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心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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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心理电影；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性本能；梦境
一、精神分析理论与电影
在电影艺术诞生的1895年，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创作了《癔症研究》一书，在其中明确提到了“精神分析”，这部著作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创立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兴起。由此可见，电影艺术和精神分析理论的产生发展年代一致，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二者之间建立最初的联系。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先后出版了许多著作。在其中的《心理分析入门》一书中，弗洛伊德就直接指出了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的关联。他认为，电影是呈现精神分析的最合适的艺术形式，在光影艺术的配合下，个体的精神世界得以具象地呈现，人们也能够获得直接透视自身的可能。
就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而言，早在20世纪上半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电影中就已经出现了心理影片，但心理影片作为独立的类型影片存在于世界影坛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英国知名的电影杂志《画面与音响》就刊载了关于“新电影”的论文，该文认为划分“新电影”和传统电影的界限需要引入精神分析理论。1975年，文艺评论界正式提出了“电影精神分析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国家心理电影的发展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与电影的交融共进。[1]随着好莱坞电影的不断发展，美国电影在西方乃至全球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电影界的“精神分析”热潮，美国好莱坞电影自然是身体力行地融入其中，近年来创作了许多享誉国际影坛、斩获多项大奖并获得巨额票房收入的心理影片，在这些影片中，精神分析理论被不断运用，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心理影片才能够在为观众带来新鲜的感官刺激的同时兼具深刻的故事内涵，令人回味无穷。本文将充分关注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合流以来的美国心理影片，选择《妖夜荒踪》《黑天鹅》《发条橙》《大开眼界》《爱德华大夫》《穆赫兰道》等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心理电影为具体范例，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潜意识理论、性本能理论和关于梦境的理论入手，进行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美国心理影片解读。
二、美国心理影片中的潜意识深渊
作为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构建中，最为核心的理论就是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超越意识的存在，几乎支配着个体的所有思想与活动，其不易被发现的原因在于，潜意识深藏在个体意识的表层之下，就如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样，露出海平面的一小部分冰山可理解为个体的意识，而深藏于海平面之下的绝大部分冰山则应理解为个体的潜意识。由于深藏于个体意识之下，潜意识并不会受到社会文化中的法律的约束与道德的洗礼，而是遵循着所谓的“快乐原则”。简而言之，“快乐原则”指导下的个体会单纯地依照自己的喜好来思考、行事，虽然“快乐原则”经常被生活中的现实原则所掩盖、压制，但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最终还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遵循“快乐原则”，这是潜意识的本性。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性，这种遵循“快乐原则”的个体无意识在许多美国心理影片中均有呈现，而最鲜明的代表莫过于大卫・林奇的电影作品。根据大卫・林奇的成长经历及创作状态，有研究者认为，大卫・林奇就是一个精神病和天才的结合体，而其执导拍摄的影片也传递着一种病态的美学特质。[2]事实上，与其说大卫・林奇的影片有一种病态的美，不如说是一种以“病”为引的精神分析。
20世纪末，大卫・林奇的影片《妖夜荒踪》上映，这部影片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弗莱潜意识世界的呈现之上。影片的故事从爵士乐手弗莱收到匿名的录像带开始，在录像带中，弗莱看到了自己与妻子的生活场景，甚至包含着不可思议的内容，即他谋杀并肢解了自己的妻子，而自己也因此获罪入狱。事实上，谋杀并肢解妻子只是弗莱被害妄想症的表现。在《妖夜荒踪》中，弗莱的妄想症不仅是出自极端的自我保护心理，还出自极端的嫉妒心理。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弗莱收到的录像带的内容也发生着变化，他竟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事着维修的工作，并杀害了女友的情人和老板，而这个女友竟然与现实中弗莱的妻子神似。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弗莱源自极端自我保护和极端嫉妒的妄想症均是其潜意识世界的呈现，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当个体的“快乐原则”长期得不到实践时，即代表着个体真实思想的潜意识便会突破意识的防线，以变形的方式出现，而影片《妖夜荒踪》中的男主人公弗莱就是坠入潜意识“深渊”的代表性电影人物。
在大卫・林奇之外，美国还有许多呈现出潜意识理论的心理影片，如在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执导的《黑天鹅》中，观众就看到了一个在长期压抑下潜意识喷发式呈现的女性人物形象，即女主人公妮娜，妮娜的扮演者娜塔丽也凭借在《黑天鹅》中的出色表现摘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在《黑天鹅》中，女主人公妮娜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在母亲的严厉教导下，二十多岁的妮娜终日过着刻苦训练的单调生活，她拥有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单纯，也正因如此，妮娜饰演的白天鹅十分成功。在剧本改编后，饰演集白天鹅与黑天鹅于一身的天鹅皇后的重任落到了妮娜身上，为了成功演绎充满邪恶和诱惑的黑天鹅，妮娜长期被环境压抑的潜意识开始喷发式呈现，而影片中放浪不羁的女芭蕾舞演员莉莉则成为妮娜潜意识的具象表现。为了实现黑白天鹅在一幕剧中的快速切换，妮娜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挣扎，最终以自杀的方式实现了这一转换，成功演绎了天鹅皇后一角。可以说，对女主人公妮娜这一人物形象内涵的深度挖掘是影片《黑天鹅》成功的关键。
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从宇宙观和全球化的视野考虑，人才应该有一个适合于全世界各行各业、超越行业界限和时空的通用性标准。但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标准。为了顺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深化关于对人才学的研究，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提出适用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事业、时间和空间，以及各行各业的可行的十条标准，可供世界各国人才的通用标准参考。人才无论什么时期和年代、无论在什么领域或角色都必须具备如下十个基本素质和条件。
第一，要有丰富扎实的知识，善于团结合作的能力。通过系统而认真地学习、深造和理论熏陶，达到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而全面的综合知识的境界。能团结出凝聚力、战斗力、生产力。任何一个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发达的最主要的先决内因，就是坚强的凝聚力，再靠其他诸多外因。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团结是最重要。每一个人都要自觉为事业发展讲求团结。希望团结凝聚出巨大的力量和能量，首先必须平等关爱，放弃自私的“自我”意识，向“真我”（古维吾尔语意为“Oglǘk”；英文为Pass ego；Real ego? improver Oneself）迈进。除外必须具有强烈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有伟业大事、立志杰出贡献的人，均能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讲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是讲中庸之道。对重大的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更不能拿原则送人情。对错误的言行，要坚决抵制，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同流合污。在非原则问题上，要讲友谊、讲谅解、讲风格，互相忍让，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既要遵循竞争原则，又要识大体、顾大局，防止自我水平的自私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第二，要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道德品位。苏格拉底毕竟把道德与知识联系起来。他认为“道德的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要通过教育、通过智慧而来”，“单纯的知识或科学认识还不等于达到完全的自由”。 要想达到一个完全的“真我”就得必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从那个只想满足自我欲望狭隘而低贱的“自我”意识的约束中摆脱出来。为此，一个人要想全面健康成长和成功，有意义地生活，就要强化科学修养、培养自身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品质。要达到这种境界，务必注意自身的人文修养，树立正确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追求趋向。面对当前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培养积极进取、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的心态和心理素质，对一些科学上的是是非非问题应持有理智而批评的姿态去一分为二的对待，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人生之初没有自我意识。自我为主体，以外物为客体，视外物为我所占有利用的对象。占有或者说功用的意识，乃人生意义发展历程之第一境域。但一个只求满足最低欲望的自我，独立自由的程度是极为有限的，一个只有欲求意识的人显然是一个极不完全的人。”人有了良好的人文修养并对自我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才能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放弃狭隘自私、低贱的自我（Ego），走向完全高尚（noble）的、审美（perfect）的、心灵自由的人，树立将自己的一些自觉地奉献于人类伟大而神圣事业的“真我”的远大理想，逐浙向人性大厦的更高境界：自我修正和完善（self-correcting）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而审美的“真我”的轨道迈进。人没有系统而较全面的科学和人文修养，就无法挑战自我、跨越自我，跨进完美的、审美的、自由的完全的人，即：“真我”（Oglǘk）的门槛。但是人从最低欲求到求知、求善、求美，超越自我，再到以最高层次的审美意识完全人生意识占主导其整个人生的人。跨进“真我”的门槛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人为了攀登“真我”此最高峰，就必须以最高远、最博大的胸怀、视野高而宽广、思维定势和思维坐标更高一些，要有敢于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高尚与超常的智慧和勇气，需要经历人生前此诸多环节的修养、熏陶、磨练，身经百战，战胜自我欲望和自私的自我意识，且“忘我”式地投入到“利他”主义实践，在利他实践中感悟“有我”存在之境，并迈向“真我”轨道。这个过程就叫做自我完善与自我修正完善的过程。人到了这种境界才算是达到了科学知识、理性智慧、人文修养与道德等四位一体的完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真我”。人到了自我认识的“真我”这个最高境界时，才会拥有博大的宇宙观、人类高度的思想境界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及其创新型真我的认知跨越。这种人无论什么情况下从战略的眼光和人类高度的博大宇宙观，世界定位式的思维与行事。这种人因没有狭隘的自我观、本位主义的自私心理和嫉妒心，具有统领全局观念，能够善待一切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与人团结、合作共事，携手共创科学的美好明天。
第三，要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事业心比人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因为一人只要有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不知道的、不会做的可以学到，但一个人具有再高的学历、能力，如果缺乏来自内心的对自己的事业或工作的高度负责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必将一事无成，更不用说做出杰出的贡献；
第四，要有高明的才智。才智也比知识更为重要，但一人的高明的才智是，才智（智慧）好比一个“尘土”，更像是一个人所有学习掌握的知识沉积到的结晶，它需要长期的沉积、积累和提炼精华。这就需要人坚持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的刻苦学习深造，理论上的熏陶，实践上的体验和锻炼，缺乏这种积累、体验和锻炼经历的人很难达到智者（才智）的境界和要求；
第五，要有独立的思考、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富有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的创造性人。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难以指望原始创新和理论上的新突破。一个缺乏反省（反思）能力的人，就不能战胜自己、超越自我，向真我门槛跨进，更没有建造完全而审美的人生大厦、攀登“真我”的最高境界，以及辉煌的人生和卓越的贡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团队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这就要求人，不仅要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纪国法，杜绝“政策贪污”行为，还要大胆地开拓创新，不断地开创新的局面。
第六，要有积极上进的心理素质和爱岗敬业精神。良好的心态和积极上进的心理素质，以及珍爱自己事业和岗位的精神叫岗敬业精神，缺乏或丧失这种精神的人，哪怕是他具有再高的学历、学位和能力，也难以为社会、为事业、为民族和国家做出杰出的贡献，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称之为人才。
第七，要有知识的运用和应变能力。人嘛，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且需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有效衔接到社会生产实践，将潜在的“第一生产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并且反复实践和长期体验，依靠强烈的观察、反应、适应能力，而提炼出适应事实的应变能力。
第八，要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联系当中。如果把我们的事业看作是一台庞大机器，那么就需要各个部件都处于紧密联系、统筹协调运转的状态。要当好这台机器的检修员，甘做剂，使我们的事业高速运转。每一个杰出贡献的科学或其他人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和个人尊严，善于发现、培养和团结共事的能力和真本色。缺乏这种信念和能力的人也绝非是一位杰出的人才。
第九，要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宣教能力与合作能力。人缺乏沟通难以达到相互理解、增进理解、加深友谊，平等互爱、团结互助，往一个共同的目标理想使劲，一个远大而伟大的宏伟目标携手共进，创造美好的明天和辉煌的未来。
第十，要有无限崇高的爱国之心和奉献精神。在许多人看来爱国精神是个宏大而难以达到的神圣而高高在上的虚伪的东西。可在我看来它是个神圣而很实在，且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很具体的内容和可操作性的现实的东西，在我眼里，爱国主义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关爱、珍惜和爱戴长在地球上的、生在社会上的每一个生命以及任何人和事，其具体表现为勤奋工作、爱岗敬业、真心实意地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性地、高度负责地做好每天该干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了自己该干的任何工作，就得不折不扣地、全力以赴地投入和用心去干，善于团结、善于合作、挖掘潜力、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大家的力量。这就是爱国主义。
这十个条件，是相辅相成各具特色、缺一不可的。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不能称之为人才，更算不上合格的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的运用能力显得极为重要。人才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开发，采取一切可行的举措在吸引人才，爱惜、珍惜人才，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收买人才。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表明，凡是能够充分认识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并重视人才培养和创新的时代阶级，均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学历和职称决不能代表区别人才的唯一硬指标或唯一条件，因为文凭和职称不等同于知识、能力和才干。古今中外没有学历和高职称的科学大师、专家、学者以及各类应用人才大有人在，这是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才的标准应该更广一些，应该是所有的发明创造者，是创新者，有所作为者，是能将自己的所学知识灵活运用者，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之辈。权衡人才，应当不讲身份、不看学历、不惟年龄、不论性别和肤色，不管职称、职务，不论岗位，只核实贡献实绩，只计切实成果。当然，我们不仅不排诉既有高学历，又有真学实才的人才，相反，还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但在实践的检验面前，应人人平等。
参考文献
[1]张世英.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审美的人”[J].哲学文摘，2012（2）：3-6
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障碍；教育对策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阶段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在人格上将逐步完成从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过渡和转变，逐步摆脱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从而走向独立和成熟。在这一人生发展变化的时期，大学生面临很多重要的人生课题和发展机遇，同时，必然会遇到各种困惑、矛盾和巨大的竞争压力，形成许多心理疾患。如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和调适，就会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品质，严重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有责任及时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对症下药，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1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表现
1.1自卑心理
自卑是由于害怕失败或缺乏信心而导致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心理状态。自我评价过低，认为自己的学识才智、外貌体型都不如别人而全盘否定自己。有的大学生由于学习基础差，面对大学的课程多、难度大、要求高等一系列变化，跟不上学习进度，在父母、老师面前，受到的批评多于表扬，指责多于鼓励，惩罚多于引导，认为别人都比自己强，形成了一种“我不如人”的自卑心理。自卑是一种低劣的心理素质和消极的心态，是一个人的心理“软骨病”。一个人得了这种病，就永无出头之日。
1.2孤独心理
孤独心理是一种封闭内心的性格障碍，是一种主观感受。大学生普遍认识到.人际交往能力是事业成功的必备素质，他们很想广交朋友，希望有知心朋友。但是，大学生来到新的环境，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都是他们未曾经历过的，现有的交往能力又不能满足自身交往的需要，所以有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交往能力欠缺而害怕社交或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有的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自负清高，独往独来。有的大学生好猜疑、多幻想。这些表现长此下去，易使他们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而更加孤独。
1.3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是指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个体对一定的准则、规范或行为表现出来的反感、厌恶从而产生抵触的心理。逆反心理有两种表现，一是积极的亲社会心理。诸如:对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厌恶，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的反感，对不实事求是的批评或表扬的不满等等;另一种是消极的心理。诸如对理想教育、信念教育的厌烦，对政治理论及学习的反感，对教育者正确的批评不以为然，对榜样及先进人物无端否定，对不良倾向产生情感认同，对思想教育、遵章守纪要求消极抵触，思维中充满着强烈的独立性、批判性。
1.4焦虑心理
焦虑心理是个体预料将会有某种不良后果产生或模糊的危险出现而自觉难以应付时，由紧张、忧虑、烦恼、恐惧不安等感受交织而形成的复杂情绪状态。适度的焦虑是促进个体人格整合与个体社会化的内在动力。只有当焦虑表现为焦虑性神经症时，才可视为病态。大学生在生活、恋爱、学习、工作上受到挫折和意外事故的伤害后，最易产生焦虑心理。出现紧张不安、心烦意乱、惶恐害怕、思维迟钝、心跳加快、易怒出汗、头痛失眠、食欲不振等心理、生理上的不良反映。这种反应在正常人中也时有发生。
1.5嫉妒心理
嫉妒心理是自尊心的一种异常表现，表现为看到他人学识能力、品质荣誉甚至穿着打扮超过自己时内心感到不平、痛苦愤怒等复杂的情绪状态。而别人身陷不幸或处于困境时则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在人后恶语中伤诽谤，用贬损别人来求得补偿。在极端情况下，有的大学生会发生人身伤害等攻击性和破坏。嫉妒是一种情绪障碍，它扭曲人的心灵，妨碍人与人之间正常真诚的交往。
1.6苦闷心理
苦闷心理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感受，是对如何保证学业和未来就业的担忧和疑虑。目前的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上大学是一种投资行为。大部分大学生来源于农村贫困地区和城市低收人家庭，借贷无门，日常生活难以保障。与此相反，有些大学生花钱似流水，更使人不敷出的大学生心理不平衡，出现度日如年的苦闷心理。特别是看到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下岗现象，感到将来找到称心的工作很难。由于对复杂的社会缺乏阅历，内心深处充满了苦闷。
2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成因
2.1自我评价失调使大学生产生自卑感
许多大学生在中学时是学习上的尖子，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很多荣誉，自觉是同龄中的佼佼者，自傲心理很强。进人大学后，由于高等学府人才济济，部分学生失去了在学习上的优势，甚至出现补考、重修。他们虽然也曾有过追求进步的愿望，但看到其他学生干部、学习尖子能说会道，能歌善舞，棋琴书画样样精通，而自己身无一技，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不想学与不得不学的矛盾造成情绪的波动和低落，导致焦虑、压抑，自卑心理便得以产生。
2.2人际关系适应不良使大学生产生孤独感
在高等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视野不只是局限于学校这块小天地，而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延神，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摆在大学生面前，有些大学生很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委屈求全，处处忍让，缺乏交往的技巧而一筹莫展;以自我为中心，合作能力较差;怕见生人，在人多场合或有异性在场时过于紧张、焦虑、出汗脸红、说话僵硬等。有的大学生自尊心过强，害怕交往暴露自己的弱点而采取了压抑性的心态。愿交友又不太信友，想恋群又不太合群，希望了解又不想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与父母、教师不易达成心理沟通，在同学中也不易找到知音，常常出现心理有话没人诉说、烦恼又没人倾吐的现象。这一矛盾常不被人理解，使大学生产生孤独感。
2.3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使大学生产生压抑感
社会转型时期发生急剧动荡，给人们的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各种压力出现在措不及防的大学生面前。考研、出国、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大学生深切感受到择业就业压力，出现新的难以摆脱的心理矛盾。有人感叹怀才不遇，有人感叹没有当官的父母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和苦闷，深感前途莫测，产生沉重的压抑感。
2.4经济负担的压力使大学生产生失衡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必须面对交费上大学的现实。多数大学生靠贷款、靠亲属的帮助进大学的。来校后各方面都需要支出，这对于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学生、在城镇下岗工人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为筹集学费和生活费煞费苦心。有的大学生过份重视物质享受，常叹自己家庭不如人，在生活上互相攀比愈演愈烈，更使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感到囊中羞涩而贬低自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引起心理失衡。
2.5成长中的矛盾使大学生产生焦虑感
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学家称之为“心理断乳”阶段。这一过程中充满成熟和不成熟的矛盾。大学生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男学生幻想变成白马王子，女学生梦想成为白雪公主。但幻想、梦想毕竟成不了现实，大学生如果不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而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心理平衡就会被破坏，而导致焦虑、优虑、自责、烦闷、困惑、嫉妒、颓废、愤怒等不良心理。
2.6不适当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大学生产生烦躁感
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寄予了厚望，但缺乏正确的教育。应试教育的方法使很多家长在子女考大学之前不把子女人格塑造放在首位，望子成龙心切，重智力轻德育，重书本知识轻能力常识，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各方面的要求超过孩子的实际承受力，造成子女的性格出现了偏差。比如:自我中心、依赖、责任心差、合作能力差、不能承受挫折等等，这些都使大学生适应新环境、维护良好生存环境有困难。部分大学生学习成绩下降，感到愧对父母，更增加了心理压力，产生烦躁感。
2.7情感问题使大学生产生困惑感
大学生由于心理与生理发育逐渐成熟，产生对异性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强烈欲求，不少大学生开始从考虑恋爱到恋爱实践，按自己的意愿步入爱情殿堂。但由于大学生对爱情的理解过于浪漫，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心理困惑。总相信有完美的爱存在。常有一些大学生为自己还没有恋人而自卑，认为自己对异性没有吸引力，不敢坦然与异往，更怕在异性面前失误，只好用回避与异性接触的办法保护自尊心，并极力掩盖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失落。还有的大学生认为能做恋人的异性朋友难寻，一旦情感问题上遭受挫折(如失恋、单相思)便难以接受而心灰意冷，甚至走向极端而采取毁灭行为。
3大学生心理障碍教育对策
3.1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21世纪的人才应具备三个根本条件和能力:博学高精，学能善用，求是创新。而博学、善用、创新的核心条件和重要前提是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成熟的心理调适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及积极的探索精神。而心理健康教育正是培养良好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途径，也是创新教育的必要支持性条件。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的是心理素质，提炼的是心理品质，是心灵的“养育”，昭示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需育人环境中所有人参与、抚育、滋养。因此，通过各科教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既是学校心理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也是各科教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各科教学过程都包括着极其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只要注重考虑学生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深人挖掘知识内在的教育意义，就能够把人类历史形成的知识、经验、技能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即内化成学生的思想观点、人生价值观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并在他们身上持久扎根，实现以各科教学促进心理素质教育的目的。
3.2通过不同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挫折教育
大学生在抗挫折、耐磨难方面普遍存在缺陷。应根据大学生的需要，通过不同形式对他们进行挫折教育。首先要教育大学生学习挫折理论，正确认识酸甜苦辣都是营养，成功与失败都是财富。其次，要接纳大学生倾诉，宣泄挫折，消除压抑，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第三，帮助他们正确归因挫折。对于交友、恋爱的挫折，要泰然应对;对于考试失利要重视，通过考试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盲点和学习方法上的缺点;对于考研落榜，要根据情况继续朝着原来的目标努力或者先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虑。第四，要创设情境，让他们感受挫折，领略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通过转移、升华、补偿等方法，理智地走出挫折的阴影，从而锻炼、培养他们承受挫折的能力。
3.3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人际关系教育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消除抑郁、焦虑、孤独等消极情绪的重要手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大学生感到世间真情难在，看不惯世风又无力改变，于是有的大学生走向自我封闭的孤独境地。这种不良的人格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正常交往。实际上，大学生年龄相近，志趣相仿，生活集中，朝夕相处，容易达到心理上的沟通，这对于克服心理障碍，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是极为有利的。因此，第一，大学生要改变社交观念，不要把交往看作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习，而是扩展视野、增强心理健康的必要手段;第二，要扩大社交范围，只要对学业、思想有所启发，都要乐于交往，形成立体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三，要多渠道交往，利用业缘圈、地缘圈、趣缘圈以及郊游、联欢、寒暑假、社会调查等加强交往实践;第四，要注意交往对象筛选，注意与同辈之间交往，注意与良师、学者、专家、名人交往。在人际交往中学会换位思考，克制忍让，宽容待人。
3.4通过心理咨询活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咨询活动是互倾衷肠的自然流露，重要的不是给对方一种处理具体事情的方法，而是以开放、灵活的心理接触去理解对方并将自己对生命那种进取的积极态度传递给对方，感染和劝导对方。在大学生中开展心理咨询，应请经验丰富、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心理专家或心理医生，开展对心理诊疗防治工作。因为大学生的心理疾病除了由于环境、人际关系和心理素养条件造成的以外，人在患病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心理障碍，这就需要心理专家或心理医生，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在对单个学生特定的心理问题解答的过程中，心理咨询教师应以理解学生为前提，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启发寻找症结，从而缓解心理冲突，恢复心理平衡，促进人格成长。
还可以采取网络心理咨询方法。网络心理咨询是指在网络上，主持网站的心理学专家通过聊天室、电子邮件或新闻组的线上互动功能，向来访者介绍心理知识，提供治疗心理障碍的新服务。一个优秀的心理学站点的主持人能抓住心理咨询需求，收集国内外知名的心理学专家最新的心理学论文，为网友“解惑”。网友可以运用自己所了解的心理学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会分析和解决心理问题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心理调适能力得到加强，这种互动交流方式又可以弥补心理咨询上的某些不足。
心理咨询和网络的结合拓展了网络空间，丰富了网络内容，心理咨询有了新的形式。但要净化现有的网络环境，减少网络本身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避免不健康的心理引导，提高上网道德。
3.5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大学生施行适应性教育
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长见识，调适心理，把自己融人到社会中，帮助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心态。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吸收大学生主动参与各项活动。如负责组织学生心理健康协会，邀请有关专家来校讲座，组织心理教育宣传，进行心理问卷调查。使大学生在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增强适应能力。
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 大学新生入学后,绝大多数会出现对大学物理环境、人文环境、学习方式和宿舍集体生活的不适应。对环境和生活的不适应,使大学新生焦虑、压抑、自卑、迷茫,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向成年的转变期,这一阶段心理特点是:自豪感与自卑感、交往的需要与孤独感的矛盾冲突共同存在;情绪忽高忽低,容易急剧动荡的阶段,因此当遭遇某种变化或刺激时,就容易出现心理冲突。从中学进入大学,每位新生都面临着环境的适应问题。如果新生自身与环境变化相脱节,就会出现大学生活适应上的问题,在自我认知、情绪体验、人际行为等方面出现的一种迷茫、困惑、痛苦的状态,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不适应学校物理环境而产生的情绪困扰
无论谁面对环境的改变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大学新生入校以后首先面临对校园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学校的管理环境、文化环境等诸多物理环境的适应,在适应的过程中会带来各种情绪反应。
1.生活环境的变化,内心易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目前入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第一次离开家,以前除学习外,凡事不用操心,衣食住行都由父母包办,形成了较强的依赖心理。进入大学后,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过集体生活,以前在家里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现在几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在生活习惯上、人际关系上很难相容,一旦遇到摩擦,就会感到惶惶不安;而且每个同学带着不同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来到大学,有部分是南方的同学来到北方,生活和饮食方面的显著差异,常会造成部分学生的环境应激;还有一些同学理财能力欠缺,开支无计划,不考虑经济承受能力,购买超出经济能力的物品,频繁聚会等,因此时常陷入“经济危机”,产生危机心理。
2.学习环境的变化,容易出现失落和恐慌等情绪。进入大学以后,大学的学习环境与中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在中学上课,每个班都是固定的教室固定的人,学的课程是固定的科目。而大学则是每一时段的课都要换教室;有小班课有大班课;有单班课有混班课;有基础课,专业课;有必修课、必选课 还有选修课;每学期开设的课程不同,每门课考试的方式不同,每门课的学分也不同,这些变化会使刚入学的新生摸不着头脑,产生焦虑的情绪。第二,中学上课,在学校的时间每一节课安排得满满的,甚至回家后的时间都被老师的作业挤满。大学则有大量的“自由时间”。绝大多数新生,不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不知图书馆、机房、听力室、自习室如何使用,往往一个学期就荒废了,快到期末时内心却充满了空虚、失落。第三,在中学从早到晚,从学习到生活,从纪律到心理,大大小小的事班主任一个人全部负责到底。
而来到大学以后,班主任很少能看到,宿舍有宿舍管理机构,学生的学籍及思想教育由学生处及各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管理,学生的课程和成绩由教务处及各学院的教学秘书管理。分散而复杂的管理体系,使很多新生遇到问题以后不知所措,限于慌乱中,使其焦虑难耐。第四,一进入大学,新生立即被各种学生社团包围。因高考的禁锢,许多学生压抑多年的兴趣爱好喷涌而出,一下就报了两三个社团,最多有报五六个社团的。这些学生每天晚上忙于个社团的各种活动,没时间学习。表面上过的忙忙碌碌,内心却无比的空虚和失落。快到期末时,才发现自己欠下了那么多学习帐,马上面临期末考试,陷于恐慌之中。
二、不适应学校人文环境而引起的情绪困扰
大学新生带着各自的心理烙印进入大学,入校以后马上面临着许多人生的新问题。新的环境中位居何处?我将往哪里去?这一系列的新问题,使一部分同学在新的竞争中立即面临挫折情境,如处理不当,会引发各方面的心理冲突。
1.高考的失利、专业选择的失误,使部分学生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我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都很高,小升初要上重点中学,中考要上示范高中,高考要上重点大学。使那些在高考中没有发挥好,与理想的大学或者专业失之交臂学生,形成“名校情结”。还有些学生因为高考志愿是父母报的,专业是父母选择的,自己并不喜欢。这些学生入校以后对学习提不起精神,对任何活动没有兴趣,内心总是耿耿于怀,自责自怨,精神颓废,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
2.教育体制的重压,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目前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小学教育只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转,学生学习只为了应试。高考这一人生阶段性的目标,成为了许多学生的人生的终极目标。进入大学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绝大多数学生不知该往哪里走,不知自己该去做什么。失去了奋斗目标,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容易出现了徘徊和迷茫心理。更有些学生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感到筋疲力尽,在饱尝了成功喜悦的同时,认为进入大学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以补偿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因此在大学里消极、懒惰、混日子。
3.评价体系的变化,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中丧失了优越感而沮丧。考上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是中学时的尖子,但到了大学,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原有的优势和平衡被打破,不少人变成了平庸之辈。丧失优势地位的同学,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导致自我评价失调,由强烈的自尊心转变为自卑心理。
4.不适应大学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变化,使一些学生很苦闷。刚刚入学的新生仍然习惯于中学“满堂灌”式的学习方法,习惯于自己的所有的学习都由老师来安排。而来到大学以后,课堂容量大,教师讲授提纲挈领,比较抽象概括,需要学生在课下阅读大量的参考书和参考资料,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加之大学课余时间比较多,自由度大,表面学习气氛很轻松,老师不留作业,没有考试,没人监督你学习,考试不排名次,但这里绝不是没有竞争。有些学生刚入大学时,课余的时间不知看什么,上课时间不知听什么,这让不少学生感到很吃力、无助、无所适从。
三、不适应集体生活时产生的情绪困扰
在大学新生进入大学以后,不可回避的是对班级和宿舍的集体生活的适应。因为我们任何人都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集体中的一员,需要在这个集体中有自己被承认的、确凿无疑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人的归属的需要。而宿舍和班级是大学生的主要生活和学习场所,他们要在这个集体中度过四年。处于青春期的大学新生,如果没有被同宿舍同班级的同学接纳,就会感到不安全,引发各种不良的情绪反应。但是由于班级和宿舍里的同学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家庭,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冲突。具体表现为:
1.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协调。中学时的集体生活很单一,同学关系简单。大学生的组成比高中要复杂,不同地区、不同信仰和民族的学生走到一起,难以很快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深厚情谊。另外,班级和宿舍里的同学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家庭,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冲突。还有些同学在知识、才艺、人际关系、家庭背景乃至身体容貌等方面认为不如别人,特别是来自农村、山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有强烈的自卑感,常常沉默寡言、内向孤僻,远离集体。
2.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新生初来乍到,彼此陌生,青春期又有“闭锁性”的心理特点,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同学之间交往较谨慎,在班里不愿意暴露太多,不愿意主动接近别人。所以许多学生感觉来到大学以后人际关系冷漠,不像中学同学那么开放好接触,更感叹知己难求。
3.独生子女成长中的缺陷,很难适应集体生活。新生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在家里生活习惯了,在集体中不能容忍其他同学的一些小毛病,自己不能吃一点亏。许多同学不够宽容,不能理解他人,什么事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常常引发纷争,使自己很难融进集体。例如有些同学追求完美,对自己、对别人都比较苛刻,眼里揉不得沙子。有的同学嫉妒心很强,一旦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会用言论或行动去攻击别人,使自己和别人都陷于痛苦中。有的同学比较腼腆、害羞,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愿,不敢和周围同学说话,会很退缩、不合群。有的同学性格内向,融不到集体中去,集体的活动都不愿参与。有些同学比较逆反,总爱和别人抬杠,以表明自己标新立异,使其他同学很反感。有的同学比较功利,只和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交往,并常常过河拆桥。也会受到周围人的冷落。
总之,大多数新生面对新的校园、新的教学风格和学习方式、新的人际氛围和生活环境,都会出现“心理不适”,这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是每位新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适应的时间长短不同,适应的程度不同。一般的情况下,三个月后就会度过适应期。如果一个学期过后, 适应的某类问题还困扰着你,就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尽快适应大学的环境,摆脱复兴情绪的困扰。
参考文献:
[1]郭淑华:大学新生适应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轻工教育,2006年03期
[2]汪国琴: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途径的探索.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11期
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大学生；性别；性别角色；爱情观
分类号 B848.3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7.006
1 问题提出
社会心理学家Rubin（1970）将爱情界定为一个人对某一特定他人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他（她）以某种方式表现对该特定对象的思考、感情与行为。因为态度是可测量的，所以爱情也可测量。而后，加拿大社会学家Lee（1973）提出爱情的三原色：激情、游戏和友谊，并进而把爱情划分为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等6种类型。（1）浪漫爱类型的人最注重的是对方的外表和身体的接触，只要是好看的，就容易跟对方坠入情网；（2）游戏爱类型的人视爱情为游戏，爱情的关系短暂，经常更换对象，承诺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几乎看不到；（3）同伴爱类型的人感情发展细水长流，平静而祥和，通常刚开始时都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后来才慢慢从相知友谊发展成爱情；（4）现实爱类型的人选择对象以理性条件的考虑为主，诸如教育背景、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5）占有爱类型的人占有欲和嫉妒心强烈，关系也有如风暴，起伏不定，对方一点爱意的表示就会让他狂喜，一点点降温或关系出现点小问题就痛苦不已；（6）奉献爱类型的人与占有型相反，愿意为爱人完全付出自己，关心对方、爱对方而不求回报。美国心理学家Hendrick和Hendrick（1986）根据Rubin和Lee的理论，编制了爱情观量表（Love Attitude Scale，LAS），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确有6个维度，验证了Lee的理论。此量表被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广泛使用，证明爱情观六类型有较强的跨文化适应性（Neto， Mullet， Deschamps，
Bartos， Benvindo， Carmino， et al.，2000）。
很多研究中涉及性别差异时，sex与gender常常混用，但二者区别甚大，sex指生理性别，而gender指的是心理性别或社会性别，即男性和女性都具有社会文化认同的人格特征（郭永玉，2005）。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学者将男女性别角色特质视为单一维度上的两端，认为男性化特质高者相对的女性化特质必然低，反之亦然。后来的学者则将男女两种性别角色特质视为互相独立或相关很低的特质，它们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很多研究都发现，兼具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双性化者的性别角色行为较具有弹性，可以根据情景的不同而表现出男性或女性角色行为，因此较容易获得人际交往的和谐与各方面的良好适应（Bem，1975）。我国大陆学者近几年才修订了性别角色量表，有关性别角色的相关研究较少，多数研究者习惯以生理性别（sex）作为自变量探讨与因变量的关系，等于预先承认了所研究的因变量是由生理差异造成的。
许多性别角色与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双性化者的亲密关系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者，而未分化者最差（Antill，1983；Bailey，
Hendrick， & Hendrick，
1987；Davidson，& Sollie，1987）。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由于双性化者会受到社会期待人们表现与性别相符的性别角色行为的压力，且当本身的两种性别角色无法统合或转换不适应时，可能使其感受到比其他性别角色类型更多的角色困扰（李美枝，钟秋玉，1996）。在爱情关系方面，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尚缺乏使用标准化量表的爱情观研究，使得这一问题具备了深入探究的价值。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性别及性别角色的分布及其与爱情观之间的关系。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原则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三地的师范类高校以整群取样和个别取样结合的方式对98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收回问卷907份，回收率92.08%；剔除没有回答完整及不认真填答的问卷72份和未通过检测题的问卷13份，共得有效样本822人，占90.63%。其中男生330名（占40.1%），女生492名（占59.9%）；平均年龄21.23±1.57岁。
2.2 测量工具
2.2.1 爱情观问卷
采用Hendrick夫妇（1986）编制的爱情观量表，参考我国台湾学者张志成（2005）的译本，根据内地语言习惯对个别语汇进行了修改。该量表包括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7个题项，共42题。被试根据题项所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采用Likert五点计分。各分量表总分即反映被试的爱情观倾向。此量表的编制者Hendrick夫妇（1986）报告其6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2～0.84之间，重测信度在0.60～0.81之间；效度方面，6个因素共可解释44.2%，因素负荷量介于0.33～0.83之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使用此量表时进行的信、效度检验结果与之接近（张志成，2005；吴昭仪，吴丽娟，2005）。
2.2.2 性别角色问卷
选用钱铭怡和张光健（2000）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包括男性正性量表、女性正性量表、男性负性量表、女性负性量表以及中性干扰量表共5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20个题项，共100个题项。题项均为描述男性及女性特征的形容词，顺序随机排列，回答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采用Likert五点计分。
2.3 数据收集与整理
问卷的施测采用团体施测和个别施测两种方式。团体施测以班级为单位，主试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个别施测以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自习室、寝室等场所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两种施测方式分别发放问卷585份和400份。
采用SPSS21.0建立数据库，进行卡方检验、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总体情况
爱情观量表的6个分量表、性别角色量表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总分均大体符合正态分布。爱情观6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46～0.69之间，男性化与女性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0和0.88。爱情观量表中浪漫、游戏、同伴、现实、占有和奉献爱的平均得分依次为20.11±3.17、18.77±3.55、23.69±3.88、22.14±4.20、22.66±3.79、25.07±3.83。
3.2 性别与性别角色
性别角色类型的划分采用Spence（1993）的中位数分类法，即找出总样本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中位数（分别为119.5和129），男性特质高于中位数、且女性特质低于中位数的为男性化类型；男性特质低于中位数、且女性特质高于中位数的为女性化类型；二者皆高于中位数的为双性化类型；二者皆低于中位数则为未分化类型。被试中各性别角色类型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如表1所示。
经卡方检验，本研究中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相比，不同性别的性别角色类型显著不同，χ2（3，822）=26.254，p
3.3 性别、性别角色与爱情观
根据Anderson（1986）对性别角色数据分析方法的建议，首先计算男性化得分、女性化得分与爱情观6个分量表之间的相互关系（见表2）。可以看出，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浪漫爱、游戏爱和奉献爱均有显著正相关；女性特质与游戏爱显著负相关，与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显著正相关。虽然性别角色特质与爱情观之间显示出一些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应该注意的是，其相关系数值均不高（0.095～0.227），这可能是受样本量较大的影响。使用方差分析进一步验证性别、性别角色类型与爱情观的关系。
4 讨论
4.1 性别与性别角色的分布
我国大陆学者以大学生为样本的性别角色研究发现，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性别的性别角色类型差异显著，男性样本中的双性化类型最多（钱铭怡，张光健，2000；杨玲，王雄雄，2005）。本研究总体样本中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女性样本中女性化类型最多，与钱铭怡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男性被试中的男性化类型最多，未分化类型其次，结果与上述研究并不一致。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取样的地域在东北地区，样本以东北人为主，东北男性的性别角色中可能男性化更突出，即所谓“东北爷们儿”。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男女大学生仍受传统性别角色观的影响，男性更多男性化，女性更多女性化。当今社会对跨性别角色者的态度愈渐宽容，现实中存在着男性女性化者相对于女性男性化者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而具备男性特质的女性在社会竞争中更有优势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都是十分值得心理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2 性别与爱情观
我国台湾学者研究发现，女生的爱情观比男生具有更多的现实成分（董福强，2004；吴昭仪，吴丽娟，2005），而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浪漫爱、游戏爱和奉献爱（卓纹君，2004）。本研究发现，男性样本的浪漫爱、游戏爱、同伴爱、占有爱和奉献爱都显著高于女性样本，只有现实爱得分略低于女性样本。显示出男性比女性在感情上更倾向真情的投入，情感表现较女性浪漫、热烈，也较勇于付出，而且带有游戏性，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类似。男性在求偶过程中一直扮演主动的角色，而女性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多半扮演被动等待与抉择的角色（李美枝，钟秋玉，1996）。这个现象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从生物演化的机制上说，男性生物遗传的生理机制表现为明显的性需求和繁衍后代的任务；二是从社会文化的角色期许上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追求往往需要冲锋陷阵般的投入与付出，才有赢得美人芳心的可能。
4.3 性别角色与爱情观
本研究发现男性化特质与浪漫爱和游戏爱显著正相关；女性化特质与现实爱和占有爱显著正相关、与游戏爱显著负相关；两种性别角色特质都与奉献爱显著正相关。男性化者较女性化者更倾向于游戏爱，而女性化者更倾向于现实爱和占有爱。可见中国大学生的爱情观仍多少反映出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期许，“大丈夫何患无妻”式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规范还未完全被“男女平等”的观念取代。
很多关于性别角色类型的研究都显示，双性化者有着相对较好的社会适应和人际和谐水平，有学者认为浪漫爱与游戏爱都是不适应的爱情观，并发现双性化者具有较少的不适应的爱情观，由此认为双性化者会发展出更和谐的爱情关系（王庆福，王郁茗，2003）。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即女性化者在占有爱中显著稍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者，其余未见差异（卓纹君，2004）。本研究中的双性化样本的浪漫爱和游戏爱得分并未明显低于其他性别类型，其浪漫爱的得分反而最高。比较明显的是，男性化样本存在相对较多不适应的爱情观。造成这些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有：（1）所使用的爱情观量表需要根据我国国情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删除或添改不适当的题目；（2）所用测定性别角色的工具不统一；（3）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大学生的爱情观在性别角色上确实存在差异，这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表明，分别以性别和性别角色为自变量得到的，其与大学生爱情观的关系并不一致。性别与性别角色对爱情观的影响不具有交互作用。相对性别而言，引入性别角色变量能够深入探讨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对人们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中性别角色特质与部分爱情观的相关显著但相关系数并不高，虽然使用方差分析方法弥补，但本研究的结论仍受一定制约，有待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在爱情观上，男性接收到的多是诸如“妻子如衣服”这样的信息，而女性则接收到“女怕嫁错郎”的信息，不同的生物性别取向和社会性别角色期许在择偶和婚配过程中的关系不可分割，今后可以对不同性别角色类型搭配的情侣或夫妻的爱情关系及相关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不仅极具理论研究价值而且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董福强（2004）. 高职学生爱情观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高雄：台湾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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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嫉妒心理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面对我国转型期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显得十分乏力甚至扭曲，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是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确立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铲除“福利腐败”、解决初次分配不公问题，成为新时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国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弊端而提出来的，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包含着认识上的偏颇和历史的局限性，已经不完全符合我国基本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并造成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等严重后果。所以，追踪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寻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办法是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初次分配不公：我国再分配制度乏力的根源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敦促个体为联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当联盟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个体能从联盟中获得选择性刺激时，个人理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理性了。“分利联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性，它的行动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动更有效率，这种规模效应能够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
但是，“分利联盟”的这种“有效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分利联盟”往往只求获得自己的更大份额而置社会总体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于不顾。“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等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企业进入壁垒、资金与人才流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分配方案以增加其收入。“分利联盟”的各种寻租活动降低了国家决策效率，延长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时间，影响了整体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重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所谓“制度僵化症”(奥尔森语)。另外，“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还会排斥或扭曲市场价格，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改变社会激励机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政府失效”和“官员腐败”。
在中国，催化“分利联盟”“细胞”裂变的另外两个条件是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权力真空”与“市场真空”同时并存的改革中期以及“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等制度设计缺陷。垄断行业之所以不仅为其职工发放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而且为本行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巨大的垄断福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利用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获得本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福利腐败”所具备的“腐败”主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享受”人群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的不正当性等特征基本符合“分利联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它是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它不但以均摊的形式侵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转嫁福利成本增加公众负担，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腐败的延伸和缩影，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用。
基于上述“福利腐败”的特征、危害及其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也无力消除这颗毒瘤的，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三、政府责任：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瓶颈。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市场发育还不成熟、体制建设还不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市场本身显得力不从心，以收入差距悬殊为外在形式的分配不公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整体社会经济空间，而且有加速蔓延之势，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政府的再分配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基础。因此，要依靠政府力量整顿初次分配秩序，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该插手管理的地方没有管理，不该插手干预的地方却干预过度，造成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也造成了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摒弃那种认为“微观经济领域交由市场，宏观经济领域交由政府”的错误理念，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从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平衡劳资利益，建立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全国统一的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存在诸多的人为设置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人岗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信息的流动，推动劳动力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自由流动，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逐步提高分配率，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使低端劳动者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面健全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强化集体谈判、劳动参与分配的力量，从而真正建立起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机制，保持国内劳资关系的长期协调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西部大开发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分配过程中，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西部倾斜，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