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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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我国现阶段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形势
伴随着金融消费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受众面由原先单一的局部性高风险偏好的投资主体人群转为广泛的常规消费者群体。金融消费者，指通过在资本市场通过信用担保、进行金融产品、资金、金融服务等金融消费的活动群体。金融消费不同于普通消费，偏向略有家庭小幅度风险偏好度的发展性支撑的投资消费，换言之，对金融消费的选购赋有家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性质的经济方式，是随着个人消费需求逐步深化而形成的。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漏洞，反馈出金融产品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极易造成金融产品市场监管者和金融市场政策执行者在衡定具体的真实金融状态的困难。在另一种思路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透明度、公平度、预判度低弱化了实际需求能力的分析。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通过实体和虚拟市场平台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了金融业务多样化，广度延伸至存贷、支付、理财、融资、投资等多样化的发展轨迹。
基于金融消费者所从事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初衷并不仅仅是立足于一般性的个人或家庭的基础生活需要，而更多的希望增进个人或家庭的整体幸福度的跨跃式发展，金融消费品走入了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国家应给予其更多的保护来消弭风险，保障家庭居民式的提升整体福利的水平，维护金融稳定。
二、我国现阶段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法律概念不清晰
当前我国金融业所普遍存在的混业经营现象，互联网金融将网络平台为基点，推出了线上融资、支付、服务、中介等金融产品。再者，影子银行隐匿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性金融产品之中，消除传统金融服务的分界线，改变了金融服务业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我国当前对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的核心法律概念定位不清晰。“金融消费者”与普通的消费者有何种区别，能否统一划归《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对“消费者”的扩大性解释或推进性解释具有理论上的争议。“金融消费品”的定义的适度性界定，既不能定义过于狭窄，又不能过于稀释消费品的金融特性。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行立法不健全
尽管已有《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证券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还存在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和地方性政府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等，但该规范集中了维持金融机构的市场运行秩序上，欠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实可操作性。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概念能否拓展到金融行业，法律地位不明。各层级法律因立法机构、立法宗旨、立法保护法益等差异造成了我国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无法构成一个合理有序的法律框架。现有法律难以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
（三）缺乏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传统“一行三会”金融业监管框架中不存在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该监管框架体系不能及时将金融市场主体身份的消费者纳入一个重要的位置进行保护。而在美国和英国则设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组织，美国则为金融消费者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英国则专门设立了投诉专员办公室（OCC）和公开交易办公室等。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反映情况，但不具有投诉性质，即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体系中出现了无人监管的局面。
（四）其他配套纠纷解决机制不明确
金融消费者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公待遇后，会迫切希望寻求在权益救济途径中获得矫正对待。金融消费品具有创新性、复杂性、专业性等特点，要求仅仅依靠常规性的司法保护，难以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的合法权益。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诉讼时间长、诉讼费用高、难以举证、商业性秘密的保护性欠缺等特点，因此应当切实转变为司法、仲裁、调节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并存的多元化矛盾疏通方式。
三、我国现阶段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的具体对策
（一）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法律概念
明确金融消费市场中“金融消费”、“金融消费者”等各种专业性法律调整对象的名词释义，区分金融消费与普通生活消费的差异性。细化《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证券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等相关的法律解释。
（二）健全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框架
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框架，链接固有的金融消费行为的法律调控所导向的各类法律法规，形成层级分明的法律法规框架，明确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纳入立法框架体系调整中，实现原则性条款和操作性条款并行整合原来金融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专门法律法规。立法上区分一般消费和风险性投资的关系，
（三）构建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我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保监会保险消费者保护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业已成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如何进一步构建更为独立的专门性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整合三家保护机构，构建在监管上独立、行为上负责、机构上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形成对金融消费者的有力保护。
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但传统的民法对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普遍重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虽然从上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开始制定相关的单行立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才形成的。传统对消费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与民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其次，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确认的召回制度，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不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民法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扩张
案例1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超市制定的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问题。格式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后，在《合同法》，又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无疑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从而通过合同法的完善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按照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对这些权利，有些已经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需要我们在今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将这些内容加以吸收，从而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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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DF59文献标识码：B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各国逐步达成共识：应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出发点与基础理念，以此为核心对金融服务法律体系进行重构，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维护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实现金融服务法的立法宗旨[1]。但仅凭金融监管难以给予金融消费者全面保护，损失的填补需要救济机制的保障支持。
一、金融消费者的诉求及法律障碍
从常态观之，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目标不仅是义务的承担，而更关注在义务履行下的权利对价的实现，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尤其如此。随着金融业的深化，金融商品的开发和创新日新月异，导致金融消费活动日益频繁。尽管金融消费活动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但高风险背后的高收益诱惑仍然刺激着金融消费者参与金融活动的热情，并表现出非理性的期待。目前，多数金融消费者在选择金融商品时极少关注风险揭示书的提示，而把对商品的了解放眼于收益的多寡并进行片面解读，把预期收益作为实际收益以核算到期收益，特别当银行作为金融服务者时，消费者的这种信赖会更高，所以引发了银行理财产品的火爆销售。
金融消费者参与金融服务法律关系的诉求是在保障基础上索取收益，以实现自身财产的积累。从实践来看不是消费者不关注风险，而是选择低风险甚或零风险，规避风险的投资者会将其储蓄投资于低风险工具，如固定收益证券或评级高的债务证券之类的零风险工具，而不会从事有较高预期收益的投资。这就需要法律制度能够确保投资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较高的预期回报，以促使投资者从事高风险性股权投资，基于这一金融理念形成的法律制度，可以确定的是其能够真正有效地提升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2]。
金融商品与一般的生活消费品不同，对该种商品的认知有赖于信息的描述，否则可能导致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从客观而言，消费者不是不能积极面对风险，而是不能准确地界定风险的范围及大小，这是消费者不能合理规划自己诉求的极大障碍。即便基于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金融商品交易过程中信息的传递成本会大大增加，金融商品创新的速度会降低（需要给予消费者消化信息的过程）。在此假设之下，理性投资人出于避险的犹豫，会淡漠对高风险金融商品的热度而导致其销售比例的下降，进而影响金融服务者预期利润的达致。
当然，信息完全对称仅存在于假设的情境之中，高风险高技术的专业金融市场之中，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且无法消除。在巨大的利润驱使之下，加之商人逐利的本性，使得道德风险机会加大，金融服务者为加快交易达成，假商业秘密之名选择性披露，甚至虚假陈述或者误导陈述，而消费者的风险判断却来自于金融服务者的信息揭示。所以，虽然当前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强化了对金融服务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但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无法避免。
此外，除却客观原因的诉求障碍之外，金融消费者自身原因也成为障碍之一。由于金融商品的技术性及专业性极强，即使在金融服务者合规披露信息的前提下，消费者基于基本知识的匮乏以及判断的不理性亦会出现决断失误。更何况金融服务者提供的商品信息多为专业的词汇晦涩的揭示，常见以格式合同的制作者身份牵引着金融市场的信息，并把高风险消化在技术性的、行业垄断性的表达之中，利用合规的销售方式制造出隐性的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人为风险抑或天然风险，金融市场中的个人消费者都无法科学预见并从容应对，市场风险始终是消费者诉求实现的障碍。
二、传统救济方式的功能缺陷
基于金融市场风险的复杂性与必然性，不是说现有法律在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方面无所作为，只是法律本身也存在风险，救济的程度未必如愿以偿。在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领域，目前中国的确还未构筑出一套适用整个金融市场通行的规则体系，比较成熟的经验来自于对证券投资者权益救济的立法与实践。从行业的深度及难度来看，对证券投资者权益救济的方式可以推广应用到保险和银行领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对证券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无论国内外的法制建设都相对完善，即使中国的关注较晚也已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救济的三位一体的保护机制。相较而言，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的进度及力度较强，如作为各国金融重点监管的信息披露义务，我国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体系，虽然着力点在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秩序，但也间接促进了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提高。由于事后救济的结果并未与金融监管的期望形成合力，反而掩盖了金融监管取得的成绩，我国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政策措施还有一定的空白及疏漏。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损而言，损失的救济比起对违法的惩罚更能重拾消费者的投资信心。只要损失能够得到赔偿，消费者面对诱惑时对增值与回报的期待远胜于对风险的畏惧。由于仅依靠国家强制力的监管措施也不能完全弥补消费者的权益损失，事后救济机制的设计应该能确保金融消费者的合理期待。
（一）救济机制的价值判断
各种权益受损救济方式的有效性能否实现，其中应有利益衡量的考虑。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附合性的影响，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金融消费者之于金融服务者而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出于平衡双方的地位，各国法律进行了多种制度安排给予消费者特别保护，这也应当包括事后救济的协助，事后救济方式的设置应进行“成本——收益”的估算，而不是只要法律为金融消费者构筑了救济渠道，即能得到其选用进而实现赔偿。因为每个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都是根据行为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来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也是根据边际预期收益等于边际预期费用的原则，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和在何种程度上采取行动[3]。
如果维权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财力）超过了救济，理性的选择即为沉默，这是目前消费者投诉较多而诉讼索赔较少、侵权现象却屡见不鲜的主要原因[4]。从私权的实现来看本无可厚非，但是放弃救济则减少了侵权者的风险成本，不能有效防止和约束金融服务者的不规范行为，也可能放松金融监管的强度，最终引发金融市场大骚乱的爆发。其实，消费者从未有主动放弃救济的冲动，只是面对无利可图的结果通过沉默选择观望，寄希望于他人的行动成功而分享由此带来的收益，这是在大规模侵权中经常发生的现实，其效力波及到金融市场中的个人消费者群体。所以，在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过程中，不考虑“成本——收益”是传统救济方式值得非难的原因。
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救济在来源上可分为刑事上的救济、行政上的救济和民事上的救济，只是应针对金融消费纠纷的特点设置相适应的制度与措施。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承担作为救济途径，虽打击力度大、威慑力强，但从金融消费者真正的需求来看，对金融商品预期的增值与回报的期待远胜于对违法者的惩罚的盼望，即无论是怎样的制度，金融消费者在出现权益受损时，最希望得到的是自身损失的救济[1]，所以，拓宽金融消费者追究金融服务者民事责任承担的渠道才能解决问题的症结。
（二）司法救济的针对性弱
建立金融反欺诈制度，实现对金融服务者损失救济的目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要依靠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完成。最高人民法院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反映了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要求，但是司法解释在给司法者带来指引的同时也留下了些许困惑及未开发的课题。
第一，受理条件之惑：坚守抑或超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解释》）第6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一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二是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依文义解释，人民法院的受案条件仍是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要求，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只是时须提交的证据材料之一。从证据材料的内容来看，《解释》的要求抬高了受案标准，使得投资人的诉权行使招致了阻碍。《解释》对行政处罚决定和刑事裁判文书的定性虽为证据，实则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对虚假陈述认定的处理模式为行政或刑事前置并得到确认的情形。没有公权力的断定，投资人自行收集的证明虚假陈述可能存在的材料不满足《解释》对于证据的资格限定而最终将面临不予受理的对待。从立法背景上看，此项要求是为了解决投资人的举证困难，把证明虚假陈述的专业技术难题通过公权力的介入予以平衡，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而应为证据学理论中的补强证据。既然《解释》没有对举证责任进行倒置的设计，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投资人负有举证证明虚假陈述事实的责任，只要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条件并用收集的证据材料证明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可能存在，人民法院即应作出予以受理的裁定。投资人没有借助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来卸载自己的举证负担，只是放弃了法律的恩惠而不应由此背负沉重的负荷。
第二，举证责任之回避。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性、附合性的影响，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纠纷中处于弱势一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进行的努力已为各种制度所确认并在实践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贡献。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不周及遗憾，其中与权利救济密切相关的举证责任在《解释》中没有给予正面回应就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从《解释》的规定看，其承认投资人对信息占有的缺失而引发的举证不利，所以发动了公权力的支持以迎战来自金融服务者的抗辩。实质上这种规定解决的是责任竞合的问题，反映的是“先行后民”和“先刑后民”的精神，而与《侵权责任法》第4条的“先民后行”和“先民后刑”的要求相左，依效力位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条，这也印证了问题一的论证结论。因此，《解释》并未依据证据学理论按举证难易和证据距离的标准对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进行重新配置而是固守着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使得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服务者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公平正义的期待将幻化为泡影。
第三，集体救济①之缺失。《解释》遵循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安排了单独诉讼或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方式，这种特别说明纯属画蛇添足却未能解决切肤之痒。如果人们能跨越维权成本及举证的障碍，那么对待诉讼救济会主动采取行动，普通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即能满足他们的维权之需，法律也就没有特别关注的必要。但这是一个学理假设，在成本与收益的较量下，受害人选择放弃是一个理性的必然的结果，因而法律必须给予特别设计。
由于对利益的渴望，金融市场中的每一种金融商品都会吸引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而拥之入怀，一旦出现分歧必将引发群体性纠纷，需通过集体救济方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所以，金融服务业是与集体诉讼最密切相关的行业之一，最具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诉讼解决纠纷的状况与可能，只是金融消费者必须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并满足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才能获得支持，而其中“成本与收益”的抉择又使得部分受损投资人被动放弃诉权而导致代表人诉讼无用武的环境，也就不能通过代表人诉讼裁判的预决效力对可能的利害关系人进行间接救济。也就是说代表人诉讼或集体诉讼在金融消费纠纷中应广泛适用，但需要适度改良，否则又要与对金融消费者的特别保护的立法理念失之交臂。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乏力
上述三个问题是金融消费者权利司法救济方式所存在的制度缺陷，是否能通过社会救济（行政调解、仲裁）、自力救济加以弥补呢？
第一，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集体救济职能缺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针对只关注金融利益诉求而忽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反思与改革。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只是锦上添花，也是金融危机时抵御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为顺应国际金融局势的发展，2010年以来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也开始着力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设，中国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是“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公众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并以此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金融消费关系”，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事前教育而非事后救济，解决受损权益的赔偿方面无能为力。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和投资者保护局作为保监会和证监会内设机构，其职能大体包括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受理投诉咨询、调查处理消费者投诉、消费者教育和风险提示等。因此，在金融消费纠纷发生以后，二者可以运用投诉处理制度化解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服务者之间的矛盾。至于职能到不到位，责任意识强不强，认识水平和业务素质高不高还有待实践验证。但是，在遇到金融消费者对投诉处理结果不服而又因维权成本的顾虑无力开启诉讼大门时，上述三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享有如其他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代表金融消费者、仲裁的权益（具体内容下文再述）而使得其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极其有限。尽管如此，金融监管部门的投诉处理机制也会一定程度上分解司法救济的压力，为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增加了选择途径。
第二，金融仲裁规模小。仲裁由于自身所具备的解纷特殊性极易扩展至金融消费纠纷领域。从国际上看，不但有先例而且通行。我国的金融仲裁起步较晚，开创于2007年12月上海金融仲裁院的成立，标志着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之后，广东、重庆、武汉、杭州等地都相继成立金融仲裁院，预示着金融仲裁制度在我国已生根发芽。但相对于每年全国金融诉讼案件的受案量而言，仍处于方兴未艾的初始化发展阶段。加之社会各界的认知度低且金融仲裁专业人才匿乏，金融仲裁的应用规模还未铺开。
第三，金融服务者内部纠纷处理程序遭遇旁落。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投诉方面基本上都首选内部解决的方式，如双方未能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5]（具体规定下文再述）。目前，我国大多数银行金融机构也都建立了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从已完成的处理来看，投诉解决得比较及时有效。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前置，导致金融消费者因对于身处强势地位的金融机构的不信任而忽视了该项措施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此外，金融服务者也未积极开展此项建设。所以，对于纠纷的解决，双方最终还是寄希望于诉讼，坐失纠纷解决的最佳时机，社会成本大大增加。
第四，补偿制度内容短缺。通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不仅会因侵权发生，也会因证券公司安全运行障碍和违约出现，解决该境遇下的权利救济也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内容。所以，证券投资者补偿机制的建立即成为应对该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本是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上的可喜进步，却又出现了顾此失彼的遗憾。投资者补偿制度的多数境外立法都由保护基金和赔偿基金组成，但是我国《证券法》仅规定了保护基金，而未规定赔偿基金[6]，也即只解决了证券公司关闭、破产或者其他支付障碍而引起的投资者权益受损问题，对于证券公司安全运行过程中因违约而引起的损害结果没有给予关照，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仍留下了一所未开发的处女地。
三、救济机制的改良及制度安排
立法完善令人期待，只是如何完善的问题。在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上，我国无论理论研究抑或实践都是朝阳产业，想要从先代的制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养分有些痴人说梦，不是说人们已经忘却历史，而是历史没有留给人们一面镜子。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及对其的规制和调整却远远地走在前面，其所摸索的路径虽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却能为我国节省了不需重复的实验时间，借鉴、取舍、重铸是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完善的必然选择。
第一，建立金融机构内部处理投诉前置程序。内部处理是有纠纷发生以来最原初的解决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投诉方面基本上都奉为首选。比如，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就规定，金融消费的争议处理程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处理程序；第二阶段是金融督察服务公司 （F0B）程序。即消费者首先应该向金融机构投诉，若在8个星期内未完成或消费者对解决方案不满意，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寻求金融监管机构帮助。美国的金融消费者要投诉某金融机构，也需要首先与该金融机构负责人接触，争取直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直接解决消费者投诉，才可要求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出面处理。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当金融机构内部的争议解决程序没能解决纠纷时，才由金融督察服务机构的独立裁判人员出面，为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免费、公平和易得的争议解决途径[5]。内部处理程序之所以受到青睐源自于其自身的机制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降低因纠纷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它可以敦促金融机构主动优化服务，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其竞争力；它可以提炼金融消费者的信息盲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教育、信息披露；它还可以为金融消费者的信息隐私保驾护航。对于我国的金融业而言，这些优势既是金融服务者的服务重心又是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核心，应该得到充分的释放，所以，需要移植金融机构内部处理投诉前置程序，为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筑好第一道战线。
第二，打造金融专业人才，扩大金融仲裁规模，补充金融审判能力。金融仲裁的实践在我国已经开始，只是目前的规模还未打开，但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快捷性、保密性和高度的权威性有助于降低金融消费者的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应用价值极强；同时，其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分流司法审判案件积压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有完善和推广的实际需要。现阶段的障碍除了被认知度低外，就是缺乏金融专业人才以完成金融仲裁使命，这是一个软因素却足以制约其发展规模，因为金融专业人才的专业性无人能及、无人能代，需要专业打造。
在金融审判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需要组建高素质、专门化的审判庭才能解决复杂艰深的金融消费纠纷审判。国内目前只有上海的法院自上而下建立了独立的金融审判庭，这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思路和进一步聚焦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号召”是相匹配的。但在其他地区，因缺少了上海的环境，金融审判庭的建立虽也可行但还不具备推广的必要。面对金融审判的需要，根据现有制度，我们具备解决的方案，即实行金融陪审，只是它的运行同样需要金融专业人才的介入。所以，着力打造金融专业人才，是金融仲裁和金融审判顺利开展的前提基础，是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专业化的可行选择。
第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纠纷诉讼并未见举证责任倒置的先例，但此并不足以否定我国进行尝试。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要考虑保障诉讼公平以及当事人诉讼地位实质平等的目的实现。决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要素包括证据距离、举证能力的强弱、保护弱者、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对于以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是金融监管过程中予以平衡的问题而没有倒置的必要；但对于刚刚转变监管中心的我国，短期内要通过改变金融消费者的智识以平衡其与金融服务者的地位是一种苛求，因为行动需要理念作为后盾，而理念的培育与养成是长期的、艰巨的工程，金融消费者的举证不利地位在短时间内无法扭转，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有实行的必要。
第四，建立金融消费者集体救济机制。限于金融消费纠纷的特点，集体救济有广阔的适用空间，欧盟各成员国在该方面总结了多种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及仿效。如法国的投资者共同代表诉讼规定，在众多被确认的投资者由于类似的损害欲同一经营者时，任何获得公共机构批准的投资者组织在接到两个以上投资者的授权通知后，可以代表所有相关投资者提讼。芬兰的消费纠纷损害赔偿团体诉讼则赋予消费者保护公评人在团体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德国的《资本市场示范诉讼法》规定了示范案例程序以加强对投资者地位的保护[7]。集体救济机制之所以在欧盟被广泛应用在于其产生了丰富的效果，其中最吸引消费者的是维权成本的分担。我国三大领域的专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都已建成，具备了借鉴欧盟集体救济的主体要件。既然是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其职责即应贯穿权利实现的全过程，不应止于事前教育和投诉处理，也应包括通过参与诉讼的形式保护消费者。依我国的金融消费者实况，目前有效的集体救济机制应为依法赋予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代表所有相关金融消费者提讼的权能，以便一次性地解决规模化的金融纠纷。由于职责优势，其在诉讼中具有与金融机构平等对话的能力，对公平正义的裁判形成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第五，加强金融教育与金融宣传。此举意在从源头上预防金融纠纷的发生，虽非实质的救济方式，但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上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我国《公司法》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写入法律条文中起，金融宣传教育即成了金融机构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由于《公司法》只是宣示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要求，多年以来金融宣传教育并未落到实处，公众的金融知识仍未得到普及及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快速完成了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建设，旨在推进金融咨询、服务、教育、投诉处理。目前，三大机构处于初步运行阶段，定位及职能亦在逐步调整和适应过程中，金融教育与金融宣传应为机构重要职责之一。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其能够迅速发展稳定提升的根基在于市场主体的信心，国家的监管、行业的自律、金融消费者的救济三者不可偏废。金融消费者救济在这三者之中最为根本，针对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现状，应进一步加强完善金融消费者救济机制为提振市场信心，稳定金融秩序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此处所言并非否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诉讼”的存在，而是想构建一个专门适用于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的集体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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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消费 金融消费者 法律保护
一、金融消费的法律特征
（一）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是个人资产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的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逐步升级，就传统生活消费（衣、食、住、行）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少，而金融、旅游等新兴领域则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金融消费已日渐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领域之一。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其在金融市场的消费方式主要表现为金融投资――放弃现在的消费，旨在获得未来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消费者投资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以后的消费。因此，相比较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而言，个人的金融需求只有当个人资产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
（二）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具有特殊性
1.金融消费客体（金融产品）具有特殊性。第一，客体无形性。金融消费客体即金融产品，其本质内容是金融服务，因此，无形性是金融消费客体的固有属性。金融产品没有可感官的外在形态，金融消费者难以形成直观判断，其交易判断主要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
第二，内容专业性。金融产品的本质决定了其在费用构成、利润结构、税费负担、风险形式、惩罚机制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行业壁垒。金融产品的特殊性使金融消费的全部内容均为信息的组合，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使得这些信息即便写在纸上，较之其他商品交易，普通消费者真正理解金融产品就更为困难。
2.金融消费行为具有特殊性。第一，行为的风险性。金融产品相较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以金钱为标的，以在未来获得收益为最终目的，但这一消费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可能获得收益的同时还伴随一定的风险性。收益率通常被用来作为衡量金融产品的收益性大小。金融产品定价是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重要的环节，是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现有法律制度对金融创新产品定价缺乏恰当的限制和约束。难以定价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市场中被肆意提高价格，直接导致金融产品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背离，虚拟的财富不断被放大，金融不断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金融产品总是伴随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而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产品的不透明性和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导致金融消费者更易遭受损失。第二，方式的诱导性。金融产品的销售，一般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诱导、推销。诱导性推销中，基于信息的劣势、反应的被动性以及人性的弱点，金融消费者很容易进行非理易判断。
3.金融消费主体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都具有相对垄断性，金融业相对于其他竞争充分的行业，其行业准入门槛较高，这导致金融消费者对金融行业过分依赖。另一方面，与一般消费者相比，金融消费者交易弱势特征更为突出。金融消费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即交易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对交易信息更加依赖，在金融消费市场中的交易风险更加突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三）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过程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交易中的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交易信息的稀缺性，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契约中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影响事后双方重新谈判的能力，进而影响了当事人事前的激励，市场交易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在传统消费过程中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形，但因传统消费中消费者所购买和接受的服务是基本的生活用品，其对于所购买的商品与服务有完全认知。但在金融消费领域，金融消费者购买的金融产品，主要体现为信息的汇集，其产品质量是否良好取决于汇集为金融产品的信息本身质量是否良好。产品质量良好是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最基本目的，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在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之于金融消费者的重要性与传统消费过程中产品质量之于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等同。金融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信息缺乏真实性，其所面临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大。金融消费关系双方交易的本质为信息的传递与运用。金融市场因金融产品以及金融运行的特殊性，其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在金融消费过程中，要弥补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不足，保障处于弱势的金融消费者实现预期收益，首先就必须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利。然而，由于金融产品所具有的无形性和专业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面对着金融精英群体――金融服务者，其弱势地位更加凸显。
金融消费相对于传统消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此情势中，将金融消费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确认下来，对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很有必要。在综合金融背景下，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金融创新产品。当新型金融商品进入金融市场交易领域并进行流通时，新的法律关系――金融消费法律关系产生了。传统金融市场中的主体界定已经不能满足各金融主体利益保护的需求，金融混业经营导致金融市场主体身份越来越难以界定，如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替代不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者，则可以诠释金融法律关系之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价值
（一）微观上，金融消费者关乎个体公平正义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群体可以分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两大类。经营者通过生产、销售活动掌握着各种商品的信息，消费者则被动的通过经营者获取商品与信息，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由于现代商品和服务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含量逐渐增高，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经营者逐渐控制了商品服务的生产，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风险也越来越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消费已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作的基础条件。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订立合同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和专业人才，通过格式条款、免责条款、转嫁风险，加大了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传统上，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强调的是私法自治和契约的由，排除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但在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目标的追求则应着眼于矫正金融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交易地位“不平等”，即通过公权力弱抑强，达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因此，通过适当的外部约束力量，推进金融消费过程及产品特性的透明化，以利于金融消费者综合各种信息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从而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宏观上，金融消费者关系金融系统稳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活动实现价值流通，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则是金融行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传统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关系相一致，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是供求关系，是矛盾对立统一体，没有金融消费者金融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传统单一的纯粹的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管制对于金融风险防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最为关注，因此，通过法律途径赋予金融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充分调动他们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更多、更深的介入金融消费活动全过程，以提高其自身的参与动力和参与能力，实现金融消费者内部“自治”，有利于避免外部管制的弊端。金融调控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局限于增进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和效益；而应更多的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目标，通过金融消费者“自治”，防止和减少因金融消费欺诈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危及金融安全的行为发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金融机构德目标为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单个机构的理不受到任何约束，则易导致市场调节机 制的失效，甚至引发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金融机构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是确保自身乃至整个行业健康、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只有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才能更好地降低金融业系统风险；只有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才能不断提升金融效率，维护好金融安全，提高我国金融综合竞争力。
综上，在金融领域，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效率是个对立统一体。金融立法应该反映金融实践并通过法律推动金融实践的开展，尤其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金融消费者的特别保护，赋予金融消费者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应有的位置，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实现金融权利、义务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间的均衡配置，从而实现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与金融权益之间的稳定平衡。（如下图）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选择
（一）法律保护原则
1.专门保护原则。金融消费者与传统消费者相比有着明显区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公平正义和金融安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性意义，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从维护消费者个体角度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立法保护，不能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系统宏观性价值目标。因此，将金融消费者从一般消费者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立法保护，应是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应然选择。
2.倾斜保护原则。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要求金融立法给予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定义务、赋予金融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平等。法律对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履行的告知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应履行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如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金融消费者举证责任等。
3.区别保护原则。政府与社会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源去保护一般的金融消费者，而对于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专业知识经验的“金融消费者”，对其的保护力度可以相对减弱，专业投资者不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进行倾斜保护。因此，将专业投资主体排除在特别保护之外，才能真正保护弱者即个人中小投资者。区别保护可以为一般金融消费者划定投资，避免进入高风险领域而遭受意外损失。
4.适度保护原则。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经济条件还相对薄弱，对消费者保护应当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因此，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不能过度，否则不仅不能促进金融市场运行，反而会抑制金融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高效，最终损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二）推进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仍需不断调整，必须不断创新和优化金融业务品种、金融服务流程等，以保证我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稳步发展从而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成为我国金融法制立法的第一要务，也是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之一。第一，在相关金融法律基础上增补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关条款，确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管部门，设计具体可行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第二，积极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工作，扩大消费者的外延，明确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获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的立法授权。第三，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进程，及时推进更高层级金融消费者权益立法，其最终目标是整合现有法律的有关条款，制定一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逐步形成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础，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法规、规章为主体，其他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补充的有机统一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三）构建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1.行政机制。目前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监管机构主要为“一行三会”。“一行”即我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是我国重要的宏观管理部门，负有“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促进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重任，承担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法定职责，在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职权和较大的影响力，兼具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综合保障的专业能力和协调能力。“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金融专门监管部门由于受到分业监管和实质混业经营的局限，其金融纠纷的解决能力必然会受到自身职权和专业能力的局限，且如由单一监管部门负责解决相关争议，也容易导致三个监管部门间的推诿。因此，由中央银行作为纠纷行政解决途径的主管牵头部门更为合理，也更有利于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
2.司法机制。司法机制指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形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从而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系列规范的总和。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处于现代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核心地位，其最大特点在于纠纷解决程序的规范性和结果的权威性。诉讼的对抗性和公开性是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而诉讼的结果由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了诉讼结果的权威性。此外，诉讼价值还体现在效率上，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因此，我国纠纷司法机制设计应充分体现其公正、效率等价值取向。
3.民间（NGO）机制。民间（NGO）解决机制正是由于其民间第三方的特殊地位，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过程中，可以简化纠纷解决过程，缩短纠纷解决时间，从而节约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民间（NGO）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是迅速的，并且最终裁决结果就当事人来看是合理的，该机制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国家公权力介入纠纷解决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构建纠纷民间（NGO）解决机制，首要的是修改有关民间（NGO）管理规定，扫除民间（NGO）发展的法律障碍；其次，大力培育民间（NGO）发展环境，大力发展金融消费者第三方NGO组织；最后，树立不同类型运行机制民间（NGO）典型，逐步推广民间（NGO）管理运行机制，更好发挥民间（NGO）的独特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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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手机银行 监管 法律制度
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和改革，手机银行作为一种融合电子货币与移动通讯的新兴金融服务应运而生。手机银行可以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理多种金融业务，极大地丰富了银行服务的内涵，使银行能以便利、高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传统和创新的服务。目前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开展了手机银行业务，手机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手机银行的定义
手机银行突飞猛进的发展让理论界措手不及，以至于在手机银行有关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盲点。手机银行的定义就是众多研究盲点之一。在众多的研究中，笔者没有发现有关手机银行含义的系统研究资料，不同的学者对手机银行的理解往往并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银行是手机银行业务的主导方，手机银行是一种金融业务，手机只是一种手段。有的学者在承认银行主导地位的同时，强调银行与移动运营商要加强合作才能开展手机银行业务。还有学者对手机银行是否为一种银行服务不置可否，认为手机银行业务需要多方的参与，并不存在唯一的主导者。由此可见，由于手机银行实现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参与方众多、产业链结构复杂等原因，关于手机银行定义的认识存在分歧，未能统一。笔者结合中国银监会对于手机银行的阐释：“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对手机银行做出如下定义：手机银行，是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办理包括账户查询、转账汇款、代缴费、理财投资等多种非现金金融业务的服务系统，是电子银行业务的一种。
二、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及缺陷分析
手机银行的出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事物皆具两面性。由于手机银行运行的开放性、对信息支持系统的高度依赖性、交易的虚拟性等因素，其运行使传统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并带来了新的风险。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风险的存在直接影响着银行客户的经济安全、银行自身的正常运行秩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则可能威胁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手机银行的平稳运行需要一套完善的、具备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法律制度来保证。
（一）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作为电子银行领域的新鲜事物，手机银行在我国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以至于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并没有跟上手机银行的发展步伐，表现出滞后的倾向。具体来讲，目前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电子合同进行了规定，承认电子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第二，部门规章方面，《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将手机银行纳入到电子银行监管范畴之中，全面规定了银行开办手机银行业务的条件、程序、风险管理等方面；《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对电子认证服务行为进行规范。第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方面，《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对电子支付进行了规定；《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对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作了规定；此外，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制定了手机银行业务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也是手机银行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分析
1.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
当前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中，真正意义上提到手机银行的主要是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等行政规章，除此之外，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到手机银行监管法律问题的规定并不多，《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要的传统银行监管法律甚至都没有涉及手机银行的规定。目前，手机银行的有关规定仅仅对其风险防控做了框架性的规定，规则内容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没有相应的专门立法与实施细则配套实施，对于发展迅猛的手机银行而言，这样的监管法律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2.手机银行监管部门权责安排缺乏系统性
手机银行是参与方众多的金融混业经营方式之一，这就使其涉及到的监管部门不可能仅仅局限于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其他的还会涉及到审计部门、信息产业部门、保监会、证监会、税务部门、知识产权部门、公安部门等。目前，这些监管部门监管权力分配不合理，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完整的合作协调机制，导致手机银行监管中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等问题。
3.缺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历来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手机银行业务的运行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表现更甚。手机银行密码安全、个人信息资料安全、网络黑客侵袭等问题时时困扰消费者；银行强加霸王条款、不断变换名目收取各种费用等行为更是层出不穷。目前有关手机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中，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隐私权和索赔权等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手机银行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分配也没有体现，这样的立法缺位会导致消费者缺乏维权救济途径和依据，责任认定难以实现。
4.缺少信息披露制度
从目前我国手机银行的信息披露情况看，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相对滞后，真实性无保障等问题，特别是对风险信息的披露极其匮乏，仅仅是披露一些基本的信息。虽然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了规范，但手机银行信息披露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单靠一部《办法》并不足以应对手机银行的高风险性，所以我国应该尽快完善手机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三、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手机银行的正常运行要求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手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缺失和不完善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积极地修订传统的法律法规，增加手机银行监管方面的内容，使其适应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制定配套的法规和实施细则，使手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内容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手机银行监管部门协调机制
针对手机银行监管部门权责安排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必须建立手机银行监管协调机制来最大限度地保证手机银行安全有序发展。具体而言，可以建立一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并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做到不同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和系统互通互联，及时发现并处理网络违法行为，防范手机银行运行风险，为手机银行的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三）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没有消费者的需要，手机银行的发展无从谈起。消费者保护原则是国际手机银行立法的重要原则，就我国手机银行关于消费者保护问题而言，应当明确规定手机银行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首先，明确手机银行消费者的权利，包括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其次，明确规定银行的义务，包括银行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以及普及金融知识的职责；再次，明确手机银行政府监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职责，包括依法进行检查监督，对手机银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通报和披露；最后，依法确定手机和通讯设备提供商、网络运营商及其他相关主体在发生纠纷时的法律责任承担。
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尚不到位，尚未建立科学、全面的保护体系。本文在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对策，以期推动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概述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含义。消费者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充分、准确、适当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不仅保障消费信息的真实性，而且还应当保障其准确性、充分性、适当性，是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的有力保证。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保护，体现了追求实质上的自由平等的现代法的精神，是现代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有两个:第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即消费者知情权的主体是生活消费者。正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中规定的那样:“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生活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或消耗劳动服务的行为。这里的为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第二是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时间上的特殊性，即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才享有知情权。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内容，即:“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售后服务、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知悉真情权的内容大体有三类:第一，关于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商品名称、商标、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第二，有关技术状况的表示，包括商品用途、性能、规格、等级、所含成分、有效期限、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等;第三，有关销售状况，包括售后服务、价格等。
二、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状
(一)立法缺失和滞后。要使消费者知情权得到实现，完善的立法是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显出滞后和缺失的尴尬境地。例如，在现代消费中，电子商务因其快捷而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消费地位，网络消费的电子化和即时性等特点也使得消费者难于收集证据，一旦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就会面临确认侵权人和举证的双重困难。另外，法律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在某些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例如:在“售后服务”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仅规定经营者有义务实行售后服务，而对于售后服务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则没有规定，消费者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售后服务权”。对于消费者的询问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只是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对经营者不履行答复义务却没有规定对应责任，导致此义务难以落实，该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二)缺乏方便、快捷的消费诉讼程序。由于消费者诉讼的标的金额小、标的分散，且诉讼程序繁杂又漫长，即便是采用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诉讼期限也显过长，消费者要为此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对于本身经济实力就不雄厚，没有足够闲暇时间来应付诉讼，而且缺乏完备的专业知识的广大消费者而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消费者自身权利意识不强，认为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企业组织，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感到陌生和畏惧，对于司法制度缺乏足够的信赖，因而不知道或不愿意起诉来请求损害赔偿，自甘受损，任其请求权趋于腐烂。
(三)缺乏有效的行政保护。在目前，行政机关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还存在着种种问题:首先，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上，我国缺乏政策制定和管理处罚合一的、单独的行政机关对消费者进行保护，通常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工商、卫生、质检等部门在必要的时候联合执法。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与大局意识，对违法者的追查不彻底，还常有互相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出现;其次，消费者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力，对它进行有力的保护可以起到很好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从而防范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而行政机关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事前保护非常重要。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
1.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加重经营者侵害知情权的民事责任。鉴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且其适用条件又常加以严格解释，使消费者的损失很难得到有效补偿，所以，今后立法应扩大经营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如误导行为、隐瞒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加倍赔偿规定;同时要体现出“罚当其责”，对多次实行欺诈或误导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多倍赔偿。
2.法律应赋予行政权力适当干预的依据。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在法定限度内对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这种合法的介入，对于弥补法律漏洞、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是大有裨益的。
3.增设消费者的特别撤销权(或反悔权)。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误导信息等不过是想通过增加交易量来获得利润，若能设置消费者基于误解的撤销权或反悔权，将对经营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促使其向消费者提供详尽而清晰的消费信息，而消费者也可以运用这种更简便易行的权利保障手段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该权利时，条件要求不能太高，程序也不能太复杂，应考虑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与民法上一般的撤销权有所区别。
(二)建立方便、快捷的消费者诉讼途径
1.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在诸多消费受损现象中，给多数消费者带来小额损害的所谓“小额多数损”现象占相当比重。针对消费者投诉面广、金额少的实际情况，可借鉴英、法等国的经验，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此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消费者投诉，降低投诉成本，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在大中城市商业集中区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方便消费者的投诉，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保障。
2.采用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在国外已不鲜见，但我国诉讼法领域尚未规定该诉讼方式。集团诉讼可以扩大同一诉讼主体的主体容量，通过判决效力的扩张，使更多的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纠纷中的被侵权人往往因个别请求额低，诉讼费用高而放弃诉讼请求。个别的放弃就意味着最终全部放弃。而集团诉讼允许在未经别人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起诉，就可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有必要积极推进集团诉讼制度，促进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此外，建议赋予消费者组织集团诉讼的权利，使其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更能增强其与经营者抗衡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利益。
3.免除诉讼中先予执行的担保。消费者在受到经营者的侵犯后，往往因为看病治疗、误工、与生产经营者交涉等，给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而进行消费诉讼又会给消费者再次增加负担，并且这些负担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先予执行制度不仅解决了消费者在经济上的部分困难以方便消费者的诉讼，而且也会增强消费者保护自己权利的信心，更可以避免胜诉后的执行困难，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98条的规定看，消费诉讼是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的。消费者应学会充分利用这项诉讼程序的规定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建议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作出对先予执行的消费诉讼免除担保的规定，这样更方便消费者权利得到迅速的恢复和补偿。
(三)强化消费者知情权的行政保护
1.针对卫生、工商、质检等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建议在各级人民政府中设立一个独立的具有综合行政管理能力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职权和活动范围，使其能够具有保护消费者必要的行政措施能力。该机构一方面可以收集有关消费者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上级有关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案。另一方面可对本地区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企业进行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此外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2.针对重“事后补救”，轻“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的执法弊端，要加大行政机关对经营者行为的事前、事中的监管力度，将力量向预防违法行为倾斜。
3.政府还应积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全面推行消费教育。需要注意，政府在有关消费公共信息时应注意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时效性和适当性。
参考文献
[1]鲁晓明:《论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消费经济》2004年第3期。
[2]董文军:《消费者的知情权》，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范振国:《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原因浅析》，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4]顾仁达:《消费信息制度在社会监督中的影响力》，《法治论丛》2000第4期。
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 要]高校大学生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的校园环境，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消费群体，通过从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及特征和消费心理的特点入手，总结了影响高校学生消费的四大因素，并做出总结。
消费心理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消费心理从认识过程经历情感过程直至发展到意志过程，是一个消费购买的决策过程。消费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自身特点，如文化教养、心理素质等。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高校大学生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的校园环境，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消费群体，产生了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具有比较特殊的消费心理，并表现出特殊的消费行为。
一、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分析
从消费水平来看，有数据显示，2006年高校学生约有74.3%左右的学生平均每月消费在400元左右，另有11.2%左右的学生月消费在200元左右，600元左右的占10.5%。与此同时，有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在经济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如武汉某高校学生中年消费最高的达到18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0元。高校学生的月食品支出在230元左右，与生活费月均支出（480元）的比率是47.9%，这可视为高校学生的“恩格尔系数”，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一系数呈现出整体的上升趋势。
从消费结构来看，目前对高校学生的消费结构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多数人认为目前高校学生的消费结构是不合理的，高消费和浪费严重。表现在除正常的伙食费、书、文具和日用品外，高校学生的其他开支比较大，所占的比例也偏高。如外出旅游、社交活动消费（主要用于同学和朋友之间活动请客和送礼等）、文体活动消费（舞会、影视、体育比赛的门票和体育用品等）。从消费方式来看，消费方式可以是消费观念及行为的统一体，是同主观意念或动机相联系的消费行为。总体上来说，高校学生消费仍可看作是经验性消费，但表现出了一些特殊的消费方式：第一种是旅游消费：有调查资料表明，有46.5%的高校学生在节假日时曾和同学或朋友外出旅游，有12.3%的同学在寒暑假曾和家人一起旅游过，表明旅游是高校学生比较热衷的一项活动，旅游被高校学生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健康的消费行为；第二种是电脑消费，1995年电脑开始步入高校学生宿舍，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高校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最能改变高校学生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因素之一；第三种是电话和手机消费，随着电信资费的一次又一次下调，201卡或ic卡电话在大学校园内普遍开花，调动了高校学生的购买欲望；第四种是恋爱消费，大学校园恋爱被视为一项不谈婚姻的爱情，但两个人的学习生活中也相应增加了额外的消费。
（二）高校学生的消费心理特点分析
高校学生的消费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消费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行业的不平衡，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平衡，再者各自家庭结构的不同，从而决定高校学生消费的不平衡；二是消费的多样性。高校学生的消费主要涉及生活消费、学习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三个方面，而且其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高校学生消费的多样性一方面受其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因而在消费层次、消费的数量等方面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主要取决于高校学生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寻求多样性是由于需求强度的不同和需求层次的多样性而产生；三是消费的主导性。大多数高校学生都是在满足生活消费基础上，尽可能的满足学习消费，以必要的娱乐消费来调节自己的精神生活。
二、高校学生消费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高校学生消费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的原因。目前高校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从小把自己的孩子视为家庭的重点照顾对象，对自己子女的消费基本上实行满足供应的政策，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尤其是子女上大学后，宁可自己在家省吃俭用，也不能在外“苦”了孩子。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为高校学生的高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创造了个方面的条件，使他们有优越感，他们的高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给同学起到误导的作用。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经济上也得到了保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借钱也要满足自己子女的需要。
二是社会环境原因。目前社会上不正确的消费观，给高校学生带来了很深的影响，不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高校学生高消费的心理。近几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家庭已经先富起来了，消费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消费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高校学生的消费心理处在不成熟的阶段，相互攀比的消费心理较为普遍，直接影响到了高校学生的消费观。学校的贷款往往贷不出去，有的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宁可在家向亲友东拼西借，也不愿向学校贷款，把贷款当作是丢人的事。
三是高校学生自身的或心理的原因。高校学生正处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真正成熟的阶段，在家从小有家长关怀和照顾，中学面临高考的压力，许多家长为了避免他们分散学习精力，家庭的经济状况从来不要求他们分担，故而许多学生不知金钱来之不易，不知当家的困难，又没有理财的过程和经验。此外还有虚荣心理在作怪，有人宁可牺牲教育、健康或一些应有的社会责任，也要在消费水平上不断升级。情绪化消费也是高校学生消费中常见的。
四是教育薄弱和管理工作有关。有人认为现在高校学生的消费是偏高、不合理的，这与教育薄弱和管理有关。有的报刊、电影和电视进行错误的报道，片面报道一些高消费和享受的主题，给高校学生做出了错误的消费导向。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也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消费观，但碰到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方法和措施，没有教育到点子上，对有的问题没有及时有效的引导。
三、基本结论与讨论
关于高校学生消费观教育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有的主要在高校学生中多进行国情和勤俭节约教育并加强相关的管理；有的认为应培养高校学生科学的消费意识，指导他们确立合理的消费期望，引导高校学生做有经济头脑的消费者，教育他们讲究消费道德。笔者认为，应加强对高校学生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教育引导，高校学生的消费教育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消费与市场的基本理论教育，主要为消费观念、消费计划、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市场和消费营销等知识；消费品常识教育，主要为常用的消费品的选择、评价、鉴赏、使用、维修与保护等；消费生态意识教育，让高校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消费与社会持续的发展、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关系，深刻认识生态需要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关注社会消费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
消费文明教育，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消费是两个文明的结合点，它对高校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教育，主要是帮助高校学生充分认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从而提高高校学生的抗逆能力，熟悉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消费者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法规等。总之，加强大学生消费观教育，是正确引导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21世纪国家栋梁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1]赵祥禄，学生不良消费行为的现状、原因和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3）
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安全视角 产品质量 监督
产品质量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经营者而言，一般只是能否赢利；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既有一般产品的使用性能问题，更有诸如食品、药品、电气产品等特殊产品可能带来的人身、财产等的安全问题。对于前者，体现的是作为商品经济最基本内容的商品交换或者说交易，只涉及一般民事权利义务，主要取决于交易主体的意志；而对于后者，体现的则是对交易秩序的控制，往往涉及公共安全。在当代社会，一般来说有作为第三方的国家权力的介入，因此更体现法律的强制属性。这种分野并不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截然分立，相反，这种区分正是为了在明确其合理的权利义务的前提下确立适当的法律关系。
政府监督的目的既然在于对交易秩序的控制，则应当明确，必须以有利于市场主体为监督的前提和评判标准。对于市场的两大主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亚当？？ 斯密的论断颇有见地：“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加以注意”。按照这种观点，产品的存在也正是以消费为前提的，那么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的最终落脚点即在于是否促进了消费者的利益。适用性与安全虽然都是产品最重要的属性，而对于消费者，产品质量的适用性影响生存质量，产品质量的安全却关系到生存本身，安全显然重于适用性。所以为了对产品质量合目的地进行监督，不能对两者等而视之，尤其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一原理要求法律侧重保护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
在现行调整产品质量的法律框架下，产品质量监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监督，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使法定职权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或在接到举报后对违法经营者进行查处；二是消费者自行监督，举报产品质量违法，为政府管理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要求生产者承担对自己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这两种监督在性质上是相区别的：前者的要害在于权力的界限，即在什么范围内实施监督；后者则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是否为消费者提供了辨别产品质量的足够信息。由此可以判断现行制度是否合理。
现有规定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于因产品适用性和安全性带来的不同后果并未区分，至少是并未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导致了各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模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现行体制影响市场主体的必要自由，微观层面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宏观层面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各种主体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生产的、买卖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生产者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是他的自由，正如毁坏自己的财物而未影响到他人时，法律不得追究；对于公开宣称自己的产品质量不是很好的人，只要不涉及公共安全，法律就不应过问。而从消费者的角度，在质量没有安全危险而对销售产生影响的几种情形中，除了质次价高是非理性的之外，质次价低，质优价低，质优价高，正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如果消费者愿意选择质量较差的产品，那也是其自由，他人无权干涉。在自由竞争的框架中，生产者的自由与消费者的自由经过博弈会达到恰当的平衡。政府强行划定的质量标准，既不一定符合消费者的消费目的，更侵犯了其消费意志的自由。这样，生产者难以充分竞争，消费者也难于得到合意的产品，必然影响市场经济发展。
第二，现行体制下产品安全性的相关信息，对一般消费者而言难于充分获取，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的辨别能力，损害到消费者权利中最根本的安全和健康权。以电气产品安全为例，消费者几乎不可能获知合格生产商名录，进行相关消费时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信息。由于政府权力对经济生活干预太广泛，对产品的众多一般质量指标的监督占去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部分精力，而关系到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等的事务反而被忽视或者力不从心，使得类似情形非但无法避免，近年来更是不断发生严重的产品安全事件。这表明产品质量监督必须作出区分：消费者自行监督的范围只应限于一般产品的质量，涉及安全健康因素的产品质量只能由政府负责，政府有义务为提高消费者的辨识能力提供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