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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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业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协助办公室人员做好行政部的各项人事及日常行政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采用了看、问、学等方式，初步了解了公司办公室文员的具体业务知识，拓展了所学的专业知识。首先总结一下我的所有具体工作内容
1、接应聘者来电，给应聘者进行简单初始，通过者送往各部门经理处进行复试;
2、开试工单通知复试通过者试工，并做好登记;
3、协助做好新员工入职培训、阶段性培训等培训工作;
4、送文件至各级领导，签收文件;
5、整理及保管补卡条、请假条;整理员工档案，以备随时出档和归档;
6、复印、速印办公文件，发传真，领办公表格等;
7、协助办理新进人员入职手续，员工调职、离职手续;
8、计算管理人员月考勤，并将考勤明细送至各部门核对签字;
9、录入月罚款单与奖励单，录入员工养老保险资料;
收获及体会
回想起自己的这一个半月的工作经历，虽然有眼泪也有辛酸，但最多的还是历练与收获。记得刚到公司的第一天，我被安排在一个办公室文员身边学习。真的，第一天是最难熬的，从学校到社会的大环境的转变，身边接触的人也完全换了角色，老师变成老板，同学变成同事，相处之道完全不同，大家把你当成隐形人的感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幸好宿舍的女孩子们对我很好，告诉我他们刚出来工作的经历，也是从被当成隐形人开始的，从打杂的过来的，劝我要挺得住，坚持走过来就好了。我刚开始接触的工作就是招聘，我自己还是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手，却要去招人，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我们公司是以鞋业为主的，有很多有关鞋业的专有名词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也就有很多我不熟悉的工种，如开发部的做包，车包，品质部的成型品检、巡检，针车品检、巡检;总仓的划料，下料等。这些有关鞋业的岗位，听的多了，问的多了，也自然就明白一些了。来应聘的人员多了，我发现了一个差别，就是北方与南方的差别。在南方，大多数20岁左右就出来找工作了，就连我们办公室就有两个女孩是87年的，他们均已工作一年;而北方大多二十三四才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从北方到南方找工作的年轻人就是年龄大，经验少。所以为了尽快融入南方这个快节奏快脚步的社会中，我要更加虚心的努力的吸收这里的一切。
工作几天之后，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和态度有了一些肯定之后，交给我一些我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比如送文件给各个部门的领导或某个员工签字，这项工作现在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可在当时，真的苦死我了，全公司30多个部门，3000多名员工，5个副总分别负责哪些部门，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是管什么的，部门主管是谁，手下员工有什么人这些我通通是一团雾水，而那些一堆一堆的文件我又必须送到他们手上，我怎么办，工作总是要做的，问题总是要解决。记得第一天办公室的那个女孩向我介绍过公司大体概况，听的不是自己的，看的也不是自己的，只有做过的才是自己的。于是这次我就只有自己问，问办公室的同事，问各部门的文员，一天下来，我终于把手上的文件都送了出去，虽然效率低了点，也算顺利完成任务。但是我的收获却是很大的，每个部门的主管和文员我都清楚了，人员也大体了解，以后哪些文件该送给哪些领导，哪些送给部门文员让他们自行下发，我都可以独立辨别了。自己做过的永远都是自己的
教育实习调查报告怎么写【范文二】
20XX年3月21日到4月16日之间，我和其他8位同学来到某某小学进行了为期28天的教育实习。28天的实习生活是辛苦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横坑小学领导、老师及带队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下，在专业组老师特别是指导老师李老师和原班主任钟老师的帮助辅导下，我的实习工作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 实习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和教育调查。 无论是带班还是教课，作为实习老师，都会有一个该校的正式老师带我们。带我班主任工作的，当然是我带的班级的原班主任，而带我教学工作的是我带班级的原数学老师，他对我们特好，经常指导我们怎样才能把内容讲清楚，怎样才能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前一个星期，实习的主要任务就是听课，看其他老师是怎样讲课的。这种听课和我们上学时听课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听课的重点是观察老师怎样讲课，学习如何传授知识，如何驾驭课堂，如何控制授课时间，而并不是学习老师所讲的知识。 我第一次上讲台时，自我感觉并不紧张，只是课讲得有点快，总体感觉还可以。后来的课，越讲越熟练，越讲越流畅，同学们对我讲授的知识都能吸收。有了前几次讲课的经验，我认为自己的课堂驾驭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良好地控制时间，也能够适时地调..
还没来得及反应，时间老人却已在我身边飘过，用他千百万年不变的声音告诉我：“再过五天，你的实习就要划上句号了，是否圆满结束，那么只有你知道。”心中百感交集，却也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在这一个月里，我紧张过、努力过、开心过、醒悟过、自信过。这些从未有过的经历让我进步了、成长了;学会了一些在学校以前从未学过知识，在此我向实习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学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次实习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
一、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上好课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实习前也有过一些试教活动，但真正的小学教学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从学生转变为老师，这之间需要付诸很多的努力。
首先在第一周，我听了指导老师的课。在听课前，我认真阅读了教材中的相关章节，并且自觉的备好课，如果是习题课，我则会事先认真把题目做一遍，想一下如果是我来讲我会怎么讲。到了听课时，我会认真做好听课笔记，听课的重点是注意科任老师讲解过程中与自己思路不同的部分，以吸收老师的优点。同时简单记下自己的疑惑，想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讲。同时，我也在老师的指导下会注意学生的表情反应，而思考以后我要以怎样的形式去上课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备学生”。在此期间还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每当上完一节课，指导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这节课的难点与重点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突出重点和难点，才会让学生更明白。
当我第一次登上了讲台。虽然上课前不断的告诉自己要镇定，要循序渐进教学，可是在上课的铃声敲响的瞬间，望着台下五十双好奇的眼睛，紧张还是不请自来。即使偷偷的深呼吸也无济于事。虽然在隔晚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备课，但根本不能按教案来讲，时间安排的不是很恰当，以致于重难点不够时间来强调，不过上课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淅的。接下来的几节课都不是讲得很好，当时信心就下降了，也真正体会到做一名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好，在指导老师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精心备课以及修改教案并进行几次试讲，虽然这期间我暴露了很多不足，但老师的亲切鼓励让我变的有信心，有热情，让我觉得如果将来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可以做的好。当然在后期的实习工作，我就能比较顺利的完成教学任务了。必然，自己的教学尚未能与张老师比较，但是我已以尽力而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了。实习期间我从张老师哪里不仅学到了数学教学的方法与技巧，以及分享他做班主任时的工作经验，还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师德，我想这些足可以让我受益终生。
二、班主任工作
一个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而班主任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在注重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也一直在努力做好班主任的工作。班主任交付了一些工作任务都按时认真的完成。例如上体育课、上思想品德课、第二课堂以及自修课。在这同时，我有了一些领悟。要做好班主任一定要了解每一位学生，爱每一位学生，信任每一位学生。在这一个月的班主任生活中，我逐渐能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并了解学生的性格，特长以及优缺点。这是作为一个班主任的基本要求。爱学生就要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思想情感，应该相信学生的能力，让他们有发挥个人的空间。但信任不等于放纵。
鞋业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3月1日起，广东将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提高18.6%。
在本次加薪潮中，中小加工企业再次面临一次艰难抉择：关门倒闭或转型升级。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呼“承受不了”，有人甚至断言会有第二次港台企业大退潮。加薪潮下的珠三角企业，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加薪潮下的小工厂
2月14日，情人节。
东莞市茶山镇增卢屋的一栋三层小楼里底层，工人们正从一辆龙马车里将一包一包的货物卸下来，这是刚刚从一家服装公司接过来的15000件半成品衣服，工厂将负责给这批衣服上拉链。
在二楼和三楼的年轻女工们正旁若无人地干着手头的活计，这个房屋大约80平方米左右，呈一个狭长的长方形，中间20台缝纫机围成一圈，位置紧凑，两排之间只隔了1米左右的空隙，工人们看上去都很年轻，除了两名负责搬运的男工，其余都是女工。每个工人的缝纫机旁边都堆满了已完成工序的衣服、残件，以及棉花、布片等原材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女工吴二妹初中毕业后从四川来到东莞后，两年来先后在鞋厂、服装厂呆过，去年8月份后就一直在这儿，工厂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但实际上活多的时候要做十几个小时，她们的收入直接与完成的数量挂钩，为了多拿一点薪水，常常要加班。吴二妹埋怨，现在房租涨、物价涨，但工资几年里却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涨的这一两百，比起日益飞涨的物价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吴二妹们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后她们也许得另谋出路。
老板娘薛女士告诉《小康》记者，刚刚从车上卸下来的那批货物是他们在年前签的单，可能也是最后一批。3月1日后，人工费用又涨了，五六十个工人每个月的开支都不少。老板娘说，这个厂子做的是服装加工里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只能靠量来赚钱，这次加薪幅度太大，不加工人不答应，支撑不下去了，准备4月份之前关门回家去。
面临这种无奈选择的不仅有薛女士和吴二妹他们，在东莞、中山、深圳等地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型加工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外来工在面对二次选择。
《小康》记者从多位企业管理层人士那儿获悉，人力资源工资成本的压力，是很多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东莞最低工资是470元，2005年调到530元，2006年调到690元，2008年调到了770元。最近两次调薪时间相距刚好10个月，从920调到1100。连年“跳级”，没有给企业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种加工原料成本也在不断涨，部分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蔡正富对《小康》记者说，这一次广东省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得太快太猛了，令很多港台企业承受不了，“深圳台商协会6000多企业会员中，将有20%的在倒闭或撤离深圳。”
中小加工企业受影响大
由蔡正富掌控的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电饭煲、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的台资企业，有员工7000多人，每年上交的税收超过一个亿。蔡正富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最低工资提高后，每个工人平均工资增加200元，同时加班费也在加，如此下来，每个月每个工人平均得多支出400至500元，整个工厂每个月的成本仅在人工费这一块就增加了300多万。
“我们的成本增加了，家用电器的铜铁等原材料的价格也一天比一天高，企业吃不消。产品按说也应该提价，但这一次来得太快了一点，很多年前签订的合同，如今只能是少赚或者不赚了。”蔡正富强调，他所在深圳台商协会的大部分台企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蔡正富厂子里每年春节前后都有一千多人离职或重新进来。他表示，20%的流动属于正常范围。今年初六初七，负责人力资源的部门就深入到贵州、四川等地现场招工，目前基本到位。
更多的工人们则用脚投票，随着制造企业的大举内迁，之前流往珠三角的劳工不出家门就能找到职业，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都在上演抢工潮。在内地工资同样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广东的价格优势正在丧失。据记者调查，人力成本一般在技术型企业中占运营成本5%～8%，珠三角受影响较大的是纺织服装业、电子加工业、制鞋皮革加工业和物流业，这些企业往往都是靠人力成本差价赚取利润。
东莞一位纸箱厂陈老板告诉记者，他的工厂以前主要为东莞、中山、深圳的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提供纸箱包装等，从目前的客户订单来看，今年的生意将很难做。陈老板说，如果真的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势必会形成，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会迅速崩解。陈老板举例说，如果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鞋的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而这些小厂，譬如鞋垫厂倒闭，又会引起连锁反应，就像一条大河决堤，周围的地带也都淹了。
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坊式的小店，那真的将是“排山倒海”的架势。
黄晓鹏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在东莞石龙，黄晓鹏近百平方的办公室，一扇洁白的墙壁上并排挂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广东地图，他指着广东地图说：“整个广东都在加薪，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们了，也许，我们的出路在这里”，他的手指转向世界地图上的越南和非洲。黄晓鹏摆开双手摆了一摆，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这里低廉的劳动成本和优惠的政策是最大的吸引力”，黄晓鹏直言。如今这种优势渐行渐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他不得不为工厂筹谋出路。如果因加薪致迁内地，不是他的最佳选择，因为此波调薪之后， 30个省份都已经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去年年底，他就多次飞往越南和非洲等地，考察工厂搬迁选址问题，但至今还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工厂搬迁是一件大事情，工厂里的机器可以搬迁，但制鞋业上下游的零配件合作厂商能搬走吗？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黄晓鹏看来，如果没有走到绝境，企业还是要在东莞维持下去。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于春涛认同黄晓鹏的看法，他说，这些企业搬迁到越南或其他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去，不但相关零配件的供需方面带来困难，运费成本也要增加。而且，中国有着13亿的人口大国，都存在着招工难的现象，像越南仅有8000万人，招工不是更难吗？
于春涛直言，每年春节后被媒体大肆宣称的民工荒，“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劳动力过剩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人要去哪里？”他反问记者，过度的渲染招工难引起企业的恐慌，结果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员工对工作挑三拣四。
“实际上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有大规模的港台企业撤资，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工商局的企业登记数目比前一年也是上涨的，或许这个数据有水份，可能有部分企业倒闭后没有及时在工商行政部门注销，但可以说明的一点是，事实没有传言的那么恐怖！”于春涛认为，这一次加薪倒致港台企业倒闭或迁移的也仅仅是一些产品附加值低、靠赚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会对广东省整体经济发生很大的影响，同时还能迫使企业自觉转型，进行产业升级。
珠三角企业升级之路
其实在两年前，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就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2009年，面对大量鞋企的迁出，东莞厚街镇镇长陈仲球表示并不担心。因为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莞。陈仲球直言，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厚街镇打造一个亚洲鞋业总部基地。只要把产品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的开端，信息交流的中心，贸易订单中心和定价的中心留在厚街，厚街作为世界鞋业中心就不会改变。
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变身”之路。
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东莞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特别助理兰杰洲说，他们的工厂大年初七就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
这家公司旗下的龙昌玩具公司在东莞有三个研发生产基地，生产各种高科技玩具。既有吸引家长和小朋友的智能投篮电动车、俏皮可爱的小机器人，也有各种遥控类的玩具车。两年前世界玩具巨头合俊集团倒闭，上万工人一夜之间失业，给玩具业带来一场不小的震荡。龙昌公司的高层开始提前进行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之路，他们每年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术研发，确保每年推出250款新产品，并从单一的玩具生产进入机器人应用产业，开展教育、娱乐、家用、安防、工业机器人等五类应用机器人的研发。
鞋业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工厂生产吃紧
丁是晋江陈埭江头的一家鞋厂老板，尽管在去年年底他有意扣发工人半个月工资，以期春节后工人不得不返工，然而时至2月底，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人没返工，而且回来的多半不是熟练工。对于这种情况，丁一脸不解：“这些人怎么连工钱都不要？”
像丁这样用扣发部分工资的办法，以期留住工人的厂家，在泉州可谓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还采取了扣押工人身份证的办法，但结果都一样，春节过后，一些工厂的熟练工人，一下都“不翼而飞”了。
据丁介绍，陈埭的大小厂家起码有5000家，但大部分工厂的规模都不大，多数是不足两百个工人的小厂，而今年缺工最为严重的又恰恰是这类工厂。
李老板面临的情况和丁老板一样，他的厂规模还很小，正常开工的话，需要100名左右的工人，但到2月底，他的厂到位的工人还不足1/3。“如果工人能正月初八就全部到岗上班的话，我起码多接30万元的生意。”另外，春节后到位的工人有2/3以上属于生手，这造成生产流水线不畅，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生产质量。这样他的损失就很难计算了。
记者在陈埭庵上、溪边、江头、函口、函埭、湖中走访时，看到许多鞋厂、纸箱厂、高频厂等工厂的生产车间里的工人，寥寥可数。
缺工造成极大的损失，为尽快解决企业员工不足问题，各企业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许多厂家在自家厂门口和一些人流量较大的街道上摆摊设点、挂横幅，参加各大招聘会。有的甚至不惜跑到厦门人才市场，以厦门的公司的名义招人，招到人后再以外派到泉州的方式让工人上岗。有的企业打出了“走进XX是你的最佳选择”、“管理人性化”、“公司全天候有热水”、“公司设有夫妻房”、“工资绝对按时发放”等广告牌中。据悉，为了留住熟练工人，陈埭溪边的规模较大的鞋厂的新工业园里，就特地设了夫妻楼。”
陈埭湖中的郭老板告诉记者，为了招到工人，他打出了招工绝招：只要能帮他介绍一个工人，就给100元。用这个办法，目前他已招到56个工人。他说，这种办法是不得已的下策，虽然各种花费加起来已超过1万元，但为如期完成一个20万元的定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劳工之痛
尽管招工企业的承诺极为诱人，但打工者依然不为之心动。黄大明从一家服装公司招聘摊点摇着头离去。这位30岁的安徽小伙子，在石狮的5家服装厂做了8年多，算是老师傅了，但他每月的薪水从未超过2000元，而且每天必须工作14个小时以上。他说，像他这样的资历和技术，如果到江苏或者广东去，起码可领到3500元以上。他听在江苏、广东打工的老乡说，那边的工作环境好，一天正常工作8小时，8小时之外就按加班费计算，吃住也是厂里包干，用不着为三餐的卫生、口味担忧，住宿环境也不错，大热天有风扇，宿舍每天有人打扫，然而这一切，在泉州，至少在他过去曾工作过的5家工厂来看，从没有一家达到过。另外老板每个月工钱也不是一次付清，工人只能支取一部分生活费，剩余的得年底才能领到，老板还美其名曰为替工人存钱，其实“那是为老板自己作资金周转用”。在他黄大明的眼里，好的工厂，应该是工资月底结清的，正常工作时间在8个小时到10小时之间的，加班工资应该是正常工作的两倍以上的，而饮食起居不应该再为卫生与拥挤担忧的。
经历过数次招工上当的教训后，他对招工广告中的种种承诺不轻易相信。他还要看看再说。
龙岩的邓小姐则拿着行囊准备离开泉州市。“算了，太抠了，工资太低了，一天做足15个小时也只能领到1200元左右。”已在鞋厂做了两年多的她，春节后本想回到惠安百崎原来的工厂领取去年12月份的工资后，然后到晋江去找工作，可是一连半个多月过去了，她不仅没有领到她该得的那份工资，而且还花完了带来的1000多元不说，工又没找到理想的。她听同村人说，在温州的同样工作，可以多赚七八百元。反正自己在鞋业可算一个熟练工，不怕找不到工作。
与黄大明和邓小姐相比，记者在陈埭劳动工作站见到的一位投诉老板侵害自己权益的女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江西乐平县来的女工第一次出门打工跟着老乡来到晋江，在陈埭镇一家小饭馆找了个洗碗的差事，与老板讲好月工资400元，但老板扣了她的身份证。在饭馆她从早洗到晚，劳动强度大，因为身体生病、发烧，想辞工不干，宁愿不拿这两天的工资，但老板扣着身份证不放，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到公安、劳动等多个部门投诉，却始终没有结果。
近年来，泉州市因小部分企业主恶意拖欠工人工资、工人权益受损害而引起的劳资纠纷屡有发生。泉州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报告统计，1998年至2001年，劳动部门接受群众举报案件数年均增长67％；2001年追发拖欠工资3895万元，占全省50.8％，涉及劳工3.2万人，占全省37.9％。
陈埭劳动工作站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类似这位女工的投诉，工作站前年以来，每年起码1000多起。投诉的内容大体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偏低、拖欠工资严重、不签劳动合同、扣押劳工身份证、工作生活环境恶劣等方面。工人每天工作长达十四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二天是普遍现象。比如有的企业10平方左右房间，竟然住了18个工人。这位负责人说，被投诉的多数是些小作坊，小工厂，企业主缺乏法制意识，为获取利润最大化，不惜以牺牲劳工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把外来工当作赚钱工具。他不无痛心地说：“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酒呀，部分小企业的不负责行为，损坏了整个泉州企业的用工信誉。”
除了工人受到不法小企业主的恶意盘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外，一些小作坊、小工厂卫生条件恶劣、通风设备缺乏，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健康，工作环境实在让人担忧，这也导致了许多工人对泉州市的工厂望而却步。泉州是制鞋企业集中的地区，鞋业工人生产操作中最易受到正己烷和苯的危害，这两种具有高度危害的生产性毒物正成为工人的“健康杀手”。据国家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在网站上的数据表明，与2001年相比，2002年全国慢性职业中毒病例有所增加，报告的苯和正己烷中毒病例增加明显，其中正己烷中毒例数是2001年的3.7倍，且集中发生于福建和广东，占全国正己烷中毒例数的94.6%。自2001年7月福建省发现首批正己烷中毒患者以来，正己烷中毒患者人数呈急剧上升之势，虽然《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等福建强势媒体都予以了关注，但“媒体的报道，只警觉了工人，有的人由此对制鞋行业望而却步，而对于企业本身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倾注得最多的是中毒者无助与惨痛，企业的工作环境应该如何规范却少有人问津。”泉州市劳动局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如是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福建省涉及有毒有害物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企业多达2.3万多家，从业人员逾210万人。“ 这一统计数字的公布，与今年春节后泉州出现工荒有很大关系。”这位泉州市劳动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泉州一再遭遇缺工问题，这引起了泉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泉州市中小企业用工难有何解决的办法？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蔡金宝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作为长期分管工人维权工作的工会负责人之一，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改善泉州的务工环境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企业主应该改变用人观念，认识到尊重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是一种义务和一种法律责任。二、企业应该有“人才强企”的认识，而各级政府应该督促企业按不低于职工工资的1.5％的要求提取教育资金，以提高职工的素质，和使企业技术不断创新。三、用正规合同规范企业与职工的行为，建立平等用工机制。四、企业应敢于向社会做出“按月足额发放工资”的承诺，以实际行动改善用工环境，重新树立诚信企业的新形象。五、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要按照国际惯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实实在在地解决企业与职工都关心的问题，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六、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主动引导帮助劳资双方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督促企业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苏渊明局长提出，对于政府来说，则须创造一个更好的用工环境，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人的权益。一句话，要给外来工“泉州市民待遇”。泉州市去年出台的《泉州市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暂行规定》里已有体现：在该《规定》里，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具有初中文化以上学历，有固定居住条件，合法职业和经济来源，与企业订2年以上合同等条件的外来工就可以申请泉州常住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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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目前中国的劳资争议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劳资关系紧张，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要求未被满足，也意味着企业主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受到更多的质疑，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分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平被忽略或牺牲掉了。
近年来，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家具、运动器材及日用五金等产品，都已遭遇到欧美跨国集团要求产品达到SA8000标准的要求，这一新的国际贸易标准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跨国公司订单的附加条件中。2003年，泉州某大型玩具公司因使用一童工，被国外采购商发现，认定公司社会责任执行不良，结果与几千万的出口订单失之交臂。晋江一家成立两年多的出口型鞋业公司，直到现在还要每年接受国际巨商沃尔玛采购中心对其进行的社会责任执行审查，内容包括有没有按时支付劳工工资，工资是否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
SA8000标准(Social Accoutability 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1997年8月美国CEPAA(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所制定的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它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指定了最低要求。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受SA8000标准约束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制鞋等。
SA8000主要的具体标准：
童工：企业必须按照法律控制最低年龄、少年工，学校实习，工作时间和安全工作范围。
强制雇佣：企业不得进行或支持使用强制劳工或在雇佣中使用诱饵或要求抵押金，企业必须允许雇员轮班后离开并允许雇员辞职。
健康安全：企业须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对事故伤害的防护，健康安全教育，卫生清洁维持设备和常备饮用水。
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企业尊重全体人员组成和参加所选工会并集体谈判的权利。
差别待遇：企业不得因种族、社会地位、国籍，伤残、性别、生育倾向、会员资格或政治派系等原因存在歧视。
惩罚措施：不允许物质惩罚、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制和言词辱骂。
工作时间：企业必须遵守相应法规，雇员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加班必须是自愿的，雇员一周至少有一天的假期。
鞋业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你开的是‘保时捷’还是乌龟啊，这么慢！都等你呢，动作快点儿！”嘈杂的酒吧里，宋扬不断打电话催促迟到的好友，还不忘叮嘱一句，“别忘了把你家那两瓶‘轩尼诗’带来助兴……”
放下电话，宋扬逮住一哥们拼酒。几杯酒下肚，醉意蒙眬的他跳到舞池中央赤膊狂舞起来，引得周围一片尖叫……
22岁的宋扬是人们眼中“口含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宋父是当地声名显赫的房地产商，富甲一方。宋扬虽然还是一所高校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但他一学期只在课堂上出现三四次，倒是在校外，时常可以见到他开着跑车带女友兜风的身影。
宋扬并不是个例，他接触的“小圈子”多半是和他一样醉心享乐的“富二代”。每晚十点以后，当别人已经入睡，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开始：或啸聚于城市快速干道疯狂飙车，或流连于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不醉不归。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爱马仕、杰尼亚……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世界名牌，在他们口中就像谈论萝卜白菜——没办法，谁让“宋扬们”有个能干的老爸呢！
说起老爸，宋扬一肚子怨气。自己除非不回家，一旦回家就得挨骂，什么不学无术、将来怎么接班啦，什么没志向、以后基业没法延续啦……一听就心烦。“老爸当年也不懂商业，没学过企业管理，不一样挣下偌大一片家业？所谓‘延续’，不就是‘金库’的钥匙换个人保管吗！”
像宋扬这样的“富二代”具备最优越的物质条件、教育条件和创业条件。与之相悖的是，由于从小深受父辈“子承父业”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富二代”一心等着接班，内心根本没有主动创富的激情。不仅如此，他们中还有很多人甚至成为家族中的“害群之马”、企业的“包袱”、制造负面新闻的“负二代”。
有数据表明，未来5至10年，我国家族企业第一波交接班高峰悄然来临，第一代民企创始人将逐步退居幕后。按照中国“子承父业”的家族传统，绝大部分民企将被传递到“富二代”手中。可是，像宋扬这样娇生惯养、沉湎声色娱乐中的“富二代”们有能力担起这副千斤重担吗？
除了个人能力的良莠不齐，“富二代”的个人兴趣、主观意愿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民企的接班进程——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在我国，愿意接班的企业主子女不到五分之一。
从“富二代”对号入座成为“少掌门”，表面上看仅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却变数重重。这中间到底隔了多远的路程？面对这道难解的课题，“富二代”们也不得不仰天长叹——奈何生在富贵家！华丽丽的“少掌门”宝座，不光是一个耀眼的诱惑，更是一堆难以排解的烦恼。
强扭的瓜不甜
创造、继承、毁灭，德国人将此视为家族企业的“魔鬼定律”。“富二代”处在接力的“第二棒”，不仅要有能力“继往”，还要有魄力“开来”。否则，基业将有可能在其手中被断送，甚至“毁灭”。
有四种“富二代”并不适合接班，即：无品行，无兴趣，无能力，无准备。
以上四项，宋扬之类的“纨绔子弟”几乎占尽。他们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很多人未能完成学业。可以说，此类“富二代”最令父辈焦虑。“创一代”若一时失智，错付基业，最终只能落个颓败的结局。
对“纨绔子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提议设立“败家子基金”，用以养活那些没有大出息的后代。不失为无奈之下的高招。
“败家子”固然令人烦恼，但一些“有出息”的“富二代”也让父辈十分头疼——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但是他们却“心有所属”。
梁歌的父母从小就希望能培养出她的商业“细胞”以承家业，但梁歌对此不感兴趣，只对医学情有独钟。高考时，梁歌瞒着父母报考了医科大学。教授一再称赞她“是块搞医的好料子”。但是，无人知晓她内心深处的矛盾——一方面，她对年过五十仍在支撑家业的父母非常疼惜，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心爱的医学。在家族命运和个人志向的抉择中，她无时无刻不在挣扎……
在我国，民营企业大多以传统产业起家，这对于个性独立、追求时尚的“富二代”来说，恰恰是弱项。许多“富二代”热衷于“虚拟经济”，对网络、电子商务等投资方式感兴趣，对创办实业却兴趣不足。还有一部分“富二代”更“离谱”，如梁歌那样，直接跨界到与商业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追求自己的快意人生。
强扭的瓜不甜。企业的发展需要领导者具有极大的内在驱动力，若二代“少主”对此缺乏兴趣却勉为其难，这无论对接班人还是整个企业来说，都是不小的伤害。
有一种则是“无能少东家”型。主观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想建功立业，但是个人能力的“不匹配”，注定让他们无法启动“家族企业”这个巨型引擎。对于能力欠缺的“富二代”，“创一代”不应过分乐观，以为“锻炼锻炼即可”。力帆的尹明善就很清醒，当他看出儿子尹喜力经营工厂心有余力不足时，另外聘用厂长辅佐他，后来又发挥其所长，派他去经营足球。最不清醒的是王安，非得让平庸的儿子接班王安电脑，结果骨干流失殆尽，一代巨擘以破产收场，令人扼腕。
还有一种“匆忙上马”型接班，更要不得。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接班人能力培养、建立接班辅佐团队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规划部署乃至落实达成，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其败局早已写定。毕竟，从“富二代”到“CEO”不能速成。
可攻可守的“创二代”
在“富二代”群体中，除了不堪的“负二代”，还有一部分“异数”，他们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陈出新，或另辟蹊径自主创业，成功晋身为“创二代”。
在《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所提到的受访者中，有46.4%的人选择了创业。广东省的二代企业主中，由父母出资创业的占13.4%，其中不少人都闯出新路。
27岁的富强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到父亲的公司学习经营和管理。富强的父亲经营服装生意，靠生产制服起家。富强认为，电子商务和潮流时尚服饰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大方向，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
三年后，富强从家族企业中抽身，“另立山头”，在淘宝网上开了家服装店，专门出售自己设计的潮流服饰。由于之前已在企业中历练多年，富强深谙公司架构、运营和管理之道，他注册了商标，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从几千元起家，到年销售额数千万直至上亿，富强用事实和能力强悍地证明了自己。
在这一点上，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可谓众所周知的典范。他不依靠家族产业，在通讯传媒等新领域攻城掠地，一手打造出“盈科”系企业，被称为“小超人”。
琼瑶说：“人有两种，一种随波逐流，平平稳稳地活下去就足够了……另一种是命运的挑战者，永远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成了与众不同的人。”
可以说，“创二代”就是“富二代”群体中的特异族群、“命运的挑战者”。他们充满智慧和勇气，厌恶公众强加在身上的“富二代”标签，更不甘心平庸地依附在父辈身边无所作为。“创二代”们进可攻退可守，即使不入主东宫，他们本身也不难开创属于自己的、也许比父辈所创更强大的家族企业。
夹缝中的艰难行走
当“创二代”在自己的领域中如鱼得水时，那些已登上“少掌门”宝座的“富二代”们，正如履薄冰，面临挑战。接掌企业对他们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在火花四溅的新旧碰撞中，“少掌门”们生活在希望、挫败与成长的悲喜之中。
余强是温州鞋业老板余景成的儿子。留学回国后，到家族下属的一间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一进公司，余强就对员工懒散的工作状态非常不满。他跟父亲商量后，开始在人事管理上“变法”。
可他发现，新制度虽好，却无法推行。阻力主要来自元老们。他们虽然当面毕恭毕敬地称余强为“余总”，可是背地里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他们私下议论：“就这小老板懂什么呀，一来就指手画脚，搞新花样。他以为照搬书本就能当家？幼稚！”“小孩子嘛，不用和他认真。我们只听大老板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没烧着，余强打算在人事任免上来个“杀一儆百”。余景成怕儿子伤及重臣，提前跟他“约法三章”：“企业制度上，你可以随便改，但是不准动以前和我一起创业的‘老人’。他们对企业有贡献，动了他们会人心不稳。”
可是看着儿子的第二把火眼瞅着还是要波及一些人，余景成左思右想不放心，干脆将一些面临“危险”的老员工“转移”到别的岗位。余景成说：“要动也要我来动，还轮不到你！”
“变法”中途夭折，余强很不甘心。他把失败归结于父亲“心太软”。但余景成对儿子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年轻人，不要太理想化！员工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要他们像咱们当老板的那样去努力工作，根本办不到！”
父子俩在用人问题上各执己见。最后，老头子撂下一句话：“等你接班了，想换谁由你决定。目前有我在，你还过不了我这一关！”
自此，父子间出现了微妙的“角力”。两年过去了，余强总觉得自己一身抱负不得施展，空余恨。
余强的苦闷在很多“少掌门”中得到共鸣。调查显示，在接班后的富二代中，有39%的受访者认为与父辈的经营管理理念有冲突，改革受阻，有21%的受访者感觉受到企业元老的挑战。
“富二代”接班后，第一顺位要解决的并不是企业存在的问题，而是父子间的代际分歧问题。无论父子两辈人在观念、眼界、知识上存在多少差异，努力在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才是较为明智的做法。
鞋业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 银行 信贷
以民间借贷为标志的民间金融一直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话题，也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随着宏观紧缩政策的实施，民间金融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活跃力量，据调查测算，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非正规信贷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另据报道，目前浙江全省民间资本已远超万亿，其中温州就有6,000亿之巨。无论承认与否，民间金融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重要。那么，在政策决策上是取缔民间金融使其进一步转入更隐蔽的地下，还是通过设立民间金融机构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是一个目前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现实分析：民间金融的利与弊
要确定是应该取缔民间金融，还是招安民间金融，首先要分析民间金融的利与弊。客观上，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利之一：民间金融为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
民间金融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一般不会成为融资的对象，有时大企业还成为资金融出的来源。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业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资金支持作用。《人民日报》曾有报道认为，民间融资呈现出四个新特点：一是融资活动半公开化。二是融资行为渐趋理性。民间融资违约现象很少。江西民间融资的偿债率在95％以上。三是生产性融资比重高。宁波民间融资约85％用于生产经营，温州约为93.3％，福建省约为98.2％。缺乏民间金融的资金支持，我国的草根企业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局面。而以民间金融的方式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现象，在重庆已经相当普遍。重庆市企调队的一次调查发现，重庆市有近七成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该市中小企业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强，而对贷款的需求又十分强烈，所以，他们在得不到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贷款支持下，只好转而寻求民间借贷。据悉，在重庆，一年内发生在中小企业间的民间借贷资金总额已经超过30亿元。根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经济的形成大部分依赖当地的民间金融，在这波宏观调控政策下，当地共计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20％的中小企业倒闭或者停产与其资金紧张关系密切。根据温州中支2004年做过的一次测算，当地的民间资金容量达到了3,000多亿元。而经过数年累积，民间资金容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据。
利之二：民间金融活跃了金融市场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其生产和经营规模总量已经大大超过国有大型企业。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并不能够通过完全依赖金融机构等正规金融途径，也难以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企业之间的拆借、股权或债权私募，通过小额信贷公司、典当与寄售行、高利贷组织、地下钱庄、私人票据中介、垫款公司等非正式金融途径融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和补充，其非正规融资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金融的融资行为活跃了金融市场，完善了部分金融市场功能，才保证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对民间融资的作用，有专业政策研究人士说：“是民间资金弥补了宏观调控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使一些濒临绝境的企业活了下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目前从借贷关系看，个人仍是民间借贷主体，但企业参与程度明显提高，个人供给企业金额占比43.4％，同比提高12.4个百分点，企业借给企业金额占比5.8％，同比提高12.4个百分点。借贷资金用途以生产经营为主。6月份，用于生产经营的金额为88.5％，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利之三：民间金融填补了银行机构的空缺
过去几十年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存在一个致命的死角――无论是资本市场改革，还是银行体系改革，大多是为国有大型企业的融资服务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表现为所有的银行都越做越大，所有的银行都向发达地区和在城市集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广大县域以下成为金融服务的盲区，民营金融的发展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据报道，2008年5月，中国经营报对山西平遥、介休、太原等地多家民营煤炭、焦化和铸铁企业的调查发现，他们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的比重平均为85％。与之相对应的，是重庆市经委去年底作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说，在个体私营经济集中区域，民间借贷相当活跃，如近郊区县一镇，70％以上有短期借贷行为，借贷额大都在10万―100万元间。农户、个体工商户和私企老板是民间借贷的主力军。所以民间金融已经成为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
利之四：民间借贷手续简便灵活的特点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私企愿意承担更多的支出谋求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方式的灵活与实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股票质押方式这一被银行或信用社拒之门外的方式，在民间借贷中却能以实物作为担保。只要借贷双方认可，厂房、设备、花果树苗、存货等都可作为担保物。民间金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快，能应急。这些特点正好能够适应民间借贷需求急、抵押、担保不足的特点。
但是，民间金融由于其非正规性、体制外的特点和监管难、法律难以保障的特性，其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弊端之一：搅乱了正常的利率市场和利率管理
一般来讲，民间融资的利率要远高于正规贷款利率，其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与需求状况，在宏观紧缩时期，民间融资利率大幅上升。据报道，中国经营报2008年5月对山西平遥、介休、太原等地对多家民营煤炭、焦化和铸铁企业的调查发现，他们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的成本普遍较高，如债权私募的年利率为15％，典当融资的月利率为5％，小额贷款公司的抵押贷款年利率为21％。进入2008年后，随着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施，浙江、福建等地民间借贷的月利率也高达5％。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至今年6月份，民间借贷6月份平均加权月利率达到了12.25‰，比去年同期增加3.23个千分点，比历史高位记录高出了0.138个千分点。这种高利率对金融市场的利率是一个强大的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利率市场秩序，扭曲了资金的价格，歪曲了资金的供求关系。
弊端之二、打击了实业经济的发展
民间融资的资金，由于不能吸收公众资金，除了自己多余的资金外，在利率高到一定程度以后，部分企业家宁肯卖掉自己多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企业，而将资金进行民间借贷，以赚取高额的收益，从而打击了实业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的进一步空心化。据报道，浙江义乌的一些企业老板准备把工厂卖了，成立民间借贷公司。有记者报道，温州一些中小企业主信奉“现金为王”，有的将主业停工，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准备短线投机。这在温州托运行业出现了苗头，一些企业主利用行业优势将资金投入放贷，担起了资金掮客角色。从而加剧了宏观调控下中小企业倒闭程度。据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流动性资本超过3,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递增。通过对当地26个工业强镇23,47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温州市经贸委发现有1，486家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占抽样总数的6.3％――其中少数工业强镇的停工或半停工企业已占到当地企业总数的10％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则估计，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以鞋业为例，温州鞋企已由2003年的5,000家缩减到今年的2,600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减缓或破产增加将严重破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弊端之三：加大了企业成本，弱化了企业发展能力
由于借贷利率过高，企业的资金成本加大，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加大。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目前全行业2／3的企业实际利润率只有0.62％。除了外贸市场不景气、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外，资金成本的上升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不到1％的利润率下，企业怎样才能持续扩大再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在温州，据报道，当地倒闭的6家企业中，民间借贷金额就高达4亿多元，其中民间借贷利率高的可能超过月息三分。
弊端之四：企业违约风险将成为社会风险
虽然民间融资整体信誉较高，但在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在部分实力弱、产品竞争力差的企业中显现，企业的违约风险也在加大。据台州调查，47家被调查企业中有39家存在资金缺口，其中资金缺口在10％-20％之间的有19家，在20％以上的有5家。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该省中小企业数量达113万多家，占浙江全部工业企业的99.6％，其中大部分企业资金渠道来源单一，融资需求十分迫切。而如此靠民间融资支撑的资金需求，一旦民间资金缺乏足够的增长支撑，或企业发生经营和周转困难而违约，由于企业间的互保、联保制度，一家企业债务黑洞太大，为其借款担保、联保的企业也将无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将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弊端之五：民间金融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利率和信贷调控实现控制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毫无疑问，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正规金融信贷投放，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控制，反而强化了对民间金融的需求，而地下金融、民间金融和其他非正式金融组织又不受监管和调控，从而抵消了宏观调控的效应。有专家测算，自2003年9月21日首次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以来，法定准备金政策使用频率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达到17.5％；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央行票据持有规模从2005年年底的2.03万亿元扩大到2008年4月底的4.30万亿元；从2004年10月29日开始本轮加息以来，先后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目前，由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些政策的实施，控制基础货币总规模应该在10万亿元左右。而到2008年6月，全国非正规信贷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完全被民间金融所冲击，从而形成了限制体制内金融发展而放纵了体制外金融发展的怪圈。
弊端之六：民间金融将导致众多的法律问题
因民间借贷无需冗杂的手续，实行起来比较方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不合法和盲目性，操作不规范，法律意识差，其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在经营不景气时，民间金融的法律纠纷特别突出。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义乌，高利贷的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形式变相挂牌开办的高利贷机构，另一种是个人通过小圈子私下借贷。这也导致借款纠纷案件激增。金华律师曹红光告诉记者，现在的案件一半以上涉及民间借贷纠纷今年5月，针对大标的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多的情况，义乌市法院召开庭长例会专题研究了民间借贷案件存在的问题。截至4月30日，该院共受理300万至1，000万元大标的民商事案件80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58件。同样，民间金融还可能导致地下钱庄等案件的发生。如中盛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涉嫌盗卖代客存储的棕榈油事发的核心就在于以中盛粮油为平台的非法融资、放贷。其法人代表王伟依托信用证业务的进出口贸易提供巨额融资通道，经营“地下钱庄”收取高额利息。最终导致资金链条断裂。有的为了扩大资金来源进行非法社会集资。
二、招安：民间金融的是与非
当我们以取缔的方式打击民间金融时，民间金融并没有消灭，而是得到了较大发展；当我们漠视民间金融的存在，令其自生自灭时，民间金融却直接冲击着我国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的稳定。所以，招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事实上，2005年以来，我们的监管当局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了招安的方式，但由于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和体系的高度进行招安设计，所以招安的效果并不理想。
招安之一：监管部门已经认可了对民间金融的招安方式
监管部门对民间金融的招安始于2005年。最早向外界正式发出“认可”信号的，是在2005年4月16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与世界银行组织的微小企业融资国际研讨会上进行了总结发言。吴晓灵认为，比较各种信用担保，能为微小企业和小额贷款需求者提供最好服务的还是“草根金融”，就是社区金融。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可以依靠社区的人际关系对借款人有个了解。因为微小企业和农户没有标准的财务报表，没有标准的信息披露。吴晓灵在发言中指出。“为了让民间借贷有正常的途径，不要让他们扰乱金融秩序，我们应该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如果我们允许民间放债，最好也立一个《放债人条例》，根据这个办法来规范民间金融。”这被看作是监管部门对民间金融的第一次认可并将采取招安的方式，而不
是此前一律严打。
招安之二：小额信贷机构试水民间金融
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试图收编沿海一带的民间小额贷款业务，将民间借贷市场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据悉，浙江省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考虑到杭州、温州、嘉兴、台州等地的特殊性，上述地市各增加5家试点名额。据本地媒体报道，浙江各地的担保公司们都跃跃欲试，试图成为第一批被收编的地下金融机构。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这是目前民间资本走上正途唯一的合法路径，呼吁了多年，得来非常不容易。”尽管温州11个名额之外还有5个特批入场券，竞争仍非常激烈。许多企业咨询和积极申请，据报道申报企业不少于1,000家。特别是温州的担保公司，更是申办的主力，尽管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下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但为温州270家担保公司提供了发展和转正的机遇。据《华夏时报》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过30亿。
招安之三：村镇银行补充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残缺
村镇银行是银监会“开放农村金融市场、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框架下建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自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挂牌以来，到2007年12月，已经正式建立近20家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的银行机构从县及以下撤走网点后留下的空白，同时也吸收了民间资本和民间资金，有利于弱化和减少民间资本的增长和发展。
招安之四：进一步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机构
无论是小额贷款公司还是村镇银行，在招安和引导民间金融方式虽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面对强大的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需求规模，仍然难以抗衡。我们必须从制度、体系、战略的高度设计和制定我国的多层次银行体系，从而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多渠道和可能的金融服务。
一是堵疏并重。一方面建立多层次和完善功能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打击不合法民间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对高利贷、高息贷款和非法集资要坚决打击，以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
二是充分发挥和积极引导大的银行机构关注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以一定的信贷比例支持其发展，无论是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和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