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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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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SWOT分析

一、前言

2006年6月,湄洲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各地每年有近百万的妈祖信徒前往莆田湄洲岛祖庙进行朝拜,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是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及SWOT分析,为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提供理论参考,给予未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一定的帮助。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现状

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每年都有诞辰、羽化升天祭典、庙会等重大节日,在这些祭典表演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项目。妈祖民俗体育活动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每年全世界前来湄洲岛进香谒祖朝拜的人很多,祭典上各种民俗体育节目的表演逐渐成为了祭典的主角,里面包涵了很多的妈祖民俗体育资源,这些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在后人的精心改编下,很好地继承了原来的祭祀精神,而且赋予了这些体育项目各种的功能。妈祖信俗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遗,发展民俗体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莆田湄洲岛滨海体育旅游业的开发研究与发展,关于妈祖民俗体育产业的研究也更进一步了,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

2008年8月开始,莆田学院认真研究整理了妈祖文化中的体育元素。以2009年9月30日妈祖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创编了妈祖健身功、健身操、健身舞三种蕴涵丰富妈祖民俗文化的体育项目,近年来,在莆田湄洲岛还举办了一些体育赛事,有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海峡两岸“妈祖杯”龙舟赛等,但是利用湄洲岛上的妈祖文化和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体育资源还不够规范科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因素的需求,发展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开始了湄洲岛妈祖民俗体育的开发和研究。自2011年11月开始,每年的妈祖诞辰和羽化升天祭典仪式由莆田学院师生来担任,这种祭典模式结合实际开发妈祖民俗体育的情况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很多已经被运用到了除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以外的地方,逐渐有了朝商业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6月,莆田学院体育系妈祖女子车鼓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上福建馆的节目表演,还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妈祖信众有2亿多,群众基础雄厚,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作用,一是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二是增进民族与社会的认同感。通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对国人而言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外国人而言透过节庆活动增进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当前,随着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在全球尤其在台湾妈祖文化成为两岸民众精神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今以妈祖冠名的体育赛事在两岸的各种节庆文化活动中比比皆是,体育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载体,而民俗节庆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两岸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谐与发展。

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SWOT分析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优势

(1)资源优势。闽台妈祖民俗体育项目种类较多,每年“元宵闹妈祖”活动中的摆棕轿、耍刀轿、冲礼花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动中的皂隶摆、妆阁、转凉伞、八佾舞等。还有一些未用在这些传统祭典上的民俗体育,如妈祖女子车鼓、舞龙舞狮等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还有妈祖健身舞、妈祖健身操、妈祖健身功等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体育项目。加上世界各种以妈祖信仰为活动的庙会活动数不胜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地的妈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2)地域优势。莆田市地处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福州长乐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到莆田的时间越来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发展,建成了直达湄洲岛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对于全球妈祖信徒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东南经济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为福建台湾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是全球妈祖信徒前来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传统妈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妈祖民俗体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劣势

(1)研究开发少。因为,全国民俗体育产业化问题研究比较少,而目前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处在理论状态,在妈祖信徒心目中没多少影响力,所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初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路。关于闽台妈祖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万条,但是没有针对性,涉及妈祖民俗体育的论文也比较少,有关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所以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人类杂志》上发表的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就是关于妈祖的研究,这样算来研究妈祖文化的年限还是比较久远的,长久以来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话题,都是研究挖掘妈祖传统文化的。

(2)缺少专业人员。由于全国研究民俗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政府或者企业也没有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缺少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将导致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这个项目短时间内比较难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

3.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机会

(1)政策机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国家给予了海西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发展,这样关于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课题也成为很多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实践发展带来了机会。

(2)经济发展需求。据统计,2008年

共接待旅客644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56亿元,每年到湄洲岛朝拜妈祖、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游客达到100多万人次,其湾游客有10万人次。当游客认同这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项目的时候,在每年来湄洲岛朝拜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出资请具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特色的一些节目去表演,例如:舞龙舞狮、妈祖舞、妈祖车鼓等等,这样就能进一步的促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莆田成功举办,打响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开幕式的晚会上,表演的很多节目都体现了浓厚的妈祖文化,向游客展现了妈祖民俗体育,这样既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宣传,又间接推动着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

4.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威胁

(1)莆仙文化的竞争。妈祖文化是莆

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也与莆田的其他文化竞争,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产业、壶山玉皇文化、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其中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已经整合开发建设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妈祖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产业的冲击,这些文化产业或者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都将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部分资源,都将会影响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如何在众多莆田文化产业的冲击下蓬勃发展,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现代体育发展的冲击。莆田市素

有“田径之乡”“武术之乡”“篮球之乡”的称号。一直以来,莆田市的现代体育产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十四届省运会在莆田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像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种传统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政府用于发展民俗体育产业的专款比较少,导致了民俗体育发展缓慢,近年来,莆田湄洲岛的体育旅游开发与发展一定程度给予了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来自现在成熟的体育产业的冲击还是不容忽视的。

总的来说,对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将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没人提出这一观点和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发展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与湄洲岛旅游结合起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比较大。两岸民众交往越来越密切,同时妈祖文化又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在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很多人每年都会到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结合整个民俗体育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必须发展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将一部分体育活动商业化,例如成立专门培训妈祖舞、妈祖功这些大众的娱乐健身教练,到各个社区或者老人院进行这些健身培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传统妈祖体育活动。其次,成立专门的闽台妈祖民俗体育活动训练基地,可以成立公司模式,全球有5000多座妈祖庙,每年都有很多的祭典仪式,一些庆典也可以出资请这些专业的民俗体育表演队表演,全世界有2亿多妈祖信徒,市场潜力巨大,所以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可行的,但是还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实践,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

参考文献

[1]吴冰,肖熙然.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海峡科学,2012(8):151-153.

[2]林顺治.妈祖文化中的民俗体育探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3,28(2):194-196.

[3]刘青健.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5):128-131.

[4]林朝晖,林德明.妈祖民俗节庆中的体育文化活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1,30(4): 35-37.

[5]林立新,王佳.妈祖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莆田学院学报,2011(4):1-6.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5285

国内刊号:35-1016/C

邮发代号:34-42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56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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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我看来,相比其他学者的闽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个特色。

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温婉有致的文笔,一个个鲜活有趣的民间故事,还必须有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贯串起来,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保持文学教授的独特风味,《想象的狂欢》一书,做到了这一点,往往能在娓娓动人的学术分析中,不时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学韵味。相信这会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风景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品格。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本次活动吸引了两岸多地的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及演奏家共一百多名代表,旨在推动海峡两岸现代音乐的创作与学术交流。今后,闽台音乐周将由闽台同胞轮流承办,成为两岸作曲家及理论家沟通的重要平台。

福建省歌舞剧院、台湾亚太乐团和厦门歌舞剧院分别承担了三场演出。“两岸管弦乐作品专场”演出了马水龙《寻――古筝与管弦乐》(2005)、章绍同《武夷印象》(2009)、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1998)、吴少雄《海峡之脉》(2008)、郭祖荣《乐诗三章》(1989)、李子声《上台・下台――长笛协奏曲》(1995)、刘《打击乐协奏曲》(2001);“台湾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洪千惠《梦红楼》(2010)、许博允《东方印象》(2009-2010)、王正平《琵琶行》(1984)、潘皇龙《东南西北Ⅴ》(2009)等;“大陆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温德青《功夫》(1998)和《情歌与号子》(2006)、章绍同《酒狂》(2007)、张建国《离・骚》(2007)、姚恒璐《乐天咏筝》(2010)、葛清《雀》(2010)、李向京《行云流水》(2010)、刘《为琵琶和七把大提琴而作的室内乐》(1987/1988)。会议回顾了两岸当代音乐发展及交流情况,以演出的作品为讨论对象引出了一些创作问题。

一、现代音乐是个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①

叶松荣的论文《社会实践是检验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引起了与会者的争鸣,成为主要话题之一。作者认为,现代音乐创作的成功与否既不能由理论检验(因为理论都是有漏洞的),也不能完全由一度创作者(作曲家)、二度创作者(演奏家、歌唱家)检验,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检验者只能是与之相对应的听众群(也即社会实践的内核)。如果不提“唯一标准”,则意味着有可能有多种评价标准的存在,多标准则意味着没有标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音乐创作质的规定性。宋瑾认为,就个人事务而言,作曲家写什么与观众是否接受无关。若是公共事务,作为社会的代言人或者为某种功能性的东西,作曲家就一定要按规则来写。若是公共事务,他提倡资源共享,希望能够超越中西对峙的二元思维观念,能够听到多样性的作品;至于个人的事,完全靠自己去想。他希望用各种杂交的形态创作新的原形,并名之“骡子的事业”。杨燕迪提出,中国新音乐的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的完善是现代音乐发展的面临主要瓶颈之一。他说,当代音乐永远是一个小众,不可能成为关切的点,但对我们的音乐生活至关紧要。观众包括演奏员、接受者和听音乐的。只有政府、民间、个人及经济的支持,现代音乐才能更好地发展,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确实,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建立触及了现代音乐作为公共事务的基础条件。郭祖荣说,大陆的教学和创作只谈技法,没提“音乐”。他希望用现代技法写出的音乐能好听一点,能走向社会让更多的人听。他提倡结合中国人爱听旋律的民族欣赏心理习惯去学外国的技法?熏不能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因为外国的技法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艺思路。

卢广瑞提出,现代音乐的品质就是通俗易懂。于庆新则认为,现代音乐永远是在专业圈里的小众艺术,国外搞现代音乐的也只是音乐家中的小圈子。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音乐能够形成所谓“通俗易懂”的局面。如果用“通俗易懂”来要求现代音乐,无疑是在现代音乐的脖子上架起一把刀。他认为,一方面仍要积极鼓励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没有宽松的社会氛围就没有艺术的创新,不能认为近年来一些“先锋派”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有所回归,就否定过去的探索,因为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因此创作绝不能背离音乐的本质,而玩弄单纯的音响游戏,应该努力提高作品的可听性和复演率。温德青认为,国家的文化像金字塔结构,现代音乐在顶端带领和辐射到其他艺术;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在中间;流行音乐在基座。现代音乐属于精英艺术,永远不可能像流行音乐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听众群。

马水龙说他的作品分三类:一是纯粹个人化的,二是写一些通而不俗的作品,三是写一些功能性的作品。他说,自十二音后没有具体的理论,1992年德国已无人做十二音?熏可东方才开始接触。消费者有权利讲话,谁唾弃了群众,群众也唾弃了他,作曲家应具备“所谓国家公民要求的三业”,即专业水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

刘说,社会的听众群早已分化,在分化的状况下作曲家应该经常调整自己,不是所有的听众都会被训练成听某一种音乐。

李吉提说,现代音乐大致分继承性发展和叛逆性发展,年长者倾向于前者,年轻人倾向于后者。她说?熏西方人不靠作曲吃饭,一般是有钱人以试验的性质玩音乐。中国作曲家要学新东西,又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等于上吊了。她认为音乐无法越级,从歌唱性旋律、合唱、交响音乐、室内音乐到现代音乐是金字塔的逐级递升,听众群也相应递减。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音乐与听众均落下一大截。她认为,中国的现代音乐,不是倒回去,而是螺旋式上升。如今作曲家不是处于试验阶段,而是已形成一套注意跟中国音乐和中国民众联系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已被国际认可的作曲家。

姚恒璐说,对听众而言,没有听众就没有市场。如果连专业圈的听众都不能维持,搞演奏和搞评论的都不理解,那么创作无价值可言。作曲家要有培养听众的意识,从培养圈内听众做起,把脑海里的东西告诉给听众。安鲁新说,音乐的好坏究竟怎样评判,只要能打动人、能感人就是好作品。

二、民族风格与个性

杨燕迪认为民族风格是建立在个人风格的基础上,中国作曲家面临西方传统和当代的作曲技法及自己的民间传统时,如何找到东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音响感觉,在寻找的过程中个性的创造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文人与民间的传统。如何取舍取决于作曲家对传统、生活和艺术的认识。他认为风格的核心是对生活的态度,是技术和生活体验的交和,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李吉提觉得中国现代音乐从起步就比较注意自己的民族传统,比较注意受众点。她说很多作曲家都能做到民族性,但真正能够登上高峰的却是少数。所以个性更重要,个性也包括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她认为多元的世界允许多元的音乐文化,任何艺术不能框以任何框架,要对现代音乐怀有宽广的胸怀,应该允许作曲家暂时失败、暂时不受欢迎。

姚恒璐说技法的库存界定了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后者丰富了作曲家的个性和风格。现在对作曲家的要求比以往时代都要高,一生写一种风格的时代已经改变,对个人而言,作品风格的多元化是一种光荣,个性成为作曲家的理解和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作曲家个人都有自己文化和音乐的感悟的小宇宙形成的结构,但要有一个外部环境(土壤、水分、空气)交流才能健康地发展,除了技法、结构以外就是文化和思想,创作上追求自然流露是最好的。

刘说作曲家除去个人天真的东西之外,在对象上要有所考虑,要鼓励一种多元的方式,并提出结构是作曲家与所传达给听众对象的心理共鸣的一种程式。

三、作曲家与演奏家、音乐学家、听众的关系

杨燕迪认为演奏家与作曲家的沟通也是现代音乐发展的瓶颈,演奏家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关系着作曲家的作品推广,维系着作品的受众群。他说,中国当代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复演太少了,但当代音乐作品让人有欲望再听一次的也很少。经典的作品要重复上演才能持续地形成一种态势。

韩锺恩说音乐学研究不能离开三个前提,必须明确的对象,对音乐而言是确定可靠的形式,充分有效的感性,渊源清晰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提出诉求,即人如何通过音乐表达情感,人又如何通过诗意转换情感,用艺术的方式看待世界,用技术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对象,如何通过文字和语言去描述文字和语言所不能描述的东西。他提出天才理论,认为无需通过教育就能成就的就是天才。他还说,现在谈多元往往把西方排斥在外,其实西方也是多元的一元。风格是独特的生活姿态,独特的形式建构。苦难的历史,苦闷的精神都可能是风格结构的原动力。

王正平认为,演奏家要是不了解一个作曲家的意念,演奏出来的音乐是死的音乐。如何从一个音推断作曲家的意图,如何弥补作曲家的不足是演奏家应具备的素质。

潘皇龙以采风乐坊的第一场音乐会为例,说明用传统的乐器写室内乐作品,中国的传统乐器与西方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相结合的现象是一个趋势。

李吉提说先锋音乐能否走进百姓走进大众,需要作曲家真诚对待听众,要有彼此的真诚相待,理论家在作曲家和观众之间要起到桥梁作用。

刘对台湾演奏家认真与作曲家沟通,研究音里、音外、音的过程和音的空间表示羡慕,他也批评了大陆演奏家不能敬业的根源。他说,现在大陆各省市从歌舞团脱胎过来的乐团成风一般地在建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学音乐是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考乐团就看哪个乐团给的工资标底高,跟音乐无关。在大陆,观众的远离跟演奏员的懈怠有极大的关系,演奏员的懈怠除了他们是否明白,是否喜欢或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去演奏外,调整写作方式和写作状态等是作曲家的责任。

郭祖荣说,台湾的作曲家是带着一颗对音乐很纯正的心在创作,台湾的演奏家对于音乐是很有敬业精神地在演奏。

温德青也说,中国的现代音乐不是作曲家没有好的作品,而是演奏的问题,是职业态度,职业精神,缺少固定的团体和固定的排练时间的问题。

章绍同说,东西方的交流已极为普遍的状况下,一个中国人如何能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又能坚持中国的特色,如何从宝贵的中国文化中去挖掘自己的文化值得探讨。孙星群提出作曲家要跟音乐学家交朋友,音乐学家要跟作曲家交朋友,作曲家要重视理论、哲学及美学。

大家认为,本次音乐周的举办非常有意义,提高了福建的现代音乐创作视野,也希望能继续办下去,韩锺恩提出恢复《现代乐风》出版物的建议。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沿海集聚形成连片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东南沿海(福、厦、泉、漳、莆五地市)与闽西北地区(宁、南、三、龙四地市)经济总量之比约为1.53:1,到2009年末,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两者经济总量之比为3.85:l;综合经济实力两者在1983年之比为0.9:1,到2009年末,两者之比为1.62:1,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移。从2009年全省市县综合经济实力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的市县有22个,而闽西北地区只有12个;其中,属于发达地区市县前者有9个,而后者只有2个,相差甚大。显而易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沿海经济带明显高于内陆经济带。

从2010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中城市基本情况选取11个指标按每个地级市进行综合经济实力分析,可以看出,厦门、福州、泉州、三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相对较快、区位条件优越、开放程度较高、发展活力强,是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城市,漳州、莆田、宁德三市相对于核心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但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开放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大,为沿海经济带的次中心城市;内陆经济带三市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沿海经济带,区位条件与后者相比要差。全省综合经济实力为发达、较发达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沿海、沿线、沿江地区,且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呈连片集中分布,并逐步形成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特别是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市的沿海地区逐步形成城市密集区、产业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

(二)产业集聚加快了工业化空间的拓展

产业集群是指地理上相对集中的、业务上横向相关或纵向相关的、交易机制上遵循市场法则的多个企业集聚体。随着福州、厦门、泉州核心城市发展壮大,集聚效应突显,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有关联的企业群体,由于集聚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和活力,竞争力大大增强。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产业集群发育越好的区域,其经济越活跃。沿海经济带规模较大的有马尾显示器、青口汽车、厦门,泥洲湾石化、晋江鞋业、石狮服装、德化陶瓷等,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福州、泉配套机构缺少,产品层次低,主要依托农林资源,竞争力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从产业演替的历史进程看,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动力之一。闽东南沿海地区与闽西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差异,使闽东南沿海地区更进一步产生企业的聚集,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空间进一步拓展。

(三)农村工业化速度加快

近三十年来,福建省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工业化。而推动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力量是源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至2009年,全省乡镇企业达87.6万个,实现总产值7138亿元,工业产值4987亿元,出货值1235亿元,增加值1736亿元,成为福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福建乡镇企业的崛起,极大地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福建的建制镇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2009年底福建的建制镇为626个,与1990年相比,建制镇的数量增长了120%;分地区分析,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5个沿海设区市的建制镇由153个增加到365个,增长了140%,而其它4个内地山区设区市的建制镇由130个增加到261个,增长了100%,5个沿海设区市镇人口由129.7万人增加到414.1万人,增长2.2倍,而内地山区4个设区市由 114.2万人增加到234.0万人,增长1.0倍气从以上数据来看,福建沿海的建制镇的发展和镇人口增长都明显快于内地山区。而在同时期,闽东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也快于内地山区,由此,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对福建城市化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四)资本、劳动力资源在增多

资本流动性是影响经济空间演化的主导力量。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福建开放政策实施的核心地带,外资的流向成为其经济空间集聚和扩散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大量资金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产业的发展,从而也改变了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结构,产业和人口在这一地域的集聚和扩散。改革前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受全国发展战略和与台湾对抗关系的制约,经济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在福建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实际到资每增长10%,就可以带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资在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沿海六地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占全省57.11%,对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GDP的贡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外资的聚集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对近30年来外资聚集沿海经济带与内陆经济带的比例为13:l从“十一五”期间,福建各设区市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金额587.53,其中85.7%集中在闽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四市,而在西部山区的南平、三明、龙岩三市仅有7.3%;再从厦门经济特区和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与外商投资对比研究,表明外资企业与外商投资对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关系成正态分布规律;现在,再来考察一下外资按行业分布的情况。依据《福建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来测算,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房地产、公用事业。其中投向工业领域占了约七成。这对推进福建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以上数据可以表明: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差距不断扩大,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便会源源不断地向沿海地区聚集,使该地区形成了一种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聚集经济,从而为中、小城市数量的扩张和内涵的扩大提供了物质的保证。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地域上福建的外资主要聚集在闽东南沿海地区,行业上向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等方面集中,向沿海中心城市集中,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吸纳了大量的本省和外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因此这里认为资本、劳动力资源的集聚及资源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是福建沿海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前提。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规模偏小

城市化的发展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与非农业化相比滞后性更为明显。当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与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与世界同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如果与钱纳里“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中的标准相比较,福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差距将更明显。

例如: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应为65.8%.福建在2004年工业化率为37.5%时,城市化水平才41.57%,而2006年当工业化率达到40.60%时,城市化率仅达到44.60%.因此目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钱纳里模式约20个百分点。2006年福建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85.80%,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为55.25%,分别比全省城市化水平高41.1和11.19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福建城市化的发展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福建省23个城市中,仅有一个特大城市(福州),一个大城市(厦门),占8.7%.而邻近的江苏省有10个、山东省10个、广东省5个,安徽省5个,分别占其城市总数的24.4%,20.8%,9.6%和22.7%.在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方面,福州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不包括4个直辖市和拉萨)中居第20位:厦门市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末位。城市规模小,限制了城市功能性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也使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得不到充分地发挥。除了沿海中心城市福州,厦门和泵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外,一些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较弱,甚至还不如一些县级市实力强,难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龙头”作用,充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存在小城镇过多、规模偏小等问题。全省44个县城的人口都在11万以下,平均规模为5.72万人,除了城关镇,其它建制镇的人口平均规模不足9千人。分地区看,沿海地区的镇规模会大一些,泉州市平均1.2万人,福州市平均0.9万人,莆田市平均0.8万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违背城市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利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推进城市化,而不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推进城市化,这样,新建起来的镇就会因为缺乏支柱产业的支撑,而无法产生经济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

(二)制度性问题

根据刘易斯的人口迁移理论,城市部门的工业化进步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使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的经济结构演进。这也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自然过程。但是,在福建,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工业化的进步并不必然产生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果,这可以从福建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水平体现出来。因此,当供给各种制度来激励工业化加速时,还必须伴有相应的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工业化对城市化推动力的充分发挥。

当前,影响福建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促进福建城市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制度的配套协调功能不足。为了促进福建的城市化进程,制订了一些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政策体系,如供给各种激励工业化发展的制度、供给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促进城市发展壮大的制度安排。但是,对制约福建城市化进程最根本的制度安排至今仍未得到彻底地变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土地及经营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就业制度等等。由于这些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的制度仍现实地存在着,因此,任何其它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安排,真正实行起来,都将会面临着效用衰减的难题。这就造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劳动力非农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

(三)弱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33年来,福建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原来落后农业省份发展到工业较为发达,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11位的初步发达的省份。但是,应该说,福建省离完全实现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从整体的情况来看,福建省的工业化仍然是属于弱质的工业化,还没有达到工业强省的程度。当前,福建工业化存在突出的问题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规模不经济、能源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等矛盾。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质量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闽东南沿海地区在外资的推动下加工制造业高速发展,而内地和山区工业发展乏力,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化进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始终制约着福建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首先,福建工业企业由于长期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内外环境条件下,使得企业间差距有继续不断扩大的趋势。两极分化格局己经出现,“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一支独秀,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尤其是纯国有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如牛负重,苟延残喘。其次产值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的工业小企业,发展态势不够理想,生产经营状况长年低落。这些工业小企业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资源加工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容易受到市场的冲击,存在着极大的忧患。工业化水准不够高,从而无法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更替。目前,福建城镇在产业培育上,除了沿海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低,与城市所担负的经济中心功能不相协调,难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九地市的产业结构来看,仅有福州、泉州第一产业比重较低,分别为11.8%.6.02%;第二产业比重不足40%的城市有三明、南平、宁德。第三产业的比重普遍较低,除了福州市辖区、超过50%、漳州接近50%以外,其他都低于50%,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来看,福建的工业化水平还处于弱质阶段,各个地区发展相当不平衡。而产业结构除了福州市辖区、泉州市辖区、漳州市辖区“三、二、一”结构较合理外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都有待于进一步地优化和升级。弱质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福建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三、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构想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1.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改造传统产业,并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电子、石化、机械等产业上,使福建工业适度重型化,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跟上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迈进,以使福建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制造业基地。

2.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带的后续推动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是城市化内涵扩大的基础,又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现代城市化的有力的后续推动力。论文格式但是,福建省的第三产业发展仍相当的滞后(前面已有论述)。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快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1)要有制度创新,变革阻碍第三产业发展的传统体制和机制,完善市场体系、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资金、人才、技术、土地、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其向城市聚集;(2)围绕小城镇建设,加速乡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做好农村集镇建设规划,依托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加工地,因势利导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三产业转移;(3)积极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加快以电子信息系统和网络为基础、计算机应用服务为内容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省外、国外投资者在福建发展信息咨询服务、劳动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审计等市场中介服务业。

(4)要加强行业管理和法制建设。要制定有利于第三产业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规范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模式,规范收费价格,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构筑中心城市群

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了主导力量的作用。一般地,规模较大的城市要素聚集程度较高,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获得比规模较小的城市中更多的聚集和经济利益。经济区的核心是中心城市,它是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又是向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枢纽。根据编制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纲要,其核心课题即是构筑以福州、厦门、泉州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也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城市发展战略所在。然而出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福建省的这三个主要城市,规模都比较小,缺乏强势的主导产业,作为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薄弱,难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包括闽台在内的环海峡经济区,2008年GDP总值为3000亿美元,超越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群,然而福建经济总量仅占环海峡经济区的1/5而己。如果以13年前的数据计算,则连1/10都不到。足见海峡东西两岸的经济实力差距甚大。

因此,下决心将福州、厦门、泉州建成高效率的现代化都市,尤其是厦门市,应摆脱经济总量低、市场腹地小的瓶颈状态,才能作为西岸经济区的龙头,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只有大幅提升西岸经济区在整个环海峡经济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才能对东岸经济区产生强大吸引力,也才能使东西两岸经济区有效发挥互补作用。

(三)改善投资环境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板块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福建经济要改变“两头受挤”局面,必须把提高要素聚集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为此,必须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资在本省的有效聚集。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城市公用设施及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要以完善产业链配套、产业发展基础以及投资软环境为突破口,增强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后劲,并按照福建发展新兴工业化的战略要求,积极引导外资合理投向,增强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

(四)激活民间资本

在福建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中,国家投资比重很低,而外资近年来也出现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激活民间资本市场,石动民间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最近几年,福建民间投资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和拓展,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适时地深化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实行城市建设多元筹资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为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安全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方式上,可以采用特许经营和投标等方式吸引民间大量闲散资金参与,也可以大力推广BOT,TOT,BLT等方式,使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此外,还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计划下由政府包办一切的市场筹资机制把民间的闲散资金、社会各种金融机构的存款转化为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资金。

(五)改善人口素质结构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素质低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民进人城市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加快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供给符合现代产业要求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巩固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升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培训教育事业,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多元投入机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使进城的农民工在身份转变的同时,能够尽快地适应现代产业对技能型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六)完善市场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城市化发动主体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政府已不是城市化的单一投资主体,银行、企业、社区集体组织,个人和外来资本日益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制约着城市化的自然进程,特别是有些地方过多地应用行政命令来推进城市化,这最终将会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针对福建城市化中市场力量不足的问题,当前关键是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分工,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让政府的间接调控趋于完善。其着重点在于要尊重市场的微观主体,使他们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起主导的作用;完善政府对城市化的间接调控,积极制定并落实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和规划。

(七)加强制度创新

从福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运行状态来看,城市化制度的约束机制较为明显。这在上面已有论述。因此,在供给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一些政策、制度的同时,必须改革那些制约福建城市化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加强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重点工作包括: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构建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全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生活保障;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八)推进闽台合作,拓展城市空间

1.强化对台通商口岸地位,建成两岸区域物流通道福建的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均十分有利于其成为台湾对大陆贸易的集散地及大陆东南地区对台贸易的主要出海口。福建应及时抓住目前两岸形势造成的难得时机,全力推动对台贸易,进一步强化对台通商口岸的地位,改变过去闽台经贸合作中重投资、轻贸易的倾向。

(1)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利用现有“金马直航”等渠道,一方面扩大与金马乃至台湾本岛的人员往来,使之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便捷通道;另一方面开展对金马的货运直航,争取大陆货物直接进入岛内市场,同时争取台货从金马中转运往福建,以解决在闽台资企业急需的模具、样品、零配件等供应问题,进而通过建立大型仓储和配送中心,把福建与金马之间建成两岸区域物流重要通道。

(2)放宽台商设立商贸企业的条件,吸引台湾贸易商、经销商、商及仓储企业进人福建。

(3)根据台湾岛内市场供求状况,有规划地建立对台出口生产基地,同时大力鼓励与扶持台资企业产品返销岛内,保证对台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后劲。第四,继续办好每年一度的“台交会”与“投洽会”,想方设法将其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成效。

2.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建设对台航运基地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3324公里,深水港资源居全国首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的深水港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而且港口货运量及其建设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正在掀起新一轮港口建设,其港口泊位、船型都呈现大型化趋势,港口竞争己经开始。同时,闽台贸易能否顺利发展扩大,物流能否通畅,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闽台交通状况。而目前两岸这种局部直航实现而全面直航尚需时日的情况,确实为福建发展成对台航运基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此,福建除了积极扩大揽货渠道,增加闽台通航的货源外,要加快福州、厦门港口软硬设施的建设,扩大港口吞吐能力,加快陆路、水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之形成海、陆、空相配套的便捷通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努力使福建的经济腹地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西等内陆地区拓展,使福建成为两岸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的集散地。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台资的力量发展福建港口经济,大力吸引台资从事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台资发展港口企业。

3.积极拓展闽台产业合作,建立特色区域产业

(1)促进高层次的闽台农业合作。农业合作不仅是闽台经贸关系中较具优势与特色的项目,而且已有良好基础。今后要抓住“入世”后台湾农业将加快外移的机遇,把重点放在引进台湾农产品加工技术上,以加快提高福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及出口的扩大。同时,加强闽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福建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进程。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两岸高校 音乐教育 交流合作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陆与台湾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关系已进入和谐发展阶段,两岸高等院校教师、学生和家长正热切期望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而加强两岸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使两岸的文化交流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领域更广阔,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建设两岸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举措,也是两岸音乐教育工作者和两岸文化人应携手担当起的共同责任。如何实质性地启动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两岸音乐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是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音乐文化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萌芽,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中国音乐已形成各民族和地区各具特色的多元化音乐文化,同时又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统一体,以此决定着区域音乐文化发展方向。同时,中国音乐的胸怀始终向世界敞开,吞吐吸纳,汇聚世界音乐文化精髓,使中华文化的乐章更加绚丽多彩。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过去千百年历史中,大陆居民不断迁过去定居,他们把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节日礼仪、音乐文化等传播到那里,使大陆同胞与台湾同胞在血缘、语言、文字等方面早已一脉相承、亘古未变。台湾同胞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有着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和自己当家做主的朴素愿望。其独特的历史,成就了具有台湾浓郁特色的文化。台湾音乐,既传承中华传统音乐精髓,又发展本土特色,更借鉴和吸收外来音乐元素,使中华音乐文化内涵更丰富。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音乐与文化的连接,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并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教育是文化传承、交流、创造的重要媒介,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交往日益频繁,海峡两岸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大融合,必然要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因此,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构建迫在眉睫。

二、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需建立长效机制和规划实施步骤

据中国台湾网3月10日北京消息,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是2013年两会台湾团和政协界别组关注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的交流重要性。建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进一步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环节。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要结合海峡两岸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有超前意识,充分把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既要找出两岸共性,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要发挥两岸优势,适应国际化需求。海峡两岸高校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明确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首先要明确海峡两岸高校交流合作机制的主要内容,当中包括编写制度规范、搭建平台渠道、协商重大问题、协调海峡两岸政策等。其次,要研究如何通过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让海峡两岸高校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并最终形成一套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还需要由海峡两岸组建专家顾问团队,从专业的角度,对交流合作协议和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吸纳各方意见,形成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步骤,提前进行规划和部署。两岸高校和社会各届共同努力,尽早将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和机制作为两岸合作交流的商讨议题提出,通过探讨和商议,一定能加快建立起对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发展有促进作用并行之有效的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三、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初步设想

(一)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合作平台,促进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师资交流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要培育出国际化音乐人才,需要有国际化经验的优秀音乐教育师资。目前,台湾地区音乐教育师资的学历普遍较高,其音乐与文化、科技产业的结合也比大陆早,有成功的案例,与国际接轨。虽然大陆音乐教育师资的国际化比台湾地区低,但音乐专业院校、综合性大学的音乐学院和开设音乐专业的院校远多于台湾,师资力量宏厚,拥有很多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因此,两岸高校的音乐师资队伍应积极深入开展交流合作,构建多种交流合作平台。具体做法是:可以组织开展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师交流与培训活动,彼此分享对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成功的教学实践经验。在高校音乐教师教育领域,可定期举办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教师教学技能或音乐学术论文培训或比赛。两岸教师还可以互相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实践,彼此分享和借鉴对方的课程设置方案及课程与教学资源。待条件成熟后,两岸教师可互相参观考察、访问和访学,还可以互派教师到对方学校开设讲座甚至短期任教,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校音乐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式与内容的改进。

两岸高校教师除了要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外,还应传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国际化音乐人才,为两岸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发展贡献出各自的力量。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还可以通过文教基金会等团体运行,扩增老师与学生参访、交流、研讨机会,鼓励师资分享等,通过合作平台,为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带来更实质的帮助,共同应对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二)设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及学术论坛机制,合作研究课题

海峡两岸在平等互惠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为增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研究,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设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及学术论坛机制,使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学者,可依托中心或论坛这一平台,广泛吸收两岸的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发共同研究课题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课题研究内容可以在充分契合当地高校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尽可能考虑到两岸的全面交流合作,以有效推动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事业共同繁荣发展。

在合作研究两岸高校音乐教育课题的基础上,还可以尝试开展各个层面的教研交流活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可以开展高校音乐课堂教学观摩与评比活动,编写出版两岸高校音乐教学课例及评析等方面的教学参考用书,为弘扬传统音乐,突出地方特色,也可开发地方教材。

(三)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搭建两岸高校学生相互交流学习平台

两岸青少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均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和无限的创造力。因此,两岸的青少年应多交流和接触,加深了解和包容,加强互动和合作,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

两岸高校除了可多进行音乐艺术表演活动的交流外,也可以尝试探讨异地教育见习、实习和艺术实践的模式,构建学生短期互换交流机制,学生可以分享各校电子图书馆资料,还可设计供两地学生共同选修的网络课程,探讨部分课程互认学分的可能性。此外,鼓励两岸本科毕业生异地报考研究生,并在这方面提供咨询和指引服务。

(四)合作创办网站和刊物,加强两岸信息交流

在资讯传播十分发达的今天,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也需要搭建一个快捷、便利的交流平台,以便于两岸的音乐教育同行能够及时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因此,创办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网站很有必要。创建网站的操作性强、成本低、见效快、效果好,且随时可资源共享,如果顺利成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可以由该研究中心具体负责网站的设计和维护。

建立“海峡两岸音乐教育网”,可呈现音乐教育资讯、音乐课外活动交流、音乐教师学术交流或音乐课优秀教案展示等内容。网站中可开设两岸远程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由两岸高等院校优秀的音乐教师做主讲教师,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函授等多种不同渠道互助学习,充分利用两岸的教育资源,增加接触,增强互信。

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可考虑创办《海峡两岸音乐教育》期刊,收集两岸高等音乐教师音乐教学、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促进海峡两岸音乐教师学术交流。

为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海峡两岸可定期互派代表团,定期交换信息、资料和出版物,同时开展培训研修、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发共同研究课题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

合作创办网站和刊物,能加强两岸信息交流,以全方位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及时而充分展现海峡两岸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成果。

(五)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与产业交流

综观世界,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日益密切,文化对经济的推动效果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播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更多新的机遇和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欧美一些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该国支柱产业,如美国,其文化产业出口额已占其总出口额的30%以上,因此,文化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在文化产业中,娱乐产业占有很大比重,音乐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历来在中西方娱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网络科技和电信技术的发展,音乐产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促成了新媒体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 & Technology)产业的诞生和数字音乐的发展。音乐已经超越了艺人、唱片、媒体等传统产业端,向数字音乐、网络娱乐和信息影音等多元化的新媒体方向延伸,助推设计、包装、影视、动漫、演艺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音乐与品牌的整合营销。成功的企业要将企业的品牌文化传播给消费者,有着引领潮流作用的音乐无疑是重要元素,因此,音乐与社会和各产业息息相关,相互交融。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两岸高校与行业和产业协会、商会及企业共筑交流合作平台,构建两岸“课堂+舞台+岗位”的工学结合音乐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培养出能为社会和产业服务的音乐专业实用优秀人才,使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成果能在全球化舞台绽放光芒,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海峡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正翻开新的一页,为海峡两岸音乐教育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我们应抓住契机,以高校音乐教育合作为切入口,推进海峡两岸音乐教育合作,实现两岸音乐教育双赢,与台湾地区音乐教育机构共同谱写海峡两岸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为了让两岸都成为合作的受益者,从政府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从课堂到课外,两岸的音乐教育合作是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两岸高校均拥有各自优势,能否实现两岸教育资源的相互开放和共享,成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急需解决的问题。两岸高校可以在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下商讨解决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计划,逐步推动两岸音乐教育交流合作,通过两岸高校的有效沟通和共同努力,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

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集思广益,不断提出新的看法和思路,在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下,增进两岸的互信和了解,互相取长补短,提升高校音乐教育水平,携手共建两岸产学研结合的合作平台,为两岸文化产业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注:本文为广东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参会论文)

参考文献:

[1]房晋.先行先试:拓展对台交流——加强闽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思考[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随着进入新世纪的步代,和应对中国加入WTO以后将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是各行各业新世纪的热门话题。作为社会文化重要领域的图书馆事业,在进入WTO之后必然会遇到许多全新的课题,正在变化中的文献集藏模式,不断探索创新中的信息服务方式,网络环境的形成,海量信息以及文献的多载体,使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WTO的挑战,也蕴涵着众多的机遇,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地方都需要同世界交流,正是看到这一点,如何从实际和重“用”出发,科学地构建地方文献资源体系,保留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应对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这一富有文化传统特色服务的影响,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地方文献资源体系的建设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并就此深入探讨。

    1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首在规划

    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区大开发,经济大发展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更高层次的搞好地方文献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首先要抓好规划的制订。规划是纲,纲举目张。

    1.1 规划的目的意义

    (1)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损失,把有限的资金和人力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2)避免盲目的收藏和随心所欲的征集,没有系统,没有合理布局,没有重点的收藏是没有生命力的建设。

    (3)促使具体实施过程中保持注意和方向。

    1.2 规划的前期论证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规划与决策也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和相对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首先,图书馆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人物、地理、民俗风情、科研科技发展成果等情况要有较全面的了解。其次,要摸清“家底”,包括收藏情况、人员情况、设施情况等。三是邀请社会方面有关专家参加论证。因为地方文献是一个庞大的资源体系,其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专家论证主要围绕征集区域的界定、征集范围、征集内容,根据本地区的经济优势、地理优势、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等确定征集重点与合理布局,兼收并蓄,为今后的利用提供保障。

    1.3 规划方案的制订

    在前期论证和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考虑经费的投入,采用的手段、设施的配备,技术的支持,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库形式,人员配备等具体问题,制订出包括有近期计划和中、长期目标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根据规划还要制订地方文献收藏与利用的工作条例细则,约束工作人员对地方文献收藏的标准、范围、掌握尺度的准确与统一。

    2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必须向不同文明记录及其载体深化和延伸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声像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献的载体日益丰富,音像CD、VCD、光盘、多媒体、数字化文献信息越发直观、生动、深入。这些新载体对未来的图书馆业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服务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竞争需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促使地方经济、文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让地方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地方的需要也使得地方信息更丰富也更见于不同载体不同文种文献中。为此,图书馆在探索地方特色资源建设中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信息资源的采集。

    2.1 电视节目中地方信息的采集

    电视将书籍、报刊等文字传媒的记载言说功能,广播的快速传通功能和电影的影像叙事功能荟于己身,更是经过精心采集和流水作业的集体智慧结晶,已成为大众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和载体。激烈的社会竞争促使中央台、地方台关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等节目越发具有特色和一定的内涵。它是一种反映地方情况重要的动态信息。长期在“书本位”信息环境下形成的重视静态资料特别是图书资料的收集的思维定势的图书馆员,应重视电视动态信息的收集。可以通过浏览有关电视节目报等信息源,以录像转换等形式收集之。

    2.2 实物资源采集

    实物资源与文字资源的有机整合是多方位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丰满地方人、事、物的立体形象和生命力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许多地方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留下的实物资源不少。实物资源包括地质物产实物,古建筑、石刻(包括建设石刻、宗教石刻、碑刻、墓志铭)、匾额、名人手稿、信札、历史照片等特种资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版物,如福建龙岩老区“红土地文献”等。一些地方特色资源的挖掘正是靠实物资源的证实或与文字资源相互印证得以证明。举世瞩目的,在宗教界、学术界引起多年激烈争议的南少林遗址问题,最终正是靠地方古文献有关记载和当地东张镇少林村的南少林遗址、周边古路的石桥、石碑、地名沿革和出土文物等实物的相互印证,得到专家学者和宗教局的确认。

    实物资源采集中必须引起注意的还包括因城镇建设即将被改变的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落和生活群落的拍照、录影,如福州市的三坊七巷等;随着时间推移即将消失和多元文化冲击下濒临消亡的有关人、事、物的采集,如老艺人的艺术作品、地方“活化石”剧种、语种和在世纪之交反映世纪沧桑的人、事、物的各种载体的文明记录。

    2.3 反映地方情况的历史回溯资料采集

    地方文献的历史回溯性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历史文献资料中许多资料具有一次性特点,后人难以对其收集、补充。80年代以来,国家对历史文献抢救、保护而进行的历史文献缩微成果为补充采集地方文献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图书馆员应将注意的一部分投向缩微文献资料中。

    2.4 网络资源的采集

    网络化的信息传输平台的出现,极低成本的数据制作,使得网络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网络信息资源包括网络数据库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虚拟图书馆资源及地方网站和一些专业网站上的信息资源。其中或是书目型的,或是全文型的,或是纯文本式的,或是多媒体式的地方信息。与广播电视资料相比,显得更个性化,更动态或一次性。当然也显得泛滥。网络数据来源虽然更具不确定性或者说缺乏一定的权威性,但在筛选的基础上组织虚拟馆藏是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5 区域性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发展及科研成果资料的采集

    长期以来,尤其在公共图书馆中,图书馆员对地方文献中的关于“地方的人、事、物”概念往往拘泥于社会科学范围中,忽视本地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发展状况,包括地方人士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和贡献的文献资料。如:区域地质成因特色、物产起源与发展特色、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对地方人、事、物发展的影响;工业化生产沿革与变化,地方人士的学术成果科研成果及对该学科发展贡献大小,该成果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的资料;一些专业性很强、技术含量高,而使用面很窄的技术资料也要视情况而收集,防止走另一个极端。区域性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发展的资料库建设,对配合“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战略措施有着重要的学习教育意义和传承意义。

    2.6 专题资料收集

    企业贸易小报、通报、旅游资料、地方工农业产品、厂史、厂庆资料、广告、商标、电影海报、地方人士组织的文学社、诗社办的小刊物等。这些包括团体的、个人的零散性非正式出版物往往折射出当地的科技、经济、风土人情、沿革发展的状况及人们的科技文化层次底蕴和对物质对精神的需求状况。如:闽西贫困地区农民的“野果文学社”、闽西北的诗社、读书社在非常困难条件下坚持不懈活跃在当地文坛上,重视这些不可再生的一次性文献资料收集对于研究区域问题将是宝贵的原始文献。

    2.7 其它语种的地方文献收集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地方向世界展示自己,世界也需要了解地方,使得地方文献的多语种形式成为新增长点,要关注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反映地方问题资料的收集。

    2.8 利用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多角度地、深入地采集隐含在某些文献中的地方文献知识单元。

    地方文献并不总是以独立的形态出现的,其中相当部分隐含在某一文献之中。“互注”、“别裁”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图书馆收藏数量的增加,图书馆对文献的组织、整序工作处于手工状态时期,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实现,成为地方文献资源采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图书馆对文献描述,揭示从整套(本)向知识单元深入已成为必须和可能。充分利用计算机编目对书目记录进行规范控制,对文献外表形式特征和内容进行多方位的描述揭示;利用MARC连接字段和编目软件的连接技术进行分析著录,对所需文献深入挖掘,使得隐含在某一文献如某一专著、报刊、论文集、会议录中的地方文献篇章及某一工具书、百科全书中的有关条目的书目得以揭示出来;对已全文数字化的含有地方信息的文献,通过书目数据与全文挂接,对隐含的地方文献的知识单元进行采集、提取,对于完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提高地方文献的检全率、检准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3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应该通过协作协调帮助实现

    3.1 转变观念,从“占有”走向“拥有”

    近年来,福建省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有一定的进展,但地方文献工作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图书馆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仅是局部和零散的,与社会发展和读者对其要求还差很远。地方文献的资料性和广博性特征及其表现在出版发行的无规律性和收藏、存储部门的分散性,致使图书馆在完全“占有”地方文献资源方面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当前,地方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各级领导决策参考需要,地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需要,城镇改造,风景名胜及历史文化名胜、人文景观的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的需要等,使得社会对地方文献查阅的要求日益增长。文献的广博性,多样性也要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概念要拓宽,而且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文献知识的机构不仅只是图书馆一家,图书馆不可能也没必要占有多领域多专题的所有原始文献。社会发展要求图书馆转变传统的狭隘的“占有”资源观念而向广博“拥有”的领域发展,即要向如何去获取这些文献的能力、手段、方式、方法方向发展。这也是现代图书馆员角色转换中的重要观念,新时期图书馆员应起到知识领航员的作用。

    3.2 建立横向联系,加强协作协调,合理“拥有”资源

    地方文献的出版发行往往是无规律和多渠道的,除公开出版物外,绝大部分的地方文献经常以内部出版,电子存储、图表、图片、手抄、广告、书信、书画、拓片、微缩复制等形式流传,载体各异,形式多样,追溯与传承年代久远。地方文献这种非正式出版物(非卖品)多的特点和部分以实质物体出现(如碑刻、造像等)的情况,使大量地方文献基本是在本地区相关系统内散发,且多一次性刊印和制作(音像资料等),不会再版,被相关部门收藏。这不仅突出了地方文献和地方人文资料的珍贵性,同时也确定了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强度和难度。因此,在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中必须走出以往想凭一己之力独家“占有”原始文献的认识误区,要破除本位主义加强协作、协调,建立横向联系,进行横向挖掘,全方位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做到拥有大于占有。

    由于地方文献是记录与地方知识有关的资料,是了解与研究地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所以各系统各类型收藏单位均重视收集文献,内容与图书馆虽有平行重复,但各有所侧重,保存有许多图书馆未入藏的地方文献,在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图书馆的工作重心向“知识管理”转移,服务重心向“以人为本”转移过程中,图书馆要立足藏为用,要以“用”为出发点,去拥有浩瀚的地方文献资源。这就需要图书馆加强横向联系,注意横向挖掘,开展协作协调。努力避免重复、交叉收藏现象。要保证重点,突出特色,以需定藏。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的原则,主动深入地开展工作,利用有偿交换、馆际互借、复制、载体转换、联合编目、网上搜集等手段广泛地去搜集获取拥有相关单位的文献资源,通过科学的知识集合形成系统化。只有加强协作协调才有力量,有规模才有效应。图书馆也只有通过这种跨系统的横向联系、横向挖掘、相互协调共同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才能实现从零散局部的占有到有重点、有特色的最大限度的合理拥有。

    4 建设高质量的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

    4.1 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要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

    地方文献是对地方文化的记录和反映,它的内容包容了一个地方在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的种种情况。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着地方文化,而地方文化则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在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地方文化的同时,其本身也就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福建为例:福建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古闽越文化的遗传,汉唐以来,北方汉民的南迁入闽,中原汉文化的交汇,宋、元、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文化的传入交融,使福建文化在承袭和发展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吸收融会了外来文化的思想养料而异彩独呈。诸如闽学、文史、戏剧、音乐、刻书印刷、陶瓷、工艺、茶艺、民俗、方言等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密切关系,福建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闽台文化的地域属性,还特别影响到港澳地区,而且超越时空,辐射到东南亚及日本、朝鲜及全世界诸国,其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科技、文学、教育、工艺、民俗、宗教、特产、闽台关系、华侨移民、中外交流等领域。这其中蕴藏着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精神资源和无形资源是极为宝贵的资源。鲁迅先生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集——致陈烟桥》)虽然鲁迅这里说的是文学,但对其他领域也有普遍意义。越是反映有地方性的东西,就越有世界性。世界经济全球化,地方需要同世界交流。因此,我们在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中不但要注意其地域的特征,而且更要重视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展示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和其现代活力与风采,以使其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发展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

闽台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当前幸福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外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将幸福感问题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幸福感问题关系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健康和谐,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取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为视角,对这一现实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之所以使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而非笼统的“泉州农民工”,是因为考虑到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且这样圈定范围会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幸福始终是人类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华・威尔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标志,该文对当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问题。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的调查描述到幸福理论的建构,再到精确测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认同Diener的概括: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如学术界对幸福理论的热烈探讨和系统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纷纷开展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深圳把树立“幸福感”作为发展的新标尺,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我国研究幸福感的时间不长,各地的研究依据和测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工具至关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结果虽具较大参考价值,但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而且,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因而在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尚有较大的空间和价值。

(二)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占全市人口近1/5。他们从最基层支撑起泉州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晴雨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权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泉州这个拥有众多中小加工企业的城市来说,正常发展更是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点在曾经发生过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验证。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当时的缺工量最高时曾达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后来经多方努力,问题得到解决,但隐忧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这一东南沿海城市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意识到强调幸福感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学者研究探讨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问题,重视幸福感的评选、排名,那些幸福感较强的城市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全国瞩目。为推动经济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经济区的良好形象塑造起来并宣传出去。泉州作为该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阵地,本身的形象和对外宣传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方面,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泉州与外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社会,但对应的面相当广,且近年来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一直热切关注,更容易产生广泛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越强,其宣传效果无疑会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导致问题迭出,其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状况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优势,有些措施和政策还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泉州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别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年间连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使其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具体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问题。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其独特性,影响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考虑到这一因素,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来参考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问题:章洵在武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据吴静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中,与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才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如感觉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会不公平、与在农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人认为与泉州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如他们也明显感觉到本地居民自我优越感很强,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间普遍使用闽南语方言交流,他们完全听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碍巨大,距离感更强。这些问题都属于较深层次的问题,单靠普通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泉州的企业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主导。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在原始创业阶段,通常无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对员工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当前这些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泉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积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业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这与广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创业,本地居民为外地企业家打工服务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还没有外地投资客在泉投资的具体数字,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比率非常小。这样在泉州地区就形成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并对外来务工人员容易产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视态度。

另外,泉州地方语言所隶属的闽南语系也相当特殊,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闽南语在发音和构造上都极为特殊,外地人很难听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谈时基本上习惯使用闽南语,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话,从而形成外来人口了解闽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坚固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多见。这种语言文化环境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济环境,合起来便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强烈阻力。外来务工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形成有效的归属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一)在继续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环境,人们往往会想到工资的增加和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善,这些无疑是最先要考虑的,泉州本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的生活环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分享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促进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觉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设施等大的环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适合他们的休闲场所等。这些正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弱项,对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政策制定还应着重考虑净化环境、便利交通设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阂,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并认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会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可以营造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对于这一点,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文化中有着丰富、优秀的底蕴和内涵,可以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积极影响。例如,闽南文化中处处展现的爱拼敢赢精神,尤其是华侨们早期创业发展的经历,与闯荡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钦佩和共鸣;尊师重教、爱国爱乡、闽台一家的传统则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豪感,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高的价值认知……

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闽南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如企业、社区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等。另外,提倡和鼓励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他们的交流,减少隔阂。

(三)营造友善开放的氛围,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样也属于他们。因此,积极营造开放友善的环境,鼓励和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选择。为此,可以定期在社区等地方组织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接活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长、互帮互助。同时,将一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吸收进来,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从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为此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励。

幸福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的终极问题,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更是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对于泉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来说,有如此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既是财富又是挑战。有效促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责任,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DB/OL].国家统计局网,2010-03-19.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Diener E.Subjective Well 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3).

4、章洵.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J].社会工作,2007(5).

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