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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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艺术学理论研究
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结语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英国史料教学的兴起，与当时“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大有关联，或者可以说，史料教学所以被提出，直接就是“新史学”理论引导的结果。“新史学”是基于反对“传统历史”只注重“知识传统”而提出的，主张“学校历史的重心不应该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怎样去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就是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究”，“把史料作为证据”。因为，诚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言：“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不断的互动过程；没有史实的历史学家将失去立足点，无用武之地。”也正如史学家约翰逊最干脆的道白：“没有史料和证据就没有历史。”但是，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历史知识就变成了历史塑造的结果，因此这一提法并没有一下子获得普遍的认可，而是在历史教育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著名的历史学者汤普森、李彼得、罗杰斯都站在了“新史学”的一边。汤普森撰写了《理解历史》一文，文中写道：“学校的历史学习，不是把焦点集中在历史本身发生了什么上，而是要集中在我们如何具有对历史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接触和反映探究的过程，获得知识的方法。其次才是涉及历史探究的结果：历史的实际情境及其发展。要达到这样，最好是由学生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而这种运用是广泛的、有指导的、思考性的和逐步要求的。”汤氏此言，既因应了当时教育学理论界皮亚杰、布鲁纳等人提出的新教育主张，同时也是对传统教育理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循序渐进等原则的精辟总结，可谓掷地有声。正是在这些学者专家的引领下，史料教学一时成为强音。［2］
2．史料教学的推广得益于各级组织的力量
史料教学成为历史教学的主要方法与手段，得力于英国“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及历史教学大纲编写组的推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最后报告”，将英国中小学历史教学的目标归纳为十条，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是其中的核心；而怎样进行思维训练，报告也提出了具体的提议，即第七条：“向学生介绍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与此同时，关于运用史料教学来促进历史学科的能力的也被写进了最新的教学大纲，大纲不仅强调了历史教学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史料的运用”，而且对学生对史料功能的认识等具体问题做了详细的界定。可以说，报告和大纲为史料教学的推广添加了“助推剂”。
3．史料教学的落实源于教材、教法的整体推进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英国历史教育界对史料教学的广泛性、指导性、思考性、渐进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和教科书结构进行了改革。比如，针对传统历史教科书，罗杰斯就批评说：“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意义不大。”因此，新的历史教科书打破了以往按照历史学科体系编排教学内容的旧模式，而是按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历史思维发展进行设计，以显示史料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新的教科书也就由过去的按时序编排变成了按主题编排，大量史料和练习就附着在主题之下，同时还具体说明了所附资料的探究方法和能力目标。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形成了模型化的史料教学程序，如史料分类、史料概述、史料转述、作者推断、史料质疑等。不仅如此，史料教学的理念也影响到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历史试题的编写，如结构型试题的提供背景材料、创设问题情境等。这样，史料教学不仅有了声势，而且真正地进了教材、进了课堂，甚至进了考场，史料教学即由此“深入人心”。
4．史料教学的持久力在“关注细节”
一些研究者关注到，英国史料教学研究过程中，非常关注细节，研究论文多从微观着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论文题目而言，就有“如何使学生对史料感兴趣”、“教师对原始资料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通过电影学习历史”等等。关于“如何使学生对史料感兴趣”，有作者就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史料，一是教给学生进行史料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有研究者为学生设计出用来促进历史资料获取与浏览电子智能信息的系统，以便学生可以有效地提取也许并不清楚但确实非常有用的信息资源，以拓展视野，实现教学目标。还有的研究指出，在史料教学中，教师固然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但他更是一个支架———主要是给机会让学生提出问题，对史料进行分析、解释、说明，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积极地参与到历史探究中，在探究中“身临其境”。还有的研究论文专门讨论“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关系，探讨教师对原始资料认识存在的误区，提出原始资料比二手资料更可信，因此原始资料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评估历史的偏见，因此原始资料既是过去的证据，也一定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教师理应重视让学生通过原始资料来构建对过去的认识。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被调查的六所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介绍
1.陕西师范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五类，即通识模块、学科基础模块、专业课程模块、教师教育模块和实践模块。共187 学分。⑴通识模块。该模块又细分为三小类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限定选修课和公共任意选修课。公共必修课有49 个学分，占总学分的26.2%，主要课程为外语、计算机、政治、大学语文、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公共限定选修课共8 学分，公共限定选修课共4 学分。⑵学科基础模块。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和本学科基础课两小类。相关学科基础课共5 学分，含高等数学和考古学两门课。本学科基础课39 学分，占总学分的20.9%，主要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史学概论等课程，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开课。⑶专业课程模块。共41 学分，分为三小类。即专业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和专业任意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开设20 门课程;专业限定选修课开设12 门，分为中国古代史系列、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世界史系列、其他系列等4 个方向;专业任意选修课开设53 门。学校规定学生应从限定选修课中至少选修12 个学分，要求每个系列都要选，并且要选修一个完整系列。至于任意选修课，学校要求学生至少修10 个学分。⑷教师教育模块。共17 学分，分为必修和限定选修两类。必修课开设6 门课程13 个学分，限定选修开设两门课程4 个学分且必须全选。⑸实践模块。共24 学分。包括军事理论与训练、教育见习、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课程。
2.西南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六类，即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自主创新学习。⑴通识教育课程。共57学分，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小类。必修课45 学分，开设课程11 门。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外语、政治、体育、计算机和就业指导等。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根据专业要求自主选择。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2 学分，全部为必修课。课程主要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四学期。⑶专业发展课程。共111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小类。其中必修课21 学分，开设课程6 门，开课时间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中西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文选等。选修课进一步细分为八小类。包括专门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断代史类8 学分，4 门课程;晚清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世界史类20 学分，10 门课程;区域史类6 学分，3 门课程;博物馆类12 学分，6 门课程;民族学类8 学分，4 门课程;综合类16 学分，8门课程。⑷教师教育课程。共34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课12 学分，5 门课程。主要内容为：教育概论、心理学、中学历史教学论、教育技术应用、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等;选修课22 学分，11 门课程。包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当代世界教育改革、教育美学、班主任工作等课程。⑸实践教学环节。共20 学分，含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五项。⑹自主创新学习，不计入总学分。
3.华中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比较简洁，分为两大类。即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外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政治、教育学等课程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科学概论、历史教育学等课程。可见，该校的专业必修课实际涵盖了外校通识类、专业基础类甚至实践教学类的课程，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专业选修课大致开设有50 门，涉及面比较广泛。
4.东北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主要分为五类。即，⑴普通教育课程类，开设有外语、计算机、体育、思想品德、军事理论和综合知识等，学校要求学生应修44 个学分。⑵专业课程类，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系列课两小类。专业基础课共43 学分，专业系列课共58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应修99 学分。⑶教育理论和技能课，开设有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教学论、教育实习和研究中等教育课程等，学生应修18 学分。⑷专业实践，主要形式是文物考察。⑸副修课程，开设的主要是有关学科课，共20 学分，但不计入总学分。
5.华南师范大学。同华中师范大学一样，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也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⑴必修课。进一步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小类。①公共必修课。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程;其他公共课程;公共实践教学;教育理论与教师职业技能课程。②专业必修课。由三个部分组成，共69 学分。分别是专业实践教学计16 学分;学科基础平台计39 学分;专业基础平台课群计14 学分。⑵选修课。有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两种。①专业限选课。分为历史教学方向模块和历史研究方向模块，前一模块含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等10 门课程，计28 学分;后一模块主要是专题类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世界史专题研究等11 门课程，计30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选中其中一模块，修满19 学分即可。②任选课。任选课也分为两类，即专业任选课和公共任选课。专业任选课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演讲学等六门课;公共任选课由学校统一安排。学校规定学生在任选课上必须取得16 学分。
6.江西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四个组成部分。⑴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共46 学分。内含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小类。前一类课程共36学分，后一类课程共10 学分。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1 学分。也包括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类开设8 门课程，共25学分。选修类系指跨系跨专业选修6 学分。⑶专业课程，共60学分。分为专业必修课程共40 学分和专业选修课程任选20学分两类。⑷集中实践环节，共23 学分，要求不少于25 周。
二、课程设置的特色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几所大学基本上都能立足自身实际，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显示出了亮点和自己的特色，下面分别叙述之。
1.西南大学。⑴在通识教育课程这块，比较重视学生计算机水平的培养。为此，在第二和第三学期开设了大学计算机基础I 和程序设计Visual，两门课学分达8 分之多，且课时达144 个。相较其他被调查学校同类课程，无论是学分还是课时的分值都是相当高的。⑵在学科基础课程这块，基本开设的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独特之处。⑶在专业发展课的必修课程安排上，他们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安排的多是此类课程。看得出该校在这一块比较强调对学生方法论的教育，力争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在专业发展课程的8 类选修课安排上，他们除了做到了广和博外，还兼顾了西南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表现为开设了一些区域史类课程，如川渝地方史、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等;还开设了民族学类课程，如西南少数民族史、藏族历史等五门课程;以及博物馆类课程等。⑷在教师教育课程的安排上，该校非常注意贴合实际，注重对学生教师技能的培训。在必修、选修的16 门课中，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就占到了11 门之多。⑸在实践教学这块，除了正常的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以外，他们还专门在第六学期给学生安排了一个有1 学分和18 个学时的课堂教学能力训练课。该课正好放在教学实习的前一学期，对实习的开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陕西师范大学。⑴在通识模块这块，和西南大学一样，该校也非常重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分别在第一、第二学期开设了计算机基础和VF 程序设计，两门课学分达7 个，课时达162 个。⑵在学科基础模块的本学科基础课这块，除了一门史学概论外，安排的都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表明该校对通史课在整个课程结构中基础地位的认识。⑶在专业课程模块的必修课安排上，他们除开设了中西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文选、历史地理学等课程外，引人注目地开设了历史学科专业导引课。⑷教师教育模块，课程特色是专和广的结合。必修课只安排了6 门13 学分，但选修课却达到了29门之多，学生从中选修4 学分即可。
3.华中师范大学。⑴在历史系基地班的教学中，该校压缩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课时和学分，由原来的720 课时40学分减至450 课时25 学分;增加了选修课程，并将选修课分成专门史和专题研究课两类。他们拓展了课程内涵，注重前沿和学术特色。开设了一批新课，如博导专题课、中国文化史、西方文化史、国学元典导读等;设置了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的课程，如史学论文写作、史学信息介绍等。⑵历史系师范专业的教学上，该系强调加强基础，注重科研;拓宽领域，提高技能(师范技能);形成特长，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在课程结构方面，加强中外文化史、经济史、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史、国际关系史等课程的开设。
4.东北师范大学。⑴在课程体系方面，在基地班的教学中，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压缩了专业基础课，增加了专业选修课;增开相应的文史哲、文理科交叉的概论课和技能课。经过系统调整，该系的课程体系已基本与高素质、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⑵该校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学;重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⑶还开设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课程，如东北民族与边疆史、奉系军阀史、中俄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专门史课程。
5.江西师范大学。他们在做好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既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又兼顾课程的现实性、地域性和实用性，力争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在开设了本科生应掌握的一般专业必修课的同时，该校在专业选修课上动脑筋，开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陶瓷史、万寿宫文化、江西地方史等课程供学生选修。考虑到中学历史课改的趋势，他们还为学生开设了西方经济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问题研究、普通自然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等课程，应对课改提出的新要求。
6.华南师范大学。与江西师范大学一样，华南师范大学也是一所省属师范大学。该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也充分考虑了这个前提。在课程设置的特色方面，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在第五学期开设的专业限选课。他们把专业限选课分成历史教学方向和历史研究方向两个模块，规定学生任选其中一个模块的所有课程。历史教学方向的课程主要为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而设计，主要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广东地方史、客家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导科学、人生观通论、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历史研究方向的课程则以断代史、专门史等专题课为主，目的在于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深度，为学生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
三、启示与借鉴
1.把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首位。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几所重点师范大学身上，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努力使学生达到学会学习、学会研究的目的，并不过分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在处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时，大多做到了优化基础课淡化专业课，纷纷压缩了通史课的学时和学分。优化基础课就是要使基础课同时满足就业市场需求、个人可持续发展、后续课程奠基、继续深造等多元目标。
2.加强选修课程的设置。进入21 世纪，随着各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在人才培养上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单一的专业知识训练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开设恰当比例的选修课程是尊重学生个性与个人成材选择的重要表现。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
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sì＠①，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转贴于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 ）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转贴于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研究对象
论文摘要:近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这些学科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使它们独立开来的标志。从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理体系等方面着手，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及比较、归纳等逻辑分析方法，对该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了阐释，认为此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体育社会学所形成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学科研究视角具有规范作用。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2.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学；升级；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论创新；根本任务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一
我国艺术学学科近20年得到快速发展，经过同仁们的努力，艺术学现已从一级学科上升为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成为和文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并列的一个大学科门类，下属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五个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这一次调整，为艺术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空间，在我国艺术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艺术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科技得到较快发展，带动了全社会对文化与艺术的需求，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文化和艺术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必然受到重视，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近20年来艺术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艺术教育大发展时期。一次是20世纪初，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一批教育家、艺术家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艺术学子一起试办新式艺术学院，包括上海美专、北平国立艺专、杭州国立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系、武昌艺专、苏州艺专等一大批高等艺术学院创建兴办，成为我国20世纪艺术教育的一大景观，为培养艺术创作、艺术学研究以及艺术教育人才，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艺术教育的另一次大发展，则是在20世纪末。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校综合学科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产业化口号的提出，以及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美术、音乐及影视等人才的广泛需求，综合院校增设艺术设计等专业像井喷一样爆发，全国有七百多所本科院校设置艺术专业，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和学术研究对艺术学理论人才以及艺术管理、文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为艺术学的大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我国古代艺术与理论的辉煌成就以及现代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新的成果，这一切都为艺术学升为门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艺术学升为门类是我国艺术与理论及艺术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
艺术学升为门类，这对我国艺术学的发展既是一次新的机遇，也是一次新的挑战。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今后的根本任务是理论创新。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将部分精力用在艺术学学科定位、学科升级以及学科研究对象和特点的研究方面，而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的话，那么今后的任务，则应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艺术学学科的理论创新方面。作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更应将理论创新作为首要任务，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学理论和艺术批评理论的创新，这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国家将科技创新提到战略高度，正在实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即由资源消费性、劳动力成本廉价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原创性和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新的发展模式转换，由产品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换。科技创新或自主创新、科技和产品的核心因素和核心价值的创新，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根本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主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说，艺术学理论的创新也是时代的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将艺术学理论创新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段工作中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
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学术发展可以分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第二个时期是两汉之儒学；第三个时期是魏晋之玄学；第四个时期是南北朝至隋唐之佛学；第五个时期是宋明之理学；第六个时期是清代之汉学；第七个时期是现今之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①如果我们将《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视为哲学、伦理、政论等方面之学术上的原创，或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我国学术的原创时期的话，那么我们另可将魏晋南北朝时期视为艺术理论史上的原创期。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著《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文艺学体系，取得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西方、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瑣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蕴藉的唤起精神。萨特曾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可是当下的文艺创作，已经远离了这种“召唤”，更多的则是戏说。有学者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没有信念，何尝不是今天的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 要说不正常，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我们认为，对于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来说，亦可作如是观。所谓苍冥欲坠的时代，往往有擎天一柱的诞生。倘若人人都要等到天下的人都变成好人，自己才愿意成为好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好人的存在。历史形成的文艺格局也必在历史中发生转换。为了“谋求建立一个各种文艺观念的有序的总体结构和理论框架”，陆贵山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努力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母元性、总体性、统摄性、普同性、综合性、主元性与世界性的，与各式各样的微观文艺学不同的宏观文艺学体系。《文心雕龙》里，刘勰曾指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可见，怎样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于一种理论体系之中，是先贤们希冀发展并努力建构的一种文化精神。在《宏观文艺学论纲》一书中，陆贵山不仅建构了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上的理论框架，有效地去囊括、容纳和置放各种有益的批评方法，而且克服了“任何一种局部的真理只要逸出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有意识地将它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己，从而会走向问题的反面”瑏瑦的弊端。宏观文艺学的体系周全、意义深远。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如陆贵山在《宏观文艺学论纲》所言及的，宏观文艺学“侧重于从宏观的大视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文艺世界的全局”。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戈登在音乐教学领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包括著述44部、论文79篇、研究报告16篇、测试工具和手册9套，他的主要著述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由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实践是在汲取当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许多创新之处，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音乐教育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众所周知，教学法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音乐教学领域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音乐教育学者提出的教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教学理论和方法为音乐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其共同点主要是从教师的角度，也就是从“如何教”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以学生为出发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登的教学理论更加注重作为音乐学习主体的学生，强调要以音乐学习者为主体来探讨音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着重了解儿童是如何学会音乐的。他积极探索学生学习音乐的过程，提出为了发展儿童的音乐潜能，教师要去了解为什么教（why）、如何学（how）、教什么（what）以及何时教（when）。戈登将自己的音乐教学理论称为“音乐学习理论”，凸显了学生的学习在其教学理论中的突出位置，也显现出他看待“教与学”关系的独特视角。
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戈登本人名字命名的“音乐教学理论”所架构和指导的音乐教学实践活动逐渐成为国外中小学音乐教学的主要模式之一。美国《音乐教育工作者杂志》（Music Educator Journal）1986年第6期出版了以“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为主题的专刊，将戈登与柯达伊、奥尔夫、铃木和达尔克罗兹等人所倡导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并列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五大音乐教学理论。③ 1996年，迈克尔・马克（Michael L. Mark）在《当代音乐教育》一书中列举了当代世界最为著名的八种音乐教学方法，其中也包括戈登的“音乐学习理论”。④
其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是建立在对音乐“教与学”过程长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汲取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应用心理测量和分析统计等科学的研究工具，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提出的。例如，作为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的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就是将科学测量和评价理论运用于音乐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范例。戈登主持编制的数套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被看作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和全面的，代表着20世纪美国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音乐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依据。以戈登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MAP）为例，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施莱特（Stanley L. Schleuter）的分析，自1965年由美国著名的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音乐测验工具超越它。⑤ 再如，戈登关于音乐“听想”的研究，也同样是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对音乐学习过程进行的科学探索，这种探索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
再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戈登对音乐教育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听想、音乐学习理论、早期儿童音乐学习等方面建树颇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戈登本人撰写的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著述达三十多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音乐教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usic Teaching，1971）、《音乐学习的顺序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 and Patterns in Music，1976）、《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Skill，Content，and Patterns， 1980）、《音乐能力倾向的本质、描述、测验和评价》（The Nature Descripti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usic Aptitudes，1987）、《儿童音乐学习理论》（A Music Learning Theory for Newborn and Young Children，1990），以及《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当代音乐学习理论》（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Skill， Content and Patterns， a Contemporary Music Learning Theory，2007），等等。这些著作所提出的关于音乐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音乐教学的模式之一，在美国中小学和早期幼儿教育中得到逐步推广和应用。此外，戈登的许多著述已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韩文和中文等多个国家的文字。其影响已经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最后，戈登以音乐能力倾向研究的成果为依据，长期以来致力于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该领域享有盛誉。1984年，已在音乐教育界取得很高成就的戈登亲临实践一线，担任幼儿园教师，教授儿童学习音乐，并对幼儿音乐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这一举措在美国等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今日美国报》刊登专文介绍戈登的幼儿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他还经常亮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今日秀”（Today Show） 节目。从此，戈登的名字不但在音乐教育界，也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广为人知。
上述四个方面说明，戈登是国际音乐教育界值得关注的人物，对其音乐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国外对戈登的研究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而从国内，特别是大陆地区的情况看，无论对其本身，还是他的音乐教学思想，都还较为陌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首先在美国引起音乐教育界的关注，随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得到传播。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主流音乐教育杂志发表的有关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达数百篇。其中，仅硕、博士论文就有一百余篇。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传播、介绍和评价；关于戈登编制的音乐能力倾向（也有人称为音乐才能、音乐能力倾向等）测验工具的研究；关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等。纵观国外有关戈登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研究内容上，关注核心理论。“音乐听想、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学习顺序”是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国外的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以上内容并试图深入探究这些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意义。第二，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大量成果采用实验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科学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验证戈登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工具的有效性、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对学生音乐能力倾向发展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跨文化背景下运用的适切性。第三，研究类型上，注重应用研究。大量文献表明，国外音乐教育工作者注重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学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借鉴该理论并运用于中小学音乐课程及钢琴、声乐、管乐等多种课程中，并关注到其教学理论对不同国家音乐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国家音乐教学实践的价值与局限。
台湾地区对戈登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二十年来经历了从引入、传播到结合其理论进行应用研究和推广的过程。戈登《幼儿音乐学习理论》（2000）及《即时投入》系列教材（2004）的出版，标志着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台湾进入了实践应用阶段。诸多学者及一线教师尝试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运用于台湾地区音乐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陆地区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引入，可追溯至1989年其论著《论儿童音乐才能的发展基础》的翻译出版，此后约二十年间，对戈登其人及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很少，呈现出零散性、以介绍为主的特点。2007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与智能研究中心主办了“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暨‘世界音乐教育之父’戈登首次学术访华”活动，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引起我国音乐教育界的初步关注。此后，学界陆续出现一些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音乐“听想”理论、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及戈登音乐教材研究等。总体而言，大陆地区现有的对戈登研究成果中，平面叙述多于纵深研究、介绍述评多于实证检验、理论探究多于一线实践，尚缺乏对戈登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戈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必要。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发展理论，二是指导实践，研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亦然。就发展理论而言，对戈登音乐教育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以下方面。
放眼世界，拓宽音乐教育研究视域 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研究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对外国音乐教育家、重要的音乐教学模式和方法以及教学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补充和丰富我国的音乐教学理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主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欠缺。以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为例，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对其他的重要教学论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代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不仅应立足国内，更要放眼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成就和经验，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大量资料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具备公认的国际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我国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借鉴国外，构建音乐教学理论体系 世界各主要教育强国的具体国情差别很大，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长期以来都是“无不一方面自力更生，一方面从别国汲取经验教训”。⑥ 当代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应重视立足国内，总结音乐教学经验，开展实证研究，更要放眼世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国外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成分，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学习和效仿世界教育强国的先进音乐教育经验，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美国音乐心理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列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教学理论之一。因此，了解和把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音乐教学活动和过程规律的认识，为我国音乐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就指导实践而言，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广大音乐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教学实践活动。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为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教材编写、教学实验等，使其成果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点，不仅在美国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得到广泛推广，也大量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深入地研究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并取其精华，适当引入到我国中小学音乐一线教学实践中，可以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依据 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音乐教学研究，是戈登对音乐教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学校音乐教育的成效如何，需要通过一定的测量和评价来体现。音乐测验的结果，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和甄别具有音乐天赋的儿童，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儿童音乐方面的个体差异，使得音乐教学更具针对性。音乐教育的测量和评价是我国当前音乐教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戈登在音乐测验方面所做的贡献迄今无人超越，深入了解、研究、引进和借鉴其研究成果，有助于编制适合我国学生的音乐测验工具，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的依据。
《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以理论研究为主体，借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和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思路，对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希望能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为《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序言，
该书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发行）
注 释：
① “音乐学习理论”是戈登本人对其理论体系的命名。在戈登的著作中，广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包括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音乐听想理论、音乐学习顺序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狭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则等同于音乐学习顺序。为便于读者理解并避免混肴，本书将戈登的理论统一称为“音乐教学理论”。
② 詹燕君著，《浅议埃德温・戈登博士的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思想―略记“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会”》，第64至 66页。
③ 帕特里夏・ K.舍汉（Patricia K.Shehan）著，《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概述》（Major Approaches to Music Education： An Account of Method），第26至31页。
④ 其他的音乐教学法分别是：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铃木的天才教育、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研究、综合音乐感教育、卡拉博-科恩教学法。参见迈克尔・ L.马克著，管建华、乔晓冬译，《当代音乐教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⑤ 斯坦利・ L.史劳特（Stanley L.Schleuter）著，《有关音乐能力倾向测验研究的书目》（Research Studies Relevant To the Musical Aptitude Profile：A Bibliography），第78至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