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问题剖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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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1篇
一、学习心得体会：
学习过后，我更加觉得应该把握机遇顺势而上去应对挑战，自身要坚持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不只是着重物质上的角力，还要紧盯自身精神层面的对垒。对我们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党员同志来说，最危险的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最紧要的是守护精神之源、激活精神力量，昂扬奋发、一往无前，做永不褪色的革命者、永不懈怠的奋斗者。要能以“赶考”的清醒认识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以精神的力量坚定前行的脚步，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激发实干的魄力，战胜各种困难、补齐自身短板、进行更深更高更广的探索，走好“上坡路”、开好“顶风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领航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才干。
二、感悟和收获：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历史是最好的经验和教训，学好党的历史，从党史中总结教训、汲取奋进的力量，才能更好的掌握好今天。
通过下发的手册学习，其实我脑海中烙印最深的不是书本上的，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形容词也不足以衬托她模样。她就是模板，是党员中的标杆红旗，她叫张桂梅。几十载如一日的坚守、几十载的无私付出“张妈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大爱无疆，什么是为了理想事业奋斗终生。
三、差距和不足：
检视理想信念方面差距，在党史中找准初心使命。我要向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中所涌现出的英模榜样学习，反思自己在理想信念上还存在的得过且过心理，初心不稳、使命担当意识不强的现象。
检视纪律作风方面差距，从党史中强化纪律约束。纪律严明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原因，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要信仰要金钱，滥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妄为，将党的纪律要求抛之脑后。我要从党史中汲取纪律营养，克服生活中贪图安逸的现状。
检视能力素质方面差距，在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在能力提升上求“广”，要明白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道理，树立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提升综合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中克服现有的差不多就得了，没问题就成这两种消极保安全的错误观念。
四、立足本职找差距：
1、理论水平不高。对时时处处保持先进性这根“弦”绷得不够紧，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时常出现，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2篇
1 制订复习计划
一轮复习侧重基础知识的全面巩固,构建单元知识结构,重点梳理单元内知识脉络。二轮复习根据本学科知识内在联系,侧重跨章节知识联系的构建,强调综合分析、知识迁移能力的形成。三轮复习侧重于课堂限时训练和综合模拟训练,让师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章可循。
第一轮复习要全面阅读教材,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在复习中,应静下心来把生物课本梳理一遍,加强和巩固对知识的理解,并及时解决有疑问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自己构建一些知识网络,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变课本知识为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另外,对基本的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设计应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路,这样遇到具体的实验题型才能临阵不乱。
第二轮复习不是“炒剩饭”,而是在第一轮复习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综合和深化,明确重点、难点。深刻理解每一个知识结构及其知识点中的重点,突破难点,把分散在各章节的有联系的知识点进行整理,以体现知识间的本质因果关系和整体性,即进行专题复习。
第三轮复习主要是回归课本,梳理基础知识,看纠错本,加强记忆。检视自己曾经出现过的失误,找到自己知识的漏洞、思维方式的偏差、解题规范的疏漏、错误集中的点作为训练重点,有目的地精选一些材料进行训练,不让同样的错误在高考中重现。
2 夯实基础,强化能力
学习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基础,对生物学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实验操作的基本过程等基础知识要逐一弄清,达到融会贯通、熟能生巧的地步,从而加强对“双基”的强化训练。在复习中,要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将所学知识先串成链,再织成网,使知识结构化、网络化,将所学知识浓缩其中,了解各知识点在知识体系中的具置,清楚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讲究知识的梳理,注重扫描,加大知识的外延。
如复习到细胞分裂,可结合高中阶段所学过的分裂方式(二分裂、无丝分裂、有丝分裂、减数分裂)比较复习。又如,关于DNA的结构与复制,如果只有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印象、碱基互补配对等零散的知识,就证明没有形成知识结构。而能够知道DNA的结构包括DNA的化学结构、空间结构、结构特点及具体内容;DNA的复制包括概念、复制时期、条件、过程、特点、意义和差错结果,并将这些知识罗列起来,就形成知识结构。知识网络是在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找出知识的内在联系而形成的,正如交错的食物链形成食物网一样。例如,上述关于DNA的结构和复制的知识结构,再把它和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有丝分裂、减数分裂、遗传规律等联系起来,就形成一个知识网络。
3 注重基础知识的梳理,形成知识网络
基础知识是学生解决问题的源泉。生物复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对基础知识加以整理和归类,使之成为知识链和知识网,便于学生理解性记忆和回顾,如:脱氧核糖核苷酸――基因――DNA――DNA结构和复制――基因表达――基因突变――可遗传变异来源――进化。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出一条主线,有利于学生系统地获得知识。
4 贴近生产、生活,设计问题,培养学生积极的
思维方式
选择贴近书本知识、更贴近生产生活的问题,尽量避免纯知识性题目的立意。这样有利于将死知识活化,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逾越思维障碍。例如,植物施肥过多的“烧苗”问题的分析、CO中毒原因的解释、生长素可以作为除草剂的原理剖析、无籽果实形成的特点分析等。
5 注重图表图解表述问题,培养学生思维迁移能力
在复习时按照专题对图表图解进行复习,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迁移能力的培养,如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图解、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图解、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图解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图解等。
6 注重课堂听讲,做好笔记,积累本学科的资料
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无论新授课还是复习课,都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注意听讲和做笔记协调一致;注意复习课与新授课不同――有些相关的知识在复习时可前连后展,形成知识网络;注意有些内容当堂不一定能立即消化,先记下来,课下慢慢消化吸收。必须清楚现在做笔记不仅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以便在第二轮、第三轮中有资料可查。
7 建立错题本、疑难知识点积累本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学学习；深度思考；真正发生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6-0037-03
【作者简介】魏芳，江苏省常熟市石梅小学（江苏常熟，215500）教科室副主任，高级教师，苏州市名教师。
小学数学教学应基于儿童已有的认知经验与知识水平，引导他们展开积极有效的数学思考活动，以促进他们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儿童的数学学习质量与其数学思考的深度密切相关，儿童数学思考的深度则取决于他们巩固、转换和内化信息的能力。检视深度思考的内涵，探寻促发儿童深度思考的路径，对于儿童的思维发展、素养提升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直面现象：剖析影响深度思考的因素
教学苏教版四下《梯形的认识》一课，有这样一道练习题：一个直角梯形的上底长2厘米，腰长10厘米。如果上底增加6厘米，这个直角梯形就变成了一个正方形。这个直角梯形的周长是多少厘米？学生出现的错误主要有这四类：（1）毫无目标，不会表征。（2）目标不明，表征错误。（3）部分信息表征错误。（4）表征正确，解答错误。其实，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他们进行深度思考的过程，需要经历“分析表征理清关系解答反思”渐次推进的过程，任一环节失误都会导致问题解决出现差错。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学生出错主要存在下述原因：
1.核心概念缺失，理解偏颇。
核心概念的形成主要依据直接经验，从大量的具体例证中，通过归纳抽取一类数量关系或空间形式的共同属性，并把其本质属性推广到同类事物中。学生对“两腰不等”这个核心概念把握不准，对“上底增加6厘米后变成正方形”和“梯形周长”的意义理解出现了偏颇。
2.前拥知识经验断裂，无法迁移。
前拥知识经验是指学生在进入新的学习与思考之前，已经积累的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策略等。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常常会借助他们的前拥知识经验，把信息组织成有助于其迁移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已有的知识应用于新情境，更快速地解决相关问题。有的学生不会表征信息，不能在条件与问题之间建立起联系，经验链断裂；有的虽然在经验库中找到了对等的前拥经验，但不能与新情境完全对接，经验迁移失败。
3.精细加工策略失当，联结差错。
精细加工策略是一种将新学习的材料与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增加新信息意义的深层加工策略。学生不能在正方形与直角梯形、梯形周长与正方形周长之间建立起正确的意义联系，导致其记忆策略、视觉想象策略、联系实际策略失当，而这关系到深度思考的核心要义。
二、检视本质：深度思考的意义解析
学习是通过思考或亲身经历获取知识、技能、态度、心理概念或价值观的过程，也是促成脑记忆的可测变化的训练过程。就思考的层次来说，大致可以分为简单思考和深度思考。
简单思考是浮于表层的，不需要反馈或纠错，只需要机械思考。
深度思考是相对于简单思考而言的。新知识或技能的获得必须经过一步以上的思考与多水平的分析或加工，以便学生可以用改变思想、控制力或行为的方式来应用这些知识或技能。
1.触及本质。当深度思考发生时，大脑较为活跃，一般而言，会理解、保持、应用得更好，更能触及知识的本质与内核，有利于认知结构的系统建构。
2.注重背景。深度思考需要基本的背景知识，它比较耗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决心，过程和结果经常受批判性评论或其他观点的影响，需要详细而精确的加工程序。
3.高水平综合。深度思考是一种高水平思考，需综合加工，融入抽象性思考、发散性思考、创造性思考和批判性思考。与主要发生局部学习的简单思考相比，深度思考时大脑的活动更具有发散性。
三、策略架构：让深度思考促发儿童主动生长
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指出：教学某些知识领域，并不是带着学生去铭记已有的结果，而是要教他如何去参与知识获取的过程，其核心要素就是深度思考的参与。
（一）深入教材，以结构化的视角关联核心知识
布鲁纳说：“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完整的结构把它关联在一起，那是一种多半会遗忘的知识。”数学教学以数学内容为核心，帮助学生建构符合其认知需要的、具有思考价值的核心知识体系。
1.横向铺展，凸显数学知识的核心内涵。
数学知识的横向联系，主要是指数学各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也指不同内容和方法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即在教学一个核心概念时，要把知识看成一个整体，不仅要知道这一概念在整体中的作用，还要知道这一概念受到哪些概念或过程的支持。
4.5×1.24.5 7.2×1.47.2×0.9
0.63×0.90.63 0.9÷1.80.9÷0.5
教学苏教版五上“小数乘法和除法”单元，复习小数乘除法计算时，可以借助上述题组引导学生开展多层次的思考活动：（1）整体感知，把握特点。学生独立比较，发现这组算式的整体情况，将小数的乘法与除法有机地联通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2）分类梳理，思考联想。运用分类与比较，引导学生梳理显性思考，整体沟通小数乘除法的计算方法；同时，梳理隐性规律，让学生体会到乘除法之间的可逆性。（3）反思策略，凸显本质。回顾思考过程，凸显习题的本质内涵，促进学生系统掌握小数乘除法的结构特点。这样，将知识横向铺展，串成线，连成面，结成网，在比较中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同时，还能渗透分类比较、抽象概括等隐性的数学思想，有助于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感悟思考策略。
2.纵向贯通，建立数学知识的结构体系。
数学知识的纵向结构，既指所学知识与已有知识以及后续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指核心概念和方法在不同阶段的呈现方式和研究重点。
教学苏教版四下《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一课，四边形的认识是由浅入深推进的――直观认识四边形认识长（正）方形的特征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具体如下：（1）基于经验，探索特征。在低年级认识四边形时，主要是引导学生从整体上观察比较，感知图形的特征，并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三年级研究“长（正）方形的特征”时，主要是从边和角两个层面来探索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与关系。（2）迁移方法，研究特征。四年级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时，重在激活学生已有的探索经验，使他们在迁移中自主发现、归纳特征，理解两种平面图形的关系。（3）逻辑串联，提领脉络。在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之后，组织学生对学过的四边形进行纵向梳理，初步感悟“图形的内涵增加，外延逐渐缩小”的结构特点。在教学每一个知识点时，若能穿透时空将知识纵横相连，将有利于学生建构更完备的知识体系，为他们进行深度思考提供认知储备。
（二）深度思考，让数学学习真正发生
深度思考就是思维的深加工，也是学生巩固、转换和内化信息的过程，它是通往理解、领悟、运用的通道。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原始资料加工成条理分明、完整和有意义的知识，并联结到他们现有的认知结构上，触发其深度思考。
1.全面觉知，个性化表征信息。
脑科学研究表明，觉知是意识到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这意味着接受环境可以通过观察、感觉和倾听来实现。教学苏教版四下《行程问题》，有这样一道例题：小明和小芳同时从家出发走向学校（如图1），经过4分钟两人在校门口相遇。他们两家相距多少米？
学生在思考与探索中，需要经历“动作表征图像表征符号表征”的过程，理解关键信息的意义，为深度思考搭建阶梯。多种表征方式可以直观地帮助学生理解，如用“”表征相向而行，用“ ”表征相背而行，为理解“行走的路程和”提供形象的辅助工具；用“”表征同向而行，为理解“行走的路程差”提供直观的图式支撑。
2.从分析到综合，外化思考过程。
学习理论认为，分析到综合的过程是让学生先了解整体和各个部分，然后重组或创造出一个新的整体。学习不是忙于吸收知识，而是将知识进行编码，从而转换成有意义的材料。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要培养学生规范有序的表达能力。如：“根据（ ）和（ ）可以求出（ ）”；“要求（ ）就要知道（ ）和（ ）”；“我是先算（ ），再算（ ），所以（ ）”……这样的表达模式能为学生的有序思考提供支架。同时，应培养学生有序地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如从众多条件中选择相关条件，把有用的信息适当组块，联结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另外，还要借助数学语言，外化学生的分析过程，展现信息的有效组合，触发其深度思考的发生。
3.策略迁移，内化思考方法。
迁移应用的本质就是将习得的思考方法内化为自身的策略思想，能够应用所学的思考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这不是单纯的知识再现过程，而是创造性地转化信息、展示自己的思考，并进行更为精细和有效的学习的过程。苏教版五上《解决问题的策略：列举》一课有这样一道例题：王大叔用22根1米长的栅栏围一块长方形花圃，怎样围面积最大？学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需要经历“理解题意分析数量关系解决问题回顾反思”的全过程，理解列举的本质是把符合要求的答案一个一个有序地列出来，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出示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策略解决问题。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真切地体会到这类问题的共同之处，感悟到列举策略之于解决这一类问题的价值，有效地内化思考的方法。
4.同化联结，建构思考模型。
学生在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情境时，如果能主动激活和提取头脑中的模型经验，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条件化的知识是经过同化与联结加工的知识，最容易被激活和提取。教学苏教版五上《多边形的面积》一课，学习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时，是把平行四边形剪拼转化成长方形，根据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推导得出的。探索三角形的面积时，学生对先前的经验进行联结加工，建构起转化的思考模型，由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推导而得。探索梯形的面积时，先前积累的模型经验再次被激活，且更加牢固，学生能顺利运用拼合转化的思考模型推导出它的计算公式。最后，通过纵向联结将图形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导方式的共性进行梳理和沟通，建构起多边形面积计算公式推导的思考模型（如图2）。这样的思考模型也能为以后推导圆的面积、圆柱表面积和体积计算公式提供基础。因此，同化是内容的中心，是信息以个人方式内化，是内容或技能与个人的联结，是个人成长和转变的关键。
学习可以看作由“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转变的过程，深度思考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学习需要将新知识的学习固定在学生的背景知识上，当前拥经验与新信息有效联结时，意义形成就会更有力量；当学生能用准确的数学语言有序表征信息时，就为其内化应用提供了思考的阶梯；当学生成功地激活和提取条件化的知识时，思考模型正在建构与联结，这才表明他们深度思考了，如此，学习便真正发生了。
【参考文献】
[1]约翰・D・布兰思福特.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M].程可拉，孙亚玲，王旭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Eric Jensen，LeAnn Nickelsen.深度学习的7种有力策略[M].温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课件；教学案；合一；生成论教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03-0023-05
2001年新课程实施以来，涌现出一些课改“排头兵”及其成功的教改案例：洋思中学的“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①，东庐中学的“讲学稿”。笔者在总结并剖析新课程改革以来典型案例的利弊的基础上，择其优点，结合多媒体课件的高效、动态、可重复使用的特点，设计出“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小型的教学改革尝试。旨在探索该模式能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全班参与；能否减轻学生负担，课前无需准备过多的素材，课后无需陷入题海；能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本文拟抽取该模式的关键“动作”，从理论上透析其“合理”因素，以便明晰该模式“以何能”；从教学哲学层面对该模式做进一步检视以明确“何以能”。
一、“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改案例述要
2006年笔者在广昌尖峰中学物理课上使用“教学案”开展了小型课改“预研究”。2008年在南昌“欧凯”暑期课外辅导班上高二物理的内容，进行了“多媒体与教学案”的“准研究”，短短的20天40课时，超前学习了半个学期的内容。课堂气氛轻松、教学效果很好，据跟踪调查，日后他们在学校物理成绩进步很大。2009年与南昌市青联学校Q老师开展合作行动研究，采用“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学模式，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学模式：教师精心准备多媒体课件和教学案②，教师运用PowerPoint课件课堂引导，学生使用内容相应的word文档的教学案学习；课堂上课件、课本、教学案相结合，师生之间讲、议、练、评相结合，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发展和提升学生能力；学生课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完成教学案上的练习，并运用教学案与课件进行有效的复习，从而实现“师生的教学合一、课堂内外合一、新课复习课合一”，优化教学，减轻负担，提高质量。具体行动框架如下。
1．集体备课，精心制作配套的课件与教学案。（如下图所示）
（1）内容包括：详细的新知识探究及过程；涵盖所有典型例题、变式练习（分门别类、逐级递进）；从各种教学辅导书、中高考真题、模拟试卷中收集并整理好的新颖性、综合性题目。
（2）制作原则：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简洁直观、过程动态。课件中的典型例题和变式练习有分步骤的详细解答和图示；公式的推导过程可以演示，例如，公式中的每一项、图线中的每一个细节部分、中间的提示等都可以做成动画效果，随时控制它的出现、改变或消失，这样画面的核心内容始终能够保持简洁明了的形式。
2．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三个模块”：新课、习题课和单元复习（期末复习），新课包括学习新知，学习例题和尝试练习；习题课包括巩固新知，学习例题和完成练习；单元复习课包括形成知识结构，复习例题练习和综合拔高训练。
3．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结合学生个性、特点，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原则将学生分为 4―6人的小组，围坐在一起。在教室墙壁设置四块黑板，供学生练习和展示。课堂教学分为“三个环节”：集体教学环节――教师主导，学习新知，典型例题及课后作业；小组学习环节――变式训练，组内展示，教师巡视，点拨引导；全班展示环节――小组汇报，展示交流，总结落实。
4．四个特点：立体式、大容量、高效率、个别化。
二、“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案例的理论分析
我们撷取“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学模式中的一些关键性做法，从理论上透析其“合理”因素，以便明晰该模式“以何能”。
1．关于“教师讲授和学生探究结合”问题的分析。
奥苏贝尔的接受―同化教学理论倡导的是“有意义学习”，强调采用讲授法和先行组织者策略，教学要遵循“逐渐分化、整合协调”原则，并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1］。在“集体教学”中，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多媒体课件引导学生学习新知识；在“全班展示”中，教师适当地点评，总结并落实知识，突出重点、化解难点。
布鲁纳的结构―发现教学理论认为，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对学科结构的一般理解”，编排教材的最佳方式是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呈现学科的基本结构，教师激发学生探究并做适当的引导，提供解决问题的材料和线索，教学中以学生的发现为主。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建构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指挥者。知识不能简单地通过教师传授而得到，而是每个学生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教师和同学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依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加以意义建构。因此，“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2］。作为其主要教学模式――“支架式教学强调在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学生的发现活动；教师指导的成分将逐渐减少，最终要使学生达到独立发现的地位，将监控学习和探索的责任由教师向学生转移。”［3］在“小组学习”环节，组内每个学生有机会参与课堂活动，或在黑板上演算、或在教学案上练习，互相交流、磋商、彼此耐心地讲解与辩论，营造了一种自主、合作学习的“氛围”，变课堂为“学堂”，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而且，“课件与教学案”预设了“情景”，学生无需做额外的准备，在“协作、交流”中进行“发现式”的合作探究学习。“全班展示”时，本组同学互相配合、阐发、补充，极力展示本组的探索成果和水平。教师穿行于教室的各个角落，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三个环节的设计，将教师讲授和学生的发现、探究学习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动性。
2．关于“集体教学与个别化教学结合”问题的分析。
个别化教学指的是以学习者为中心，适合于满足个别学生需要的教学。其一般特点为：注重“学”甚于注重“教”，强调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允许学生自定学习步骤，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学习方法、媒体和学习材料，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目标等。个别化教学的本质就是因材施教。
如何在集体教学中照顾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呢？课堂教学中“集体学习”的环节，将知识点的学习作为底线，确保每个学生都学会（学生课堂上还没有掌握，课后通过复习课件与教学案可以弄懂）。在“小组学习”环节上，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起点（基础）可做调整：基础好的学生课堂多做，课后就可少做；基础差的学生课堂少做，课后多做也可以完成任务、达到目标。实质上，这是“学习分层、作业分层”更好的实现样式。
运用教学案（结合课件），较好地把握了整体和个别学生的学习起点的关系，将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3．关于“课堂内教与学生的学相结合”即“师生教学合一”问题的分析。
杜威倡导“做中学”，陶行知进一步提出要“教学做合一”，“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斯金纳的程序教学理论提出了学习材料程序化的思想，又利用计算机的速度快、容量大的特点来呈现程序教材，主要原则为：教材分为小步子，学生对所学内容作积极反应，反应后有即刻反馈，尽量降低错误率，教学应自定步调［4］。强化的最有效的安排，即教师要把教学目标进行具体分解，确定每个步骤应保持的行为强度，以使强化的效果能提高到最大限度。程序教学特别强调即时反馈，即让学生立即知道自己的答案正确，这是树立信心、保持行为的有效措施。
课件与教学案的内容是按照“学什么、怎样学、怎样教”的思路设计的，知识点、例题、习题分解成一步一步的，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作铺垫，后一步学习在前一步学习后进行。由于两个步子之间的难度相差很小，所以学习者的学习很容易得到成功，并建立起自信。在“集体教学”的环节，教师运用课件与教学案，引导学生探究、学习，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积极学习的状态，然后给予强化或奖励，以巩固这个反应，并促使学习者作进一步反应。教师的“教”落实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教学追求的目标和结果也由学生的“学”体现出来。在“小组学习”和“集体展示”环节中，学生围绕教学案（教师的预设的内容）学习，学习材料步骤分明，脉络清晰，其实质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
再则，课件与教学案的结合使用，优势在于：多媒体课件以其直观、动态、大容量等特点，激发兴趣，突出重点，化解难点，提高效率；教学案落实知识，师生互动更明显，学生学习有主线。教师的教服务于学生的学，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实现了“师生教学合一”。
4．关于“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作业相结合”即“课堂内外合一”问题的分析。
教学要遵循并落实“巩固性原则”。艾宾浩斯的“先快后慢”的遗忘曲线规律，也要求及时强化，间隔强化。“教师帮助学生提高记忆效率的途径有：对学习材料的有效组织，让学生掌握记忆的方法和规律，抓好学生对知识的复习工作”［5］。由此可见，唯有兼备有效的材料和组织形式，才能落实巩固性原则。
由于教学案完整地记录了课堂学习的过程（包括知识点、典型例题、变式练习），学生课后以教学案（结合课件）为依据，可以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温习课堂上没听懂的内容，完成未做完的练习，以便掌握本课知识点和典型例题、习题，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这样，教学案与课件成了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结合的有效材料。
而且，教学案中设计的典型例题，既是例题，又是课堂练习，同时还是课后作业。先让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尝试自己完成，然后请完成得好的学生给同学讲解，最后教师点评，而课堂上没有完成的部分便是课后作业。这种做法将例题讲解、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合三为一。首先，它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二是在做课堂练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刚学到的知识进行实践和运用，使得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新知识。三是改善了学生课后作业盲目抄袭的状况。因为作业都在课堂上得到了充分的讲解，不存在“不会做”、“没空做”、“忘记做”的情况。
课堂例题、练习与课后作业”这两方面的结合，实现了“课堂内外合一”。
5．关于“新课与单元复习课（期末）相结合”即“新课复习课合一”问题的分析。
“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改模式，因为教学案上记录了学生“新课、习题课、课后练习”全部学习过程的“轨迹”（包括了知识点、典型例题、变式练习），所以，单元复习课上，只需复习原来的教学案（结合课件），无需“另起炉灶”与使用“题海战术”。期末复习（或中高考复习）时，也只需在复习教学案（结合课件）基础上，再做综合性例题和习题。这样，反复复习、夯实基础、熟练掌握典型例题和变式习题，真正做到“低耗高效”。有了教学案和课件作为载体，新课和复习课复习结合的形式，使得教学既有“规范”可循，又体现了精细化，更能实现个性化学习。
三、“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模式的进一步追问
我们以生成论教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对该模式做进一步检视③，用以回应模式涉及的问题，深入思考“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教学模式“何以能”。
1．本体论考察：模式中教学的“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这是触及深层必然要追问的首要问题，问题涉及教学的本质是什么。教学案与课件中的“新知识的学习、典型例题和变式练习”，这些都对整个教学做出了整体“预设”。预设是教学的前提，也是有效教学的基础。然而，师生在“小组学习”、“全班展示”中的“生成”，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动态活动过程，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建构和创新，是课堂教学中学生对知识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即时性获得与发展，是思维碰撞火花的灵光乍现。
由此可知，本模式中预设与生成是对立统一的。预设与生成是对立的，“预设”是教师围绕教学目标而设计的教案环节和程序，“生成”则是在程序实施过程中引发出来的有关问题。预设的任务要完成，生成的问题要解决，因此形成了“预设”与“生成”的矛盾。预设与生成是统一的，预设是生成的前提，生成是预设的延伸。没有成功的预设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成，没有有效的生成那是失败的预设。
因而，教学需要教师的巧妙预设，这是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基本保障。我们强调的预设，是为了有效生成的预设，是促进生成的预设，因为，有效生成是检验有效课堂的重要依据。在这种生成性的教学中，能使课堂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化走向灵动，由平庸走向创造。教与学真正变成了一种交往，在交往中，师生之间这种“人为的、对成的、双重建构的”教学的本质关系得以凸显。
2．认识论考察：模式中的“讲授与探究”的关系。
问题切换到教学认识论，教学应该怎么做，采取何种教学或学习方式。在本模式中，“集体教学”环节侧重教师讲解，引导学生一起完成知识点的学习。讲授教学却比探究学习更注重课堂教学的严谨性、知识结构的条理性、内容传输的有效性，知识容量的膨化性。“小组学习，全班展示”环节，课堂的开放度比较大，学生探究学习，这要比讲授教学更注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思维的灵活性，合作的广泛性和学习过程的愉悦性。并且，在三个模块、三个环节中，讲授教学与探究学习都是共存共生的。从课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实践效果来看，它们都是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因而，模式中“教师讲授”与“自主探究”代表的各种教学方式，其关系是辩证的、相互关联的、水融的。
3．价值论考察：模式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价值观”的关系。
问题最后落到教学的价值论，怎样的教学才有价值。本模式中，教学案设置的典型例题和变式练习，教师引导，学生分层训练，依次递进，掌握知识和技能，并且体现了其“大容量、高效率”的特点。与此同时，小组围坐、合作学习的“超市式”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焕发了课堂生命力：学生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生命体，每个人都有一种灵动的思维，自主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强烈意识，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地发表，不同的个性可以得到张扬。这里的课堂令人感到是有生命的课堂。只要让生命释放出潜能，只要让生命充满活力，就会让生命充满成就感、幸福感，厌学就会变为乐学，负担就会转化为轻松。
这样的课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高效地掌握了知识与技能，还通过积极有效地参与、自主理解、感受和获得知识，产生情感，激发想象，启动思维，进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而且，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是“自由民主、和谐相融”，产生的情感体验是“人文化成的”，教学目的是指向“生活幸福”。三个纬度交融在一起，体现了教学追求真善美的境界。
总之，本文基于对“课件与教学案合一”模式的介绍与关键问题的理性分析――“教师讲授和学生探究结合；班级授课制下集体教学与个别化教学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作业结合；课堂内教与学生的学相结合；新课与单元复习课（期末）的结合”，并置于生成论哲学观照，该模式优化了教学，减轻了学生负担，提高了教学质量，凸显了生成性教学理念。当然，不同的老师有适合自己的教学设计，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这也仅为教师提供一种参考样式。
注释：
①“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三个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三个模块――预习、展示、反馈；六个环节――在“预习模块”中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在“展示模块”中分组合作，展示提升，在“反馈模块”中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②“教学案”是“教案、学案一体化”的简称，把教案与学案的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教师课堂教学设计的蓝本，又是总揽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练习的“大书本”，充分发挥教案与学案的长处，革除其短处，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又有利于学生的学。相当于东庐中学的“讲学稿”。
③张广君教授提出的生成论教学哲学，坚持以教学存在的对成交往观为特征的教学本体论、以教学存在的人文化成观为核心的教学价值论、以教学存在的关系进化论为核心的教学认识论等基本立场。参见：张广君．生成论教学哲学：架构与立场［C］．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交流论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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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秉德，李定仁．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Analysis of Teaching Cases Based on Courseware and
Teaching Plan Integration
ZHANG Tong－bo
（College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selects the key methods of courseware and teaching plan integration， and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ts reasonable factors to clarify what the model can achieve and why the model can achieve its goal from the angle of teaching philosophy．
Key words: courseware； teaching plan； integration； generative teaching philosophy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中专教学；循环使用；配套设施；电子书包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6.000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6-0-02
教材循环使用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应用，甚至在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学生习惯性的生活行为，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教材私有制、一次性消费的状况。
1 解读教材循环使用
1.1 教材循环使用的定义与基本前提
教材循环使用并没有准确的官方定义，就目前国内现状而言，笔者所说的教材循环使用就是指传统的纸质教材在学生之间先后循环利用的过程，但是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教材循环使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包括了以电子为媒介的数字教科书。作为循环教材的基本前提是要求课本保持一定程度的完整性与整洁性，因此要求学校和学生对课本要爱惜爱护，确保循环的可能性。
1.2 国内外教材循环使用的现状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里，教材循环使用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和社会习性。例如在美国、澳大利亚、英语等发达国家的公立学校中，教科书是学校的财产，学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学生可以向学校借取，但仍需要返还；如果丢失或损坏是需要赔偿的，同时学生也不能在教科书上任意的书写划线，要确保教科书的整洁无损。在私立学校中，学校是允许学生私人购买教科书，学校教师教学也不完全依赖于教科书，老师会发放一些辅的学习资料替代教科书的用途，而且国外的教科书一般定价教高，以美国为例，传统的课本平均费用达到75美元至100美元，所以学生往往在使用完后会卖给二手书店，学生们也会习惯性在二手书店购买循环使用的教材，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教材循环使用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习惯，教材循环使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深入人心。
在我国，大中专教材还未实行教材循环使用，但是中小学已经推行多年，早在2004年国家就已经提出鼓励教材循环使用。2008年国家正式推行中小学教材循环使用的政策，建立了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经过几年来政策的推广与执行，我国在中小学教材循环使用上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但是大中专教材的循环使用仍未施行。
1.3 教材循环使用的意义
教材循环使用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全球学生人数最大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的深远意义。
1.3.1 教材循环使用最为直接的体现了经济价值
教材的循环使用从经济角度来说，可以为国家和家庭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轻国家和家庭的教育支出成本，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价值再生的过程，特别是对国家而言，有效降低了国家政府采购课本成本，据不完全统计，循环教材的使用每年为政府节省超过10亿元的教材采购支出。
1.3.2 教材循环使用有利于节约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源
我国造纸与印刷业仍然处于工业技术相对落后的阶段，我国在教材原材料上的浪费更多于发达国家，对国家的再生资源的浪费明显过重。据数据显示，如果课本连续使用5年，至少可节约528万吨文化纸、20万公顷木材、52 800万吨纯净水、633.5万吨煤、158.4万吨化工原料，对我国这样一个森林资源并不丰富、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自然环境较为脆弱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将对我国家资源的循环和可持续利用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1.3.3 教材循环使用有利于培养学生责任感
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由于对学习的兴趣不是很高，一部分学生在领到课本之后，很少时间去进行阅读，甚至一些学生一个学期下来都不会翻阅几次，最后很多教材都会被扔在角落或是在毕业时被废品收购，或是当垃圾处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课本循环使用能够有效地约束学生珍惜和爱护课本，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节约资源的意识，形成爱护公共财物，节约自律的好习惯和行为。
2 目前循环教材使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配套设施严重阻碍了循环教材使用的发展
配套设施的欠缺主要体现在印装质量与卫生消毒两个方面，我国的印刷工业印装水平离先进技术水平具有一定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教材的本身在循环利用上存在着一定的硬伤。换言之，我国教材本身的印装质量不如国外发达国家好，在循环使用过程中更容易造成课本的损坏或者缺失。此外，我国卫生保障相对滞后，医疗设备与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全国循环教材消毒的基本要求，因此循环教材缺乏严格的消毒管理措施，卫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2.2 出版商和学校缺乏积极性
循环教材的推广严重影响了教材“食物链”的获利群体，教材的利润空间本身就很小，现在又要循环使用，每年教材的需求总量趋小，其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出版商积极性不高，教材难以出精品，也无法为循环教材提供更有利的质量支持。此外，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为教材的循环使用投入额外的资金与精力，要添置保管循环教材的图书馆或者仓储间，要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发放、收回、保管教材，教师要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保持书本整洁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对这些“额外”的投入与付出感到难以承受。
3 促进目前教材循环使用的对策
虽然目前我国教材循环使用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步履蹒跚，但是这一政策仍然将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也是未来教科书使用的大方向。我国可以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根据自己国内国情，创造和摸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线。
3.1 加强对社会的思想引导，树立正确的教材循环使用意识
通过多种途径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循环教材推广的氛围，特别是学校要制定相关规定，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争取学生的理解与支持。在日常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爱书护书意识和卫生习惯的教育和引导，通过环境教育及道德教育使学生真正明白教材循环使用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并最终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同时，宣传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确保子孙后代资源的持续利用，借此争取全社会接受教材循环使用并增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责任意识。
3.2 建立健全教材循环科学有序运行的保障机制
政府要从国家层面建立起教材循环科学有序运行的保障机制，要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教材循环使用的相关管理制度，并确保政策和制度的落地执行，做到政策不变相，制度不折扣。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学校要建立起发放、回收、管理、存储于消毒等全流程的监控机制，要规范教材循环的管理，全方面保障教材循环使用的顺畅进行。
3.3 进一步提升循环教材中的配套设施
国家要打造和推动循环教材的精品工程，进一步提高教材内容的质量与教材的印装质量，要加强与提高对循环教材的验收标准和准入门槛，延长循环教材的使用寿命。同时严格卫生防疫制度，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卫生防疫设备的投入，比如：适当配备流动式的图书消毒车，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循环教材中可能出现的卫生安全危机。
3.4 确保一定投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必要的投入是教材循环得以进行的最重要条件，投入的关键要把握好两个点，一个是适当保护出版商的发行利益，一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其自身积极转型，调整产业结构，消化和减少循环教材对其带来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对其上下游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帮助其改善设备，提升技术。另一个是提升学校积极性，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按比例对学校进行相应教材管理、消毒设备等的资金投入建设的补贴，全面加强学校对循环教材的管理工作。
3.5 推动电子教材开发，丰富循环教材体系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科技发展特征的需求，加大对电子教材的开发，完善和补充循环教材。电子教材具有纸质教材不可比拟的优势，其更新速度快、管理便捷、操作简单，并且可以省去纸质教材卫生消毒等环节，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早已明确提出了推动电子书包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教材资源的重复使用率，有效推动节能减排，形成内容丰富、互动性强、易于学生使用、符合学生阅读习惯的数字教学出版体系。
循环教材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轻家庭负担、培养学生环保与责任意识等，这些有利之处已经为未来的教材使用发展确定了发展方向。面对目前循环教材使用的发展瓶颈，相关人员只能认真面对，循序渐进，才能为循环教材的发展开拓出一个更大的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慧.教材循环使用问题调查[J].中国环境管理丛书，2006（6）.
[2]代小菊.义务教育阶段循环教材使用之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06（2）.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教师资格；国考；教育学；课程改革
2013年教师资格国考制度已从试点阶段向全面铺开发展，宣告教师资格“双轨制”的结束，扫清了教师队伍来源多样化的障碍，打破了长期以来师范生自然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格局，是国家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的又一项重大举措。教师资格国考制度的实施对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冲击不言而喻，作为教师教育主干课程之一的教育学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教育学课程如何与教师资格国考制度相融合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一、教师资格国考制度背景下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是课程目标的不适应。教育学课程目标因定位不清、表述过于笼统、操作性差等弊端而屡遭抨击。具体表现为在目标定位上大而全，期望通过教育学课程的学习来解决未来教师所需的教育教学的知识和能力。目标表述上常用“了解”“理解”“掌握”等粗放词汇。这与教师资格国考设置的“指向明确，由点到面”的三级考核指标不匹配。二是课程内容的不适应。教师资格国考的《综合素质》包括职业理念、教育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科学素养等4个方面，前3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教育学范畴，这部分内容在教育学教学中因见效慢、测量难等原因常常被弱化。而对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考察虽是教师资格国考的“重头戏”，但也是现行教育学课程内容设置的短板。三是课程实施的不适应。教育学课程实施的手段单一，主要采用讲授法，学生较难有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体验，教师职业理想树立陷入困境。教育学课程实施的内容也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学生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升的“介质”，如部分学生反映一年的教育心理学学习不如一个月实习学到的东西多。可见，教育学课程实施与教师资格考试强调重点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操作能力的要求不相适应。四是课程评价的不适应。现行教育学课程在评价内容上存在“重知识，轻实践能力”的倾向，在评价手段上主要采用笔试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这与教师资格国考笔试和面试并举，逐年加大“应用性”和“技术性”内容的题目权重，加强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设置更加灵活多变的题型等一系列举措格格不入。
二、教师资格国考制度下教育学教师应对的实然状况
教师是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关键因素，在教师资格国考制度的倒逼下，教育学教师采用了5种不同的应对方案。一是分离方案。持这种观点的教育学教师认为，如果完全按照教师资格国考的要求进行教学，势必会削弱大学精神，我们不应将高师院校当成教师职业训练的场所，否则违背了高等教育“高”与“专”的本质特征，导致人的“异化”。教育学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可仍按原先的轨迹运行，这样可让教师放下应付教师资格国考的思想包袱，留给他们更大的创新空间。至于师范生教师资格国考的问题，一方面可交给由学校或社会组织成立的专门的教师资格国考培训机构解决，另一方面可借鉴高中生应对高考的做法，将教育学课程分两段进行，前半段开展素质教育，后半段开展应试教育，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取得“两全其美”的效果。二是改良方案。持这种观点的教育学教师认为，高等教育不是让人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地去追求心中梦想，它是理想与现实的复合体。
面对师范生要参加教师资格国考的现实需求，采用“鸵鸟政策”完全置之不理是对学生未来发展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应当加以防范和摒弃。从目前主客观条件来看，根据教师资格国考要求对教育学课程进行彻底、全盘的改革，时机尚未成熟。一是教育管理层对教育学课改理念更新还需要一个过程；二是教育学教师自身要具备课改的决心和能力；三是教育学课改需要社会舆论和教改经费的支持。所有这些都难以一步到位，因此，最为现实且马上能操作的方案就是，对现有教育学课程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进行改良和优化。如，根据教师资格国考要求对教育学课程内容进行删减或扩展，考核时增加实践能力测试的比重，适当增加教育学授课时数等。三是融合方案。持这种观点的教育学教师认为，分离方案固然不可取，而改良方案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不能给面临教师资格国考的师范生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教师资格国考为教育学课程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它不仅不会成为一种牵绊，而且是进行教育学课程改革充满新意的乐土。
对教师资格国考这种社会需求进行观照与满足，既是教育学教师责任所在，亦是使教育学课程获得好感和关注的现实路径。教育学教师应有“变”中求生存的勇气与意识，在教师资格国考与现行教育学教学中寻找出共同点，遵循“参照它，不唯它”的原则，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围绕目标融合、内容融合、实施融合、评价融合4个层次展开。四是功利方案。持这种观点的教育学教师认为，师范生比非师范类学生在获取教师资格证方面有更多优势，集中表现在通过率高，这是师范院校今后立足之根本。在教师资格国考的压力下，教育学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师范生的大学精神品格，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能让师范生顺利获取教师资格证才是“硬道理”，是对学生未来生活准备的关注，是最人性的关怀，因此，教育学课程不应居高临下，要优雅的贴地飞行，目标明确，专心致志地为师范生取得教师资格证提供有的放矢的帮助。五是渐进方案。持这种观点的教育学教师认为，基于教师资格国考制度下的教育学课程改革并非能一蹴而就，可分阶段逐步推进。在教师资格国考制度实施之初，可先采用分离方案，让教育学教师有一个适应和缓冲的时间。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后，再逐步推行改良方案，对教育学课程局部进行调整，通过量变的积累最终达到质变，为实施融合方案奠定基础。值得欣喜的是，绝大部分教育学教师对功利方案持否定态度。
三、基于教师资格国考制度的教育学课程改革
一是课程目标改革。首先，要重新对教育学课程目标进行定位。根据教师资格国考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两个内容板块的设计，以及“专业、能力、实践”三个导向理念，可以将教育学课程目标定位为培养未来教师的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能力两个方面，前者是解决师范生“思想认识”和“情感态度”问题，后者是解决师范生教育教学“执行力”问题，这是未来教师所应具备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其次，要让教育学课程目标回归实践。教师资格国考“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科目大纲一再强调，要能运用教育理论“分析和评判教育现象”“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开展教育活动”，这为教育学课程目标制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为增强教育学课程目标的实践性，对知识性的目标可多采用“辨析”“解读”“识记”“找出”“说出”“写下”“比较”“匹配”“联想”“判断”“通读”等词汇加以表述；对能力目标可多采用“分析”“设计”“评判”“剖析”“运用”“概括”“阐析”“举例说明”等词汇加以表述；对情感态度目标可多采用“观摩”“参与”“经历”“感觉”“体验”“感悟”“品味”等词汇加以表述。
二是课程内容改革。根据教育学课程培养师范生“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能力”的二维目标，结合教师资格国考内容的规定，可搭建起“教师职业思想和职业道德素养”与“教师职业能力”课程模块，具体措施是：首先，增加教师职业思想与职业道德素养的内容比重。针对近年来教师道德失范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教育学教师要加大“塑造”的力度，从教师职业思想与职业道德素养培育的源头抓起，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教师资格国考中的“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法律法规”内容在教育学课程中缺位的状况，既可以将“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法律法规”内容融入“教师与学生”这一章节中来学习；也可以将这两部分内容分别设置成两门选修课来学习。其次，加强师范生运用教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内容的构建。
教育学教师可将需要学生“了解”的教学内容给学生自学，增设“教育万花筒”“教育对对碰”“专家面对面”等栏目，帮助学生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来理解教育学基本知识，同时也展示人们对教育基本原理认知的全过程，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课堂上重点解决“应用性知识”，可借鉴中小学课程内容编制的做法，增设“想一想”“说一说”“议一议”“演一演”“做一做”“练一练”等内容，使师范生在实践活动中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加强教育学与心理学及师范生见习、实习活动相融合内容的构建。
融合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来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是教师资格国考命题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教育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从教育学的视角给出问题解决的办法，也要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所采取的教育措施的依据。如，在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的教学中，既要阐述其运用的意义、步骤、要求，也要解读使用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心理学依据是什么，以便师范生在日后的教育教学中能“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另外，见习、实习是师范生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渠道，也是践行教育学理论的预演场所，教育学教师要有意识地对这些资源加以利用，将教育学的实践作业与师范生的见习、实习相结合，要求师范生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写见习、实习的日记和总结，进行教育教学的反思，促进师范生教育见习、实习活动在较高水平上运行，这也必将成为师范生体会教育学课程价值的一把利器。
三是课程实施改革。根据教师资格国考所倡导的“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等理念，教育学教师应把教育学课堂还给学生，具体措施如下：一是采用以“体验”为主的教学来实现师范生专业理想培养的课程目标。师范生的专业理想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要让师范生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通过自身感悟和移情体验，对教师职业思想和职业道德产生认同心理，最后形成良好的教师职业行为习惯。笔者除了采用“一周教育大事分享”教学来促使学生进行“文本体验”和“分享体验”外，还采用“采访－讨论－演讲”教学模式，帮助师范生进行“活动体验”和“建构体验”。师范生可通过各种体验活动来认识教师职业的特点，体会教师素养高低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从而树立起牢固的专业思想。二是采用以“操作”为主的教学来实现师范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目标。心理学理论表明，能力是在活动中提升，同时也是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笔者曾开展过“宁要快乐傻子，不要忧郁天才”辩论式活动、“教师幸福的职业”演讲式活动、“假如你是我”角色扮演式活动、“问题学生的‘问题’在哪里”调查式活动、“评评谁课上得好”竞赛式活动、“最受启发的教育故事”分享式活动。总之，“操作活动”教学彰显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提升师范生“转识成慧”能力最为有效和便捷的途径。
四是课程评价改革。教师资格国考不仅要考察申报者的教师基本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而且还要考察申报者的教师专业发展潜质，旨在择优选拔“乐教”“适教”人员。基于这一要求，教育学课程评价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是评价主体改革。在教师资格国考的“实践取向”和“协同教学”理念的观照下，构建多层次、立体化课程评价的“共同体”，是教育学课程评价主体改革的方向和趋势。首先，要建立“师－师”联盟的评价“共同体”。教育学教师既要与校外教育专家联盟，也要与本校教学法教师和学科教学教师联盟，还可与从事一线教学的中小学教师联盟，以便对师范生的教师综合素养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进行多维度测评。其次，要建立“生－生”联盟的评价“共同体”。学生间的互评和自评不仅是对教师评价的补充，也能使学生在评价中通过对评价标准的把握而增强自身学习的目的性和自觉性，进而提升学生评价的附加值。再次，要建立“师－生”联盟的评价“共同体”。在教育学教学中，师生除了自评外，还应进行互评，师生在沟通对话和协商探讨中逐步达成共识，从而使教育学的课程评价成为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助推器。
二是评价内容的改革。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教师资格国考实践能力测试高比例的需求，将“教育学实践性课程考核内容的构建”作为一项教改课题研究。教育学教师应围绕“教师职业思想和职业道德素养”与“教师职业能力”课程模块，合力建设教育学实践性课程“案例库”或“材料库”。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台湾综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缘起
“学术问题在于回应时代的关切”。诚哉斯言，今日检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历程，绝非要发临渊羡鱼的思古幽情，也并非文化缅怀的情感消费，而是要从正反两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而为摆脱华语电视圈因袭模仿或主动承接之“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开发原创性的华语综艺节目提供镜鉴与学理依据。众所周知，尽管电视综艺节目作为门槛为零、流行面广、接受者众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似乎每个观众无论政治倾向、社会层级、职业身份、教育水平、审美趣味的高低贵贱，似乎都可以大言不惭、堂而皇之地放心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一般公众看似微不足道的点赞评论、不无可笑的吐槽宣泄、毫无条理七嘴八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手划脚，亦受到为创意绞尽脑汁的广大电视人以及留心目标受众的广告主的高度重视，甚至部分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还会被虚心吸纳进项目企划案中，助推电视节目的改版升级、创新求变，让上述观众现实性地而非想象性地分有所谓的节目话语权。但是话说回来，受过科班训练的学院派专家，建基于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事论结合”的论说理路，毫无疑问地要比水平参差不齐、出身天南地北、立场五花八门的众多网友，基于一时一地的观看经验而在网络空间（如BBS论坛、人人网、微博、微信朋友圈等互动平台）不吐不快的大放厥词而更具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尽管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门户网站娱乐版块的记者、编辑，身处娱乐现场一线而与艺能界联系热络、互动频繁，许多人在事实上还参与此类节目的制作流程与市场推广，通常具备局外之人所不具备的工作履历与行业经验，从而能够得出不少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灵光一闪的一孔之见，往往只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的心得体会，东鳞西爪、只言片语的杂感印象，基本属于“摸鱼式”的技术性、表象化的经验层次，没有上升到具有指导意义、普遍价值的形上层面，因而内在学理性自然不强，外在效用性亦属有限。若联系其所处之敏感位置，其话语立场大为可疑，乃须多重辩证。有鉴于此，认真梳理学界在这一论域的研究话语，将之与当下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具体文本进行互文阅读，深入探勘当中所潜藏的繁复关联，其价值无需多言，其必要不容置喙。
二、学术话语中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
总的来讲，汉语学术界特别是内地学者关于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点、线、面皆有覆盖，大体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大跨度、高概括”之宏观层面的总体研究，一种是“小切口、深分析”之微观层面的细部刻画。“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互有特色、各擅胜场的二者之间，形成必要而有趣的互补关系与对位结构，前者致力于建构线索清晰、包罗万象的整体图谱，后者则走向具体精微、各具特色的个案研究，前者以后者为言说基础，后者以前者为更高目标。先说大开大阖的宏观研究，近年出版的两部旗帜鲜明地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得不提。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段鹏教授所著的《社会化的狂欢――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研究》一书。该书作者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在台湾世新大学访学期间，有感于“种类丰富、创意无限、插科打诨” [1]190的台湾娱乐节目，而产生对之一节目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愿望。这本专著在学理上界定出“台湾电视娱乐节目”这一概念之后，意味深长地将之凝练为精致单品型（内部又细分为游戏益智类、谈话类、歌唱类、健康美食类、美容时尚类五个亚类型）与综合包容型两大基本类型，并且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对其产生背景进行多维透视。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历时性描述法与共时性归纳法相得益彰、互相托举，其首先简明扼要地回顾五十年来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的嬗变轨迹，并且归纳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其次从节目的构成要素（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主持人、嘉宾）入手分析其审美特质，进而从制作模式（时尚前沿的制作理念、“支架式”的制作模式、体系化的包装样式、本土化的良好重塑、主持人品牌化、制造轰动效应）与运营方式（高度市场化下的商业化隐形运作、多元化盈利模式、娱乐产业化）两个维度指出其给予大陆方面的启示意义。最后作者借助传播心理学的“刻板印象”概念，反思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对祖国大陆的偏见构成，并且批判性地剖析其内容低劣化、恶俗化的表现及其成因。
除此之外，福建师范大学陈炜副教授亦在同年出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俗世之镜：台湾综艺节目研究》一书，与前书一道对这一领域进行纵深推进。陈炜本人身份特殊、经历丰富，其在金门（台湾当局实质控制的福建领土）出生，少年时居住在与金门隔岸相对的特区厦门，现在工作在省会福州，为其观照台湾综艺节目的多样景观及其在祖国大陆的曲折传播，提供一份独特的复合视角，亦为其搜寻资料打开方便之门。陈炜在书中《绪论》就发人深省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阶段的20世纪60到80年代、繁荣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众议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在这之后，作者点面结合地逐次分析歌唱选秀类节目的造星策略与剧场张力、游戏节目的生产机理与消费机制、综艺谈话节目的隐私挖掘与过滤原则、政治模仿秀的颠覆崇高与解构神圣。作者并不停留在文本本身的现象描述与特征概括，而是联系到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外压力之下的生存焦虑，即外部日本电视水银泻地般的长驱直入，内部逼仄空间毫厘必争、锱铢必较的收视争夺。作者曲终奏雅、回归原旨，指出台湾综艺节目，“为大陆同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2]210，也为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提供了解台湾的重要管道，最终提出同根同源之两岸综艺节目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除了上述两部专书之外，另有一些著述亦对台湾电视综艺节目进行鸟瞰式的面上观察。例如，李献文耗时十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电视文艺纵览》一书，就作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其所述观点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所立框架为晚辈继承袭用，构成今人难以绕开的研究起点。该书的第二部分《综艺篇》，颇见功力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分为“初创与发展”、“繁荣与进步”、“成熟与多元” [3]1-2三个历史阶段。其在第三部分《主持篇》首先回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曲折前行的发展历程，其次分别简要介绍了各领的名牌主持，最终也善意地批判了部分主持人在商业效应驱动之下肤浅媚俗的诸种表现。令人可惜的是，这部经典著作由于撰写时间较早，材料收集范围有限，无法反映发轫于世纪末互联网络技术对于电视的巨大冲击，更不能呈现新世纪政党轮替之后社会生态变化之于电视媒体的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在论述广播电视发展史、介绍优秀电视节目的时候，亦对台湾综艺电视节目青睐有加而给予特定篇幅。这些相对分散的论述，当中不乏有闪光处与启发点，值得今人进行耐心萃取与揣摩学习。例如，汪文斌、胡正荣两位先生在《世界电视前沿Ⅲ》中就从台湾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三台鼎立的节目设置、两大电视节目形态之一的“娱乐”和节目主持人等方面，描述其传播现状与传播形态。无须讳言，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研究显然不能自我设限、不及其余，其必然要嵌入到台湾电视与社会历史互动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来。有鉴于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飞宝先生与张敦财所编著的《台湾电视发展史》、“作为中央电视台首批住台北机制之一” [4]4王文昌先生的《通过电视看台湾》等著作都成为研究者理解其间之互文本关系的重要参照。
通过某一种理论之光烛照或者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如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波德里亚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等，实现对某档综艺节目进行具体研究，亦为初学西方新学理论且本身对综艺节目感兴趣的年轻学者所偏爱。例如，《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等海峡两岸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综艺文本，庶几成为各式后学新知大显身手的理论演武场。根据CNKI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部分新闻传播类与艺术类的专业期刊以及某些地方大学学报的特色栏目乐于刊载此类论文，使得后人得以在其所做工作的坚实基础上，超越普泛化、浅碟化的单维介绍，进行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重访、多角度审视，进而形成系统性、立体化、全景式的整体论述话语。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论文尽管数量众多、蔚为大观，层出不出、屡有佳作，几乎覆盖了台湾电视综艺发展史上的知名节目与品牌主持人，但却呈现出表象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的状况，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进而言之，其大多驻足在绵密阐述“是什么”的问题表层，而没有进一步打开内中的话语褶皱，真正深入到“为什么”的问题内核，更缺乏在更加宏阔的大格局（如全球化与本土化互相激荡的历史背景、“全媒体多屏时代”的媒介语境）下，给出“怎么做”的合理对策与可行建议。不惟如此，由于不少论者对舶来理论还是停留在一知半解、鹦鹉学舌的初级阶段，而无法如盐入水般地熟练使用相关理论对相关文本进行鞭辟入里的到位读解与返回文本现场的重新测绘;要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某档节目缺乏“同情式理解、理解式同情”的学术公心，而只是单凭研究主体的个人主观好恶与主流审美趣味进行直观判断，而难以对综艺节目及其关系网络施行恰如其分的坐标定位，以及对节目灵魂的主持人本身进行合乎实际的公道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很多研究生特别是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为代表，也纷纷以台湾综艺电视节目作为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项缪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的综艺节目研究》，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地论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形态、内容、社会性征、在娱乐产业版图中的位置，及其对大陆综艺节目发展的借鉴意义。考虑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跨度长达五十年，若要一一述说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远非区区数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所能够涵盖，缘此有的同学便选择具有特殊意涵的某一时间截面来进行研究。如河北大学王伟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解严”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状况探究》，聚焦在“解严”之后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包括在节目形态、节目理念、经营方式的演变，主持人主持风格、主持特点、典型人物的分析，以及综艺娱乐节目和主持人在发展过程中陷入的悖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5]1。此外，台湾地区所特有之浓厚“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的媒体现象，亦是年轻硕士的笔锋所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米若曦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娱乐化现象之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郑骁骁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秀”的解读》和吉林大学杨婷婷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政治娱乐化现象》就紧扣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脉动，结合具体节目文本详细论述了这一奇特的媒介奇景，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文化语境、社会制度、受众心理、媒介生态” [6]2。值得一提的是，从台湾综艺节目在大陆传播的图景绘制，进而延伸到海峡两岸综艺节目交流合作、互动发展的充分探讨，进而思考“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及其路径，宛如巨大磁石吸引了关注目光，不仅前述论文的篇末无一例外的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亦有部分同学直接以之为题做正面研究，如福建师范大学杨思萍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在大陆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白海天硕士的学位论文《电视综艺节目的品质与品牌构建――台湾综艺节目的制作体制及其对内地的借鉴意义》、复旦大学黄聿清博士的学位论文《两岸电视观众收视行为之研究――兼论其对两岸节目规划合作之意义》。总的来说，上述学位论文问题意识明确，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少，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但大多能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焦点群体访谈、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既重学理研讨，又有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两岸共同文化记忆中的台湾综艺节目
“镜像的现实，历史的倒影”。在娱乐消费不够精致或曰相对匮乏的不远年代，在精神生活不甚富裕抑或刻板单一的时间节点，在“寓教于乐”还是大陆娱乐活动之当然主轴的往昔岁月，来自海峡东岸宝岛台湾的电视综艺节目，藉由躲躲藏藏地翻录模糊不清的录像带、战战兢兢地私接卫星天线、半遮半掩地购买盗版光碟，合理但不合法地使用各式软件（校园FTP、BT、“电驴”、迅雷等）如饥似渴般地疯狂下载、乃至最终正大光明地在网络视频分享网站（土豆、优酷、56、酷6等网站）在线观看等诸多管道，历时性生成的众多节目得以如潮水般共时性地涌进海峡西岸，并以血缘相亲、语言相通、文化相承、地域接近的闽南地区为轴心，渐次向整个大陆开疆拓土、急剧扩散。其所显影之幽默诙谐、轻松搞笑的主持风格，扣人心扉、颇接地气的叙事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斑斓多姿的呈现样式，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地超越时间界限与空间阻隔走进千家万户，迅速俘获各个年龄层次、职业界别特别是年轻学子的眼球，于不期然间成为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学生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悄然成为海峡两岸青年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构华语世界共同分有的审美经验与集体记忆。毫不夸张的说，不少业已步入职场、艰辛打拼的“80后”，在现代性怀旧作用的催化之下，满怀深情回忆昔日无忧无虑之校园生活与青葱可人之学生时代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提到其时宿舍内外、精力过剩的一群闲人，围绕簇拥着尺寸小的可怜、清晰度不高的一台电脑屏幕，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地集体赏鉴，并且不时高声插话、肆意评论《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等台湾综艺节目的欢乐场景。凡此种种身心一体、毫无免疫力的群体性狂欢卷入，似乎生动地诠释着曾经常年往返两岸、熟稔两地节目制作模式的一代知名综艺主持人高凌风先生在台湾综艺节目如日中天黄金年代时的一句名言，“大陆综艺至少落后台湾二十年”。 [7]
现在看来，在彼时凌风拥有充足的理由乐观，他的豪言壮语并非耸人听闻、感觉良好的夸大其辞，其不仅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如另一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李方儒亦曾面对内地记者而“谦虚地”认为“大陆综艺节目至少10年才能赶超台湾”），亦是长期追剧之圈外人士的共有观感，然而所谓日中则移、月盈则亏，随着时过境迁、事易时往，自信满满的斯人，已然随风而逝、驾鹤西去，但在短短数年之间，情况对比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快速位移，整体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在经济成长与国民所得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的时代语境中，曾经小心翼翼、满腹虔诚地在港台背后有样学样、亦步亦趋的内地综艺节目，已经将曾经敬重的“老师”远远地甩在身后。其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在根本上是得益于大陆遍地商机、惊喜无限的发展潜能与硕大无比、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GDP达到636463亿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晋升10万亿美元俱乐部，并以7.4%的增长速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遑论经济成长低迷不前的台湾地区。与之相伴而行的是蜂拥而来、“不差钱”之天量广告经费的有力支撑，例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第一季的冠名费为1.5亿元人民币，第二季同比增长57%而达到2.35亿元人民币，至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冠名费就达6000万元人民币、第二季则上升到2亿元人民币，第三季依然同比增长25%而上探2.5亿元人民币。至于近日更传出伊利集团以5亿元人民币冠名2015年《爸爸去哪儿3》，这足以让节目冠名权受限（即“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现在节目当中，同时不得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的台湾同行垂涎三尺、艳羡不已。正所谓财大方能气粗，雄心勃勃、磨刀霍霍的大陆同行，据此似乎拥有源源不断、不计成本的巨额制作费用，仅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其一集预算就达到1000万人民币，百倍于全台湾地区制作预算最高、50万元新台币一集的谈话类节目《康熙来了》。为了一步到位地接轨国际，一劳永逸地干掉对手，较之小本经营、精打细算的台湾方面，内地同仁往往祭出“大片”制作的竞争法宝，一方面不惜血本、一掷千金地向英国、美国、荷兰、韩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购买电视节目版权，并且高起点、大手笔地适时引入国际化团队，另一方面又在超越简单横向移植、正经阅读“制作宝典”与努力参悟“说明书”之余，密切结合在地观众的审美期待视域与情感体验方式，创新性地进行富有成效的本土再造与重新演绎，在全球本土的时代情境中营构了一个又一个眩人耳目、动人心弦的视觉奇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屡创新高、惊世骇俗的收视奇迹。应该承认，藉由“创造性转换”与“转换性创造”的大陆电视综艺节目，无论是外在数量，抑或内在质量，较之既往提升明显，较之对岸不落下风，可谓脱胎换骨、今非昔比。当中最为明显的重要例证，就是以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为代表之大陆一线卫视的部分综艺节目，甚至来势汹汹地实现了对长期自诩“电视综艺王国”台湾的惊天逆袭，刹那间受到岛内观众的广泛注意与热烈追捧。或许就在几年之前，大家很难想象到台湾东森电视台，为“拼收视率”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别出心裁地假借“新闻报道”的名义规避台湾地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法律监管，于2013年4月某日破天荒地全程直播“我是歌手”的总决赛，甚至不惜让当晚10档的时事评论节目《关键时刻》为之让路。东森此举石破天惊，虽被对岸的湖南卫视隔空指控为“侵权盗播”，但亦收获“每分钟拥有48万观众收看”（亦即2.15%的较高收视率）的收视景况。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同样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台湾中天电视台亦不甘落后，不顾台湾当局关于大陆电视节目若在台湾地区整集播出须经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与“文化部”等相关部会同意的有关规定，同样采用“准直播”之打插边球的灵活方式对此进行同步报道，而与东森一道共同遭到“通传会”发函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并到会陈述。不言而喻，这一闹得沸沸扬扬的“盗播”事件极具标杆意义，其一方面意味着曾经在华语世界风光无限、哺育了祖国大陆电视综艺的台湾综艺节目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另一方面标志着大陆综艺节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然告别邯郸学步的机械模仿，走向成熟、攀向巅峰的全面崛起。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职是之故，岛内媒体无论蓝与绿、左与右，不约而同地纷纷跟进解读、深入剖析“盗播”事件，从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上与现实实践领域中掀起轩然大波，显然其并不止于两岸华语媒体之间为“博眼球”而做通常意义的营销“炒作”，更进一步地在社会公共空间引发热议、影响持续发酵。举其要者而言，立场亲近大陆的平面媒体《旺报》，虽然对此分析较为理性平和、持论较为客观公道，但仍以不无忧虑、略显失落的口吻指出，“过去台湾综艺节目领先大陆毋庸置疑，但如今大陆不惜重金买进欧美版权、高价聘请一流明星与制作团队，制作出效果惊人的好节目，进而吸引观众的目光，再以冠名费等名目获得巨额的广告收益，良性循环下创造出更多品质精进的作品，已有带领华流崛起的气势。”[8]至于绿营媒体《自由时报》则在色厉内荏地高声指责台湾媒体的“抬轿”举动之后，亦忧心忡忡地进行“为什么大陆可以做出这样的节目”的深切追问，反躬自省地做出“为什么这个节目可以如此成功”的深刻检讨。
检视问题剖析材料范文第8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历代王朝均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从而根据当时的民族构成及其特点，制定和形成一整套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就势在必然。民族法制的成败得失，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民族地区的安定，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多元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中一些族群势力集团，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法律制度，有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了许多有本民族文化积淀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一是夏、商、周以来历代主干王朝为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对各少数民族制定和形成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本地、本民族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规范；四是少数民族自己逐渐形成和普遍适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些民族立法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民族构成、族际关系和民族特点而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古代民族法制，为今天的民族立法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制度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民族法学研究体系中，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民族法制的研究、民族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三足鼎立，已成为民族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史学中，少数民族法制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创新点而备受关注，原创性成果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值得欣慰。
一、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主要研究业绩
以来，与民族法制史相关的研究内容多散见于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政治学著述中，而法律史学界则重视对中央王朝立法的一般性研究，对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法律关注不足。以中国民族法律史为对象且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法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可以将其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民族法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或将汉文古籍中与民族法制相关的内容加以点校、汇编，或将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法律文献进行翻译、汇编，主要成果如下：
1、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的汉文译注本《西夏天盛律令》被编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译注者除进行翻译整理外，还刊布了由苏联刊本翻拍的西夏文原件。该书较好地整理和保存了《天盛律令》这一珍贵的法律文献，汉文译注使《天盛律令》的可读性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夏法典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对西夏法律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2000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志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被列入中华传世法典，由法律出版社同时出版，从而提高了《天盛律令》的法典地位，扩大了《天盛律令》的影响。
2、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正史中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史料是可信的、主要的，但散见于浩瀚的史料之中，给引用者带来较大的麻烦。该书按照中国历史进程分为：先秦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五篇。每篇由概说、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少数民族法制状况等章节组成。此书所收的内容：一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包括武力镇压、怀柔和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统治，同时各代一些典型的治理思想也在其中；二是“二十五史”中所载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及族群的法制状况，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法律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政权组成，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一些颇具特色的社会规范。
3、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惜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下)。根据内容的不同，该书将民族法律文献资料分为法典法规篇、地方法规篇、乡规民约篇、习惯法篇、司法文书篇。许多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珍贵的民族法制资料都被收罗于此，不失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刀永明、刀建民、薛贤整理的《孟连宣抚司法规》，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杨选第、金峰校注的《理藩院则例》，等等。民族法制资料整理工作志在先行，并初具规模。
少数民族法制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表明，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随之进行的研究也就生机盎然，成果累累；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就举步维艰，甚至半路夭折。
另一类则是针对民族法制史的专门研究。这类著述中，有通史性的研究，即对中国历代民族法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民族法制发展、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在宏观把握、整体展现、描绘全貌的同时，凸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法制的各自特色，如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此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详细阐述了历朝历代的民族法律制度。既重视国家制定法，同时也关注民族习惯法；突出民族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立法成果；并对许多学者的学术贡献作集中呈现。该著作复原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法制发展历史的原貌，使民族法制的内容从历史的暗淡中凸显出来。
而更多的著述则是针对某个朝代的民族法制、某个民族的民族法制或民族法制的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起到了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填补空白的作用。
1、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该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朝法制的源流、发展、成就和历史地位，探索了北朝法制从初建到完成的演变规律。作者注意学习并继承乾嘉学者注重实证的优良学风，一方面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充分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北朝法制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2、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该书从法文化的角度检视元朝法律现象，不仅不忽视其表现在实体范畴、程序范畴的诸多内容，而且还以其作为切入点，探讨这些表象背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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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动因，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全面凸显元朝法律自身的特性和积极意义。
3、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朝的民族立法是最丰富、最完备的民族立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清代民族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深入地分析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特殊作用，认真总结了清代民族立法与实施的经验，特别是在民族法规性质的认定，民族立法内地化等问题上，阐释了独到的见解。
除此以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胡兴东的《生存范式：理性与传统——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法律变迁研究》，娄云生的《雪域高原的法律变迁》，杜文忠的《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等等。
这类研究以法典和各类史料的文本为基础，主要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文本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论述，着重阐释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同时，揭示少数民族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贡献。在各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各种少数民族文献不断被整理、编译，而民族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法律史研究的许多空白被填补。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它非由国家政权制定，而是产生于各民族的经验生活之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非成文法典，而是口耳相传。习惯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对它的研究代表着对民族民间“自生自发”的规范和秩序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迅疾变迁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法学研究的视野也不断开阔，法学家在“眼睛向上”、“眼睛向外”的同时开始“眼睛向下”，从社会实际出发，在重视国家法研究的同时，非国家法的功能、地位也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与传统规范，应当是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开展民族立法、执法与司法工作的基础。同时，对于习惯法的重视和利用，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及社会的治理。
由于习惯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为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报告类，此类成果多以规则汇编或案例汇编为表现形式，具有习惯法研究的基础性价值。
1、张济民主编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课题组从1988年到1993年，收集、整理、翻译了大量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该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青海范围内的法规资料；二是邻省区的对比资料；三是案例汇编；四是词语解释和相关法律文献资料。该书既有法规，又有案例，资料真实可信，涉及面广，全面反映了藏族习惯法丰富的内容和对现行法律多方面的影响。
2、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该书研究突出如下特点：彝族学者调查彝族，贴切详实，没有语言障碍；宏观着眼，微观人手；从现实出发，追溯古代。凉山彝族的社会秩序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维持，传统习惯法是一组成员统一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该书收集了“德古”经手的案例，上篇为原始习惯法案例，下篇为父系氏族奴隶制的习惯法案例，并在序篇对凉山彝族习惯法作了总体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
此类成果还有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译释的《侗款》，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周相卿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等等。
第二类研究成果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建立在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之上，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法理分析，奠定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基础。
1、范宏贵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该书是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概念、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习惯法涉及到的基本内容、少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重要命题都有一定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涉及范围。
2、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该著作秉承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分析了习惯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中华法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功能、现实表现等问题作较为全面的探讨，讨论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此类研究还有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夏之乾的《神判》和《神意裁判》，钱宗范、梁颖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等。
更多的学者则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位开展研究，深入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具体的剖析，以展示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相关著述如邓敏文、吴浩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冉春桃、蓝寿荣的《土家族习惯法研究》，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杨经德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马克林的《回族传统法文化的研究》，等等。
与上述成果相比，第三类研究则更偏重于理论建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析，探讨诸如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本质和作用，纠纷的解决方式，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等法理学命题。
1、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该书根据从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参照对古籍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证，以边疆少数民族习惯法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法的早期形态和起源、发展的轨迹。作者认为：民族禁忌是中国早期法起源的源头和种子；民族习惯法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法，是现代法律的前身和萌芽。酋邦战争是推动中国法起源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等原因，西南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法文化，并分别处于不同的法文化圈，这些不同的法文化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活生生的法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图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统一法制的冲突及消融等问题。
2、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该书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背景及其具体条件的考察，对什么是法、法是如何演变的、法及其变迁的文化背景等一系列法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以便探寻有关法的起源和演变的普遍性因素，将其从个案分析扩展到一般性结论：法的成长是一个文化上的命题，民族法文化不同，法的成长模式也就不同。该书对法律史和法理学研究都有拓展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此类研究成果还有龚佩华的《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师蒂的《神话与法制——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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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方慧主编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等等。
学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总结和研究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保存和传播。人们还从这些丰富的社会法律现象出发，对社会法律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以促进其对法制及其法理有更深入的思考。
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特点与经验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性的专门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许多学者在长期积累和长期关注中，对某些研究领域或某些专题形成了权威性成果，从而成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例如，于豪亮对秦代民族立法的研究，曾代伟对金律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法典的研究，张晓辉对南诏国与傣族法制的研究，张晋藩等对清入关以前法制的研究，王东平对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等等。在历史长河中，每一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制都有人做专门研究，学者们各有专攻，独树一帜，他人难以顶替，更难以超越，大有雄踞一方、彼此关联、遥相呼应之势，共同形成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风云际会、有声有色的可喜局面。
(二)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
博士论文、国家课题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创新点，是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的两大标志。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出现，质量上乘。如那仁朝格图的《蒙古法制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3)，官波的《法律多元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云南大学，2006)，李剑的《论凉山彝族的纠纷解决》(中央民族大学，2010)，等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是优秀的科研成果，也是年轻学者成才的标志性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国家课题逐年增加，出现了一批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学术新人。如兰州大学刘艺工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周世中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司法审判中的使用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等。另外，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专著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人开卷有益，百读不厌。
(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积极参与
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深受本民族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熏陶，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从而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生动贴切，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受到少数民族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如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奇格的《古代蒙古法制史》、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邓敏文的《神判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种研究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这种研究是不完美的，是不尽如人意的。
(四)跨学科各具特色的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并重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积极介入到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中来，大家在一起不分彼此，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密切交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近年来，各学科都有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成果问世，其研究角度、学术风格、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从而繁荣、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也使这方面的成果具有因研究者学术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自身独特性和创造性，并预示着该领域研究潜力的深厚和长久。有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研究的同时，还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收益。
(五)多种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以下研究方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其一，历史叙述的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甄别史料的真伪的基础上，对民族法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理论和决策，立法成果、司法实践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展现中国民族法制演进的历程。并从民族法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着手，仔细分析中国民族法制产生的因果关系，认真总结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阐述民族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广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既可以将中国古代民族法制与近代、当代的中国民族法制作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将古代不同政权的民族法制作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将同一政权的民族法制在不同时期作不同现状的比较研究，又可以对不同民族的习惯法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作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差异、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经具体分析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三，田野调查的方法。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典型个案调查，准确把握民族法制运作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
其四，注释分析的方法。对历代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或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立法，都要在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客观评述，了解其真实含义及其社会影响。
其五，个案分析法。以典型案例为基础，以小见大，揭示其蕴含的丰富而重大的社会法律命题。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决定了采取多种方法的研究才容易多途径认清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六)探讨了一些学术难题
如习惯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念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是什么的问题，国家统一法制如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有何共性和差异的问题，如何消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制冲突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方自治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明了和解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三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总的趋势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不断增强、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品位有所提高，各类研究越发强调“问题意识”，主张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广泛综合、借鉴多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研究自身要日积月累，永无止境，不断创新。
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布局不均衡。有的课题门庭若市，趋之如鹜；有的课题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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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较大反差，一边是重复性研究在所难免，有的课题却闲置一边，无人承担。如对西夏法典的研究，成果累累，仅学术专著(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十部，相关论文更是纵横交错，数不胜数。但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则仅有一部专著，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对图们汗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几乎就没人做专门研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陷。
2、原始材料的挖掘整理不够。目前研究少数民族制度史的主要资料，一是中国传统的传世法典，二是“二十五史”等正史的文献资料，而对民族地区司法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利用不够，对诸如《明实录》、《清实录》中大量的民族法制史料也挖掘整理不够。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大家运用得最多的还是1956年至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时收集到的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并经过整理、编写后正式出版的资料，这批资料十分丰富、具体，但与保存在民族研究机构的原始资料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1982年以后民族地区编写地方志时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本世纪初云南大学等组织的少数民族新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等，被用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则不多见。资料的单一、陈旧和短缺，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如果缺少民族地区第一手材料，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会装腔作势，空洞无味。
3、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某种隔膜。有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法制的了解比较肤浅或相关知识积累储备不够，研究只能泛泛而谈，面面俱到，浅尝辄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客观叙述者居多，淡化研究者自身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深入分析、归纳总结、突出重点的研究者太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既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又缺少一种文化上的继承和弘扬。
这些不足的存在，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要走的路还很远，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格局，决定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自己突出的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其法律文化也各有特色。如何全面了解、真实把握、继续弘扬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是长期困扰民族法学界、法律史学界的重大科研难题。虽然有的学者长期关注，用功甚勤，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由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研究的方法与途径过于单一，研究的视野不太开阔，取得的进展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极不相称。在我国大力加强民族立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法制和中华法系的关系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各族从来没有孤立地发展过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各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各自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特色，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由各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点滴融会而成，自然和中华文化一样，是多民族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交融与共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建设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因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展性。因此，在中华法系的总体关照下，去深入研究作为多元因素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解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是民族法学和法律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如果缺少了少数民族法制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法制史；但如果不弄清少数民族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作用和历史贡献，既无法对少数民族法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和客观评价，又无法把握中华法系的全貌和最具各民族特征的组成部分。
(二)理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控制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制，还包括习惯机制，国家机制只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习惯机制却是通过风俗的统治使人们服从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习惯法作为实现习惯机制的手段有着巨大而深厚的力量，它被特定的群体所选择吸收，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得以延续，从而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和群体认同性，因而更容易得以贯彻实施，也更容易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十分明显，习惯法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丰富和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它独立于制定法之外，效力、范围、作用都自成体系，真正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地位和价值的法。国家法与习惯法，既存在时间距离的纵向关系，也存在空间距离的横向关系。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制定法往往是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习惯法是制定法产生的法律渊源，是本土化的法律渊源。从地理的横向考察，国家立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习惯法从特殊群体的局部利益考虑，突出法律因地制宜、缘俗而治的特性。二者比较而言，国家制定法占主导地位，习惯法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可以在特定区域里、特定人群中、特定时间段丰富和弥补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因此，在国家制定法面前，习惯法切忌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目前，我们应该着手的工作，不是要简单地归纳总结特殊群体在特定领域的习惯法，而是要让习惯法尽量靠近国家法，并使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关照，良性互动。
(三)强化对相邻地区不同民族共同法律生活的研究
有些少数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同一地区，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他们的习惯法有哪些相同的因素?他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民族问题，化解民族矛盾的?国家对相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制定了哪些统一的法律法规，其统治效果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解答。另外，还需要对不同民族相同习惯法规定作诠释和理解，如藏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赔命价”制度，蒙古族、羌族、满族等民族的“收继婚”制度，羌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舅权”制度，羌族、侗族、苗族等民族的“议话”制度，等等。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法理涵义，以及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启示。
(四)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和传承
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任务，在于科学总结历史上法制建立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法律的一种本土性资源，应当得到珍惜和合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现行的基本法，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撑，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法源，也是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定乡规民约的可利用的制度规范。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浓郁的保护意识和执行机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禁毒、戒毒方面，有积极地心理暗示、群体关怀和监督制约功能。特别是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独特之处：其程序灵活、费用低廉、节时省力、当事人意思自治，民间权威的参与与主持公道，有利于维护甚至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促进社会和谐。
(五)注重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构建“法治”社会的联系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并非就史论史，自娱自乐，而更应该关注现实“法治”的进程。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记载、讲述法制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有启迪意义的。但是，不要只注重古代，认为年代愈久远的事物愈珍贵，而对相距今天较近的近代、当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很少，甚至不去过问。其实，少数民族法制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常变常新的。应结合时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一些对现实有影响的课题，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立足现实，不断推陈出新。要特别关注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研究者应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检视国家法的实效，反思国家法的运行困境，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问题，既要促使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强势推进，又要保证少数民族习惯法有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六)关注世界各国民族法制的进程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