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情鉴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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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情鉴定申请书范文第1篇

再审申请人：朱黎宾（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申请再审人）男，1969年1月19日生，汉族，原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周村大苏15号，邮编201908，电话021-66012775. 。

再审被申请人：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蕴川路5300弄1号4—177室，经营地：上海市盘古路895号，法定代表人：赵新道，邮编201900，单位电话021-36213987

原审法院名称及生效法律文书名称案由：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8）宝民一（民）初字第6092号判决书。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511号判决书。

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2009）沪高民一（民）申字第1538号裁定书。

申请再审事由;

申请人因原审判决，裁定的事实不清，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申请人有据推翻其认定事实。且原审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不按规定质证，辨论，抹煞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混淆复发鉴定与再次鉴定的概念区别，适用法律错误等。故申请人不服（2009）沪高民一（民）申字第1538号驳回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及一审、二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第（一）、（二）、（四）、（五）、（六）、（十）项规定的情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裁定及判决，立案再审。

再审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沪高院裁定及一审、二审判决，立案再审，并将案由改回劳动合同纠纷案。

2、请求查明申请人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及被申请人二次违约及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的事实，依法判令被申请人顺延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关系。

3、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申请人承担。

再审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一）、申请人按“劳动合同纠纷案”起诉，一审也按劳动合同纠纷案由立案。二审擅自改为“确认劳动关系”案由审理，高院亦按此审查，但本案纠纷是对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合约，是否合法的争议，并非是在即成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状态下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因此申请人认为此案由应当改回“劳动合同纠纷”较为却当。

（二）、原审事实不清，所查事实，缺乏证据，且有证据证明遗漏重要事实。

（1）、2007年12月7日宝冶公司向朱黎宾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退工单》，是在区级初次鉴定为八级工伤未生效之前，属违法终止合同行为，有八级工伤签收日期为证，对此裁定书避而不谈。

（2）、在市级再次鉴定为七级工伤之前及之后，被申请人均未对第一次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的行为履行撤销手续，并没有恢复劳动关系的手续与证据。所谓“办理了2007年12月5日的招工登记备案手续”并无实据。2007年12月7日终止合同及退工，哪能会在此之前招工登记，2007年12月5日及其后双方根本未发生过招工的行为，又哪有招工登记备案手续，纯属虚拟。原审所查招工登记，恢复劳动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

（3）、2008年3月被申请人不仅又单方面强行办理退工手续，而且又一次发生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原审却未查明2008年3月重新办理退工手续是退2007年12月5日的虚拟“招工”还是退2002年8月1日的招工？2008年3月的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虽然是在市级再次鉴定七级工伤之后，但却是在朱黎宾工伤股骨颈骨折手术后三年复发股骨头坏死而再行手术治疗期间。有出院小结及门诊治疗疾病证明为凭，原审裁定中遗漏朱黎宾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重要事实，从而规避了不得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而且是违反“劳动合同”第30条所例对工伤职工终止合同需“协商一致”的规定的强行单方面终止合同。（有所订“合同”第30条及未经申请人签字的“经济补偿协议”为证）

（三）、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1）、裁定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七级工伤人员合同期满可以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是指治疗结束评定等级后的正常情况，而申请人朱黎宾虽然相对于原受工伤而言已经市级再次鉴定七级工伤，停工留薪期和停工治疗期已满，似乎可以终止劳动关系。但申请人存在在区级对原受工伤鉴定八级工伤之后，市级再次鉴定（是对区级八级工伤鉴定结论不服而启动的复核鉴定）七级工伤之前发生原受工伤手术后三年又股骨头坏死而再次住院重新手术（有市六医院07年12月4日及市八医院08年1月14日的出院小结为证）出院后又连续门诊治疗至今，（有门诊病历及疾病证明单为凭）的特殊情况。可见在区级初次鉴定之后出现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故暂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35条二款的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6条规定，申请人朱黎宾应当重新继续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工伤复发留薪期，复发治疗期，医疗费及根据复发治疗结束半年后，等待变化了的病情相对稳定了再进行新一论的复发鉴定）只有在复发鉴定评定新的工伤等级后才能按复发鉴定得出的工伤等级对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确定是否终止劳动合同及是否终止劳动关系。故2008年3月的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相对于申请人朱黎宾的工伤复发和依法应享的待遇而言，复发治疗留薪期，医疗期远未期满。因未经法定程序进行区级工伤复发鉴定，故尽管在市级再次鉴定之前已经出现复发住院治疗的事实的情况，却并不能由2008年2月的该次再次鉴定去包容和替代。因为与复发鉴定的程序和规定条件均不相符合。（即时间上不到治疗结束半年后，治疗状况上还在治疗期间，程序上由区级鉴定机构重新进行复发初次鉴定），2008年2月市级再次鉴定七级工伤，只能是对原受工伤区级初次鉴定的复核而已。裁定书所称“不存在劳动合同不得终止的法定情形，终止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的认定，实系掩盖申请人工伤复发确需治疗并且还在治疗期间的事实，是对由此而引起的依法不得终止的法定情形的故意歪曲。

（2）原审裁定认为“朱黎宾2007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及2007年12月5日至2008年1月14日住院治疗的事实均发生在鉴定结论做出之前，故原审对朱黎宾再次鉴定的申请及责令宝冶公司恢复劳动关系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妥的认定和推断也是错误的。理由是上述住院治疗及出院后的连续门诊治疗，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单已清楚地表明是因原受工伤术后三年股骨头坏死而再行手术和康复治疗。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36条规定的：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要件，按《条例》第36条所转指的第31条的规定，依法享有对复发后的伤情进行复发鉴定的权利，并只有依据法定程序经区级复发鉴定及其所定等级生效后才可最终确定所应享受的伤残待遇。朱黎宾主张恢复被恶意阻断的劳动关系后请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按法定程序进行工伤复发认定和复发鉴定，得出新的工伤等级。完全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正当要求。对于申请人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原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肯认定，是舞弊不公的失责行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过发生于区级初次鉴定之后与市级再次鉴定之前的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并在市级再次鉴定之后，尚在门诊连续治疗的住院治疗情况不属于工伤复发，且未经区级复发鉴定的工伤复发职工不可以申请复发鉴定，或未经复发鉴定而可以强行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又朱黎宾向原审并没有申请“再次鉴定”而只因被申请人恶意阻断劳动关系而致申请人无法进入以劳动关系存续为必要条件的工伤复发认定程序，但原审却本末倒置地无理推却工伤复发未经相关部门认定而抹煞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的情况下，申请人朱黎宾申请原审法院对07年11月19日至08年1月14日的住院治疗及以后连续门诊治疗的出院小结，疾病证明等医学资料送交相关专业部门通过司法鉴定或咨询作出是否属于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和性质的结论意见。是对原审法院仅据医学资料不肯认定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的充分举证，此举证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自行申报认定取证，只能申请法院通过委托司法鉴定实现取证。而原审法院对此拒绝申请，是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申请人的这种申请鉴定认定事实与性质的取证申请有别于对工伤评残等级不服而提出的申请“再次鉴定”。故原审法院以上述住院治疗事实发生在市级再次鉴定七级工伤之前而不认定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于法无据。并且“不采纳”，“不接受”，“不支持”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或咨询取得结论的做法于法不合，实属无证无据无理否定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

（四）、针对裁定书所谓：“朱黎宾称原审法院对重要证据未予质证及剥夺其辩论权依据不足”之说，朱黎宾有必要再作申辩如下：

（1）、申请人提交过“劳动合同”和只有被申请人单方面签字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被申请人违反合同第30条关于工伤职工终止合同需经“协商一致”的约定，单方面强行终止合同。如果已经质证，为何裁定书及判决书中均不提终止合同是否违约。

（2）、申请人提交过2007年10月31日的区劳动能力鉴委会所发鉴定通知。其通知的鉴定日期可以证明2007年11月19日至2008年1月14日的复发住院手术治疗是在区级初次鉴定之后。如果已经质证为何不提复发治疗情节未经区级鉴定。

（3）、申请人不仅提交了2007年11月19日至2008年1月14日二家医院出院小结复印件，还提交了2008年1月14日之后的连续门诊治疗的病历卡及疾病证明单，如果已经质证，为何不提被申请人单方面二次强行终止劳动合同均在朱黎宾工伤复发治疗期间。

（4）、申请人提交过2006年12月14日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被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指示的复印件，如果已经质证，为何不提被申请人不执行行政指令逼迫申请人在治疗期间仓促鉴定。

（5）、庭审现场并未录像，申请人能拿什么证据证明法庭对上述证据没有质证，被申请人及原审法官又能拿什么来证明进行过质证呢？

（6）、原审对本案重要争议点根本不让辩论清楚，否则怎么对于工伤手术后三年股骨头坏死而住院治疗的事实是否属于工伤复发。其有关的医学资料及伤情变化应由哪级机构鉴定，复发鉴定与对原受工伤不服而起的再次鉴定之间的区别，还有二次终止劳动合同是否违约，是否违法都没有查明认清，尤其是二审主审法官不许朱黎宾的委托人宣读意见，连被申请人的答辩状竟是在庭审结束时交给申请人一方的。对于双方异议之处未能展开辩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2007年12月7日的违法终止合同及退工并无撤销手续，2008年3月的第二次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不仅在实体上即违约又违法，而且也不符合程序。原审离开证据和法律规定，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致使工伤复发确需治疗或违约违法终止合同的事实不清，混淆复发鉴定与再次鉴定的概念，主观武断地认为复发住院治疗在市级再次鉴定之前而不支持申请人请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裁判是极其不公正的错判。朱黎宾因为股骨头坏死，目前工伤残疾的等级远不止原定七级，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准于申请再审，维护工伤职工朱黎宾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附：一审、二审判决书及沪高院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

申请再审申请书副本一份

申请书中所提证据均已向原审及沪高院提交过

附部分重要证据

伤情鉴定申请书范文第2篇

人均1亩多的薄田，解决不了生计问题，和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昭通市巧家县的熊万英小学还没念完就辍学在家。2003年，16岁的他离开了家独自到外闯荡，希望能靠自己的勤劳赢得一片美好的未来。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熊万英在多次找工作中都碰了鼻，听到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在招机械维修学徒工，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应聘，没想到竟然通过了面试。

农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让他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尽管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才领到400元的工资，但他依然觉得很兴奋，这毕竟是他自己挣来的第一份工资。

在公司干满3个月的时候，公司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合格后能转正，工资也能多拿到几百元，对于肯吃苦又上进的他，实际操作显然没有问题。然而，理论考试的时候，对于文化基础不好的他，这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第一次考试理论成绩不合格，第二次仍不合格，但他都坚持了下来，最终通过考试，成为了永昌公司的一名员工。

在永昌公司长达6年的工作中，工资也从最初的400元升到2000多元，安宁、版纳哪里需要他就往哪儿赶，虽然工作的地点不停变更，对于他来说，能有份工作干着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时间在简单而繁忙的工作中慢慢流逝，熊万英的日子也趋于安稳。

2010年12月底，因为工作需要，熊万英调到普洱市景东县花山乡鑫盛矿业有限公司工作，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打破了他生活中的安宁，在事故发生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就是在医院和各个相关部门间奔跑。

意外的事故

2011年的一个下午，熊万英和往常一样检修机器，对于从事了六七年工作的他来说，这样的检修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意外就在这时发生，检修的机器突然失去控制，压住了他的左手，等到其他工友赶过来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血肉模糊。这次事故造成他左手背肌腱断裂。

事故发生后，公司马上把他送到了景东县花山乡卫生院，在花山卫生院半个多的治疗中，他的手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工友来医院看他的时候，建议他还是到昆明去治疗，再这样拖下去会导致他的左手残废，对于当时24岁的他来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了工友的建议，熊万英决定办理出院手续，独自到昆明治疗。

到了昆明43医院后，医生检查了他的伤情，让他先交1万元的住院费。

值得一提的是工伤发生后，公司在给他发工资的时候，有2个月的工资是公司找人代领的，至今，他仍没有拿到代领的5千多元钱。此后，他的工资变成了每月600多元的生活费。此时，他身上除了1000元钱，再没多余的一分钱。

经过他多次央求后，医院同意他先住下院，其余的可以稍后再交，办理完住院手续后，他马上跟公司取得联系。

公司得知他私自出院后，虽然表示不满，但还是送来了1万元的治疗费。

在43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后，熊万英的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他电话告诉公司，希望出院。

公司也打来电话，让他回到公司继续上班。

此时，经历过这次事故后，熊万英觉得自己受伤后，公司怕花钱，没有及时把自己送到大医院治疗，让他萌生了离职的想法。

时至今日，他仍激动地说：“自己此次受伤，公司方面能拖就拖，这次只是左手受伤，万一以后发生更严重的事故，公司还指不定要怎么样对待自己呢。”

悬而未决的工伤赔偿

去意已定，让熊万英萌生了索取工伤赔偿的想法，他知道，公司为他办理过工伤保险。可是出院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得到那份急需的赔偿金。熊万英对记者说，在医院治疗产生的单据，他应要求交给了公司，公司说会为他办理保险赔偿，可是这些单据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在亲友的提醒下，熊万英向昆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由于受伤事实清楚，去年1月份，他顺理成章地被认定为工伤。随后的劳动能力鉴定中，被鉴定为6级伤残，此时，已是2012年的3月20日，距事故发生时过去了近一年。

公司那边的“工伤保险赔偿”仍然没有什么动静，熊万英最终只得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

由于事实清楚，熊万英的“仲裁之路”还算顺利，今年9月底，他收到了一份安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发的仲裁裁决书，裁决书判令：公司向他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96019元；支付停工留薪期间待遇31741元，不过需要扣除已经支付过的工资10442元，实际支付21299元。

当然，熊万英应得的待遇还有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按照相关法律，这些费用从社保机构核算支付，这一点也在仲裁裁决书上得到了明确。

仲裁委员会给出了“说法”，让熊万英感到欣慰，但此后发生的几件事，还是让他高兴不起来。

在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熊万英的医药费无法报销，相应地，他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打了水漂。而这一情况是如何造成的，熊万英自己也不明就里。

按理说，熊万英已被认定为工伤，只要提供医疗单据，就可以核定报销。但是先前他交给公司的那些医疗费单据，是否被交给了社保经办机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而社保机构核定给熊万英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按照每月工资1800元的标准，计算16个月，合计28800元。他无奈地说，这是一份“缩水”了的待遇。记者查询了《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其中第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为：五级15个月、六级13个月。昆明市2011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3470元。以此计算，熊万英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数额应为45110元。

对那份最初让他欣慰的仲裁裁决书，现在熊万英也是忧心忡忡。仲裁裁决书生效后，他兴奋地到法院申请执行，却被告知，法院因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受理，只能明年年初再来！

出院后，熊万英就在安宁租了一间房子，等待事情的解决。然而，时间一拖再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熊万英说：“他原来和一个老乡合租房子，多少还可以省点租金，从去年6月份老乡回家后，租金的问题只有他一个人承担，还有伙食费，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的车旅费，现在就靠借钱过日子。”

原来上班的时候，他每个月会或多或少地寄点钱回家给年迈的父母，如今，他连照顾自己也成了问题。

他也想去工作，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他也没办法静下心来工作。

在所有的办法都用过之后，去年11月13日，他拎着一叠厚厚的材料、带着一脸的疲惫，来到了云南省总工会室。

室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取他的诉求后，建议他到永昌钢铁所属的安宁市总工会去反映情况，这样处理起来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14日下午，熊万英欣喜地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到了安宁市总工会，工会的干部听取了他的诉求后，收下了他的材料，并告诉他，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给他一个结果。

一个星期后，他再次赶到安宁市总工会去打听处理结果，安宁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已经和永昌钢铁工会取得联系，让他直接去找永昌钢铁工会。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熊万英一直没有和我们联系，就在我们以为他的事情已经得到妥善处理的时候。12月21号一大早他便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无奈地说：“为什么都一个多月了，他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工会对他的事情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在他焦急的口吻中也明显多了几分抱怨。

伤情鉴定申请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诉讼权利；保障机制

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问题是监所检察工作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试就监所检察在保障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方式与途径方面加以探析，以期有得于检察实践。

一、高度重视， 将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放在人权保护的高度上来

在押人员身处“大墙”之内，监管场所的封闭性以及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的特殊关系，客观上使在押人员具有弱势群体的特殊属性，容易发生漠视甚至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政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监管场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工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强化监督等措施，切实保证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监管人的人尊严和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检察监督要从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入手，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监所检察工作人员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作为监所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加大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力度。

二、广泛宣传 让被监管者明确自己诉讼权益范围

实行在押人员权利告知制度，增强在押人员的维权意识。一是制作《在押人员告知卡》并发放到在押人员手中。该卡载明了驻所检察室的职责、驻所检察官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在押人员的羁押、诉讼期限和应享有的权利义务等。二是在看守所、拘留所大门口设置监所检察检务公开栏，全面公开驻所检察室的法律职能、任务、业务范围等内容，同时公布咨询和举报联系电话。三是在看守所大门外设置驻所检察官信箱，受理在押人员的家属的举报、投诉、意见和建议。四是在看守所设立驻所检察官接待室，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和在押人员家属的咨询与反映问题。会见日进行检察官接待及每周开展一次检察官接待日活动。在各监管场所的家属会见大厅注明检察官接待日的具体时间、地点，方便有疑问的群众前来咨询。在检察官接待日活动中，驻所、驻监检察人员派发检察宣传资料，并就家属所关注的会见程序、罪名的量刑幅度、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予以耐心、详尽的讲解。开展检察官接待日活动有利于排除在押人员家属的疑虑，稳定在押人员家属的情绪，同时是监所检察人员掌握监管场所狱情动态的有效渠道。

驻所检察官利用巡监时间，进行法制宣传，解答犯罪构成、刑事责任诉讼法方面的疑问，提高了宣传效率。

严打监区内违法犯罪行为。会同看守所管教对在押人员进行全面排摸，针对性地采取谈话教育、调监、严管及戒具保护等多种措施，严防越狱脱逃、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危害监管场所安全行为的发生。发生违反监管规定的事情，要求看守所及时解决。对于打架斗殴，及时介入固定证据，视情节严重程度不同，依法进行处理。有效打击和遏制“牢头狱霸”现象。

三、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

深化检察官约见制度，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一是规范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的程序。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通过填写《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申请表》约见驻所检察官；驻所检察人员在24小时内与提出约见要求的在押人员谈话，每次谈话均有书面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二是确保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制度执行到位。将该制度在所有监室予以公开张贴，对入所的每个在押人员都发放一份约见驻所检察官申请表，使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三是拓宽接待约见范围，积极推行约见检察官制度。积极实行检察官接待日制度。该院确定每周二为驻所检察官接待日。必要时随时约见。

在日常工作中，在押人员要约见检察官的，检察官2个工作日内必须约见。对在押人员遇到的困难、问题，约见检察官将区别对待作出处理：属于法律咨询类的，给予即时解答，消除顾虑；属于案件类的，检察官限时办结回复。

驻所检察工作中，把在押人员的合法诉求作为维权的重点，在监室设置检察官信箱、检务公开栏，并且构建快速约见约谈机制，通过对在押人员进行依法维权知识宣传，调动他们反映情况、告知诉求的积极性；对已经记录在册的诉求，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并根据诉求类别明确专人办理。

三、严防超期羁押

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推进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工作。随着监所检察工作的日益深入和规范，当前，明显的超期羁押已不多见，但案件久押不决问题仍然为数不少，有一部分属于变相超期，监督难度较大。监所检察部门注意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形成了工作合力，促进了有关案件的解决。还积极建立久押不决案件报告制度、分级督办制度、受理在押人员及其家属、人申诉制度等长效机制。在有效监督超期羁押的同时，还继续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畅通在押人员权利救济渠道，从制度上保障在押人员人权不受侵犯。

四、建立考评机制 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

通过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对在押人员作出建议酌定从轻处罚或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是检察院为改善看守所监管秩序，协调公安局和法院建立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公、检、法三机关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运用到对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教育管理上，通过建立一系列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将在押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表现通过量化考核、评定后，纳入量刑酌定情节。

该制度的基本操作程序为：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进行量化评鉴，并将评鉴相关材料固定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的证据提交检察院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并确定属实后，在公诉过程中向法院提出酌定从重或酌定从轻的量刑建议。法院在庭审中通过示证、质证对量刑建议予以采信的，将从重或从轻处罚的理由、情节写入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该制度实施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五、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基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等轻缓刑罚的比例较高。但同时存在构罪即押、构罪即捕，长期以来是许多办案人员的一贯思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有效破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率高、轻缓判决率高之间的矛盾。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了检察机关一项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对在押人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为有效减少羁押创造了条件。这项制度还有利于促进被监管人员遵守监管秩序，促进在押人员真诚悔罪。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及时予以释放，也是监所检察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经常提及的内容。按照检察机关现有职权配置，侦监、公诉、监所部门都可以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产生影响，履职主体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负责，还是由一个部门负责存在争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涵盖了捕后侦查、、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全过程。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可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可以监所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办理。启动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辩护律师申请、侦查监督部门案件承办人、公诉阶段案件承办人审查发现、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等途径。审前羁押必要性启动方式分为驻所检察室“自行启动”、在押人员（亲属及律师）“申请启动”、公诉部门“移送启动”、批捕备案“审查启动”、看守所申请启动等方式。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申请受理、程序启动、调查论证、审查决定四个环节构成。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主动与被害方达成民事协议书，并已经履行到位；轻刑犯罪嫌疑人，上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做出发回重审裁定的；伤情鉴定发生变化，由重伤改变为轻伤的；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犯罪事实清楚轻刑案件；具有不适宜关押的疾病；其他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等。羁押必要性审查可参照逮捕条件与标准进行。

在审查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时，承办人应收集涉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被羁押人亲属（监护人）出具的保证书以及被羁押人的悔过书，还有被羁押人所在单位 （社区）出具的平时表现鉴定意见等等。依启动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包括律师或犯罪嫌疑人家人有申请书、公诉阶段的证据材料、病历资料等。结合全案证据和上述材料，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依法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也可以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论证会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社会危险性、案件进展和羁押表现等多个继续羁押必要性因素进行综合评鉴。

六、查办监所内犯罪案件，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

为了更好地维护刑罚执行公正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我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坚持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相结合，以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方式，在看守所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积极推进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及时掌握刑罚执行和监管动态，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情况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和实时监督。

2010年，检察机关的派驻检察室建立健全了日常巡视检察制度、监管事故检察制度、重大监管事件报告制度、与监管场所联席会议制度、检察官信箱制度、在押人员约见派驻检察官制度、派驻检察官与在押人员谈话制度和检务公开制度等工作制度，规范了派驻检察人员日常检察的内容和方式。派驻检察人员坚持深入监管场所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和禁闭室、会见室，加强日常巡视检察，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问题和安全隐患。对于发生的监管事故，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妥善处理。对于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法定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受理，并根据情况作出妥善处理。不仅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而且注意监督纠正符合法定条件没有得到减刑、假释的问题。对一些老病残犯，符合变更执行条件的，积极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保外就医和假释。

七、科技强检 利用信息化平台保障人权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监所检察在诉讼监督中的协作功能日益显现，监所检察部门积极为其他诉讼监督部门提供业务支持并实行监督，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

一是建立信息库，搭建诉讼监督信息共享平台。监所检察部门应通过建立在押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在逃人员信息库，集中掌握三类人员的基本信息，特别注明刑事拘留、监外执行、在逃等涉案关键时间点，并将信息库内的有关信息及时通报侦监、公诉等部门，搭建诉讼监督信息共享平台。侦监、公诉等部门通过信息数据比对，可以准确了解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是否累犯和在逃人员等情况，有利于追诉被告人及在公诉时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有效防止漏捕、漏诉、漏罪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