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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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国家发展战略的利弊
世界银行 布莱恩・莱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福山
“发展战略：治理与增长的综合”
《比较》2011年第4期
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一个多维现象，且发展的不同方面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彼此关联。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国家发展事务时需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法战略性地思考实现目标的途径。
战略性思考意味着优先与排序，优先实施有利于之后目标实现的政策。然而，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很少以这种方式思考。不同的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把自己所专长的领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本文提出的发展战略有五个维度：经济增长、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构建、法治和自由民主。这五个维度就其本身来说又是发展的目标，且大多可以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没有社会发展的时候依然可以实现增长；没有国家能力或民主，也可能出现社会发展。还有第六种对增长十分重要的无形要素，即国家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不同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先后取向。注重国家能力建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变革型治理的拉美及非洲部分国家；“刚刚足够的治理”，以增长作为切入点的孟加拉国、肯尼亚、泰国等；自下而上的发展，公民社会作为切入点的乌克兰，它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都各有利弊。但依旧有一些普遍的原则可供其他转型国家参考，除了重视战略思考，对发展目标的厘定也十分重要，这些战略性的考虑要优先于具体的政策选择。
不同的发展路径被一国独特的历史环境所影响。由于这些因素的复杂性，故很难通过直接的实证进行验证。但阐明多个动态性顺序，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它们的选择可能会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渐进式和非渐进式变革的不同偏好而不同，是未来对治理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制度制度的演化
斯坦福大学 阿夫纳・格雷夫
博科尼大学 圭多・塔贝里尼
“文化和制度分化：中国与欧洲的比较”
《比较》2011年第4期
在历史过程的逐渐演变中，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依靠外部（正式和非正式的）执行制度和内在动机的不同组合以应对这个挑战。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常重要。一些社会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执行及其所构成的群体内部的道德义务，而其他社会则更多依赖正式的执行和面向全社会的普适的道德义务。
通过比较中国的宗族与欧洲的城市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宗族形式削弱了对正式制度的需求，而这种传统的宗族形式就有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而在欧洲，普适道德加上10世纪以前血缘团体的缺乏，导致其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增加了对正式制度的需求。
之后西方的崛起带来了对中国传统的强烈冲击。然而，尽管制度改变了，文化特性却继续存在，影响了现代中国制度变革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正式制度的建立受到外来冲击，但非正式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影响了中国的制度变迁。
观点
加拿大置身危机之外
罗格斯大学经济系Michael D. Bordo等
“为什么加拿大没有在2008年遭遇银行业危机”
NBER工作论文 17312号
2008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包括欧洲等多个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都产生了巨大冲击。然而，加拿大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加拿大躲过了多次世界级的经济危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加拿大没有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借款国提供贷款援助时，通过交叉设定贷款条件强化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依交叉条件设置方式不同，可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其中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条约性质的贷款条件获得了法律约束力。中国应未雨绸缪，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实体内容与设定程序改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
贷款条件，一般理解为贷款方在向借款方提供贷款时所设定的条件，具体包括贷款的使用途径、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究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对于发展性的国际组织而言，在保障贷款安全的同时，还着眼于贷款的功能性，即通过对贷款有效的、正确的利用，促进借款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金融援助活动中，贷款条件（loan conditionality）构成其核心要件，频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正式文件中。
然而，何为“贷款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未对其进行过正式的、官方的定义。Goseph Gold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进行分析时指出，贷款条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成员国按照组织协定的宗旨和条款的方式利用组织贷款而应遵循的政策[1]。笔者以为，从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组织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其为保障贷款安全与功能实现的限制性政策；从借款国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借款国对国际金融组织所作出的一般性承诺。
学界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相对较多（注：仅以国内研究为限，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主要论文有：徐崇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J]中国法学，1999（5）；温树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改革的法律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6，（4）；鄂晓梅.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法学评论，2002（5）；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研究：以阿根廷为例[J]国际金融研究，2005（11）；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与案例[J]国际政治研究，2005（4）。相对而言，研究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论文较少，主要有刘音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保山学院学报，2010（1）；方长荣世界银行非自愿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2002（2）），相对而言，对有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交叉条件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注：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论文涉及到贷款交叉条件，但均未展开深入分析。目前相关的专题性论文仅有Sidney Del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 World Development，Vol. 16，1988：557-568； 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Some Legal A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s，Vol. 23，1989：651-675.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付诸阙如。）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界限的日渐模糊，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两者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援助的活动不断增加，贷款交叉条件出现的频率也日趋频繁，因而对借款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在日益深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现阶段暂无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需要，主要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但并不排除未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应用于我国。对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以便为我国在面临贷款交叉条件时提供应对之策。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类型分析
有学者指出，贷款条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术语，不具有规范性，只是对客观现实和事实状态的描述而已[2]。相较贷款条件，贷款交叉条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模糊、混沌。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未在正式文件中对贷款交叉条件进行过定义。
一般认为，贷款交叉条件是指贷款方与借款方在贷款协议中规定，如果借款方未能遵守或履行另一贷款方在另一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时，则视作借款方未遵守本贷款协议。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中，贷款交叉条件主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文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某一借款国的贷款条件，并将借款国遵守或履行该贷款条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借款国未能符合上述要求时，世界银行则拒绝提供贷款。依据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文件中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引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贷款交叉文件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一）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在决定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以该借款国是否遵守并实施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为必要的前提，否则该国际金融组织将拒绝提供贷款。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下，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注：政策性贷款（policy-based lending），是世界银行用于帮助借款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国内政策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资金短缺问题的短期贷款，旨在实现借款国的宏观发展目标。与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的贷款周期较短，贷款资金的支付程序也较为简便。）时，世界银行要求该借款国必须首先或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并必须首先或同时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才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反之亦然。有学者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列举，指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产生于如下四种情形：（1）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拟提供的贷款或者既有贷款款项的支取行使或试图行使否决权；（2）双方达成正式的协议，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不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贷款或其他相关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3）双方达成正式协议，规定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停止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先前同意的贷款或安排；（4）根据双方之间的安排，一方的官方行为，尤其是宣布借款国丧失向本组织借款的资格，可同时导致该借款国无法获得另一方的贷款[3]。
在贷款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备用安排的方式向借款国提供贷款。在备用安排方式中，借款国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意向书，并就为取得贷款资金拟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确定，并以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决定提供贷款的条件。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中，贷款条件系由借款国单方面提出并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后确定，借款国主动在意向书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极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商过程中添加该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不太可能产生贷款交叉条件。相对而言，由于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要求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因此可能会出现贷款交叉条件。如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贷款时，在贷款协议中设置的贷款条件之一，即是要求牙买加政府必须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获得一定额度的备用安排[4]。
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须符合如下三个要件：首先，贷款交叉条件系由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考虑向借款国提供结构调整贷款时所设定，其目的在于实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安全的交叉保障；其次，贷款交叉条件应包含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协议中，构成贷款协议的正式条款之一，从而确保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再次，贷款交叉条件应明确提及借款国与基金间备用安排所设定的条件。如果贷款交叉条件仅仅提及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而未将其作为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则不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二）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在实践中较为少见，目前仅有一例，即前已提及的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的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获得贷款的先决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采取非正式的、隐性的贷款交叉条件。
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表示对对方的贷款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在不存在正式协议安排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自、独立的贷款决策导致同样的贷款条件的设置[5]。与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相比，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下，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对本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及是否提供贷款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以政策框架文件（Policy Framework Paper，简称PFP）为例，借款国在贷款申请时应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同时提交PFP并进行磋商，并最终交各自机构的执行董事会批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应首先就PFP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文件的发展性与结构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参考世界银行的评估结果对PFP进行讨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必一定接受世界银行的意见。
从理论上讲，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包括如下三种方式：（1）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式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进行非正式的最后磋商，并就贷款条件的设置达成一致。这种非正式的磋商被认为是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性贷款交叉条件[4]。在这种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设置过程中，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是通过与借款国的磋商，说服借款国接受其贷款条件。如果借款国不予接受，则两个国际组织均无法在贷款协议中添加其贷款条件。即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拒绝贷款，也不会明确将借款国未接受或执行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条件作为拒绝提供贷款的理由。（2）相互依赖性的、间接的、非正式的经济性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某一借款国的贷款申请设置了类似的贷款条件。（3）非正式的、间接的、金融性的贷款交叉条件：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是通过商业银行、区域性发展银行、双边或多边的贷款方等其他参与方，在多方间形成错综复杂的贷款交叉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某借款国未遵守其贷款条件，则其他商业银行可能降低对该国的信用评级，并将银行业务撤出该国，从而可能影响到借款国的的经济状况，进而可能影响到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提供。再如，世界银行可能影响商业银行对借款国信用度的判断，从而导致借款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下降，进而影响到该国的信用政策和外汇储备，最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继续支持该国的项目贷款产生负面影响[6]。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分析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性质
如前所述，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一国际金融组织所设定的贷款条件对另一组织的贷款行为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条件上的重合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联系。因此，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并不具有在法律上进行讨论的必要。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会对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设置以及贷款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
Richard Edwards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银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备用安排或延期安排中对借款国的结论作为是否向该国发放贷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批准该项贷款前，贷款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无须再在贷款协议或担保协议中作出特别约定[7]。Nicholas Kremmydas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或者其他类似安排并非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条件，而是先决条件（precondition），因而无须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对此予以明确[8]。普遍的观点是：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置的贷款条件构成世界银行是否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或发放一次性贷款或后续贷款的先决条件。
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基金的备用安排以及其中所设置的贷款条件，被认为是世界银行促进成员国采纳并执行结构调整贷款项下成员国规划的必要矫正措施。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将其设置为贷款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该成员国规划的成功实施。可以认为，这种先决条件构成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延展，也是弱约束力的基金贷款条件借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实现“硬化”的方式。
在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中，成员国应首先就贷款申请事宜与世界银行进行预磋商，并在磋商的基础上提交“发展政策书”（letter of development policies），表明其执行经济发展规划的意愿，以符合结构调整贷款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提出的经济调整规划与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设定的贷款条件相近。发展政策书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是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政策书中，借款国需阐述引致此次贷款申请的特殊情况、政府的发展目标，以及拟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以表明其克服本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等内容。世界银行对发展政策书进行审查，如审查通过，则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
发展政策书的法律性质与意向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不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间的国际性协议，在意向书基础上产生的备用安排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9]。相对而言，发展政策书与在发展政策书基础上达成的贷款协议，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有学者指出，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时，在发展政策书中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为获得贷款而实施这些规划的意愿，可视作成员国向世界银行发出的要约，而世界银行接到成员国的贷款申请后与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对磋商后达成共识的贷款条件表示接受，则视为世界银行作出的承诺[8]644。借款国与世界银行在共识的贷款条件的基础上签订贷款协议，如借款国未能遵守贷款协议，则应视为违反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借款国未能履行或实施贷款协议中作为交叉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这一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构成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对借款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合法性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在其成立协定中提到应与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规定，世界银行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任何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涉及贷款申请或担保事项时，世界银行应适当考虑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意见与建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有相关规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0条规定，基金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负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对各自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职能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1条，世界银行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促进私人投资尤其是国际私人投资，鼓励通过国际投资以发展成员国生产资源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着眼于借款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管理，旨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短期贷款以促使其尽快恢复收支平衡，促进贷款资金的迅速回笼以满足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具体到贷款方面，世界银行旨在通过项目贷款为具体项目的建设提供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提供短期贷款以解决成员国短期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两者在贷款事项上存在明确的界限。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业务的调整，两者在贷款事项上逐渐出现重合。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拓展政策性贷款业务，推出结构调整贷款等非项目贷款业务，旨在为借款国填补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资金短缺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在提供调整贷款时，对借款国设置的贷款条件包括债务管理、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统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世界银行之所以将贷款业务拓展到调整性贷款领域，是因为世界银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贸易限制、通货膨胀等短期经济平衡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进言之，后者问题的解决构成前者目标实现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其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性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与出口的稳定增长，相应的贷款条件也逐渐转向以基本政策改革、部门平衡和长期调整为特点的“供给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增收对平衡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作用[10]。
两者职能重合的区域越多，意味着两者在贷款条件方面进行交叉设定并借以实现交叉强化的空间更大。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以交叉强制守约的方式强化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各自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有利于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与有效利用。
但是，细究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法性依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在有关贷款条件条款中，均未提及贷款交叉条件，这表明贷款交叉条件的设定与实施缺乏正式的国际法依据。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第b款规定，世界银行在对贷款申请作出决定时，如果有关事项直接属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该国际组织的参加者主要为世界银行各成员国，则世界银行应对该组织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但该款仅规定，世界银行应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并未规定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应受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的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如果在贷款协议中设置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可能导致其违反国际法。反之，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并未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或其他事项中应该考虑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意见与建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设置贷款交叉条件表示反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9年协定中对两者的职能分工进行明确时指出，两者应避免在贷款协议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11]。
即使如此，就目前而言，尚很难一概而论贷款实践中贷款交叉条件的设置存在违反国际法之处。究其原因：
1. 宽泛的协定条款预留了贷款交叉条件存在的空间
基金在贷款业务中主要采取意向书或备用安排的方式，其中所提及的目的与政策主要源于经济学意义，这使得基金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基金协定》第5条的“收支平衡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收支失衡本身，还包括其他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目标，如通货膨胀、就业问题、贸易限制等。《基金协定》第1条所设定的宗旨含义也较为广泛，除明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外汇稳定、收支平衡方面的职能外，还规定基金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因此，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借款国设定的贷款条件或业绩标准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收支平衡范畴，只要该行为旨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或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政策目的，都可以认定其行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所设定的职能范围。根据国际法院在“经费案”中确立的目的解释方法，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的目的解释可以将设定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行为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合法范围。前已提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对世界银行宗旨的规定较为广泛，兼之发展性宗旨与短期国际收支平衡间的关系，世界银行的宗旨除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外，还涵盖推动会员国的经济调整计划以解决其短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鉴此，世界银行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作为成员国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符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规定。
2. 贷款条件合法性的解释权在于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29条，成员国与基金间或成员国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异议时，应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成员国如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有异议，可以在裁决后三个月内要求将该异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由理事会的“解释条文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Gold指出，鉴于基金有权对协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可以推断出基金有隐含的权力对自己的决议进行解释[12]。世界银行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解释办法的规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相同。根据《协定》第9条，会员国与银行间，或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争议时，应即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不满的，会员国仍可要求将争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
有关贷款交叉条件的决议合法与否，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设定决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或世界银行理事会手中，这使得本组织的有关决议被认定为越权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
三、我国应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对策
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实践中使用交叉条件引发许多争议。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硬化，而贷款条件内在的合理性缺失，导致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理性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所捆绑的条件，其政策出发点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地理、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偏袒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未能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无视发展中国家逆差的结构性、长期性和外部性，强令它们实行紧缩性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1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呈现出从单纯注重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到重视结构性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转变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体制的改革，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贷款条件，以及贷款条件中所附加的非经济措施包括人权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贷款条件持反感与戒备的态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附加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进而敦促或催化受援国的政治改革，从而最终攫取该国的部分国家主权[14]。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也面临着严重质疑，总体而言，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贷款条件在借款国国内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贷款交叉条件在强化贷款条件强制力的同时，也使得贷款条件不合理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由于贷款条件的交叉关联，借款国如果不能满足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它们不仅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也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因此，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急需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地位，只能接受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贷款条件：从短期来看，有助于防止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恶化；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然而，上述争议并不影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借款国提供贷款时使用贷款交叉条件的频率。有研究指出，近1/4的调查国在接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被迫接受了同样的私有化条件。
目前，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较多。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利用世行贷款2010-2012财年世行贷款备选项目规划，贷款总规模高达53.94亿美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林水）、交通、能源及节能减排、城建环保、社发及其他领域[15]。从短期来看，我国尚不存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的必要性。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改善[16]。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状况，至2010年3月已经达到24470.84亿美元[17]。因此，世界银行在对我国贷款协议中暂时不存在贷款交叉条件的情形。但我国并不排除未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适用，因此我国应未雨绸缪，注意到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具体而言，针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我国可采取如下对策：
1. 推动贷款条件内容的实质变革。目前贷款条件主要强调通过外部压力对借款国的国内制度与组织机构进行大幅改革，并将贷款条件与借款国国内人权状况、环保问题相挂钩，往往对借款国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反作用。可考虑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放弃在贷款条件方面的主导权，建立以借款国自我约束为基础的贷款条件，从而使贷款条件更能反映借款国的实际需求，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国问题。
2. 推动贷款条件程序的改革，促进贷款条件制定过程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总体而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应积极推动扩大参与渠道，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贷款审批与贷款条件审批的程序中去。同时，促进建立外部评审机制，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市民社会力量的话语权与活动能力，对不合理贷款条件的设置建立外部约束机制。
3. 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而获得法律约束力。建议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增加相应的条款，对贷款条件引用的法律性质予以补充说明，强调此类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不在于为借款国设定法律上的义务，而是仅仅旨在为借款国提供指引，借款国在获得贷款后即使不实施或履行该交叉引用的贷款条件，也不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注释:
[1]Goseph Gold. Conditionality[R]. IMF Pamphlet Series，No. 31，IMF，Washington，D.C，1979：2.
[2]刘音. 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 保山学院学报，2010（1）：87.
[3]Sidney De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J]. World Development，198816（5）：557-568.
[4]IBRD. Loan Agreement （Program Agreement）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IBRD，Loan No. 1500 JM[R]. 1977：1.
[5]Richard E. Feinber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545-60.
[6]Azizali. F. Mohammed. The Role of the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in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G]//Adjustmen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rab World. IMF，1990：84-85.
[7]Richard W. Edwa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llaboration[M]. 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85：272-273.
[8]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 Some Legal Aspects[J].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1989，23（3）：657.
[9]鄂晓梅. 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 法学评论，2002（5）：39.
[10]Brian Trubit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Options for Aggrieved Fund[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1987（20）：678-681.
[11]IMF. Bank-Fund Collaboration in Assisting Member Countries （SM/89/54，Rev. 1）[EB/OL]. （1989-03-09）http：//imf.org/external/pubs/ft/sd/index.asp？decision=D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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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制度环境；标准无保留意见；银行贷款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受到较强的银行贷款融资约束。fan，wong and zhang研究发现，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待民营家族企业是不公正的，中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向民营家族企业提供贷款[1]。江伟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获得的银行贷款期限更短[2]。本文收集的数据显示：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平均数不足20%，远低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该财务指标值，表明民营家族企业银行贷款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stiglize and weiss的经典论文为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解释[3]。他们认为，在贷款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期望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借款人的还款概率，商业银行不仅关心利率水平，而且关心贷款的风险。如果贷款风险独立于利率水平，在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时，通过提高利率，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自身收益。但是，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将导致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或者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结果是，贷款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为此，商业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也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信贷配给就出现了。信贷配给是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从借款企业的角度看，就是银行贷款难问题。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家族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使得民营家族企业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从而出现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问题。
沿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思路，在会计研究领域，有较多学者研究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孙铮、李增泉、王景斌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会计信息都对公司贷款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饶艳超、胡奕明研究发现，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会计信息非常重视，银行债务契约中许多限制性条款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5]。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本文不赘述。
审计意见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estes and reimer向200多位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无保留意见和违背gaap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做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的“最高贷款额”的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6]。firth同样采用实验研究法，发现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贷款有显著影响。具体研究结论是：（1）无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2）违背gaap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7]。国内杨臻黛、李若山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之于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更低[8]。王少飞、孙挣、张旭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对审计融资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为显著[9]。
不难看出，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不论是理论研究上还是经验研究上，均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这里存在着信号传递理论与披露制约理论之间的论争。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信号显示效应，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够作为一种可信的承诺，向商业银行传递信号，增强其财务报表的可信性，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是，披露制约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披露制约效应，被审企业为了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可能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这样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笔者认为，要研究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应该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来考察，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为此，本文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这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发现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法制环境较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它又具有信号显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法制环境、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从法制执行层面上讲，中国各地区的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区，法制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和比较严格的执行；但是，有的地区，人们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在“软政权”中，法律、制度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10]。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法制环境较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比较高[11]。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好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到尊重与保护，而产权是信誉的基础，这样企业就会比较重视企业信誉，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清洁审计意见），可以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正面信号，即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是高质量的，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非清洁审计意见），亦可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信号，只不过这是一个负面信号，对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将产生不利影响。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差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积极性”，不会重视企业信誉，自然也不会有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披露制约效应相对减弱，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良好的银企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1。
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金融市场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本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总称，是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借贷资金市场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一个系统。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区金融改革程度不同，导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不同。在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比较激烈、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就比较高。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结论是，中国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比较深入，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盈利目的而非政治目的。diamond指出，在金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获得和传递借款企业的相关信息，能够有效地评价企业投资项目的质量，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12]。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企业在相对较低程度上依赖“关系”以获得金融资源，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起主导作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正面信号，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负面信号，不利于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各商业银行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态势。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而政治贷款主要依靠“关系”才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关系”，从而有利于获得银行贷款。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2。
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政府
干预程度、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在制度环境的几个因素中，政府干预这个因素最为复杂，因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很难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它。“无为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是一只无为的手，除了提供国防、治安、法律、制度规范这些公共物品外，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帮助之手”理论认为，政府是善意的，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理论认为，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政府官员不会真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权力越大，政府干预强度越大，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越严重。
诺斯悖论也指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它具有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满足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伴随着侵蚀个人权利来进行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诺斯悖论其实就是对政府的“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一种权衡。
不论政府是“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只要政府强力介入经济生活，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就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对企业不利的信息，唤起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意味着被审企业可以较少披露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缓解贷款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程度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3。
为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强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弱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积极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 因变量。因变量为银行贷款比例（leverage），银行贷款比例=（年初全部银行借款+年末全部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
2. 解释变量。（1）市场环境（environment），分别由以下三个变量构成，法制制度环境指数lawindex。其数值来源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0）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数值①；金融市场化水平指数financeindex，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标数值②；政府干预指数govindex，其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标数值③。（2）审计意见（audit），本变量为二分变量，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1，反之，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为非清洁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0。（3）市场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denvironment* audit），用来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3. 控制变量。（1）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用来控制行业因素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所处行业不同，其银行贷款比例会存在差别。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除去金融行业后，行业为21类，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参照系，设置20个行业控制变量。（2）年份虚拟变量（year），用来控制宏观经济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可能影响。在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低；反之，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强。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是2005—2009年共5个年度，以2005年为参照系，因此有4个年度虚拟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4。
（二）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三个研究假设，本文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上述模型的设计原理是：市场环境较差（法制环境较差、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较强）条件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来捕捉；而市场环境较好条件下，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α3”来衡量。
四、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样本选取
以2005—2009年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全部样本取自国泰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2010）》。根据研究目标，对初选样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第一步，根据“实际控制人类型”字段，保留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的样本，剔除实际控制人是“国家控制”、“员工持股或工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公众持股”、“其他”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自然人之间非血亲或姻亲的样本。个别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公司，自然人人数较多，相互之间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不符合家族企业的涵义，故剔除掉，这样就可以将上市家族企业与一般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
第二步，根据“上市日期”字段，剔除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旧的《证券法》不允许自然人直接持股比例超过0.5%，这项制度安排使得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家族企业被迫采取非家族企业的形式。
第三步，根据“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字段，剔除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不足10%的样本。控制权又称表决权，该数据控制权的计算采用la porta，lopez-de-salinas，shleifer[13]和claessens，djankov and lang[14]的计算方法，即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或若干股权关系链中最弱的一层或最弱的一层的总和。
第四步，剔除st、s*st样本、金融行业的样本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还采用winsorize方法，将1%以下和99%以上的数值分别替代为1%和99%的取值，以剔除极端值对计量分析的影响。这种处理方法与谭劲松、陈艳艳、谭燕等文献的处理方法一致[15]。最后得到731个样本，其中：2005年70个，2006年92个，2007年149个，2008年174个，2009年246个。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贷款比例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19、0.18，审计意见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96、1，三个计量市场环境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9.37、9.07，9.67、9.97，9.42、10.02，这些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比较接近，表明变量的数值分布基本上呈正态分布。
（三）回归结果分析
1. 就法制环境、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法制环境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法制环境越好，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一般而言，从理论上讲，法制环境越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就越高，可以刺激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显然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16]，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越好，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这一现象。（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较好的法制环境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
2. 就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金融市场化在1%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从理论上讲，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可是，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家族企业的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其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只要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的好处就无法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二得到验证。
3. 就政府干预、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政府干预与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关系
，政府表现为一只“无为之手”。（2）审计意见以及政府干预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对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政府干预下，审计意见无足轻重，研究假设三没有得到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进行了重新定义，分别定义为短期银行贷款比例与长期银行贷款比例。短期银行贷款（sbank）=（年初短期银行借款+年末短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可以看出，当因变量为短期银行借款时，尽管相关变量的系数值有所改变，但没有改变正负号，相应的t值有所改变，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或提升④，因此，研究结论不变。
长期银行贷款（lbank）=（年初长期银行借款+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当因变量为长期银行借款时，市场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长期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不适用于长期银行贷款。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
1. 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与企业银行贷款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所在地区法制环境越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反而越低。一般认为，法制环境越好，意味着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越高，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这些都应该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实证研究与理论悖论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银行贷款悖论。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在这方面政府表现为“无为之手”。
2.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处于附属地位，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即无保留审计意见促使企业披露更多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从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3. 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部分抵减了其披露制约效应。
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主要对企业短期银行贷款产生影响，对长期贷款不构成影响，即商业银行在长期贷款授信时不关注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类型。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法制环境的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家族企业的积极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审计意见只有在较好的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下，才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这为政府有关部门完善上市家族企业会计信息监管法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完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保护家族企业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四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地区法制水平较高。
②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金融业的竞争”、“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两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表明该公司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
③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政府规模”五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较低。
④法制环境以及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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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金融结构;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4)-0040-09
一、引 言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已得到大量理论、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支持。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多聚焦于从不同金融结构间的差异入手,来探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种主要类型金融体系对经济体的不同作用机制。然而,此类研究多从跨国层面、转轨国家宏观层面视角来研究不同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而针对那些存在显著“二元经济”分割现象的转轨经济体内部,特别是针对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结构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的研究,涉及得相当少。事实上,在存在“二元经济”分割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区域经济中,厘清差异化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相关作用以及金融体系内在的动态演化规律,对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现实的紧迫需求。
众多发达、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以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经济部门对一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建构都起着相当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且在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起飞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精神创造、示范、扩散和组织、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Kayanula and Quartey 2000,;Mead and Liedholm 1998,; Schreiner 2002)[1]。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必须依赖于有效的金融体系。这种有效的金融体系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依赖以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可以是非正式金融起相当作用的金融体系,甚至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分工协作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一种金融结构与制度安排是否适当,归根结底要以其是否能有效服务于该社会的客观金融需求为评判标准。在我国以区域经济为发展模式的工业化进程中,各农村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内,各乡各镇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发展方式都有较大差异。农村区域金融生态的成长水平并不取决于该地区金融机构的人为简单扩张或收缩,而取决于当地金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形成水平,或者换言之,取决于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仅仅从农村经济中经营传统农业生产农户的金融需求角度来解析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贷约束、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等一系列问题,而忽略了从决定农村金融市场中现代商业性质金融体系能否有效运行的中小微型工商体系视角来进行分析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究竟是以大银行为主,还是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是以集中垄断型的银行结构为主,还是以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为主,厘清这些冲突对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设计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质上,从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主体来看,只有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得以健康地生存、发展和演化。这就是农村金融体系建构的关键性因素。单纯的农户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基于这些事实,本文拟从农村经济中企业体系的金融需求特征入手,从工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入手,通过对中国地区农村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发展的差异性解析,利用解剖“麻雀”式案例研究方法来探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微观层面交易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交互影响因素和机理,进而为我国日显紧迫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建构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解答。
二、交易主体、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适应性互动
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对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究竟哪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特性(Allen and Gale)[2]。以银行体系为主的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在信息收集、风险监管、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替代方面具有优势;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创新企业成长、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一个重要且易被忽略的事实是,高风险、高创新、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高和产品需求不确定性高的经济体系适宜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功能发挥,而以传统轻加工型制造业为主体、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低的经济体系适合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由此,根据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的现实情形来确定适合金融体系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与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相比,在一个不具备信息有效生产、披露、利用的经济体中,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体系在交易成本与资源配置效率上具有相对优势(林毅夫)[3]。换言之,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现代金融制度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的经济体中,由于缺乏信息生产的专门分工,导致信息交易的成本极高,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形更为严重,此时,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利用与企业长期交易所培育起来的互动关系来有效识别企业借款项目与经营情况的风险信息(Guzman)[4]。银行通过与企业建立的长期信任合作关系,存在投入资金和精力去收集所贷款企业风险信息的激励,并把这部分投资费用分摊到一个更长时期内,从而降低每笔贷款的平均信息成本。这实质上就解答了为什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现发展阶段的改革取向只能是以建立地方性专业化商业银行为取向的深层制度因素,而不能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市场跨越。而且,这种长期关系所带来的“锁定效应”可能会给银行对企业信息的掌控产生垄断,进而造成银行对企业榨取“准租金”。所以,经营良好的大规模企业并不会仅仅依赖金融中介机构融资。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现实结果就是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客户只能“锁定”于中小微型企业工商业及小农农户。
以上分析实质上也就揭示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阶段所面临的整体交易主体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交易主
体容易“锁定”于农村地域中小微型企业及小工商户,因此,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风险特征远远大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金融体系,这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单一性。这种情形在发展中转型国家尤显特出。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这种内在滞后型与单一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必然不能满足具有需求多种层次性的农村金融,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农村信贷市场中“信贷配给”广泛存在的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产生一种两难冲突:源于高系统风险的农村金融体系供给不足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需求力度之间的两难矛盾。何以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市场的内在交易力量进化出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收益风险对称机制。高风险对应高收益,农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高贷款的收益指标―――利率来弥补其较高的风险。由此显见,农村金融市场有着利率自由浮动与自由定价的内在需要。
然而,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农村金融政策是限制利率的浮动区间,特别是规定贷款利率的上限,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碍与效率不足。理论研究表明,即使是利率可自由定价的信贷市场中,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也不可能满足所有有效金融需求。Stiglitz andWeiss[5]的经典研究证明:在一个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内,单纯的利率机制并不能满足信贷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出清”,也就是说,即使某些借款者所提出的利率无限大,也不能从银行机构中获取贷款,根源在于这些借款者的风险类别与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可匹配性。这就是著名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信贷配给”现象典型存在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因此,这就需要另一种解决思路的出现。抵押担保机制作为一种最重要的非利率手段就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减轻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美国约80%的小企业贷款是通过抵押担保形式获取的(Glassman, 1982),近70%的工商业贷款使用了担保(Berger and Udell )[6]。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也明文规定所有银行贷款都必须以抵押或担保的形式发放。担保抵押与贷款利率、规模、期限的组合形成了债务合约结构。银行通过这些合约要素条款对借款人进行筛选与甄别,来进行风险与收益的配置。作为最重要的非利率因素,担保抵押与其他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有效手段。从理论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中担保抵押的存在与否影响了相应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这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尤显重要。Bester[7]的研究表明,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信贷合约组合,低风险的借贷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分离和筛选。但是,担保抵押所蕴含的这种有效分离与筛选机制仅仅在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中有效,而在卖方垄断的信贷市场中却可能发生“失灵”现象(Besanko and Thakor)[8]。在信贷市场是充分竞争条件下,由于利率必须补偿成本,高风险的借款人必须支付比低风险的借款人更高的利率。如果其伪装成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的合约,其在竞争市场中由于自身可抵押担保品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抵押,从而被阻止选择低风险合约,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发挥其筛选甄别机制作用。相反,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条件下,银行由于其垄断地位存在向有较高还款能力(低风险)借款人索取更高利率的动力,因为低风险借款人的创利能力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这样可能的结果是低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迫使低风险借款人去选择高风险借款人的合约,因为低风险借款人首要关注的是利率的高低,而不是合约中担保品要求的多少。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中就可能不是一个有用的筛选工具。Bes-ter(1987)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借款人可担保财富的普遍不足同样会导致筛选机制的失灵。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交易主体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为主体的中小微型企业中可供高质量的抵押担保物品严重不足,国有银行(主要为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信贷市场中占据绝对卖方垄断地位,而且存在利率管制以及以商业银行法律条文规制下的强制信贷担保抵押要求。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滞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撑的严重不足及农村金融体系中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现实分割。
三、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匹配性的一般逻辑
按照林毅夫[9]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一个经济体金融结构的优劣取决于: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和按要素比较禀赋结构的特性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中企业资金规模,以及生产技术创新程度和产品市场中不确定性等特性的匹配程度,“当三者的特性相互匹配,能够使金融体系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实现最优配置,进而使金融体系能够最大地动员资金,这样的金融结构就是最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安排也必须是与实体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和内在风险特征相匹配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需要一个多层次、金融安排并存的灵活农村金融制度设计。其中,既应该有直接金融也应该有间接金融体系,既有正式金融组织也应该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既要有适合落后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与扶助式金融,也要有适合发达地区完全商业性质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Berger和Udell[10]这对研究组合首次从小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关系性贷款与银行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关关联关系入手来研究银行金融中介的行为选择与效率问题。其研究思路首先从银企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展开,认为存在小企业主银行客户经理(信贷员)银行高层管理层银行股东银行债权人与监管机构的多层委托逻辑链条,同时技术创新,信息基础设施,法制、法规环境及商业环境,市场结构四维外部因素制约着每层委托关系的执行效率。银行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差异影响着信息在这些委托逻辑链条中的传递成本。大规模、多部门科层制银行由于规模经济的需要和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导致委托链条过长,使其擅长于处理基于易于观察、鉴别、传输的“硬数据”(公开的财务报表或资信记录)“交易驱动型”的大企业贷款业务,这就天然地产生了银行对小企业融的资歧视现象;而且,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既包括资信和项目事前审查成本,也包括事后监督、控制、再谈判成本,这就严重削弱了大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动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从大银行融入频率高的
小额资金时,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大,必须采取多级的分支行委托机制,造成审批手续繁杂,周期过长,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征所内含的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率高、周期短、流动资金为主、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融资需求特征不相匹配,因此也就严重削弱了中小企业向大银行借款的动机。相比而言,小型地方性专业银行由于组织机构设置简单,能够通过减少“软信息”传递所需的委托层次,减少管理层对客户经理的干涉,通过银行业务流程中的相关信息和小企业主与客户经理建立长期信任合作关系获取的有效信息,来监管贷款实施中的风险,以达到降低或缓解小企业中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目的。由此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着眼点应放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的作用上去,同时作为客户和银行放贷决策者之间的信息连接者―――客户经理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得到足够全面地认识。事实上,我国很多农村基层银行机构对信贷员的监管、激励机制的普遍严重缺位,加剧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迫使银行贷款行为更多地依靠可抵押担保要求。
从市场竞争本身的功能来看,一般地研究认为,垄断的、银行集中度高的金融体系通常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相反,充分竞争、银行集中度低的金融结构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DewatripontandMaskin, 1995; Guzman et al)[11]。然而,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并非充分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始终如一的有利于信贷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经济增长(Cetorelli and Gambera)[12]。特别是对处于资源有限的“二元”农村经济起飞阶段,竞争分散型银行结构体系可能反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实施,从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正如我们以上分析的结果表明,针对农村金融市场中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有效贷款方式来说,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可以缓解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缓解相对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现象。一方面,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可以通过主动选择利率水平和抵押担保要求组合,通过和借款者的长期交易关系,达到对不同类型借款者进行有效的甄别和筛选,降低了信贷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另一方面,适度垄断的银行结构能有效地减少银行业的过度竞争,有利于成长阶段中小银行的生存、发展,减少金融不稳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经济的起飞阶段,只有当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适应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资源基础和金融生态才能形成,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健康的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单纯的小农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Carlin和Mayer[13]的研究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建构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他们发现,在OCED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银行集中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当这些国家进入技术创新发展阶段后,银行集中度却和经济增长转变为负相关关系:银行集中度越低的国家R&D支出份额越高,依赖外部融资的高技术、高创新部门增长的也越快。这就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发:对于经济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该实施垄断性银行结构体系;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初级完成阶段、转向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创新型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实施适度竞争性银行结构体系;在农村经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非正式金融逐步被正式金融所替代,现代多元化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体系就应该成为主导力量。农村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特性见表1。
四、微观层面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匹配性:来自江苏农村地区的案例调查
为了验证我国现实农村地区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差异、不同特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对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采用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调查分析方法来进行对比研究,从作为供给者的金融机构和作为需求者中小企业双方的微观需求特征两方面入手来剖析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内在机理。
考虑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我们选择两个自然禀赋相同、初始发展条件相似、地理位置较接近,但是近年来各方面发展状况具有显著差异的乡镇来作为本文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形式来获取第一手实证材料。
(一)对两地区金融生态体系的比较分析
从实践来看,戴南地区和戴窑地区金融结构体系已经出现相当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述,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具体情形见表2、表3。
2005年工业产值达180亿元,占全国不锈钢产品销量1/6的戴南不锈钢制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归功于根植关系型社会资本网络的专业化销售商网络和销售市场的核心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某个个人“偶然”发现了不锈钢产品的市场贸易机会,通过“亲帮亲、邻带邻”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散布全国各地的专营不锈钢产品的专业销售商。资本积累、销售渠道的掌控和先入利润的存在激发了贸易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移,由产业集群初以低级原材料、简单技术产品为主,发展到如今40多个产品系列,1万多产品, 2000多家企业,产业链延伸充分,专业化分工细化,大企业为核心,小企业紧密协作,具有初步自我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能力全国第一的不锈钢制品生产网络体系。正是以小企业和专业销售商为主工商业体系的兴起,一方面为竞争性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和金融资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处于不同发展生命周期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成长特性,不但其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战略目标函数存在差异,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财务平衡状况、风险特征、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所决定的差异化风险和收益特征也就内在决定了直接和间接金融分化、大规模多元化银行和地方性专业化中小银行分化、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分化。与戴南地区不同的是, 50公里之隔戴窑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体系却呈现完全不同情形。正式金融体系处于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单一垄断性银行结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金融资源的“抽水机”,非正式金融体系多发生基于互质的友情借贷和民间高利贷形式,而且在出现几起携款逃债事件后,民间信用体系受到根本性地打击,非正式金融出现萎缩和担保抵押要求倾向。仅从这一点可看出,非正式金融有着信用实施和监管的天然弱质性,经济发展的必然内在要求正式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戴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生产、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苏北最大的米加工产业集群)三分天下的格局, 2005年工
业产值1. 9亿。但总体上来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风险特征决定了该地区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内在风险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于工业发达的戴南地区的金融生态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进而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根本不同于戴南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
(二)为了更深入从农村金融市场中交易主体微观层面来寻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金融多样化、多层次化需求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关键性影响,在江苏发改委和当地行业协会协助下,我们设计且发放了针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其中戴南镇发放了100份,戴窑镇发放50份,收回率100%。基本结果见表4。
综合WTO对微观金融服务的界定,在主要考虑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具体情形,我们从产品、质量、数量、期限、价格等五个方面的主要要素上来作为考察信贷市场交易主体―――中小企业体系的需求动机及需求结构差异,转而剖析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现实金融需求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进而揭示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处于不同产业升级特性不同规模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不同产业结构差异对农村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机理。一般来说,需求要素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不同区域企业体系的核心影响因素,一旦某些需求要素形成区域企业体系的需求核心,它并决定了区域整体交易主体金融需求的基本特征,同时就成为农村不同区域金融结构体系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演化路径的内在决定因素。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戴窑地区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可担保、抵押要求(100%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数量和期限限制(92% ),社会关系(90% );戴南地区企业体系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数量和期限限制(96%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资信要求(资信评估等级、经审计的财务报表)(92% ),可担保抵押要求(92% )。从这两个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产业升级需求、企业技术创新要求完全处于不同阶段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核心需求要素对比来看,既存在相似点,也存在差异点。(1)贷款数量和期限限制,手续繁杂、周期长,可担保、抵押要求是两地区共同最敏感、最不满意的三个要素。这深刻反映了国有银行为主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信息处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且,这三个要素在两个地区的重要性排序有所差异,又反映了这些要素对于两地区的阻碍效应存在显著差别。戴窑地区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规定所有企业、个人借款都必须至少两个以上的担保人,而且除了具有商业性质店面房外的其他任何资产不可作为抵押物,因此可担保抵押要求是该地区最不满意的金融要素。过分强调金融机构贷款可抵押担保要求表面上来看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安全性,实质上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征信体系与信用制度缺失以及金融抑制政策对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扭曲效应,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大多数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中根本不重视通过建立与小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来获取小企业经营状况的“软信息”,以此来缓解小企业信贷配给产生的根源―――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相反却过分依赖于严格的可担保、抵押要求来逃避其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监管信息的自身职责。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起飞阶段的经济体中垄断性质的银行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金融中介体系中的强制性担保抵押要求却会降低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正负效应相抵,可见,在戴窑这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农村区域所实施的严格可抵押担保要求,事实上是破坏农村金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低交易成本的信息获取通道是现代银行组织结构设置、治理机制设计和激励、监管手段配置的核心目的,根据小企业信息特征,贴近市场、机构设置简单、委托链条短、而且擅长于利用“软”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的专业化地方性中小银行、社区银行及各种中介机构(如动产质押中介公司),是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取向。僵化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和监管制度外在体现在繁杂的贷款审批手续、过长的审批周期以及严格的数量限制和期限要求,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特征和要求严重背离,是形成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
从戴南地区的情形来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可担保、抵押要求出现了多样化、多形式、灵活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可担保抵押品要求转向小企业的动产、应收账款、各种票据的抵押质押,甚至企业主个人财产。而且,银行机构不能再仅仅依赖与小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所产生的“软信息”来作为甄别、筛选信息的有效通道,开始重视企业所提供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资信评估报告所内涵的“硬信息”,通过对企业“硬信息”的掌控和各种技术分析手段来作为放贷的依据。此时,现代纯粹商业性质金融体系的运作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客户群落,多层化、适度竞争的金融体系就有了生存、发展的产业基础,而且为金融中介主导的金融体系向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并存的金融生态群落的过度提供了内在动力机制。戴南地区现阶段的产业集群正处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阶段,预计2008年产值达650元,其中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据测算累计就达150亿元,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风险、持续高投入的项目急需上马。从银行体系本身的风险识别与处理功能来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与银行机构的内在能力并不匹配,这就为私募基金、风险基金、天使基金等多样化金融组织的出现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银行中介机构为主的单一金融体系并不再完全适应此阶段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建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适度分工、多样化多层次金融组织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就成为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现实取向。
(2)相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社会既没有为现代商业金融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工业和产业基础。小农经济所蕴含的简单循环再生产和农业生产天然的高度不确定性无法覆盖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匹配,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连接分散的资金剩余者和集中的资本需求者,有效地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就难以适应萌生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内核的金融需求服务(张杰[14])。这种根植于“圈层”社会结构和有限金融资源的金融服务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和声誉机制所形成的熟人担保机制,这种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担保机制就成为小农经济社会中金融体系的最有效的担保抵押机制。这就是对依然小农经济和农业相关产业为主戴窑地区的调查报告中,社会关系要素成为最敏感、最受重视的区域金融生态要素之一的内在原因。
(3)从这两地区的调查结果来看,民间金融与
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补或相互替代关系。民间金融包含无组织、基于友情互质借贷和有组织、带有商业性质借贷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基本形式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交易主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要素特征下,有着不同的作用范围和规制渠道。在农村经济发展初期,小农经济特有的“圈层结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状态还没有解体,这种特殊的社会信任结构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建立,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了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张杰)[15]。这种金融生态环境实质上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状态,同时也深深影响了起飞阶段农村正式金融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可能的治理、组织和制度设计安排。一方面,按照熟人社会所能最大的辐射地理圈层范围―――乡镇为单元,潜意识地以“一乡一信用社”模式来设置正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依赖于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担保机制来作为控制对金融交易主体―――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型企业借款风险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农村经济的工业化起飞冲击下,这种“圈层结构”所蕴含的关系型信任机制极易受到了挑战。某个利用熟人社会“圈层结构”融资的商人或企业家破产偶然事件(而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小农社会中,这是必然事件),会严重损坏嵌入在关系型信任网络中的融资通道。我们对戴窑地区的实地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正是2003年发生的两起借款人携款逃跑事件,极大削弱了民间金融体系的运作,民间借贷数量严重收缩,迫使民间借贷也倾向于担保和抵押要求。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作用机制天然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体系的替代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相比而言,工业发达戴南地区的民间金融却呈现组织化、公司化、层次化、规制化的良性发展局面。戴南地区组织化民间金融的兴起,一方面是其经济发展工业化趋势及其金融交易需求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与当地所实施的潜在宽松金融自由化政策不无关系。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在农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金融压抑就可以控制,其存在和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五、结 论
金融生态是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体系转化和演进的决定因素。金融机构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内在管理、监督、执行机制及金融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着密切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上升的内在平衡。金融生态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生态结构以及经济体中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特性和风险特征所最终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同时也就内在地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演进路径和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我们对江苏两个典型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比较分析,证实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动态发展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由农村金融市场中各交易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由传统小农经济的“理性小农”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理性经济人”转变,由此引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制度的发展,非正式金融逐步由正式金融所替代。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已体现了这一趋势。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经验,呈现典型的微观地区和发展阶段差异化特征,由此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制度、组织机构设计和安排的出发点必然是差异化和灵活性并存。政府在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供给中,必须从我国农村的这个发展现实状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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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 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国经济逐渐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成为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同时，融资难成为相当数量民营企业失败的原因之一。文章分析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却严重滞后，民营企业得到的金融资产所占份额比较小，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目前民营企业融资现状及问题
（一）直接融资渠道堵塞
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体系中，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小资本市场还没有建立，私人权益资本市场连接资本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渠道尚未沟通，长期票据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十分成功的私营企业要想利用上市或发行债券、商业票据融资也极为困难。另一方面，即将出台的二板市场因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将不可能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二）银行贷款期限结构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在现有间接融资体系中，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由于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加上银行担心长期贷款带来的风险，几乎还没有一家银行向个体私营企业真正开放基建和技改贷款科目。因此，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长期资金基本不可能。为了满足长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现有融资渠道根本无法满足个体私营企业二次创业和进行技术改造、开发高科技项目的资金需求。特别是一些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追求更高更大目标时，遇到的资金困难仅靠短期贷款是无法解决的。
（三）非正式金融部门仍是民营企业解决创业和运作资金的重要渠道
基于民营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资金需求的现实，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非正式金融活动便应运而生。尽管监管部门严格限制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活动，对民间“乱集资”活动严加取缔，但民间金融活动的客观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创业资金不是来自正式金融部门的，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很少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自我融资和非正规渠道融资。这些非正规渠道的融资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1.民间借贷。尽管金融监管部门控制严格，但民间借贷市场不仅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十分活跃。由于民间借贷基本保证了每月1%的利率水平，在许多城乡居民都将手中的资金投入到这一市场上，从而保障了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来源。原爱多集团就是由于缺乏技改和生产营运资金，而向国安集团拆借，而最终导致无法按时还款被以票据欺诈罪，导致昔日的标王爱多在一夜之间崩塌。
2.拖欠货款。目前大企业拖欠小企业货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问题相当突出，有的企业甚至全部依靠拖欠占用货款来周转资金。这种融资方式不仅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
3.私募股本。在政府决定设立创业板市场之后，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利用人们抢创业板上市第一批行情的投机心理，以募集股本的方式筹集了不少资金。据估计，这一块的资金量至少有100亿元左右。著名企业家孙大武由于企业发展需要资金，而在银行申请融资无门的情况下，转而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私募资金而锒铛入狱的。
4.相互担保。几年前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比较盛行，但是由于风险很大，绩优企业已经不愿意为他人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在实践中出现了互保加债转股的新形式。即被担保方将企业股权作为反担保品抵押给担保方，一旦被担保方无力还债需要担保企业代偿时，担保方对被担保企业的债权即转为股权。这种融资方式由于需要综合考虑担保企业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尚不普遍。
二、造成民营企业融资现状的原因
（一）所有制歧视仍不同程度存在
据调查，我国除了浙江地区因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使得民营经济得到普遍认同外，其余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个体私营企业的歧视现象。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意识的影响，金融部门的“恐私”心理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反映，同样数额的不良贷款，贷款对象如果是国有企业，银行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是私营企业则可能被司法机关追究。出于对贷款责任的担心，信贷人员在具体操作中就十分谨慎，表现为尽量限制对民营经济的贷款数额，贷款手续繁杂、抵押条件苛刻，对抵押品要求过严、抵押率过低。有的私营企业反映，争取一笔贷款往往要花费多达半年的时间，由此贻误商机的事例不在少数。江苏中大工业集团自有资产5.5亿元，年销售额达10亿元，曾被农行总行评定为优质企业，授予5000万元的贷款额度，但是在操作中农行营业部却仅允许其贷款3000万元。
担保公司和各类基金杯水车薪。目前，上海有私营个体企业34万多家，而近两年来，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技术交易所、创业投资公司以及区县各类担保基金总共只为2000多家企业(含国有、股份制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到20*年初，*市通过各种担保途径获得的融资贷款仅占5%左右，其中小企业所占比例仅为30％。换言之，小企业通过担保途径获得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1.5％。此外，各地普遍反映由于担保基金不能规避自身风险，因而在运行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担保审查、反担保要求等方面都过于严格，手续也相当繁琐。这不仅加大了企业负担，而且往往贻误了商机。
（二）从运作机制上看行政性力量大于市场力量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目前已出台的政策和办法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政府的色彩比较浓厚。在有的地区，由于财政层层出资组建担保体系，贷款甚至需要得到区县镇财政所的审批，由此引出了不少扯皮现象。在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风险投资公司由政府出资组建，政府派人经营，这种运作方式在本质上是违背风险投资活动客观规律的。不可否认的是，在金融体制和融资制度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着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出台担保政策还是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都会使部分民营企业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种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保障的政策不可能是普惠性的。因此，这种做法会形成新的不公平，为政府官员造就新的寻租机会。此外由政府来亲自配置资金，其配置效率必然低下，因为官员或准官员们不可能像私人投资者那样熟悉市场和企业。
（三）从政策构成看缺少战略性、系统性设计
目前，各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普遍存在着缺少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例如担保机构的税收、后续资金注入、风险准备金等问题均未解决，担保机构散布在各个层面而不成体系;搞风险投资则只是拨出财政资金设立基金和成立投资公司，风险资本的市场化筹集机制、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等必需的前后环节尚未建立；《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陈旧，政策与法律多处出现矛盾；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中介机构严重欠缺等等。由于可操作性差，不少政策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从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导致对民营企业服务难。首先，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担负着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大型企业等作为服务重点。而对民营企业普遍采取歧视态度，即所谓的所有制歧视。其次，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注重稳健性、集约性和效益性，不愿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第三，国有商业银行的机制缺乏灵活性。信贷经营体制改革后，上收和集中了贷款审批权，提高了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贷款门槛。
证券市场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重点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融资，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不得少于5000万元、公司经营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改革的政策、从严控制一般加工业和商品流通企业。而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与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相差甚远，自然被股票市场拒之门外。与股票市场类似，我国债券市场也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大部分民营企业不具备发行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的资格与条件。如企业规模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还要求债券发行企业有实力雄厚且信誉很好的机构作担保等等，这一系列条件使很多民营企业“望市兴叹”。
当然，与其他经济形式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抵御风险能力差、融资费用高、金融机构信息搜集困难、贷款的抵押和担保较难实现等融资特点，也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贷款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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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关联 债务契约 市场化进程 民营企业
一、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诸如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资金方面面临诸多瓶颈，这也成为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最大阻力。尤其是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高利贷、跑路现象，都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民营企业自身原因，如抗风险能力差、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等。另一方面可能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有关，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性负担，因而银行机构会优先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民营企业则只能获得更少甚至无法取得贷款。虽然我国也颁布相关政策法规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但很多数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贷款难的问题。关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学术界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能够向外界传递良好的质量信号，可以降低企业进入金融行业的壁垒， 提高民营企业获得资本的能力， 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在我国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少。而且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其它好处，如优先获得政府合同，在企业陷入困境时会受到政府的救助优先获得税收优惠等。政治关联已成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种非正式机制。目前对政治关联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价值及其融资政策的影响，对政治关联与债务期限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来实证检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债务契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资金在企业的正常经营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否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能否正常运转。具有国有背景的银行机构会优先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之我国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其规模一般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发生违约的概率也较大，基于此银行会对民营企业贷款设置较多的障碍，由于贷款期限越长，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也越大，民营企业更不可能获得较长期限的贷款，因而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为严重。如果民营企业能够与政府建立某种联系，企业就能利用这种关系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特别是企业和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时，这种信号传递作用会更明显。因为一般认为，当选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银行机构会把民营企业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背景当做一种信号，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金融资源一般比较稀缺，面对比较稀缺的信贷资源，政府会对此干预调整，从而影响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民营企业，银行机构会更加谨慎防范其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因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寻求政治关联，如果此时更够与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在分配资源时会优先考虑，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因而与政府建立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
假设2：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作用更明显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政治关联数据通过手工搜集年报得到，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选取在2010年沪深两市民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有效性的原则，剔除掉金融类公司、ST和PT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发生亏损资不抵债的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并对随机抽查样本与年报进行匹配检验，最终得到682个有效样本。为减少极端值产生的误差，对主要变量在1%和99%分别进行Winsorize处理。回归采用STATA11.0统计软件。
（ 三 ）变量定义 本文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银行贷款Debt，用银行贷款额、贷款期限来度量。贷款额=（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总资产，贷款期限=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C。借鉴相关文献，本文将政治关联定义为：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等现在或以前年度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职务，则认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PC取值为1，否则为 0。市场化指数Market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为减少误差用虚拟变量来代替，当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低于平均值时取1，否则为0。控制变量：对可能影响银行贷款的资产收益率、成长机会、自由现金流等相关因素进行控制。同时在模型中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影响。
（ 四 ）模型设定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具有政治联系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来说可能是一种稀缺资源，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诸多好处。民营企业的平均贷款额为20.26%，贷款期限结构的均值为0.2408，在民营企业中长期债务比重偏低，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短期借款。自由现金流的均值为0.0412，说明民营企业现金流比较短缺。
（ 二 ）差异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银行贷款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单变量分析法来检测企业有无政治关联之间贷款额和贷款期限的差异，具体见表（3）。由表（3）可知，无论采用贷款额还是贷款期限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变量，有政治关联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之间的银行贷款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中，有政治关联企业贷款额高于无政治关联企业，且在5%水平上显著；有政治关联企业贷款期限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企业，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
（ 三 ）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变量相关性系数矩阵可知，政治关联与贷款额Debt1与贷款期限Debt2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贷款。市场化指数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信贷资源比较紧缺，企业获得贷款相对比较困难；资产收益率与贷款额负相关但不显著，与贷款期限则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信誉越有保障，越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资产期限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说明企业固定资产越多，可抵押资产较多，获得的信贷资源也越多；公司规模与银行贷款正相关，一般公司规模越大，信誉越好，银行也会对这些企业优先提供贷款；自由现金流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在自由现金比较充足的企业，企业自由资金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从而减轻了银行贷款。
（ 四 ）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治关联与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化进程对政治关联与债务契约的影响，分别采用模型（1）、（2）来验证假设1、2，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知，模型（1）中政治关联P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有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模型（2）中，政治关联P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仍显著为正，市场化进程Marke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市场化进程越低的地区，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越困难。交叉项PC* Marke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说明在政府干预大、市场发育不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一种替代性非正式机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从而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与贷款额负相关，而与贷款期限正相关，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公司受债务融资约束越小，从而减少了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越高越能帮助企业获得更长期限的贷款；成长机会、自由现金流量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成长机会大、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贷款相对较少；公司规模、资产期限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说明规模大、固定资产多的公司，能够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
（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变量，用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政治关联作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模型（1）中政治关联与贷款额和贷款期限均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有促进作用，与假设1一致；模型（2）中交叉项PC* Market符号仍为正，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假设2也成立。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假设1、2均成立。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的贷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贷款有促进作用。而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作用更明显，说明在政府干预大、市场发育不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从而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促进企业发展。作为我国经济一部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依靠政治关联获得银行贷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因而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政府干预，健全金融市场，使企业依靠自身需要及条件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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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Khwaja， A.，and A.Mian.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 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