出来的思想，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都是，其中包括对产品的设计。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战国秦汉的漆器、唐代的金银器和三彩器到宋元明清的瓷器等，没有一件不体现着东方独特的审美。从人面鱼纹盆、司母戊鼎、唐三彩到官窑的瓷器，每件生活用品在具备基本的器皿用途之外，都被精心设计或者装饰，可以说件件都是艺术品。
以古人的诗来形容，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则是“铺锦列绣，雕繢满眼。”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东方雕琢的美，而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又是一种东方的自然美。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东方审美出现了新的气象。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我的思想，自我人格，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雕琢。诗、书、画都开始成为活泼生活的表现，这种美学思想的解放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萌芽。不论是墨子的“非乐”、老庄的“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还是孔孟的尊重礼乐，不论肯定艺术还是否定艺术，我们都看到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思想的倾向，对后来的美学思想有极大影响。
工匠艺术家更要走在哲学家的前面。从出土文物“莲鹤方壶”来看，从真实的自然取材，不但有跃跃欲动的鹤，还出现了莲花瓣，展示了春秋时期造型要从装饰艺术独立出来的形象。
唐代的艺术继承了六朝的华丽，也有一些清新的空气，就如同李太白的诗所描绘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犹如玉的品质，含蓄的美。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一些艺术设计的文明仅仅被保留在博物馆内，没有得到相应的传承。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席卷了全世界，产品设计高速成长，并融入产业发展的潮流之中，对质量的追求形成了规模化和批量生产，很多设计师将欧美现代主义的原样照搬照抄，更多的产品中出现“中国制造”的字样，然而本民族的设计风格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产品中，这就给我们的设计师提出了问题：如何形成真正有民族风格的设计思想，将“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或是“本土原创”？
在“坐下来·品茶 品道 品设计”-2013米兰设计周中国原创家居品牌及作品展中，参展设计师在作品中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的“茶道”主题各自进行了演绎与理解。
策展人朱小杰说：“当设计为一种传统的生活而构思制作时，‘传统’和‘当代’就自然而然的融合了，只是设计师对‘茶’的理解与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参展的每一位设计师都会有不同传统和当代的体验。”
本土文化是设计的基石，在产品设计中延续和传承本土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已成为设计设计的主流趋势。
2 产品设计中也应提倡“拿来主义”，将好的设计理念转化为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设计界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新词，而今进入了21世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电脑技术带来的变革导致了深刻的产业革命，从而也引发了设计界的一场革命。
所谓设计，就是通过创造和交流来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好的认识和发现会让我们感到喜悦和骄傲。笔者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在设计中，特别是在产品设计中，我们为何不将一些优秀的产品设计理念共享，来指导我们的制造业发展？
这里要提到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日本设计师坂茂的卫生纸再设计。
以往的卫生纸都是圆筒设计，轻轻一拉，纸张就会很顺滑地抽取下来。而他的设计中心之处正好利用卫生纸的“不方便性”，将纸筒做成四角形的，人们在抽取纸时，产生的阻力发出“咔哒——咔哒——咔哒”的声响，这种阻力发出的信息和实现功能便是节约能源。比起圆筒设计纸张间的排列更加密实，利于人们搬运和节省储藏的空间。这样的设计为什么不为我所用？
中国很多设计学院的学生，每年都能成为“德国红点设计”较高奖项的得主，很多的产品设计也是非常人性化的。记得有这样的设计：人们经常为挤牙膏犯愁，牙膏要用完时，随手丢弃末端还有一些就会被浪费掉了，花时间去挤，一些上班族又浪费了时间。一名学生做了巧妙的设计，将牙膏的包装的末端做了像手撕包装的样式，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获大奖之后，在市面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将这一设计理念应用于销售牙膏，好的设计理念没有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却被闲置了。
电脑设计网络发达的时代，一些信息资源被共享了，而方便我们生活的、利于我们生产的一些好的设计理念也应被及时地“拿来”应用，有利于于节约设计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促使设计成果的应用能够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3 设计是一种战略，培育本土产品设计的土壤
设计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上世纪80年代，由于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即“美育救国”曾经出现过美学热，而设计也进入了“为人类的时代”，或者说是“人性化时代”。设计领域不再以死板的“物体”和“产品”为设计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程”，依靠设计（它可能是一种产品，也可能是一种劳务，也可能是一种环境，甚至也可能是一种气氛）的使用者的相应，而发生的一种过程，设计的重点由机器和产品本身，转移到过程和人，消费者成为检验设计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在商业社会里，设计多被作为增长品牌溢价率和利润来源的手段，但是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够凭借设计取得商业上的盈利。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就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苹果企业中的设计师在工作中注重产品将投入的环境——区域地理、民族、文化、消费习惯等等逐一进行研究，注重把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引入设计之中，并聘请社会学家和设计师共同工作，以形成一种融洽、和谐、良好、生动的互补效应。
设计引领创新，把设计放在足够高的层面成为一个领导层的坚定的战略目标，这一点正是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空白点。因此，培育适合本土设计发展的土壤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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