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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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我省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本文通过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山东省纺织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基于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 用工短缺；纺织业；转型升级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EYD045）。
作者简介：张洪营（198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讲师、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0 引言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方向。山东省是我国纺织大省，也是中国纺织服装重点生产基地，纺织“上青天”就包括我省的青岛。然而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国际贸易摩擦、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及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省纺织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针对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其深入研究将对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出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出基于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的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
1 用工短缺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但随之明显暴露出用工短缺的问题，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扩大规模带来很大影响。用工短缺主要指“民工荒”，正式提出“民工荒”这一概念是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媒体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一时间“民工荒”成为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问题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入。陈民强(2005)指出民工荒的根源就是权利荒，并从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不平等、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限制以及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三个方面加以说明。李宝元、王泽强(2009)认为“民工荒”主要不是一种总量上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凸显，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渐进扩散性、素质结构矛盾以及年龄性别差异性。贾先文、黄正泉(2010)就认为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是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简新华(2010)认为民工荒是与劳动力供求和价格有关的因素，因而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王呈斌、毛晓燕(2010)通过市场问卷调查分析了“民工荒”的现状、特征，认为劳动力流动相对收益减少是其根本原因。综合国内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可以现阶段用工短缺现象的存在的必然性。
2 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
2．1 积极影响
用工短缺在短期内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企业转型，彻底转变盈利和发展方式，并通过行业洗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茅于拭(2011)指出，那种认为工资上涨会使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势头的观点是短视的，从长远目标来看，“民工荒”带来的工资上涨正在帮助产业升级这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实现。同时他认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进行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
2.2 消极影响
用工短缺不但减少了企业可以雇佣到的劳动力，也降低了可雇得的农民工的素质，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过程的持续协调开展，降低了企业利润的提高和生产积极性。
用工短缺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我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西部甚至国外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伴随产业转移将会使得我省在纺织业的投资不断减少，最终出现行业性或地区性产业空白现象，影响我省纺织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宏观方向。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的体现在两端的研发和品牌，而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理论为我省纺织业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
为了使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本文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如图1。Humphrey和Schmitz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升级的理论路径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方式。
3.1 变革企业理念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短缺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开始解冻，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企业丧失竞争力，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变革，变革理念先行。
企业改变过去低成本、低利润的传统观念， 转移到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价值观念中来，引导企业在体制机制、管理制度、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不断增加企业的品牌内涵价值和内涵，为企业的业务优化和战略转型做好准备。
3．2 实施业务优化
纺织企业实施业务优化战略，实施品牌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发展“四大”战略，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纺织企业加快推广节能环保工艺技术，发展新型纤维、差别化纤维、功能性纤维、多组分纤维面料的染整以及特殊功能整理；同时加强复合技术、功能性整理技术、整体成型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企业的创新内涵。
3．3 加快战略转型
在企业理念变革和业务优化的基础上，加快纺织企业的战略转型，提高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青岛大学国家级新纤维材料技术中心，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提升纺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品牌建设战略。加快品牌创新，由品牌加工向自主品牌转变，提升和扩大大众时尚品牌产品制造，借助国际品牌构筑我省服装的顶级品牌和一线品牌。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市场优化建设。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网络经销商合作，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合资、合作、自营等方式，建立和进入主流销售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建立完善的市场网络，增加市场份额。
3．4 优化企业管理
在业务优化的基础上，优化企业管理。积极引入和采用国际先进管理模式，推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全行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大自主品牌培植力度，加强产品设计及系列产品的配套开发，坚持走新型制造、精品制造、高端制造道路，把山东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服装制造基地。加强新型管理人才培养，不断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开通管理者的视野，为纺织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3．5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经过优化企业管理和实施战略转型，依托我省纺织业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装备优势、文化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加快发展纺织服装、印染、新型纤维和产业用纺织品业，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山东省纺织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基于Rajagopalan & 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我省纺织业通过变革企业理念、实施业务优化、加快战略转型、优化企业管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保障我省纺织业在用工短缺背景下顺利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民强.“民工荒”的根源是“权利荒”:兼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4):13-17.
［2］贾先文,黄正泉.“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J].统计与决策,20010(15):76.
［3］李宝元,王泽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契机:关于近年来“民工(技工)荒”现象的劳动经济学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3):64-68.
［4］简新华.“劳工荒”的原因、利弊分析与合理应对[J].中国经济问题,2010(3):9-13.
［5］王呈斌,毛晓燕.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用工荒”现象探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4):74-79.
［6］茅于轼.工人加薪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J].传承,2011(1):43.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二、以发展的眼光理性看待中国纺织业的环境发展现状
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个概念，纺织产品上有害物质的残留符合生态安全的要求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完全没有使用有害的染化料助剂；二是在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有害的染化料助剂，但在后续的湿处理过程中游离或残留的有害物质被洗掉并随废水排放了。因而，纺织产品是否符合生态安全要求与纺织业是否存在废水污染环境的问题并无直接关联。那么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印染行业的环境污染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举一个例子，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曾两次以“时尚之毒”命名的调查报告。其报告之一《时尚之毒 ——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称，2010年6月和2011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分别对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宁波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最终，绿色和平组织确认被调查的两家企业在生产中使用和排放了有毒有害物质，并造成环境水系的污染。同时，根据调查，绿色和平组织认定14家国际知名品牌与被调查的这两家企业有着供应关系。由于这些品牌公司应该并且有能力与供应商一起淘汰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因而这些品牌对供应链中发生的有害物质排放和环境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报告之二 —— 《时尚之毒 2：毒隐于衣 —— 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则再次将全球15个知名服装品牌推到了全球公众的面前。据称，绿色和平组织在2011年4 — 5月间，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全球知名品牌的78个样品，除了 3 个样品未标明产地外，其他产品的产地涉及13个国家，而产品本身则涉及由天然或合成纤维制作的男装、女装和童装，款式包括衬衫、夹克、裤子、内衣和帆布鞋。此次抽检的78个样品检测目标直指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据该报告称，在被检测的78个样品中有2/3（52个）的样品中含有NPEO（高于1 mg/kg的检出限），其中除了 1 个品牌之外，有14个品牌的产品被检测出含NPEO；在18个国家购买的样品中有17个国家购买的样品检测呈阳性；在13个原产地中有12个产地国生产的样品检测出NPEO。据此，绿色和平组织认定，在被抽检的15个知名品牌中有14个品牌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NPEO。而且，由于NPEO很容易被从纺织品上冲洗掉，因而上述检出的含量水平并不能代表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含量水平。同理，即使在上述检测中未被检出NPEO的样品，也不能证明其在生产过程中未曾使用过NPEO。
这两份报告的高调推出，对相关品牌、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毒水”、“毒衣”，乃至使用“时尚之毒”这样出挑的字眼，对吸引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眼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在吸引公众关注环境问题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取得了成功。
但是，吸引社会的关注是一回事，而让公众清晰地了解事情的原委却是另一回事。暂且不论这几次由绿色和平组织自己组织实施的调查在程序设计中是否科学合理、采样过程是否公开公正有监督、分析检测是否是在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等程序性问题，单从公布的检测结果来看，就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排放废水的检测，有的给出了具体的被检出化学物质的名称和含量，有的则只给出了检出的物质但无含量数据。从专业角度看，如果一种检测手段或方法能检出某种物质，且被检出物质的含量在检出限以上，则应报告具体的检出结果数据。如果在定性检测时怀疑有某种物质存在，但在定量时其含量又低于检出限，无法给出确切的数据，应认定为未检出。根据未有具体检测结果数据的检测报告来推断一定含有某种物质，无论是从程序、规范还是依据上来看，都存在严重的瑕疵。当然，也有可能是检出的量太低，甚至远远低于法规规定允许的标准，因而也不愿公布结果，反正是你用了，你排放了，你就应该承担责任，禁用和限用的界线被混淆。由此，又可以引出更进一步的问题，而这也是目前更多的人在冷静之后所关注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所公布的这些所谓的有毒有害物质，世界各国究竟有没有相关的法规对其使用进行规范？是绝对禁用？还是应该授权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是可以授权使用或限制使用，那究竟哪些场合可以使用？限制使用的限量又是多少？从大部分绿色和平组织给出的检测数据来看，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那这个水平与周边环境，乃至欧美等国类似环境的本底水平相比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其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有些有害物质究竟是环境背景中就大量存在的还是企业使用和排放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两份报告中大量涉及中国的企业及其生产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纺织业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方面，既无国家法规的规范，也无企业自律，虽然被指责的是作为采购商的知名品牌，但作为供应商中国的企业显然难辞其咎。
绿色和平组织在其报告中坦陈，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化学品的问题不仅局限于中国，这一问题其实是许多品牌和国家所共有的全球性问题。那么，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途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从而寻求科学和合理的解决办法？相信这才是社会公众、知名品牌、生产企业，包括绿色和平组织本身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化学品的使用已经无所不在、不可避免，在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如何准确评估其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加以合理控制，特别是对一些持久性的有害物质的控制，才是人们应有的科学态度和行为准则，切忌走极端或以模糊的概念使人无所适从。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食盐作为一种化学物质是人体所必须的，当每天的食用量控制在 6 g以内时，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如果每天的食用量大大超过这个数量，则对人体可能是致命的，而化学品的科学合理使用也是相同的道理。事实上，随着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的快速发展，从产品或环境中检出痕量物质已非难事，对检测结果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对推动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保持相关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乃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指出，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减少优先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也在努力清除此前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但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认识、政策还是具体的治理方面，发展都比较缓慢。因此，许多全球知名品牌纷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或从这些地区采购产品，从而利用发展中国家不够完善的环境法规和低成本，从中渔利，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报告中所提及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所排放废水中有害物质的量与欧美的废水排放标准和实际的环境水平相比又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近年来，中国印染行业在推广清洁生产、实施节能减排、强化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监控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实际进展如何？其实答案仍然可以从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得到，只是需要自己去寻找更多的对比性数据并加以科学比较。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指出在雅戈尔的废水中检测出了含氯酚，但却未告知其含量（0.03 ～ 0.06 μg/L）其实远远低于欧盟地表水的要求（2 μg/L，以毒性最强的五氯苯酚计）以及欧盟和加拿大的饮用水要求（分别为0.1 μg/L和33.3 μg/L）。公布这个数据要说明什么呢？
关于含氯有机溶剂，工业用的含氯有机溶剂数以百计，许多国家对直排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河流中）含氯有机溶剂的控制都是以AOX值来规范的。德国对直排废水中AOX的限量要求是100 μg/L，而雅戈尔废水中含氯有机溶剂的总量仅为6.1 μg/L，这个结果如果放在德国，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减排案例。
壬基苯酚（NP）和实际应用中作为其主要来源的NPEO在欧美早就被禁止使用，环境中NP的浓度已显著降低，而且也早已不再被列入欧盟的日常监控项目。根据欧盟指令2008/105/EC，欧盟地表水最大可接受的NP浓度为2 μg/L，而雅戈尔废水中NP的含量（14 μg/L）超过了欧盟的标准。关于NPEO的使用，根据欧盟指令2003/53/EC，如果产品或排放物中NP或NPEO的含量≥0.1%，即不得用于工业洗涤（除非循环使用或焚烧）、家用洗涤、纺织及皮革加工工艺（除非不排放污水或经严格处理）、纸浆和造纸生产、化妆产品、杀虫剂和生物杀灭剂的配方。不过，各知名品牌和国际买家在实际操作中对其限量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的，一般在100 ～ 500 mg/kg之间。事实上，在纺织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如果直接使用APEO，其最终产品上的残留量一般可达数千ppm；如果按欧盟的规定在
关于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FOS），在绿色和平组织给出的雅戈尔废水中的浓度（0.003 1 ～ 0.008 7 μg/L），不仅大大低于在德国的地表水中的实际平均浓度，而且也大大低于2005年加拿大进行的一次污水监测高达0.549 μg/L的结果，虽然加拿大已经不生产PFOS了。至于报告中提及的PFOA，不仅同样未超过德国地表水中的实际浓度，而且是否禁用，世界各国仍未达成共识。
关于苯胺类物质，绿色和平组织对雅戈尔废水的检测报告中对检出的苯胺类物质给出了两个定量结果，一是苯胺和各种氯苯胺的总量在0.1 ～ 2.1 μg/L之间，但未给出具体的各种氯苯胺的异构体名称，所以无从判断其中是否有高毒性的含氯苯胺存在。事实上，这样的含量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国家对饮用水的限量要求，而根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饮用水中苯胺的含量在 6 μg/L时（日常生活摄入量），引起癌症的风险为1/106，而雅戈尔工厂所排放的废水显然不会直接作为饮用水的。此外，报告中还单独列出了明确对动物有致癌性的邻甲氧基苯胺的浓度为0.07 ～ 0.08 μg/L，这个量显然也大大低于饮用水的标准。
关于重金属，数据表明，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中检出的铬（Cr：42 μg/L）、铜（Cu：24 μg/L）和镍（Ni：37 μg/L）均低于德国法令规定的经处理后的废水排放标准（Cr：50 μg/L、Cu：100 μg/L和Ni：50 μg/L）。
至于其他一些物质，绿色和平组织虽然提到了在废水的检测中有检出，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数据，笔者无从分析。一般的推测是，在定性检测时有发现，但在定量测定时因低于检出限而无法给出具体结果，因而难以认定其检出的可靠性和对环境的危害。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环境治理和从源头上控制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各相关行业在自律和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方面也是成果斐然。我国印染行业也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工艺、技术、装备、无害化学品的使用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贸出口的迅速上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纺织产业的产量和规模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绝对量的增长部分抵消了节能减排对废水排放相对量减少的实际效果，但如果能科学合理地比较一下产量增长与排污情况的变化就不难发现，这些年我国印染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所作出的积极贡献。通过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提及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废水污染物的检测结果分析，表明：这两家印染行业的代表企业在减少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所排放的废水中被检测出的有害物质浓度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国际或国外的先进标准，这是中国纺织业在过去数年中减少使用和排放危险化学物质的努力取得积极进展的典型事例。
三、为时尚清污，中国纺织业任重道远
现代纺织业的生态安全与环境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之前的数十年中，工业化国家在有害物质控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对优先控制的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方面，通过从源头上控制的办法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在努力清除已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由于积累时间太长、数量太多，至今无法达到彻底的治污效果，本文前述的欧美目前地表水的有害物质含量的实际水平，乃至相关法规仍无法对某些有害物质的排放完全说“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或是出于法规和成本的压力及目标市场的变化，世界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产业转移不可避免，以纺织、皮革、制鞋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随着产业、技术、工艺的转移，原本在发达国家已经给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的误用或滥用问题，同样出现在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观念、技术、法规、资金等诸方面的相对薄弱，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障碍。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迅速改善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已成为影响民生的重大问题，而传统的末端治理模式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强化从源头上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监控已经刻不容缓。
虽然中国的印染业在节能减排和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提升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面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与资源和环境制约的矛盾和压力。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纤维加工总量已经达到4 130万t，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50%，约为52% ～ 54%，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染化料助剂的消耗量自然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在纺织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以湿态加工工艺为主、必须使用大量染化料助剂、能耗高的行业，印染行业既承担着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的重任，又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其中，产业布局与环境条件、减排目标与技术、装备与设施配套能力、企业规模与减排效率、法制建设与监管、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减排责任意识、投入与产出等仍是中国印染行业所面临的矛盾焦点，环境污染事件仍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的规范化、监管的法制化和布局的生态化。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谁应该为解决环境问题“埋单”？显然，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并形成联动机制，才是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环境问题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这里面观念、技术和资金是最大的关键。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第一要务，长远的环境问题往往被忽视。在发达国家，保持洁身自好，将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产业转移而一推了之也绝非个案。对业界而言，尽可能降低成本，保证利益最大化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对消费者来说，如果由于环境及产品的生态安全问题而造成消费者信心缺失的话，则会对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虽然从测试结果来看，被绿色和平组织点名的宁波雅戈尔和中山国泰排放的废水在整体上并未超标，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这与从源头上控制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因为绿色和平组织所关注的都是那些持久稳定的有毒有害物质，哪怕企业能确保其日常排放的废水都能达到法规允许排放的要求，但其累积效应却是巨大的。虽然各自都能满足法规的要求，但汇集起来最终必定会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承载量，人类所依赖的生存环境也会随之而荡然无存。想必，这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其意义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非常深远的。不过，仅仅将矛头指向品牌拥有者和产品的生产加工业也有失偏颇，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应该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作为供应链最上端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企业，让他们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欧盟推出REACH法规的目的所在。
中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由于资源的不平衡，中国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别。世界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21世纪的发展主题。关注民生，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国政府也是各行各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各国及各相关行业在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采取有差别的节点目标已形成广泛的共识。中国的纺织业虽然在数量上已经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但就行业的整体水平而言，仍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对落后的技术能级、迅速增长的生产要素成本、日渐突出的节能减排压力以及保持行业稳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等构成了目前中国纺织业错综复杂的局面。走出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转型升级，而其中，节能减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年，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被称为纺织业中排污大户的印染行业，在倡导清洁生产、推进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看到问题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
中国纺织业在有毒有害物质安全使用的立法、标准化和推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方面已经取得积极的进展，并卓有成效，应该予以肯定。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加强对其上游的染化料助剂行业产品的选择和监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有毒有害物质的误用甚至滥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天祥集团作为全球第三方质量安全保证服务的权威机构，近年来与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和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开展紧密合作，不仅在帮助中国的染化料助剂生产和出口企业积极申请REACH注册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在通过提供对染化料助剂的化学品生态安全认证服务，为中国的染化料助剂生产行业和印染加工行业实现上下游联动，减少和限制使用某些有毒有害物质，强化从源头控制，为最终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零使用”和“零排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然，基于理念、法规、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因素，减少和杜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方对此应该有一个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话题回到本文开头的关于几家NGO联合的题为“为时尚清污”的报告。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渠道，NGO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如何更为理性、客观、科学地看待某些事物，可能需要更为深入的作风和更为专业的视角，仅凭一些不完整的二手资料、简单地挑一些能反映自己意志的事例或数据和以一些能抓人眼球的语句拼凑出的所谓调研报告，很难给观众带来真实、客观、科学和完整的视野。而且，基于公众对行业的了解程度有限，这样的报告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误导。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缺裁判员，而缺的是更多的运动员。如果不能做运动员，至少也要学着做教练员，虽然自己未必能做，但至少还能给运动员一些指点。因此，提出问题固然是重要的，但如何找准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并最终解决问题，才是事物的关键。相信这些NGO若能本着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自己的深入调研并取得第一手资料，也许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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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可以说，日益活跃的技术因素正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多数企业目前还不能很好的适应这一趋势，对目标市场准入条件的变化不敏感，产业链实现技术整合、联合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能力很弱，出口商品中仍然存在着技术含量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少，易受国外技术壁垒限制等问题。
为此，2006年12月25日，商务部召开“出口商品技术服务工作会议”。会上了《200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成立第二批10家“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第四批10个“出口商品技术指南”；并开通了“出口商品技术服务网络信息平台”。可以说，我国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本期封面文章是对报告的一次全面介绍，并特别约请质检总局标准与法规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撰稿，期望能帮助国内出口企业洞悉和掌握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规律，提高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能力，并最终破“壁”而出，顺畅地走出国门。同时，亦期望本篇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关研究者有所裨益。
――编者
报告的产生是为了全面掌握我国各地方、各行业出口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基本情况，了解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问题和需求，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国统制[2006]14号），2005年8月，商务部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食品土蓄、轻工、机电高新、纺织、五矿化工、医疗保健6大行业22大类出口产品（按海关税则分类）的1269家企业，回收问卷1045份，回收率82.35%。据悉，商务部的这项工作将作为一项基本职能和长期工作，每年定期开展。
报告总体情况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调查表明，2005年我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由于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的金额达到691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9.07%；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217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2.8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19.29%。
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
这次调查显示，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纺织产品直接损失比较严重，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增加成本最多，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
具体来说，食品土畜产品受影响的绝对值虽然不高，但相对于其全年出口的比例却最高，其直接损失与当年出口额之比为26.7%，机会损失与当年出口额之比高达96.6%；纺织产品的直接损失比较严重，为298.7亿美元，占我国出口全部直接损失的43.2%。2005年，海关编码第16类产品（机器、机械器具、电器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增加成本最多，占全国增加成本总额的44.1%。
可以看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欧盟颁布《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禁止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以来，我国机电高新产品生产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增加了出口成本。
对我国各地区的影响
调查显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的影响涉及所有省份，其中发达地区受影响的绝对值高，中西部地区相对值高。从直接损失的绝对值看，超过50亿美元的有深圳、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均为经济发达地区；从直接损失的相对值看，、海南、吉林、广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直接损失占当地年出口额的比例较高，均超过20%。按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政策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增加成本和机会损失的绝对值均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直接损失、增加成本和机会损失占该地区当年出口额的比重最大。
国别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欧、美、日、韩仍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但对我造成影响的行业各有不同。调查反映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81.30％的企业反映受到过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其次是欧盟（57.72％）、日本（31.71％）和韩国（9.76％）。从各行业看，食品土畜行业在日本和欧盟受到影响较为严重；轻工行业、纺织行业在美国和欧盟受到影响较为严重；机电高新行业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欧盟地区；医保和五矿化工行业在美、欧、日都受到较大影响。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
调查显示，“不断提高技术标准”是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67.6%的企业认为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最主要方式是标准提高。同时，增加检验检疫项目（45.7%）、调整技术法规（45.1%）、审查手续复杂（24.7%）、合格评定程序变化（24.7%），以及人为拖延检验检疫时间（12%）等也是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不同方式。
2005年，欧美日韩等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三个最主要方式同样是“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法规变化”。其中，国内企业对日本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反映最为强烈。在出口日本的受损企业中，有90% 的企业反映受到了以标准提高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除日本外，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力度较强的地区依次为欧盟、美国和韩国。
从受损行业来看，食品土畜、机电高新行业是受“标准提高”影响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分别有76.5%和69.0%的企业反映受到了“标准提高”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医疗保健行业也有67%的行业反映在对外贸易中遭受“标准提高”这一措施，此外，食品土畜、轻工两个行业遭受“增加检验检疫项目”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也较为严重。食品土畜、轻工、机电高新三个行业内均有约半数企业反映受到了由于“法规变化”产生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而纺织业反映遭受以“审查程序复杂”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较为严重。
与原外经贸部2002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可以看出，“标准提高”始终是企业遭受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国外的技术要求一直在不断提高和调整。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46.5%认为进口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环保”，43%认为是“安全”,35.2%认为是“包装”，30.3%认为是“卫生”，21.8%是“标签”。此外，还有27.5%的企业认为存在其他内容，比如，价格、质量等。
不同行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表1统计了六大进出口行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在2005年的受损企业中，认为进出口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依次为：进口方意在保护国内产业（69%）、我国企业和进口国的法律、规则、标准、生产方式不同（60.6%）、进口对象国为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55.6%）、进口方对我国企业实施歧视性待遇（45.1%），或者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23.2%）。此外，还有3.5%的企业认为是出于其他原因，比如，知识产权、调整贸易逆差、配额问题等。
此外，不同行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的原因也有所差异。表2统计了六大进出口行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由表2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各个行业普遍认为，出口对象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首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其国内产业；
2、 食品土畜和纺织业对国外实施歧视性待遇的问题反应更为强烈；
3、 各个行业普遍反映，我国企业与贸易对象国的法律、规则、标准、生产方法不同，也是企业受损的重要原因；
4、 轻工、机电高新和食品土畜行业的出口企业认为，“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发达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借口。
综上所述，我国受损企业目前普遍认为：出口对象国保护国内产业是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目的；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公共利益是发达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借口；而不断提高标准或实施歧视性待遇则是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此外，许多企业反映，我国的检验方法常与客户所在国的检验方法不统一，检验检疫标准不一致，也很难满足企业跨越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需要。
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企业的主要影响
2005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出口企业发展的影响形式依然严峻。在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81%的企业认为会导致减少市场份额，80%的企业认为会失去贸易机会，33.1%的企业认为会是企业退出市场，29%的企业认为会损害企业信誉，还有12.7%的企业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影响，例如，增加成本和出口的费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不同行业出口企业的影响情况如表3所示。
在所有行业中，绝大部分出口企业均认为技术性贸易措施会使企业失去贸易机会和减少市场份额。这个情况与2002年相比未发生变化。此外，食品土畜和机电高新行业的出口企业依然是“退出市场的比例最大”的行业（分别达到44.1%和31%）。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与2002年相比，轻工、纺织和五矿化工行业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明显提高。此外，医疗保健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也达到了26.3%。由于一系列附加值较高的出口企业被迫退出出口国市场，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严重的机会损失。
我国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
调查发现，我国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动意识有所提高，技术改造和申请认证是主要应对措施。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已经意识到主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关键。
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有71.8%的企业选择通过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国际或对方标准来积极应对；63.4%的企业认为还要争取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和出口国认证。此外，企业还希望通过多双边磋商（38%）、WTO争端解决机制（37.1%）、参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24.6%）或出口目标市场标准制修订（24.6%），以及司法救济（14.1%）等方式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
报告指出，需要关注的是，在此次调查的受损企业中，约有21.8%的企业选择放弃出口国市场。这说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难度在不断加大。
我国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面临的主要困难
调查显示，有50.7%的企业认为当前应对的主要困难是“资金缺乏，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获得国际认证”；43.7％的企业认为“信息不灵，不知道对方规定已经改变”；41.5%的认为“渠道不畅，受到不公正待遇不知道向谁反映”；40.8%的企业认为“没有技术服务，缺乏技术解决方案”；31.7%的认为“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无法达到对方的技术要求”。
整体来看，资金问题、信息问题和技术问题是六大行业共同面临的主要困难。资金缺乏在轻工、五矿化工和医疗保健三个行业是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纺织行业主要被信息不灵所困扰，食品土畜行业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它所存在的主要困难是缺乏技术解决方案。此外，渠道不畅和技术水平差距也是各行业中比较突出的困难。尤其是在食品土畜、纺织和医疗保健行业体现得较为明显。
更好地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针对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商务部专门会同质检总局制定了《关于促进企业跨越国外技术壁垒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指出：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整体提升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技术竞争力，必须加强政策引导，更好地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在“十一五”期间，要逐步实现对主要国际市场的技术准入条件的动态监测；要向企业无偿提供重点出口商品的技术指南服务，并在每个重点商品领域培育若干自主创新的示范企业；要重点发展并掌握跨越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技术；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及时调整相关产品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要重点培育并显著提高企业主动适应国际市场不断严格的技术要求的能力，自主应用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提高出口综合效益的能力，运用自有优势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指导意见提出了几点具体措施。
1.完善出口技术服务体系，加强对国际市场技术准入条件和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的监测，积极为帮助企业跨越国外技术壁垒提供技术服务。
具体措施有：商务部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在出口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需求，针对重点出口商品，组织有关地区、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等制定并统一《出口商品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帮助企业了解并掌握目标市场的技术准入条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引导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规避国外技术壁垒可能带来的贸易风险。“十一五”期间，为企业无偿提供的《指南》服务将至少涉及年出口额50%的商品。
各地区商务主管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主管部门，各行业组织要客观、及时、有效地跟踪研究主要目标市场对本地区、本行业重点出口商品的技术准入条件（尤其是国外新制修订的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和动植物检验检疫和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及我国出口商品被国外预警、扣留、退回或销毁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监测体系，形成动态监测及定期报告制度，定期衡量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与市场需求的适应程度，调查和评价国外技术壁垒对本地区、本行业的影响，辅助决策和规划。
2.加大评议工作力度。选择国外实施的对我国影响较大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积极组织评议，为多双边工作奠定基础。
特别是组织企业参与对WTO成员通报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及食品卫生和动植物卫生措施的研究、评议工作，及时、有效地反映既符合WTO规则，又代表我国整体利益的评议意见，争取对我出口有利的目标市场环境，使国外最终出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产品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并根据国外技术要求的变化情况快速做出适当调整，以确保出口产品符合目标市场新的技术要求。各部门和企业可直接登录国家质检总局所属的TBT/SPS通报咨询中心网站了解和下载最新通报措施的情况。
3.加强多双边磋商，充分利用WTO TBT/SPS委员会以及各相关平台进行交涉，积极维护和争取我国利益。
4.加强标准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鼓励和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标准化主管部门在制定国内标准时，要大力推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合作，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并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修订，争取在国际标准制修订中充分体现我国应有利益。进一步提高国家标准制修订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企业通过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直接向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项目建议，参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重点支持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农业、环保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标准立项和制定。
认证认可主管部门要逐步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和通行做法的认证认可体系，逐步完善认证认可法规、市场监管、产品认证、检测和检查机构管理及市场监管和认证认可国际互认活动。推进实施国家信息安全、农产品、环保产品等新的自愿性认证和跨部门认证。进一步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逐步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目录，稳步推进国际互认活动。积极参与认证认可国际规则的制修订工作。
5.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各行业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指定专门机构和适量人员专门负责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工作，切实发挥企业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并加强行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联合，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整合，互通信息，形成跨行业合力，扩大国际交流的合作，收集、研究、分析并向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反映企业遭遇的技术壁垒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根据需要参与对外交涉，维护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提倡各有关行业将《指南》作为规范出口经营行为的重要自律守则之一，从源头抓起，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竞争力，树立和维护行业在国际市场的整体形象。
鼓励出口贸易公司和生产加工企业指定或设立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专门部门和适量人员，负责跟踪、研究、应对及向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报告遭遇壁垒的情况；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会同商务主管部门及时向企业传达国外最新的技术要求并指导企业有效应对。鼓励企业自愿试点，参照《指南》组织出口经营活动。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试点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并提出优先指导、服务、培育等政策支持。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对国外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及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卫生措施的研究，鼓励和支持试点企业在应对国外技术壁垒，提升技术竞争力，开展研发关键技术、技改、国际认证方面的活动。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银抑菌，自古就有
银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金属之一，人类对银的认识和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人类就开始使用银，因为贵重且外表美观，银最早被用作饰品材料，后来人们将银作为货币。时至如今，银也依然是我们最为常用的饰品材料之一。
而银的抑菌及保健作用历史其实也相当悠久，虽然古时人们并不能从科学上完全解释银的神奇效果，但事实已经证明：银确实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鲜，延长存放期，并且有净化功能。在古罗马和古希腊，人们曾使用银容器盛放食物和饮用水，并且发现用银容器盛放的水比其他容器放过的都干净；古代地中海居民以及美国早期居民都把银币放入木水桶中来减缓腐败微生物的生长；在古罗马的药典中也记载着将硝酸银钠作为药品来使用；在早期的战争中，很多国家都会用银箔或银片覆盖和保护伤员的伤口：我国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经逐渐摸索发现，采用银质容器盛放鲜奶能够较为长久的保质。
到了近现代，人们发现银在医药领域有着很大的应用，特别是它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并且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抗炎症、在抑菌浓度下对人体无害等优点。
人们看到了这种美丽的贵金属不为人知的一面――原来，它是带着光鲜艳丽面罩的“正义操刀手”。于是，人们开始进一步利用银，让它为自己服务。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新加入耳环一族的美女，当耳洞刚打穿不久，可能出现红肿、过敏、发炎等现象，聪明的姑娘们会选用纯银的耳饰，其实就是在不自觉地利用银的消毒灭菌功能。
大量的实验证实，银具有广谱、高效及持续抗菌性。在不同环境和不同菌种身上的实验和应用让所有的科学家为之一振，原来银还可以更美的!
“通杀”多种细菌
针对不同的细菌或病原微生物，我们都会采取不同的抑菌策略，一般来说，一种抗生素能杀灭大约6种病原体，而研究人员曾发现，银可杀灭600多种致病微生物，涵盖范围十分广泛，能将革兰氏阴(阳)性菌、产孢子菌、真菌、病毒、支原体等一一通杀。烧伤时常见的感染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人们最为熟悉的大肠杆菌，还有很多令科学家颇为头痛的抗生素耐药菌，甚至包括乙肝病毒，都难逃“银网”。曾有报道，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开发出一种纳米银颗粒用于治疗乙肝，通过实验验证，10分钟内患者体内的乙肝病毒可减少40％，1小时后约90％的病毒就可消失，患者近乎痊愈。而且，纳米银颗粒的作用机理是物理效应，患者几乎不会产生抗药性。科学家希望通过3年～5年的药物、动物等测试将这一成果应用于临床。这一纳米银颗粒的研究结果，已发表于国际著名抗病毒研究杂志《抗病毒治疗》。
作用机理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理化机理，赋予了银如此神通广大的杀手本领?科学家们认为：
首先是静电吸附。众所周知，银离子带有正电荷，而细菌外层的细胞壁和细胞膜都带有大量负电，一些蛋白质是维持细菌内、外物质交流的重要载体，而由于正负异性电荷相吸，银离子吸附于细菌表面，使这些关键蛋白丧失活性。银离子一方面阻碍了细菌内、外物质的交流，使其无法获得外界的能量，抑制了细菌的呼吸；另一方面，由于银的参与，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膜外形产生了改变，甚至发生穿孔破裂，细胞质和内在的蛋白、DNA等外溢，致使菌体溶解。
因为细胞壁和细胞膜出现了孔洞，也使银离子得以趁虚而入，就像孙悟空进入了妖怪的肚子，细菌内部开始翻江倒海。细菌体内一些蛋白酶上的硫基、氨基等与银离子产生强烈的吸附作用，使蛋白酶凝固，丧失活性。而酶是新陈代谢的最主要物质，一旦它失去了活性，后果自然可想而知。并且，银还可以和DNA结合，DNA是细菌的繁殖基础，DNA碱基被银离子替换了部分官能基团、破坏了氢键，导致细菌DNA结构的交型，抑制了DNA复制，使细菌无法延续。于是，银通过参与破坏细菌的一些功能系统，像呼吸系统与繁殖系统等，使细菌的正常生理功能紊乱，阻断细胞的呼吸通路，导致微生物的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受阻，抑制了正常的生长发育、繁殖过程，从而达到抗菌的目的。
最后，银离子在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剿灭细菌后，还可以从死菌的“尸体”上游离出来，继续转战，再杀灭其他细菌，周而复始。曾有数据表明，水中的银离子浓度仅有0.01毫克／升时，就能100％地杀死水中的大肠杆菌，这种清洁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90天。
银除了本身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之外，它还能超到催化活性中心的作用，也就是光催化作用。在光的作用下激活空气或水中的氧，产生羟基自由基和超氧化物自由基活性氧离子，这两种基团性质极其活泼，能在短时间内破坏细菌的增殖能力，致使细菌细胞死亡，从而达到抗菌的目的。除了抗菌性，银还有促进伤口愈合、促进皮肤和其他细柔组织再生、促进骨骼的生长等特性。
说了这么多，银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通过小鼠的体内实验验证，银的口服最大耐受量是临床药用剂量的4000多倍，而且在兔的皮肤刺激实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刺激反应。美国公共卫生局1990年《关于银毒性的调查报告》中说明：银对人体无明显毒副作用。
“纳米”为银插上翅膀
多重的功能赋予了银超强的杀菌特色，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将银制备成纳米级别的微小颗粒，更是让银的抑菌作用有了质的飞跃。纳米银具有超强的渗透性，可迅速渗入皮下2毫米以下进行杀菌，而且因为纳米级别的银离子有着较大活性面积和多孔性，大大增加了银与外界的接触面，进入体内后可迅速依附于微生物表面，对多种致病菌以及真菌、病毒引起的较深处的组织感染均有良好的杀灭作用。
内、外皆美
银有如此多的优点，真正做到了外表美，内在更美，因此，也就突破了仅仅作为首饰的“花瓶”作用，而被更多地应用于抗菌消炎等领域。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医疗、环境净化、建筑涂料、纺织品、纸制品、化妆品等领域。
在医学上，硝酸银溶液早早就被用于医疗作用，作为眼睛的消炎、收敛用药。现在，还发展出了银纱布和银药棉，敷在伤口上，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据调查，全球超过半数的航空公司已使用以银为主的净水系统。美国宇航局(NASA)也把银武装到了太空，认定银为最安全的灭菌剂，将其作为航天饮水容器和净化器的主要材质。既然可以用于饮用水净化，自然也可以用于游泳池的净化，很多国家的游泳池都用银来净化而告别了用氯化物等化学药物消毒，这样就完全避免了游泳池内难闻的气味和对游泳者眼睛、皮肤的刺激。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5年前金融时报的记者问中国一家一流品牌公司的创始人在空闲时间做什么，他清楚地回答说不想要“空闲时间”。“在西方，生活是第一位，工作是第二位。但在中国，工作是第一位，生活是第二位”，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如此。”中国人对待懒惰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能毫发无损地度过全球金融危机。
但这是5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更年轻的一代中国工人开始发现懒散的乐趣。休闲——在中国大陆曾被不齿——正卷土重来。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甘文维说，80后的中国城市人“热衷于平衡的工作—生活方式”，要求获得休息时间来照顾孩子或回家看看。“这种现象5年前你在中国还看不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人力资源挑战。”
随着GDP的提高，制造业工人对休闲的需求明显上升，是推动工资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财新网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0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作天数均超过5.7天。企业所在区域和企业规模不是工人工作时间差别的原因，工人工作时间的行业差别最为显著。其中，纺织业工人工作时间最长，为6.3天；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化工行业工人，平均低于纺织业0.7天。然而，从每天工作的时间看，电子轻工业和机械设备样本企业最高。
2008～2010年，工人工作时间变化较小，这很可能是由于人工短缺，导致一些企业加班增加所致。而就 所有样本企业的工人加班意愿看，半数以上（53%）的工人没有变化，更愿意加班和更不愿意加班的人数相当。但是，不同地域、行业、所有制和规模的样本企业 存在差异。在江苏、广东和吉林，更不愿意加班的工人比重最高，而且都超过了更愿意加班的比例，但湖北和四川的情况相反。
分行业看，纺织服装行业有47.5%的样本企业反映工人更不愿意加班，比重大大超过其他行业，而该行业恰恰是每周工作天数最长的。其他行业中，更愿意加班的企业比重都超过了更不愿意加班的企业占比。
调查显示，安全认识、安全态度与安全行为工伤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安全认知是人们在进行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中对危险的识别和判断，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及环境的不安全条件的反映，而人的安全行为是人对刺激通过机体作出的安全性反应，又经过人的动作以达到预定的安全目标。
根据中华医学基金会对广东地区制造业工人职业安全态度和安全生产行为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事故是可避免的“和”安全需求比生产目标更重要“，尤其是在造船和钢铁企业，高达95%的工人认同这个观点。同时，90%以上的工人同意企业管理者和管理政策应该为安全生产提供支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安全生产行为得分最低的是“作业姿势“，搬运重物或保持某一姿势工作时，不能采用安全生产行为，则容易造成骨骼和肌肉损伤，引起扭伤或慢性疼痛等病患，对此应引起安全生产管理者的重视，帮助工人建立正确的作业姿势。对于其他安全生产行为，如按照规程操作、使用防护用具、卫生习惯等，调查发现正确率仅介于60%与90%之间。
同时，工人对企业安全政策和管理者支持安全生产的态度对安全生产行为有正面影响，其态度越好，安全生产行为表现越好。以上结果提示今后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中，要注重改善工人的态度，以提高其安全生产行为。
针对这个现象，事实上工会也做出了很多工作。督促协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利是政府、企业、工会、工人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党政需要、工会所能、企业欢迎和职工所想的好事、实事，也是工会维权从源头开始的一项长效管理机制。尤其是在一些中小企业，职工的安全健康权和报酬权是当前工会维权的重点、难点、根本点。但由于受企业规模、管理水平、业主和职工素质以及工会工作基础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积极推动“主动参与”机制是管理们目前大力倡导的措施。“主动参与”机制就是通过工会推动、职工主动、全员行动，实现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平等协商、共议共决的有效载体，它既从根本上维护了职工的职业安全健康权，又很好地促进了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改变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被动局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00后步入工厂，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对职业生涯发展的要求远远超过了过去年代的工人，但是工厂对此的认识却远远落后于时代工人的要求。
新时代的制造业工人，大多数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是指在基层一线工作者中，熟练掌握所在行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操作技能，并在关键环节发挥作用，解决操作难题的人员，这是一种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这类人员往往只是一个单位中的普通职工，在所在单位中地位低下，待遇偏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们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制造集团所属企业的重要运行操作者，其作用是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现在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建设数字化、信息化的新制造，需要有一大批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和先进设备操作等技术技能的新型职工。
同时，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制造技术工人的激励机制上，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对技术工人的成长缺乏必要的激励作用。
首先，针对员工培训的问题，我们建议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职工技能水平。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要根据各类制造企业和不同专业岗位的实际，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应建立分级分类实施的技术能手和杰出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制度。竞赛可以采取技能竞赛、练兵比武、青年岗位能手选拔赛等形式，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同类专业的职工技能大赛，可以广泛开展观摩、研讨等活动，从而在各个专业领域选拔具有高超技能的人才，使他们有机会能够脱颖而出，并起到广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
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活动，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工人在技术攻关、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制造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运行管理水平。因此，制造集团下属要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技术攻关、技术创新活动，并且，对在技术攻关、创新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职工，应给予重奖，可考虑按解决问题产生效益的10%～30%给予奖励。
其次，针对员工激励的问题，首先要建立完善技能人员的考核机制，使用和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要根据其技术技能水平、岗位职责、工作实绩和贡献提高技术工人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对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并被单位聘任的技师、高级技师，在工资、养老、住房、医疗、职工福利等方面享受与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从而激励制造职工岗位成才。
营造软环境
实现技术工人与岗位的和谐与匹配。无论是“因人设岗”，还是“因岗设人”都不科学。技术工人与岗位的匹配是双向要求，岗位与企业管理的匹配应是双向的。
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技术工人处于这种环境下会深感知识技能的可贵，进而会努力学习，不断丰富知识、提高技能；领导用人的原则应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使企业内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得到信任，担当重任，从而在工作实践中具有成就感，在接受重任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
营造竞争环境。企业通过建立合适的竞争机制，使用科学的评价标准，公正、合理地对技术工人的德、能、勤、绩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形成一个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竞争机制。这既有利于技术工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不断提高素质，同时也为优秀技术工人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改善硬环境
硬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可以宣传企业文化，加深技术工人对文化的理解，使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优越的环境为技术工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使技术工人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知识管理体系。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各有偏重，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企业能否做到知识共享、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知识共享，是与企业的知识管理效率紧密相联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高低。
再次，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培训技术和学习方法简单介绍以下几种：
在线培训。与传统培训方式相比，在线不仅降低了培训成本，还使技术工人个性化的自主学习和交互式合作学习相得益彰，使技术工人终身学习有了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
采用行动学习法。强调的是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毫无疑问，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相比，干中学是最经济的，而且从与工作的关联性上看它是最直接、最见成效的方法。
掌握思考的方法论。“学而不思则罔”，如何将所学灵活运用在工作中，以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创新，是技术工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常用的促进创新思维的方法有：相似联想、发散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科学幻想。
最后，全面提升企业内部培训能力，通过下面两个途径：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自闭症；环境毒素；PBDE；PCB；BPA；PCDD
自闭症是一种综合性的精神发育障碍疾病，它的主要特征包括：社会交往障碍、语言障碍以及动作刻板、反复。1最新统计，在美国每145个出生的婴儿中，就有1个自闭症患者。2 自闭症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精神病之一。3 而且，成年自闭症也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自闭症的诱因，仍然不清楚。4
自闭症患者增多的原因，众说不一。文献中，受到公众认可的原因主要分三个方面：5
优越的诊断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院的诊疗手段也越来越高，人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诊断能力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有人认为优越的诊断技术是自闭症增多的原因。可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结论。
遗传因素
尽管有一些自闭症可以追溯到遗传基因，但是人类的基因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突变的那么快。也就是说，人类基因变异的速度与自闭症患者增多的原因，没有显著地相关性。
环境污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人类居住的环境。人类有更多的机会暴露于环境污染物。而且这些环境污染物，特别是环境毒素，能够影响胎儿、婴儿、青少年、成年以及老年的脑的发育，影响脑的结构和功能。
人类暴露的环境化合物，例如PBDE、PCB、BPA、PCDD，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研究表明，这些环境毒素和重金属可能是大脑异常发育的风险因子，特别是人一生中最容易受到的风险因子攻击的几个阶段:包括胎儿期、婴儿期、青少年期和老年期。6
科研工作者针对环境毒素的神经毒性已经在人和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研究。Vreugdenhil HJ, 等（2002）研究报道，孕期暴露于PCBs和PCDD能够影响脑的发育和内分泌系统。7 Viberg
[作者简介：王薇娅（1989 -），女，本科生，专业：动物医学，Email：weiya0517@yahoo.省略]H, 等 （2008）研究发现，PBDEs也对脑的发育有着不利的影响。许多动物实验表明，暴
露于PBDEs会严重影响动物的运动和认知功能。机理相关的研究表明，PBDE会影响重要蛋白的表达，例如BDNF、CaMKII和GAP-43。这些蛋白参与神经的发育和突触的发生。8 Kuroda Y, 等（2003）研究证实多动症（ADHD）与PCBs暴露有关， PCBs干扰了脑发育的神经回路。9此外，双酚A（BPA）是环境类雌激素中的经典代表，一直处在风口浪尖。据研究报道，双酚A广泛存在于大气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中，He LL，等（2008）通过体外实验研究证实，从饮水的塑料瓶释放的双酚A可能与大脑的神经发育有关。10
自从1998年，韩国环境部门认识到暴露于环境毒素的可能后果以来，科研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证据，发现环境毒素的有害效应很容易发挥。比如，PBDEs、PCDD、PCBs和BPA增加暴露的程度，可能与自闭症患者的增多有着必然的联系。
多修联苯醚（PBDEs）
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塑料、电子产品、泡沫胶和纺织业都离不开PBDE。Kim 等（2005）调查发现，韩国人血液中PBDE的含量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11 Davis C 等（2002）研究发现长时间暴露于PBDE，会干扰神经分化。12
多氯二苯并对二英（PCDD）
据报道，塑料和废物燃烧释放的二英以及它的代谢物PCDD有相关性。在荷兰，废物燃烧炉是PCDD的主要来源。称为“垃圾食品”的快餐也包含污染物，比如PCDD、PBDE以及PCBs。Peterson 等研究表明胎儿期暴露二英和哺乳动物的产前死亡具有相关性。13 研究证明孕期PCDD和PCBs都可以穿过胎盘屏障。14 因此，怀孕期间的母源暴露可能决定胎儿暴露环境毒素程度的风险因子之一。
聚氯联苯（PCBs）
PCBs广泛存在于各种产品中，特别是建筑材料和电解液中。新建筑、旧电子产品和废物燃烧炉是PCBs的来源。来自于Koopman-Esseboom等的一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表明，母源PCB暴露严重影响后代的认知行为。15 Kenet 等研究发现，孕期暴露PCB可能促进发育紊乱。16 Huisman 等报道孕期和出生后暴露于PCBs和PCDD都会干扰新生婴儿的神经发育。17
双酚A（BPA）
双酚A广泛应用于环氧树脂和聚碳酸酯，因此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是，高温情况下，BPA很容易从食品容器中脱离出来。Bindhumol 等研究指出双酚A可以引起氧化应激。18 Lin 等也报道BPA诱导的活性氧对多巴胺能神经元有细胞毒性作用。19
环境毒素的神经毒理机制，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有研究报道，环境毒素可以作为及拮抗剂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实际上，甲状腺激素在神经元的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的研究还表明，环境毒素和神经递质系统相互作用，比如多巴胺系统和胆碱能系统，从而改变小鼠的行为模式。20也有几个研究报道环境毒素干扰神经元内的第二信使系统和增加氧化应激以及细胞内Ca2+水平。21
环境毒素，例如PBDEs、PCDD、PCBs和BPA可以考虑为自闭症的风险因子，但是进一步的证实需要我们把环境毒理学研究与动物行为学研究相交叉，建立自闭症的科研平台，为环境毒素诱导行为恶化的基础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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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niel H. Geschwind. Autism: many genes, common pathways? Cell. 2008; 135: 391-395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纺织业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对策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课题(2008JYJ011)的资助。
作者简介：黄卫平(1951～)，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国际经贸理论与政策研究；李娇(1978～)，女，辽宁朝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24-04 收稿日期：2008-05-18
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就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也伴随着技术的转移。从理论角度看，国际产业的转移产生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效应对转入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Koizumi et al，1977)。同时，从技术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市场企业内部化的进程，这样的技术转移一定程度上依然在跨国公司内，并未发生知识产权的实质转移，这使跨国公司乐于转移技术。
一、国际产业转移平台上的技术转移机制分析
技术转移是技术从供方向接受方的运动，它在地理空间上进行，也体现为不同领域、部门之间的转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技术转移就是技术传播和交流的动态过程，其实质是技术能力的转移(黄卫平等，2004)。
(一)以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技术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加工装配开始，经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过渡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生产，最终将销售与服务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转出国会给东道国提供有关工程设计，工厂的设备安装、操作和使用方面的技术支持以及与生产技术相关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这样，产业转出一方的技术就会向东道国进行转移，加之东道国企业在干中学中的经验累积，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产业转出国增加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采购，最终促使东道国的产业获得发展和升级。
(二)以产业转出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技术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大部分是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进行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1 直接的技术转移。对于合资企业而言。跨国公司必然会对东道国原有企业投资，进行技术转移和技术改造，在短时间内会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强合资企业的竞争能力(Wang et al，1985)。但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直接转移的技术往往是成熟的生产技术，而不是其拥有的最先进的、最具竞争力的核心技术(UNCTC，1987)。近年来跨国公司为了整合全球的生产要素，纷纷在东道国投资设立研发机构，也成为一种直接的技术转移方式。这种形式既能够导致技术的引进，也能够导致关键新技术出口，而这种技术的进出口是跨国交易行为，但却在企业内部进行，因而是一种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进步的新形式。
2 间接的技术转移。间接技术转移即技术外溢。产业转出国跨国公司投资所带来的演示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效应和链接效应会向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转移和扩散，使东道国获得技术进步。这种间接方式转移和扩散的技术往往技术水平和层次较高。演示效应是指东道国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流程、销售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东道国原来的行业壁垒产业的垄断扭曲受到遏止，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并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推动当地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高(Dussauge et al，2000)。人员培训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实行本地化战略，并对当地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研发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存量。链接效应是指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企业上下游产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而带动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在前向关联过程中，国内企业通过购买并使用跨国公司高质量的产品，可以促进自身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并经由售后服务和培训产生技术扩散。在后向关联过程中，跨国公司会对当地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规格、式样及质量标准提出要求，并对当地企业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跨国公司的技术由此扩散。
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及其对技术转移产生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赢得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纷纷以国际产业转移为手段，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重组和升级，从而引发了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浪潮。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赶超战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也进一步扩大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接纳。
(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使依托于产业转移的技术转移规模和范围也不断扩展
作为产业转移重要推动力的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不断扩大。据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跨国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81970亿美元，比1982年的5900亿美元增加了13倍，比1990年的17580亿美元增长了3.7倍。其中，1982年～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年均增长率为7.2％。另据刚刚公布的贸发会议世界投资快报显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跃升34.3％，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2005年的9550亿美元，并创下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而且据贸发会议《国际直接投资展望和跨国公司战略》全球调查报告预测，2007年～2008年全球FDI前景乐观。57％的专家、65％的跨国公司以及83％的投资促进机构预测2007年～2008年全球FDI将继续增长。
(二)国际产业转移逐步软化。技术要素不断取代资本要素成为转移的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高附加值工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电子信息业等新兴产业等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胡俊文，2004)。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占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的46％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的50％左右。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知识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国际产业转移高度化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产业，甚至向少数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某些工序，水平型国际产业转移日趋增多。国际产业转移的高度化使得技术转移的层次不断提高，转入国能够从转入的产业中获得技术含量和层次较高的技术。
(三)跨国公司成为了以国际产业转移为依托的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在国际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90％，成为推动了全球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在大规模转移生产制造环节的同时，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延伸到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使得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含量也不断提升(Blomstrom et al，1998)。从这个角度来说，跨国公司不仅成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更是成为有效技术转移及技术扩散的主体(UNCTAD，2006)。
(四)跨国公司纷纷在东道国投资设立研发机构，成为了技术转移的新形式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要素的有效配置，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随着研发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大大提前和加快，这打破了传统的产品周期论，即高技术产业只有到了成熟阶段、失去竞争优势时才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作法。是一种有利于双方技术进步的新形式。比如，美国升阳公司将全球研发作为重要战略，拟将50％以上的研发放在硅谷之外，在爱尔兰、印度等地建立了主要的技术中心；英特尔也于2000年底设立中国实验室，开展面向全球的研发。
(五)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新热点
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只占国际直接投资的28％，至20世纪90年代其比重已达到50％以上。据贸发会议《国际直接投资展望和跨国公司战略》全球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服务业跨国投资已达到世界FDI总存量的60％左右，从流量看约占每年全球FDI的三分之二左右。服务业离岸外包和跨国转移势头强劲，美国约占全球服务外包的三分之二，欧、日约占三分之一，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总值初步统计达到1.2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0％。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公司也预测，到2010年时发达国家中25％的传统IT工作将转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这一过程全面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六)产业链条整体转移现象发生，促进大规模技术转移
跨国投资的系统化趋势出现，产业转移已由原来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转移转向整体产业链转移，以形成产业的群体和网络，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毕吉耀，2006)。随着技术创新进步和扩散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不仅继续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将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工业设计、物流、信息服务、营销甚至部分研发活动等也通过项目外包和业务离岸化等方式向外转移，缩短从研发到盈利的周期。这种系统转移和在国外配套的现象，促使现代市场竞争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成全球生产体系或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凸现出产业集群的重要性。接受者一旦承接某一产业，很可能会带动整条产业链的转移，吸收成倍的外商投资，最终促进大规模的技术转移的实现。
(七)跨国企业并购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但并购的技术转移效果并不明确
与在国外投资新建企业相比，收购合并国外企业时间短、见效快，能充分利用收购企业的资源、技术、设备和人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正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跨国企业并购便一次次不断掀起热潮。1995年跨国兼并的金额为2000多亿美元，2001年达到35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8％。从全球主要国家企业于2004年掀起新的并购后，全球跨国收购也在2005年重新掀起新的浪潮。进入2006年，尤其是2007年以后，全球企业并购进一步发展。据美国汤姆逊金融公司调查，2006年，公司并购增长36％，交易额达4.06万亿美元，突破了2000年的最高纪录。然而，跨国并购是否能给东道国企业带来先进技术的结论并不明确。跨国公司向通过’并购建立外国子公司方式进行的转移技术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因为被收购的企业同跨国公司的整合需要很长时间。由于组织的惯性，新的所有者很难向被收购企业投入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被收购企业和收购企业管理风格的差异可能会造成问题，消除这些差异需要时间。
三、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技术转移带来的机遇与对策
(一)机遇与挑战
1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场所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基地。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收益回报高，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t~400家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另一个方面也是得益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中国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开展国际合作，对产业转移有很强的吸纳能力。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投资项目组2006年在纽约联合题为《2010年世界投资展望》的报告显示，2006年～2010年间，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仍会保持强劲势头，将以平均每年857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报告同时指出，在许多国际公司眼里，中国仍然是它们首选的投资目的地。而且中国也在不断履行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这将进一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增长。
2 中国仍是制造业转移中心，为中国提高整体制造业技术水平创造了难得机遇。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产业向中国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中心。随着中国国内竞争环境的变化，在华跨国公司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仅仅以利用廉价资源、抢占市场、转移相对落后的污染型生产项目为目的的产业转移行为。发达国家将已经发展成熟的如电子信息、家用电器、汽车、石化产业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使得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与先进技术在中国扩散程度加大、速度加快。以2005年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分布来看，外商投资的领域呈现出以高新技术产业、设备制造业、化工行业为主的特征。虽然，外商在中国占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一定规模，但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鞋帽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全面下降。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及占同期全国吸收外资总量比重排序，外商投资较为集中的行业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7.11亿美元，占12.7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8.42亿美元，占6.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9.4JD亿美元，占4.8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28.29亿美元，占4.69％)、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业(28.09亿美元，占4.66％)。2005年，纺织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69家，合同外资54.5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1.04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7.81％、2.52％、10.52％。同期，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88家，合同外资91.2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8.29亿美元，同比分别为-11.03％、24.27％、-4.56％。表明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向深加工领域转移的趋势。
3 伴随着中国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商对中国服务业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该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现出了较快发展势头，使得吸引外资的结构逐步优化。2005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类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新批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8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20.81亿美元，同比增长率达279.19％。这使得金融服务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最大的行业。服务贸易领域其他行业合计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445家，合同外资金额390.3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79亿美元，同比分别为8.65％、45.95％、-4.49％，其中新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水平，占同期全国吸收外资总量分别为16.92％、20.64％、19.36％，较2004年分别增加了1.23个、3.22、-0.81个百分点。此外，近年来，中国的零售业、商业经纪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全面增长，且增幅较高；水上运输业、交通运输辅助业总体增势迅猛，开始形成规模；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面增长，且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明显；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呈增长，且增幅高于服务贸易领域总体水平。可见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扩展。
4 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势头强劲，技术外溢效应较明显。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新形势。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更高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高端环节乃至研发设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了很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人才本地化趋势明显。在华研发中心的研究人员绝大部分是在国内招聘的高校毕业生或者引进的留学归国人员，多数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国内招聘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都在90％以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研发部门，但是，当时的研发部门只是汉化，为生产服务，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研发。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既有从事自然科学基础开发研究的，也有进行实验、研发成果转让和技术支持的。例如，微软在北京设立的中国研究院，是其境外最大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在北京设立的基础科学研究院，是其第一次在本土之外建研究院。截止到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尤以美国公司居多；汽车、化工业是上海10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以上；广东省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基本聚焦IT和电子业。在吸引跨国公司建立研发机构上。中国尽管在创业环境和开发大型系统软件的能力方面，目前明显不如美国，甚至与印度也存在差距，但中国人才的高素质和低成本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以软件业为例，美国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同等人才的9倍，印度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的2倍。最早进入中国的甲骨文软件公司，其美国研发人员人均年薪8万多美元，而中国研发人员平均年薪只有1.2万美元左右，中国白领的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投资的巨大优势。
5 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传统体制造成技术开发与生产经营分离，加之国内企业规模小，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因此国内企业的技术开发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直接制约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全球范围内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一方面，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引资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措施，如OECD国家的企业税率平均由29.7％降至26.5％。虽然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加快产业转移步伐，甚至将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和研发活动等以项目外包等形式向中国转移。但跨国公司仍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和营销网络以及产品价值链的高增值部分，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能够进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和附加值很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加工工业比重过大，技术转移的层次较低，而且还将导致中国企业严重依赖国外核心技术、关键部件、设备以及营销渠道，国内增值少。最终使得中国企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二)把握机遇，促进技术转移、提升技术水平的对策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实现技术转移和技术进步并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应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改变仅仅依靠原有的市场、劳动力等硬优势，而要在体制、技术、人才、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等综合知识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软优势上下足功夫。
1 完善中国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转移。今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争取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资流入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虽然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资源和市场规模方面优势明显，但是优势地位却在减弱，如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上涨较大，缺水、缺电的现象频繁，能源供应不上，这必然导致吸引外资投资的强度减弱。因此，仍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1)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创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工作新作风，改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营造政府亲商环境，最大限度地为投资者提供快捷、便利的办事环境和服务完善、管理规范的经营环境。(2)进一步完善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本土产业配套能力。跨国公司在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时，更加看重的是东道国与转移产业相关的产业基础、产业配套条件的好坏。因此产业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条件就成为中国应该着重加强建设的领域。(3)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吸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东道国政府能否创造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稳定、完善环境至关重要。这种环境不仅能大大增强跨国企业技术投入和输出的信心，而且还可以使东道国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流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实际上也是提高本国企业对技术创新收益的预期，并鼓励和促进其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措施。(4)增强人才环境优
势，实现优秀人才的本土化。发达国家更愿意将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到拥有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地区。一方面要加大投入的力度，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实现优秀人才的本土化；另一方面要推进人才引进机制创新，吸引国外人才来华就业、创业，建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管理机制。
2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国应该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步伐，更多地承接国际服务和软件外包，大力促进该地区生产业的加快发展和升级。一方面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化本地区的投资和商务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沿海接单、中部加工”和“中部接单、中部加工”等新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通过生产业的升级，可以引入和培育更多中高端服务供应商，进一步提高东部和中部自身的接单能力。
3 鼓励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中国应抓住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机遇，逐渐由单纯鼓励外商在华投资设厂，转变为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建立研发中心，以此不断提升技术平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使中国逐步由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向“研发中心”转变。同时，鼓励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上进行合作，共建研发中心，攻关开发关键技术，形成自己的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缩短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
4 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从中国利益出发，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引进一消化一吸收一创新提高的路径来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必须提高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在产业核心技术上的完全外部依赖状况。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技术赶超，应该在承接中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通过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来推动中国产业革新和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