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部 旅游扶贫 乘数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屹山，王广亮.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2004.7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2篇
召开脱贫攻坚总攻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迅速动员各级党政组织、各族干部群众，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出的脱贫攻坚号令，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资源，打一场脱贫攻坚的歼灭战。下面是在全区脱贫攻坚总攻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在全区脱贫攻坚总攻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暨总攻动员会以及全市脱贫攻坚第十二次推进会精神，动员全区上下鼓足最大干劲、保持最硬作风，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总攻战，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刚才，XX同志通报了省市反馈问题，以及近几天区脱贫攻坚督查组督查情况，安排了今后几个月的重点工作，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会上下发了7个通报，问题点得实、点得细，请大家对号入座、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印发的《XX区脱贫攻坚总攻实施方案》，就总攻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核心目标、工作举措、时间节点，是我们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总纲，大家务必认真学习，弄懂吃透，全力推进。下面，我再讲几点意见。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兑现的庄严承诺。总攻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命意识，憋住一口气、铆足一股劲，以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勇气，只争朝夕、加压奋进的斗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总攻战。
一、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
消费扶贫的特点就是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通过市场手段，有效打破贫困地区农产品“产、供、销”壁垒，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一个“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格局。
xx人民素有从善帮扶的传统。要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以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组织、干部职工积极支持、参与消费扶贫，发挥各自优势，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以购代捐”“以购代帮”等形式，引导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菜篮子”基地，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提高持续消费力。银企配合商务部门开展“提信心、惠民生、促消费”活动，支持发放扶贫消费券、电子消费券，引导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消费扶贫。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此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层次的产品消费需求，从而为致富增收带来经济收益。
二、加大力度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消费扶贫与产业扶贫息息相关，发展扶贫产业是实现贫困户脱贫之根本。要立足于xx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蔬菜种植、畜牧养殖等自然条件以及自身优势打造扶贫产业，引导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结合我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富民兴村规划，大力发展种植产业及养殖产业等，坚持“农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帮扶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以农产品加工和农村“双创”为重点，帮助搭建全产业链，打造形成从农户种植到合作社规模化种养殖，再到大型企业深加工，最终供应给平台和销售市场的链条，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积极拓展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大对贫困农户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补贴力度，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扶贫小额信贷发放，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还贷困难贫困户的还款期限。
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引导贫困户开展诸如农副产品认种认养、微田园生产等服务，兴办乡村民宿，打造各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服务品牌。结合打造“粤美乡村”旅游品牌，深入挖掘贫困地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民族手工艺品、传统农耕文化等资源，做好名人故居、古道古树的修复保护工作，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针对粤东粤北贫困山区红色资源丰富的特点，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
三、通过标准化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
消费端的搭建是消费扶贫的一个环节，长期持续的消费有赖于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提升水平和质量。大力推动绿色消费，必须实现绿色发展，加快贫困地区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体系建设，通过标准化逐步健全生产标准、产品标准和质量可追溯体系，通过在品牌标识、包装设计方面的改进，以贫困地区的生态优势、绿色信誉促进绿色消费。
依托xx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各地市的农技站等，对贫困地区、贫困户进行技术帮扶，把农业技术、社会力量“引进来”，切实推进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农民技能，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进入珠三角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的能力。同时，根据各地基础条件和区位环境，引导贫困户实现差异化发展，防止产业、项目同质化恶性竞争。
四、着力拓宽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和人口，一头连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必须积极探索完善“互联网+线下零售”销售模式，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
线下推广方面，深入实施xx“消费扶贫直通车”工程，将产自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通过展销的形式，优先推广到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社区、园区、商场，帮助农产品开拓市场，实现增值超值。广泛组织各地搭建消费扶贫交易博览会推介平台，设立消费扶贫专馆、专区、专柜及推广快递进村等，为社会各界购买扶贫产品、参与消费扶贫提供便利条件。
线上平台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直播、抖音、众筹等形式，减少交易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销售效率，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可借助中国社会扶贫网、xx移动岭南优品、东西优选网和阿里巴巴“村淘”、腾讯“为村”等平台，开设精准扶贫优质产品网店，形成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借助“农特产品+直播+电商+助农”模式，提高扶贫产品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培训提高贫困人口使用网络的能力，为贫困户及村民讲解电商知识，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掌握市场信息，克服抗风险能力弱、容易跟风种养、销售渠道信息不通等问题。
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我省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道路交通建设滞后、村容村貌需要改善、贫困户素质亟待提升、脱贫返贫风险高等问题，农产品运不出去、旅游消费引不进来，严重制约消费扶贫的效果。各级政府要加大扶贫财政投入，合理利用扶贫资金，加大珠三角地区通达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扶贫产业生产基地，完善边远山区物流仓储基础设施，铺设流通服务网点。深入实施环境改造工程，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让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乡村民俗、传统民歌、传统技艺等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发展乡村旅游，满足消费者回归自然、感受田园生活、体验乡村文化的需求。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苗族；消费文化；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06 - 0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目前，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这些特殊困难群体是扶贫战略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在外界看来这些非常贫困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贫困？他们有着一种怎样的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跟外界有何不同？在物质日益富足的时代，消费主义开始侵蚀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他们的消费文化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的理解，对于构建针对特困族群精准扶贫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对少数民族的消费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很少有针对少数民族特困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很少从反贫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研究成果谈到少数民族困难群体的消费文化与反贫困的联系。方劲对云南的一个苗族社区进行研究发现，苗族同胞由于历史上处在不断迁移的生活中，定居生活的时间很晚，因而形成了一种不事积累的消费方式，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对他们摆脱贫困非常不利。 [1 ]另有研究者谈到少数民族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市场化的作用，他们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他们比过去面临更大的消费风险。 [2 ]
本文拟对G省一个极端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A村苗寨进行个案研究，从反贫困视角去探讨其消费文化，以图更好的理解这些贫困族群的贫困以及提高针对他们的精准扶贫行动的效果。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一）A村苗寨苗族的生产与生活
A村苗寨位于G省A市A村。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同胞因为长期没有户籍（直到2011年才被户籍管理部门注意到而得以上户口），生活极端贫困。A村苗寨苗族居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陆续从G省其他地方因为逃荒或其他原因迁徙而来，目前共有16户人家，89口人，都是苗族，属于大花苗。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称该村为A村苗寨。A村苗寨居民在此地繁衍生息，最多的已至第四代。A村苗寨坐落在一片石山上，植被稀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A村苗寨苗族族群的生产生活可由上户口为节点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A村苗寨居民在2011年5月上了户口，结束了漫长的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居民身份的生活。在上户口之前，A村苗寨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租种邻村居民的土地（他们自己没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A村苗寨居民由于在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分到土地）、给附近居民打零工以及挖山药等。此外也自己开荒地，种玉米与蔬菜，但是荒地贫瘠，产出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邻村因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增多，需要出租的土地增加以后，A村苗寨居民种自己荒地的就更少了。这一阶段，A村苗寨居民的生活处在温饱线以下，只能吃玉米粥等食物，衣服也极其简单，仅能蔽体。
2010年，该村一村民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得到了所在村委会的帮助。A村苗寨居民意识到加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性，村寨中管事的人开始与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会加强联系，并在村委会领导的帮助下向政府反映居民一直没有户口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几次来调查，最后在2011年5月正式做了户口登记。在上户口之后，政府对居民采取了多方面的帮扶措施。政府给村民建了房子，每户一栋，房子为两层楼房，总面积100多平方米，基本能满足村民居住需要。政府也给全体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额度略有差异，主要依据收入状况以及计划生育的状况。违反计划生育比较严重的农户，最低生活保障的数量要少一些。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并不完全依据收入水平，因为村民的收入其实难以真正量化，主要是依据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打工的职业情况等。与此同时，政府也为每户安排相应单位对口扶贫，如交通部门负责修路，水利部门帮助解决饮水问题以及其他部门实施相应的帮扶措施。上户口以及在政府的帮扶下居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除了原来的生计方式以外，外出打工的增加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逢年过节提供的油、粮等物资大大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村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
A村苗寨苗族长期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只是在最近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一个特困族群有着怎样的消费文化？笔者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3次在A村苗寨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情况，发现这一苗族族群有着自己的消费文化或消费伦理。
1.A村苗寨居民的节俭型消费伦理。A村苗寨居民生计属于生存型经济模式，他们以种地、山上挖药草、家畜养殖等为主要生计来源。由于没有田地，主要租种周围村寨的耕地，付出一定租金之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成，种地难以解决温饱。在养殖业方面，居民的养殖技术和资本有限，只有少量养殖，效益较低。近几年，政府发给他们每户一百只小鸡，由他们饲养，政府提供饲料，鸡下蛋后由政府来购买。目前小鸡死亡率高，政府也未能及时收购鸡蛋，养鸡还没有产生效益。另外，村里年轻人也外出打工，打工所得成为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村寨都被政府纳入了低保范畴，所有居民享受政府低保，这成为居民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个生存型经济模式上，居民的消费基本是节俭型的，以温饱为目标，基本没有享乐型消费。居民的消费集中在吃饭、穿衣等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村里老年人许多穿传统的苗族服装，这些衣服很多是自己缝制的，也有在市场上买的，成本很低。年纪较轻的村民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穿的是外边流行的款式，但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衣服。年纪较大的村民穿的是集市地摊上买的解放鞋之类比较便宜的鞋子，年轻人要稍微讲究一些，穿便宜的运动鞋或廉价的皮鞋。在吃方面，以前主要吃玉米粥，现在吃上了米饭，菜主要是自家种的蔬菜，偶尔上集市买肉。平常吃肉较少，主要是来了客人或节日才有大鱼大肉，居民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一般要盛情款待。一般居民家里基本没有多少值钱的电器，没有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只有一户居民家里有台洗衣机，但是平时主要用来放东西，没有用来洗衣服，因为洗衣机比较耗电耗水，而水电都需要用钱买。一般家庭有电视机，都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是居民主要的娱乐工具。居民家里的电器大多是政府或社会爱心人士赠送的。村民到镇里主要是走路，有个别家庭有摩托车。村民闲时主要看电视、聊天或赶场的时候逛逛集市。节庆、婚俗非常简单，一般没有复杂的仪式，在比较大的节日比如过年时有跳芦笙舞的习惯。有部分村民信仰基督教，圣诞节时会穿上民族服装去镇里做礼拜。这些活动所需货币支出都不多。另外，村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中老年人没有往银行存钱的习惯，偶有余钱则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村民没有闲钱，无需到银行存钱，而且以往基本与外界隔绝，自足自给，没有现财意识，没有与银行打交道的习惯，也不熟悉其中复杂的程序与规则。
2.A村苗寨村寨年轻人的消费竞争。“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有房子住（政府帮建的），也都能吃饱饭了”。A村苗寨居民跟以前比较生活要好很多，主要在于政府福利供给不断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原来居民只能种山上的荒地，现在租种周围村寨居民外出打工留下的土地而提高了收入。如果不是有意外支出，比如突然的伤病使其承受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居民大体能应付以及满意眼下的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居民的消费欲望与拥有资源之间只有很少的张力。村民对生活状况的较高满意度来自于与以前生活的比较，与原来相比，居民生活的条件显然有了显著提高。村民对于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饱饭，有遮风挡雨的房子就行了，这也是村民生活满意度高的原因。这表明外部世界的消费文化还没有对村民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年轻人当中，情形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外出打工增多，而且因为有了户口、有了正式的身份得以逐渐融入所在地域社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跟外界接触增多，消费方面也开始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带来了缺乏感，“缺钱”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在问到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时，诸多居民选择亲戚与政府帮忙。选择亲戚符合中国人“差序格局”人际交往的准则。而选择政府则说明了A村苗寨居民对于政府福利的依赖。政府给每人提供低保，低保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修路、改善饮水条件等帮扶措施对改善他们生产生活条件起了关键作用。
（三）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机制
基本需求满足的动力当然来源于生理需要。但是消费除了满足需要外还有认同的功能，“人们的认同和人们的消费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采取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可见，人们从事消费，实质上不过是创造、维持或支持自己的认同。”[3 ]A村苗寨居民秉持节俭型消费主要源于物质短缺。而政府提供的最低保障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从认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消费方式要符合贫困者的要求，所以他们要把日常消费尽量地放低，否则就不符合一个贫困者的身份，会遭到周围人的否定。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分层的，A村苗寨居民也不例外。消费也是分层的一个标准。在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人们努力赚钱要修建房子，房子的有与无、档次的高与低成为在社区中获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贫困族群消费行为总体上服从穷人的标准，但在其内部是否存在某种竞争的机制呢？通过这种竞争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或者混得较好的与混得不好的区分开来。A村苗寨年纪较大的居民中我们很难看到消费上的攀比。长期的赤贫使节俭主义的伦理深入骨髓，他们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度，绝少有享乐型消费。一方面是因为主要的收入来自政府的保障，因此消费能力无从体现个人素质的优越，消费竞争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拥有的物质资源提供给炫耀性消费的机会不多。但是在年轻人群中，消费中竞争或示范效应还是存在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购买手机等用品，“都要买贵的，便宜的不喜欢”，手机档次的高低体现了在外头混得是否有出息。年轻人在穿衣方面也开始受到外面时尚文化的影响，也有了土气和时髦的区分。这种竞争一方面给年轻人带来动力要想办法去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也带给他们心理焦虑。
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的物资短缺形成了他们节俭的消费伦理。在这一点跟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同，比如有学者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消费状况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不事积累，有钱就进行享乐主义消费，用光了再想办法。[1 ] A村苗寨苗族包括那些条件稍好的家庭享乐型消费也受到抑制。另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心理，因为都属于政府保障的“穷人”，消费方面的认同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群体内部中消费的区分功能不能体现）。A村苗寨苗族每人都享受最低保障，包括其中收入高于保障线的家庭，对A村苗寨苗族族群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已成为他们的一份固定收入。而年轻人中的消费攀比心理来自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和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是消费的认同机制作用的结果。外出打工是年轻人主要的生计方式，打工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入的过程，外部消费主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人也更容易消除过去“饥饿”的记忆，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社会性需要开始显现，其中通过消费赢得“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对精准扶贫实施的启示
A村苗寨苗族遵循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是源于长期的物质短缺，是经济理性驱动的结果，因为不这样，生活将难以为继。这种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下贫困者对于物质的贫乏有很强的忍耐力，眼下的贫困对于他们并不至于难以忍受，也不会导致他们心理的失衡。对于生活的较低要求是这些贫困群体发展出的一种特有的抗逆力。这种抗逆力是这些贫困群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收入增长，这些贫困群体因为极节俭的消费而能积累一定的资产，并从资产积累中受益。着力于贫困群体的资产建设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相比单纯的物质帮助，对于贫困者的资产建设具有长期效应并使贫困者具备发展能力而最终摆脱贫穷 [4 ]。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贫困群体并不会因为贫困而产生越轨行为，不会引致其他社会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会不会导致反贫困的动力不足？比如贫困者的节俭主义产生所谓贫困文化，懒于进取，安于眼前的生活。以往很多反贫困的案例中表明贫困者动力不足是导致扶贫失败的重要原因。毕竟穷人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外界的帮助只能是辅助因素。许多批评者批评政府的一些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重视不够，不能调动起贫困者自身的积极性，是基于同一道理。因此，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贫困者的对贫困的忍耐能力而进行资产建设又能激发其进取精神值得思考。
A村苗寨苗族有限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张力。他们日常生活中缺钱的感受随着跟外界交往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已不能幸免地被纳入商品经济的潮流，消费风险不可避免。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化解消费风险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政府。原因在于巨大风险来临时，这些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不足以去应对。同时也要看到长期的贫困容易使贫困者难以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政府父爱主义的扶贫行动也可能助长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依赖政府毕竟不应是长久之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靠直接输送资源扶贫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时应该限定在满足基本需要层面，即福利供给应是有限度的，以不至于产生福利依赖。同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贫困人群创造发展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改变贫困面貌。其中，通过资产建设提高发展能力以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是重要途径。但是，在眼下，政府的福利供给还不可缺少，包括政府提供每个人的低保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现金支出，一方面是解决眼下生存困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发展的需要，只有生存需要得到基本保障，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力量。如以前居民很少外出打工，一是连外出的路费都没有，二是年轻人的外出担心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可能饿死，缺乏外出的勇气。因此，应该在保留现有现金支出福利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发展，从资产建设和能力提升着手促进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
与此同时，A村苗寨苗族或多或少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之间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攀比心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扶贫政策常常把贫困人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忽视了贫困人群之间的竞争心理。这种竞争心理并不因为特困族群的贫穷而完全消失，因为它源于人的普遍的社会性需要，消费竞争是其表现之一。因此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他们之间采取某种激励措施，回应这种竞争心理，激发他们的动力，而不是人为的拉平他们之间的差距，导致扶贫措施的激励不足。
四、讨 论
西部地区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特殊贫困人口已成为新时期反贫困的难点和重点。他们的贫困往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比如残疾、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他们身体健康，而且劳动的意愿很强但依然深处贫困。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贫困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国家的福利供给，而这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却应是扶贫的主要对象所在，让他们最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脱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贫困人口的贫困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A村苗寨苗族长期迁徙，现有居住地自然条件欠佳，缺乏发展所需资源，尤其是长期没有户口导致与世隔离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和资源欠缺成为他们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事业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以往对于这些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在于缺少针对性的措施，都是基于政策决策者与实施者自己的立场去进行，因此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加强对贫困人口本身的研究对于反贫困尤其是当前的精准扶贫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研究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能加深我们对于这些特殊贫困人群贫困的理解，也有助于构建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措施。同时，A村苗寨苗族的个案研究也对其他人群的反贫困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劲.民族社区发展中的消费文化与新贫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 杨小柳.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9）.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4篇
根据xx的安排，现将xx单位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如下：
近年来，xx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xxx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扶志扶智扶技总揽我校扶贫工作全局，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以“资金投入只增不减，人员力量只增不减、工作力度只增不减”的工作原则，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做到思想上不懈怠、工作上不泄气、行动上不松劲，保持脱贫攻坚定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一、强化保障、高位推动，凝聚攻坚合力
一是精心安排部署。xx单位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将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指标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利用xxxxxxxxxxx等形式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各项政策措施，结合工作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做到以上率下、认真履职，扛实脱贫攻坚责任，推动各项脱贫工作落实。
二是落实主体责任。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形势和要求，更好的发挥xx单位特色资源和优势，完成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调整，进一步夯实组织架构，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每年年初按照xxxxxxxxxxx的安排部署，xx单位结合自身实际编制脱贫攻坚工作计划，细化任务和措施，压实压紧各级责任。
三是提升思想认识。按照xxxx要求，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专项活动”，xx单位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并以月报的形式报送学习活动开展情况。活动开展以来，xx单位各级党组织编撰心得体会近百篇，切实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扶贫工作的思想认识，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二、突出重点、精准施策，落实关键举措
一是紧盯指标抓落实、重实效。xx单位积极响应公司消费扶贫专项行动的号召，通过“食堂采购、线下对接采购、‘10·17’扶贫日系列采购”等方式完成既定任务指标，2019年完成消费扶贫xx万元，完成率达xx%。其中xxxx和xxxx受到通报表扬。积极响应xxxxxxxxxxx号召，大力开展“优质农产品进食堂”专项活动，工作前期充分了解因疫情影响滞销的农产品情况，选取定点扶贫地区xxxx和xxxx，采取C2B和订单采购相结合模式，将优质农产品“请”进食堂，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促进扶贫产品销售。x月x日，xx单位领导班子集体“亮相”在扶贫专柜采买，以实际行动带动中心广大师生员工采买。
二是围绕特色出实招、助脱贫。xx单位大力贯彻落实xxxxx工作部署，积极投身xxxxxxxxx工程。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总计投入资金xxxx万元，结合xxxx要求援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连续两年签订总金额为xx万元的《xxxxxxxxxxxx》，通过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两项举措直接帮助贫困户1000余户。积极发挥专业特色和优势，打造“xxxxxxxxx示范基地”和“xxxxxxxxx示范基地”，并依托两个基地泛载式开展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等培训班xx期，培训人数达xxx人·次。经过培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对丰富结对帮扶地区技术脱贫攻坚内涵，提升技能脱贫层次水平，促进脱贫攻坚工作再上台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xx单位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被授予xxxxxxxxxxxxxxxxxxxxx荣誉称号。
三是综合施策抓联动、聚合力。
四是拓宽渠道抓就业、创品牌。
三、积极探索、举一反三，提升工作成效
一是注重宣传，讲好扶贫故事。xx单位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2017年至2020年累计在外部媒体发稿17篇，xx级媒体15篇。通过集中报道xx单位开展的扶贫工作、制作宣传展板、开展专项活动，着力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着力强化脱贫攻坚的舆论宣传引导，鼓励更多的干部员工投身到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思想保证、良好舆论氛围和强大精神支撑。
二是深挖细查，抓好扶贫亮点。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xx单位在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勤于思考，通过工作中涌现出的“小亮点”反思如何做好工作的“大文章”，先后形成xx和xx两篇论文，为xx单位散式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坚定了信心。
三是凸显优势，做好扶贫工作。近两年，如何将各项脱贫攻坚的工作要求与xx单位的优势特色相结合，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一直是我们帮扶工作的指导思想。xx单位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xxxxx”为突破口，以“跳起来摘桃子”的精神，向“产学研”结合、产业发展设备援建、文化服务、智力建设、关心关爱弱势群体等多个领域蔓延，不断拓展xx单位脱攻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以更多的举措、更多的方式助力上级部门圆满完成脱贫攻坚工作。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5篇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关键词：
贫困线；贫困指标；长期性贫困；边缘化贫困；扶贫政策；农村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4-0098-08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78年，中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达到25亿，占全国人口的25%，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占农村人口的30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到125亿。［1］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针对农村贫困实施专项扶贫计划的实施，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8000万。1994年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对农村及贫困人口的投入。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农村贫困人口为3209万。2001年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从温饱贫困提高到低收入水平标准，在低收入贫困线下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2］
绝对贫困线的确定存在多种方式。一是基本需求法，根据基本需求确定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贫困线。其中食品贫困线主要是通过卡路里的摄取要求进行计算；非食品贫困线是满足生存需求的其他支出。Ravallion提出当一个人的总收入等于食品贫困线时，该人的非食品支出即为非食品贫困线。［3］二是恩格尔系数法，贫困线由食品贫困线与恩格尔系数的商决定。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三是马丁法，在确定基本食品支出的基础上，建立总支出与食品支出之间的数学模型，进而计算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一般根据收入排序决定，例如以10%的最低收入群体作为贫困群体。
绝对贫困线以食品支出为核心，相对贫困线以收入排序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线制定后，会相应地出台扶贫政策。鉴于此，贫困标准不仅与摄取能量和其他消费需求有关，还与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关。如果贫困线过高，有限的扶贫资源将被分散；贫困线过低，则使部分贫困人口难于享受政策扶持，起不到扶贫政策应有的效果。本文通过FGT指标、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指标，分析中国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的变化，探究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此外，根据长期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对其实施针对性更强的扶贫政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对贫困衡量方法进行介绍；第四部分讨论中国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的变化，进而探讨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新契机；第五部分根据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分析贫困模式变化，识别长期不能脱贫的边缘化群体；第六部分阐述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
采用宏观加总数据计算FGT指标时需要事先假定洛伦兹曲线或者收入变量分布的函数形式，并进行估计，因此使用宏观加总或分组数据时难以避免估计误差。鉴于此，利用微观数据对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FGT指标进行计算。本文采用的微观数据为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中国健康营养调查分别在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年进行，每次调查的样本量大约为4000户，16000人左右。CHNS数据对个人收入、家庭收入进行详细记录。利用相关收入信息，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收入。
本文计算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时也采用FGT指标。长期性贫困需要计算被访者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在文献研究中，Rodgers and Rodgers认为被访者T年中的平均收入是该被访者可支付的最大年消费水平，因此将该平均收入定义为持久性收入，进而计算长期性贫困。［4］Jalan and Ravallion采用该方法分析长期性和暂时性贫困时，采用T年中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计算长期性贫困。［5］Chaudhuri and Ravallion使用印度农村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当用收入均值衡量长期性贫困时当期收入的代表性较强，当用消费均值衡量长期性贫困时当期消费的代表性较强。［6］由此可见，只要保持衡量指标的一致性，其代表性均比较强。鉴于此，本文使用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基础。
三、长期性与暂时性贫困的测量方法
对衡量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方法进行说明。将贫困区分为长期性和暂时性的原因在于：第一，这种区分可以反映“贫困不流动”。例如，某人在第i年处于贫困中，在第i+1年仍然在贫困中，时点贫困指标只能说明他在某个时点贫困，却不能反映出他处于连续的贫困。第二，暂时性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收入的波动。处于暂时性贫困中，说明收入波动性较强，易受外界冲击的影响。处于长期性贫困中，说明该群体难以借助现有的资源禀赋及外界条件脱贫。因此，对长期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应采用不同的扶贫政策，进而提高扶贫政策针对性，使有限的扶贫资源发挥最大作用。第三，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可以为调整贫困标准提供依据。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越低，则该群体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脱离贫困，原有的扶贫政策难以奏效，应对其实行不同的扶贫政策；同时说明贫困线偏低，应制定新的贫困标准。
本文采用Rodgers and Rodgers提出的方法来定义长期性和暂时性贫困。［4］Ap(T)被定义为T年的总贫困指标，其中包含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计算方法见公式（5）：
AP(T)=∑〖DD(〗T〖〗t=1〖DD)〗wtPt，（其中wt=nt/∑〖DD(〗T〖〗t=1〖DD)〗nt） （5）
Ap(T)被称为年平均贫困（average-annual-poverty index），是T年中每年贫困指标（Pt）的加权平均值；T为时间长度；wt为第t年的权重，其总和等于1，即∑t==1,Twt=1，nt为第t年被调查的人数，当每年被调查的人都相同时，wt=1/T，即为各年贫困指标的简均；Pt为可分可加贫困指标，本文采用FGT指标［7］。
长期性贫困Cp(T)的测量方法见公式6：
CP(T)=P(YT1〖TX-〗,YT2〖TX-〗，…，YTn〖TX-〗) （6）
P为FGT指标，YTi〖TX-〗代表被调查者i在T年中的持久性收入，如上所述，即为T年中的平均收入。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6篇
一、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内涵及其内在关系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简短的五句话从核心、途径和目标三个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拓展和提高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境界和水平。
（一）回应迫切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凸显效率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293）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位置，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了理论先河。过去由于总是脱离开生产力去抽象地认识社会主义，导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原则性、根本性问题长期不完全清楚。邓小平将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和核心位置，不仅是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充分吸取，更是积极回应了我国需要迫切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纠正了我们以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尤其是明确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特殊地位。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发达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首先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修正了过去我们不讲效率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凸显了效率的重要性，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提供了根本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将用也能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否则，再吹牛也没有用。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社会的主要矛盾，应对和解决这一矛盾，没有生产效率肯定不行，因此唯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舍此别无他途。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习近平继续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
（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马克思揭露：“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作为被剥削者的工人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论断，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导致剥削现象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仍有发展的可能性。这似乎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相悖，实则不然。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公平正义。邓小平从生产关系角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这一实现途径是对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和追求。在生产关系中，社会分配关涉社会公正，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关涉社会分配。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维护社会公正起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大胆改革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从经济制度方面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做了充分地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剥削现象存在，允许富裕程度有一定的差别，富裕顺序有先有后，这完全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只要我们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能够从制度上确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实现，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最终使生产发展成果属于广大人民。
（三）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二维融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放在社会主义本质最终目标的位置，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什么是共同富裕？邓小平阐述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又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二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三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邓小平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步骤：“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习近平关于“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的进一步深刻阐释。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尺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二者的结合点就是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共同富裕既是目标，也是出发点和归宿，是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以及实现效率与兼顾公平的二维融合，在理解和透视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共同富裕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两极分化，是平衡效率与公平前提下的一种包容性发展，既兼顾了公平又注重了效率，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凸显了社会主义与以往所有剥削制度，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只有五句话，却使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内容体现了三对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是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二是体现了途径与目标的辩证统一；三是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这三对关系表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动态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贯彻到底。
二、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现实考验
改革开放3 0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是，自从20世纪末以来，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地扩大，而城乡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最近10年来，我国城乡基尼系数一直处在 0. 4 的警戒线以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形成严峻考验。
（一）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马克思曾比喻：“当一座房屋与周围的房屋都一样大小时候，不管房子如何小，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一旦这座小房子附近耸立起一座宫殿形成对比，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般。此时居住者不能讲究，只能满足最低要求，不管小房子的规模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宫殿同速度改善，那小房子的居住者越发的不适应，越发的不满意，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也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他们是相对的。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很形象地揭示了人的心理感受的相对性。众多周知，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一旦贫富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特别是，如果这种差距程度还在持续地不断扩大化，就很容易使低收入群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一项跨国实证研究证明，不公平程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公平程度越高，社会成员的付出与所得就会越趋向于一致，也就越能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提高‘效率’的，公平成了效率的根本保证。”反之，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就越会使人情绪低落沮丧，并严重挫伤人的热情，使人丧失对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抑制人的劳动能力，降低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会使社会消费出现断层，影响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消费市场出现两个极端，一方面，少数富人手里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具有强大的购买力，他们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之后，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表现出一种过度的炫耀性的消费，造成基于这种病态消费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占有较少的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手中掌握的钱少，根本就形不成强大的购买力，使得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两个极端情况的存在，不仅会严重影响消费需求结构的良性发展，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贫富差距扩大严重影响社会公正与和谐
公正，即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什么是贫富差距？通俗地说，贫富差距就是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那么，贫富差距扩大就是收入不公平程度扩大，显然这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一个社会若公平正义不足，就有可能引发不满和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何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邓小平曾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随之，许许多多的矛盾就会被激化，就可能出乱子。
很多研究都可以证明，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虽然不能说贫富差距扩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但它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 从而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贫富差距过大，会使社会不可避免地分化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群体，由于两个群体拥有的财富状况差距太大，很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出现隔阂甚至摩擦， 尤其是面对个别非法暴富的人挥金如土、挥霍无度时，很容易使低收入群?w心理失衡，产生不满，甚至产生仇富心理，导致两个不同群体之间出现对立，随之很多社会矛盾就可能尖锐起来，并且低收入群体很有可能把这种不满转化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一旦这种不满超过了人的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报复社会行为，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贫富差距扩大有悖于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并不单单是一种未来时，它更是一种进行时。共同富裕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实践中，都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历程中不断累积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正在实现的现实运动过程，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分努力中，可以说，在每一分的努力中都包含有共同富裕的因素。虽然说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同样富裕，事实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直都会有收入差距的存在，当初，邓小平设计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步骤中就包含着差距，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个先富带后富的过程不能太长，这种富裕的差距也不能太大，无论太长还是太大，都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根本原则的背离。
对于什么时机考虑实行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也曾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高居于 0.45 以上，自 1982 年到 2015 年，34 年间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值由 230 元增长到 19773 元，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最初是 1.85 倍，一直增长到 3倍左右，并连续十几年保持 3 倍以上高位（近几年开始下降，2014年是2.75倍，2015年是2.73倍），这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并必然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我们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很有预见性地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因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则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扶贫开发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路径选择
我们正处在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矛盾，需要我们立足于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时不断地探索将这一理论转化为现实的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是“十三五”时期的主旋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是农村贫困人口。扶贫开发无疑是补齐短板，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唯有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扶贫开发，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一）创新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动力
扶贫开发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方式，目前，创新不足不仅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制约扶贫开发顺利进行的基本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扶贫开发唯有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把创新摆在扶贫开发重中之重的位置，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不同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扶贫形势与任务，以及不同的扶贫开发难点与重点，随之，扶贫开发的思路与措施也必然有所不同。2011年以后，我国扶贫开发的形势与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以及提高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点状分布、扶贫措施、扶贫资源传递不精准、扶贫开发效率低，以及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益紧迫等情况，都对创新扶贫开发的理念与措施提出了迫切要求。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要“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应对扶贫开发新形势与新任务的一种创新发展理念与措施。要想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效率，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真正做到识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必须创新扶贫开发路径，瞄准贫困群体，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搞“一副药包治百病”的“万能模式”。习近平强调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他强调要对症下药，区别不同情况，坚持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切实解决好“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等问题。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历史与现实，遵循我国扶贫开发的发展规律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是指导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二）协调发展是扶贫开发的根本
协调发展不仅是扶贫开发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全面小康，难点在于“全面”，而要全面，就必须协调发展。目前，不协调仍然是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的又一块短板。要实现“十三五”时期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把扶贫开发这块“短板” 补齐。目前我国还有贫困县83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这是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唯有强化整体性，坚持协调发展，才能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目前，与城市相比，我国广大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可以说，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严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要从财政资金上给予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更多的支持；要打破行政上的分割局面，强化扶贫开发工作的跨区域整合力度，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跨行政区域的治理与合作，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跨区域衔接；要注重将已有的扶贫开发手段与其他改革政策进行协调，以及减少政策之间的摩擦，强化各类政策的配合，实现政策合力的目的，提高区域整体脱贫水平，扩大治贫规模。
（三）绿色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基础
贫困地区往往位于生态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因此，贫困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生态问题。在空间分布上，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恶劣地区高度重合，截至2014年，我国仍有86.4%的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条件较为恶劣的中西部地区。由于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或者急于摆脱贫困，这些地区往往容易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开发不当、保护不够，陷入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甚至造成生态型贫困。
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绿色发展是一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形态，是扶贫开发的基础工程，“是对发展本质、规律和趋势的理性把握，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可持续发展新形态。”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的“两座山”的思想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阐释，我们只有坚持将扶贫开发置于绿色发展战略中，将生态保护纳入扶贫开发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才能走出一条消除贫困、保护生态、优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
（四）开放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关键
开放发展解决的是扶贫开发的内外联动问题，是增强扶贫开发能力的关键条件。习近平早在主政宁德时就说过：开放政策与扶贫开发是彼此融合、互相促进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的扶贫开发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扶贫开发绝不只是党和政府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众人拾柴火焰高，未来亟需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大扶贫格局，形成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因此，应该在坚持和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即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基础上，积极宣传，广泛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扶贫，改变过去的“政府热，社会冷”的扶贫局面，并相应地建立起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不同渠道参与扶贫的途径。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个国家的单一行动， 而是要依赖于全球性的国际合作行动。全球性的国际合作行动是对国家单一行动的有力补充， 它不仅有助于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还可以加快减贫进程，提高减贫水平，增强减贫能力，扩大减贫规模。2015 年 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新的减贫计划《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要在未来15年内，将收入每天不到1.25美元的人数降为零，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将在2030年时实现。我国的减贫事业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我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以开放理念引领扶贫开发，“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
（五）共享发展是扶贫开发的目的
共享发展不仅是扶贫开发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扶贫开发的目的就是要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发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了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统一。共享发展明确了为谁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充分体现，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扶贫开发应始终以消除贫困为根本任务，以实现共享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方向。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贫困文化 滇桂黔民族地区 战略选择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滇桂黔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仍如久治不愈的顽症困扰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倾向于从人口、资源、能源、土地、历史条件等方面去寻找贫困的根源，因而在实施扶贫措施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根据自身长期的观察与调查思考，发现造成这些地区持续贫困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决定性的因素是价值观的贫困。因此，实施文化扶贫才是扶助农村贫困群体，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的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选择。本文将就此课题作以下粗浅探讨。
一、贫困文化在滇桂黔民族地区的表现
“贫困文化”是指贫困群体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制度显失公正及自身条件差等原因， 为了自我维护、适应贫困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特定的文化体系。用“贫困文化”来诠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 能够恰当地说明贫困长期存在的深刻根源。在滇桂黔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的山区， 那里生态环境恶劣， 地势崎岖，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居住比较分散， 地理位置上的隔断加上小农习性、民族习性、血缘性、地缘性使他们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虽然人们勤劳、纯朴， 但他们长期的拼搏依然无法改变现状，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随遇而安、惟命是从、与世无争的贫困文化，其在民族地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观念上贫困文化表现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主要体现在
1.1因循保守、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饱受贫困的折磨，许多村民形成了很强的宿命感，他们已经习惯于过贫困的生活，面对贫困，他们奉行一种无为哲学，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忍受贫穷。这种听天由命的人生观，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严重束缚了这些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
1.2滞后的教育观
由于贫困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地区的人们普遍不重视教育，认为“读书没用”，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较多。一方面，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学生学习成绩差，入学率低。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学生到小学毕业已初步具备了劳动能力，基于劳动力的需要，过早的离开了学校。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使脱贫致富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1.3厚死薄生、非理性的消费观
主要指在进行具体的消费选择时，贫困群体依据的是感性原则，以直观感觉、情感、主观偏好等作为消费的标准与原则。表现在红白事的大操大办以及盲目购置生活用品、生产用具方面。在贫困的滇桂黔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而在结婚、送丧的事上，他们的消费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反常态的铺张浪费。人们往往为婚嫁耗尽他们一生累积的钱财，甚至债台高筑，在婚后几年、十几年的劳作都是为了偿还“结婚钱”。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破坏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致使农村发展资金的匮乏，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4陈旧落后的婚育观
这主要表现在婚嫁和生育两个方面。“一方面，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封建残余思想大量存在且根深蒂固。由于那里的农业生产多是粗放型经营，需要大量的强壮男劳动力，再加上其它现实的原因，很多农民为了生个儿子甘愿冒倾家荡产的危险，想尽一切办法超生，结果是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的障碍。
1.5不经济的时间观
在这些贫困农村，人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因而时间观念差，生活节奏慢。而是将大量时间浪费到对来年耕作的等待中，这种甘于贫困的态度磨灭了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使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严重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有知足长乐的生活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这些观念都严重影响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行为。
2.在心理状态上贫困文化表现为心理消极
贫困文化在心理上的表现为安于现状、自给自足、知足常乐、畏惧风险、满足于现状的安贫心理； 有人管更好，没人管也死不了的“等、靠、要”心理；信仰缺乏、精神委靡、盲目拜仙求神的迷信心理；面子要紧的传统文化心理等影响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心态。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二、贫困文化对滇桂黔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贫困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使个人的贫困长期维系，而且阻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影响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帮助贫困农村的人口脱贫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同时也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任务。早在十六大报告就指出，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指标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政治民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整体来讲，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文化性贫困相对于结构性贫困的治理难度更大，势必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2.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文化性贫困扭曲了一些农民的心理，削弱了他们昔日在困难中吃苦耐劳的生存意志和竞争意识，许多人为此走上了犯罪道路，构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外，陷入长期贫困的农民对于科学的认同和接受有限，迷信思想严重，容易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引诱，成为一些扰乱社会的马前小卒。
3.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滇桂黔黔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石漠化现象十分严重，生活在环境如此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民，在贫困文化制约下，在行为上表现出只顾眼前利益， 忽略长远发展， 不能正确处理自身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对于生态系统本来就相当脆弱的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开发在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大都采用粗放式经营模式，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而且，他们的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一代重复上演，人际关系严重恶化，可持续发展的链条被人为地阻隔，陷入灾害、贫困、更大灾害、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
4.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贫困文化使农村教育缺乏必需的文化动力。这主要表现在，贫困文化不能形成农村教育发展所要求的人文环境，消极的思想和观念因素时时处处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贫困经济环境支持了贫困文化的独立存在，而不能与现代文化产生直接的撞击和交流，使得农村教育缺乏文化刺激和影响的推力。其次，表现在对农村教育评价的功利化价值取向上。由于贫困农村低下的生产力和低文化的劳动力互为条件，一方面农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更多或更直接依靠的是体力和经验，很少需要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低下，小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升级换代，因而导致人们常用非常狭隘实用的态度对待文化和教育，认为供子女念书识字不合算，教育被许多农民当作无用之物。
三、文化扶贫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文化扶贫即是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尽快摆脱贫困。传统的扶贫主要是从经济物质上进行辅助，而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要扶物质，也要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
事实上，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是影响当前滇桂黔农村发展、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这种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因受其熏陶而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进而接受很少的教育，就业竞争力薄弱，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最后变得更加贫困。人类社会即将进人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贫困地区的智力水平的提升与文化素质的提高显得更加重要，文化扶贫战略迫在眉睫。
四、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从贫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为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因此，要克服文化扶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把文化扶贫当作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建设性的扶贫。“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性、长期性；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训；做到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通住户，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村镇通互联网，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开阔视野，创造经济效益；把科技人员“请进来”，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本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充实他们的生活；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3.重视“三农”问题，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摈弃贫困文化，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滇桂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谚语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文化瑰宝具有不菲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整理和开发，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5.打造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
“文化”与“产业”本属2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的经济价值，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文化富民，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直接惠及人民群众。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做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轨道，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总而言之，贫困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在现代化的发展中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单纯的物质扶贫不能从根本上医治滇桂黔地区的贫困。 要坚持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相结合的方针。真正实现从过去“输血式”救济、被动扶贫转化为“造血式”、主动的扶贫。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选择就是进行文化扶贫，以改变贫困文化模式。形成崭新的、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 实质性地推动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反贫困进程。
参考文献
[1]佚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全获奖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2.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贫困标准；扶贫政策；回顾与展望
贫困测度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贫困的识别和度量是把握贫困状况、认识贫困对象、理解贫困深度的窗口。中国建国60年来，中国贫困线测度经历了多次变化，扶贫政策以及扶贫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回顾与总结这些变化可以为将来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一、关于贫困线的确定
(一)“生活救济线”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贫困线。1978年以前，由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庞大，国家经济实力薄弱，扶贫主要是通过紧急救济计划和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济系统。在农村表现为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优扶等。这是一种单纯的输血式救济扶贫，不能救济对象从根本上最终摆脱贫困。在扶贫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对贫困人口实施生活救济，对边远落后地区(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输送物资，进行外部支援和财政补贴。
(二)启动线
政府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开始阶段所确定的贫困线。农业部1981年首次确定了中国用来划定贫困县的第一条收入线，即使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元和50元来划分1977-1979年的穷县和穷队。1986划定国定贫困县的标准是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县(老革命根据地县和少数民族县则为200元)，或者是1984-1986年3年平均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区旗(县)或低于200元的半牧区旗(县)。
(三)攻坚线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确定的贫困线。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国家扶持的贫困县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调整的标准是“四进七出”，即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列入国家贫困县，让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超过700元的县退出贫困县行列，当时一共确定了592个国定贫困县。
(四)世纪线
新世纪扶贫阶段使用的贫困线。2001年5月第三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标准基本延续了“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的标准，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村级瞄准成为中国新世纪农村扶贫工件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在称谓上也有所改变，“国定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数量还是592个。
(五)“统一线”
2008年12月27日，国家宣布上调扶贫标准。对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农村人口将实施同样的扶贫政策，扶贫对象共计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这一次调整可以被看成是又一次贫困线的调整，因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从2009年起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与前面的政策在指向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这次调整称为“统一线”。
二、关于贫困标准的创新调整研究(代表性观点)
(一)实行国际通行标准线
研究者认为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而中国原有的贫困标准只相当于人均0.7美元左右，这就导致了对中国贫困人口多少的争议，因此贫困标准有必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综合标准
研究者认为，在现有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标准的基础上。应该增加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非经济收入因素。有的学者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贫困，认为贫困还应包括文化生活的缺乏、身心健康的不良、甚至权利和地位等政治因素的欠缺。
(三)贫困标准应包含生产标准
童星、林闽钢等研究者认为现行贫困标准仅仅考虑收入和消费，排除了生产因素，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应该用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小康线和富裕线的划分来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农户生活的层次及其差距，全面衡量农村的贫困状况。
三、关于扶贫政策方面的研究
(一)现行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关于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开始逐步展开，到90年代在认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些实践及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一是微型信贷即小额信贷的实践，二是参与式社区发展的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实践对贫困农户的直接支持以及对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的结果显示了生命力。
(二)扶贫模式研究
中国扶贫的模式和策略大致有3类：传统的扶贫策略，主要以救济为主；把扶贫工作转向依靠普及科技知识的轨道，但仅仅依靠各农户推广科技兴农，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走科技+市场之路。研究表明，政府、公司和农户是组建公司+农户模式缺一不可的主体。政府是启动、组织者，同时也是约束公司偏离扶贫目标的监督者。公司是农民进入市场、实现社会支持系统的载体。
(三)民间组织的扶贫状况研究
所谓民间组织扶贫，就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相当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扶贫。在中国反贫困工作中，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民间组织自身的灵活性、专业性、公益性以及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扶贫的不足。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民间组织的扶贫活动。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相关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
(四)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情况研究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我国扶贫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认为，从根本上说，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但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毫无疑问地会加快中国扶贫开发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的合作以及与福特基金会等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些合作对缓解中国的贫困状况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解决贫困人日的温饱问题，而且有助于通过借鉴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扶贫经验和形成的科学方式，提高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水平，而后者的意义更重要、更深远。
(五)中国扶贫政策、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扶贫实践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扶贫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扶贫投资的效率。
1、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资金短缺是扶贫政策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远远比资金短缺要复杂得多。在扶贫理念上。重消极救助轻积极扶助；在扶贫目标上，重数量轻质量，短期行为严重，不注重对扶贫成果的巩固；在扶贫主体上，重政府和行政行为，忽视了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在扶贫客体上，重贫困区域，轻贫困村、贫困户等类型；在扶贫内容上，重改善供给，轻刺激需求(即只重视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在扶贫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轻内部培植经济增长点：在扶贫资源上，重经济和物质，轻思想和精神：在扶贫产业选择上，重工业项目，轻农业项目：在扶贫组织实施上，重被动服从，轻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在扶贫效益评估上，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心理效益。
2、中国当前扶贫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扶贫开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扶贫对象瞄准上，还没有形成动态的精准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扶贫项目选择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在扶贫资金使用上，还没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点的投入机制：在扶贫管理工作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在扶贫监管评价上，还没有形成信息对称、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
3、中国扶贫在治理结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扶贫治理结构方面的挑战有：政府部门过度主导扶贫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财政体制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商业银行执行政策性扶贫贷款中存在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系统和问责制度；非政府机构发展不足和缺乏生存的法律环境和与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贫困人口缺乏参与：扶贫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城乡扶贫体制不协调。
四、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与政策设定展望
综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各地区和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农村贫困标准的设想应该与以往有所不同，扶贫政策也必须有所调整。
(一)新农村贫困标准设定应综合多重因素
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标准的设定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地域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医疗保健因素；发展费用：休闲娱乐因素；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等。贫困标准测定可以简单表述成以下模型：贫困标准=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支出+文化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发展费用+休闲娱乐支出+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损失支出。
(二)政策设计要偏重非物质消费需求
在扶贫政策的设计上，应该从各地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的特点出发，将扶贫的重点转向贫困人口的非物质消费需求上，强化教育，立足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针对不同乡村和不同人群的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
(三)改变观念，积极创新，提高现有扶贫政策与措施的效率与作用
完善开发式扶贫，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同时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有效结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加强国务院和各级扶贫领导小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协调、考核功能；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发动非政府组织来动员高收入人群，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改变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的目标。
(四)尝试“梯次移民”方式，实现异地脱贫
在扶贫方式上。局部地区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通过“梯次移民”方式，适当集聚人口，依靠群体力量优势实施脱贫。所谓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并有组织地把分散的村庄整体迁移到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应，同时把村民按照标准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村民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实际情况迁移到不同的区域，如中心村、集镇、县城、直至大中城市，成熟一批迁移一批；通过发展集群农业来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谈判能力；通过鼓励科技人员直接下乡创业来弥补欠发达地域的人才真空，从而从根本上推进贫困地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炎琼。唐忠义，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前瞻[J]，理论界，2006(5)
2、王荣党，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华东经济管理，2006(3)
3、李芝兰，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需要调整[J]，调研世界，2005(7)，
4、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