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申请书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会见申请书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1篇
第二十五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书面答辩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答辩，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被申请人核实后由其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六条 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三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他二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当事人不能选定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将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群当事人、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人的请客送礼。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第二十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
第四节 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开庭可以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者村进行，也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当事人双方要求在乡(镇)或者村开庭的，应当在该乡(镇)或者村开庭。
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个工作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仲裁庭请求变更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变更，由仲裁庭决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
第三十四条 仲裁庭作出裁决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除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外，仲裁庭应当终止仲裁。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有权发表意见、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为其提供翻译。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与纠纷有关的证据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发包方等掌握管理的，该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逾期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八条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汪据，可以自行收集。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2篇
第二条律师应当根据《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有关基层法律服务业务的规定，积极开展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工作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当地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数量及分布等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接受受援人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条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案件，应当通过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
第六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在接受案件指派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法定人签订委托协议。
第七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可以将当事人的有关案件材料转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做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八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根据承办案件的需要，依照司法部、律师协会有关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规范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法律服务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九条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对本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15日内，应当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下列承办案件的材料，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审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要求其改正：
(一)法律援助指派函和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批办单；
(二)委托协议及其他委托手续；
(三)书、上诉书、申诉书或者行政复议(申诉)申请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副本；
(四)会见委托人、当事人、证人谈话笔录及其他有关调查材料；
(五)答辩书、辩护词或者词等法律文书；
(六)判决(裁定)书、仲裁裁决书、调解协议或者行政处理(复议)决定等法律文书副本；
(七)结案报告；
(八)其他与承办案件有关的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并将材料退还，由承办人员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负责归档保管。
第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30日内，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支付办案补贴。
第十二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发现受援人有《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列举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对结案材料审查、办案质量反馈、评估等方式，督促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尽职尽责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的规定对实施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断提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维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有违反《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有违反《法律援助条例》以及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协会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投诉查处制度。对受援人或者相关部门的投诉，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并告知其查处结果；经调查，认为对被投诉人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建议。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指派社会组织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3篇
联系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笔者深感，要使学生真正扎扎实实地掌握并得心应手地运用语文，就必须打破语文与生活之间的“隔膜”，让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灵相沟通，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使语文教学突破“应试语文”的束缚而成为“生活语文”。把这种理念落实在语文教学中，表现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化“文本语文”为“生活语文”，二是化“日常生活”为“语文生活”。
一、化“文本语文”为“生活语文”
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要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进行生活教育，让学生明白“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让学生在语文学习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主要包括三点：
1.语文讲读与生活接轨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旧时书斋学子的典型写照，然而今天的一些语文课堂上也存在着这种发霉的学究气。学生所学的似乎是与自己生活无关的“名家名篇”，因为教师所讲更多的是围绕考试抓分而来的阅读分析、写作借鉴。
语文课堂讲读要面向中学生生活实际，在课堂教学中营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智力氛围，使学生通过具体课文的学习，陶冶情操，训练思维。语文讲读与生活接轨，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要善于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尽可能地使课文贴近学生的生活，同时又让学生的心灵不但与作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而且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通。
2.语文训练与生活接轨
这里的训练，既指语文的基础知识巩固，也指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教师的训练应着眼于学生的学以致用，所用的训练材料应尽可能来自生活，即使是教材上的练习，也应尽可能挖掘其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这样，学生在接受训练时，便会感到掌握知识、培养能力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3.语文教育与生活接轨
思想性是语言学科的性质之一，所以语文教学的教育功能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教育应紧扣课文本身的教育因素，又须符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还要注意这种教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学鲁迅的《孔乙己》时，笔者既让学生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理解孔乙己的不幸命运，又让学生以素质教育的眼光来评判孔乙己的悲剧性格，同时还结合当今一些社会现象剖析一下身边的“咸亨酒店”式的冷漠，进而感受鲁迅那穿越时空的深邃目光。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教育是“非语文”的，笔者却认为它是非常“语文”的，因而这样的教育不仅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既紧扣着学生的生活，又与时代息息相关，无疑对学生具有更强的震撼力。
二、化“日常生活”为“语文生活”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语文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须臾离不开语文”的观念，并养成事事、时时、处处吸收与运用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语文能力的好习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日常生活与语文接轨
实际上就是让学生逐步形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情不自禁学习或运用语文的“本能”。要让学生不但认真阅读课文，而且更应习惯于课外博览，并把这种“阅读”化为人生的一道风景；要让学生不但认真地写好每篇作文，而且更应习惯于写信、写日记、写随笔，不是为了应付教师检查打分，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此外，日常生活中，从打电话到会见客人，从听广播到看电视，从留言条到申请书，从同学争辩到家庭讨论，从糖酒广告到家用电器说明书，无一不是语文教师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与运用。
2.班级生活与语文接轨
多年既教语文又当班主任的教育实践告诉笔者，班级文化能够积极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而且班级建设也可以与语文素质教育互相促进并相得益彰。既有集体共同追求又有个人心灵自由的丰富多彩的班级生活，是语文素质教育的良田沃土。“班级生活与语文接轨”可谓一箭双雕：学生既是在语文实践，又是在班级建设；教师既是在语文训练，又是在班级教育。而这一切又可以结合得如此巧妙而不露痕迹。
3.社会生活与语文接轨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4篇
引言
传统刑事申诉机制以级别管辖、部门管辖为依据，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为原则，存在着上下级检察院案件量不均衡、大量案件集中在上级院；重复申诉、多头申诉，服判息诉难，司法资源占用量大；控申部门专业人才缺乏，专业化待加强。刑事申诉一体化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一、刑事申诉一体化概述
（一）含义
刑事申诉一体化办案机制，是指在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组织领导、人员调配、职能配合等方面形成一体化的办案机制，是检察一体化的延伸，是检察机关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刑事申诉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切实需要。“一体化办案机制旨在依法合理调动上下级检察院分别拥有的实际权限和检察资源，从而形成高效联动的检察机关整体合力，以提高办案成效。”①2015年3月出台的《上海检察机关控申部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市院业务处在带头办案的同时要积极探索构建规范化的刑事申诉一体化办案机制，在坚持分级管辖、分级办理的基础上，通过交办、转办、参办等方式，整合三级院刑事申诉办案力量和办案资源，形成上下联动、协作配合、注重效果的一体化办案格局。”
二、刑事申诉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一）申诉一体化的模式
1．下行一体化
（1）目的下行一体化是指上级检察院将属于自己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交由下级院办理，但案件权责不发生转移的一种办案模式。实践发现，刑事申诉的案件多数已经过二审程序，案件多“堆积”于上级院，呈“倒三角”：级别越高，刑事申诉案件的数量就越多。而上级院配备的刑事申诉办案人员数量有限，加之必要的释法说理答复工作，导致上级院的办案负荷量过大。同时，基层院每年受理的刑事申诉案件屈指可数，故将部分刑事申诉案件交基层院办理，在缓解上级院办案压力的同时，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能增加基层院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2）考虑因素下行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案件本身是否适合下行，二是哪些下级院适合办理。下行一体化的目的是缓解上级院的案件积压，并使下级院在办案中积累办案经验，所以在确定下行一体化的刑事申诉案件时应适当减少限制条件，只要下级院有能力办理的原则上皆可采下行一体化。当然，上级院在案件分配时，可设定科学的案件分配规则，可优先分配案件事实清楚的。这样上级院集中精力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上级院在分配案件时先对案件的事实部分和申诉人的诉求进行初步审查，如果原案的事实和证据在一审和二审过程中都已查清，且案件重点在于对申诉人进行释法说理、善后息诉及化解其诉求矛盾，则此类案件可交由下级院办理。在选择适合的下级院时，上级院需要考虑下级院的承受力：一是下级院控申部门近年来刑事申诉办案量，二是下级院控申部门的总工作量及办案人员充裕度。考虑“下级院控申部门近年来刑事申诉办案量”是因为刑事申诉是控申部门的一大职能，有的下级院的刑事申诉案源有限，导致其办案数量较少，经验不足。将刑事申诉案件下行至案源较少的下级院，能使其在办案过程中积累经验，增加业务能力。考虑“下级院控申部门的总工作量及办案人员充裕度”是因为有的下级院控申部门案多人少，可能无法有充裕的司法资源去办理下行的案件。
2．上行一体化
（1）目的上行一体化是指下级检察院将属于自己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提请上级院办理，或上级院收到属于下级院管辖的案件时直接提办的一种办案模式。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申诉案件，或者案件影响较大，因为特定情况下原办案的检察机关控申部门不再适合再继续办理，为保障案件处理结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行上行。（2）考虑因素上级院人案矛盾突出，从实际出发，下级院应当在确有必要或特定情形下才能提请上行一体化。特定情形包括案件的社会影响力大，需要及时作出权威决定；基层院办案经验、力量不足，影响案件及时公正处理等情况。上行一体化的另外一种情形是申诉人越级申诉，对于越级申诉的，上级院应初步审核申诉案件的性质、实际情况以及申诉人的要求，符合特殊情形的可直接提办。特定情形主要是：（1）下级院久拖不决的：如申诉人向有管辖权的下级院提交刑事申诉书，但是下级院在七日内未决定是否受理①或受理后超期未作决定，②申诉人多次询问都没有得到合理答复的。（2）申诉人向上级院反映下级院有其他消极办案、拒不受理等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经调查属实的。在这两种情形下，上级院直接提办并告知下级院和申诉人。
3．横向一体化
（1）目的横向一体化是指在共同的上级检察机关协调下，两个同级检察机关之间的一体化办案模式，特别是原管辖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公正性可能受到质疑时，为保证案件公平公正办理，采取区域回避，实行异地审查。刑事申诉横向一体化的目标和刑事申诉异地审查制度具有一致性：均是为了打破对某类案件的地方保护和干预，有效排除地缘人际关系网的束缚，保障复查案件的承办人员远离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在案件管辖上确保申诉案件公正办理并依法作出申诉决定。①（2）考虑因素横向一体化重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但它会增加案件办理的工作量。因此在确定可采用横向一体化模式办案的申诉案件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对可采用横向的案件做出条件限制，以防申诉人滥用权利。采用横向一体化的限制条件为“公正性受质疑”，只有在案件的公正性明显受质疑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横向一体化。公正性受质疑主要包括：（1）该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例如在原案被告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中，被害人是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亲属，申诉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其公正性。（2）该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案件。（3）案件涉及该区域同级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这类刑事申诉案件中，申诉人可能以“官官相护”为由提出异议。上述情况的存在，一旦检察机关作出不利于申诉人的决定，可能使得承办人员的释法说理工作难度加大，无法使申诉人信服，而采用横向一体化能较好地化解这一矛盾。
（二）申诉一体化的原则
1．办案的质量与效率相统一
《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以下简称《复查规定》）第2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任务，是通过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纠正错误的决定、判决和裁定，维护正确的决定、判决和裁定，保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刑事申诉的案件是当事人对司法决定有异议的案件，其中一些是经年没有息诉罢访的积案。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始终是刑事申诉工作的重心。刑事申诉一体化办案只是办案机制或方式，其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一体化的本质和核心。如前所述，当前申诉案件大量集中在上级院，人案矛盾严重影响了刑事申诉办案效率和矛盾的化解率。为充分合理利用检察资源，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当前的一体化探索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办案模式以下行一体化为主，上级院着重加强对办案的业务指导，严格上行一体化的办理条件，防止深陷于大量案件的办理。对某些案件，如对本级检察机关作出的诉讼终结性处理决定不服，由原决定检察机关受理申诉进行审查，违背了“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程序原则备受“自我纠正”的诟病，通过上行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移转案件办理管辖，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2．权益保障与申诉经济统一
与审判管辖一样，《刑诉规则》、《复查规定》确立了刑事申诉的属地、分级管辖与分级办理原则。分级办理是有管辖权检察机关对申诉案件受理后决定立案复查，由分级管辖的检察院依法办理。之所以实行上述原则，除了行政层级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障申诉案件在基层得到办理，矛盾就地及时化解，方便当事人，降低司法成本。刑事申诉的管辖办理通常要求基层检察机关受理本辖区内的申诉案件，但是受理检察院(包括上级院)对不具有管辖权的申诉案件不能拒之门外，而应转交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办理。代收申诉材料不需进行受理前的审查，而需根据争议地点，按照分级管辖、分级办理的原则，转交有管辖权的院受理，在检察机关内部完成流转。
3．分工负责与权责明晰统一
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行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是基于司法属性而产生的一种责任体系，不仅包括司法人员的责任担当与责任追究，还包括司法人员享有充分的司法裁判权，并对裁判结果终身负责。司法办案责任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司法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核心是“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通过适度地去行政化，最大限度地体现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突出办案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解决“办者无权”、“定者不办”、“责任虚置”等检察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刑事申诉一体化改革是整个检察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在刑事申诉案件办理过程中，既要坚持检察一体化原则，又要赋予承办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地位，尊重其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构建权责清晰的办案责任体系，调动承办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提升办案效率，实现刑事申诉案件的有效办理。
三、刑事申诉一体化的流程构建
（一）办案流程
1．申请程序
（1）下级院申请
在上行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中，基层检察院都可以提请案件上行或横向转移管辖权。基层检察院应当向上级院提出书面申请，并阐明理由，经上级检察院审批，上级批准同意的，可以上提办理或者指定其他基层检察院办理。若上级院认为提请一体化理由不成立的，则应当书面驳回。上级院驳回上行或横向一体化的，基层院应当按照办理本院其他刑事申诉案件一般的程序和要求，依法规范办理。
（2）申诉人申请
依申请启动可适用于上行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申诉人有理由认为有管辖权的检察院（可以为基层检察院或分院）不宜办理该申诉案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或其上级院申请，申诉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写明案件事实和提请一体化审查的理由。有管辖权的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理由成立的，提请上级院批准，上级院批准同意的，由其指定下级院将案件移送上级院或其他同级院办理。有管辖权的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申请一体化审查的结果，若驳回的，告知理由；若同意的，告知申诉人权利义务。
2．启动程序
根据《复查规定》第11条变通管辖的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决定变更管辖级别和决定异地管辖。刑事申诉一体化申诉程序的最终启动与否应当由上级院决定。
（1）下行一体化
下行一体化的启动者是上级检察院。申诉人不服下级检察院的申诉审查处理决定向上级检察院申诉。上级检察院经初步筛选认为，事实清楚或者虽然疑难复杂但下级检察院有能力办理的，可以交由下级院办理。下级检察院接受案卷并做好案件登记和卷宗流转工作。若下级院认为本院不易办理的，应向上级院口头说明理由，上级院认为理由成立的，重新分配案件。
（2）上行一体化
上行一体化案件分为两类，其启动程序也应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基层院申请。基层院在受理当事人刑事申诉后，审查认为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者专业性强，承办人向上级院请示是否采取上行一体化办案机制，经上级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启动上行一体化的决定。第二种为上级院启动。上级院发现符合提办的申诉案件时，可以自行提办。因此刑事申诉上行一体化程序启动者上级检察院或者下级院均可。无论是上级检察院提办启动一体化程序的还是经下级院申请启动，下级院均应将所有案卷材料移交上级院，并书面告知申诉人管辖权转移及权利义务。
（3）横向一体化
横向一体化的启动程序发起者主要是刑事申诉人。刑事申诉人是指对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终结诉讼的刑事处理决定或者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有权提出申诉的人。刑事申诉人应当是法定的、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是与案件当事人在血缘上或者生活上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负有法定保护责任的人或者单位。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成为刑事申诉主体的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当申诉人认为某检察院办理申诉案件可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时，申诉人书面提出异议，该检察院将书面异议申请书提交上级检察院，上级检察院认为异议成立的，可以指定原检察院的同级院管辖，原检察院应当将所有案件材料移送被指定管辖检察院，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告知权利义务。
3．办案方式
（1）确定办案主体
刑事申诉一体化办案机制首先要明确申诉案件的办理主体。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分为受理环节和审查办理环节。下行一体化中，上级检察院受理，实际审查办理是下级院；上行一体化中，下级院受理，实际审查办理是上级院；横向一体化中，受理的是基层院，实际审查办理的是同级院。
（2）确定办案形式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意见》提出：刑事申诉一体化办理应当采取交办、转办、督办、参办等形式。交办是指上级控告申诉部门代表本级检察院向下级检察院以及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向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交办的各类刑事申诉案件。①交办着重在于汇报案件办理结果。关于交办，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交办案件必须由被交办的检察院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并对外送达文书。案件办理的结果必须经由该院部门负责人或检察长批准，办理结果必须以该院的名义向上级院汇报。第二、交办必须符合管辖规定，否则不仅有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时可能剥夺了申诉人申诉权利。如在刑事申诉下行一体化中，就不适用于交办。原因是申诉人对于基层检察院作出的审查或复查决定不服，根据《复查规定》，申诉人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如果以交办的方式，交由下级检察院办理，实际上损害了申诉人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的权利。督办，即督促办理，是案件交办之后一系列反馈、追踪、催促活动，督办的目的是确保交办案件得以快速认真的办理，是推动交办事项顺利落实的活动。①督办相对于交办，没有交办就没有督办，督办更加强调上下级的联动、配合，查找问题。转办是指上级检察院根据刑事申诉管辖权，认为属于下级院管辖的，交由下级院办理，下级院直接做出处理决定，无需向上级院汇报。转办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的工作方式，因为申诉人对于申诉审查级别管辖不明确，存有上级院级别高、权力大的观念，喜欢向上级院上访、写信，上级院审查后根据级别管辖转交下级院。参办是上级检察院从下级检察院中抽调人员参与一同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参办是解决刑事申诉“倒三角”、上级检察院办案人员短缺的问题。下行一体化采用参办方式。下行一体化中，虽然实际审查的是下级院，但最终决定权和对外承担责任的是上级院。在下行一体化中权责是不发生转移的：参与办理的下级检察院的承办人向上级院提出审查意见，上级检察院对于案件审查结论具有最终决定权。对外，文书上由上级检察院签章；对内，下级检察院所办理的案件在内部考核时可以计算为其承办人的办案量。横向一体化采用交办和督办方式。交办案件权责转移：由实际审查院在对外文书上签章，对案件办理的结果负责。承办检察院遵循交办案件的原则，独立办案。承办检察院上报关于交办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上级院即交办检察院负责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承办检察院经交办检察院审阅同意后方可结案。
4．监督配合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上下一体、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机制……”在刑事申诉案件一体化办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需要相互配合、监督的情况：A.市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设立若干名联系人。联系人负责协调、监督，负责协调案件卷宗借阅、听取汇报、督查，参与申诉人会面与答复。B.案件卷宗借阅。原刑事案件审查的检察院和原申诉案件办理的检察院应当配合借阅检察、侦查、审判。借阅卷宗似乎在整个办案环节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刑事申诉承办人需要借阅的包括公安、检察卷宗、法院三级审判卷宗，如果承办人逐一借阅，所费时间和精力不少。建议市检察院联络人统筹协调，由原申诉案件办理检察院负责借阅并汇总到市院联络人处。C.汇报制度。在刑事申诉下行和横向一体化办案机制中，承办人应当向市院的联系人定期汇报案件审查情况。下行一体中，承办人约见当事人必须以上级检察院的名义，上级检察院联系人必须参与一同会见。案件审查完毕，应当由联系人负责审批并以上级院的名义制发法律文书。D.建立备案制度。根据现行刑事申诉案件备案制度，结合市院2013年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申部门有关业务备案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要求，对于刑事申诉案件审查结案和复查结案的，应当在10日向市院报送《刑事申诉审查报告》等文书。市院应对刑事申诉一体化办理的刑事申诉案件建立数据库。
5．决定答复
在刑事申诉下行一体化中，决定环节可以归纳为复决分离，即由下级检察院对案件全面复查，提出处理意见，上级检察院根据复查情况，作出决定维持或改变检察机关院处理决定，提请抗诉或不予抗诉及检察建议。在刑事申诉上行和横向一体化中，决定环节可以归纳为复决一致，即由上级检察院或被指定管辖检察院对案件全面复查，并作出最终决定。
6．异议处理
（1）当事人异议
申诉一体化的异议处理主要包括当事人异议及检察机关内部不同意见的处理。刑事申诉人的答复工作应当由承办检察官负责。在下行一体化中，上级院联系人应当一同参与答复。案件事实清楚类案件办理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对当事人释法说理，如何做好息诉罢访工作。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人会将较多地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说服申诉人上，案件答复前要做好执法风险评估，制定答复预案。在刑事申诉上行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中，原检察院应当配合，并提供必要的便利。例如考虑到方便申诉人，可以在原属地检察院处答复，该检察院负责提供场地、答复会议保障等工作。
（2）内部争议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5篇
2008年12月15日，吴尚澧被亳州市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其所创办的兴邦公司一并被取缔。2011年4月，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尚澧死刑。2011年9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现在，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吴尚澧生死未卜。
庭审中，吴尚澧本人供述，其设立兴邦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中药产业化。经过十年艰苦创业，从开始注册资本50万元发展到总资产达20多亿元、15家分公司和1000多家专营店；从初创时的几名员工，到如今近万员工和销售人员。
一审判决之后，有两万多被害人或通过我或其他途径为吴尚澧求情，请求对吴尚澧从轻判决。案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又有两万多集资户为吴尚澧求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死刑，释放吴尚澧。
本欲实现农业现代化，却成最大集资诈骗犯而被法院判处死刑。法院认定的被害人却为诈骗犯求情，并且求情的人数创纪录的突破两万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吴尚澧一、二审辩护人，我简单介绍一些情况。
比法官和检察官
更了解兴邦案件
死刑复核开始后，我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了一封报告，也就是后来公布在我博客中的《兴邦案致最高法院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写到“我办理该案件历时近三年，全面调查了兴邦公司的集资和投资、项目和财产等情况，累计工作时间超过2600小时。通过开庭以及事后了解，发现我比所有的公诉人、审判人员更熟悉该案。”比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更了解案情，或许有人认为我吹牛或者炒作，摘录我在一审开庭后写的《兴邦办案纪实》一段：
亳州市兴邦科技有限公司高管吴尚灃涉嫌集资诈骗案（以下简称兴邦案）经过九天的审理，一审庭审已经结束，等待法庭的宣判。
庭审九天，在刑事案件中或许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案件。但九天反映出来的也仅仅是兴邦公司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少的一部分。有更多的内容，在庭审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办案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办案过程中体会到的人生百态、世事艰辛。
兴邦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是未知。下面一些事实或许可以记录一些问题：
1. 从接受委托到一审庭审结束，历时15个月，办案时间超过2400小时（包括协作人员的工作时间近800小时）；
2. 从最北的黑龙江到最南的海南，到13个省调查了解详细情况；
3. 收到兴邦投资户的材料近三万份，其中递交法庭的卷宗就达到214册（21300份）；
4. 共会见被告人（嫌疑人）兴邦公司董事长吴先生41次，会见笔录装订成一册；
5. 家人说一个案件让我老了5岁，我说我成长了十年；
6. 开庭前，紧急筹办一家律师事务所；
公安机关认为
吴尚澧等人非法集资
亳州市公安局向检察院移送的《意见书》认为：1998年11月17日，被告人吴尚澧、石峰等人设立亳州市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吴尚澧任法定代表人，在各地建分公司及服务中心，经营蚂蚁、土元供种养殖、回收等业务，因技术、市场等原因，公司效益不好。后在未经批准情况下，兴邦公司以推广养殖为名，以高额返利为诱饵，非法集资。2002年，兴邦公司开始销售农户仙人掌种片，并隐瞒仙人掌真实预期效益，以支付高额返还利润为诱饵，进行集资诈骗。后因非法集资被严厉打击，兴邦公司返款压力巨大，又以“全员营销”、“清欣片招商”等集资模式继续集资诈骗，先后在亳州、上海、深圳等地购建20多家公司，生产或委托加工少量但名目繁多的酒类、化妆品、保健品等，作为虚假宣传的道具。2008年前后，兴邦公司预谋以海南房地产项目诱骗群众集资，缓解返款时间。兴邦公司通过海南项目转单高达17.3亿元，其中新集资款仅1.87亿元，大部分还被用于公司运转和返还一部分到期集资款，实际上此时尚未返还的集资款本金已超过24亿余元，吴尚澧等人根本没有资金开发所谓的海南项目，最终于2008年12月案发。
最大集资诈骗犯借款请律师
2009年1月7日，十点二十分，亳州市看守所。
我第一次会见吴尚澧，聊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律师费问题。他说“如果律师费太高我就不请了，我家里没有钱。”
一个发展十年，涉嫌集资额几十亿的民营企业董事长，居然没钱请律师？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当时我不相信，陪同会见的干警也不相信。然而，这竟然是事实，他的律师费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一直到一审开庭结束，我阅完所有卷宗，也没有发现吴尚澧本人（及家庭）有多少资产。专案组一年多时间调查，没有发现吴尚澧收敛了很多财物。
被认为最大的集资诈骗主犯，家里穷到没有钱请律师。清贫诈骗犯感动了我和我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事务所全免了吴尚澧一审开庭之后到二审判决为止几百小时辩护的律师费，我自己全部垫付了差旅、复印等办案费用。
对几万投资户进行调查
2009年9月7日，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案件情况，我向亳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对兴邦公司投资户进行问卷调查。9月10日，我在互联网上了《调查问卷》，就兴邦公司投资户开始投资兴邦的时间、投资原因、兴邦公司发展到现在的原因、解决兴邦公司问题的建议、对司法机关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截至2009年10月15日，共收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符合证据形式的调查答卷21240份（10月15日以后收到的调查答卷未统计）。统计显示：
投资户投资兴邦公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追逐高回报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还有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公司的信任、对项目的信心、媒体的报道等等，多因一果。兴邦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企业自身、地方政府扶持、投资户支持等因素。
投资户对于案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投资户对兴邦公司以及吴尚澧从轻处理的请求；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司法机关的期望，或者说是受害人的意见。
我提出，兴邦公司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兴邦公司涉及人数非常多，影响面非常广。在保障司法独立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投资户的意见。如何解决投资户的问题非常重要，他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司法和行政的责任与诚信。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从2008年4月开始立案侦查，到2008年12月15日对“兴邦”高管采取强制措施，历时近八个月。而“兴邦”种植的几千亩仙人掌在12月15日以后被毁掉了，并且造成了其他财产损失，现在“兴邦”的企业资产仍处于被查封状态，损失每天都在发生。这些损失该由谁来买单？
兴邦案件反映出的许多问题让我心堵，特别是政府责任问题。
“兴邦”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政府有没有责任？
“兴邦”走了10年，国家向兴邦征收了10年的税，也对“兴邦”管理了10年，为什么到10年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兴邦”经营方式在法律上有模糊的地方，需要时间判断？还是因为相关部门或者钓鱼执法，导致百姓利益遭受巨额损失，为什么没早5年立案侦查、向社会提出警示？
如果是前者，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对“兴邦”进行规范，让“兴邦”更好的发展。并让“兴邦”对投资人、对员工承担起责任。
如果是后者，我们在追究“兴邦”的同时，是不是要追究相关部门领导的责任（刑法在1997年就已经修订了）？是不是要对后期的投资人承担因为失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如何定性已经收取的税收？不要给百姓以共犯或分赃的质问，那可是对相关政府部门在法理上的合法性质疑！
地方政府最初
对兴邦公司集资的态度
卷宗显示，判决涉及部分集资行为是有亳州市相关部门批复同意的，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对兴邦公司的集资行为是了解的。
1.部分集资行为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复同意的：
2004年4月18日，亳州市谯城区发展计划委员会 “计基字[2004]33号”《关于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万亩食用仙人掌种植项目的批复》“项目需要资金53380万元。”要求“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尽快建设，早日发挥投资效益。”
2004年，亳州市谯城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给亳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计基字[2004]49号”《关于转报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仙人掌果酒厂项目申请立项的请示》“项目总投资3645万元，资金自筹。”
亳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计工交[2004]80号”《关于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仙人掌饮料项目立项的批复〉“项目总投资3144万元，自筹资金。”
……
2.包括公安局在内的政府相关部门对兴邦的集资行为进行了调查，没有材料反映政府部门在调查后进行制止：
2003年3月29日，亳州市政府组织在北京召开“农业产业化和中药现代化——兴邦模式研讨会”，研讨会对兴邦产业化经营的“兴邦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2005年，亳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组成调研组对兴邦公司的融资模式进行了调研；
2004年，亳州市银监会对兴邦公司的融资模式进行了调查；
2004年、2005年，亳州市公安局对兴邦公司的融资模式多次进行了调查；
最初政府部门批复同意的事情，后来为什么又被认定为集资诈骗呢？如果是集资诈骗，公安机关调查后为什么没有制止？作为企业应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怎样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安全的？
一、二审以集资诈骗
判处吴尚澧等人死刑
2010年1月5日，亳州市检察院以吴尚澧等人涉嫌集资诈骗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1年4月2日，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亳刑初字第00013号”刑事判决判吴尚澧死刑。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尚澧、石峰等人以支付高额返还利润为诱饵，进行集资诈骗。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鉴定，全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4万余名群众参与兴邦公司集资，共计集资金额371685.26万元，造成集资款244299.76万元未能返还。判处吴尚澧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判处石峰、廖开祥、王正君死缓及判处张燕、孙祥云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处其余33名被告人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9年9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基本维持原一审以集资诈骗罪。
应辩证看待民间集资行为
一审判决后，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邀请了全国著名的几位刑法专家，就吴尚澧被判集资诈骗案进行了咨询和论证。专家们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集资行为是兴邦公司的单位行为还是吴尚澧等人的个人行为？该集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审计报告》是否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案件处理的意见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证。
在对本案案情和案件材料进行审慎、认真的分析后，专家们一致认为：涉案的集资行为属于兴邦公司的单位行为，而非吴尚澧等人的个人行为；一审认定的集资行为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决将《审计报告》作为定案根据违反《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当辩证、全面、客观、历史地看待兴邦公司向民间集资的行为；充分考虑广大投资户的意见，更好地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首先，兴邦公司向民间融资的模式符合安徽省近年来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
其次，在兴邦公司成立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其经营模式一直受到安徽省及亳州市有关政府部门的调研和考察，从未被认定为涉及集资诈骗。
再次，兴邦公司的发展一直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肯定。
会见申请书范文第6篇
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举，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有关减刑制度改革的议题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本文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反思我国现行减刑程序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构建减刑之正当程序的具体设想。
一
程序的正当化是指改革现有程序中的非正当化因素，构建合乎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正当程序具有以下“最低限度的要求”：（1）受到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2）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3）控辩双方应受到平等对待；（4）审判程序的运作应符合理性的要求；（5）法官的裁判应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6）裁判过程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7）程序应及时地产生终极裁判结果等。
如果深入考察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就会发现其程序的设置与正当程序的上述要求相去甚远。根据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减刑案件的办理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狱政科（处）初审。狱政科（处）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处）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经过书面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
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刑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在减刑的上述程序中，监狱方面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它可以通过自行制定一系列诸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奖惩制度，来考量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以此决定能否给予减刑。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对于保障罪犯申请复核、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监狱法没有规定，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否则就可能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也就不会获得减刑。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罪犯不能或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和风气。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入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难以确实做到真实、公允。在具体实践中，减刑往往还受到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而减刑计划一般是不公开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入计划和谁将被减刑。可以说，“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由监狱包办，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①
当罪犯的减刑材料被报送至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由于缺乏相关程序和机制的制约，再加上主观上重视不够，承办减刑案件的人民法院及法官，基本上不会到监狱进行复核，一般也很少对监狱方面呈报的减刑材料之真伪提出质疑，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照章办事”，依法履行减刑裁定完事。在一些法院，甚至还存在书记员代行减刑裁判权的情况，虽然名义上是由审判法官办理，但实际上却由书记员具体操刀。所以，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开展减刑、假释案件大评查期间，笔者曾参与审查某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所办理的减刑案件，发现其裁判文书上不规范及出现差错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刑事裁判。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承办法院及法官对监狱所报减刑材料的审查及其裁判流于形式。
减刑的上述程序设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有悖于正当程序要求的现实问题：
首先，减刑改变了罪犯所受刑罚的具体执行。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罪犯本人以及被害人，但在现行制度中，这一矛盾的双方都是缺位的，他们对减刑程序的启动及其运行不具有任何实质影响。虽然依据监狱法的规定，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但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不能主张任何权利。并且，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相关机制和程序保障罪犯发表个人意见，无论减刑公允与否，任何人提出质疑都有“对抗改造”之嫌。所以，从整体上讲，我国的减刑程序不具备诉讼的典型特征，在具体运作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色彩，程序的参与性无从谈起。
其次，罪犯的减刑申请尚可由监狱代劳，其利益直接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则被现行程序粗暴地排除在外，成为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对减刑程序的运作一无所知，这显然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对参与主体的对等性要求。可以说，目前的减刑制度是专门为犯罪人设立的，而完全没有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和要求，其消极后果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无论法院如何裁判，对被害人来说都可能是不公正的，至少过程不公正。所以，实践中经常可以听到被害人针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的质疑声。
再次，在现行减刑程序的操作过程中，法官所接触的完全是监狱方面提供的各项材料，反对者的意见基本不存在，法官在审理之前往往已从这些材料中形成了对案件的认识，产生了预断性的意见。“法院在审理减刑案件中中立性的消失是参与机制缺失的必然后果，没有相对一方的参与，法官也只能接触到其中一方的意见。”②而法院及法官中立性的缺失就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对减刑裁判的正当性的怀疑。
第四，法院对减刑案件采取单方面的、秘密的书面审理，仅通过审核监狱方面提交的书面材料便直接作出减刑裁定。由于不开庭审理，法官无法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陈述，难以在内心中形成直观的庭审印象，而完全依赖于监狱部门的书面材料，减刑案件的审理不经意中流于“走过场”，法院的减刑裁判结论根本不是在庭审过程中对各方程序参与者的主张和证据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不仅有违刑事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也与正当程序的公开性、自治性要求背道而驰。
第五，审理减刑案件只能由法官组成合议庭，社会公众不能参与陪审。事实上，对罪犯裁决是否减刑不是简单的法律推理，而是“一项融刑法学、矫正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为一体的十分复杂、专门化程度极高的系统工程”③，理应吸纳多学科的专业人士参与审理。由于法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只能忽略对罪犯主观改造成果的审查，仅就刑罚执行机关所报的减刑材料进行形式化审理，正当程序所具有的理性特质在其中难以体现。
第六，我国减刑案件的审理机关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不仅承办减刑案件，还要审理大量的一、二审案件，审判力量相对不足。实践中，不少承办法院基于便利，考虑往往将减刑案件积压到一定量后进行一次性处理，加上刑事诉讼法对审理减刑案件没有设置简易程序。减刑案件审理效率普遍较低的现状与正当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原则明显不相协调，以至于出现法院减刑裁定尚未作出，而等待减刑的罪犯刑期已经届满的尴尬现象。
最后，对减刑程序，罪犯和被害人既不能加以选择，也不能有效参与，对法院裁判不服亦没有法定的救济渠道。减刑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监狱管理者手中，而罪犯又是在监狱的严格监控之下，由于整个减刑过程始终是不公开的，也就形成不了有效监督。检察机关虽具有监督职权，但也是在事后提出监督意见，且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亦很难起到实际制约作用，暗箱操作之流弊自然无法避免。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屡屡曝光的监狱系统腐败案件即是例证。
可以说，目前的减刑程序实际上由监狱部门主导，虽然其中有审判机关的参与，并且在形式上需要经过其终极裁定，但是，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特质并不充分，而表现出鲜明的行政色彩，乃至最终沦为实质上的一种行政处理方式，而作为相对方的罪犯，却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不到任何可以展开有效防御和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所以说，在我国现行减刑程序中，罪犯和被害人的法律地位都比较尴尬，法律没有赋予他们作为诉讼主体应当获得的尊重，这是有违程序正义的突出问题。
二
构建科学、合理和正当化的减刑程序，首先必须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法律界的一个理论问题，即减刑权到底是属于何种性质的一种权力，理应由哪一个机关行使。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实质修改，减刑权属于审判权的一部分，必须由人民法院行使。如有学者指出：“减刑的实施，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它与西方国家相似赦免性质的善时制度不同。后者是总统依行政权减免执行中的刑罚，是司法上的行政行为。”④但不少司法实务界人士和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变通执行方式，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更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不是审判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⑤还有学者认为，减刑权是司法权中的行刑权，将减刑的决定权归属于行刑机关是合乎理论和实践要求的。刑事诉讼过程分为侦查、、审判、执行四个阶段，侦查权属于公安机关，权属于检察院，审判权属于法院，行刑权属于行刑机关。监狱作为我国的的行刑机关，承担执行刑罚的任务，负责行刑的各项事务，正是刑事诉讼本身的要求。现行刑法规定减刑权由法院行使，打乱了四个阶段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造成刑罚执行机关与决定机关的分离，使减刑活动的正常运行遇到障碍，⑥等等。
在笔者看来，学界对减刑权性质的定位出现不同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各自所持刑罚目的观的差异。认为减刑权属于司法权是报应刑思想的体现，此观点基于刑罚绝对报应的需要，把法院的宣告判决看成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具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变更刑罚执行，其决定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而持教育刑论者的观点则完全不同，认为刑罚以特殊预防为目标，宣告刑并非绝对的确定不变，可以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而变更，行刑机关可行使这种变更权力。刑罚的变更执行正是“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在犯罪人手中”，“如果把钥匙交到犯人手中，他们很快就会把它锁里”。
在笔者看来，在刑罚执行领域，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活动：一是监狱部门对罪犯实施具体的刑罚执行，包括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活动构成监禁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从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特征看，它属于典型的行政管理活动，理应被纳入行政权范畴，这也是世界各国将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二是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裁决活动。对刑罚变更的裁决，直接涉及到罪犯的自由等重大权利的处置，故在法治国家里无不把司法审查机制引入其中，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刑罚变更与否的依据。“司法审查机制的存在，是防止其他国家权力出现滥用和专横的特殊保障，也是法治秩序赖以维系的关键制度设计之一。”⑦监狱中的服刑罪犯丧失人身自由，其行为完全处于监狱方面的监控之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很低，在此前提之下，再将刑罚执行变更权交由监狱掌管，这对服刑罪犯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其实质上是让监狱方面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显然是违背现代法治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基本要求的。刑罚执行权与刑罚执行变更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力，刑罚执行权属于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狱政自由裁量权因素，而刑罚执行变更权却是司法权，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作出。故有学者指出：“在刑事执行程序的制度设计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刑罚执行权的行政权属性，以及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司法裁判权性质。”⑧
从性质上讲，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变更，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并直接关涉罪犯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因而应被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
首先，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对于刑罚来说，其质的规定性就是刑种，量的规定性对于自由刑而言就是其刑期长度即刑度。所以，自由刑的刑种和刑度一起构成了自由刑的实质内容，是自由刑的两大实质性组成要素。我国刑法中的减刑，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包括将原判刑期减短和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⑨由此可知，减刑的适用不仅会直接缩短犯罪人所服刑罚的刑期长度，而且，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它还会带来对刑种的变更。原判决给犯罪人确定了一定的刑罚，而适用减刑却改变了原判刑期，甚至刑种。所以，减刑属于对自由刑实质性组成要素的根本性变更，而绝不仅仅是对一定刑罚的执行方式的改变；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只能是在不改变原判刑罚内容的前提之下，变更其具体的执行手段和方法。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而不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这是减刑的法律属性的核心内容。
其次，减刑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减刑性质的核心内容是对原判决确定的刑罚的变更，由此可以得出减刑在性质上也是对原生效判决即终审判决的改变。法院对犯罪人作出的有罪判决，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即定罪；二是确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即量刑。不论是对判决定罪部分的改变还是对量刑部分的改变，都将构成对原生效判决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减刑是在不改变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问题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分子的悔改或立功表现，将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予以适当地减轻。所以，减刑的适用虽然没有改变终审判决对事实问题的认定即没有改变终审判决的定罪，但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进行变更，直接构成了对原生效判决量刑部分的根本变更，从而部分地改变了终审判决的实质性内容。
再次，减刑直接影响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适用减刑就意味着犯罪人将被豁免一定期限的刑罚，可以提前获得人身自由；反之，犯罪人就必须服满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两种情况下对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程度是不同的。就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处置而言，减刑与审判阶段对被告人的量刑活动并无本质的区别，都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剥夺或限制的期限。对此只能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和途径加以确定。而罪犯服刑期的长短，又将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即影响到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而产生的报复情感能否获得满足以及满足程度。因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报复心理的满足是通过刑罚的完全执行而得以实现的，对犯罪人适用减刑会使被害人的本能的报复心理受到打击，并会因此怀疑刑罚的正义性。所以，在此意义上，减刑活动也必须受到正当程序的规制，并保障被害人作为程序参与主体的相关诉讼权利。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范围的确定必须紧紧围绕是否有个人基本权益需要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以及是否有某种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需要司法审查和控制这两项标准来进行。”⑩所以，笔者甚至认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不仅减刑、假释、缓刑等行刑制度的适用需要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唯一依据，以下具体刑罚执行制度和措施的运用，亦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刑期的折抵、刑罚的易科、监外执行等行刑变通措施的运用，对患有精神病、性病、酒精中毒等病症被判刑人进行的强制性医疗措施的运用，监狱行刑警戒类别的确定和变更等。(11)此外，罪犯及其他被执行人对刑罚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行政性执法行为不满而提出控诉的，法院亦应有权审议，给予被判刑人司法救济的机会等，这是构建刑罚执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刑罚执行领域贯彻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
有鉴于此，围绕司法权这一核心，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由罪犯本人启动，律师介入，被害人参与，监狱提供罪犯能否予以减刑的证据，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诉讼机制，便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笔者的设想，可将减刑程序改造成完全意义上的庭审程序，罪犯可通过监狱向法院提出减刑申请，检察院和被害方作为监督方出庭，监狱管理人员和相关罪犯作为证人出庭，法官亲自参与庭审，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并在充分考虑各方参与者意见的基础上居中裁决。
当然，以上仅是宏观上的构想，其运行还有赖于以下具体程序和机制的构建：
1.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必须是真实的，罪犯对考核不服有权提出异议，可申请复议、复核，乃至提起行政诉讼，将罪犯行使异议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或复核权等作为考核的必要的救济程序。为此，监狱机关应对减刑情节以及罪犯的分级处遇、计分考核、等级工制度等作出统一、明确、详细的规定，并公示使全体干警和全体罪犯知悉。同时，减刑计划启动、制作减刑材料完成后，监狱方面亦应当在分监区向全体罪犯公布拟呈报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的有关减刑事实和理由的书面材料，并规定有不同意见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权提出异议。实际上，能否公布详细的减刑事实和理由材料是检验监狱减刑是否公正以及能否真正做到“狱务公开”的重要标志。
2.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有知情权、申请减刑权、申辩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或复议权、质证权、质疑权、请求听证权、申诉权、获得公正减刑权、要求公开审判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程序性权利均具有救济性质，旨在保障罪犯能够有效参与减刑程序，并在其中体现其作为诉讼主体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从而落实减刑裁判的程序正义。
3.法院对减刑案件实行开庭审理，在罪犯、被害人、监狱管理人员、检察员、证人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以开庭的形式审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事实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蒙古刑事诉讼法典第436条规定：“对于假释的申请，由法院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理；审理时应当传唤检察长、被判刑人、提起申请的人和机关的代表、被判刑人执行刑罚所在的机关的首长或代表人到庭。”(12)减刑与假释在处理程序上具有同质性，外国立法有关假释的程序规定对我国减刑程序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4.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应通过立法规定罪犯有权聘请律师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为办理减刑的有关法律事宜；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罪犯，国家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律师在接受罪犯及其亲属的委托后，有权查阅监狱提交的减刑材料，同在押的罪犯会见和通信，收集和调取罪犯确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证据，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并提交意见，在征得罪犯同意的情况下代为提起上诉等，同时依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诉讼义务。
5.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实际上，伴随着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现代西方各国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利。如英国1991年的缓刑法（probationcircular）落实了1990年的被害人法（victimscharter）有关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即在准备提交释放罪犯的报告时，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意见考虑进去。1994年，英国内政部监狱负责人联系处（HomeOfficeInstructiontoGovernors）建立了被害人帮助热线，联系处进一步要求监狱负责人向警官了解被害人及其家人对允许释放罪犯的意见，如果被害人强烈反对释放罪犯，那么，罪犯则不能释放。(13)美国模范刑法典第305条附10条规定，假释委员会在决定假释时，应考虑受刑人、辩护人、被害人等的意见。(14)根据此规定，美国有45个州在假释程序中引入被害人影响陈述，即由被害人提出关于犯罪和被害对被害人及家庭所造成的后果的意见和观点，以供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参考。(15)
借鉴国外经验，可对被害人参与减刑程序作如下具体设计：符合条件的罪犯提出减刑申请，承办法院经初步审查决定立案的，应在3日内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诉讼人；在正式开庭前10日应书面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通知内容除了开庭时间外，还应告知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包括委托人出庭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知情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权等。在法庭审理时，对监狱以及罪犯律师提交的有关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事实材料，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包括提出对罪犯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看法、阐明罪犯的犯罪行为给其本人及家庭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被害人发表意见时，应注意区分“应当减刑”和“可以减刑”的情节。对于“可以减刑”的情节，法院要根据具体情况并确实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作出是否适用减刑及如何适用减刑的裁定；对于被害人强烈反对适用减刑的，法院要慎重对罪犯适用减刑。法院减刑裁定作出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自收到裁定书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此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减刑裁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在减刑裁定生效后的1年内，申请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对罪犯的减刑裁定等。
6.吸纳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参与减刑案件的审理。以意大利的行刑制度为例，其专门负责处理行刑事务的监察法庭是由监察法官、从事心理学、社会服务学、教育学、精神病学、临床犯罪学的专家组成，其中合议庭由法庭庭长、一名监察法官和二名专家组成。(16)借鉴国外经验，可考虑吸收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矫正学等方面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参与审理减刑案件，以此提高减刑的程序理性和裁判质量。
7.赋予基层法院对部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可考虑将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减刑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理，并针对此类案件案犯罪行轻，社会潜在危害小的特点，适用更为简便的审理方式以实现程序繁简分流。
8.进一步明确审理期限，督促法院及时审结减刑案件。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案件，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应在1个月内审结；对于被判处拘役、管制的罪犯减刑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在15日内审结。此外，由于减刑案件有一定的专业性，可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和专业法官负责审理，并针对减刑案件的特点构建不同于普通审理程序的简易程序。
9.赋予罪犯对减刑裁定的上诉权，在减刑裁定书中应当增列罪犯不服此裁定的上诉途径、方式和期限。规定罪犯对于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后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只有罪犯上诉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罪犯的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减刑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10日内依法提起抗诉。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土耳其共和国刑罚执行法第19条第6款规定，对于法院假释裁决，犯人、犯人人、律师或检察官可以提出上诉。(17)由于减刑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也应实行两审终审制。
10.规范减刑的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既要给予罪犯多次提出减刑申请的权利，又要对其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进行规范。一般情况下，罪犯第一次减刑申请未获批准，一年内不得再次提出减刑申请。对此国外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175条第11款规定：“当法院驳回假释或将未服满部分的刑罚改判较轻刑罚的请求，依据上述任何一种根据再次向法院提交报告，应在法院做出驳回裁定之日起至少六个月以后进行。”(18)
保全罪犯的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是实现其再社会化的基础和条件，通过上述一系列保障程序的构建，让罪犯和被害人都能参与到减刑活动中来，倾听他们的意见，保障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不仅有助于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判，也有利于化解罪犯和被害人的矛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打下基础，并会对罪犯思想改造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在社会上确立法院减刑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一些法院试行减刑的听证审理方式，这是有益的探索，但距离合乎正当程序要求的诉讼程序还有很大差距。笔者认为，只有坚持以司法裁判权为中心，采取规范的庭审模式，各方当事人参与，充分表达意见，法院在此基础之上居中作出权威裁判，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减刑机制和制度，并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
注释:
①孙延宏：“监狱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王伟：“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3页。
④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⑤参见李豫黔：“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载《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
⑥参见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6页。
⑦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⑧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⑩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1)参见于同志：“俄罗斯的刑事执行法律”，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8期。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5页。
(13)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15)郭建安主编：《被害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21—222页。
(16)王利荣：“论行刑权构建的两种走势”，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律评论》（第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701—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