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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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学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本文针对所涉及的这五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学报档案如何科学管理和有效开发利用。
“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功中凝聚的精神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由于“传播”这一观念的引进，从而将档案的贮存信息的属性(即原始记录性)与传播信息的属性(即传播性)并列，即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传播媒介。《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物类是高等学校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之一，它“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可见，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高校学报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群中一项重要的档案资料，应该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
学报档案传播的主体是学报档案的管理者，通过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一定的信息技术，把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传递给档案信息的受众。这考验到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自家学报、交换学报以及受众需要的其他学报文件档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选题计划等);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开辟阅览室、提供原件和复印件、期刊数据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及档案编研等途径;传播的对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换学报单位、文摘单位、订户、校内外广大师生等;传播对象反馈涉及作者论文反馈、文摘刊物转载索引、读者来信来电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个方面看，要使学报档案的传播更顺畅，反馈更有价值，需要加强对学报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开发利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媒介得以普遍运用。在高校档案信息存储数字化的前提下，网络以其自身的快速、链接、互动等特点成为学报档案传播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档案传播是目前档案管理与利用的一大课题。
二、高校学报档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审稿专家库，筛选优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专家审稿意见书》进行归纳整理，选择其中责任心强的专家作为稳定的审稿专家队伍，可建立期刊审稿专家库，并在每期审稿单归档时对专家库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学报档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实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据此可以筛选出优秀作者群，及时了解他们的学术动向，并向他们约请优质的稿件，也可据此向优秀作者进行专题组稿，适应学报专题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做好交换期刊的管理工作。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学术交流而不是商业性的，这就为学报以交换为主的收藏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学报资料室收藏高校学报较为集中的这一优势不仅为编辑人员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刊经验、获取学科信息、满足业务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许多校内师生和其他读者查阅学报论文解了燃眉之急。学报在资料室建设上应排除思想上狭隘、功利的观念，打破高校之间的界限，积极地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长期友好的交换工作。这不仅可以使各学报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得以扩大，刊物价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换资料应有针对性，即根据各学报办刊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交换与之相关的刊物。
第三，学报档案的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在规范化方面，要以资料室管理人员的专业文献检索能力，对学报档案的分类、编目、著录以及装订收藏，要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及学术档案案卷标题的拟订进行分编，使学报资料排列顺序化、合理化，把学报资料按分类标准。科学、有序、系统地分类、编号登记;建立健全借阅学报文献资料卡片和学报资料财产账;实行电子文档管理化，使学报资料检索更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为保证情报资料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登记制度、借阅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的素养。资料室人员应知晓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熟练掌握资料管理的业务技能，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阅、保管工作，掌握资料的搜集、采访、登录、分类和编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练的基本功和业务技能。同时，资料人员需要具有爱岗敬业精神，除认真对待读者检索、咨询服务外，要按时完成本学报的交流工作，及时补寄;及时处理订户、兄弟院校学报编辑部的来函，维护本校学报的信誉;及时向编辑部介绍交流学报中有关的信息和情况等，使学报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三、学报资料室的文献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学报档案的信息资源开发，使学报档案的信息价值不断增大，始终保持学报档案信息的动态性，把静态的档案信息资源，变成动态集中的档案信息，使高校学报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尽快走上自我发展的良胜循环轨道。与此同时，为更好服务学报编辑工作，另辟文摘类刊物专柜，使编辑人员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服务学报的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工作。
第二，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做好学报年度报告。学报信息反馈对于编辑总结工作，调整和优化学报的选题和组稿，提高学报质量以及参加期刊评估活动都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学报资料室人员在编辑工作完成某一阶段后，应通过一定的反馈渠道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及时提供给编辑参考，满足他们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还是摘录，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踪到有关对本刊的评价和学报论文获奖情况等其他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编制本年度刊物发展报告。涉及稿源生态、用稿比例、作者生态及下一年度刊物选题建议等。
第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编制学报论文索引，可以为编辑获取学科动态和研究资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检索途径，是学报资料室的重要服务手段。索引编制包括自家学报的年度论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栏目索引以及学报重点发展的栏目涉及相关学科的论文索引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一方面为编辑分析研究自家学报期刊的特色，发文的重点、热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发扬优势，纠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务;同时，也为读者检索学报的某一著者、某篇论文，或某类文献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阅甚至盲目检索的不便。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2篇
一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提出及理论依据
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化传播中出现的符号模态趋于多样性，现代网络媒体技术为语言文化传播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模态来实现话语达意的最大化。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以功能语法和社会符号学为理论基础，认为图像、颜色、声音与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样具有三大元功能，并同语言文字一起形成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符号资源，共同参与话语意义建构。因此，通过语言、声音、图像、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流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国内很多学者在多模态话语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如顾曰国(2007)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多模体、多模态学习模型。朱永生(2007)提出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五种交际模态，指出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与话语分析联系最紧密。张德禄(2009)依据系统功能语法构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提出了多模态媒体系统，尝试探讨各个模态之间、模态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张德禄、王璐2010;韦琴红2009)。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担供了具体的实例分析。“跨文化传播”是在“传播”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文化”作为其发生的脉络或情境(contex)t。“跨文化传播”就是指发生于来自两个文化之间人们互动的过程。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对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也只有30多年。最初传入中国之时，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者主要围绕外语教学而展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后来，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参与，拓展了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和领域。目前，国内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专著数量有限，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也不太系统。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是笔者结合英语语言学话语多模态性和跨文化传播的有关理论自己提出来的，提出这个理念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跨文化传播与英语语言学习一样具有规律性，人们是可以习得、可以对之研究分析的;2.使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可以从宏观分析的角度转移到语言运用微观分析方面;3.把身体语言学(kinesics)、语声学(paralanguage)等非语言传播的因素与跨文化传播结合起来;4.强调跨文化传播训练(cross－culturaltraining)的重要性，把跨文化传播的训练与旅游宣传促销结合起来;5.把叙述语言学(descriptivelinguistics)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模式。笔者认为，多模态是跨文化传播模式中的一种，是把语言话语分析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跨文化传播中。对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笔者认为，要侧重于实际训练和语言习得方面，要研究语言文化传播源采取何种媒介，如何有效运用去最大化地影响受众的接受。
二多模态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传播学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外的学者们对多模态话语分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马丁•奥图尔(OpToole，1994)及克瑞斯和凡利文(Kress＆vanLeeuwen，1996/2006)开创了多模态话语研究领域，目前学者们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以凡利文和杰维特(vanLeeuwen＆Jewitt，2000)、克瑞斯和凡利文(Kress＆vanLeeuwen，2001)、诺瑞斯(Norris，2004)、凡利文(vanLeeuwen，1999/2005)、鲍德里和蒂博(Baldry和Thibault，2006)，以及戴维和凡利文(David＆vanLeeuwen，2006)等最为显著。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出发点是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是社会符号的观点(Halliday，1978)，主要的理论基础是以韩礼德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1978，1985/1994;Halli-day＆Matthiessen，2004)，认为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也是意义的源泉，把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所具有的三大元功能延伸到除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并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其他社会符号系统看作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符号资源，在分析语言特征的时候同时强调图像、颜色、声音和动作等视觉、听觉和行为方面符号在话语中的作用。跨文化传播学在西方的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进展显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身为传教士与学者的KalervoOberg在1951年提出了cultureshock(文化冲击)术语，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先声。跨文化传播学的主要贡献者，人类学者EdwardT．Hall在1950年提出了与跨文化传播关系密切的“跨文化紧张”(interculturaltensions)与“跨文化问题”(interculturalprob-lems)等术语。他在1959出版的《无声的语言(SilentLan-guage)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因此，他被誉为跨文化传播学之父。EdwardT．Hall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观点与实用取向的做法，至今仍然主导着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除了Oberg和Hall这两个学者之外，由EugeneBurdick与WilliamJ．Lederer二人合著，于1958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UglyAmerican)一书。该书详细描述了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跨文化沟通的复杂与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出现高度动态性。许多学者也认为，该书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虽然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传播学，国内外研究学者们均已有丰硕研究成果，但对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目前国内外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这一理念，以河南开封《大宋•东京梦华》大型水上实景演播为例，就如何运用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提升演播效果，实现宋代繁荣的社会历史文化样态方面的效果进行分析。
三宋代社会历史文化实现样态分析
作为当今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模式的社会历史文化实现样态的成功样本，《大宋•东京梦华》是本文要分析的当下宋代社会历史文化实现样态的现实样本。《大宋•东京梦华》是河南自2008年5月起，推出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极具中国历史文化审美和中原文化特色。自2008年至2010年，经过了两次改版。演出时长70分钟，共包括六幕四场，即:《序•虞美人》、《第一场•醉东风》、《第二场•蝶恋花》、《第三场•齐天乐》、《第四场•满江红》、《尾声•水调歌头》。演出以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宋代学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的相关记载为基准，围绕北宋文化的主题而展开，让广大受众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大宋•东京梦华》满足了广大受众内在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使受众在宋文化与现代多媒体技术完美结合中切实感受到宋文化的魅力所在。《大宋•东京梦华》演出的传播理念以引领、带动广大受众为目的，力争使传播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无论是演出内容，传播形式还是演出的场景设计，《大宋•东京梦华》都能唤起受众对开封这座千年古城的缅怀与喜爱。
(一)《大宋•东京梦华》———实现复原宋代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完美结合文化贯穿于物质和精神之中，它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展。历史总处于变化之中。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就是宋朝历史文化与现代多媒体先进技术相结合的经典之作。《大宋•东京梦华》演出诠释了河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在演出序场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中:水雾升腾弥漫的湖面上出现一朵巨型的黄色，花蕊上站着12名载歌载舞的美丽的歌女，随流水漂浮，彰显了大宋王朝的辉煌与壮丽。在第一场《醉东风》里，忙碌吆喝，挥汗如雨的纤夫表现出了汴河中繁忙的漕运。接下来，从苏轼的《蝶恋花》、柳永的《雨霖铃》，到周邦彦的《少年游》，展现了上元夜的宝马雕车，帝王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北宋鼎盛时期的繁华和万国朝拜的盛况。而辛弃疾的《破阵子》、岳飞的《满江红》则重现了金戈铁马，豪情满怀的战场厮杀。尾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是代表着一代王朝的败落。《大宋•东京梦华》以八阙经典宋词作为文化表现形式，把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史诗般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通过明艳的恢宏画面和宋词佳句，让观众耳染目睹了大宋文化的独特魅力，唤起了观众对北宋王朝兴衰变化的感悟。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两岸 跨文化交际学 研究 教育 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214-02
一、引言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大量引介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但是深究两岸的现状，两岸文化虽同属中国文化，但经过数十年的分隔，已经在思想、教育、文字、价值观与生活形态上产生了差异；文化的“同文同种”并不等于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价值观，海峡两岸呈现了异质的次文明。此外，海峡两岸由于体制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所享有的师资资源也不均衡。因此，两岸跨文化交际学①因学校而异，可谓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少有相互借鉴，仍然像林大津在其《跨文化交际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表层差异与深层文化之间的联系尚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二、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在整个传播学发展史里，跨文化交际学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所写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出版，该书首次使用“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被视为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此后，从60年代至8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更加关注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进入70年代，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愈来愈多，如今开设该课程的大学已有400多所，有的大W甚至还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中国大陆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大陆引进跨文化交际学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外交流时出现文化冲突；外语教师走出国门后猛然意识到外语教育重语言知识，轻文化素养的弊端，回国后积极引进跨文化交际学。从80年代开始，外语界开始了对交际法的理论探讨。在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
自20世纪90年代起，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大陆开始普及并取得了稳固的发展和进步。从1990年开始，根据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变迁和学术拓展，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在此阶段，还是延续着80年代对此学科理论的引进、介绍。这一时期的引介开始趋于活跃，但是多为译著型文献。1996年至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开始将西方跨文化交际学与中国大陆的实际相结合，拓宽了研究视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外接轨，学术交流活动增加，相关著作的译介进一步加强。从2000年至今为和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横向拓展和多学科交叉，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从本学科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学科构建意识。
中国大陆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或专著中。从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与交际的关系；2）非语言交际；3）中西习俗比较；4）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比较；5）国民性研究。国内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有一些见解，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论著较少。”[1]大陆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台湾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现状
台湾地区由于体制不同，中外交流相对于大陆而言，更早呈现出开放式。台湾地区引进跨文化传播学的主要缘由是80年代初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背景，随后才是为适应全球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总趋势而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
台湾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中，影响较大的专著主要有汪琪的《文化与传播》，该专著为台湾地区第一本跨文化交际学的教科书。其后有陈世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翁秀琪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黄葳葳的《文化传播》等十几部专著。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许力生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陈国明的“传播学研究概观”。这些成果仍以介绍国外传播理论为主，以台湾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教科书并不多见，反映了台湾传播学界还未能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2]
三、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现状
近年来，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频繁共进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但海峡两岸高校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却未见涉及。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对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设置情况、教材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育实践的实施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者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加强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设置情况
大陆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院系主要集中于外国语学院和传播学院，以及部分院系如国际教育、人类学等。很多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外语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且授课者也多局限于具有外语或语言学背景的教师。此外，由于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类别针对性强、授课对象限制较大、课程开放性低，一般只有本院系的学生才能选择该课程，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研究生而开设的，面向本科生的课程较少。因此，该课程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很小，无法真正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要。
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课程设置比较零散，每所高校课程都是根据该校的研究传统或授课教师的研究兴趣制定的，主要分散于各高校传播科系中。虽然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主要是由传播科系开设的，但其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领域，而是注重跨学科内容的交叉与融合。从搜寻所得的资料看，在台湾38所学校87个传播相关系所，约有54个学系开设与文化议题相关的课程。其中，以“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或“文化传播”为课程名称的科系约有27个，其他依各系的特色与专业需求以不同的名称开设与文化相关议题的课程。
（二）教材内容的选择
大陆在教材内容的选择方面统一度比较高，国内教材主要集中于胡文仲和关世杰的著作，国外文献则以萨莫瓦与波特的著作为主。教材的内容往往是停留于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礼仪、禁忌等方面的简单介绍，很少涉及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总体来说，教材内容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知识广泛，但对跨文化教育突出不够，文化内容偏狭、过时。二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缺失。教材大部分内容的背景材料都来源于英美国家，以灌输英美国家的文化为主要目的，有关大陆本土的文化则很少涉及。三是重知识，轻态度与能力。这些教材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跨文化教育的知识，但没有说明如何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和跨文化能力。
台湾高校在选择教材时，比较注重教材的适用性与切实性。教学者在设计整合教学内容和选择教材内容时，多半是自制讲义，或由不同的书籍整合反映台湾当今社会状况的阅读资料以符合教学目标；同时也尝试使用不同的教材，或是更换指定阅读的资料。因此，教材的选择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教材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以下议题：文化或族群的异同、文化差异对于沟通的影响、语言与文化的问题、非语言传播、文化冲击与同化适应等等。
（三）教学方法的运用
由于大陆高校讲授跨文化交际学的师资队伍中本土教师居多，不少教师缺少留学经历，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多为二手资料，缺少亲身体验，其跨文化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也亟待丰富和完善。这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教师在课堂上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跨文化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很少结合社会文化因素来培养学生对生活进行体验和思考的能力。近年来，虽然讨论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课堂中，但是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台湾高校除了利用外教讲授跨文化传播学外，也有很多具有留美经历的本土师资。其教学方法更多地受美国高校的影响而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以教师做单向知识灌输的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教学模式。因此，他们讲授的课程内容往往比较新颖，所介绍的理论和方法也较具前沿性，学科交叉性也比较强，教学方式多样且较具系统性。教师主要采用引导、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小组讨论、客座演讲及学生报告等几乎穿插在每节课当中，传统的以灌输语言知识为主的授课方式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四）教育实践的实施
在大陆高校的一些学科教育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零散、不自觉、不系统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成分，但是在高校的教育纲要中，并没有明确的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内容。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及实践多数集中于外国语教育中。不可否认，在跨文化教育中，外语作为交流的手段必不可少，但是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相对于言语应用来说，文化的学习还处于次要地位，更何况单一的英语文化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化群体。因此，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应通过众多学科的统筹来进行系统、全面、深层的跨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此外，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大多只限于课堂教学中，对于社会生活教育中存在着的广泛的跨文化教育活动却很少涉及。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把社会生活纳入到学校的跨文化教育中，并加以正面的引导，使社会教育中的有利因素得到强化，其不利因素得到稀释。
与大陆不同，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这门课散布在不同的科系中，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开设跨文化传播课程。台湾高校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分布比较广泛，授课教师也比较注重将知识与实际的生活情境相结合。为了兼顾知识的教育及其在生活情境中的应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以课堂时间传授理论或概念的知识，而实践的部分，则在执行活动与作业的过程中完成。
四、结论
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没有鉴别便没有思路，没有思路便没有与时俱进的出路。通过全方位比较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研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实践等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如果我们接受“任何两人之间的交往都带有文化交流性质”的命题，则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必能促进台海地区亚文化群体交流，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交流。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面，台海两岸均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家古迪康斯特曾提及：“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胡文仲和贾玉新也指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3]台湾学者翁秀琪认为：台湾跨文化传播教育应以“在地思维，全球实践”为典范，以“在地”的传播问题意识为根本，并将研究与实践深耕于建制化的传播教育制度与课程中，方能使久居学术边陲的台湾传播与研究获得其主体性。[4]这与大陆学者提出的“特色研究”不谋而合，都是一种“立足本土，国际视野”的理论与实践的追求。这一追求对于创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新视角，对于克服简单化的“对台宣传”以促进祖国统一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台湾大多翻译成“跨文化传播”，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台湾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传播”，大陆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严明主编.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6.
[2]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J].新闻学研究，
2001（10）：47-48.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4篇
传播学是将人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浙江人杰地灵，民俗风韵浓厚，拥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浙江自古以来与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浙江正以开放的态势向世界展示自己，准确、恰当地翻译浙江民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传播学视阈对浙江民俗文化的日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真正目的。
［关键词］
传播学;浙江民俗文化;日译
一、引言
浙江拥有“文化之邦”的盛名，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浙江丰富的民俗文化风情，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为了能更好地让世界、让日本了解浙江民俗文化及其内涵，笔者认为必须从传播学视阈来探讨浙江民俗文化的译介。民俗文化翻译关系到国家形象，而民俗翻译的质量对传播效果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民俗文化，尤其是地域民俗文化的翻译一直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高度重视，翻译中除了语言本身的问题外，译文不能很好地保存与传播当地的民俗风情与特色。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内各个文化场馆、景点介绍及外宣资料的日译文本为考察对象，进行日译策略研究，从而将浙江民俗的日译做到准确、到位，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乃至于世界。
二、传播学理论与民俗文化翻译
传播学是将人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传播研究的5W经典模式。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及传播效果这五个紧密相关的链条［1］。它旨在探索及发现社会信息体系的规律及性质［2］。自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创立成为独立学科之后，发展迅速。历经多年，传播理论已发展成熟。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递、交谈和融合的过程［3］。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个性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障碍。其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更是如此。民俗文化翻译的传播主体是民俗文化译者和译本的出版推广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传播主体不仅决定了传播的起始与发展，更决定了信息的质量与数量。对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传播者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传播者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等。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是介乎传者与受者的信息载体。因其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内容是大众传播的核心，而信息内容分析也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部分。合适的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得以为传播对象接受的关键。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地位显著，起接收信息的作用。若传播活动中没有传播对象，信息传递将失去意义。民俗文化翻译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民俗文化翻译和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是让目的语读者正确认识中国民俗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使之成为连接文化交流的纽带，显得尤为重要。
三、浙江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风俗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传承的珍宝。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5］。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的浙江，创造了辉煌的吴越文化。境内有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以及南宋王都的历史，让浙江这块宝地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积淀。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省会城市杭州，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七大古都之一，被誉为“人间天堂”。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形成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和旅游文化［6］，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出现过坡、白居易、王羲之、吴昌硕、、金庸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文化名人，遍布全省各处的许许多多富有影响的博物馆和纪念馆，记载着大师们留给这片故土的丰富文化遗产，并有丝绸、茶叶、服装、南宋官窑等各类博物馆百余所和各类文化交流展馆［7］。浙北杭嘉湖地区，至今一直是丝绸的主要产地。浙江这块宝地，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独特的山地文化、稻作文化和桑蚕文化，被誉为“丝绸之都”和“茶叶之乡”。各地星罗棋布的水乡村落中，至今仍保存有许多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期的古建筑、古民居，为人们所向往。浙江以独特的民俗文化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四、浙江民俗文化的日译策略
(一)照搬或照搬+注释所谓“照搬”就是直接照搬原文的翻译方法，这种方法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介绍南浔宣传册中的百间楼、南浔史舘、古石桥、小莲庄等民俗人文景观，具有民俗特色的建筑楼名称等，这些名称中的“楼”“舘”“桥”“庄”等关键字基本概括了这些建筑物的基本特征，而这些名称在日语中，无论是字义还是字形，都是相通的。因此在日译过程中，可以采用照搬的方法，读者完全能够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名称的意思。如果直接照搬后会让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时，可以采取“照搬+注释”的方法进行补充翻译［8］。
(二)直译或直译+注释所谓直译，就是在转达原文意思的时候，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同原文一致。其理想的目标是做到“神”“形”兼备。根据传播理论，决定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是翻译目的。在浙江民俗文化日译中，译者需传递浙江区域文化的信息，让目的语读者真正了解浙江民俗文化的精髓。例(3)中的谚语描述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为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与真实，译者将源语言文本的全部意境译入目标语文本中，最终的译本没有改变源语言文本的基本信息。因此，译者将它直译为:“三歩で一つのアーチ、五歩で一つの橋”，这样既保证了原汁原味，也让目标语读者阅读时才不会心生困惑。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直译更多地保留了原汁原味，并且因其直率性、简洁性，而被广泛运用于民俗文化翻译中。例(4)中的“世外桃源”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成语，比喻不受外面影响的生活安乐、环境幽静的美好地方。吴越国的都城杭州，就是“世外桃源”这样一个城市。译者在这里没有照搬，也没有意译，而是采取了对源语进行“直译+注释”的翻译方法，将“世外桃源”译成“世外の桃源”并在后面附括号进行解释。这样既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特色，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不仅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还能从括号的说明中读解到其真正的内涵，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文化的效果。可让目的语读者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浙江民俗文化的独特含义，又保留文化意象。
(三)音译法音译是根据源语言的发音进行的翻译。音译的目的是在遵守语言学规范的同时传达源语言文化。因此音译被频繁使用于民俗文化气息浓重的术语翻译中，特别是餐馆、戏剧及地点的名词翻译。在民俗文化日译中，若译者无法用相近的日语表达去匹配民俗文化特色时，音译是不错的选择。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源语言固有的意义以及对多义词等的精确表达，在译文中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音译不能达意，但能营造一种异国情调。对浙江民俗文化，尤其是具有浙江特色饮食的词语翻译，若目标语中缺少相近词语及相近表达的词语，运用音译法可避免逐字翻译或直译带来的误解，保证译文可读性。例(5)中的“东坡肉”，例(6)中的“瓜子”等，分别直接取其中文发音译为“トンポーロウ”“クアズ”。音译不仅能省去直译菜名的冗长与繁琐，更能保持作为浙江菜的民俗特色与原汁原味，保存了作为浙江菜的那一份特别和韵味。
(四)意译法意译是指不拘泥于源语文字的表层意思，不用源语的表达方式，根据大意对源语句子的结构进行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来进行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当直译很难翻译出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句子、可能会给人造成困扰、不明白翻译过来的句子是什么意思、不能很好达到传播目的时，需要运用意译策略。(7)苏堤全长2．8公里，北宋坡(1037－1101)于1089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后用湖泥堆积而成。“西湖景致六吊桥，间株杨柳间株桃”就指春季的苏堤。民俗文化日译传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情况，取决于目的语读者对民俗文化译本传达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信息的反映。例(7)中描写的是春季苏堤的优美景象。“间株杨柳间株桃”本身的意思是苏堤两岸边一棵桃树一棵柳树相间种植的人文景观。例(8)是介绍杭州民俗文化中每年在钱塘江边观潮的习俗，其中的“弄潮儿”本身的意思是指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在潮中戏水的少年人。喻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精湛水性”喻指游泳水平十分高超。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译者没有从字面上直接进行翻译，而是分别大胆冲破表面意思，通过深层理解和不断推敲，真正理解其内涵的实质意义，抓住“神”，采用意译策略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将“间株杨柳间株桃”意译成“桃と柳が整いそろっている。”将“弄潮儿”意译成“挑戦者”，将“精湛水性”意译成“巧みで、完壁な水泳術”。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和习惯的思维方式翻译出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浙江民俗文化的内涵，达到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自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适当减译减译，指从全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单位的翻译方法。减译不是删掉原文的某些内容，而是为了避免内容重复、文字累赘，使译文更加简练，更符合目的语的习惯。(9)赛龙舟是杭州民间传统水上体育活动之一，常于端午这天进行……届时龙舟上彩旗飘扬，鼓手敲起震天锣鼓，划船的人分坐两边，一边呐喊，一边飞快地划动木桨，疾行如飞。汉日语表达习惯上有很大差别，汉语描写具体、详尽，不少惯用的华丽辞藻本身并无实际意义，而是为了一种修辞、声韵以及渲染的需要，而日语不像汉语那样对事物的描写偏于详尽，而是往往采用点到即可，恪守一种客观理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如果对汉语这类修饰语在译文中一字不漏地进行直译，就会使译文因语义重复而显语句臃肿，以至达不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例(9)减译了“分坐两边”“划动木桨”等词和句节。例(10)译者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使译文简明扼要，将原文中引用的诗句进行了删减，在对民俗文化的日译过程中，必须根据目的语表达的需要，对那些过于繁多的修饰之词进行删减，使译文不仅不失其信，而且内容更加简洁明了，更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从而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真正达到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
五、结语
本文将浙江省内各个文化场馆的介绍及外宣资料的日语翻译作为考察对象，进行了日译策略研究和探讨，发现民俗文化翻译中最常用、最有效的策略是照搬或照搬+注释法、直译或直译+注释法、音译法、意译法、适当删减法。但也发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删减过多，失去文化特色;缺少必要加注，读者难以理解;误译和漏译等。由于篇幅关系，问题部分没有展开，将留作今后研究的课题。总之，在当今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的战略背景下，民俗文化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而是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活动。将带有浓郁浙江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准确翻译到位，达到真正的文化传播目的并非易事。在翻译过程中应坚持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力求最大限度保持原有文化的原汁原味，遵循翻译原则，对具体情况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翻译的传播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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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2010，(2)．
［7］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杭州旅游宝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8］杭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品味杭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诗词 跨文化 传播 传播要素
一、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及要素
广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Ⅲ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不同地域的居民。为适应自然环境、满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而长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积淀，包括社会风气、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即为“跨文化传播”。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出于不同动机的交往互动行为不断增多，导致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正像美国圣迭戈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萨默瓦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指明的：“生产的流动性、不断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场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组织和劳动力的出现――这些都要求我们掌握适应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跨文化研究因此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帮助人们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同时，通过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能够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共存。
在新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传播语境中。我国也愈加重视基于我国立场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再被视为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而被看作是一股塑造文化、文学的重要力量，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
传播学研究表明，共通的符号、共通的经验范围与畅通的媒介渠道是跨文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的要素。共通的符号，是指共同的语言符号，这是沟通中传情达意的基础与前提；而共通的“经验范围”这个概念是1954年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进行的》一文中引入的概念，即“stored experience”，它指的是人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由此概念可以知晓，“经验范围”的实质就是“文化”。施拉姆指出，只有参与的人在共同享有的经验范围内，传播的行为才能够发生。他以交通信号灯为例，来自文明社会的人与土著人，即使语言相通，却由于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仍然无法进行传播与交流。除此之外，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还包括通畅易得的媒介渠道与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如出版物、印刷品、广播电视节目、互联网等。通过上述中介物、工具与技术手段，能够保证信息的有效、便利、快速地传递。而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则可吸引更多有效受众，提高受众的认知热情，实现传播的有效性。
二、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与同文化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双方文化共享性差。文化共事性指的是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即人们对同一客体给予和拥有共同的编码。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方则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其各自文化中的认知体系、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物质产品、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即文化共享性差，具体体现在：
(一)编码的发音和形状不同。例如对同一种美丽、散发芳香气味的花朵，汉语编码为“玫瑰”，而英国人则把它编码为“rose”。
(二)词汇量不同。例如汉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比英语多得多，如英语中“uncle"这个词能指代很多的亲属，但相对应的汉语词汇数量则多的多，如叔叔、伯伯，舅舅、姨父等具体的关系。
(三)共有的文化涵义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人眼中“红色”代表喜庆，成功或顺利。在英国人看来则暗示着血腥和残忍。再如打招呼“到哪去”，西方人认为似有干涉他人隐私之嫌，而中国文化中则认为是一种关怀与亲切的体现。
(四)编码顺序不同，即句中各成份的语序不同。
三、我国古代诗歌的跨文化传播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历代诗歌，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津梁。然而，我国的古代诗歌，由于其表达方式与现代大不相同，具有字数结构整齐、讲求韵律平仄、对仗的特点，加之以物言志等特有的文学手法，以及与西方相差甚远的文化传统，都加大了我国古代诗歌跨文化传播的难度。本文以孟浩然诗歌为例，浅析如何实现我国古代诗歌的跨文化传播：
(一)营造共通的语言符号：
要实现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共通的语言符号，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途径，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条件和直接因素。语言翻译首先要围绕“对等”“忠实”等原则。最大限度地准确译出原文的内容、含义与思想。这是第一个层面即语言符号层面的要求。
如襄阳诗人孟浩然的诗歌《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脍炙人口，广为传颂。这首诗歌是诗人隐居襄阳鹿门山时所做，意境十分优美。诗人抓住春天的早晨刚刚醒来时的一瞬间展开描写和联想，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怜惜之情。对于此诗，我国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与翁显良先生分别作出不同的译本：
A Spring Morning
This morn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woke up till I hear birds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许渊冲)
One Morning in Spring
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All 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crying.The storm last night,l sensed its fury.
How many,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从内容上看，许先生和翁先生对原诗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二者都准确地译出了原诗的内容与含义。而翁先生译文中的开头一词“late!”很好地体现了原作者辜负了大好春光的惋惜，而“poor”，“dear”则再现了原作者的深刻忧伤，更为充分传递出了原诗的情感与含义，笔者认为从语言符号层面上说，翁版更胜一筹。
(二)营造共通的文化内涵：
仍以孟浩然的《春晓》为例。诗歌在咏春惜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孟浩然的个人际遇与山水情怀。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使他一生未曾人仕，因此其诗作以田园山水诗为主。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诗文中，作者写出在朦胧中曾昕到一阵风雨声，现在庭院里盛开的花儿到底被摇落了多少呢?联系诗的前两句，夜里这一阵风雨不是疾风暴雨，而当是轻风细雨，它把诗人送入香甜的梦乡，把清晨清洗得更加明丽，并不可恨。但是它毕竟要摇落春花，带走春光，因此一句“花落知多少”，又隐含着诗人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怨以及无限遐想。仔细悟读，高卧松云的孟浩然，一朝梦醒深感岁月蹉跎，功名未立，难免有迟暮之叹。因此，对于这首诗歌的翻译与传播，不仅应译出其字面的含义，更应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
中西方的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伦常本位、伦理精神，注重知觉体悟，加之封建伦理的束缚。许多文人只能采用以物言志的文学手法，寄情于山水之间。这些表现手法与文化传统，对于以人为本位、注重科学精神、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西方读者而言，都是难以理解与想像的，因此，要想使西方受众真正理解诗歌的意境与深意，笔者认为，在解决了语言层面的对接后，还应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介绍与解读，不妨在诗歌的翻译中加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知识的介绍与解读，着力表现出孟浩然在经历了人生的艰难跋涉后，把“山水田园”当作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身心的愿望。解读其中的因果关联，正是在长期的隐逸生活中，孟浩然成为自然美的寻求者、发现者、欣赏者、表现者，并进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孟浩然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这种中国古代文人所表现出的山水情结与文人风骨，堪称中国独有的古代文化现象之一。这些注释与解读，在古诗词的跨文化传播中，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应用。
(三)营造畅通的传播渠道
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还必须营造畅通的传播渠道，即多渠道。易获得，传递速度快，传递信息量大的符号载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如翻译、出版多语种的宣传手册与印刷品，制作相关的广播电视节目，增加播出时间及播出频道，同时融合、利用新媒介，如利用互联网提供高质量和高速度的音频视频，提供即时性的、互动性的在线讨论、视频点播等新服务。除此之外，还应不拘一格打造多种形式的传播渠道，如旅游景点的导游读物、导游的人际传播等，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顺畅与便利。
(四)营造丰富的传播形式
我国的古代诗歌，由于其表达方式与现代大不相同，具有字数结构整齐、讲求韵律平仄、对仗的特点，加之以物言志等特有的文学手法，使之较为艰深难懂，因此也要求受众具有更多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趣味。如何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实现中华文化的有效普及与推广，在传播的形式上，亦大有文章。如突破以往的固有形式，以感性具象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多样化手法，展现古诗词的含意与意境，做到知识性和趣味性、情感性和学理性的到位融合与沟通。如《百家讲坛》推出的《唐宋家》、《白居易》等系列讲座，都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平民化的视角，用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拟，将古诗词进行演绎，取其精华，抓取要点，深入浅出，把学问当评书讲，把历史当故事说”。由此大大提高了大众的认知热情。有效地推广、普及了这些中华古代文化的精华。这些有效有益的尝试也可应用于英文频道的对外节目之中。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传播学;普通高校;武术教育
在现代通信系统的飞速发展中,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几千年的儒教和佛教的内涵,也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武术教育改革经过50年的发展,武术作为一种很好的运动资源成为中国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西方体育主导思想的影响,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武术文化和精神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武术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按照新兴技术、快速传播、广受欢迎的要求,发展武术文化传播系统,增强武术文化的力量和影响力,是武术发展的趋势。
1传播学视野下普通高校武术教育的传播与传承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拳脚运动和简单的技能组合,它包含了对生命和宇宙的圣人教化,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升体育武术的内容,不应只为自卫、健身方法、娱乐,更应该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使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武术教育的全面发展。传播路径的选择原则是选择那些可以达到理想状态的武术传播效果的方法。调查数据显示,不同方式的传播对高校武术生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了解各种媒体对武术传播的特点和功能,以提高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弘扬和培养武术的民族精神,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1.1高校武术普修课程是武术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
学校课程的传承是从个人教学到集体教学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课程和一套教学科目。武术文化作为传播的载体,在普通高校武术课程和选修课程中通常以进入教学大纲的形式。据调查:高校武术课程,选修课是武术文化的主要形式。根据许多高校的调查,高校将初级长拳以及24式太极拳作为校本课程是武术课程的主要内容,但由于专业化的武术师资力量薄弱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的身体质量不容乐观;对于武术选修课,学生学生对其的满意度也不高。这表明武术在高校中生存很艰难。
1.2高校武术协会与社团是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补充
高校武术协会在高校武术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它将高校武术爱好者与武术文化大师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武术文化的传播。
1.3对普通高校武术文化受传播者的分析
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文化传承,有接受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能力,充满了对所有新事物的向往,是对于武术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好人选。同时,因为我国应试教育氛围的影响,学生们身体素质普遍较差,缺乏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武术对大学生身体素质的要求很高,因此为了学习武术要付出很多艰苦的工作。通过对现代大学生对武术的认知的调查发现,大学生仍然对武术充满神秘感,对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来说,武术理论和文化的概念是以武侠电影和小说的描写为基础的。很多学生选择学习功夫武术课,认为其可以攻击防御,充满武侠幻想,但当真正学习时,教师不重视武术教学,只是教授套路,武术的基本技能本身难练难记,长此以往他们对武术的学习热情丧失,对武术课失去了兴趣。因此,教师必须注重沟通,以礼让、谦虚的道德教育学生,凭借民族自豪感,引导培养学生积极的战斗素质,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精神感染学生。
2在传播学视野下普通高校武术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
2.1树立品牌观念,积极打造武术自身品牌尽快成立武术协会组织和设计一个自己的标志,并用在出版的书籍、光盘和培训设备、服装上,并积极通过网络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推广。成立武术协会后,还积极扩大与其他相关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加快我们武术项目品牌建设的力度。定期举办一些交流比赛。在坚持以健身功能为主,文化传递为辅的传播道路上还要扩大宣传渠道,比如创办《武术杂志》和建立中国武术网站,同时还要善于制造和运用新闻热点,积极打造武术自身的品牌。
2.2与时俱进,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
武术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依据武术的特点、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材及大纲的基础上普通高校自己创编教材。高校公共武术课程主要以初级套路、二十四式太极拳等作为教材。这些套路虽然具有简单易学、群众基础较好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内容陈旧、缺乏创新,不能很好地满足大学生对于武术课堂的期望和需求等问题。因此武术教师可以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依据大学生的年龄特点、生理特点以及心理特征,依据武术运动的规律科学地创编教材,从而实现大学生对武术教学的期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2.3增强政府对普通高校武术资源的宏观
传播调控力度政府行政干预是武术在学校开展传播的坚实后盾,为此,政府应加强对普通高校武术的干预,在官方网站上的信息和实际的教育的宣传图片和视频的建立,将武术网站信息内容进行整合,并且使其分门别类,建立通讯联系,进一步提高高校武术本身的文化传播能力,建立高校武术意识,提高武术本身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武术发展水平在各个地区巡逻监督,同时,政府应该负责监督高校武术的工作推进工作,对项目运行的基本条件,监督武术教育薄弱学校,加强沟通计划,继续组织市教育局的年度目标考核的实施。总之,在武术教育传播方面，政府有必要加强对武术教育的资金投入,同时还要媒体加强武术的传播,最后的教育政策应转化为实际行动,是促进高校武术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
3结语
中华文化多彩多样博大精深,特别是中华武术文化在其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武术的传播在高校中遇到了瓶颈。要想突破困境,需要拓宽沟通渠道,使其在未来能够稳定地发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规律和武术的传播模式,应当全面、客观和理性地思考。让传输方式得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和专家为加快武术的传播,在该领域不懈努力和积累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的因素,最终将使武术被所有人接受,然后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使其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保持长久的文化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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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学范文第7篇
（一）利用“田野工作”方法避免媒体误读
无意的新闻误读是由于传播主体对新闻或者信息缺乏深入和全面的了解造成的，其后果可能是对个人、群体甚至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2011年11月《查理周刊》一期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标题为《爱比恨的力量大》的漫画，漫画的内容却是两个男子的激吻。穆斯林反对同性恋，这种情况下《查理周刊》被穆斯林团体告上法庭也在所难免，这就是两种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民族志传播学为此类的新闻误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即“田野工作”。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三项原则：1.树立科学目标，了解各种评价和民族志的标准；2.单独生活在本地人当中；3.运用各种收集资料、利用资料和关注物证的特殊方法。这是减少文化误读的直接方法。大众传媒囿于财力物力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三点，但是应该在实力允许的范围内至少做到第三点。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域内都存在着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宗教，这就要求我们在大众传播实践过程中必须考虑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深入了解不同的宗教文化。
（二）在传播实践中要尊重文化多样性
经济、政治、社会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民族特质等诸多方面既有的差异和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也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文化没有对错，每一种现存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当然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必须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平等地对待每一种文化。文化相对主义为我们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和视角。文化相对主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理解与尊重落后国家文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它坚持每一种文化由它自己决定什么是对或错。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梅尔赫尔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传播研究的民族志视野主张在文化与传播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考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另外一方，传播实践也因此具有其独特性。这也就是说，传播实践不能脱离其具体的语境来进行研究。这种具体的语境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中就是新闻媒体传播对象的文化属性。
二、结语
文化传播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媒体；微博；传播学；德育教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9-0004-02
一、传播学角度思考微博文化
微博在社会发展概念中更多地与“传播人”、“媒体平台”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在传播学这个大十字路口上，微博的媒体传播也可以说是它的分支。从传播学角度思考，微博文化就是受众在微博等新兴媒体视角下的传播文化。大众参与广泛，这也是微博文化兴起的原因所在[1]。
在传媒学视角下，传媒人是一个模糊又宽泛的概念，在定义上可以是生物、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结合。因此，传媒人是在传媒学科的覆盖范畴中予以定义的。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一切都是在宏观和微观内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在社会视角不断回眸中才探索出世界发展蕴含的无限哲学。而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主要动力。只有通过传播，文明才得以交流互鉴。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说过：“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人的传播行为，预示着人的身份在传播学中的多样性。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映了传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平台。正如鱼儿的生存离不开水一样，人类的社会活动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信息传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时不有，与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并且在绘制着人类历史的巨幅画卷，是这个社会最普遍、重要并不断深化的复杂现象[2]。
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刷术的发明是传播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原始的兽骨书写，到印刷术的发明，让人类的语言形式日趋完善，有了文字的记载，人类原始的传播形式已被打破。现代文明社会书籍、报纸、杂志等纷繁多样的交流，改变着媒体传播的原始状态。文化传承的明显特点，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塑造模式，这在当代网络信息平台的传播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化的发展是不断的变革和创新，新媒体工具的兴起更加表明了传播的灵活性。人们对各种文化传播的认识都不是被动、凝固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传承流动、不断演化的生命过程。在传播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无障碍地传递信息成果，这也是媒体出现和快速发展的原因。当前社会中有一定的文化传播环境和氛围，新媒体的衍生突破了以往媒介的空间、时间限制。微博的发展为信息传播的模式解除了束缚，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微博传播实现了媒体与大众传播的最佳结合。
微博是人们日常交流和传播自我状态的最好平台。微博技术先驱创始人是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微博的不断完善发展，将人们引进网络世界中。最先由新浪网开启微博时代，然后各大门户网站相继跟进，形成现在多姿多彩的中文网络现象。在这个大的微博网络平台中，每个用户都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重信息角色。在这个平台上，综合的只言片语中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的生活百态每天都在这个平台演绎进行着。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微博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微博德育教化功能的表达
在传播学视角下，微博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微博的正能量德育教化功能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前进动力。德育教化功能是实现我国伟大复兴梦的文化道德前提，是中华民族发展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政治情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情怀。德育教化功能是个人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人民幸福出力的有效前提。这种人文关怀根植于我国文化交融的人文特性。在人性的价值上来实现正能量的传播，从发展上关心个体的需要，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新媒体发展下的道德观念诉求，也是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群，往往会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信息，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积累的行业经验，普通人可以在微博上与这些名人零距离接触，相互交流，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有些信息传播较为迅速，比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可以得到社会不同程度的重视，这也是属于明星效应。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微博可以非常及时地发挥作用[3]。
微博以社交平台走入公众视野，各方观点集散在这个平台。微博不仅仅创造了一个个头条事件，还引导着社会热点。微博的发展让传统媒体更加倾向于“接地气”，打通了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隔阂，有助于民主化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事件中，在事件分析上更加冷静和理智。微博的评论方式是对传统媒体的发展和创新，适应新时代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微博在信息传播速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快速传播的要求。但是一些虚假舆论的发展，也让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起来更为复杂。部分交通、安全、环境、政府、企业等相关问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披露，微博的发展有益于这些问题的改善和机制的健全。在受众人群的问题上，微博强化了个人的传播影响力。微博上的热点问题可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比如“郭美美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都是通过微博广泛传播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微博热点爆出后，媒体和大众不断对事件进行深入挖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在这个平台上呈现出社会各界人士不同的认识角度和看法，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传播影响力。
三、新媒体对高校德育教化的影响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微博在德育教化问题上起着积极作用，能够在精神和思想上对高校学生进行引导。高校是应用微博的主体，大学期间是塑造思想和人文价值的重要时期。只有对这个典型^域重点说明，才能分析出传播学视角下新媒体的具体德育教化功能。
在高校环境构建的特殊性中可以看出，在传播新闻方面，很容易从个体传播到群体。微博的传播很容易在高校中建立起特殊的文化氛围。高校是一个有组织、有教学、有计划的互动单位，是一个孕育知识的摇篮，各种思想在这个舞台绽放光彩。当前高校越发重视德育问题，把德育教化融合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程中，这是塑造大学生人格精神的重要表现。微博往往倾向于夸大地表达自我的个性和情感，个人行为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被无形地放大，这在整体社会环境中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微博在传播上具有更强的及时性和共享性，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当下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所以在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上能起到引导作用，使德育教化功能在新媒体平台上良好发挥。新媒体是当前大学生了解社会问题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分辨事物的思维能力上还有所欠缺。而网络信息往往掺杂着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微博上的分析可能比较片面或者单一强调某种特性，所以大学生的信息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都有待提高[4]，从而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辨别。
微博改变了传统的道德教学模式。在传统教学中是老师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学生被动地接受道德教育。微博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无形中影响了老师的掌控权。微博在互动方面更加广泛和自由。微博不是小范围内的传播，而是社会大环境的交流互动。高校可以将德育内容在微博上融入互动，争取在大学生的德育教化问题上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使德育教化问题更加的鲜活。微博在文化扩张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一些微观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学生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无法辨别真伪，容易受到不良网络问题影响，所以强化微博的德育教化功能已刻不容缓。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运营发展上，如何在传播学视角下发展德育教化、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观，是新媒体建设和发展的首要社会题。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德育教化功能上不断深化，重视微博在网络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赛，徐恪，李海涛，等.微博类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测量与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47（2）：124-130.
[2]曹玖新，吴江林，石伟，等.新浪微博网信息传播分析与预测[J].计算机学报，2014，（4）：779-790.
[3]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J].当代传播，2010，（2）：73-74.
[4]王国华，王戈，钟声扬等.传播学视角下微博研究述评――以SSCI数据库为研究对象[J].情报杂志，2014，（7）：128-134.
A Study on the Role of New Media Tool's Function in Moral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aking Microblog as the Example
LI Xin-yi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2，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