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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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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融资范文第1篇

引言

软件业不仅具有高效益和绿色环保的特点,其发展还能促进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带动产业的升级改造,因此,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1]。

负债融资是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之一,一般认为,适度的负债融资可以凭借利息减少税收、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借助财务杠杆提高资金收益水平[2]。但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有一致性结论。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债权治理的软约束和治理弱化的特点,导致负债融资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务融资具有的避税效应、消减成本效应、信息传递作用、利润形成效应[4],其较股权融资更能提升公司的创值能力和成长性[5],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

本文拟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企业规模、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等因素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前提下,研究我国软件类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假设提出

负债融资的债权治理作用会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公司的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影响绩效债权融资的盈利效果。同时,企业的规模、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

(一)研究数据及样本

软件类企业包括软件外包、管理软件(ERP软件、财务软件)、电力行业软件、金融行业软件、医疗行业软件、电信行业软件、物联网应用软件、智能交通软件、安全软件以及其他行业软件公司。本文所选择的是我国软件类A股上市公司(以下统称为软件类企业),根据2015年中国证监会官方公布的结果,在我国A股上市的软件类公司共52家,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2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40家。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上述52家公司2013―2015年公开的年报数据。

1.因变量

有学者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6]、总资产收益率(ROA)[7],和每股收益(EPS)[8]作为企业绩效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从财务角度来评价企业绩效。每股收益通常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是做出相关经济决策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为每期期末的税后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每股收益每期期末的为税后利润与股本总数的比率。

2.自变量

反映企业债务融资的指标主要有银行贷款比率(BLR)[7]与资产负债率(DAR)[4]等。选用资产负债率变量是基于该变量能够全面反映企业总体负债水平,资产负债比率表示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从债权人处所筹集的,它有助于确定在破产情况下对债权人保护的程度。故将该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资产负债率为每期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3.控制变量

本文设置了三个控制变量,以更好地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使企业竞争优势获得多种驱动因素的支撑,竞争优势会更强、更持久。因此,企业规模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具有信誉和资产优势,所以能向债权人举借更多的资金。企业资产总额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规模。本文使用企业资产总额代表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总额(S),为每期期末的?Y产总额,单位为万元。

营运能力。企业营运能力能够优化企业财务结构,加速资产周转,改善财务状况,因此,营运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要的影响。而总资产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本年度以及以前年度总资产的运营效率和变化,发现企业与同类企业在资产利用上的差距,促进企业挖掘潜力、积极创收、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资产利用率。因此,本文使用总资产周转率代表企业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T)。总资产周转率为每期期末营业收入净额与每期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成长能力。成长能力有利于股东对企业创造股东价值程度的衡量,也有利于经营者对作出经营策略和财务策略提供关键性因素,所以企业成长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突出的。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不断增加的营业收入,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本文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能力的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N)。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每期期末的营业收入总额同上年营业收入总额差值的比率。

(二)假设提出

对影响软件类企业绩效的因素作如下假设。

负债融资具有股权融资所具备的治理效应。负债融资会减少成本、企业自由现金流,从而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绩效。但是过多的负债会引起企业因负担不起负债而造成企业的营运风险。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 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具有企业规模的企业能保证企业在研发、服务、广告、销售等方面的费用投入,并且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能分摊、消化这些费用,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顾客价值。企业规模使企业竞争优势获得多种驱动因素的支撑,竞争优势会更强、更持久[6]。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 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情况下总资产周转率的数值越高,表示企业的总资产周转速度越快,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高,企业的绩效也因此增加。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 收入增长率如果大于零,表示企业的营业收入有所增加,该指标值越高,表明企业的增长速度越快,企业的发展前景越好,企业的绩效也就越好。反之,则说明存在产品或服务不适合,销售方式不对,质量差价格高等方面的问题,市场份额萎缩,企业绩效越差。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Eviews7.0统计软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根据资产负债率与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假设,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9]。

线性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1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的经营绩效模型

R(1)i =αi+β1Bi+β2Si+β3Ti+β4Ni (1)

模型2 以每股收益为因变量的经营绩效模型

R(2)i =αi+β1Bi+β2Si+β3Ti+β4Ni (2)

其中R(1)i 则表示第i期的净资产收益的值,R(2)i 表示第i期的每股收益的值,αi为第i期的常量,β1,β2,β3,β4为第i期解释变量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关系的系数值,i则表示年份2013年,2014年,2015年。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显示,对于软件类企业,模型1和模型2的DW值基本都在2.0左右,这就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更大。而通过查阅DW检验表得知,dl和du的值分别为1.5和1.59(dl和du的含义为上下限值),只有2013年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时的DW值在dl和du之间,表示不能确定是否自相关,其余年份DW值都是大于du,小于4-du的,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同时,模型2的总体显著性水平高,而从单一变量来看,只有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软件类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模型2的结果为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90%的置信水平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有总资产周转率没有通过检验,这就说明总资产周转率对于软件类企业的影响力小,而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模型的结果分析

1.从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1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明显,而模型2的结果明显可以看出是负相关关系。这就说明,净资产收益率并不能够很好地表示软件类企业的绩效情况,可能是因为软件类企业目前发展不稳定,盈利状况不稳定,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大,不足以表示软件类企业的业绩情况。而每股收益可以根据股数取值的不同,将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并且得出加权平均收益,因此,可以更好的表现软件类企业的绩效情况。

2.模型2的结果反对了假设1,企业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呈现出负相关,说明了公司要定期偿还利息,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对现金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的绩效下降。因此软件类企业的负债融资的占比越大,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破产威胁就越高,最终导致软件类企业的价值降低。

3.模型2的结果支持了假设2,说明软件类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正向效应。这与软件产业的规模效应有关,软件行业的特征之一是报酬递增和自然垄断特征,随着行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成本将会降低,市场容量会扩大,整体规模也会增加,从而导致企业的绩效上升。

4.模型结果显示,对于软件类企业来说,与总资产周转率的相关性并不大。可能的原因是总资产周转率反映的是企业的销售能力,而软件类企业资产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生命周期短,更新速度快,研发周期较长,因此资产的周转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5.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软件类企业来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越高,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越好。可能是因为企业的销售能力增加,用户信息系统在更新时的接收度增加,或者软件的创新性技术和产品的管理等方面对收入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依据,使得企业的绩效增加。

四、结论与建议

负债融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负债融资 相关关系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以群居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也贯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阶段的信息社会,个体、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正是由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上述的客观事实,“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

一、研究综述

(一)社会资本内涵研究综述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6),提出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有关,即是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1988)将社会资本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认为社会资本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生产性的,为某些行为的实现提供便利,缺少这些行为的目的就不会实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Portes(1995)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个人能力,不像智力、体力一样为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产,是作为网络成员嵌入网络的结果,这种嵌入分为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只有嵌入网络成为社会网络的一员,才具有获取资源的能力,才能够拥有社会资本。美国学者林南(1999)以“嵌入性”理论为基础,将社会资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相融合,进一步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并且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含三个成分:一是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二是这种资源嵌入在社会网络当中而不是个人所拥有;三是这种资源与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必须要被有目的的行动所获得才能成为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国内的理论界重视和研究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将社会资本简单的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1999);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朱国宏,1999);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边燕杰、丘海雄,2000);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张方华,2004);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并能被投资者利用以实现自身目的的社会资源(燕继荣,2006)。

(二)社会资本与负债融资关系研究综述 Coleman(1990)最早研究了社会资本与融资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人们的普遍信任程度,从而促进人们在资本市场上的合作以增加融资的便利程度。Montgomery(1996)认为借款人为了避免社会资本的降低会减少赖账行为的发生。Woolcock(1998)认为社会资本对于中小企业获得资源非常重要,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获得小额信贷。Uzzi等(1999)将企业财务行为嵌入到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来分析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嵌入性的银行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治理机制,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这是仅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的。就国内研究而言,李路路(1995)得出的结果表明那些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能够比其他的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私营企业家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越高,所能获得的贷款就越多。戴建中(2001)通过调查发现,有13%的私营企业主在向金融机构贷款时会动用其社会网络中的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资源。吴小瑾(2008)通过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企业在负债融资中的信用水平就越高,负债融资的便利程度也越高。王越、刘珂(2008)通过数学推导,发现社会资本有利于银行等信贷机构获取企业的相关信息,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社会资本会提高企业的违约成本。谢德仁(2009)发现政府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父爱效应”削弱了负债融资的治理作用。杨宝臣等(2010)以2003-2006年A股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治联系削弱了负债融资对公司成本的抑制作用,在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的地区,这种削弱作用也就越明显。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1)社会资源理论。所谓社会资源,指的就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能获取的资源,由于每个人的社会联系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不同,这些社会资源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源不仅仅包括物质财富,而且包括象征财富比如声望、教育、学位、头衔等等。社会资源不仅包括社会成员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且还包括位置资源。位置资源指的是由于处在社会网络的某个特定位置进行位置控制所拥有的特定资源,通常比自我的个人资源有用的多。一个行动者的社会资源即使不投入到实际运用当中,也具有很大的符号作用。社会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代表着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别人通过观察自己的社会资源,就可以了解自己在必要的能够时候激活社会关系,动用社会资源的潜力,就能很好的改善社会地位。(2)社会结构理论。所谓社会结构,指的是某些行动者以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而成的结构网络。这种结构网络能够对嵌入其中的行动者发挥功能,有助于行动者获得各种利益。社会结构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动态变化着的。首先这和自然的变化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行动者不断的发生变化,新的行动者加入,旧的行动者离开,社会结构在一定时间后就不可能保持不变。而且这也和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关,为了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行动者就会采取有目的的活动去促使社会结构向着有利于行动者利益的方向改变。或者行动者也会促使现阶段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3)社会关系理论。所谓社会关系指的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本文社会资本概念将其定义为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调动其所控制的资源为其中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服务。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获取资源。而企业所需要的负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也是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取的。由于我国企业的负债的行政化和非理性化,即使企业的绩效较差,在债务市场上按照正常的途径难以获得贷款,也可以通过社会资本运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去获得负债。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越密切,社会资本越高,意味着企业的综合实力越强。潜在投资者会认为该企业的偿债能力较强,即使企业的绩效较差,也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运用去获得新的负债以偿还债务,维持运营。投资者就会倾向于将贷款借予社会资本较高的企业或者愿意为社会资本较高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在我国企业的社会资本对其获得负债融资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越高,越容易获得负债。

(二)研究假设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企业的社会资本能够运用其所掌握的关系网络在获得负债融资的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企业社会资本越高,获得负债融资能力就越强,那么负债水平就应越高。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的社会资本与企业获得负债融资的能力成正相关关系,即与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由于企业的负债融资可以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为了分别进行研究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企业的社会资本越高,短期负债水平也就越高,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3:企业的社会资本越高,长期负债水平也就越高,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样本及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证监会行业板块分类中的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得公开数据,并剔除了极端值。所有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和公开网络。社会资本指标(Social):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设计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指标体系包括两大层次:个人特征层次和企业特征层次。企业社会资本(Social)指标就是根据上述13个指标得出来的综合得分,最高为13,最低为0。企业负债指标: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三个指标来作为企业负债指标。

(四)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企业的规模(Size)反映的是企业的大小即总资产的数量,可能对企业的负债和企业绩效都有会所影响,本文选取其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的成长性(Growth)表现的是企业在一定时期里的经营发展状况,可能会对企业绩效和负债产生影响,本文选取其为控制变量。企业的盈利性也可能会对企业的融资方式产生影响,本文也选取其作为控制变量。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关于样本负债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07年至2010年,房地产上市公司TDR、CDR、LDR的均值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TDR从2007年的0.570上升到2010年0.622,CDR从2007年的0.452上升到2010年的0.469,LDR从2007年的0.118上升到2010年的0.153。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促使房地产上市公司增加负债融资的需求所致。关于社会资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至2010年度每年度的社会资本指标基本相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最大值均为10,最小值均为3,均值在6.5左右。由于2007-2010年度样本公司的董事长基本没有变动,所以董事长的个人特征指标得分基本相同,企业特征得分每年度变化也不大,相同公司每年度的社会资本指标值基本相同。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4)可以发现,不论是总的资产负债率(TDR)还是长期负债率(LDR)、短期负债率(CDR)均与社会资本(Social)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LDR与Social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2,TDR、CDR与Social的相关系数比较高,分别为0.434和0.333,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基本符合上文提出关于企业负债水平与企业社会资本正相关的假设。

(三)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5)。表(5)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社会资本(Social)的回归系数2007-2010年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分别为2.045、2.962、4.427、3.195且均大于零,每年度的F检验也均显著,可以说明社会资本(Social)与企业资产负债率(TDR)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ocial指标值越高,TDR也越高。由此可以验证假设1。表(6)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社会资本(Social)的回归系数 2007-2010年分别为2.198、2.789、3.450、2.150均大于零,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每年度的F检验也均显著,由此可以说明社会资本(Social)与企业短期负债率(CDR)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ocial指标值越高,CDR也就越高。可以证明假设2。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Social)的回归系数2007和2008年度分别为-0.153和0.173,但均没有通过5%和10%显著性检验,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2009和2010年的回归系数为0.978和1.046,没有通过%的显著性检验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程度较弱。每年度的F检验均显著。总体上看,可以认为长期负债率(LDR)和社会资本(Social)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3不成立。

四、结论

本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企业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成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资本越高,资产负债率就越高。从不同期限的负债来看,企业社会资本与短期负债成正相关关,企业长期负债与社会资本不成显著的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在于长期贷款和发行债券的要求比较严格、审批过程复杂、限制较多、灵活性较差,不利于通过社会关系进行融资。本文的结论对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能具有一定启示。要解决企业融资难特别是短期融资的问题,除了政策上的扶持和制度上的支持外,企业应当大力培育社会资本,发展与其他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以发挥社会资本在获得短期融资方面的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社会关系网络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战略来构建,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也应当注重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选取我国房地产行业作为样本,虽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是结论能不能推广至别的行业,而且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社会资本水平的测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所用的测量指标体系虽然有前人所用,但是是否准确的反映了企业真实的社会资本水平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耿、周军:《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研究――个基于成本的理论分析》,《财经研究》2004年第2期。

[2]储成兵:《关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张文魁:《企业负债的作用和偿债保障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4]于东智:《资本结构、债权治理与公司绩效:一项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5]张锦铭:《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负债融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短期负债融资 风险分析 风险规避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随着新企业不断创立,老企业的转型升级改造和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企业的兼并重组活动不断在全国、全球开展,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筹集企业发展资金、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成为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短期负债融资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应仅分析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决策失误、投资活动失败等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发现风险产生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并从根本上规避和减少短期负债融资风险。

一、短期负债融资的特点

短期借款作为短期负债融资的重要形式,是指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借款。短期负债融资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应交税金、其它暂收应付款项、预提费用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短期借款按照有无担保,可分为信用借款和抵押借款。短期负债融资作为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已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短期负债融资具有速度快、弹性好、成本低、风险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大的特点。短期负债融资一般所需时间较短,程序较简单,可以比较快速地获得资金,融资成本普遍较低,如短期借款成本低于长期融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大多数应付账款等自然融资方式,在没有折扣和折让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融资成本。但短期负债融资的利率波动较大且融资时间较短,因此在融资额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公司资金调度不灵,就有可能出现无力按期偿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

二、短期负债融资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战略错误,导致融资、投资决策失误

企业决策层未根据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对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政治和法律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社会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以及行业环境、经营环境、企业的资源、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准确分析并科学决策,选择和实施了不恰当的公司战略和财务战略;企业发展战略过于激进,脱离企业实际能力或脱离主业,导致融资战略和投资战略等出现失误,融资规模、融资结构、融资时间、融资成本和风险控制等重大融资决策失误,以及投资方向、投资时机、投资地区等重大投资决策失误,导致融资投资活动根本性错误,给企业带来了潜在的重大融资风险。决策错误往往会带来长远的、重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可能会造成整个项目的失败,导致很大的短期负债融资风险。

(二)企业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内控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风险防范能力低下

企业治理机构形同虚设,缺乏科学决策、良性运行机制和执行力,内部权责分配不合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不能履行职责,企业重大决策未实行集体决策审批或联签制度,导致不能及时识别风险和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企业财务内控、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未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不能很好地防范和处理导致意外损失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企业偿债能力不足,短期负债融资风险无法控制和及时应对。银行借款融资引起的企业相互信用担保责任,往往在风险控制不利的情况下,给企业带来潜在的融资风险,并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时,可能带来很大的间接短期负债融资风险。

(三)资本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不足

短期负债融资资金到位快,容易取得,融资富有弹性,成本较低;但偿还期限短,融资风险相对较高。企业股东权益资金不足、股东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等原因造成企业权益资本不足,长期负债融资无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情况下,过分依赖短期负债融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长期投资等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导致企业无法及时收回资金偿还短期债务,影响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信誉,增大了融资风险,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融资出现严重的恶性循环,带来很大的融资风险,长期以来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此外,利率、汇率的变动,经济环境、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变化也会带来短期融资风险。

三、短期负债融资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制订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防范短期融资决策失误

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认清外部宏观环境的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制定自身发展战略,对企业投资方向、产品结构、市场布局策略、技术水平能满足市场需求等进行深入、全面分析研究;根据经济学原理,综合应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对行业经济的运行状况、行业周期分析、行业集中度分析、行业吸引力分析、行业结构分析及竞争对手分析、行业竞争力、市场竞争格局、行业政策等行业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企业的资源、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企业战略,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低层次扩张,避免企业的短期融资方式、融资规模、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决策错误。在世界政治格局动荡,地区冲突频发,世界经济整体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下,适当地调整企业战略,谨慎采用多元化战略、一体化战略,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投资方式,谨慎投资,即抓住兼并、收购、重组的机遇,又避免和减少投资、短期负债融资风险已成为关系到企业兴衰,甚至存亡的关键问题。

(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构和制度,防范和减少短期负债融资风险

投资和融资即存在收益,也避免不了风险,正确对待风险,合理减少和规避风险使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的规定,明确决策层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对重大融资、投资决策实行集体决策审批或联签制度,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融资风险。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避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经营风险带来的短期偿债能力下降;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加强短期融资风险监督,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预防控制机制和财务信息网络,制定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风险防范和规避方案,减少和规避短期负债融资风险。企业内部可以设立风险控制管理的专业机构,发现风险,迅速反应,及时预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防止短期融资风险扩大化。

(三)保持适量现金流,提高短期偿债能力

现金流入量反映的是现实的偿债能力,资产的流动性反映的是潜在偿债能力。如果企业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正确的财务战略,通过加强财务预算管理,选择适当的筹资方式、期限、利率,合理的筹资结构来分散风险。准确地预测投资额度和短期负债融资的规模,适当调整资本结构,短期负债融资、其他方式融资和股权融资合理配合使用,控制负债规模、利率和使用方向,即保持加权资金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又保持企业合理的现金流。避免短期负债融资大量用于购建固定资产、周转周期长的存货等资金回收时间长的项目,保持企业资产良好的流动性。提高存货的周转速度,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对融资、投资资金进行计划和控制,合理计划短期融资的使用和偿还期限,使有限的资金更好的发挥作用。科学预测利率及汇率的变动,从预测汇率变动趋势入手,制定外汇风险管理战略,规避筹资过程中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积极使用金融工具规避利率变动带来的筹资风险,如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合约,利率期货和利率期权;运用金融工具如货币互换,远期外汇合约和货币期货交易来规避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认真研究租赁、分期付款、未作记录的或有负债、担保责任引起的或有负债等带来的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的因素,严格控制企业对外担保风险,认真调查了解被担保企业,深入分析研究担保风险,减少担保风险。

总之,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处在结构调整的形势下,企业应正确认识和深入分析研究短期融资风险,掌握防范和控制的根本措施,减少和规避短期融资风险。

负债融资范文第4篇

负债作为现代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如利息抵税作用、财务杠杆作用、降低资金成本作用等。但是,以上负债融资的各种优势都是在企业合理负债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企业没有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及外部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盲目过度的进行负债融资,就会出现负债融资的不合理,一旦经营环境恶化,企业就会陷入到期不能偿还债务本息的危险处境。因此,本文定义负债融资风险指企业因负债经营而到期不能偿还债务本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取决于负债融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要具体剖析负债融资产生的原因及控制方法。

二、现代企业负债融资风险产生原因

负债融资内生因素决定了企业将来需要偿还债务本息的数量和时间,外生因素决定了企业将来可以用来偿还债务资金的数量和时间。一旦二者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负债融资风险就会产生。

(一)负债融资内生因素分析

1、负债融资规模过度。负债规模是企业到期所要偿还债务本息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负债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负债规模越大,债务本息越高,从而由于收益变动导致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负债规模还决定了负债比率,负债比重越高,财务杠杆系数越大,投资收益率的微小变动就会对企业偿债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负债融资规模过度极易导致负债融资风险的产生。

2、负债利息率过高。负债规模决定了债务利息的宽度,利息率则决定了利息的深度。负债利息率过高直接影响到期利息费用的升高,从而融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加大。同时,资本市场是负债融资主要场所,资本市场的变动势必对负债融资成本产生影响。如负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融资时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供小于求时,负债利息率就会上升,负债资金成本就会升高,融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大。

3、负债融资结构不合理。负债融资结构包括负债来源结构和负债期限结构。负债来源结构决定了负债整体资本成本,因为不同来源的负债具有不同的利息率。如果企业负债来源结构不合理,负债整体资本成本上升,就会加大融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负债的期限结构不仅决定了负债的成本,如长短期债务具有不同的利息率,还决定了负债本息偿还的时间。如果企业没有将负债的期限与企业的经营情况(如资金回收)进行合理搭配的话,即使是在盈利的情况下,企业也会出现难以在短期内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的可能。

(二)负债融资外生因素分析。企业负债融资的内生因素决定了负债的偿还数量与期限,是负债融资风险产生的前提。但最终导致负债融资风险发生的因素是企业本身的获利能力和资产状况。

1、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企业负债融资的本息偿还最终来源于企业的收益。但是,企业的获利能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企业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企业就可以获得负债带来的财务杠杆利益。但是,当投资收益率下降或者低于负债利息率时,负债就会侵蚀企业的股权资本,甚至迫使企业面临到期无法偿债的可能。投资收益率下降幅度越大,企业负债融资的风险也就越大。

2、企业偿债能力恶化。在投资收益率固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偿债能力也有可能恶化,进而引起负债融资风险。企业的偿债能力包括现实偿债能力和潜在偿债能力。现实偿债能力指企业预期的现金流入量。潜在偿债能力指资产的流动性。当企业的信用政策过宽,不能实现预期现金流量时,企业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此时,企业就会变现资产进行债务清偿。如果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差,企业到期不能还债的可能加大,融资风险升高。

三、现代企业负债融资风险控制

对负债融资风险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抓住关键环节对其进行控制,作好负债融资决策和风险防范工作。

(一)负债融资内生因素控制

1、负债融资“度”的把握。负债融资度的把握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收益水平、所处的经济环境确定企业最佳的融资规模,也就是确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好的方法是先采用负债临界点法确定负债率的适度区间,然后再根据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进行适度的调整。负债临界点法的理论依据是,企业负债的最高规模为企业息税前利润不大于利息支出情况下的负债规模,即EBIT≥I,由此可推导出:EBIT≥Bi,Bi/A≤EBIT/A,d≤EBIT/Ai,d≤M/i。(其中B为负债,A为资产总额,d为B/A,M为EBIT/A息税前资金收益率,i为负债利息率)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最高负债率为资本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率的比值。企业确定负债率的区间后,再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适当地在区间中选择最佳的资产负债率。比如,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好,变现能力强,资产负债率就可适当的高些,反之亦然。

2、负债资本成本的把握。负债利息率是决定企业到期利息费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应当认真研究资本市场的变动情况,根据利率走势作出合理的融资安排。总的来说,在利率处于相对高水平时,企业应少融资或只融急需的短期资金。在利率处于由高向低过渡时期,也应少融资,或采用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融资。反之,当利率相对较低时,企业的负债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企业可以适当的扩大融资规模。在利率处于由低向高进行过渡时期,企业应抓住时机,筹集长期资金,并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

3、负债融资结构的合理配置。首先是债源结构的合理配置。不同来源的负债具有不同的融资成本,对企业具有不同的约束程度,从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也是有差别的。企业应当具体分析每种负债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选择最佳的融资组合,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其次是负债的期限结构配置。不同期限的债务对企业负债融资风险具有不同的影响。短期债务资金成本低,但是风险高。长期负债资金成本高,但融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企业要进行长短期债务的合理搭配。同时,企业还要将债务期限与投资期限相结合,以便到期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偿还债务。在合理保证预期现金流量的情况下,处理好成本、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二)负债融资外生因素控制

负债融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投资机会集 成长性 负债融资 投资行为

一、引言

负债融资作为企业的一种融资渠道,不会稀释企业控制权,具有避税优势,更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影响。在我国不成熟的市场制度、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现实背景下,国内学者从实际出发,对负债融资对投资的正反两方面作用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从负债来源、期限结构的角度进行,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角度,探讨不同所有制、不同成长性、不同终极控制人公司负债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中,公司成长性不同,其融资来源、投资需求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很多学者都关注从这一角度来研究负债与投资关系。江伟、沈艺峰(2004)利用 “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率”划分公司成长性,认为对高成长公司,负债没有导致其投资不足,却导致严重的资产替代,对低成长性公司,负债并没有导致资产替代,但其控制效应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岳续华(2008)认为:低成长性公司负债与投资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高成长性公司更显著。而王鲁平,毛伟平(2010)的结论正相反,他们认为低成长性公司的财务杠杆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程度弱于高成长性公司。赵惠芳,沈勇,潘立生(2009)从“投资机会集”和“自由现金流量”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司成长性,提出负债融资存在两面性――既约束又抑制公司投资行为。可见,国内学者在对公司成长性衡量时,选取的指标各不相同,公司成长性不同时,负债与投资的关系如何,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且分歧较大。本文认为,合理划分公司成长性是对“不同成长性公司投融资问题”进行研究的关键。并就此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低成长企业即未来投资机会少,与高成长企业相比,其拥有相对较多的自由现金流。这意味着管理者存在用自由现金流进行盲目投资的可能性。此时,负债的存在能够约束这种投资。在低成长企业中,管理者与股东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负债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正面作用――约束过度投资。高成长企业拥有较多的投资机会,管理者拥有较少的可支配的现金流,与低成长性企业相比,一方面其股东――管理者之间冲突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负债比例上升加剧了股东――债权人冲突。此时,管理者(与股东利益一致)面对不容易为外人所监督的成长机会,有更多的操纵空间,有可能为追求更高的收益而投资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即非理性过度投资。此时负债和投资支出是正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负面作用――导致了投资过度。然而,高成长企业也可能面临融资约束,无法筹集足够资金而导致被动投资不足。此时,负债与投资是负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负面作用――导致投资不足。

假设1:负债与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1-1:低成长性企业,负债对投资发挥正面作用――约束过度投资

假设1-2:高成长性企业,负债对投资产生负面作用――导致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正相关)

假设2:公司成长性不同,不同负债期限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公司成长性不同,不同负债来源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和*ST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A股上市公司,最终得到554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使用Excel 2007和SPSS 16.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投资规模为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投资机会集、流动资产、销售收入、自由现金流量、公司规模等,如表(1)所示。其中投资机会集(IOS)通过因子分析得出。Myers(1977)认为企业价值由“现有运营资产(AIP)”和“投资机会集(IOS-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两部分组成,并将IOS定义为:企业具有正的期望净现值、可投资但尚未投资的项目。IOS充分考虑了新投资项目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果公司能把握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公司的成长性就高。本文认为,单纯从企业过去几年财务数据,如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不足以判断企业的成长性。这仅仅表明Myers(1977)所提出的现有运营资产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由于IOS无法直接观测,要选取可观测的替代变量对其衡量。本文通过因子分析,计算每个公司的IOS得分,然后划分成长性。其替代变量如表(2)所示。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如表(3)所示。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MBA与MBE的相关性最高为0.854,MBA、MBE与FA的相关性分别为-0.469和-0.398,Dep与FA的相关性为0.330。变量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若直接进行分析,会产生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进一步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对变量检验,判断其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如表(5)所示。KMO值大于0.6表明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较大差异。相伴概率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球形假设。球形检验与KMO检验结论一致,即6个指标并非相互独立,取值是有关系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1)方差分析。在对变量提取公共因子后,变量的方差一部分由公共因子组成,一部分由特殊因子组成。表(6)列示了在对变量提取公共因子后,每个变量中的信息能被提取的程度。公因子方差越大,说明由公共因子代替原有变量后,每个变量的信息被保留的程度就越大,变量能被公共因子说明的程度就越好。从表(6)可知,MBA、MBE、CE这三个变量的信息提取比例在70%以上。1/EP、Dep、FA这三个变量的信息提取比例接近70%。这说明,公共因子基本能代表原有6个变量所蕴含的信息,分析结果具有可信性。

(2)因子方差贡献率。表(7)列出所有的主成分,并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其中,前三个特征根分别为2.085、1.281、1.221,方差解释能力分别为34.750%、21.343%、20.346%,累计方差解释能力76.439%。说明三个因子(表示为F1、F2、F3)己经包含了原来6个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来表示IOS。

(3)因子载荷矩阵。从表(8)可知,MBA和MBE这两个变量对F1具有显著贡献,1/EP和Dep对F2具有显著贡献,CE和FA对F3具有显著贡献。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MBA和MBE贡献最多的F1代表了市场的评价方面,可称为“市场因子”;1/EP和Dep贡献最多的F2代表了投资的潜力方面,可称为“潜力因子”;CE和FA贡献最多的F3代表了投资支出方面,可称为“支出因子”。也就是说,三个因子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投资机会集的主要内容。

(4)IOS得分。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出第i个样本的各个因子得分。设第n个(n=1,2,3)因子对应的特征值为 λn,第n个因子的权重为=λn /(λ1+λ2+λ3),则第i个样本的IOS得分可以表示为:IOSi=0.4545F1+0.2793F2+0.2662F3。

(二)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9)可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约为期初资产的8.53%,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4.54%。自由现金流量、上期投资支出、长期负债率,这三个变量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分别为:1.89、1.95、1.31,说明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之间,这三个变量存在较大差异。将数据按IOS得分由小到大排序,将前1/4样本分类为group 0低成长组,后1/4样本分类为group 1高成长组。通过观察表(10)发现,高低成长性公司的各个变量均值有差异,但是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方差分析进行检验。表(12)仅列出方差分析最后结果:高低组的投资支出、期初流动资产、自由现金流量、上年投资支出、资产负债率、短期资产负债率、商业信用率具有显著差异。结合表(10)和表(11)可以发现,公司成长性越高,上期和本期的投资支出越大,具有越低的资产负债率,高低两组有显著差异,说明高成长公司偏向权益融资筹集投资所需资金。低成长性公司流动负债率和商业信用率显著高于高成长性公司,说明低成长性公司多使用短期负债和商业信用进行日常经营活动,主要依赖现有营运资产扩大企业价值,结果支持了Myers(1977)的理论。低成长组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与高成长组有显著差异。同时,高低组在收入、长期负债率、银行借款率、资产规模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

(三)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发现,I/K与I’/K’、IOS、Size、CA'/K'、S'/K’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Lev、SD、LD、CD、BD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投资支出受多个变量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才能更好的明确负债对投资支出的影响。

(四)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总体回归和分组回归如下:

(1)总体回归分析。自变量采用“逐步进入法”,使与“因变量”关系最密切的“自变量”最先进入回归方程,以此类推。选择DW值,并剔除大于或等于3倍标准差的异常值。表(13)和表(14)说明,对模型1的回归共产生6种结果,第6个结果拟合优度最好,DW值接近2,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方差分析中,F统计量的概率值0.000小于0.01,说明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线性关系,拒绝总体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这里,本文仅列示最后结果,如表(15)所示:模型1的标准化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I/K=-0.301Lev+

0.248Size+0.199CA'/K'+0.146I’/K’+0.159S'/K'+0.119IOS。将模型2、模型3分别采用“逐步进入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表(16)可知,DW值在2附近,F统计量的概率值0.000小于0.01,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2中,企业长期、短期负债与投资支出负相关。模型3中,商业信用、银行借款与投资支出负相关。

(2)分组回归分析。从表(17)可知,DW值在2附近,说明残差之间相互独立。F统计量的概率值0.000小于0.01,拒绝总体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看出:第一,模型1中,高低组的资产负债率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企业规模、流动资产对本期投资支出具有促进作用。高成长企业的负债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程度要强于低成长企业,本文的结论与王鲁平,毛伟平(2010)的实证结果一致。第二,模型2中,低成长组仅短期负债与投资支出具有负相关关系,而高成长组的长期、短期负债均与投资支出具有负相关关系。对于低成长企业来说,这种负相关关系表明了负债能够约束过度投资,发挥了正面治理作用,结果支持了假设1-1。进一步来看,在低成长性中,主要是短期负债,而不是长期负债发挥了这种治理作用。对高成长企业来说,负债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则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抑制,这是负债对投资的负面作用。高成长企业的长短期负债都表现出对投资的抑制,而短期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长短期负债对高成长企业投资抑制作用的原因有所不同。短期负债具有流动性和再融资压力,偿还需要占用流动资金,企业偿债风险大,可能导致企业缺乏投资所需的现金流,因此制约了企业投资支出。而长期负债,因为借款时间长,债权人风险大,因此利率高,对企业来说,偿债压力大,因此制约了企业投资支出。第三,模型3中,高低成长性企业的商业信用与本期投资支出负相关,即企业提高商业信用本期投资支出减少。对高成长性企业来说,银行借款比率的提高,阻碍了投资支出。从横向来看,高成长企业本期投资支出与上期投资支出相关性较高,而销售收入对高成长性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刺激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销售收入中的现金比例,影响企业现金流量大小,收入虽高但是现金流量不足,仍无法满足投资需求。

四、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成长性不同时,负债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公司要根据其未来的投资机会,建立恰当的资本结构,合理利用负债融资来源,充分发挥负债约束过度投资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减少负债导致投资不足的负面作用,提高投资效益,减少非效率投资。对于低成长性企业,负债与投资的负相关表现为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即负债能够约束管理者过度投资。对这类企业,不应一味只看到负债的负面作用而盲目降低负债率,相反应该提升他们对负债与投资关系的认识,充分利用负债的硬约束,发挥负债对投资的正面作用。对这类企业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因为其对投资产生的约束作用更强。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负债与投资的负相关表现为负债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即负债导致了投资不足。投资不足是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这类企业应注重扩大内部积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债权人应考虑到这类企业具有较好的未来投资机会,为其融资提供便利,但同时也要约束、监督其资金使用范围,防止负债融资导致投资过度的可能性。同时,对于高成长性企业,应适当减少负债融资,尤其是短期负债,以减少短期负债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债权人应考虑不同企业成长性的差别,考虑其融资需求及投资特点,设计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条款。在债务契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进一步发挥负债的治理功能,约束管理者非效率投资,提高借款安全性,减少不良贷款。从宏观上来说,企业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小、债券种类很少,债券市场发展滞后,没有真正起到融资作用,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能为企业融资提供场所,改变上市公司依赖股权融资的现状,能够加强负债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应考虑发展企业债券市场,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充分发挥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江伟、沈艺峰:《负债的两面性与企业价值》,《中国第三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负债融资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负债融资; 过度投资; 预算约束; 期限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6-0054-03一、引言

投资和融资作为企业最基本的两项活动,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融资通常分为负债融资和股权融资。美国学者Jensen(1986)研究发现,负债融资能有效地约束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自此之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验证了Jensen的理论。

现代西方文献中用以解释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主要有三种: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即负债可以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负债期限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西方国家企业,我国企业面临着欠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特殊的制度环境,其投资和融资行为跟国外企业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也使得针对我国企业所进行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较大的不同,特别是近些年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使得众多研究集中在了负债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其一是负债是否可以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是负债期限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

二、负债对过度投资的相机治理作用

根据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当企业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时,企业的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公司的富余资金投资在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上,从而通过减少企业的价值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公司如果举借债务,由于面临偿还本息的压力,减少了企业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如果管理者不能按时偿还本息,可能会面临被清算的风险,因此理论上说债务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我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自然使得国有企业较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双重预算软约束更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机制不健全,信息透明度不高,为管理者进行过度投资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我国官本位的特殊意识形态使得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政治关系尤为重要,政治关系可以降低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同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过度投资。因此本文关于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梳理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双重预算软约束、金融发展、政治关系。

(一)双重预算软约束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资本市场仍然不成熟,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银行借款依然是企业负债融资的主要来源。西方学者认为由于银行具有较强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同时能够实时参与公司的治理,因此银行借款可以有效地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分权化的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承担着发展地区经济和增加就业的压力,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使得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前途的考虑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行预算软约束,使得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明显弱化。在一些国有企业,银行负债不但没有能够有效地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对预算软约束期望较低,以及银行出于资金安全和经济效益的考虑会严格执行信贷标准,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制约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银行授信作为银行信用贷款的一种类型,是指银行给予特定企业在一定期限内贷款的最高限额。随着银行授信业务的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银行授信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银行授信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Sufi(2009)认为银行授信能够弥补企业持有现金不足的缺陷,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使得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增加企业的价值。但是银行授信也使得企业有了更多的经营自,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罗党论、应千伟、常亮(2011)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了银行授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授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显著,而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他们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获取银行授信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信用评级状况对过度投资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弱,因此有必要对国有企业的银行授信进行监督。

柳建华(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说银行负债有效地制约了公司的投资,但是跟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为有较强的预算软约束,使得银行借款对投资规模的抑制作用较弱。蔡吉甫(2009)研究发现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整体上是失效的,而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负债的控制功能是恶化的,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负债的控制作用是弱化的。

(二)金融发展

金融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金融的发展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加强了资金的流动,降低了企业融资的难度,使得企业可以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Rajan,Zingales(1998)和Love(2001)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Liberti和Mian(2010)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资产抵押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对抵押品价值的要求,从而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融资约束,使企业获得所需要的信贷资金。

在国内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唐松等(2009)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债务的相机治理作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债务的治理作用越强,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江伟(2011)从公司投资的角度考察了银行贷款的控制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的银行贷款对过度投资具有控制作用,但是这种控制作用并没有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高。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借款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控制作用要强于国有上市公司,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投资控制作用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高。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投资缺乏相应的监督,金融发展在降低融资约束的同时势必会促进企业投资,导致过度投资。赵立彬(2012)在分析金融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以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贷款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企业获得长期贷款越多后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提升负债融资对债务的相机治理作用。这意味着在债务治理效应不能充分发挥的金融环境中,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三)政治关系

中国是一个尤为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对资金的争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关系的比拼,企业经营者跟政府官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或者是政府的前任官员担任公司的经营者会使企业较容易利用人脉优势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是公司政治联系同时也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的一种重要手段,甚至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Faccio(2006)认为在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司法独立性较差的国家中,企业的政治关系普遍存在。建立政治关系有诸多好处,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Li、Meng and Zhang,2006),而且很多民营企业还聘请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担任企业的董事(Chen、Li and Su,2005)。余明桂、潘红波(2008)为了分析政治联系和民营企业贷款的关系,以我国1993―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容易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且在法制不健全,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杜兴强等(2011)研究表明政治联系显著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概率,政治联系强度越大,过度投资的概率就越大,而且过度投资行为显著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价值。

综上所述,双重预算软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过度投资,金融发展和政治联系在减少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又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有损企业价值,但两者中哪一个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研究还不够充分。

三、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过度投资

不同期限的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不同。按照传统的债务融资理论,短期和长期的债务都可以有效地对过度投资发挥治理作用,但是机理有所区别。短期债务由于其到期期限短,管理层在近期就会面临偿还本息的压力,不能按期偿将会面临被清算的风险,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层对自由现金流的随意支配,从而有效地治理过度投资;长期负债由于长期体现在负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过度举债。相比较而言,短期债务在治理过度投资方面更有优势。

黄乾富和沈红波(2009)认为长期债务由于期限长、比例小,因此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制衡作用有限,而短期债务能够抑制过度投资。陶晓慧(2009)认为短期负债增加了企业还本付息的压力,有助于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谢海洋、董黎明(2011)认为在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借款推动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短期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蔡吉甫(2012)实证研究发现在政府和商业银行双重预算软约束的框架下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的控制功能是失效的,这种控制功能对政府控制的企业的治理作用是失效的,对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是弱化的。在银行负债期限结构的问题上,短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弱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有效的;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恶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弱化的。

四、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国外,之后国内的相关研究渐渐增多,但是我们要看到国内外市场存在共性的同时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导致严重的双重预算软约束、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较低、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的政治关系等使得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跟国外相比存在很大区别,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对外开放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我国的资本市场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正在不断地向国外的发达市场趋同。

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使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进一步的政企分离,回归市场化的运作,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降低双重预算软约束和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开放使得民营资本和优秀的境外金融机构加入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将逐渐被打破,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会对取得借款的企业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使得负债融资对企业的过度投资治理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下负债融资能否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伟.金融发展、银行贷款与公司投资[J].金融研究,2011(4):14-15.

[2] 罗党论,应千伟,常亮.银行授信、产权与企业过度投资[J].世界经济,2012(3):1-4.

[3] 余明桂,潘红波.政治联系、制度环境与民营公司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1-3.

[4] 杜兴强,曾泉,杜颖洁.政治联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J].金融研究,2011(8):1-5.

[5] 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J].金融研究,2009(11):1-4.

[6] 赵立彬.金融发展、信贷资源配置与过度投资[J]上海经济研究,2012(8):1-3.

[7] 蔡吉甫.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负债控制效应研究[J].软科学,2009(4):6-7.

[8] 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J].经济研究,2005(5):9-10.

[9] 黄乾富,沈红波.债务来源、债务期限结构与现金流的过度投资[J].金融研究,2009(9):12-13.

[10] 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述评与展望[J].会计研究,2005(12):1-5.

负债融资范文第7篇

一、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具体为:(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指指标的代表性及其体系的完整性,要求指标不能重复、不能遗漏,各指标之间相互独立,互为补充,能基本检查和监测高职院校贷款风险的主要特点。只有遵循评价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原则,才能够保证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总体性原则。应当将事业发展、基本建设、校办产业和后勤服务等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评价高职院校的财务风险状况。指标体系应当层次结构合理、协调统一,能够全面反映高职院校投资状态,并为高职院校风险评价提供可靠的数据,以此正确评价高职院校的经济管理和财务运行状况。(3)可比性原则。要求各高职院校之间的评价指标能够进行量化和相互比较,具有可比性和通用性,这样才有利于合理评价高职院校的贷款风险状况。(4)实用性原则。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要保证现有的财务资料和会计核算数据能提供指标体系所需要的全部数据。从而,既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数据,又可以增强可操作性,以保证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和实用性。(5)动态完善原则。高职院校财务评价,并非一项临时的突击性任务,而是一项长期的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只要考核评价的时间越长,高职院校财务状况的趋势性事实就会越发明显。若只关注某年的评价结果,就可能因某些例外事项的缘由而出现偶然性的跳跃。目前评价还难以剔除这种偶然性,只能按照教育管理的新要求和会计核算的新变化,坚持动态完善,逐年修订指标,才能更为准确地反映各高职院校的财务风险状况。

(二)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本框架 根据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本文采用技术经济分析方法,构建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测试内容的不同,可设置以下两方面的指标:

(1)衡量高职院校负债融资偿债能力的指标。偿债能力是高职院校偿还债务的能力,具体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反映高职院校的资金周转快慢、能否及时偿付到期流动负债的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反映高职院校偿还本金与支付利息的能力。衡量高职院校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一是流动比率。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高职院校流动资产中有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偿债能力不强,一般认为流动比率为2:1时,高职院校的偿债能力达到平衡点。此时,表明高职院校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比较强。二是速动比率。速动比率=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100%。该指标反映了高职院校短期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当高职院校的速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相等时,高职院校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此时只要不遇到收款困难,一般就能及时获得偿还流动负债所需的现款。三是现金负债比率。现金负债比率=期末现金余额/期末贷款余额 ×100%。该指标是期末现金余额与期末贷款余额的比值,用于衡量高职院校对外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当该指标值较大时,对外短期偿债能力较强,风险较小。当该指标值较小时,对外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则风险较大。四是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该指标用来分析高职院校负债程度和财务风险的大小。一般认为,高职院校资产负债率大于60%时应发出预警信号,表明财务状况已开始恶化。五是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比率。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比率=长期负债额/全部负债额×100%。该指标越小,表明高职院校还债的时间越紧,款项越需尽快还清,高职院校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六是债务负担率。债务负担率=当年债务余额/当年总收入×100%。该指标值越大,则债务负担越重,面临风险越大。公式中的分子用当年贷款余额而不用往年。学校可用这一指标来确定当年贷款额度。七是已获利息倍数。已获利息倍数=(年度收支结余+利息费用)/利息费用×100%。该指标值用于衡量高职院校偿付长期债务的能力,指标值越大,对长期债务的偿付能力越强;指标值越小,对长期债务的偿付能力越弱。一般认为该指标值至少不能小于1。

通过对上述高职院校负债融资偿债能力的计量指标进行逐一计算分析,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的状况和特征,对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提出预警。以便确定贷款的规模、期限和还贷方式,寻求更有效地规避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的方法和途径,确保高职院校财务运转的正常进行。

(2)反映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程度的指标。为进一步加强对高校贷款行为的规范和管理,防范与化解财务风险,确保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颁发了教财[2004]1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该文件就高校贷款的指导思想、贷款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管理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提供了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内容如下:一是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一般基金中可用于偿债资金。二是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假定高校新、旧贷款均需在n年期内全部偿还,则: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三是贷款风险程度的评价方法。贷款风险指数=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贷款风险程度评估标准如下:0.8

二、高职院校负债融资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建立

(一)现有负债融资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评价 从教育部和财政部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模型看,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存在以下不足:非限定性净收入中可用来偿债的资金比例和一般基金中可用来偿债的资金比例的确定都因各高校而异,进而影响到贷款风险指数的确定;该模型没有给出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g的具体测算方法;该模型在招生及在校生规模稳定不变时仍然实用,并非一定要假设高校发展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O,采取最近两年平均数,一旦高校某一年度的欠费率有较大变化时,则会导致相邻两年之间的贷款额度差异很大;该模型基于高校未来非限定性净收入可确定的假设,其实高校未来非限定性净收入具有不稳定性;该模型未基于高校非营利性质考虑相关的非财务指标;该模型认为一旦贷款风险指数大于1时,高校在此期间暂无贷款能力,不能再新增任何贷款。实际上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是n年期累计贷款余额的最大值,贷款风险指数不可能大于1。

(二)现有负债融资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改进建议

设定高校的非限定性净收入是可知的,实际上未来的非限定性净收入是不确定的,风险总会存在。因此,有必要对该模型进行一些改进。

(1)改进建议。具体包括:一是有些高校一般基金账面余额虽然较大,但已没有可动用的部分,一般基金则不能参与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相反,有些高校一般基金留有一定的余额,且存在可动用的部分,应以存在可动用部分的金额来确定参与计算贷款控制额度的比例。这样才能使计算结果适用于特定高校银行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及贷款风险程度的评价。二是从可操作性原则考虑。笔者建议,若高校事业增长率指标比较稳定,则可以最近3年高校事业平均增长率来估计计算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g;反之,则至少应以最近5年高校事业平均增长率来估计计算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g。三是对计算期的取值范围加以界定。计算贷款控制额度的期限n越长,贷款控制额度就越大;而期限越长,取得相应收入的风险越大。因此,笔者建议计算贷款控制额度和现有贷款风险指数时,选用n=5(年)为宜。四是该模型在招生及在校生规模稳定不变时仍然实用,并非一定要假设高校发展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可将g看为0,此时高校仍然具有一定的还贷能力。五是建立“分期贷款测算模型”。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是要付出代价的,该模型仅解决了总量控制的问题,而未提及分期、分批贷款量的问题,以尽可能低的资金成本合理使用有限的贷款资金。可对该模型进行改进,建立“分期贷款测算模型”。“分期贷款测算模型”的测算结果须满足:在未来n年期内,累计未偿还贷款还本付息额+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还本付息额≤n年期非限定性净收入。应以贷款期最后一年的“债务负担累计额”作为控制点,在表中不断调整“当年贷款”金额。

三、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系统实证分析

(一)四川省高职院校简介 四川××职业学院是四川省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总占地面积700多亩,校舍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年末固定资产总值达3.4亿元。2009年末,学院各类学生9000余人,学院在职人员(含外聘人员)660人,离退休人员175人。该学院财经工作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经济责任制,在院长领导下,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建立以院长、分管副院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二级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为经济责任主体的经济责任制。计划财务处作为学院财经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学院唯一的一级财务机构,对全院资金进行归口管理,统一领导全院的财经会计业务,对院内二级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学院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相互制约机制,对互不相容的岗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同时学院设置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监察审计部门,相关管理制度和管理规章齐全。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知,该模型改进后,测算出的累计贷款控制额度为14942.36万元,新增贷款控制额度为9442.36万元,贷款风险指数为36.81%,属于较低风险。笔者认为,改进后的模型更为实用,风险更低,有利于保证该院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本文立足现实,在实务中还应将高职院校负债融资风险评价系统与防范化解对策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指导高职院校加强银行贷款管理,规避负债融资风险,丰富财务管理内容,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2004]1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

[2]刘立军:《高等学校银行贷款风险管理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3]万宇洵、黄文雅:《高校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薛冬英:《高校贷款风险评价与防范研究》,湖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5]刘春华:《高校举债财务风险的控制及实证分析》,《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负债融资范文第8篇

关键词: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

一、相关理论背景

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莫迪格利・安尼和默顿・米勒的MM理论为中心,探讨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形成关于资本结构研究的主流学派――资本结构理论学派。另一个方向则是在MM理论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各种具体因素,即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按照该学派的观点,企业资本结构应该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流理论所主张的交易成本问题与所得税因素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因素。该学派在马什等人的大量实证研究后,认为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规模: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发行债券(包括优先股、可转换证券和债券在内的多次发行)进行融资;而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则越不可能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2.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企业长期负债与权益的市场价值是决定企业证券发行的重要因素。换而言之,企业的市场价值目标对其长期负债有着重要的影响。

3.企业盈利能力:因经营利润的增加而提高的股票市场价值不可能完全被企业增加的借贷款抵消。

4.行业因素:同行业企业具有相似的资本结构,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则有差别。

除以上几个因素之外,国外不少学者进一步对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各因素作综合考察。根据马什的验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市场条件和历史状况对企业融资工具的选择有巨大影响;(2)企业对融资工具的选择看来就像其在心中早已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负债比率;(3)企业的目标负债比率与企业规模、破产风险和资产构成函数关系。

而我国国内学术界关于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影响较大的为陆正飞和辛宇以资本结构理论学派为基础,在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机械及运输设备行业的公司的研究,他们得出三点主要结论: (1) 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显著差异; (2) 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显著负相关; (3) 规模、资产担保价值和成长性等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也部分印证了马什的结论。

根据以上文献,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行业、资本市场、盈利能力、规模、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和非负债税收利益。其中,资本市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关系属于前述主流理论的研究范围,非负债税收利益是迪安吉罗和马苏里思等后权衡理论学派的观点。美国实施《1986 年税收改革法》后,由于企业原来享受的投资税减免及各种相关的税收补贴被逐步取消,迪安吉罗和马苏里思所说的非负债税收利益已不复存在。因此本文研究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规模、负债融资这两方面因素。

二、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水平现状

(一)房地产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现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行业分类规定,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共有48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剔除掉标记为ST的7家上市公司,剩下41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等数据如表一所示。

其中2009年与2008年资产负债率比较=(2009年资产负债率-2008年资产负债率)/2009年资产负债率。

所有数据均来从相应公司2009年年报得出。

从表格1可以看出,2009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布如下:2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20%-30%之;4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30%-40%之间;4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40%-50%之间;6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50%-60%之间;17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60%-70%之间;6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70%-80%之间;2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80% 。

对比2008年和2009年的资产负债率:有20家上市公司2009年资产负债率高于2008年资产负债率,其中,15家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幅低于20%;3家上市公司的增幅在20%-50%之间;2家上市工资的增幅超过50%,而最高增幅达到68.53%。而余下21家上司公司2009年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11家上市公司2009年资产负债率降幅低于10%,并且10家的降幅低于5%;9家上市公司的降幅在10%-40%之间;1家降幅超过40%,达到44.27%。

由此可以得出这41家房地产上市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并不是特别高,主要集中于60%-70%这一区间。同时2009年和2008年的相比较,整体变动幅度也并不是很高。

(二)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债务资金来源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投资大、回收期长的行业,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1.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借入资金而形成的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

2.在开发过程中因产品、技术和劳务的结算而形成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

3.其他应付款;

4.因为发行债券而形成的应付债券。

从表格1中可以看出,在开发过程中因产品、技术和劳务的结算而形成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占据了企业负债的主要部分,是房地产企业最重大的资金来源。

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借入资金而形成的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则是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但是从2009年年报来看,有5家上市公司既无长期借款也无短期借款,有4家上市公司无长期借款,7家上市公司无短期借款。没有借款是因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因素还是由于现在银行信贷紧缩的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是本文在此不做过多阐述。

其他应付款则位居资金来源的第三位。根据2008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其他因付款是指企业应付、暂收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如应付租入固定资产和包装物的租金、存入保证金、应付统筹退休金等。其来源比较复杂,这也取决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处理。

最后是发行企业债券形成的长期应付债券。房地产上市公发行的债券比例一直都比较小,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资本市场政策本身不鼓励公司发行债券,另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指标,部分企业的财务指标未能达到规定标准。

整体而言,对我国深交所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负债成分的分析表明,其组成形态和我国资本市场的状态相对应,同时也是符合房地产行业的资本结构构成的。

参考文献:

[1]洪锡熙,沈艺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2]Baxter , N. D. and J . G. Cragg ,Corporate Choice Among Long - term Financing Instruments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2 ,1970

[3]Taggart , R. A. Jr. ,A Model of Corporate Financing Decisions , Journal of Finance 32 ,1977

[4 ]Titman , S. and R. Wessels ,The Determinant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 Journal of Finance 43 ,1988

[5]Solomon ,E ,Leverag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 Journal of Finance 18 , 1963

[6] 陆正飞,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1998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