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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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城市化;滞后;原因
一、城市化认识的偏差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1.城市化阶级性思想。这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既不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也不是社会主义城乡建设的必由之路,而是“资本主义城乡对立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种错误手段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不一定带来城市化,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2.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农村城市化衰退郊区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无组织、无计划发展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市化阶段是可以超越的。从近展史看,已经展现了城乡趋于融合的新态势,何况,现代科学技术已为城乡融为一体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期间,“消灭三大差别”、“以备战为中心”、“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造消费城市”等政治口号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城市化潮流。
3.城市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环境的破坏力,绝不可把城市化做为一个发展战略。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失业严重、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社会犯罪、贫富不均等所谓“城市病”看得过于严重,对城市化的正面作用考虑得太少。
4.自然经济思想。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依存空间,在传统体制下,由于不重视流通,不重视第三产业,不重视价值规律的自然经济思想大量存在,不然不重视城市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这类经济作用的发挥,使城市化得不到发展。
二、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是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重工业是高耗资工业,重工业导向的战略使产业形成了脱离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的条件约束的倾向,向着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重工业的倾斜发展不仅加剧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状况,大大削弱了就业的基础――资本,大大降低了资本吸纳就业的能力,重工业的吸纳劳动力仅及轻工业的1/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52～1978年的26年中,中国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12.9%,就业仅增长5.5%。
其次,重工业的倾斜发展导致重工业的自我封闭和轻工业、第三产业的不发达,大大限制了劳动力的就业空间,重工业的倾斜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的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使我国的劳动力不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得到就业,这是导致中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再次,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以来,国家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把农业放到了从属地位,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强制积累,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削弱了农业作为城市化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在重工业倾斜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严重的低效率,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进一步阻滞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三、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住房、医疗及其它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限制农民向城镇流动和迁移,造成城市与农村长期处于分割状态,最终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背离了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劳力丰裕的农业大国的国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
基础薄弱。国家为确保工业超前发展,不得不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来保证与支持,这就在城乡之间构筑了一道道“无形的城墙”。从50年代开始在城乡陆续建立起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使中国城乡逐步走向分割与封闭,形成并长期维系着二元社会的格局。二元社会格局的存在,直接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使城市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维持需要四个方面的条件:(1)户口管理制度提供了分离条件;(2)统购统销制度提供了交换条件;(3)农村制度提供了稳定条件,即提供了农村方面的稳定条件;(4)城市就业和保障制度提供子稳定条件,即提供了城市方面的稳定条件。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充分而必要条件,保证了它的存在和延续,这四个制度合为一个整体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05
重工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波动性;结构变动
一、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
(一)数据的获得途径及计算方法
1990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引自张世贤2000年发表在《管理世界》第5期的论文《工业投资效率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并没有关于工业固定资产的直接统计值,对于1996年之后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通过全社会采矿业、制造业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三个大类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加总的方式获得。1991年至1995年期间无法从统计年鉴和统计数据库中获取能直接准确计算出工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只能采用估算的方式。将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中工业项的投资额加总,并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系数进行调整换算成1990年不变价格值,计算出相应的增长率,根据1991-1996年期间6年年均增长率值对计算出的各年份增长率进行调整,得出1991-1995年这五年的工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的估算值,并以此计算出这五年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额(1990年不变价)的估算额。由于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的缺失,不能计算或者相对科学地估算1990年之前工业固定资产。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分析
1990年以来的18年里,考虑价格变动的因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4.46倍,年均增长率为16%。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5.28倍,年均增率为16.35%,高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阶段工业投资增长情况如下:1991-1996年期间的6年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长率为13.62%,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7.33%;1997-2002年期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7.31%,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为10.91%;2003-2008年期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8.0%,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1.04%。从分阶段的情况来看:2003-2008年期间,工业投资增速显著加快,比1997-2002年期间的工业投资年均增速高了近17个百分点,比1991-1996年期间的年均增速高了近14个百分点;2003-2008年期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年均增速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在这之前的12年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一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3.6个百分点左右。2002年以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提速,其增速远高于此前各年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在此前的多数年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提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2000年以来城市化和重化工业化进程显著加速,带动了重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与工业品出口结构的升级,带动了轻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情况
2001年之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趋势大体上同步,2002年以来两者波动则体现出高度的同步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性,我们采用HP滤波的方法。
(一)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本文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数据(1990年不变价)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数据(1990年不变价)这两组数据作为基本数据,使用HP滤波方法分析工业投资波动情况。Hodrick-Prescott(HP)滤波方法是测定序列长期趋势的一种方法,其优势在于可以将趋势要素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而又不会损失序列首尾的数据,通过对惩罚因子的调整,HP滤波法更为灵活。
其基本原理是: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Trend),{YtC}是其中包含的波动成分(Cycle)。则
Yt=YtT+Ytc,t=1,2,3,…,T①
HP滤波的思想就是从{Yt}中将YtT分离出来。一般的,时间序列{Yt}中的可观测趋势{YtC}被定义为以下最小化问题的解。
min(Yt-YtT)2+λc(L)Ytt2②
c(L)=(L-1-1)-(1-L)③
其中c(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将式③代入式②,则HP滤波的问题就归结为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即要使得下式最小化。min{(Yt-YtT)2+λ[(YTt+1-YtT)-(YTt-YTt-1)]2}最小化问题由c(L)YtT2来调整趋势的变化,并随着λ的增大而增大。HP滤波依赖于控制平滑程度的惩罚因子λ的设定。当λ=0时,满足最小化条件的趋势序列即为{Yt}本身;随着λ的增加,估计的趋势逐渐变得光滑;当λ趋近无穷大时,估计的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HP滤波就退化为最小二乘法。对λ取值存在一个权衡的问题,即要在趋势序列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的光滑程度之间做一个选择。对于年度数据,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的λ=100。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性分析
用HP滤波的方法,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I)序列,分解为工业固定资产趋势序列(II_TREND)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序列(II_CYCLE),并得出趋势图,根据序列的变化,2002年以来趋势线变得更为陡峭,表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提速。从波动序列看,1998年至2005年期间,存在一个跨时7年的投资缺口。这样还不能直观评价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通过进一步测算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偏离率指标(偏离率=Cycle/Trend),可以清晰地得出其波动情况。在图1中给出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II_Cycle/Trend)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偏离率(NI_Cycle/Trend)指标序列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偏离率序列的波峰、波谷绝对值均显著小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这表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言更为剧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偏离序列波峰值为33.81%、波谷值为-31.17%,峰值与谷值之间的时间跨度为8年(半周期),表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周期较长但波动幅度剧烈的特征。
三、工业投资的结构变动
(一)数据来源及轻重工业分类根据
在中国,传统上会将工业分成轻工业和重工业两大类,轻工业主要是由生产消费品及其中间产品的工业行业组成,而重工业主要由生产生产资料品及其中间产品的工业行业组成。本文研究工业投资的结构变动主要探讨,工业投资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分配比例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反映再生产资源在消费品生产和资料品生产的分配情况。由于在《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并没有轻、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1990-2003年的轻重工业投资占比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各行业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数据计算,2004年以来的占比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轻工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及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旧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重工业则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以及除轻工业行业外的制造业各行业。
(二)工业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在工业中份额的变化:1993-1999年期间,轻工业投资占比20.63%逐渐下降到12.06%;2000年以来轻工业投资占比逐渐上升,2005年轻工业投资占比重新回到20%以上,2006年、2007年该值分别为26.69%和26.65%,2008年轻工业投资占比下降至24.80%。近十年来我国城市化显著加快、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十分显著,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占比迅速下降,同期轻工业投资占比却稳步提高,这一现象似乎令人觉得不解。但是通过对轻工业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近十年来我国轻工业的产品升级换代十分迅速,出口量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许多轻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轻工业装备的更新改造和升级换代也非常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轻工业投资占比上升和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同时出现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Gilbert, R.J.Mobility barriers and the value of incumbency.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1989.
2、Jin,Hehui., Yingyi Qian, and Berry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89).
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J].经济研究,2004(9).
重工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抑制；福利；文献综述
1.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相关文献，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研究，一致隐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阿马蒂亚・森认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体现出这样的理论趋向，这个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良好的资本借贷体系、强有力的货币体系及不受约束的金融中介对于产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以来，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从企业家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只有在信贷和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发挥才能，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以前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债务人”，换句话说，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企业家才能、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结构也在不断的变迁，金融结构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机构与发展》中指出，金融发展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和促进金融的发展。戈德斯密斯认为，对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金融机构的差异，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和肖在同一年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部经典著作，两部著作都探讨了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此以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不断探讨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主要有四种：（1）麦金龙和肖主张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自由化，通过正的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递机制为利率自由化真实利率水平上升储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2）卡普和马西森建议通过利率市场化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数量增加经济增长；（3）加尔比斯主张通过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前三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了理论自由化或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4）帕加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议通过金融深化增强金融体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金融深化金融体系功能加强经济增长。
2.我国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对金融市场严格管制，对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金融产品创新等加以限制，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超赶战略。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出口初级产品，积累外汇来换回资本品；二是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劳尔・普雷维什认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的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着国际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利益。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发生交往，成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几乎享受不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带动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明显增加。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收入的增长会显著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点决定了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相对价格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因此，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施超赶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国内工业化进程，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摆脱受控制、受剥削的处境。
发展中中国家一旦制定了超赶战略，其面临的目标函数也就随之确定，即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资金积累最大化，重工业本身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目标函数。从产业性质上看，重工业是一种需要密集资金、投资规模巨大且投资周期长的产业。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实现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对金融进行严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一种稀缺要素，资金的稀缺性导致其市场出清价格较高，即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规模、长周期的资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贷款利率实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优惠利率来鼓励重工业的发展。此外，严格管制存款利率，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银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从公众手中获取稀缺的资金，达到低成本凑集资金以供工业部门使用的目的；其次，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落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短时间内凑集重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资金，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最大限度的凑集资金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的直接联系渠道被堵，而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股独大，居民分散的资金没有其他投资选择，储蓄成为了唯一的投资方式，银行也成为公众盈余资金的唯一投资渠道，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只有通过银行这种金融中介发生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公众的资金集中到银行；第三，为了克服外汇资金的短缺，有必要对汇率实施严格管制，低估本国货币币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来获取外汇。对稀缺外汇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外汇优先用于重工业化急需的进口设备上；最后，为了保证资金按照既定目标的有序流动，必须对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进行严格限制，以保证金融体系不严重偏离国家的总体发展轨道。“金融抑制”战略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众的储蓄意愿并刺激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投资需求所需资金远远大于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数量，因此国家对有限的资金给予指导性贷款，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将资金优先配给给重工业部门使用，以满足国家超赶战略的需要。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被抑制和被边缘化的位置，农村金融抑制的内在根源在于在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分摊机制是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实际承担制度变迁成本的是农村金融部门，本质是由广大的农村居民和农业部门所支付。以中国为例，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中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涉及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顺利实现转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高昂。首先，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民营企业共同成为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性和垄断性受到挑战，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了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而且体制的惯性使得国企在较之民企更缺乏竞争力和灵活性，这又加大了国企破产的可能性；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就业，国企的破产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在我国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维持失业者的基本福利水平，过多的失业人口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最后，我国对国企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政府还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国有企业的资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保证国有企业就业的基本稳定性，政府需要进一步投入较多的资金补贴，而对于已经实现由“国家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体系主导型”融资模式转型的转轨经济，国企渐进改革的成本让国家财政补贴难以为继，金融体系则成了这种制度变迁的实际承担者，而农村往往成为资金的净输出者，农村金融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买单。
3.农村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效应的实证成果
国外学者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多数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结果均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贫困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现象非常普遍，农户的信贷需求很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农户信贷资金的缺乏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户的技术选择、生产效率以及农产品食品安全、营养与健康等方方面面产生消极影响。国外的多数研究认为，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农户的平行数据研究发现，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额贷款与其他项目与以工代赈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额贷款对贫困农户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国的信贷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福利效果，具体来说，研究了信贷项目对农户收入、小孩入学、劳动供给、财产、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借贷对农户的产出影响显著，并且对改善孟加拉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发挥着积极作用。埃及的经验研究表明，农户正规信贷约束主要受农业收入比、土地面积、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非正规信贷市场约束主要受工资收入、家庭资产等因素的影响南非学者研究发现，南非家庭特征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大的户主年龄，男性户主、较大的家庭规模、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国内学者对我国信贷约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应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抑制了农户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过考察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否则理性的消费者应该通过自由借贷来实现平滑消费以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当前是否有投资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有农户的信贷需求负相关，依靠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信贷需求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都会显著的改善农户的福利状况。李锐，朱喜（2007）利用3000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农户金融抑制程度为70.92%，样本农户由于金融抑制所损失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净值分别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陈巧玲（2007）基于对湖南的23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对民间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郁、罗丹和韩俊（2007）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信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张建杰（2008）从农户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关系”这种特殊资源在农户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高且户均信贷规模大，农户非正规信贷发生率又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且户均贷款规模则有增加的趋势。不同社会资本的农户通过非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高于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且前者户均贷款规模小于后者，不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户贷款项目的差异不显著。贺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调研数据，实证发现当地54.3%的农户存在资金难题，这些资金缺口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程郁、韩俊和罗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贷配给所引发的信贷需求压抑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交易成本过高和不完善的信贷配给机制与农户风险规避行为交互作用，提高农户所感知的信贷成本并降低了信贷获得预期，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研究还发现，估计型约束和需求型约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年龄、收入。社员身份及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等因素对两种约束邮政不同的影响。金烨、李宏彬（2009）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家庭结构、人口特征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潜在和隐蔽性”需求出发，依靠特殊的农户意愿调查，在经验层面衡量农户所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并用调查数据估计农户正规信贷约束背后的信贷配给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不仅受到供给信贷约束，也受到需求信贷约束，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与风险配给是农户被排挤出信贷市场的三种重要方式。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基于双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结果。工资收入会降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容易获取贷款，但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忽视信贷需求的情况下，仅依靠增加供给难以降低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陕西115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检验了收入水平、非农程度、风险规避趋向、社会网络等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农程度对农户两类信贷约束都具有负向影响；正规信贷约束受到“关系”的影响显著，但不受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影响；非正规信贷约束不受“关系”的影响显著，但受到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等因素影响。钟春平，孙焕民和徐长生（2010）基于安徽的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安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并不普遍，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满足，农户收入较低和投机机会较少等因素是农民参与信贷市场不积极的重要原因。马永强（2011）基于全国十省市农户借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信贷约束、利息成本、风险、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显著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影响不同。
4.结语
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研究文献很多，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参阅众多文献后，发现依然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献以全国或者部分中东部省市整体作为考察对象，忽视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现实情况，以贫困地区农村农户的金融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文献较少，如果将中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应用于贫困地区，其政策效应可能由于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而南辕北撤，因此专门考察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信贷约束及对农户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文献中，各文献把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忽略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比重中持续上升。不区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将二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这可能忽略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收入在影响上的差异性。第三，在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户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是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在直接在传统的消费函数中引入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最后，研究信贷约束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都是基于计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描述性角度来分析的文献较少，而描述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使得结论更加具有直观性和准确性。此外，在福利指标设计上，大部分学者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余额等来作为度量福利的指标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净资产替代家庭总资产，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标。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PYYJ13）；重庆三峡学院校级重点项目（13ZD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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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珠江三角洲是我国 经济 最发达、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江门市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成员。正确定位其产业发展阶段，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三大指标判断江门市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同时分析了制约江门市产业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并提出加快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产业发展有其特殊性及阶段性，江门市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成员，如何正确定位自身产业发展阶段，以更好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江门市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具有内在 逻辑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 进程，人们不能违背产业演进的规律，但能够缩短演进的过程，加快其演进的步伐。弄清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点上的 工业 化发展阶段，是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因此，研究江门市的产业发展，必须首先认识江门市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一、把握产业发展规律，认清产业发展阶段
根据国内外有关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一般运用人均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本文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几方面来综合判断江门市的工业化阶段。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著名 经济学 家霍利斯·钱纳里(honis chenery)等人，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
由于汇率不能反映各国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因此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我 国学 者易纲(1997)估计人民币绝对购买力平价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2005年，江门市人均gdp为19636元。以4.2元，美元计算大概为4675美元。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初步判断江门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二)产业结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nion kuznets)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 农业 )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取代。当第一产业的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十五“期间(2001-2005年)，江门市的三次产业比重由13.8:46.6：39.6转变为9:53:38，由上述理论可以初步判断江门市工业化刚刚进入后期阶段。
(三)工业内部结构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hber hoffman)于1931年建立了“霍夫曼比例说”，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值。他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霍夫曼比例越小。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越高。他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比例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比例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比例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霍夫曼比例小于1，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霍夫曼定理中将工业分为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划分方式近似于我国轻重工业的划分。因此，本文运用轻重工业产值之此来近似计算霍夫曼比例。另外，由于缺乏完全符合公式要求的 统计 数据，只好用相近指标替代，即用总产值替换净产值。2005年，江门市的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58:42，计算所得的霍夫曼比例近似为：1.38，因此江门市处于工业化第三阶段的后半段，处于向第四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综上所述，从人均gdp看，江门市工业化水平处于中期的后半阶段；霍夫曼比例表明，江门市处于工业化第三阶段，处于向重化工业过渡的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则反映江门市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综合各个指标，目前江门市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的阶段。
二、深刻分析外部 环境 ，走产业科学发展之路
研究江门市产业发展，必须在认清江门市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基础上，深入分析江门市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当前，江门市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外，还面临着一些外部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
资源和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江门市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了资源约束和环境破坏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江门市地域广阔，但是能够使用的土地却不多，按现在cdp增长速度计算，江门市市区若干年后将面临无地可用的困境。其次，水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全市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7.1％：至2005年，全市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污水日处理能力只有11万吨，远远低于污水日排放量。最后，资源能源供应保障压力越来越大。2000-2005年间江门市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率15.59％，较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10.9％高出许多。
(二)劳动力素质不高问题日益突出
产业的发展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工业化初期，主要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些生产要素导向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可以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获得；到工业化中期，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汽车、石化、 电子 等，这些 投资 导向型的产业发展主要靠资金和技术，而劳动力的素质对产品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江门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进一步增加，而在2003年，江门市高级职称人才仅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的2.81％，而初级职称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却高达76.14％。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已成为制约江门产业发展升级的一大障碍。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2005年。江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6079人，比全省平均水平7634人少了四分之一，排名全省第9位；科学家和工程师3414人，远远低于全省平均5430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1633人，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可以说，江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省排名中并没有优势，处于中等水平。
三、促进江门市产业发展升级的对策
推动江门市产业发展升级。既要抓住当前世界产业转移为江门市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又要符合江门市产业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实际。
(一)积极争取重化 工业 项目，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升级
重工业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2010年一季度邯郸市工业品价格运行情况分析
工业品价格属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源头价格，是消费价格的先行指标，它反映工业领域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结构，其变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关系到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全市工业经济效益及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应密切关注价格涨落对工业经济的影响。近期,受煤炭开采产品、黑色金属和加工产品、纺织产品、石油类产品等价格上涨的影响，2010年一季度邯郸市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8.06%。
一、工业品价格变动的特征
1、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上涨，呈现“v”型走势。受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开始回升，国际原油、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涨。2010年一季度邯郸市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指数持续上涨，其中：1月、2月、3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6.58%、5.42%、12.18%。
2、轻、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时上升”。2010年一季度，轻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升6.59%，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9.59%杂志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1.15%；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8.25%，其中,采掘类同比累计上涨12.06%，原料类同比累计上涨9.02%，加工类同比累计上涨5.91%。
3、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的涨幅大于生产资料。2010年一季度，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7.87%，从结构看，采掘类生产资料同比累计上涨13.04%，原料类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8.14%，加工类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5.50%。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9.51%，其中：食品类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12.89%。
4、主要产品出厂价格上涨，是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
煤炭开采和洗选产品、黑色金属出厂价格大幅上涨。2010年一季度，邯郸市煤炭开采和洗选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13.67%，黑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10.3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同比累计上涨7.87%，其中：炼铁产品和炼钢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分别上涨11.05%、7.56%。
纺织产品、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厂价格明显上涨。2010年一季度，受原材料棉花价格上扬和人工费上涨的影响，邯郸市纺织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7.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比累计上涨4.27%。
5、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面超过六成。2010年一季度在邯郸市调查的32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的有21个行业大类，上涨面为65.6%，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产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价格的大幅上涨，是决定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较大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工业品价格变动的因素
2010年一季度，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减小，但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还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从邯郸市的情况看，金融危机滞后影响不容低估，影响工业品价格运行的因素很多，渗透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中。
1、国际市场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广泛。由于国际原油和黑色金属矿等资源类价格大幅上升，中国国内油价和黑色金属矿等资源类价格也随之上扬。2010年一季度邯郸市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其根本原因是我市的主导行业及优势产业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主要因素是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等行业。
2、国家政策的影响。2010年一季度杂志铺，国内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政策的效果继续显现，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正在巩固，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这些对工业品出厂价格均有一定的影响。政府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会带动投资类工业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原材料、燃料价格的上涨，强化了产品成本推动因素，不同行业和企业对原材料、燃料涨价的适应程度不等，消化能力各不相同，所以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
3、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经基本形成，投资快速增长，直接拉动了出厂价格上涨。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27.94亿元，同比增长21.80%。主要产品产量增加，1-2月，全市累计生产铁矿石574.1万吨，同比增长23.0%；钢材594.3万吨，同比增长37.40%；服装154万件，同比增长50.9%；累计发电36.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1-2月，全市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4.15亿元，同比增长20.8%。
4、原材料涨价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一季度，邯郸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大幅增长，由此将会推动相关工业行业产品出厂价格的上涨。
三、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经济的影响
价格的运行总是以经济发展为依托，而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最终将体现为价格总水平是否平稳以及上下波动的幅度。一季度，邯郸市工业品价格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对工业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工业品各类出厂价格的逐步上升，直接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推动了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促进了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2、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阻碍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一季度，邯郸市原材料购进价格大幅上涨杂志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也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升。
3、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拉动了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下游消费品市场价格上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2010年1-2月，邯郸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四、2010年上半年工业品价格趋势分析
2010年一季度后，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缩小，宏观经济复苏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内需外需的拉动效果将会好于前期，目前国际市场的铁矿石、原油、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扬，食品、化工产品市场价格也有了明显的恢复性上涨，这些都将会直接拉动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扬。
预计2010年上半年，邯郸市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保持适度的增长态势。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都将会有所改善，重要工业产品、资源类、资产类价格将震荡攀升，结合去年同期的价格走势，初步判断上半年邯郸市工业品价格环比仍会保持小幅上涨的态势，同比价格指数会在波动中呈现逐步回升走势。
重工业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活动中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实证分析，从工业企业单位的省域分布、异属性产业的省域分布和2位码行业的省域分布三个角度描述我国工业产业的空间集聚格局，表明我国工业产业已有明显的集聚现象，但整体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集聚程度较低，并对这一现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工业 产业集聚 实证分析
一、前言
国外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概念、机理、技术和组织创新、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与实证研究等方面。例如，马歇尔从定义外部经济概念入手界定地方性工业集聚的内涵；Pabvos和Wang提出促进产业集聚的六种向心力；Harrison强调新产业区并非传统的产业集聚现象，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关系在地方的、非经济制度中的根植这两个重要特征。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O年代中后期，但系统性研究却始于20世纪90年代。综观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对国外最新理论进行介绍与阐释，如王缉慈从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人手，综述了基于纯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其次，主要围绕产业集聚现象展开经验与对策研究，如聂献忠分析了浙江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产业集聚竞争力战略。再次，是对产业集聚理论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形成和动力机制等理论的研究，如徐祥荣建立指标体系，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浙江“块状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等。
现有的研究成果为解释产业集聚尤其是企业集群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大多主要针对的是部分区域的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集聚对其他方面的影响，而对我国整体的产业集聚的基础研究并不多。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计算，从多角度勾画出全国各省区的产业集聚状况，并针对我国总体和局部的产业集聚现状提出分析和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为了解当前我国工业产业的集聚概况，本文选取中国社科院A类重大课题“中国产业的结构、增长及效益研究”中测定产业空间集聚的方法，对我国工业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展开研究，主要从企业空间集聚、异属性产业空间集聚和2位码行业空间集聚三个方面进行描述。
测定产业空间集聚的指标，以表示，它是企业单位数的结构相对数，增加值的结构相对数2，从业人员的结构相对数3的均值，即计算公式为（）。产业系数值越大，表明产业向该地区集聚的程度越高；反之，集聚程度低。进一步研究我国2位码行业的空间集聚状况。
如为求出各省区的各产业集聚系数，先分别各省区各产业的企业单位数、增加值和从业人数在全国相应总量中的比重，即；依据的计算公式，将进行简均，即可求出各省区的各产业集聚系数。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8》。
三、中国工业企业省域空间集聚状况
（一）我国工业企业的省域集聚
根据国家关于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反映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产业省域集聚状况的统计数据，经过整理得出下表。总体而言，2007年我国拥有大中小型企业共336768家，全部增加值达到117048.39亿元，从业人数共7875.2万人。
我国大型企业及其增加值和从业人数主要集聚在粤苏鲁浙等地；中原地区的豫冀和东北的辽、黑也集中了一些大型企业；西部边疆地区少有大型企业集聚。我国中型企业及其大部分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数主要集聚在粤苏浙鲁等地，中西部地区的豫冀辽川等地也集聚了一定比例的中型企业。西部偏远地区如甘青新藏等地，则少有这类企业集聚。与03年同类数据相比，中型企业集聚情况大体相同。
我国小型企业主要集聚在浙苏粤鲁沪闽等东部省区，中部的豫湘也集聚了一定规模的小型企业，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只有四川进入集聚前十位，其余省区的小型企业集聚程度非常低。与03年同类数据相比，中部的湖南省超越湖北省，进入小型企业三项指标的前十名。
依据产业集聚系数的计算公式，在表1的基础上，可算出各类企业在地域上的集聚系数，结果如下表。
由数据可知，当前，我国大型企业主要集聚地是粤鲁苏豫辽；中型企业主要集聚地是粤苏浙鲁豫；小型企业主要集聚在粤鲁苏浙冀。由此可见，我国工业企业在很大比重上集中在粤鲁苏三省份，比重超过30%。而偏远的工业欠发达地区，如藏琼青等省区，产业集聚程度都非常低。与03年同类数据相比，比重最大的大型企业集聚地由山东变成广东；小型企业的主要集聚地域基本一致，但集聚程度有较大提高。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历年的产业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效益优先的产业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极大优惠，逐步形成了雄厚的产业基础；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无政策倾斜。其次是区位优势，粤鲁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交通优势突出，是整个国家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地区；而中西部则缺少交通优势。再次是科教水平，沿海地区长期以来的科技发展水平均比内陆地区高，这也是其集聚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我国工业异属性产业的空间集聚
按照相同的研究思路，对当前我国不同属性的工业产业，即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集聚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将反映我国轻重工业地域分布的统计数据经过计算整理如下表。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苏鲁粤浙等东部地区和四川，轻工业主要集中在粤浙鲁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偏北的冀豫辽及四川也集聚了一定比重的轻工业。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轻重工业集聚比重都相当低，尤其是宁青琼藏地区。与03年同类数据基本一致。
这主要是受到历史产业政策、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强弱及资源贫富等原因的影响。企业会向有政策倾斜、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地方集聚，而以宁、青、藏等地为代表的西部偏远地区，则因为交通不便、缺少优惠政策，加之生态、科技等的制约，产业集聚程度很低。
（三）中国2位码行业的空间集聚
将工业统计年鉴中的27个2位码行业的企业单位数、增加值数、从业人员数进行计算整理，可得下表：
由表4可看出我国27个2位码行业的集聚情况。
1．资源型工业。我国的资源型工业，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如鲁冀豫晋及个别周边省区，另外湘川滇新等地无规则的存在部分资源型工业集聚。这主要是因自然资源条件限制较大，而集聚在资源丰富地，能有效降低成本的原因。
2．化工业。我国的化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主要集聚在苏鲁浙粤等东部沿海地区，中部的豫晋辽也形成一定的集聚，而西部地区化工业的集聚程度非常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较为成熟、科技和教育水平比较高。
3．轻工业。我国的轻工业，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主要集聚在东中部地区，如鲁浙苏粤等地。这主要由于劳动力充足及相对成本低等因素。另外，西部的川滇也集聚了一定比例的轻工业，比如云南的烟草制造业集聚系数接近17%，是由于作为原料产地的因素影响。
4．加工业。我国的加工业，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主要集聚在东部粤浙沪苏鲁五地，且程度非常高。中部的加工业主要集聚在豫辽两地。西部则只有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聚系数接近7%，其余省区的加工业集聚程度都很低。这主要是由于中东部拥有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交通和科教优势明显等因素的影响。
5．能源工业。我国的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主要集聚在粤豫鲁川浙，分布较散，没有明显地域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交通便利程度和市场距离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目前的工业产业主要集聚在鲁苏浙闽粤和东北等地，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分布散乱，集聚程度非常低，国家总体产业集聚呈现出非常不均衡的现象，论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东部沿海省区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由于历史政策、地域优势、交通便利等原因，东部沿海省区集聚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各类产业。而中西部地区有发展的要求，却面对产业集聚程度低、竞争能力弱等现状。因此建议，将东部沿海省区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矿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可转移到川渝辽冀鄂等地；轻工业可转移至桂赣及黄河三角洲等地区。既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临海的国家安全考虑，也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竞争能力，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东部沿海地区抓住机遇，积极发展新型战略产业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东部沿海地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危急中往往孕育着新的机遇。东部沿海地区应抓住机遇，将部分产业转移出去后，积极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如物联网等，形成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以对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科技发展起到领头作用，引领新一轮的科技浪潮。同时注意后备土地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提高。
（三）中西部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区积极开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深精加工，发展农业产业化
中西部的豫皖赣鄂湘渝川等省区，是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且与东部沿海省区距离较进，有利于承接东部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因此这些地区应借助产地优势、交通便利、运费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深精加工，形成农业产业化的集聚。
（四）落实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
东部地区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后，原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可能面临着失业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后，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会随之提高，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也将可能面临失业。因此，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要加强当地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的培训，使他们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的参与到产业优化升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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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创意产业、文化旅游、工业景观、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P901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保护工业遗产的活动最早起源于英国。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就出现了“工业考古学”，其它发达国家如西班牙等也在该领域有了成熟的发展。我国开埠之后，国外资本工业兴建的近代工厂、民族实业家兴办的民族工业和建国后的现代工厂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但是对它们的保护政策在2008年的《无锡建议》中才被提上日程，尽管在十几年的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但是此相比国外的实践经验，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2.保护策略
2.1 工业遗产保护背景的差异
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提出是在1960 年代～ 1970年代，这个时候欧洲的的大部分城市城市化进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传统产业已经开始衰败，资源开始枯竭，环境的污染也十分严重，因此他们对待这个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循序渐进；工业遗产再利用从生态环境的恢复入手，从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出发，综合部署，因此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细水长流的理性。
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城市的扩张，导致很多繁华的市区也出现了工业区，而我国工业区传统的“大院文化”使得内部形成一个较独立的“小社会体系”，造成一定区域内资源浪费，城市交通等问题，使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的概念深入人心。
2.2 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差异
从研究的主要内容看，国外工业遗产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工业遗产管理的研究；2）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3）工业遗产与博物馆的研究；4）工业遗产再利用实践，这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发展的轨迹。
中国工业遗产研究包括：1）以企业、行业、城市为单位进行的工业遗产调查与工业发展历史研究 ；2）针对调查研究、价值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3）对工业旅游和工业遗产旅游的研究 ；4）通过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实践，探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法。
2.3工业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差异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遗产保护机构是英格兰保护工业遗产的部门，他们专门负责将历史文物登记造册，并按照其重要性分为三个等级，同时还负责对属于国家所有的历史文物建筑进行维修和日常维护；德国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最早认识到工业遗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同时首批运用国家立法保护工业遗产的国家之一。
相对于国外工业遗产的保护进程,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是近几年才逐渐被人们关注,目前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主要依靠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文物保护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及地方政府规章为补充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
2.4工业遗产保护主体的差异
作为老工业国家的英国工业遗产保护始于一批自愿者组织进行保护，随后，英国考古理事会于1959年设立了工业考古委员会。由于英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城市面貌不会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身边的一草一木的变化都会受到市民和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业遗产保护多是始于市民，进而引起政府和学者们的注意，促使了相关研究的启动和法律体系的形成。
我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大潮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关于工业遗产的教育、宣传等都严重不足，导致市民对其价值的忽视。于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始于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进而政府开始从宏观政策以及旅游开发等角度开始明确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2.5教育与宣传
在英国的大学课程中，有工业遗产保护的内容，本科生作为社会实践内容，研究生阶段有工业遗产保护的学习课程和研究课题。
而在中国参与研究的有组织的学术团体目前仅有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委员会。所以说目前全国各地进行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无论是高校老师还是研究机构，还是势单力薄的。
3.工业遗产保护内容再利用模式的差异
3.1保护内容
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业遗存，既注重工业遗产中物质的整体保护，同时还注重工业遗产中非物质内容，特别是精神和价值观的保护，包括工艺流程、管理制度、工业景观等。
在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实践中，多以保护物质遗产为主，少有顾及到其中的非物质价值。
3.2保护范围
欧洲工业遗产保护中注重整体性，并非单独保存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建筑或者机器，而是将其之与其周围的片区进行整体保护，形成了“工业遗址地”和“工业遗产廊道”，注重整体性。
在我国由于城市用地紧张，整体保护的阻力较大，所以在多数的工业遗产保护案例中，只保留了最具历史意义或者现状条件比较好的个别建筑。
3.3再利用方式
德国和英国的保护项目中，利用工业建筑建立了大量工业主题博物馆。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
另一个主流是工业文化公园。将群式建筑改造成景观公园。把工业遗产建筑群进行环境的修复和重新改建，同时对工业建筑的布局和结构进行合理的整合，重新构建原有的工业景观，梳理便捷的交通设施，将工业遗产建筑群改造成为工业景观公园，供游人休憩游览。巴黎的雪铁龙公园始于20世纪开始的“巴黎城市美化运动”。1970年，雪铁龙迁出巴黎市区，政府回收土地后组织了国际设计竞赛，最后的实施方案中保留了一条原工业区中的老路作为主要的步行道，让市民能够看到雪铁龙工厂的历史痕迹。
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多个工业遗产改造案例中，创意产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以北京的798、751，成都音乐广场，上海八号桥等最为著名，为艺术家和先锋建筑师提供了实践实践基地。
一、结语
城市工业文化遗产与其他城市文化遗产一样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中每个人的珍宝，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线索，并且承载了父辈们的记忆，对它们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条单行道，一旦行差踏错就没有回头路，因此要慎之又慎。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为我们走出目前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困境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希望通过借鉴能够保护好还没有消失的工业建筑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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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居民消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J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8-0256-2
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国务院作出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部署，指明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这一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消费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下面仅就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略述如下：
1 消费结构影响并决定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而且对产业结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而且决定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年升级，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1）从基本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信和交通便利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
（2）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转向包括各种服务在内的复杂性商品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家庭服务等；
（3）从大量的普及性商品消费，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款式、包装和售后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城镇居民手中不断增多的货币以及他们的消费偏好，增加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力，带动了与“吃、穿、用”消费热点有关的农业、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服务业等相应地得到了较快发展。
2 消费结构变化决定消费品产业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入手，考察消费结构对消费品产业的影响。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是指自变量收入增长1%，因变量需求变动的程度。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的大小决定着消费品产业的生产方向。因此，消费结构与消费品产业是密切相关的，需求收入弹性是联系消费需求和消费产业之间的纽带。200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构成中类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见表1：
表1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从表1我们看出，2005年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的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及服务三项。到201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衣着、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三项。从发展趋势看，纺织工业在消费品工业所占比重下降，从支柱产业退化成夕阳产业。医疗、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开始进入上升轨道。居住、其他商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从2005年的0.65和1.28上升到2010年的0.93和1.82。食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升幅也很大，这有利于食品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向深加工、精加工方向发展。以上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表明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影响消费品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说明了产业结构中生产低收入弹性消费品的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生产高收入弹性消费品的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3 消费结构的变化影响农、轻、重产业的构成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食品所占比重减小，用品和服务支出比重则增大。推动着产业结构逐步从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为主，再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变化。这与消费结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详见图1：
图1 农、轻、重产业产值及比例构成图
由上图我们看出，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2005年的22.5%下降到2010年的11.8%，轻工业比重由2005年的30.8%下降到2010年的26.4%。由于重工业摆脱了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状况，不仅比重增大，由2005年的46.7%上升到2010年的61.8%。而且内部消费结构的生产也发生了变化，如家用汽车、计算机、家用电器等比重日益增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刺激重工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农、轻、重产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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