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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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律范文第1篇
保险最早起源于14世纪人类社会用来对付和处理海上风险而自发产生的一种互助共济行为。在18世纪保险业得到快速成长，逐渐演变成现代社会的商业保险。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保险合同的纠纷，也日渐增多，这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对保险合同特性的认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保险纠纷诉讼中，许多同种类型、同样性质的诉讼案件，只是由于司法管辖在地域上的差别，而使诉讼结果大相径庭。这种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了保险合同纠纷的增多，引起了保险业者和保险消费者的困惑，还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上的问题，归结起来，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险合同的法律特性，如保险合同的保障性、经济补偿性(或给付性)、附合性、射悻性、最大诚信原则等，因此正确认识保险合同的法律特性，对于我们合理解决保险纠纷具有重要的作用。保险合同是一种有偿合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有偿合同。因此我们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合同法》中一般的有偿合同，还应根据保险的产生、原理以及保险的目的，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等方面来理解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保险合同就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其中以机动车辆保单和人身保险单较为常见。这些保险单一般都是由保险公司事先制订好的格式合同。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释，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保险合同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分为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法律直接赋予名称的合同，属于有名合同。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此保险合同又是双务合同。
（二）、保险合同的保障性特征
保险合同是一种有偿合同，作为有偿合同，即付了对价之后就必须从接受对价的一方当事人那里取得某种利益。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给保险费支付人提供保险保障，这种保险保障既不是某种有形等价物，也不是某种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在约定事件发生时立即生效的债权凭证。保障性特征是保险合同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从表面上来看，作为个体分摊危险组织者的保险人，在收取保险费之后，似乎并未给被保险人带来实际利益。其实不然，因为被保险人交付保险费后所获得的经济保障的确是绝对存在的，被保险人所持有的由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在约定的事件发生后，就立即成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债权凭证，而这既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最根本权利，也是保险人提供给被保险人的经济保障。很明显，被保险人保障权利的取得，是以被保险人按照约定时间及方式交付了保险费为前提的。保险不是一般的双务活动，是众多个体参与的诚信性的互助式活动，将“依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交付保险费”作为被保险人保障权利取得的必要条件，是保险活动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较大的范围里进行的连续的、经济上的“互助共济”、公平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保险合同生效”和“保险责任生效”方面的规定不详，也是导致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的一个原因。尽管该法规定交纳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的义务，但实际上，是否“依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交付保险费”仅仅是保险人评价被保险人信用的一个依据，没有一个保险人会因为应收保费对被保险人提讼，这几乎是全世界保险人的规则。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当国内保险公司帐面上应收保费增多且呈坏帐趋势加剧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的不够详尽感到忧虑，当保障权利的或然取得几乎是零成本时，就有人愿意面对诉讼。而这样一种情形对已经交付保险费的多数被保险人来说就存在了不公平和风险，如果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保险人的分摊风险的组织者的角色也就难以为继。当然，在实际的保险活动中，保险人也存在从经营需要出发而同意被保险人缓交、免交保险费的情况，或约定保障生效的保险合同，则不在此例。
（三）、保险合同的补偿性与给付性特征
从理论上说，保险活动本身应该是非盈利性的。保险费的厘订取决于在一定期间、一定范围、一定个体的风险概率加上经营性费用；保险公司的盈利，应该来源于保险资金的运用。现代保险这种人类的互助共济活动形式是通过商业模式运行的，保险人作为一种类型的商业公司在市场上销售各类商品化的保险产品。保险活动的非盈利性，决定了保险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循保险的补偿性与给付性特征。
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征，是专对财产类保险而言的；它在财产类保险活动的投保、核赔以及发生追偿时具有下列实践含义：
1．在投保阶段，保险合同当事人必须按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或某种经济责任来确认保险金额(即保险合同载明的最大保障限度)；对无法确定价值或计算方法的标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约定保险金额和损失的确认方法，对于风险不能量化、不能确定保险金额和损失的确认方法的事物，不能作为保险对象；对超过标的物实际价值投保的，其超过实际价值部分无效；投保不足标的物实际价值的，视为不足额保险；传统上保险运作的这些惯常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投保中的投机行为或道德风险的发生。
2．在理赔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只负责用货币进行补偿，不负责对受损的标的物返还原物或恢复原状；对被保险人的损失低于保险金额的，按实际发生的损失补偿；高于保险金额的，按实际损失补偿并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按实际价值补偿。此外，对投保不足标的物实际价值的保险单，按照投保金额和标的物实际价值的比例，在保险金额限额内按比例进行补偿。
3．因第三人致害造成保险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可以要求保险人先行补偿，同时将对致害人的追偿权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同时获得追偿权；保险人行使的代位追偿权是充分的、完整的，不受被保险人已获赔偿额度限制。但是，保险人追偿所获超过已赔偿额度时，其超过部分应归被保险人所有；同样，被保险人在得到保险赔偿后又从致害人处得到补偿的，则应将超过损失部分的补偿退还保险人。
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征在实践中往往受到挑战，一些法律工作者在处理保险纠纷时更愿意用自由缔约原则来对抗保险合同的补偿性原则，认为，既然合同载明了保险金额那就不论保险标的实际价值，无论是否超值、是否不足都按合同明载的保险金额给付，在实际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这不仅使得保险活动中的投机行为或道德风险难以避免，也违背了保险互助共济的内在要求。
保险合同的给付性特征是专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的。人体及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无法用货币价值的形态进行确定，生命或健康的损害从本质上也无法用金钱补偿。这种情况，决定了人身保险合同的非补偿性。因此，在人身保险活动中，通常的做法是，由投保人根据保险对象的具体经济状况，受益人的保障需求来选择档次适当的保险金额，在一旦发生保险事件时，保险人则按约定的金额和方式给付。在各类保险合同中，只有人身保险合同在发生危险事件时，可出现有人受益(获利)的情况，当然，这种受益是相对人身损害的非财务性质而言的。
(四)、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
附合缔约，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有符合该条款表示出来的意思，方能成立合同的缔约方式。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体现在每一种保险单仅对附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保险责任内的保障。
附合性合同是与议商性合同相对应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但在保险活动中保险合同的条款都是由保险人单方事先制定的，且一般具有确定的格式(因此，保险合同又属要式合同)，附合性是保险合同的形式特征。
作为附合性合同，并不是说保险合同的签订不要议商过程。保险合同的签订，同样要经过要约、承诺，但一般地说，保险合同要约人都为被保险人一方，被保险人按需对保险人提供的不同类型、不同费率、责任、赔偿给付方式的险种进行选择，填写投保单，并提出要求投保请求，保险人则根据标的、危险等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即承诺提供保障)。保险合同一经成立，同一种保险合同的差异只在标的名称、座落地点、保险期限及保险金额等方面有所反映。
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保险人按标的、危险种类及经营习惯制定的基本型或标准型条款，即使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附加要求的，不同的附加内容也是事先制定好的，届时只须在主合同上加贴或注明即可，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保险责任内的保障，这是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的最重要含义；其二，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对有争议的条款除按规范的文义进行解释外，必须尊重双方签约时的意图，其中保险人先于纠纷之前就制定好的、和条款同时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批准的条款解释，可为了解双方本来意图作一定参考；但对由于语词不清而产生的条款歧义理解，在争议发生时，则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在实际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保险经纪和保险活动的存在，保险人大量的揽保活动是由经纪人和人承担的，一些人为业绩而超越权限，用经授权许可的保险单来超越授权去承保不属于保险单指向的保险标的，列如用家财险保单来承保经营性生产资料，用一般财产险保单来承保特殊财产，如船舶等。每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就会发现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的重要性。因为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决定了“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责任内的保障”，并非这种错用的保险单无效，它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在指定的地点、期间可以承担责任内的保障，但它对不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就不能提供保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由于人故意和过失可能给保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又比如船舶保险，一艘保了险的船舶上岸修理，由于修理过程用火不慎发生火灾，由于没有投保建工险，保险人可以作出拒赔决定，因为船舶险的保险对象是船舶，而船舶是“水上漂浮的建筑”装置，船舶一旦上岸，就自动逸出船舶险(因其已不是“水上漂浮的建筑”)保障范围，符合“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责任内的保障”的保险合同附和性特征的要求。
(五)、保险合同的射悻性特征
射悻合同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订立合同时尚未确定的合同。保险合同在订立时，仅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险费，对于未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无法确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取决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保险合同又称之为射幸合同。
在保险活动中，对于单个保险合同来说，发生什么样的保险事件、什么时间发生、损失大小等都是不确定的，带有纯偶然的性质，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今天或者明天发生等等。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投保人多年投保，却因没有保险事件发生而从未得到过保险人的补偿；但对保险人则不然，大数法则使得保险事件的发生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规律性，保险人每日每时都在受理大量的保险案件，并通过对投保人损失的补偿、给付来履行自身的义务。
典型的射悻性现象还在赌博的输赢中表现，因而有人将保险与赌博进行类比。认为保险是一种投机行为，就自然风险而言，保险人的亏盈是射悻的；就社会风险而言，因多数事故均有致害人，因此从理论上讲，保险人的多数赔款可以从对致害人的追偿中得到补偿，所以包盈不亏。但是保险与赌博的区别在于，赌博行为人是希望出现输赢，更希望发意外之财；而保险行为人则不希望出险以期安全；不赌博便无输赢风险，不保险则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即便是被保险人获得赔款，也只是对其损失的弥补，不会出现盈利情况。
可见，射悻性对于保险，正是其重要的经营条件，保险人正是因此，才得以保证对每一保险单持有人提供切实可靠、平等的经济保障，否则，保险人便无法经营，保险活动也无从产生。保险合同的射悻性在实践中的意义在于，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必然存在风险；而被保险人投保的风险则必须是或然的、不确定的。如果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是没有风险的或被保险人投保的风险是必然的，那么，这样的保险合同必然存在欺诈。通常，保险人承保的没有风险的保险标的时，往往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舞弊行为或是一种洗钱活动；但通常比较多见的是被保险人的欺诈。比如，某被保险人投保桥梁建工险，桥梁所在河段1—3月常年平均水位为24米高程，历史最高水位为27米高程，按国家建筑规程，水下施工应在高于历史最高水位的围堰中进行，但在该河段常年水位下，该工程发生了没顶之灾，该被保险人据此向保险人提出巨额索偿，保险人以“设计错误”据以拒赔，因为设计错误使风险发生具有必然性，所以，保险人的拒赔理由是正当的。
(六)、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性特征
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可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对签订任何协议行为人的基本要求，采取欺诈手段签订的协议无效。但相对一般合同，保险合同对诚信具有更特殊的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所谓“道德”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诚信”。在相同情况下，社会对保险业诚信的要求要大大高于一般制造业，其理由在于，保险是一种以交易的承诺性为特点的商品。在保险产品“交易”的场合，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之后，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产品”，而是只能等到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保险事故(事件)发生以后，才能得到保险赔偿或者给付。由此可见，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在投保一方付费以后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如果投保人不相信保险公司会履行承诺，保险交易就不可能发生，保险交易的发生必须基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换句话说，在时间顺序上，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的信任在先，而保险公司履行承诺在后，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上百年，这是社会对保险业的诚信要求高的原因。
保险合同的诚信含义包括以下几方面：
1、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即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人的要求，“将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确定费率所需了解的危险情况告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故意不予说明，或因过失遗漏、或作出错误说明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不负赔偿责任。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就标的的状态、用途重新处置以致足使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时，需事先通知保险人；危险增加不属投保人行为所致者，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有权中止合同或拒绝赔偿。
3、安全防护及事故发生通知义务。对保险标的的安全，被保险人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发生灾害时，应积极采取措施救护，减少标的损失，并及时通知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或因不积极施救而扩大的损失部分，保险人有权拒赔。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体现在整个合同有效期间的不同时段，在不同时段的不同情况下内容各有不同。从理论上说，当事人行为的诚信与否，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就是到了索赔阶段，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虚假证明都可能导致相应权利的丧失；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8条第3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种规定不仅使保险人原本就很难进行的核赔工作难度加大、价值降低，还使得被保险人舞弊行为的机会成本为零。
三、目前保险业的诚信状况
目前保险业确实存在着诚信缺失的现象，这里既有保险业与其他行业共有的原因，也有保险业特有的原因。
从共性原因看，主要包括历史、产权制度、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因素。第一，历史原因。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信誉没有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第二，产权制度原因。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单
一、所有者缺位，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股份制企业多数股东是国有企业，难以发挥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制约作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他们则可能放任甚至损害企业信誉。第三，社会规范方面的原因。社会规范对失信的企业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失信成本很低，守信反而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也助长了市场诚信的缺失。
还有一些保险业自身特有的原因加大了保险领域的诚信问题。第一是保险营销的中介性。保险产品大多承保的是人们不愿意谈及的与损失、灾害、死、伤、残等相联系的风险，这种产品避讳性的特点使得人们通常不愿主动购买保险。因此，大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必须通过中介人。有了中介人，自然就会产生委托问题，如果激励相容机制设计不好，就会使保险人的目标函数与保险公司的目标函数发生偏差，造成即使保险公司重视诚信也难以保证人一定诚信的现象。第二是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现代商业保险产品相对复杂(而且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纷繁复杂的条款使得一般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往往难以透彻理解，这样就会给某些不诚信的保险公司及其人留下可乘之机。第三是保险业务(特别是寿险业务)的长期性。保险业务的长期性意味着保险买卖双方重复博弈的周期间隔较长、频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及其人发生了不诚信的行为，其后果在短期内可能也不易显现，这使得保险公司可能放松诚信自律，放松对人的诚信教育，甚至有可能为了短期的指标和一时的风光而不惜牺牲公司诚信为代价。
此外，中国保险市场的远未饱和性很容易造成诚信的缺失。如果市场基本饱和，任何子市场的竞争都非常激烈，那么这种激烈的竞争必然会淘汰那些信誉不佳的公司，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市场远未饱和，仍处于拓荒期，大量待开发的潜在的市场需求给信誉不佳的保险公司提供了生存土壤，跑马圈地现象严重，优胜劣汰机制没有形成。
合同法律范文第2篇
(一)法定解除的概念
所谓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履行完毕以前，当事人一方通过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其特点在于：由法律直接规定解除的条件，当此种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结果，在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直接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不必征得对方同意。
(二)根本违约的概念
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实际上也是对在违约情况下的解除所作出的限制。在一方违约后。应当赋予另一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就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合同解除对非违约方是不利的，而且非违约方并非愿意解除合同。这时完全没有必要解除合同。所以，对违约解除情况在法律上无任何限制，并不利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在任何违约情况下都导致合同解除，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各国的立法规定来看，对于合同的解除都作出了严格限制。只有在一方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的解除。从解除的性质来看，合同的解除是在合同成立以后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意志使合同归于消灭，它通常是在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时，当事人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做法。合同的解除关涉到合同制度的严肃性，一旦合同被解除，则基于合同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一方当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因此法律对解除合同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应作严格限制。正是由于这一方面的原因，我国《合同法》在第94条中采纳了根本违约的概念。
二、对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分析
(一)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有的是影响合同的部分履行，有的是影响合同的全部履行，也有的只是暂时影响合同的履行。因此，不可抗力不能一概作为解除合同的原因。只有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才能解除合同。所谓“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利益不能实现。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全部不能履行的，合同目的自然不能达到，当事人自可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部分不能履行的，当事人能否解除合同，应依合同目的能否实现而定。如果合同的部分履行不能，而其他部分的履行对相对人已无利益时，则合同目的即不能实现，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否则。当事人只能变更合同。在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都享有解除权。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在合同法上，称为预期违约。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的，称为明示预期违约；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称为默示预期违约。在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还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一般不产生违约问题。但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合同的目的将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才能主张补救，则将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以后，另一方是否必须证明其已造成严重后果才能解除合同?从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如果有过错的当事人表述了一种明显的、不履行合同的故意。那么，没有必要伴有严重损害后果”，即可解除合同。因此，受害人没有必要证明违约是否已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在考虑违约方拒绝履行其义务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还要考虑到其违反合同义务的内容。根据《合同法》第94条，只有在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才能使另一方解除合同。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迟延履行是当事人在合理履行期限届满后没有履行合同。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时，未作出履行，债权人是否应经过催告才能构成迟延，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债务人的迟延责任，经接到催告或其他类似证书而成立，如契约载明无需上述证书而仅有到期不履行事实，债务人即成立迟延责任时，则依契约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3款，不必经过催告，只要债务人违背了履行期限的规定便构成迟延。
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要求，只有在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才能解除合同。据此可见，第一，必须是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后未履行主要债务，而不是未履行次要债务。第二，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催告履行，如未催告则不能随意解除。第三，在催告后债权人要给予债务人一段合理的宽限期，使债务人继续准备履行。第四，履行期限对合同目的的实现应依具体情况确定。在民法上常常区分为定期行为和非定期行为。所谓定期行为，是指依合同的性质或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非于一定期限作出履行，则不能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所谓非定期行为。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给付者，他方当事人应当确定一个合理期限，催告其履行，如于期限内不履行时，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可以将期限分为两类，一是与当事人订约目的密切联系的期限，二是与当事人订约目的没有密切联系的期限。前一种情况，应当适用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后一种情况应当适用第94条第3项的规定，根据该款规定，如果债务已构成迟延，债权人不能当然地解除合同，而必须催告债务人继续履行，同时，在催告后，还要为债务人继续履行规定合理的期限。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致使不能实现目的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在合同中，如果合同的履行期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至关重要。违反了规定的期限将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则应当允许解除合同。
笔者认为。该款实际上分为两种情况：(1)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迟延履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应区别几种情况分别处理：其一。双方在合同中确定了履行期限，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债权人可以不再接受履行。在此情况下，期限条款已成为合同最重要的条款。因此，债务人一旦迟延，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其二，如果履行期限构成了合同必要的因素，不按期履行，将会使合同目的落空，则迟延后应解除合同。例如，对于季节性很强的货物，若迟延交货，将影响商业销售，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其三。迟延履行以后，债权人能够证明继续履行对其无任何利益，也可以解除合同。如债权人证明，由于债务人迟延时间过长，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将使债权人蒙受重大损失，应允许解除合同。(2)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款规定：“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非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这实际上是赋予非违约方在违约方的违约已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该条不仅适用于迟延履行的情况，而且可以适用于其他构成根本违约的各类违约情况。比如拒绝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等。
合同法律范文第3篇
根据国际私法原理，所谓“国际合同”，是指由于某种跨国因素的存在而涉及不同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或不同国家之间法律的选择的合同。②“跨国因素”和“法律选择”两种情况并存是我们确定国际合同的依据，两者缺一不可。但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跨国因素把一项合同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该合同具有了国际性，可能产生法律选择问题。但是，有了跨国因素，却未必当然涉及有关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未必当然发生法律选择问题，因而该合同也并非当然属于国际合同。③
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其一，合同中的跨国因素是错综繁复的，以致于人们不容易判断何种因素对于确定合同的法律适用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其二，合同的种类和性质千差万别，合同所包含的问题多种多样，因而就存在着对不同的合同与合同的不同问题是适用相同的法律还是适用不同的法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同一论”和“分割论”之争；其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的产物，因而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是否允许和在多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这就是所谓“主观论”和“客观论”之争；其四，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发展的现阶段上，冲突法制度和实体法制度并存，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同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更趋复杂；其五，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必然在合同领域得到反映，因而使合同的内容、形式、种类和所涉及的问题等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状态，这些都必然要求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新的或者适当的解决办法。凡此种种，使得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受到古今中外国际私法专业人士的普遍重视。
二、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之争
如何解决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严重争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主张。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总结和评述。
（一）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同一论”和“分割论”
“同一论”和“分割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项合同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同一论”主张应该适用同一法律加以调整，因为合同是一个整体；“分割论”则主张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因为合同的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特性。二是对不同种类或不同性质的合同，“同一论”主张确定相同的单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分割论”则主张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
“同一论”和“分割论”之争由来已久。早在法则区别说时代，巴托鲁斯就主张对合同的不同问题适用不同的法律，如对合同的形式及实质有效性，适用缔约地法；对当事人的能力适用当事人住所地法（即当事人原属城邦的法则）；等等。后来，许多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接受了这种分割的方法，只是其具体的做法存在着差异。1875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Hunt在Scu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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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一案中认为，合同的订立、解释和效力问题受缔约地法支配，合同的履行受履行地法支配。此后，分割法便成为美国判例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并被美国法学会编纂的两次（1934年和1971年）《冲突法重述》所采纳。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其他一些分割方法。如萨维尼认为，合同债务既以履行地为其本座，那么，在双务合同中，每一方当事人的履约义务就应分别适用其各自的住所地法；还有的德国学者认为，适用于合同的，除合同准据法外，还有一种“辅助准据法”，其适用范围包括交易的日期、时间及用于支付的货币种类和使用的度量衡等履行细节，因为这类问题与其依合同准据法，不如依履行地法更为方便明确。在英国，莫里斯在论及“合同适当法”（proper
lawofthe
contract）的适用范围的时候指出，虽然适当法总是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有必要有合同的形式效力、当事人订约能力、合同的非法性等问题上考虑其他法律。④这意味着莫里斯也是赞成分割的方法的。不过，英国人对待分割法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他们认为，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不会轻易地分割合同，只有在情况“不同寻常”或“不得不如此”时，才会这样做。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支配，只有在当事人有明确的意思表达时，才可以分别适用法律。⑤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对合同的法律适用也采取分割的方法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它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实质内容、合同的订立以及合同等分别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至于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中加以区别，采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其准据法。尤其是随着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强以及合同种类和性质愈益呈现出复杂的情况，那种对一切合同都采用一个冲突规范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强烈的冲击。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一项合同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从法律意义来看都应是一个整体，因而其成立、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都应受一项法律支配。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来讲，他们也不可能期望把一项合同分割为若干方面，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虽然每一个当事人都希望适用自己的法律，但当事人的期望应是针对整个合同而言的，并非仅仅针对自己的义务。所以，适用于合同的准据法只能有一个。如前所述，英国学者虽然并不否认对合同可以进行分割，但是在原则上，他们是主张“同一论”的。戴西和莫里斯明确指出：“同一法律适用于合同的所有方面”，“同一法律适用于合同的所有义务”。⑥戚希尔和诺斯也说：“……法院没有恰当的理由不会轻易地把一项合同分割。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一个通常支配有关债的成立和实质的大多数问题的主要法律制度。”⑦在他们看来，这样可以保证合同关系的确定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在主张“同一论”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合同的成立与内容、合同的解释与效力、合同的消灭等这样一些实质性问题，而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形式等问题，则主张适用其他法律。⑧这与前述莫里斯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也有人主张适用同样的冲突规则，因为不论什么合同都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是当事人共同意志的产物。
应该说，“同一论”和“分割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从合同本身来看，它既是一个整体，也可以被分割为不同方面。例如，合同至少可以分割为与合同订立有关的问题和与合同效力有关的问题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又可以平行分割为若干问题，如缔约人的能力、合同形式、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合同的内容和效力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又都是构成合同这个统一体的各个要素，对于合同来说，它们缺一不可。所以，“同一论”和“分割论”都是以合同本身的这种特殊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同一论”和“分割论”的分歧也有其认识论上的原因，即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理解包括合同的订立和合同的内容及效力的法律适用，两者一般采用不同的规则；狭义的理解仅指合同内容及效力的法律适用，如果作广义的理解，则一般是分割的；如果作狭义的理解，则一般是同一的。⑨前述英国学者的主张之所以使人感到犹疑不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通常是在狭义上理解和讨论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坚持“同一论”，并为此提出了“合同适当法理论”，然而，他们又不能不顾及合同其他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也不反对“分割论”。其实，“同一论”和“分割论”各有长短。“分割论”反映了合同关系的各个方面和诸要素间相对独立又特点各异的复杂情况，注意了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之间的差异，因而有助于妥当地调整具体的合同关系和处理具体的合同问题，有助于合理地解决合同纠纷。但是，对合同的分割必须适度，即只应对那些易于区分且可以区分的合同方面和合同种类加以分割，而对那些联系紧密且不宜区分的合同问题和合同种类则不应加以分割；并且，在根据意思自治进行分割的场合，当事人必须出于善意，不得以此来规避与合同或合同的某些方面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否则，便可能破坏合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同一论”则力图使合同处于一种稳定统一的法律状态，它符合现代国际经济生活所要求的快速和简捷。但是，“同一论”忽略了合同关系的复杂性和合同种类的多样性，因而对合同关系的调整缺乏针对性，往往不利于合同纠纷的妥当解决和当事人权益的有效维护。因此，对待“同一论”和“分割论”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加以综合运用。事实上，晚近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大都是采取这种做法，而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模式一般为，对合同的基本问题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对合同的其他问题则另外规定法律适用原则。
（二）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客观论”和“主观论”
合同法律适用的“客观论”，是指以某种固定的场所因素作为连结点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主张。它最早为巴托鲁斯所提倡并首先表现为合同缔结地法。巴氏认为，按照合同的性质，从合同缔结时发生的权利问题应依合同缔结地法决定。后来，17世纪的荷兰学者胡伯也持这种主张且进而影响了英国法院的判例，并通过斯托里而影响了美国法院的判例，直到20世纪前半期，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在主持编纂《美国冲突法第一次重述》时仍主张对合同的成立、有效以及由于合同所发生的权利义务，适用合同缔结地法。19世纪的德国学者萨维尼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见解，他认为，合同债务关系的本座是履行地，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债的履行，因此，合同应适用其履行地法。这也属于“客观论”的主张，它对德国法院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冲突法第一次重述》中，关于履行合同的细节，也规定适用合同履行地法。
合同法律适用的“主观论”，是指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主张，即所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一般认为，这一主张是由16世纪的法国学者杜摩林正式提出来的。不过，17世纪的荷兰学者胡伯在阐明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应完全受缔约地法支配的同时又指出：“但是，合同缔结地不应太严格地予以顾及，因为当事人双方如果在缔约时意在另一个地方，即应以这另一个地方为准。”因此，也有人认为，是胡伯首创了这一理论。后来，萨维尼、意大利学者孟西尼、英国学者戴西和美国学者斯托里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从各自的立场上进行了阐发。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主观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1865年，英国法院通过P.&O.Steam
NavigationCo.v.Shand案和Lloyd
v.Guibert案，最终放弃了缔约地法而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同样是在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最早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接受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把它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此后，这一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的立法或判例所接受，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也予以接受，而且，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和国际裁决也普遍加以采纳。
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客观论和主观论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客观论者认为，合同当事人要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要么在该国临时居住，因而其合同行为——缔结或履行合同——也必须服从该国的法律，即合同缔结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并且，合同缔结地或履行地比较明确固定，因而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也比较确定，并易于为当事人所预见和遵守，这对于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另外，缔结地是合同关系产生的地方，而履行地是合同关系兑现的地方，它们对于合同及其当事人都至关重要。因此，合同应适用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主观论者认为，合同既然是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为自己创设某种权利义务的协议，那么当事人亦便有权协商确定支配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即自行决定其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便使合同的法律适用有了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遵守该项法律，以便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针对客观论的缺陷，主观论者指出，合同缔结地时常与合同并无密切关系，在隔地缔约的情况下，缔结地也不易确定。至于合同履行地，在双务合同的场合，要么不易确定，要么就得对双方当事人的履行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样，就可能使本来由一个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失去平衡，有时履行地可能由一方当事人选择，在此情形下，履行地法便处于不确定状态，因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便无法确定。并且，合同法大多属于任意法而非强行法，在一地缔结或履行合同并非必须适用该地的法律；而且，在依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还可能通过选择缔结地或履行地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的法律。不过，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有人表示反对。其理由，一是认为这样即意味着把立法者的权能赋予合同当事人，而使当事人居于立法者的地位；二是认为这样将导致当事人易于规避原应适用的法律，而使无效合同成为有效；三是认为在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之前，还必须先确定依何种法律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合意”本身的效力问题，如果“合意”本身的效力亦来源于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那么就陷入了循环论断。对此，主观论者反驳道，当事人只是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定来选择合同准据法，他只有法律选择权，而没有法律制订权，因而并没有成为立法者；合同原应适用何种法律并无明确公认的准则，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并非必须予以适用，因而规避法律便无从谈起；至于所谓“循环论断”之说，也不过只具有学理上的价值，事实上，除非法院地法有特殊的反对理由，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并非不可用于决定“合意”本身的效力问题，更何况，当事人是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定来选择法律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规定就是当事人“合意”的效力的法律依据。而且，一项法律原则的确定，应以对利弊得失的综合权衡为依据，只要在总体上是可取的，便应予以采纳，不可因微小的弊端而予以否定，求全责备永远也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⑩
其实，客观论和主观论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分析它们的意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一些调和的因素。尤其是胡伯，他在主张合同适用缔结地法的同时又强调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并在后来被视为主观论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在论证合同适用履行地法的理由时说，合同当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合同的履行，他显然也是在关心当事人的内心期待，因此他后来接受主观论便不足为奇了。斯托里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预示了客观论和主观论最终走向结合的发展趋势。
三、“适当论”：理念与现实
纵观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历史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以缔约地等单纯的空间连结因素来确定合同准据法。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客观论的指导，尤其是受巴托鲁斯的影响。由于其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等明显的优点，符合一定时期内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需要，因此，从法则区别说产生后直到16世纪当事人意思自治说出现，合同法律适用一直处于这一阶段，并且，在后来又经过了萨维尼的履行地法的补充和发展，到19世纪中叶才告终结。第二个阶段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为指导，根据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来确定合同准据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强，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增长，国际合同关系愈益复杂，人们对合同的认识也逐渐加深，缔约地法原则呆板僵硬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而，符合实践需要与合同关系本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说应运而生，这是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林的不朽贡献。不过，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才真正取得了主导地位，现在，它已经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当前所处的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在法律选择问题上，采取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两者有机结合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阶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指导性学说当是权威的英国学者戴西和莫里斯所创立的“合同适当法理论”。可以认为，合同准据法的确定由此进入了比较成熟的状态。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合同适当法的现代论最终形成。其二是用于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大量涌现，成为合同法律适用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规模和程度获得惊人的拓展。这种情况，既要求促进调整国际合同的统一实体法的进步，又为这种进步准备了条件。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积极从事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的编纂或修订活动，并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包括合同法在内的实体私法的国际统一工作的国际组织；二是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努力，有关调整国际合同的实体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得以制订和编纂，其典型如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几经修订的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及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这些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国际合同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实有效的方法。它是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英国的“适当法理论”，笔者曾于1992年撰文进行专题研究。⑾笔者指出：“英国学者们提出‘Proper
Law’这个概念，是为了确定一个处理法律适用问题的原则，介绍一种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原则和这种方法的核心或本质，就是在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问题上，要做到‘合适’、‘恰当’、或者说要做到‘适当’。所以，我认为，在‘Proper
Law’这个概念中，‘Proper’一词应取‘适当的’这一语义，‘Proper
Law’的中文译法应为‘适当法’。”“‘适当法’和‘准据法’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适当法’和‘准据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但是，‘准据法’是指经过冲突规范的援引用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某个国家的民商实体法，它是依据某一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结合涉外民事关系的现实情况确定的。而‘适当法’则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提出一项原则、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其主旨在于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确定‘准据法’，或者说应该依据什么原则和标准来确定‘准据法’，它所追求的效应是‘提高和增强准据法的适当性’。在这个‘适当’的原则指导下，适当法理论的倡导者们又进而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则，作为衡量‘适当’的标准。例如，依据当事人的意思来确定准据法，或者，以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标准来确定准据法，等等。这些具体规则和标准，使‘适当法’原则具体化了，使‘适当法’理论的内容也更加充实。所以，我认为，‘适当法’实质上就是确定‘准据法’的一项原则、一个标准、一种方法，而对于这一原则、标准和方法的阐述，便构成了‘适当法理论’的内容。”⑿“适当法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依次经历了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内容的“主观论”时期，以强调最密切联系原则为特征的“客观论”时期和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现代论”时期。根据《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0版第145条规则的阐述，在现代，“‘合同适当法’，是指当事人意欲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在当事人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也不能从情况中推定出来的场合，是指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显而易见，合同适当法理论汲取了合同法律适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精华并且使之有机结合。它所确立的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既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又符合国际经济生活的客观情况，因而在当代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同。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内国际立法和判例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尽管其表现形式可能略有差异。《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51年《比荷卢国际私法条约》、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罗马公约》、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国内国际立法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我国《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基于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现状的认识和对英国合同适当法理论的内涵、意义及广泛影响的考察，我认为，现在有理由就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适当论”的见解和主张。
所谓适当论，就是根据国际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点，遵循“适当”的原则来解决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说来，适当论是在对上述同一论和分割论、客观论和主观论的意见加以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和处理合同问题的价值取向，从而确定合同所应适用的法律。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它既肯定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优先地位，又以颇具适应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同时认为，随着“情势变迁”，应社会和经济现实的要求，根据所调整的国际合同关系及国际合同问题的特殊性的需要，也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化和观念的改变，还应不断探索和形成新的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以满足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对“适当性”的要求。而且，“适当论”主张，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应仅仅局限于采用冲突法的方法，而应努力去寻找其他更适当的方法，在目前，统一实体私法便是这种更适当的方法之一。“适当论”的宗旨是探寻和确定“适当的法（appropriate
law,properlaw）”，以公正合理地调整合同关系、解决合同问题，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及有关方面的正当权益，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适当论”作为一种见解，是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现状的概括和归纳，是对历史上“同一论”和“分割论”、“主观论”和“客观论”之间的长期论争的总结与扬弃。它对以往的和现存的合同法律适用理论，既非简单的否定，亦非完全的认同，而是在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之后，加以去粗取精、弃短扬长，实现“同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在高层次上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展现出新的广阔的景象。
“适当论”作为一种主张，是为合理妥善地解决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的一个准则，确定的一种取向。它应该为调整多种多样的国际合同关系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合同问题探索更可行的途径，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根据“适当论”，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应积极推广英国的合同适当法理论模式。因为这一理论模式“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就是法律适用的‘适当性’，就是对每一个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尽量做到公正合理。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体现了法律这种行为规范和是非尺度的精神。”⒀
根据“适当论”，还应努力推动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的进步、发展、完善和实施，因为它是专门针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制定和编纂的，并且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国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可以认定为是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最“适当的法”。
根据“适当论”，国际合同法的体系既应该包括冲突法制度，也应该包括统一实体法制度：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互借重，共同实现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法律调整。
注；
①应《长春市委党校学报》之约，笔者于该刊1999年第1期上发表了《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和历史演进》一文，不期受到读者关注。在肯定文中见解的同时，也有提出疑义者，尤其对其中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适当论”的阐述，认为是“前所未闻”，“颇感突兀”。当时因时间紧迫，特别是文章内容的限制，未能对有关问题专门详加论说。为答谢读者厚爱并解答读者疑问，特撰此文，诚望继续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②李浩培先生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所谓‘国际性合同’，是指具有一个或几个涉外因素而可能有适用外国法必要的合同。”见《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载《国际私法讲稿（下）》，司法部国际私法师资进修班编第14页。
③参见吕岩峰：《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和历史演进》，载《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74页。
④莫里斯著《法律冲突法》，中译本，第282页。
⑤⑥⑧见《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译本，第1115～1116页，第1140页和1145页。
⑦《戚希尔和诺斯国际私法》，1987年英文版，第448页。
⑨参见黄进、肖永平：《中国国际私法领域内重要理论问题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199页。
⑩参见李浩培：《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载《国际私法讲稿（下）》，司法部国际私法师资进修班编，第1～11页。
⑾见吕岩峰：《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
合同法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南非；劳动合同；权益；损失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71-06
各国都非常重视劳动合同制度，有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如中国，日本。有些国家则在劳动法律法规中进行规定，如南非。南非的劳动雇佣法律思想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起就已萌芽，但是纵观其劳动立法的历史，其并未制定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在对南非的劳动关系、劳动权益、劳动行为等进行专门立法以前，有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等的明确要求就已经在相关的立法里进行规定。现行南非劳动立法都要求雇主在雇佣之时就应当与雇员签订一份详细的有关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工作时间、雇员的福利待遇、法定的节假日等的书面劳动合同。如果雇主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与雇员订立劳动合同，将会受到劳动争议处理部门的制裁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①
可见，南非政府及法律部门对劳资双方是否订立劳动雇佣合同是非常重视的。
一、 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历史及渊源
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其宗主国的法律移植密切相关。17世纪时期，由荷兰殖民者移植于南非的罗马-荷兰法为南非劳动雇佣合同的发展奠定了相关的理念基础。如在罗马法里，有偿服务的提供被认为是根据双方合意订立的雇佣合同中某种类型的租契或雇佣合同。由于处于奴隶地位的劳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劳动的需求，而且在罗马习惯中，为获得工资而提供服务是不受惩罚的，所以，从现今的罗马法里看不到系统的雇佣合同理念的发展。[1]（20） F・舒尔茨也在《古典罗马法》中指出，“此类已出现的有偿提供服务的雇佣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不需要技能的服务，并且弱势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都得不到特殊保护。”[1]（23）虽然上述服务合同的标的不只是受限于这种不需要技能的服务，但是，罗马-荷兰法也同样将这种个人有偿服务的提供视为雇佣的一种情形。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主要由地方政策和法规决定，由此可以解释雇佣合同完全不受对此习以为常的作家关注的原因。[1]（23）这是罗马-荷兰法及罗马法有关雇佣合同法律思想的发展概况。
18世纪时期，民法体系中开始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根据双方合意形成的雇佣关系。从其蕴含的法律思想来看，是指通过对提供个人服务的协议和租赁物的协议进行区别，使得它们所引发的潜在经济关系的差异发生效力。但是租赁物的协议被视作对简单经济交易关系的描述，是指某特定人将某物以双方共同协定的价格交给其他人，而个人服务的提供则被视为‘支配自身自由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关于特定工人服务的租赁（the letting and hiring）’。这种新的描述所包含的思想体系是指合同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劳工市场中，雇主和工人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订立合同双方的选择自由及决定合同内容的个人自由。从司法实践来看，南非法院受罗马-荷兰法的影响，已牢固树立将雇主和雇员关系作为一种雇佣类型，并且认为，‘关于各种合同的潜在原则在服务出租和土地出租之间或任何能够被租用和租赁的事物之间不存在区别’。因此，虽然它们导致的这种关系的自然属性存在明显的和实质性的区别，但是普通法雇佣关系仍然保留对物的租赁制度的关联。[1]（23）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普通法在罗马-荷兰法的法理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造，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南非普通法劳动雇佣合同法律制度。20世纪初期以后，新南非成立以前，由于罗马-荷兰法、英国普通法、制定法和习惯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南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混合法律体系，其中英国普通法、制定法成为南非劳动雇佣合同法的重要法律渊源。此外，集体协议的条款同样可以作为重点参考的依据。一般来说，集体协议包括法定的集体协议和非法定的集体协议。前者是指那些具有劳资委员会或调解委员会水平且已经由《劳动关系法》颁布的协议。非法定协议的情形不仅包括劳资关系法体系以外订立的工会和雇主之间的集体协议，也包括该体系内订立的但是还没有公布的集体协议。虽然非法定的集体协议不具有普通法效力，但是实际上，它们与完全订立于法定体系以外的集体协议没有区别。所以说，集体协议也是其时雇佣合同的法源之一。
在种族隔离政策实施时期，种族隔离以及多种族的劳动力结构模式使得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而成为南非劳动立法比较棘手又不得不关注的领域。普通法与制定法各有特点，相比之下，制定法具有较强的保护特性并且其中的某些条款为普通法所不支持，但是它们都是调整劳动雇佣合同关系的主要法律。普通法规定由当事人确定他们协议的内容，但是雇员的弱势谈判地位表明了他们的雇佣条款主要由雇主决定。所以，普通法雇佣合同也同样成为由制定法调整的私营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基础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那时的劳动雇佣合同的定义是很丰富的，但是任何一个定义都不能完全概括出当时劳动关系的内容和特点。其部分原因是劳动关系内容繁多，如多种劳动关系中的每一种劳动关系都具有普通法、制定法和包括集体谈判在内的市场影响力的特点，而不是单一的劳动合同类型。此外，公共行业和私营行业的雇员适用不同的管理制度，这些现实状况使劳动合同关系变得复杂，并不是所有私营行业的雇员都属于保护性立法调整的范围。如国内农场工人一般适用普通法和他们的雇主制定的实质性雇佣条款进行调整。新南非成立以后，南非劳动雇佣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仍主要为本土化的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以及集体协议。
二、 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运行现状
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法》和《就业基本条件法》中。以下内容将对南非劳动合同的定义、形式、内容、类型及效力在实践运行中的基本要求展开论述，可以看到南非普通法和制定法对南非劳动合同现状的具体影响。
1 劳动合同的定义、形式和内容
通常情况下，合同的当事人一般包括双方或者多方，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订立合同者免于依据合同本身的违反行为或者违法行为。雇佣合同是很重要的文件，它调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雇佣期限和雇佣条件。它规定雇主应当依据劳动立法和福利政策为雇员提供相应的条件，以及雇员依据公司政策、公司福利和劳动立法享有的权利。同时，它调整雇员在工场中的行为表现。因为公司所有的政策和程序及纪律规则是雇佣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规范这些事项的合同，那么雇主是很难采取措施应对雇员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合同约束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那么雇员或者雇主随时都可以结束雇佣关系，从而导致双方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潜在危险。为了规范劳动的类型，劳动合同存在一定的表现形式。它是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形式。根据普通法的规定，签订雇佣合同时没有具体的形式要求。只要雇员接受雇主提供的雇佣条件时，雇佣合同也就产生了。
南非2010年《就业基本条件法修订案》中增加了“劳动雇佣合同”的定义。该定义为：“劳动雇佣合同是指普通法雇佣合同或者某人同意为某雇主工作而签订的协议或者工作安排，但是不包括独立承揽人所谓独立承揽人，是指 “独立承揽人是指为某客户或者某顾客工作或者提供服务，且该项工作或者服务是其个人业务、工作或者专业操作范围的人员。”[2]签订的工作合同。”在雇佣合同的形式上，上述制定法要求雇主必须在雇佣开始之时，与雇员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其内容包括《就业基本条件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工资、星期日工作、年休假、病假、产假、薪酬扣除、交通补贴、雇佣关系结束的程序、雇佣禁止，其他就业条件等。[3]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劳动领域造成的遗留影响，现行南非劳动立法要求雇佣合同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避免种族歧视，保障就业公平和同等对待，确保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虽然南非普通法没有要求雇佣合同的形式，但是制定法一般都有具体形式的要求，如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第29条规定“雇主向雇员提供特定雇佣的书面合同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书面合同的合同才是有效地，口头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特定的雇佣合同必须是书面形式，其他立法也同样有此要求。这些特定的雇佣合同有：与商船水手订立的雇佣合同、与适用《技能发展法》规定的见习驾驶员订立的雇佣合同，以及与候选人订立的雇佣合同。当雇佣合同签订时，雇佣双方应当就雇员从事的工作达成一致的意见，雇员有义务按照雇主的指示和要求开展工作。双方应当在合同中对工资达成一致的协议，工资可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形式支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支付形式，如月工资或周工资、周工资或日工资，或甚至是不定期的支付工资。[4]
与此同时，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第29条[3]还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基本内容，即雇主必须在雇佣雇员之时即以书面形式对下列事项进行明确规定，如雇主的全称和地址；雇员名称和职业或雇员工作的简单描述；工作的地点以及雇员被要求的工作地点或被允许的各种工作场所；雇佣开始的时间；雇员的日常工作时间和工作日；雇员工资或者计算工资的比例和方式；超时工作支付的比例；雇员被允许的任何其他现金支付；雇员被允许的任何实物支付及实物支付的价值；酬劳被支付的频率、雇员酬劳的扣减；雇员被允许的请假、终止合同要求通知的期限或者如果是为了特定时期的雇佣，那么该日期为雇佣终止之日；对理事会或者涉及雇主业务的不同行业的情况的描述；雇员先前的雇佣时间也计算在本次雇佣的时间内；以及劳动合同包含的其他事项。如果上述内容发生变化，那么书面的事项也必须修改以反应变化，并且必须提供给雇员一份反映该变化的文件副本。如果雇员不能理解这些书面的项目内容，那么雇主必须确保用雇员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进行解释。雇佣终止后，雇主必须对根据第29条规定的事项用书面的形式保存三年。除此以外，外国雇员在南非工作还必须获得工作许可证（又称为临时居住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的类型多样，主要包括：（1）一般工作许可。主要针对特定类型的雇员，有效时间为5年。（2）法人许可。适用于雇佣多种族外国雇员的公司申请人，有效时间为5年。（3）特别技能许可。针对具有特别技能和资格的个人以及劳动局长确定的其近亲属成员。（4）公司内部转让许可。对于受雇于南非商业运行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的外国雇员，一般规定其在南非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2年。工作许可证的发放需要着重考虑南非公民或者具有适当技能的永久性居民是否适合于该项工作。申请该证的花费大约是1200美元和2500美元之间，获取证件的时间为10天到30天，取决于大使馆、高级专员公署或者申请者提交的领事馆。[5]
2 劳动合同的主要类型
南非劳动合同的类型多样，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劳动合同及项目劳动合同。在南非，雇主以书面形式与雇员缔结永久性雇佣关系，该书面合同的类型即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具体适用中，南非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称为临时劳动合同，基本类似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唯一的区别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了雇佣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雇佣关系在劳动合同规定结束的时间终止，雇员自合同关系结束之日起不再受雇于雇主。虽然这两种合同类型在对待雇员的福利待遇方面有所差异，如养老金、医疗援助、准备基金、任何团体人寿保险设施等方面，但是除此上述明显的不同以外，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一样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终止劳动雇佣合同关系，但是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具有终止劳动雇佣合同关系的意图，并且应当具有为法律所认可的充足理由。雇主可以在合同持续期间的任何时候因雇员的不当行为、没有工作能力或者雇主业务的操作性要求而终止劳动合同。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劳动合同的终止，雇员没有权利要求雇主给付未曾支付的任何福利包括工资。根据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的规定，受限于此合同的雇员享有带薪年休假和病假（自被雇佣的第一天开始），以及被雇佣四个月之后享有的家庭责任假。
项目劳动合同是指以完成一定工作（工程）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把完成某项工作（工程）规定为合同终止条件的劳动合同。项目完成的时间是未知的或不确切的，可以是6个月，也可以是12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定期劳动合同或者临时合同，但不存在合同延期的问题。项目合同的雇佣开始于规定的时间，并且将在项目完成时结束。此类劳动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法律认可的充足理由提前一个月通知另一方即可结束雇佣关系。雇主也可以以雇员行为不当、不具备工作能力或者雇主工作的操作性要求的理由而终止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因上述原因被终止后，雇员没有权利向雇主要求支付未清算的福利待遇包括工资。最后需要阐述的是南非试用期雇佣劳动合同，其试用期的条件一般常见于无固定期限的合同中。试用期就是供用人单位考察劳动者是否适合其工作岗位的一项制度，即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企业考察劳动者是否与录用要求相一致，以此避免用人单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它被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关系还处于非正式状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合格进行考核，同时，劳动者也可以对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进行了解。然而，此合同类型的重要性在于雇主应当规定适用于该试用期间的所有条件。雇主不得擅自延长试用期。因为雇主是最好的“法官”，其可以决定特定雇员是否“达到标准”，也可以判断新雇佣的员工应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标准”。如果雇员在规定的试用期内（三个月）不能证实自己的能力，那么任何时间的延长都不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是说如果雇员在雇主提供的合理时间内不能够证实自己的能力，那么他是不可能有能力证实自己的才能的。因此，没有必要延长试用期，延长时间只会浪费雇主的时间和金钱。此外，雇主还可以适用2002年《劳动关系法修正案》中附录8“良好行为规范”的第8条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新雇佣的雇员可以被置于合理的工作环境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试用的时间由工作的性质决定，并且试用的时间决定雇员是否具备继续工作的合适性。当合适时，雇主应当给予雇员评估、操作指南、培训、指导或者建议，相应地，雇员也可以要求雇主提供令人满意的工作条件。试用期的解雇应当在解雇之前给予雇员陈述的机会以作为对解雇的回应，并且其可以获得工会代表或者其他的帮助。试用期满后，除非雇主已经给予雇员评估、操作指南、培训、指导或者建议，并且在给予合理的改进时间之后，雇员仍然表现不佳以外，雇员不得因为不佳表现而被解雇。即使解雇雇员也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即对雇员的不佳表现的原因进行调查的同时，雇主应考虑采取其他的措施或方式，除了解雇以外，雇主还应当积极对解雇事件进行补救。在解雇的过程中，雇员有权利提讼和获得工会代表和同事的援助。[6]
3 劳动合同的效力
依法订立的劳动雇佣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劳动雇佣关系期间出现的各种情势的变化可能导致劳动雇佣合同关系的终止，为保障劳动者的权益，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的第5章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仅适用于为雇主工作时间一个月内不少于24小时的雇员。具体包括：（1）雇佣终止的通知。根据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第37条的规定，“由合同当事方提出请求下的雇佣合同的终止只能通过通知的形式予以终止。”但是由于雇员雇佣时间的不同，通知终止的时间限制也不一样。如果雇佣时间为4周或者少于4周的雇员，应当提前1周通知；如果雇佣时间超过4周但是不超过1年的雇员，应当提前2周通知；如果雇佣时间为1年或者更久以及受雇时间超过4周的农场工人或者家政工，则提前4周通知。集体协议终止的通知时间可以比上述雇佣合同终止的通知时间更短。任何协议不得要求或者允许雇员的通知时间长于雇主的通知时间。雇佣合同终止的通知时间必须是书面形式，除非该雇员为文盲。如果接收终止通知的雇员没有能力理解该通知，则该通知必须由雇主以雇员能够理解的官方语言口头向雇员解释。由雇主给予的雇佣合同的终止通知不得在第3章规定的休假期间作出，并且不得在第3章规定的休假时间同时作出，除了病假以外。（2）以薪酬支付代替雇佣终止通知，除非雇佣双方另有协定。（3）雇佣合同终止时，由雇主解决雇员的居住问题。雇员可以依据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第37条或者第38条的规定于合同终止日期之前，要求雇主为其提供一个月时间的居住，或者如果时间更长一点，可以直至雇佣合同被合法终止之时。（3）雇佣终止时的薪酬支付。雇佣终止时，雇主必须支付雇员依法可以获得的带薪休假或者带薪年休假的薪酬。（4）支付解雇金。（5）颁发服务证书。在雇佣关系终止时，雇员有权获得服务证书，其内容为：雇员的全称、雇主的名称和地址、任何理事会的说明或者雇主业务涉及的行业雇佣标准、雇佣开始的时间和终止的日期、关于雇员在雇佣结束之时被雇佣的工作名称及简短的工作描述、雇佣终止时的薪酬，并且如果雇员要求雇主给予雇佣终止的原因说明时，那么雇主应当满足雇员提出的此类要求。[3]
三、 比较与启示
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与中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有着不同的立法背景，即劳动立法历史、渊源和法律理念基础都不一样。近现代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所以劳动纠纷案件在司法解决中，依据的法律有习惯法、判例法和制定法。而中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受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影响较深，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处理一般是适用制定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为实现两国经济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其中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和掌握非洲国家的劳动保障法律知识日益显得迫切。中国目前对于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研究较少，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是各国在劳动雇佣过程中最首要的法律制度。中国颁布了专门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以及集体合同、劳务派遣，以及非全日制用工都进行了规定。现将两国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稍作比较：对于劳动合同的定义，南非专门提出了劳动合同的定义范围，排除了独立承揽人订立的工作合同，中国则指有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订立的合同，并没有单独进行定义，订立的主体相对比较广泛。从劳动合同的形式来看，南非普通法和制定法对合同的形式要求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两国都要求雇主和雇员之间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南非允许有口头合同，并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两国对劳动合同的内容要求方面，南非相对来说更加严格，要求雇主应根据雇员的理解程度，对变更后的合同内容的事项进行解释说明，要求劳动合同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予以保存三年。此外还对在南非进行工作的外国雇员，从时间和资格上进行了约束，以保障本国公民的就业率。在劳动合同的效力方面，中国仅要求雇主给予解雇的雇员经济补偿，而南非则要求雇主不仅要给予解雇的雇员经济补偿，而且还应当为解雇的雇员提供生活帮助，如一定时间的住宿，以及经验和技术方面的证明，颁发服务证书，这将为解雇的雇员的再次就业提供一定的便利。在劳动合同类型方面，两国劳动合同有三种类型是一样的，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项目合同，中国将第三种类型的劳动合同类型称之为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南非的第四种类型的劳动合同是试用期劳动合同，而中国则将试用期规定在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内。南非对于试用期的解雇也是非常重视的，雇主应当有充足的理由并且按照解雇程序进行解雇，期间应当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而与此同时，雇员也有权利提讼和获得工会和同事的援助。从上述两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比较来看，给于我们的启示是，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倾向于对雇员的劳动权益考虑，法律的规定更加明确具体，操作性强，因此，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设厂和雇佣员工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对于雇主在雇佣和解雇雇员中的起到的重要作用，企业不能随意解雇雇员，所以在雇佣之前必须要慎重，即使必须解雇雇员，也应当具有合法解雇的充足理由和遵循合法解雇的基本程序，才可以避免因违反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在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劳动法的制定和实施应当充分注意到法的利益性和正义性，以人为本，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正当的权益，积极调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冲突，实现劳动社会关系的和谐、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Alan Rycroft， A. and Jordaan， A. A Guide to South African Labour Law[M]. Cape Town： Cape Town Wetton Johannesburg， Juta Co， Ltd， 1990.
[2]Basic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Z]. The 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2010-12-17.
合同法律范文第5篇
近年来，随着律师和法律顾问业务的不断发展，合同法律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明显的增加和拓展。笔者本着“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认为合同法律服务不能停留在合法性审查的层面，而应当精益求精，通过专业法律人士深入细致的工作，周全考虑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为客户弥补漏洞，甚至直接省钱、赚钱，创造价值。这种理念表现为“新二十字方针”，即：了解背景、重视沟通、商务有利、便于履行、立体服务。
一、了解背景
在提供合同法律服务之前，应当通过网络、书籍资料或请教专业人士了解相关行业的背景，例如对于联建、专利技术转让、环境评估委托等专业性较强的合同，应对相关行业的业务知识有所了解，主要是弄清“是什么”、“一般怎么操作”、“常见的问题和风险有哪些”三个方面的背景知识。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常见的买卖合同，不同的行业也可能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买卖医疗器械和买卖铝材，买卖纺织产品和通信产品，在行业监管、售后服务等方面适用的法律就有所不同，客户所考虑的问题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提供有关特殊专业或行业的合同法律服务之前，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的背景是很必要的。
二、重视沟通
在起草审查合同过程中，必须与客户经办人员、领导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员进行充分沟通，弄清客户意图。通常分三个阶段：
在审查合同之前，应与客户面谈或通电话详细了解客户进行相关交易或合作的意图，重点弄清三个问题：“签合同的背景是什么”？“最想得到什么”？“最害怕什么风险”？了解客户意图——满足客户基本需求——帮客户理清思路
在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看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要及时打电话或通过面谈与客户沟通，问清客户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便于及时确定修改方向。
不要高估你的客户！认为不需要管，有时候要想辅导小孩一样辅导他们。不要擅自推测客户意图。——偷懒的借口。时间、身体、心情等原因想快一点。沟通越早越好，不会走冤枉路。
在审查工作完成并将审查好的合同文本交付客户之后，应当询问客户对修改部分的看法，并向客户解释律师修改的理由，确认修改意见与客户的真实意思相吻合。特别指出，鉴于律师在一份合同上工作的时间有限，对客户单位的情况了解也不如客户自身人员，进而可能导致对合同交易的相关商务、技术背景了解不够，法律服务与客户意图出现偏差难以完全避免。
例如，有位客户送来一份合同给律师审查，其中有一个条款约定：“方应向被方交纳保证金100万元”。按照商业惯例，方向被方交纳保证金作为完成最低业务量的保证是正常的，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承办律师没有直接修改这个条款。但为了稳妥起见，在向客户提交审查报告时，承办律师口头提醒客户总经理：“按照这个条款，如果你们公司完不成最低业务量，不管差额大小，这100万对方都可以不退还”，客户总经理大为惊讶，说：“我们当初跟对方不是这么谈的！是经办人起草的时候弄错了！”
在实践中，有些客户经办人员过分相信、依赖律师或急于签约，对律师提供的合同文本实行拿来主义，不加审核，匆忙签约，容易造成失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律师有免责声明，也将很难向客户解释清楚。因此，与客户充分沟通十分重要，各位同仁必须慎之又慎。建议法律顾问在向提供有关合同的法律意见的同时，书面或口头提醒客户对有关文本加以审核，或主动就值得注意的问题与客户进行讨论，确保法律顾问工作贯彻客户意图。主动观念。与非专业人士沟通的耐心、细致和技巧，因人而异，不要直接反驳。
三、商务有利
过去我们往往对合同的合法性关注较多，但随着“契约自由”原则的深入确立，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日渐放宽（例如超范围经营原则上不认定无效），目前明显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已经大大减少。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笔者认为，律师应当将服务范围延伸至合同的商务可行性方面。很多合同在法律上并无问题，但是明显不符合逻辑，或对我们的客户不公平，作为律师也有责任予以关注并提请客户注意。举四例如下：
某公司购买电梯，合同约定由该公司作为购买方保证电梯井道符合电梯规格；这一约定并不违法，但该公司并非电梯生产厂家，而且处于买方的有利地位，没有必要接受这一不利条款，因此笔者将这一条款改为由卖方测量井道并保证电梯与井道相符合，从而为客户降低了成本，避免了风险。
某厂将自己买断的石场委托他人开采，其目的是分享石料，但合同中只字未提分享石料的比例，只说怎么开采，明显不合商业常理，因此笔者及时电话询问客户，弄清了客户要分享石料的意图，对合同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在技术许可合同中，许可方提出被许可方对该技术所作的后续开发的知识产权仍属许可方所有，笔者作为被许可方的法律顾问，坚持后续开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应当属于被许可方所有，如约定归许可方所有，则应相应降低许可价格。
重庆某公司委托广东某公司为其在广东省的产品销售总，约定由委托方重庆公司负责运输及运输费用，运输方式为“铁路运输”，到货地为“方指定的地点”。法律顾问提醒客户，如果该指定地点不通铁路，因此产生的水路、公路或空中运输费用和运输风险由谁承担约定不明。该重庆公司随即与对方协商明确相关事宜，避免了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并为重庆公司节省了大批运输费用和避免了运输在途风险。
四、便于履行
考虑到客户有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客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可能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难和阻碍，笔者在合同审查中除了关注合同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之外，还应当尽量约定方便客户一方履行合同的条款。
对我方义务和对对方义务的要求不一样。
例如，在某公司聘请外籍专家的合同中，约定计算工资的币种为欧元，但我们明确以人民币发放，并按照该公司发放工资前十五日当日（而不是发放当日）的外汇牌价折算。这样既避开了外汇方面的障碍，又给客户人事部门留下了计发工资的时间，体现了法律顾问工作的细致作风。
又如，对于某聘请软件技术支持公司的协议的续约条款，原合同规定为“如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客户不提出终止合同，视为客户同意续约。”我们将其改为“视为客户不同意续约”，以免客户经办人员在公司决定不再续约的情况下，因疏忽而忘记提出终止合同。
五、立体服务
当前的合同法律服务已经远远超出合同起草、审查的范畴，出现了多种形式，常见的有：
1、签约前服务，例如资信审查、尽职调查和提供关于相关交易的法律可行性咨询。
2、签约中服务，例如指导客户如何签字盖章、如何添加附件以及如何履行涉外合同的公证认证手续等。
3、签约后服务，例如提醒客户及时合理履约、妥善保留履约过程中的相关证据，如发票、送货单、发货单、双方往来函件等的原件或传真件等等。
4、签约谈判服务，例如作为客户法律顾问参与合同的洽谈；或在不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参与谈判方针的制定。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客户不愿律师参加谈判或双方没有组织面对面的谈判，而是以书面修改稿的方式改过来、改过去，法律顾问需要针对对方多次反馈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书面谈判”。这种方式应当注意每次修改都应留下修改的痕迹，一方面体现商业诚信和礼仪，以便对方审核，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谈判效率。
5、合同纠纷的谈判解决。由于文字（特别是汉语）的灵活性和多义性，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对合同各方都存在风险，许多合同纠纷需要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根据笔者的经验，合同当事人往往容易被各自的情绪和利益所左右，各执一端，无法使谈判走上正轨。律师熟悉法律、处理纠纷的经验相对丰富，同时有着“旁观者清”的冷静，往往能够帮助双方调整情绪，引导谈判协商步入正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合作双方的“内耗”。
6、帮助客户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核心是根据合同的金额及重要程度确定不同的签约负责人，以及确定全公司统一的合同审查流程。这样能够帮助管理层更好地控制公司的交易行为，避免一线经办人员为了达成交易而随意拟定合同条款，给公司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例如，一位销售员为了达成交易，擅自同意在销售合同中写入“延迟交货每天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结果此单业务因故延迟交货一周，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一般而言，公司的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建立统一的合同管理制度。正如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中国企业100强法律风险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集团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要对整个集团的财务绩效负责，在未来的数年里管理职权的集中化将成为中国公司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合同管理的集中化是促进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的一种方式。”
良好的合同管理不但能够防范风险，通常反过来会带来正面收益。例如，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预计中国一个电信经营者仅仅通过改进其采购合同管理方式，5年内在节省成本并获得额外收入方面可创造70亿人民币的价值。
7、针对客户高管和业务人员进行合同法常识和签约知识的培训。这样，可以逐步让企业拥有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在交易进行的第一时间防范基本风险。此外，培训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由于业务人员不懂合同法导致初次洽谈形成的基本条件对客户风险太大，然后被法律顾问改动过多，被对方认为出尔反尔，进而丧失交易机会；二是可以提高法律顾问的工作效率，避免因法律顾问审查时间过长而贻误商机。——修改一份基本完备的合同显然比修改一份漏洞百出的合同容易得多。
8、帮助客户制作常用合同的范本。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制作常用的合同范本，确定常见的法律风险种类并规定相应的合同条款加以管理，特别是明确企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底线，例如，“赊销单笔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或“不授权独家”，或“必须保留任何后续开发的知识产权”。
制作合同范本应注意规避《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限制性规定，可以留下与对方进行协商的空间。
合同法律范文第6篇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有效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长期以来电子商务发展中也存在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其中又以电子商务合同相关法律问题更为突出。本文对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活动本身是市场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活动也需要相关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电子商务中的交易双方，其利益的保障也是在法律体系下完成的。在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法律问题，如何对这些法律问题进行解决，也关系到了电子商务的长远健康发展。
一、电子商务合同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目前主要的存在的一些突出法律问题表现在合同书面形式问题、电子错误问题和数字签名问题等方面。
(一)合同书面形式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问题是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法律问题，当前很多电子商务合同在书面形式方面并不规范，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导致一些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五花八门。这样一来，如果交易双方出现了纠纷，依靠电子商务合同来进行法律维权，就会增加很大的难度，不规范的电子商务合同，会大大降低其法律效力。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相较于传统合同有着一定的区别，依据我国《合同法》中的规定，在合同书面形式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和规范，但是当前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方面，还缺乏统一完善的规范。
(二)电子错误问题
电子错误问题是电子商务合同本身所独有的一个法律问题，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技术问题。由于电子商务合同是一种电子合同，在电子合同的制作、输入、保存、传输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系统错误或者技术错误，由此所导致的法律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电子错误问题方面，如果出现重大错误，导致合同信息表现不真实，甚至出现了合同损害，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或者引发法律纠纷。
(三)数字签名问题
传统合同的法律生效以签名盖章为准，但是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基于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传统的签名盖章方式显然难以奏效。因而就产生了数字签名这种方式，在国外一些国家出台数字签名法律的基础上，数字签名和传统合同签名有着同等法律效力。但是由于数字签名本身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风险，目前相关的电子商务合同数字签名法律法规体系也并不健全。这就导致电子商务合同在数字签名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
二、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当前电子商务合同方面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规范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构建完善的电子错误合规体系，健全数字签名相关法律法规。
(一)规范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
规范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是保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中，应当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书面形式进行细化明确，制定统一的规范。例如在《合同法》中，增加关于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方面的规定，明确电子商务合同所应当秉承的书面形式。通过建立起这种完善的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规范，能够较好的防范电子商务合同方面存在的一些法律纠纷问题。
(二)构建完善的电子错误合规体系
针对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的一些电子错误问题，应当看到，要完全杜绝这些电子错误是不可能的，因而最为重要的便是如何在法律法规体系中，对电子错误的纠正进行规定。应当构建起完善的电子错误合规体系，确保各种类型的电子商务合同电磁错误出现后，能够及时的依照相关合规体系来进行纠正，维护电子商务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
(三)健全数字签名相关法律法规
健全数字签名相关法律法规，也是规范电子商务合同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电子商务合同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于数字签名的运用方面，应当有着相应的法律保障和规范保障，例如对于数字签名的函数使用要求、数字签名的制作和保存要求等等，都应当进行较好的细化。尤其是在数字签名的留档保存方面，对于相关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严格的要求，明确其在数字签名留档保存方面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应当从法律角度明确相应的技术规范，较好的防范电子商务合同数字签名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问题。
三、结语
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目前主要的存在的一些突出法律问题表现在合同书面形式问题、电子错误问题和数字签名问题等方面。针对当前电子商务合同方面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规范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构建完善的电子错误合规体系，健全数字签名相关法律法规。通过采取措施措施，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能够有效的促进电子商务的长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雨果．浅析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问题———以淘宝规则与合同法比较案例分析［J］．商，2016，01:234．
［2］张洁．我国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缺失及完善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16，09:100－102．
合同法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劳动合同、劳动法、
一、劳动合同的签订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一）劳动合同的形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强调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带来了一些问题。不少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合同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大量事实劳动关系的产生。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17条、第82条虽然在事实上已承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并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保护。但规定的很不详细，实践中也难以操作。我国非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我国《劳动法》却不承认其合法性，反而缩小了劳动者的保护范围。而且法律严格限定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也缩小了当事人对劳动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度，增大了监督成本。
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合同的形式可采用允许一般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形式，只要求特定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的形式。对一般劳动合同允许当事人选择口头或书面形式，当事人一方提出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对于特定劳动合同，则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1、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劳动合同形式发展的趋势
（1）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此规定同样可以适用劳动合同的订立。
（2）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综观各国立法，绝大多数国家不但承认书面劳动合同，而且承认口头劳动合同。许多国家的中绝大多数雇员都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凡是参加工作的，则视为订立了劳动合同。
（3）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会使劳动合同关系缺乏书面的证据。尽管各国普遍实行口头劳动合同，但这并不意味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据可查。企业雇佣通知单、企业员工手册和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等文件均能表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
2、具体立法建议
确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具体可在《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中加上：“未签订书面合同，劳动者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视为已订立书面合同”。赋予劳动者这种权利，体现了《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倾斜。如果用人单位故意不签，当然无必要对其进行保护；如果是劳动者主动要求不签的，用人单位完全有能力拒绝劳动者的这种要求，若用人单位不予拒绝而同意不签的，其实就是承认其与劳动者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故即使劳动者对其造成损害，用人单位也是咎由自取，无必要进行保护。因此，赋予劳动者在无书面合同时证明其劳动关系存在的权利，反而能促使用人单位积极签订书面合同。
（二）劳动合同撤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此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
劳动合同撤销制度是瑕疵劳动合同救济手段之一。瑕疵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的订立过程或所订立的劳动合同内容存在瑕疵的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只规定了瑕疵劳动合同的无效制度，没有规定瑕疵劳动合同的撤销制度，从而瑕疵劳动合同的效力评价机制显得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当确立劳动合同撤销制度，改变《劳动法》实行的瑕疵劳动合同效力一元评价机制。
2、设立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设立劳动合同撤销制度，理由如下：
（1），劳动法是公法与私法相溶合而产生的法律部门，对劳动关系采取劳动基准法和合同法相结合的调整模式。在劳动基准法的限定范围之内，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使劳动（关系）也比较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志。确立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而订立的劳动合同为可撤销劳动合同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维护。受欺诈人因受欺诈所作的意思表示属于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因素，当事人若不提出，外人难以知晓，因而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应完全由表意人自己决定，外人不得干预。把欺诈作为可撤销的原因，充分尊重受欺诈人的意愿，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
（2），从上说，瑕疵劳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行为也可纳入广义的不合法行为之列，但瑕疵劳动合同之不合法与违法行为之不合法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它们在法律评价上不能等同视之。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具有违法性，与正常的秩序格格不入，虽然也是间接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但这种侵害比起违反强行性规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直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合同造成的侵害来，毕竟是间接的和比较轻微的，因此，对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行为，无论确认其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其目的均在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然而从实际功能来看，效力可撤销之评价所体现的保护倾向性较强，它仅赋予受害方当事人以撤销选择权。确立劳动合同撤销制度，符合保护在劳动合同中受欺诈人利益的立法政策取向。
（3），在某些情况下，欺诈人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致使合同未损害受欺诈人或损害轻微，甚至欺诈人自身受损。于此场合，把欺诈作为可撤销的原因。由受欺诈人选择最为利于自己的权利，惩罚恶意之人。
二、劳动合同的履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一）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劳动法》第20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其第2条在《劳动法》第20条规定的基础上，对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又作了补充规定，即：工作年限较长且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复员、转业军人初次就业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下，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我国一种法定的重要的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取决于劳动者是否符合一定条件。但在实践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1）、按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可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求的仅限于极少数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一些长期从事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利的工种的职工，以及已过“黄金年龄”的四十岁以上的职工，他们非常渴望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事实上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
（2）、我国《劳动法》对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规定适用于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职务、工种或年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劳动者，它算是对那些特殊人群贡献了自己黄金时光的人的一种特殊优待。但《劳动法》对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签定又有一定的限制，即双方必须达成一致或双方同意延续。用人单位利用这一规定不同意续延而终止劳动合同或根本就不同劳动者协商，从而使这一规定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劳动者的作用。
（3）、一些劳动者即使有权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由于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往往不敢主张法律赋与的权利，或者在其主张遭到拒绝后也不敢声张。
2、完善的建议：严格限定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鼓励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的期限关系到劳动者职业的稳定性，劳动者职业的稳定性关系到劳动者心中的安全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劳动者是否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考察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他们对劳动者能否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的问题十分重视，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他们为使劳动者获得职业的稳定和安全感，一方面是通过以上法律的手段，单位和劳动者之间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得劳动者在能胜任工作、不危害用人单位的利益的前提下，能够稳定自己工作岗位，除非劳动者愿意解除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劳动立法使劳动者团体获得和用人单位相抗衡的力量，使雇主和雇员的力量达到平衡，依此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稳定。
有鉴于此，我国的劳动立法也应当把劳动者能够获得稳定的、有保障的职业作为出发点，对于劳动者依法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不同意订立，或者用人单位只同意订立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建议在今后的《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的相关立法作出明确规定，以利于依法追究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最终达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使普通的劳动者能够安居乐业，并依此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二）关于试用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同法律范文第8篇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law and the strict demand of modern economic activities on contract, how to carry out contract management effec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enterpris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s the contracts which often encountered in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alysis of void contract and revocable contrac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In the paper, the legal validity of invalid contract and revocable contract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关键词：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
Key words: invalid contract；revocable contract；legal validity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2-0251-01
1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概述
我国曾于1981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制定、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对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实现与国际接轨，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必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我国《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通过其规定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无效合同与和撤销合同存在着不同的含义与性质，但是其担负着相同的责任与后果。
2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2.1 无效合同的确认与法力效力 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但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在进行无效合同法律效力分析前，首先要对无效合同进行认定，以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与认定，以此明确其法律效力。无效合同的认定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判断问题。司法实务中的合同形形，涉及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无效，具有相当难度。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可以看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判断无效合同的重要标准。通过与合同法的对比分析判定合同的无效。在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强制性规定，应从该部法律的立法目的，违反该条款对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
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无效合同经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之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①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②赔偿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③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
2.2 可撤销合同特点与法律效力分析 可撤销合同是在合同被撤销前，保持着法律效力，只是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它的构成原因是一方的欺诈、胁迫订立合同；乘人之危订立合同；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因显失公平而订立的会同。撤销合同具有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要由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等特点。其法律效力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有权撤销合同后，方可行使合同法律效力。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权力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相反撤销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撤销期间行使撤销权。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时间为一年，在此期间，撤销权人必须行使其撤销权，否则，就失去了撤销合同的权力。如果一方当事人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
3 关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不同的分析
无效合同在合同订立开始就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因此其合同不能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无效合同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开始履行也应立即中止履行，对于合同以及履行完毕的则必须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况。其法律后果是一方当事人必须将其已从对方获取的财产返还对方当事人，并回复合同签订前的财产状况。同时还须按照合同法规定将双方当事人错误状况和程度承担所需承担的责任。可撤销合同，如果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不愿意撤销合同和放弃对合同的撤销权，法院需依照法律规定对其合同予以承认和保护，其合同就要按照其条文和规定予以履行。如果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拟用其合同或有关会同条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则依法对其予以撤销。此时被撤销的合同也失去自始的法律效力，即产生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救济手段和补救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效合同自始至终都不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其有关当事人还富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根据享有撤销权当时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与合同确定的不同决定了其当事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这需要根据合同确定的标准通过对合同的分析以及《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做出基础的判定，方能够实现合同的法律效力。现代企业在进行合同签订与管理工作中，企业有关人员必须加强对自身法律顾问的认识，强化企业合同签订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顾问的作用保障企业合同的合法性，以此保障企业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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