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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关键词:语文教育;人文精神;人格对话
中图分类号:G623.2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能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学生,努力地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硕士论文积极的一面,学生就会从教师身上领悟到生活之真、生活之美、生活之善。而语文教师坚强开朗的性格、温和幽默的语言、大方优雅的举止、渊博脱俗的器识会告诉学生生活是怎样的,人应该怎样生活。
因此语文老师的整个人格都对学生产生影响,语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定位和价值取向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特质也决定着语文教学是师生间精神的接纳和人格的对话。近年来,对语文教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在走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性”的误区,在摆脱了七八十年代的“工具论”束缚后,终于走回了“人文性”本真。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主张:教育不是为了社会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受教育者本人,为了受教育者个人在人性、理智、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把他培养成自由、完善、和谐发展的个人。这种教育功能观、价值观认为语文教育应与人的发展相适应,并从人的发展推衍出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价值。语文教育的社会、价值(即工具、外在功能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来实现。语文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活动,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活动。
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等基本语文能力,还应使他们具有创造性、心理健康、道德完善,即健全的人格,使他们成为“文化人”,而非单纯的“政治人”、“经济人”、“有用的人”。语文教育的内容除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道德人格、艺术品质的培养。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社会、体察生活、感悟人生。学生学习语文,就是要把语文当作人生来读,把人生当作语文来读。
传统教学给了学生形形的知识,培育了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人格对话以师生心灵世界的开放为特征,以互动为方式,从人格出发,沿着人格形成的道路,完成人格的塑造,师生双方均从对话中获得人格的升华。
语文教学中的“人格对话”,其内涵可理解为这样三个方面:教学伦理上的平等关系、教学方式上的互动关系和“文本”化的课本观。教学伦理上的平等关系。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性质的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性质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关系中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学校教学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的性质自然也制约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师生关系,由于受传统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威依从关系。如果遵循这种教学伦理原则,对话教学是无法进行的,培养能动的、创造的、富有对话理性和健康人格的人的教学目标也会难以实现。因此,平等、民主是语文教学中人格对话的第一原则。没有民主与平等,师生之间是无法对话的。因为对话的现代意义不仅仅是狭隘的语言交谈,而且是师生双方各自向对方敞开精神和彼此接纳。民主与平等包括知与情两个方面。从知的角度看,教师和学生只是知识的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关系,并不存在尊卑关系。教师不应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不应对学生存在有偏见和歧视,否则会造成师生之间的对立。从情的角度讲,学生与教师一样,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都需要教师的理解和尊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真正地具有人性,除了可以成为对话的前提之外,它自身就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教学方式上的互动关系。
互动、合作是语文教学中“人格对话”的生态条件。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已过时落伍了,人们对这种传统的传授法早已产生疑虑,充分注意到了传授法在较高效率地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牺牲了学生的智力、个性发展以及主体性的培育。于是就改“教师讲学生听”为“教师问学生答”,以为这就是互动,这就是对话。实际上,这种近乎机械的问答只是形式上的对话,根本没有真正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真正的互动和合作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多种视界的沟通、汇聚、融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各自的认识偏见得以纠正,并产生新的视界,让真理的探求不断增加新的可能性。相对于传统教学,人格对话是师生交往的互动的、合作的教学,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洋溢着生命活力和人格魅力。“文本”化的课本观。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课本所确定的呈中学语文教学论文现方式都是“范文”,都是“作品”,既然是“范文”,那么我们就只有摹仿,既然是“作者的产品”,那么我们就得尊重作者所想表达的东西,并以其为标准——尽管我们是通过对作品本身、或从作者的自述、或者对作者思想发展轨迹甚至是从别人提供的相关轶事或权威评论而获得意义。除此之外,其他理解都是错误的,或是不被允许的。对话式教学的课本观要求实现从“范文”到“文本”的转变,以文本的开放性、创造性、生成性去给对话创造更多的机会。在“对话”式教学中,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文本,其意义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诠释,我们如何从自身的理解、如何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实现与文本的视界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创造。
语文教学过程实际上是借助文本实现教师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作文教学就是借助学生创作的文本),也就是教师和学生人格对话的过程,当我们的语文教学的思维定位在“人格对话”上时,我们语文教学的收益就可能不是干瘪的“语修逻文”而是丰满的健全人格。“人格对话”成为语文教学的普遍现实尚不敢说,但作为新的教学思维和教学理念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的绩效恐怕是无可争议的。
参考文献
[1]刘庆晶.对话教学初论[J].课程·教材·教法,2001,(12):22.
[2]许惠英.人格教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
关键词:高职语文 教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23-01
不少人认为在高职院校就只是要学会一项专业技能,以便学生一踏上社会便有用武之地,语文学不学不重要。这种认识不仅来自学生,也来自学生家长、甚至是专业性很强的教师。基于这种认识,高职语文教学现状就可想而知了。如何正确定位高职语文教育,如何提高高职语文教学水平,这应该是每一个高职语文教师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1 明确思想认识,更新教学观念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科技时代,就像以往每一次社会变更一般,在一开始,人们都只热衷于对新技术、新方法的崇拜,生活中的顿悟、美感、灵性、想象力、人文精神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在功利主义日趋严重的当今社会,“是否学有所用”一直是困扰高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很多高职学生进校后,想的就是学一两门技术,出来找份工作,对文化课、基础课不够重视,缺乏最基本的学习动力。虽然高职院校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但决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专业技术培训,前者是基于大量基础学科学习的,提高高职生综合素质的办学宗旨的体现,是保证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根本认识;而后者只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肤浅的想法,如果把二者等同,这种教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无法经受住时间和社会实践的考验的,最终必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2 改进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参与
虽然教育模式的改革在中小学搞得轰轰烈烈,然而高职院校内的教学依然是以传统的教育方式为主。这对即将走上社会的高职生的创业和继续学习是很不利的。再加上许多高职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本来就不是太高,这就容易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1)教师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如今高职语文课的教学时间较少,不可能像中学语文教学那样逐篇讲解,而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以点带面地教学是较为可取的。把教学任务分成若干专题,紧密围绕一个中心观念或学生的切身实际,以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化背景为底衬,在课堂上进行生动的讲解,这样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适当增加讨论研究课。教师要改变一言堂的灌输式教学,就教学内容多设计一些研究性课题。允许学生说“不”,鼓励创新思维。教师在课堂上应大力支持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特别要肯定那些敢于提出与教师相异的观点的同学,然后带领全班一起共同研究,寻求正确结论。平时教师还要特别关注热点文化现象,并及时使之介入课堂。讨论时可采用分组式、辩论式、设置情景式等,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创造性思维,提高综合素质。
4 与其专业相联系,注重教学实用性
如果说,语文是学生学好其他功课的基础,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工具;那么,高职语文应该是高职生们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是他们现在学习,将来工作和科研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来看,高职语文应该具备其独特的功能。应该与普通语文不同,高职语文的独特性主要应该表现为:实用、实践以及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高职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所以高职语文教学应根据其专业性质,面向市场,针对学生实际,大胆调整教学内容,切实把教学重点放到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上来,将目标瞄准学生将来的就业需要上来,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因此要求高职语文教师在加强自身文学修养的同时,还要了解所教专业的特点,不断搜集此类专业的新知识、新信息,研究有关论文的写作,并用这些信息丰富语文教学。
当然,高职语文教学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事情,它需要语文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本着培养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理念,积极探索,不断总结,提高高职语文教学质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尚文著.语感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7.
论文摘 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智慧的体现,“四书”中蕴涵着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深刻全面的教育思想:重视伦理教育、重视高雅音乐教育、推行“知行教育论”。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对“四书”的学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师资配备、教材选编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要“吸取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因此在今天的学习中,语文教育应担负起提高中学生伦理道德的使命,帮助中学生更好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彰显语文教育的人文关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经典亦灿烂辉煌。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含有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是当前语文教育中丰富的课程资源,但是对“四书”的学习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学生中的教育和学习程度、学习方式、学习效果等,还未见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关注。如何在语文教育中更好地体现“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价值,使其有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当前语文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四书”中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对今天的教育也有诸多启示。“四书”蕴含的有益于中小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伦理观念的养成
“至圣先师”孔子,作为中华承前启后的伟大师者,特别强调教育的伦理意义。这个“伦理”它包含丰富的理念。在此,仅列述一条: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口富庶之后,还必须“教之”,而使百姓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修养和高尚的品格。“教之”是“庶富”之后,必须首先进行的大事。如何去教呢?有一条纲目性的文字出现在《论语》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清代秀才李毓秀按次第先后把这几条编成家教经典《弟子规》。分别按照“入则孝”、“出则悌”等写成六章,推演为1000多字,讲的全是孔子这句话。这句话涵盖了一个人为人的基本伦理要求。今天,《弟子规》风行于世,伴随着国学热得兴起,《弟子规》在青岛的民间、企业、学校、幼儿园全面开花。事实上,这是对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很好阐释与实践。在25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仿佛又重新发现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伦理价值。以此看出,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适用价值。只有发挥教育的伦理教育功用,使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才有家庭和谐,才会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人们遵守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尽人皆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提出的。由自己一颗爱人的心延伸开来,而去关心更多的人。并且,孟子认为这样甚至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即所谓的“天下可运用于掌”。而这种想法的实现,须有赖于教育使人们达到“明人伦”的目的。这种教育目的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使得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中庸》进一步提出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也是由伦理而教育的主张。可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始终是和人的发展完善、和社会的安宁和谐联系起来的。
(二)重视音乐的教育意义
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认为:要达到明人伦的目标,就要礼乐相成,即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艺术熏陶相结合,认知和情感教育相辅相成。《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道、德、仁”与“艺”构成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六艺”中的“乐”与“礼”构成了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古人特别重视音乐教化的价值。《论语》说: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在音乐方面有极高造诣,才能算是“成人”。孔子曾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代表的是古代音乐中的雅乐,是雅正严肃的高雅乐曲。这种思想与今天所谓的“寓教于乐”是一致的。今天的学校音乐教育非常薄弱,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用音乐来教化学生的古老原则,因为音乐课不被认为是核心课程。
无论古今,教育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培育人发展人,皆宜提倡礼乐结合的教育理念。当前中小学生喜欢追逐流行音乐,对于不利身心健康的内容缺乏分辨能力,难以形成高雅的音乐素养,从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礼乐相成的教育思想更有利于其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熏陶,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回归到传统经典文化上来。
(三)推行“知行教育论”
陶行知的名字很有意思,代表了中国人对儒家“知行”理念的深沉思考。《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不是认识艰难,付诸行动才是艰难。《周易》有:“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意思是:深刻领会,才能学以致用。《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大学》则提倡以“修身”为本,所有这些,对今天的教育学习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综上,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包含深厚的人生哲理,对中学生的素质成长将会起到巨大影响。研究和推广“四书”中的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学习“四书”,让中小学生直接接触儒家经典,耳濡目染,能够给当前的素质教育和中学的语文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教育学习现状
(一)台湾中学开设“四书”课程情况
目前,国内外热衷于国学教育者组成了全国性的经典教育合作组织,如“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下设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指导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国学,“四书”是一大重点。台湾一直在高中开设国学基本课程《四书》,任继愈先生在台湾版《国学基本教材·序》中力推“四书”,认为对中学生素质成长有莫大意义。《国学基本教材》是一套在台湾历经了40年教学实践与检验的国学教材,它汲取了台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经验,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台湾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评论者认为:这套教材完整解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所作的最具普及性、也最具现代性的一次阐释。近年,此书已在内地出版,它的出版,表明内地“国学热”正悄然回归到一个理性建设的阶段。
(二)国内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学习的基本情况
1.师生对“四书”学习的认识
在百家讲坛中于丹老师讲的“论语”,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其中也不乏大量的中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有兴趣和能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在实际的学校教学中,学生对“四书”的了解和学习又是怎样的呢?
在初中学校中,学生大多能够了解“四书”的一些基本常识,例如“四书”是哪四本书,其中的一些经典语句等。但也存在着不少农村中学生根本不了解“四书”的情况,反映出教育在这个环节上的薄弱。从学生了解“四书”的途径来看,只有很少同学读过“四书”的一部分原著,并且学生了解靠的依然是课堂上老师的介绍和讲解。在调查中,大多数同学表示渴望对“四书”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认为以此可以促使他们“道德素质的养成”、“古文鉴赏能力的提高”,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据同学们反映,目前“四书”学习存在的困难,主要是学生的古文知识储备不够,课堂上老师讲解枯燥乏味,另外功课紧,没有过多的时间阅读。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学里没有形成传统文化学习的大环境。部分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不到位,组织不到位,没有制定或者没有认真落实这方面的教学计划。小学比中学状况乐观一些,以青岛市为例,在教育部2010年开始组织的“中华诵”工程中,青岛市被作为试点城市,于是几乎青岛市区的所有小学都制定了详细的儒家经典诵读计划,上级教育领导部门还要对每所小学进行抽查。学生背诵了四书中的大量格言条目,得到了经典的最初浸润和陶冶。但是如果真正重视传统文化经典,就必须给经典课程一个相当的地位,以设课来保证其修习,这是台湾《国学基本教材》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2.教材选编情况
在语文课程中,以人教版和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涉及到“四书”在语文教材中的选编情况如下:
人教版3篇:①《论语》十则;②《孟子》两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孟子》(鱼我所欲也)
鲁教版2篇:活动性学习专题——《走进孔子》、《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从结果来看,在整个初中语文教材中,“四书”选编的篇数极为有限,并且篇数多集中在《论语》、《孟子》,而《大学》和《中庸》的内容没有涉及。在选择的篇目中,内容主要涉及名言警句,论说哲理类,带有哲理教育的意味。
与初中语文教材相比,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四书”的学习情况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高中选修课程教材大量增加了“四书”的内容。如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之《先秦诸子选读》:第一单元“《论语》选读”包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仁,不让于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教无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共七章。涉及到了《论语》中的几条有名的人生格言。第二单元《孟子》选读包括:“王好战,请以战喻”、“王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共七章。
山东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也包括《论语孟子选读》,选择篇目较多,扩充了必修课教材中的“《论语》十则”及《孟子》选文,并搭配以译注资料,以供学习。
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我们可以看出,“四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少的,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学生的阅读量,换言之,学校没有相关的“四书”教材,无论是统编还是自选教材,都比较缺乏,是造成中学生对“四书”、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不够的重要原因。由于设课的问题,中学生的课业比较多,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进行国学经典的学习。
三、学习“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建议
(一)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成立专门国学研究小组
教育部门要成立国学研究小组,依托丰富的课程资源,如当地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地方图书馆的古典文献资料,如山东省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等,审慎选择经典素材,正确选择、编制材。选教材要选择对学生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作用的优秀篇目。根据中学生的水平,“四书”众多经典篇目完全可以选入教材。例如像青岛出版社曾经专门为小学生编选的注音版《国学启蒙经典》读物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会很好地引领中学生学习“四书”等儒家经典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四书”学习师资力量的建设
按照教育部试点工作的要求,经典诵读工作包括诵读、书写、讲解三个方面。对此,要针对各年级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给予正确的引导,引导学生正确诵读。这就需要教师具有专业国学教育技能。“四书”的学习师资的建设尤为重要,当前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引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师,选择部分中学作为示范学校,“以点带面”,定期举行“四书”的相关学习。同时为解决师资问题,应邀请专家对经典诵读指导教师和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例如举办“四书”兴趣班;开展“四书”诵读活动;“四书”心得感悟征文活动;请“四书”专家讲解授课内容;以专家和骨干教师为专业引领者,带领学校开展以“四书”为校本课程特色建设,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
在通过教学实践而摸索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学体制后,根据实际情况,教育部门可以在中学中全面推广“四书”等国学课程。学校要合理调整其教学计划,给“四书”的学习留下足够的时间,必要时可以对“四书”进行学业考核。借鉴台湾中学开展“四书”相应的教学评价体系,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
教师在讲解“四书”以及其他国学经典的时候,要多注重一些教学方法,不能采用一味课堂灌输或者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式,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探求新途径。在课程改革背景下,结合新时期的内在要求,以中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为基础,进行学习和研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之,儒家经典的精髓就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明确以“四书”为代表的经典国学内容,并将诵读和学习发展成习惯,从而潜移默化地来规正自身的行为和思维习惯,通过国学经典来促使青少年高雅素质的养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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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深刻指出:“孩子成功教育从好习惯培养开始。”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明确提出:“什么是教育?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名言,都精辟阐述了良好习惯在各科学习中的重要性。由于语文课程具有内容众多(如涉及到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多领域的众多知识与众多范文中所承载的复杂知识)、知识点分散(与其他课程相比,语文知识中如汉字、词汇等不单量多而且分散在不同篇章之中)、提高缓慢(语文知识积累与能力提高需要长期过程)、技能复杂(如听说读写各自的技能技巧)等客观特征,良好习惯的养成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叶圣陶先生也极为简练地提出:“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在他看来,教语文实际上就是教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同样,与叶圣陶先生齐名的语文教学界著名“三老”之一的张志公先生,也主要从语文课程与语文学习的特征出发,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在语文课程实施中养成学生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学习、理解、领会张先生关于良好语文学习习惯养成的科学论述,对我们重视以良好习惯养成来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提高乃至终身正确使用语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有效培养学生专心听讲的良好习惯
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因素,一般都活泼好动、自制力差,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培养学生在语文课上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对语文课程的有效学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张志公先生看来,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就要善于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要善于调动学生主动阅读、积极思考与踊跃回答的积极性。语文课堂教学要能抓住学生听课的注意力,教师就要善于提问,这是由于:“善于问,可以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1]就是说,在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以精彩的“问题意识”或说要以有效的提问来调动学生听讲、思考、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课堂之中。对此,张志公先生曾明确指出:“提出个问题来问一下,可以引起学生注意,问题的本身又会暗示出怎样注意法。”[2]显然,以问题或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这样在整节课上学生都能处于积极思考、主动回答、勇于探究的良好状态。久而久之,学生上课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也就能逐步形成。
自然,根据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教师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提问来培养学生注意听课的良好习惯,重要的是要在提问的方式方法、时机选择多方面下功夫。就是说,要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听课的良好习惯,语文教师就要在教学问题的设计方面下功夫,精心设计好每堂课的每个环节的问题,从而使每堂课的每个环节都生动有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并培养他们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在这方面,一些优秀语文教师以提问来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如钱梦龙先生在执教《愚公移山》一课时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对“遗男”与“孀妻”两词理解时就提问到: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跟着老愚公一起去移山,他爸爸肯让他去吗?[3]这一“曲问”,自然要比“遗男”、“孀妻”是什么意思高明得多,也易于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如此看来,语文教师的提问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进而影响到对学生认真听课习惯的培养。
二、有效培养学生认真朗读的良好习惯
学生只有在对经典文章的仔细阅读特别是朗读中,才能逐渐积累起发展语言能力所必需的语言材料,也才能更好地体会优秀作家锤炼词句的艰苦努力与有益借鉴。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语文课程应重在“文”(对语言形式的理解与掌握)的培养提高而不是重在对“意”(对所表达内容的理解与领会)的理解把握这一根本任务上认识不清,致使一些教师在语文课程实施中常常忽视引导、组织学生对语言形式的反复朗读、仔细揣摩、学习借鉴,从而使学生语文能力受损。就是说,在把语文课程主要任务看成是理解、把握“文意”时,一些语文教师不能很好地要求、组织学生去认真阅读特别是准确、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
实际上,培养学生认真阅读特别是声情并茂的朗读习惯,在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形成语文素养与语文习惯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张志公先生所指出的:“朗读得多了,时间久了,优秀作品中经过加工锤炼的语言会跟自己的口头语言沟通起来,丰富自己的口头语言,提高口头表达的能力,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这些,必然会在自己的书面语言——写作中反映出来。”[4]这就说明,要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就要从朗读抓起。正如大教育家朱熹所讲:“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而是要多读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要实现“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朗读。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志公先生主张要对学生的朗读进行严格、有序地要求:“朗读,应该有基本的要求,进一步的要求,较高的要求。基本的要求是读音准确,句读清晰,不错不漏;进一步的要求是正确地读出抑扬顿挫,语调神情;较高的要求是显示出文章的风格神采。”[5]这就说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对学生制定出朗读的基本要求并使学生能够掌握朗读的这些基本要求,从而培养起认真朗读的良好习惯并以之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乃至其它语文能力。
三、有效培养学生工整书写的良好习惯
随着电子产品特别是通讯产品的不断更新发展,手机、电脑等产品使用的全民化、生活化,现阶段人们的联系方式也由传统的纸质书写变成了“键盘输入”或“屏幕输入”,如最为常见的短信聊天、QQ聊天、电脑写作等,致使人们“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规范、工整的书写习惯也越来越差,“提笔忘字”的现象更是越来越普遍。就是说,现代科技发展在带来便捷、快速等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用手”书写的松懈,并使人们特别是学生的书写越来越不规范,逐步形成了书写潦草、字迹模糊、字形难辨等不良习惯。同时还要看到,由于汉字是汉语的“根”并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色彩,正确认读、规范书写汉字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体对汉字、汉语乃至汉文化的理解与掌握。譬如能否正确书写出“后悔”、“隐晦”、“教诲”这些词中的“hui”与“辩论”、“辫子”、“分辨”这些词中的“bian”,就常反映出个体对汉字与汉文化的理解与掌握。历来我国语文课程极为重视汉字的认读与书写,并在童蒙教学的起始阶段就通过“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集中识字与从“上大人孔乙己”这些笔画简单字练起再到复杂字的书写,使识字与写字分开进行以确保书写质量。正因如此,古代读书人大多数都具有良好的写字习惯与优秀的写字能力,这与现代人们的写字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从汉字书写的现实情况与历史经验看,语文课程必须加强汉字书写教学,切实培养学生规范、工整、流利书写的习惯,并在认真、流利书写时认识汉字结构、理解汉字字意、把握汉字规律。张志公先生正是立足于语文课程性质与汉字基础性作用,明确提出要从严要求以加强写字教学:“在语文教学中,说话、写字、造句、读书、作文,都要从严要求。比如写字,应当一笔不苟,横、直、撇、捺,该怎么写就要怎么写。东倒西歪、模糊一团那些现象不能容许。”[6]写字时“东倒西歪、模糊一团那些现象不能容许”,自然在于这是一不好的语文习惯,不仅影响到对语文课程的学习,甚至还会形成草率行事、粗枝大叶等不良生活、工作习惯。对养成认真书写习惯,郭沫若先生也曾提出:“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法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免除这些毛病。”[7]如此看来,语文教师一定要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学生,要让学生知道一个字“应该怎样写”和“不应该怎样写”,并力求书写工整、规范、美观,绝不允许潦草和随意书写,使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汉字书写习惯。
四、有效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与积极回答的良好习惯
任何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都需要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强调学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对语文课程而言,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促进学思结合从而实现有效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语文课程基本都是以“课文”为基本凭借物的,而教材中所选课文对今天见多识广的学生而言是不具“陌生感”的,因而也就不如物理、生物等课程由于每节课都有新知识、新内容那样吸引学生,易于促使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同时,由于语文知识的学习掌握是一个耳濡目染的漫长过程,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是缓慢的过程。对此课程特征,张志公先生曾通过对不同课程的比较后明确指出:“语文课不同于别的课,学生不是从全然不知到知,从全然不会到会,而是原来就会的。不像数学课,比如,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开方’,当然也不会开方,上了几课,就知道了,会了。语文不是这样。拿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听话,说话,读书,作文,他原来都会的。上语文课,是个在学生原有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加工、提高的过程。”[8]正是由于语文课程是一具有“在学生原有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加工、提高的过程”之特征,在课堂教学中要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学习、主动思考、认真领会的难度就要明显高于其它课程。这就是说,“语文课程特有的这些课程特征,也告诉教师语文课程实施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不可只重形式,要把提高学生语言能力作为语文课程的最主要目标与最基本任务,从而取得实效。”[9]
那么,怎样依据课程特征来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的良好习惯呢?对此,张志公先生还是主张从树立“问题意识”入手来解决问题:“善于问,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学会怎样发现问题,使他具有勤于思考的习惯,使他增长解决问题的本领。”[10]就是说,语文教师只有充分利用课文形式、内容方面的特点,才能通过精心设计彼此有着明确逻辑联系的“问题链”来引导、激发、激励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回答并进而培养他们主动思考、钻研与探究语文问题的能力与习惯。因为现代教育心理学众多的原理都表明,只有学生对学习的内容产生疑问,才能促进其积极思考。古人讲“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也揭示了质疑问难在学习中的巨大价值与积极作用。因此,在语文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以新颖独特的问题和彼此相连的“问题链”来调动学生思考、回答的积极性、主动性,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明确指出:“提问很有好处,既节省了讲的时间,又培养了学生自己动脑解决问题的习惯。”[11]这就说明,语文教师要在课堂上通过有效的提问来培养学生主动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习惯。
概括来看,学生专心听课、认真朗读、工整书写、主动思考与积极回答是语文课程学习的一些基本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语文教师一定要依据语文课程特征与学生学习语文的实际,高度重视、从严要求、切实加强对学生学习语文基本习惯的培养。自然,由于学习习惯是一积久养成的具有一定“自动倾向”的学习方式并多表现为个体的“潜意识”。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基本学习习惯就不是一日就能见效的。这就需要教师要严格课程学习要求,不断引导、有效强化才能使学生在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真正懂得哪些行为“应当这样”、哪些行为“不应当这样”,长久坚持、不断强化才能养成语文学习的基本良好习惯。如此看来,张志公先生关于语文课程所需基本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具体论述,对现阶段语文课程的科学、高效实施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10]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5.
[2][11]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4.
[3]参见张奎,李维鼎.钱梦龙《愚公移山》教学实录评点[J].黄冈师专学报,1982:(4).
[4][5]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227.
[6]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82.
[7]转引自孟祥军.再谈写字课教学模式问题[A].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0:82.
[8]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4.
本论文关键词:小学;古诗;诵读;教学
诵读是我国古代语文学习的优良传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学工作者应充分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
一、诵读是对小学生诗歌启蒙教育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早的诗歌是人们口头吟唱的,诗歌中的音乐因素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音乐性是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音乐美又被称为韵律美、声韵美,表现为押韵、平仄、句数、字数、停顿节奏、双声、叠韵、叠字等语音特征的有规律的反复所形成的听觉上的审美感受。
周振甫在《论诵读》中总结了诵读的种种好处,他说:“读时分轻重缓急,恰好和文中情事的起伏相应,足以帮助对文章的了解,领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情绪;懂得音节和情绪的关系,到写作时,自会采取适宜的音响节奏来表达胸中的情意。”清代程廷祚认为:“古者之于诗,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近人黄仲苏认为:“诵就字义言,则为读之而有音节者……”朱光潜说:“歌重音乐的节奏而诵重语言的节奏。”综合各家的理解,我认为诵读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反复地读,熟练到脱口而出,自然成诵。方智范分析到:“诵读是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中一种有益于积累、有效提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应当适当提倡。诵读是反复朗读、自然成诵,尤其适用于优秀诗文等声情并茂的作品。诵读比简单的朗读更有助于从作品的声律气韵入手,体会其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又不象朗诵那样具有表演性。这一方法有助于积累素材、培养语感、体验品位、情感投入,达到语文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目的。”
二、诵读的作用是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体会诗歌的语言和韵律美,并受到情感的熏陶
20世纪30年代初,夏丐尊等专家说:“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多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工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近来学生们大家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看”而已。我认为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和心,须于眼和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萧涤非说:“律诗本是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诗体,诗人完成一首律诗,往往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口吟出来的。对于一首律诗特别是象《秋兴八首》这样的七律的鉴赏,更需要下一点吟咏的工夫。这倒不是单纯为了欣赏诗的音节的铿锵,而是为了通过抑扬亢堕的音节来更好地感受作者那种沉雄勃郁的心情。前人评《秋兴八首》谓‘浑浑吟讽,佳趣当自得之’”这虽然是针对律诗的特点而言,其实何尝不可以看作诵读古代诗歌的共同特色。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到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而才可能对它们耳熟能详,而理解得十分透彻。
三、展开诵读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
首先,诵读强调实践性,注重读的过程,遍数多是其基本要求。课程标准从“过程和方法”的维度出发,强调古代诗歌的启蒙教育应突出实践性,在反复的诵读实践中模仿、尝试诵读方法的不同变化,再积累诵读的经验。这个过程不同于以会背为目标的检测。南宋朱熹说:“读之,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叶圣陶说:“吟诵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所以他要求:“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一遍地读来入调,一遍一遍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能够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
其次,诵读还要强调诵读的目的性。诵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朗读。“用普通话正确、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列在了每个学段阅读目标的第一条。朗读是指放声读。教师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使学生明白读的目的和要求,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注重对具体读法的指导,注重停顿、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即课程标准所说的“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一些专家对此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朱自清认为,“熟读的工夫是不可少的。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必经的步骤,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在朗读时,“要能分辨语气的轻重;使声音有缓急,合于原文意思的发展。”这些论述是有指导意义的。
再次,诵读的训练要注意层次性和多样性。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随着理解领悟能力的增强,学生的诵读技巧会越来越高,老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确定不同学段的诵读的不同要求和训练方法;组织课堂的诵读实践要适应学生的趣味,采取多种训练方法给学生示范和引导。
总之,诵读是和情感体验、语言积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指反复多遍,最终烂熟于心的读。学生吟诵诗歌,抑扬顿挫,韵味无穷,有意识地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不仅可以感受到汉语言音律的美,诗歌意境的美,形象的美,还可以积累语言,受到熏陶和感染。与朗读相比,诵读更强调个人体验,更强调内化。诵读是古代诗歌启蒙教育的贯穿始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曾祥芹,《阅读技法系统》,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135
<2>程廷祚,《诗论十五》,道光丁酉年刻本《青溪文集》卷二
<3>黄仲苏,《朗诵法》,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6.126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19
<5>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4
<6>夏丐尊,《叶圣陶.文心》,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再版,107
<7>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909
一问题的提出:新课改背景下培养什么样的教师?
要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适应未来发展的本科教育的实习体系,首先要对教育实习这一实践性课程重新进行定位。一旦进入重新定位,我们发现,一系列的问题正有待厘清:升本之后,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培养目标?教育实习对于实现培养目标有何意义?要对本科教育实习进行新的课程定位,必须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开始。
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是能够适应未来教育发展的合格教师。从理论上讲,这是所有高等师范院校都在努力实现的培养目标。然而,由于高等师范院校所在的等级序列不同,办学条件不同,就业走向有差异等原因,每一个学校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在具体的办学定位上都会各有偏重。一般来说,专科教育更偏重对师范生的专业技能进行训练,而师范大学更偏重对师范生的专业素养进行培养。那么,作为刚刚升本的师范学院,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办学目标呢?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大体可分为两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由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对师资队伍、科研设备、资金投入、学术氛围、生源质量等有较高的要求,因而应由研究型重点大学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主要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将新知识应用于实践,因而,应由以教学为主的地方性大学培养。[1]基于这样的发展思路,新升本后的师范学院应将培养应用型人才———能够胜任未来基础教育的教师作为培养目标。
什么样的教师能够胜任未来的基础教育?要明确这一问题,我们的视域必须进入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语境中,进入到新课标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新课改背景下,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普遍的观点认为,实施新课改的教师要具备四个能力:其一,对新理念进行深刻理解的能力;其二,具有自主专业发展的能力;其三,能够构建各类课型的个性化教学模式;其四,具有自觉反思课程与教学的能力。其中,教师自主专业发展是最为核心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自主专业发展的能力,才可能真正领悟新课程的理念,从而进行自觉的教学反思,最终实现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从此意义上来说,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培养具有自我专业发展能力的教师。[2]
二新型教师的培养需要重新构建教育实习体系
新课改需要培养具有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教师。对于新建本科师范院校来说,怎样才能培养师范生的自主专业发展能力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对能力的探究开始。“能力作为一种活动的经验,必须具有对活动的进程及方式起稳定的调节作用的特点。它必须是系统化了的、概括化了的那些个体经验,即类化了的经验,是一种网络型的经验结构。”[3]在此网络结构中,活动系统的主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对活动的过程实行预计、监控、调整等自主作用。那么,是什么使主体对活动过程发挥自我调节功能的呢?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一是知识,二是技能。也就是说,具备了知识,有助于确定活动的方向、目标,分析活动的对象,确认活动的性质,制定活动的程序;具备了技能,有利于操作的强度、幅度、速度。知识与技能在能力的构成与发挥中,共同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能力的实质是由知识和技能构成的那种个体经验。那么,什么是“自主专业发展能力”呢?“自主专业发展能力”是指教师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于外在压力的、自我内在的专业反思能力、专业评价能力、专业调控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4]作为能力的一种,自主专业发展能力也是知识和技能共同构成的经验网络。在此经验网络的系统中,专业反思能力是整个能力系统中的基础,它决定着专业评价能力、调控能力和研究能力最终能否得以实现。
从对“能力”的探究中,我们看到,培养师范生的“自主专业发展能力”,既要构筑其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知识系统,又要训练其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技能系统。而教育实习是实现二者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能力本身具有内在性和非传递性,能力的培养必须经过个体的亲身体验。没有个体的亲身体验和实践,任何层面上的能力培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再高明的教师也无法分析和传播学生的能力,再精细的技法也无法训练和复制出学生的能力。知识要向能力转化,技能要发展为能力,必须经过个体的亲身体验。许多研究表明,习惯对于教师职业实践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它决定了教师对新的教学方法的使用水平和方式,决定了教师对日常教学情境的解决方法,从而也决定了教师的职业生涯,而对习惯的认识和培养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它才启动,才有可能更加丰富和充盈。反复而多次的、贯穿始终的教育实习可以使师范生不断地置身于教育教学的情境中,应用和修正所学理论,在问题解决的情境中,获得认识和反思,获得教学策略,发展教学能力,最终,获得自主发展。在师范生的自主专业发展能力中,自我反思是其一切能力发展的基础。没有反思,就难以实现师范生的自我发展。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经验反思是导致一部分教师成为优秀教师而另一部分却不能成为优秀教师的重要原因。而教学经验反思实际上是建立在教学行动中的经验累积。
教育实习对于师范生的“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专科教育的实习体系已无法适应升本后的发展,新型教师的培养需要重构我们的教育实习体系。
三教育实习课程的重新定位:以“培养自主专业发展能力”为核心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的培养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有必要对教育实习重新进行考察和定位。
什么是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师范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师范生职前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师范院校年年都做的常规工作,是面向基础教育、加强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师范院校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培养独立从事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措施。[5]教育实习是“师范院校学生参加教育、教学实践的学习活动,是体现师范教育特点,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要教育环节,是各级师范学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6]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到实习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实践”。[7]概括来看,这些研究在共同肯定教育实习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同时,更多地把教育实习定位为一个培养师范生的“重要环节”和“必要组成”。这种传统的定位,容易导致把教育实习从整个师范教育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造成了一个在实践中与学科教育甚至包括教育课程教学脱节的孤立的环节。实际上,教育教学活动是极富情境性与复杂性的,教师教育与现场不可分离,如果我们把教育实习从整个师范教育的过程中剥离开来,把教育实习抽剥为一个“技术化”的孤立过程,对于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最终形成自主专业发展能力是十分不利的。
对教育实习的不同定位决定了不同的教育实习体系的构建。新建本科师范院校要实现培养目标,必须以“培养自主专业发展能力”为核心,对教育实习重新进行定位。我们认为,教育实习是一门贯穿整个师范教育过程的综合性的核心实践课程。这一定位,有三个要点不容忽视:首先,相对于理论课程来说,教育实习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以在实践中习得、体验、反思和分析等形式为教学,是一种教师“在行动中反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获得“如何教”的专门的实践知识和特别的技能为任务的课程。其次,教育实习具有全程性,它贯穿整个师范教育的始终,而不仅仅是师范教育中的某一环节。最后,教育实习作为一门“核心课程”,不仅决定着师范院校实践类课程的开设,也影响着师范院校理论类课程的开设,可以说,整个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实习为核心的交叉辐射型的课程群。
从理论上讲,教育实习决定着所有课程,包括所有基础理论课程,教育类课程和实践课程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甚至决定着这些课程的呈现方式。而只有把整个课程设置都纳入到实习体系的建设中来,培养“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教师”的新的教育实习体系才可能完整地建构。
四改革建议:如何培养“具有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教师
到此,重构本科教育实习体系的思路已越来越清晰:以中文系为例,要实现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培养“具有自主专业发展能力”的语文教师,为此,需要重新构建本科教育的实习体系。而要重新构建本科教育的实习体系,必须以“培养自主专业发展能力”为核心目标,重新定位教育实习。
作为一门贯穿整个师范教育过程的综合性的核心实践课程,实习体系的建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对所有课程,特别是教育类课程进行重设;其二,对教育实习的内部体系进行重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条思路:
1.以教育实习为核心,设置相应的课程群。即专业基础课程群,专业方向课程群,实践活动课程群。整个课程教学的设置和安排以教育实习为核心,进行交叉式的辐射。
2.在专业方向课程群中,注重基础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整合。长期以来,在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的取向下,人们认为师范生只要掌握了一门学科知识,再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便可以为师了。在课程设置上,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将学科课程与教育课程简单相拼,便成了师范教育的模式。事实上,这种简单的拼凑使得学科课程与教育课程成了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只具形式而无实际意义。为了培养学生专业自主的发展能力,我们的课程设置更多地要把学科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相融合,诸如开设“语言学与语文教育”、“文学与语文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教育学与语文教育”等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多向度、多角度地掌握教育科学知识,从而培养其能力。
3.在专业方向的课程群设置上拉开层次,增加课程的针对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设置课程:其一,理论性课程:文学与语文教育,语言学与语文教育,文艺理论与语文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教育学与语文教育;其二,应用性课程: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教育理念与教学设计,教学模式与教学设计;其三,训练性课程:教学模拟训练,课件制作,板书设计与板书练习。
4.建立“多维互动发展实习模式”,把教育实习贯穿于整个四年的大学教育。从大一到大四,每个学段,每类课程开设期都有各种层次的实习。通过拉长实习的时间,扩大实习的空间,丰富实习的内容来强化实习的效率。例如,大一安排实习讲座,请中学的语文教师与班主任做讲座,进行教师意识的培养。大二安排体验性实习。体验性实习又分两个阶段进行。上学期“走进中学”,在中学进行为期两周的体验性实习;下学期“走进教学”,在学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教学体验实习”。每周半日,请中学教师给学生上示范课。大三安排提高性顶岗实习。时间建议为一个学期。此阶段可以集中实习,也可以分散实习。实习内容包括:教学、班主任工作和教育调研。大四安排反思性实习。通过教育考查,要求学生继续在教育实习的基础上进行教育调研与撰写教育论文。
5.加强实习管理,建立和完善实习制度。设立学生“实习档案”,每一个阶段的实习都有成长记录袋。加强实习的管理和监控,对每一个阶段的实习有明晰的指导和考核的标准。如制定“试讲指导评分标准”,在“提高性实习”结束后,安排教学实习的汇报课比赛,教学论文比赛,以及进行优秀准教师的评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