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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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易经，八卦园林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这是原始的易。后经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一．八卦的形成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沼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在《易经》里有详细的论述。八卦相传是伏羲所造，后来用于占卜。坊间亦用汉字“三求平未，斗非半米”来记八卦符号。
所谓卦，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测量太阳位置，从而知季节、记录劳作规律的手段。卦字的右边“卜”字，是象形，表示在地上竖杆子，右边那一点是太阳的影子。“卦”字左边的“圭”字是尺子，用来测量影子的长度位置。论文写作，八卦园林。通过长期测量，劳动人民掌握了春耕秋收的各种季节规律。所谓八卦，应该是在地之八方测量结果的记录。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所以，八卦是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的理解，是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体现。
《易传》记录：“易有太极（宇宙），是生两仪（天地）。两仪生四象（四季天象，长日照的夏季为太阳，短日照的冬季为太阴，春为少阳，秋为少阴），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再分“三爻”，自然是指二十四节气。八卦符号通常与太极图搭配出现，代表中国传统信仰（儒、道）的终极真理----道。
二．八卦的发展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三．《易经》的内容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上日下月为易。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易之为字，从月从日阴矣。”、“易者，日月也。”、“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易历来有一名含三义的说法：一是简易，即“易”虽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式”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即“大道至简是也”；二是变易，即“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辨证法”的；三是不易，即“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跟“纬”相对。没有“经”正，也就没有“纬”成，所以“经”是主要的。人体气血通路的主干也就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等；同理，也正因为“经”的重要，所以记载一定阶级最高思想道德标准的书籍、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就称为“经典”、“经书”等。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一是《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二是《传》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tuàn）》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挂》、《杂挂》和《序挂》（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易经》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达到人之生命目的。《易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模式，充分注重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它是《易经》哲学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四．八卦与园林
《园冶》（明）计成著，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的专著。该书首先阐述了作者造园的观点，次而详细地记述了如何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10篇。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园冶》共三卷，其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名话，这两名话的精神贯穿于全书。
《长物志》（明）文震亨著，共12卷，它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玩赏，与《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性问题正可互为补充。1995年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向联合国递交的文本就将这本著作列为苏州古代造园理论专著。苏州园林申报成功，《长物志》的名声也就大振了。巧合的是文震亨喜爱的或者说擅长的艺术中有两类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体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即苏州园林，古琴艺术。
《园冶》与《长物志》两本伟大的专著在造园思想和原则上是一致的，均突出强调了“因、借、体、宜”原则的重要性；强调造园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再现原物，而是要求创作者真实地反映自然，又高于自然，尽可能做到使远近、高低、大小互相制约，达到有机的统一，体现大地的多姿。它有的似山林，有的似水乡，有的庭院深深，有的野味横溢，各具特色。如苏州拙政园，经过造园家的巧妙布置，这一带原来的一片洼地便形成了池水迂回环抱，似断似续，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清澈幽曲的园林景色，真可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这与八卦形成过程中，伏羲用的三个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方法，即仰视（这是人类独有的权力）、俯视（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身上统统能找到）、广角（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是不谋而合的。
总之，《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参考文献
1.[明]计成.园冶
2.[明]文震亨.长物志
3.游泳.园林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语词分立 语汇学 语典 语典学 三分
自2000年温端政先生提出“语词分立”，倡导建立汉语语汇学学科后，汉语学界对熟语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即一直持续。近来，温先生（2014）又于《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以下简称《三分》）一文里深入论述了他所提出的语文辞书应将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张，提出了“语典学”的概念，指出：“‘语词分立’是‘三分’的理论依据。语典的大量编纂和出版，为‘三分’奠定了事实基础。‘三分’的主要意义是： 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的分工，使字典、词典、语典各司其职；有利于语典编纂的研究和语典学的建立；有利于汉语语汇研究和语汇学的建立和完善。”他认为：“语典理论的研究滞后与‘语典’未能从‘词典’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品种有关。实行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建立与字典学、词典学并行的语典学便势在必行。”
在《三分》一文里，温先生不但表示出他希望将“语典”从“词典”中分立出来并独立为与“词典学”平行的“语典学”学科的愿望，而且对笔者2011年对其观点的不同意见也表示了质疑。本文就“语典学”的理论依据及其建立的可能性试做一探讨，同时也对温先生的质疑做一回应。
一
“语典学”概念的提出，是以“字典、词典、语典”的三分为前提的。“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张虽在《三分》一文里被力倡，但其最早提出是在温先生2007年的《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一文里。不过，若进一步追溯，则其“先声”或可上溯至2002年的《论语词分立》一文。该文中温先生在力述语词分立、倡导建立语汇学学科之余，也涉及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收录熟语条目做法的评议。他指出：“《现汉》在熟语词目的选择和释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 （1） 所收的‘语’不够平衡，存在残缺不全的问题；（2） 所收的‘语’，缺乏明确的标准，带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3） 所收的‘语’在释义上有的缺乏准确性。”他认为，应实行“语词分立”，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熟语”的收集和整理，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温端政 2002）这一观点和意见[1]，交代了温先生将“语典”析出于“词典”的因由。2006年，温先生主编的《汉语语汇学教程》出版，该书首次力辟“语典”章节，简要介绍了语典的性质、功能、类型、结构等。2014年，全面阐述语典的性质、功能、兴起原因、影响，语汇研究对语典编纂的指导作用，以及方言语典编纂等内容的《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式出版，同时于《三分》一文中对辞书三分的主张深入阐发并首次提出“语典学”这一概念，可谓桴鼓相应，相辅相成。
对于《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有专家曾表示：“语典理论研究为建立语典学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虽然没有打出‘语典学’的旗号，但是研究语典编纂的理论，实际上是在探索语典学的理论问题。”（温端政 2014： 357―358）那么，这个与“词典学”平行的“语典学”现在或将来到底应不应该、有没有必要建立？问题似乎还是得先回到“语词分立”这个本源理论问题上。因为，不论是词汇学和语汇学的关系，还是词典学和语典学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语”“词”应不应该、要不要分立的问题。
二
温先生提出“语词分立”，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 认为“熟语”的指称不合适；2. 认为“语”的研究重要且有益，而现状薄弱需加强；3. 认为“语”和“词”的本质不同。关于熟语的指称问题，包括晁继周、李小平和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做过说明，这些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温先生参考。毕竟语言学术语的改变应该谨慎对待，倘原有术语并无大的不妥，似不必另起炉灶或另赋新义，否则既不经济，也不易为人接受。至于温先生所谈的第2点，则是学界共同的认识和感受。只是，虽然词汇学体系内熟语研究较之词的研究的确有些不及，但客观来讲，近些年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我们主要分析第3点，它是语词分立的基点。第3点是否合乎事实，符合逻辑，直接关涉到语词分立理论能否为公众接受，能否最终成立。
温先生曾多次列出并阐述“语”“词”之间的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是带有原则性的。我们知道，特点因比较而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熙 1985： 2）温先生既然拿“语”跟“词”比较，来说明“语”与“词”是不同性质的单位，那么他所列出的“语”的特点就该是仅为“语”所有，而为“词”所无的性质――即“语”这类单位之所以区别于“词”这类单位的“个性”[2]。然而，温先生所举语词之差异，是否确为“语”区别于“词”的“个性”，能否堪称语词间的本质差异，或还有待考究。如：
1. “‘语’只是语汇单位，不是语法单位”
李红印（2005）曾指出“语词分立”主张论证中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就有“语”究竟是不是语法单位的问题。温先生后来也坦言：“在论述‘语’不是词的等价物的时候，有些提法还需要斟酌，如说‘语只有语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是否欠妥，有待继续探讨。”（温端政，温朔彬 2006： 271）我们疑惑，句子中的一切音义结合体，都是语法单位，“语”（不论是温先生界定的“语汇”，还是学界惯常所指的“熟语”）毫无疑问具有语法单位的资格，为何温先生不能完全认可“语”的语法单位资格？
2. “‘语’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
温先生如此认为，不是不可以，但“语”“词”能否因此分立？恐不必然。组成“语”的单位是否都能够称为“词”可先不论[3]，“词组”（无论是固定词组还是自由词组）也由词和词组合而成，而且比起“语”来，词组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特征恐怕更为明显，是否也应将“词组”和“词”分立另立“词组学”？倘因词组和词关系密切而不能分立，熟语与词不是亦不疏远？熟语中的成语尤是。
3. “语有成句功能”
温先生在论述语词差异时提到“语具有成句的功能”，似在暗示“词”不具成句功能。实际上，“词”具有成句功能，语言符号的序列能够成为句子的本质在于它有语调，而不在其形制的长短。温先生（2005： 15）自己也曾说，“‘词’有时也可以单独成句，叫做‘独词句’”，只是他认为“独词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有许多限制。而‘语’成句则是一种常见现象”。
但是，单位的形制越长，其成句就越感自然，这是功能的“有限”与否，和功能的“有无”有着原则性区别。吕叔湘先生（1979： 24）早已指出：“即使只是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听的人就知道这句话完了；即使已经具备主语和谓语，只要用另一种语调说出来，就不是句子，听的人就等着你说下去。”词（包括由语素直接升级来的词）和语只要作为句法输出单位使用，就都可形成句子，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在数量层面，而非性质层面。
4. “语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
温先生提出上述观点，并认为这是“语”和“词”的一项原则性差异。此话可是可非。可以认为对，是因为一般说词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段”，最小的，是不能拆分的；而语不是最小的，所以语是能拆分的。但是，还应看到： （1） 离合词也可以拆分，它是词不是语。（2） 即便退一步认为离合词是词中的例外，认为温先生之说是仅就“词”的定义而言的，也仍有疑问：“语”内的成员就都能被“拆开使用、并分别充当不同成分”吗？比如相当一部分成语（如“胸有成竹”“胸无点墨”“艰苦朴素”“金科玉律”“千钧一发”等）如何拆开使用？或许它们中有的可被人为拆分而勉强使用，却已不再是其原来之意（也谈不上“分别充当不同成分”）。何况，如此拆法，很多复合词都可以做到，又怎能称之为语之“个性”？[4]（3） 或可再退一步认为“语”只是有个别的在习惯上不拆分，而不是结构上不能拆分。如“胸有成竹”可以说成“胸中有成竹”也能说成“成竹在胸”等，意思完全或基本相同。但这是就其凝固性强弱而言的，与笼而统之的“拆分不拆分”实质不尽相同。凝固性的“强弱”同“有无”是不同的，可以说词和语的凝固性强弱不同，但这不同亦非二者的原则性区别。
5. “实词的词义（词汇意义）的基本特征是概念性；而语义（‘语’的意义）的特征是它的叙述性”
温端政、温朔彬（2006： 272）概括这一观点时更为明确地表示：“概念性是实词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语’的意义）则没有这个特征，语义的特征是它的叙述性。”概念性和叙述性是否是语词间的本质差异，能否从根本上影响单位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使用，可暂不论。实词词义的基本特征是否是概念性，语义是否不具概念性，至少学界存有争议，如辛菊（2013）曾表示：“语既有概念型的，也有判断、推理型的。”王德春（1983： 9）亦早指出： 熟语（主要是成语）也表示一个概念。王先生是熟语学的倡立者，辛先生是语词分立的支持者，二人皆认为熟语（至少是部分熟语）具有概念性。这应该不是偶然。
“词”和“语”有不同，这是客观事实。只是，“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分立或应该分立，分不分立，关键是要看积累多少个“大同小异”才会形成一个“大不一样”。
三
温先生提出“语词分立”后，一度引起了学界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刊发了四篇有关该理论的讨论文章： 即周荐的《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郑述谱的《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读周荐文章所想到的》、孙毕的《词汇学―语汇学―词语学： 语汇学史的螺旋线》、黄忠廉的《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其中，周文反对态度明确，郑文、孙文、黄文持发展眼光。这里多谈一点郑文观点到底为何，以及能否以郑说反驳周说的问题。
温先生（2013）在表示“周荐先生的这个看法，很快就遭到质疑”时，是以郑文的观点为例来说明的。温先生说“该文（郑文）认为，熟语研究实际上已经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并‘使之独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与周文的观点迥异”。实际上，研读郑文，似并不能得出温先生的结论――是对周文的质疑，是对汉语语汇学独立的肯定。郑文中确存在温先生引来支持其观点的一段话，即：“随着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对熟语的分类等理论观点的提出，熟语研究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立出来，上升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那是郑文对“苏联熟语学”的描述，而非对“汉语语汇学”的表态。郑文原文是这样的：“熟语学在苏联发展成为语言学之下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但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熟语学研究熟语的性质及其范畴特征，并揭示它们在言语中的使用功能规律。据说，在英国和美国语言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那么，词汇研究是怎样与熟语研究搭界的呢？原来，词汇学研究的不仅是词，还包括与词的功能接近的词汇单位（лексическаяединца），它们往往以固定词组的形式出现，广义的固定词组也可以包括熟语，于是，对词汇的研究自然就涉及熟语。随着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对熟语的分类等理论观点的提出，熟语研究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当然，郑文也提到了“汉语熟语学”，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拿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来看，熟语与术语一样，也是有成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潜在可能的。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极有可能还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还没有提出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还没有找到本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创建出本学科自己的术语系统。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不断突破，成果的不断积累，汉语熟语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也未可知。”
不难看出，至少在文章发表的当时，郑先生对汉语熟语学能否成立是持发展的眼光和态度的。郑先生谈到的汉语熟语学与温先生力倡的汉语语汇学存在区别，郑先生的观点也与温先生转述时略微不同。[5]
2011年，笔者有《也谈“语词分立”》（以下简称《也谈》）一文，对温先生的“语词分立说”做了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考察，认为温先生强调重视“语”的研究有积极意义，但是将“语”“词”绝对分立，未为妥当；将“语”独立出“词汇学”研究的范围而自立门户建立一门与“词汇学”完全平行的新学科的做法有待商榷。温先生2013年的《论语汇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和2014年的《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两篇文章对《也谈》表示了质疑，认为《也谈》“故意缩小语词之间的区别”（温端政 2013）；“把语、词之间的‘差异’说成是‘细微’的，说承认语、词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掩饰’语汇内部成员间的‘差异’，是站不住脚的”（温端政 2014）；“‘语’和‘词’的性质的区别是带有原则性的，‘细微’论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检验”（温端政 2014）。
由于笔者当时未做详细说明，温先生有质疑实很自然。只是有些质疑可能是源于先生的误解。首先，笔者无故意缩小“语”“词”差异之意。笔者曾表示，客观世界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任何单位也都存在着与其他单位的同异两性。“语”和“词”自然有着它们的差异（比如温先生从结构、凝固性强弱等方面列出的差异），问题在于： 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笔者认为，二者间的“差异”与其都作为语言建筑材料这一本质特点上的“大同”比较，不足以称为“原则”上的差异，实乃“大同小异”。其次，笔者也未表示过“承认语、词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掩饰’语汇内部成员间的‘差异’”，只是见温先生反复论述“语”“词”不同，笔者联想到： 词内、语内成员不是亦不无差异甚至差异更大的吗？为何先生却主要关注“语”“词”之差异而只将“语”“词”分立？为何先生不将那些不同类词、不同类语亦专门独立出来？在此不解之下，有了这样的感慨：“不可因为语和词之间一小部分的‘异’而过分夸大二者的区别，忽略它们大部分的‘同’，更忽略甚至掩饰‘语’内成员间的区别，否则，将有悖常理。”（刘静静 2011）事实上，我们可以对词内、语内各小类进行专门研究以利于学科整体的发展，但不能把每一个小类都专门独立出来建立一门学科。在语言实际中没有两个词、两个语的特点或分布会是完全一样的。倘不断地细分，结果只能是一词一类、一语一类。
四
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及“语典学”的建立，是以“语词分立”为理论依据的。“语词分立，必然导致‘语汇’和‘词汇’分立”，“‘语汇’和‘词汇’分立，自然而然要求‘语典’和‘词典’分立”，“‘语典’和‘词典’分立，使语文辞书呈现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格局，这是语文辞书的现状，也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先生（2014）如是说。
假若当前的研究确如温先生所言，假如“语典”“语典学”分立的理论依据自始无可挑剔，其最终成立或可认为是理固宜然。但“语词分立”理论自出至今，学界对其的争议几乎涵盖了理论相关的方方面面――“语”的名称、性质问题，“语汇”的性质、范围问题，“语汇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手段问题，“语”的分类系统、分类原则问题，等等。虽说不能苛求新的理论和主张在提出时即尽善尽美，但学界的善意提醒可能也非偶然。
关于语典和语典学分立的事实基础问题，温先生（2014）做了大篇幅的介绍，笔者并无否定学界成果之意，只是提出一点：“语词分立”之前的熟语类著述，以及后来一些以“语典”命名的熟语类工具书，同温先生的“语典”无论是在理论依据还是分类系统上都有原则性区别，怕不能为“事实基础”的一部分。
那么，所谓的事实基础是否如先生所言的那般牢固？以下仅举语典实践中的一两例问题。
问题之一： 温先生所批评的以往熟语词典中的一些问题在他主编的语典中也仍存在，如收条重复问题。温先生（2007）曾表示，以往的熟语词典中所出现的条目混收现象“是同理论上没有解决语的分类问题分不开的”。然而，也曾有人考察温先生主编的部分语典，列举了一些各类语划分不清、收入多部辞典的情况，这如何解释？[6]再如义项设立问题。以温先生（2007）提到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为例，先生认为过去该条目释义为“摇头表示不同意，点头表示同意”是不对的，当修改为“摇头（表示不同意）不算数，点头（表示同意）才算数”。他给出的例证是刘绍棠《京门脸子》里第二章三中的一处例句。是再无其他例证？还是未过多列举？当然不能断然认定温先生再没找到别的证据，但为一个仅有一两个文献佐证的意义设立义项似乎不够谨慎，毕竟概括性才是设立义项的基本原则，例句中作者的临时运用不足以提炼为义项。倘若温先生在提出该说时便顺道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定量工作，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问题之二： 术语的设立问题。在建立语汇学科体系时，温先生或另起炉灶，或比照词汇学，或为原有术语赋予新义而造出了系列术语（如“语素”“语义”“语步”“语节”等），而今的“语典学”似也存在类似问题。举“语性”术语一例。温先生在其书文中多次提到“语性”并时而与“语类”交互使用，如《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第21页在谈到《汉语常用语词典》（温端政主编）时，说该词典“首次在语目后面标注语类（成语标‘成’，谚语标‘谚’，惯用语标‘惯’，歇后语标‘歇’，格言标‘格’）”。同书第97―98页又称：“语性，专语语典不注，也没有必要注；综合性语典，有的注有的不注。上述的《中国俗语大辞典》，没有注明语性，而《汉语常用语词典》则注明语性，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分别用简称‘成’、‘谚’、‘惯’、‘歇’注明。”
“语性”和“语类”的提法，大抵仿“词性”“词类”而来，但性质却很不相同――“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的分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而温先生的“语类”“语性”却指的是“成语、惯用语”等称之为“语形/型”更合适的东西，这是为何？
《三分》一文中温先生的一段话似可帮助找到答案：“‘语性’和‘词性’的划分是如此不同，再次表明语和词的性质有很大区别。”这是否可以推理为： 倘为“语”标注“名词性语”“谓词性语”等名副其实的“语性”，便会更加凸显出“语”“词”的相同？
对于学界的不同意见，温先生是看到并重视了的，他曾表示：“语汇的范围是否应包括名言、格言；语汇与‘熟语’的关系；如何区别‘表述语’与‘描述语’；把成语定义为‘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是否妥当，等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温端政，温朔彬 2006： 272）他还提出，要在“语词分立”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温端政 2010）。然而时隔多年，在上述问题尚未辨明、如何“合一”仍未说明的今天，温先生又沿着分立的路子倡导起了辞书的分立，表示出了要将“语典”独立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不免使人产生疑惑：“分立”，是学术研究的手段还是目的？“合一”，是将来的目标还是一时的权宜？
近些年的熟语研究，出现了较之先前而言的繁荣局面，自然与温先生在这方面的推动密不可分。温先生一生致力于熟语词典的编纂，由其主编、修订的熟语类工具书虽非不计其数，但也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7]其中的甘苦，旁人不能想象。但是，称之为“学”的学问，需要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定的研究对象、专门的术语和经过严密逻辑思维的理论架构。“语典”最终能否从“词典学”中析出并独立为一门学科，要看它是否已经具备学科独立存在的学术基础。当然，温先生在论述其说时提到的以往熟语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未来的词汇学科注意研究的。
附 注
[1]《三分》一文中温先生对此说做了补充说明：“我们主张只收词，让语典去收语，这是从收条的科学性着眼的。辞书编纂还要考虑实用性。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词典适当收语无可厚非，有其可取之处，不宜一概否定。”
[2]这里说的“个性”是跟“词”这类单位对比时说的，对“语”这类单位来说，其“个性”也还应该是其“共性”。
[3]如“前怕狼，后怕虎”“你一言，我一语”中的“虎”“言”是何性质的单位？是无条件地承认它们是能单用的语素，还是一般的词？倘若如此，至少吕叔湘先生（1979： 16）认为“那抹杀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这些语素在一般场合是不能单用的”。
[4]当然，上述论断或许是表述之失，也许温先生本亦认为该性质仅为部分“语”所有。倘若如此，则要加上限制性成分――“部分语”才算比较严密。但这样也仍有问题： 部分“语”具有该功能，部分“词”也具有；部分“语”不具该功能，部分“词”也不具有，这不恰是“语”“词”的一处相同？倘温先生以上述理由将具有该功能的“语”和不具该功能的“词”分立，亦应该平等地将具有该功能的“语”和不具该功能的“语”分立才是。
[5]当然，郑文的确存在与周文部分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过其不同意见在于： 郑文是就周文在表达不同意语词分立时提到的“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的理由而言的。郑文认为周文的理由是仅站在词汇学辖域范围内看问题。这和温先生的解读有些不同。
[6]当然，该问题可能是因编纂者工作粗疏所致，但也可能与语类划分标准本身有关，乃理论本身的笼统或矛盾之处在实践中的暴露。
[7]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查检，发现仅上海图书馆所藏温先生主编的工具书就有90余部（包括历次修订本）。
参考文献
1. 刘静静.也谈“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11（6）.
2.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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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教程.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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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13. 辛菊.汉语成语的语言逻辑结构探析.∥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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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荐.词语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14（4）.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有的人认为财富是金钱，拥有金钱就拥有了财富;有的人认为财富是权利，拥有权利就拥有了财富;有的人认为财富是名誉，拥有名誉就拥有了财富;那你认为财富是什么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一财富议论文800字，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一财富议论文800字
面对挫折，你是继续奋斗还是就此放弃?面对挫折，你是迎接挑战还是望而却步?面对挫折，你是满怀信心还是心灰意冷?面对挫折，你是愈挫愈奋还是一蹶不振……新一代青年士兵的楷模——向南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开了当代青年面对挫折时的困惑：挫折也是一种财富。
挫折如刻刀，让你“玉琢成器”。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对于向南林来说，从“红肩章”到“士官牌”，心里难免会感到失落和挫折;所学装备的淘汰更新，无疑又是一次难题和挑战。如果说这两次“经历”算是“巧合”的话，那么两次提干被否决，却是人生道路上真正的“打击”。然而，面对这些，向南林却没被挫折所，他一次次咀嚼挫折，克服挫折，战胜困难，获得新知，逐渐成熟，不断弥补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开思想扣子，用科学发展观找准了人生航向，用所学知识迎接挫折挑战。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挫折如明镜，让你“三省吾身”。挫折并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成功之始。从向南林身上我们认识到：正是由于挫折和失败，才使他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最终走向成功。当自己在院校所学的装备被淘汰时，他的思想认识却没有随之被“淘汰”，而是随着装备的更新而同步进行了“更新”。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次“被淘汰”的经历，他才不断地努力学习，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掌握了全团五分之四的装备，创造了辉煌业绩。只有挫折的苦涩，才能使人头脑清醒，进而觅出战胜挫折的良方。
挫折如砥砺，让你“锋芒尽现”。有人把挫折当成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其实挫折应该成为你本色尽显、锋芒尽现的磨刀石。有了挫折给你的成熟和经验，帮你纠正理想与现实的偏差，那么接下来就是战胜挫折的信心和动力。向南林在两次提干受挫的情况下并没有气妥，而是愈挫愈奋，学习劲头更足了，工作热情更高了，付出的努力更大了，战胜挫折的信心更强了。最终，他取得了成功。“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挫折绝非是消极的起因，而是积聚力量勇气让你再次赢得人生辉煌的强劲动力。
挫折是财富，一份挫折蕴含一份收获，而只有强者才能够得到。失亦是得，今天的挫折又何尝不预示着明天的成功呢。挫折与成功同在，财富与努力并存。战友们，请把握好你的挫折，因为挫折也是一种财富!
高一财富议论文800字
对于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地域广阔，又是高福利的澳大利亚来说，人们都普遍认为拥有精神上的财富比拥有物质上的财富——金钱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文化与物质同等重要。
如果一个人的口袋丰盈，但缺少文化知识，那么他留在世界上的仅是一个空虚的躯壳。因为拥有精明的头脑，一些商人虽不曾受过教育，但也可以凭着上帝赐予他们的天赋而腰缠万贯，以致有些人前一秒钟还在街边摆着报纸摊，后一秒钟却可以因为某一种机遇幸运地成为暴发户。可是，拥有物质财富的人，即使他们可以利用金钱使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但这些也只是表面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依然是空虚的，空虚是他们寂寞，空虚使得他们无法在文化人的谈话中插上一句话，空虚使得他们最后被这个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世界所抛弃。
如果一个人的知识面广，但缺少金钱作为物质载体，那么他一辈子会被圈在默默无闻的地带中。美国新选总统奥巴马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身为黑人的他知道，只有自己充实了文化知识，才不会被强大的美国社会所淘汰。通过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奥巴马精通经济学领域的知识，这为他今天登上总统宝座奠定了基础，但试想，美国总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一种金钱游戏，平民家庭出身的他如何支付这一笔天价的支出，可以说，没有大财阀、大财团作为奥巴马的物质后盾，奥巴马或许今天只是一个平凡的经济学家罢了。所以一个人只是单纯地拥有文化知识而没有物质基础，那么他大多数时候只能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更不用说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做贡献了。
一个人只有同时拥有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那么他才算拥有健全的人生。一些商人觉悟到自己仅拥有金钱是不够的，他们往往就会通过就读MBA等课程了来不断增值、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文化知识的人运用自己既的知识去创造财富……其实不管是哪一类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对于他们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拥有两者，才会使自己不断适应全面发展的社会，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要努力的使自己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不断地丰厚，培养出自己两者兼备的健全人生。
高一财富议论文800字
在浩瀚无边的词海中有魅力的词汇应首选“财富”。无论你是蓝眼睛，金黄的卷发;无论你是黑皮肤，雪白的牙齿;无论你西装革履，驾驶着“”“夏利”;无论你花枝招展，珠光宝气;无论你穷困潦倒，一身寒酸气息。有谁不为财富怦然心动?有谁为财富漠然视之?
正因为如此，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拥有个人资产140个亿，然而之所以成为首富的原因不仅于此，更值得人们敬佩的是他拥有的精神财富。当记者问及比尔·盖兹，将来怎么处理这笔财富时，他语惊四座，他要把这笔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不给子女分文。理由是让子女在生活中成长，在苦难中磨炼，因为幸福是在苦难中孕育出来的。可见，苦难比140个亿更宝贵，苦难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苦难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温床，没有苦难，就没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周文王被囚之后集成《周易》，孔子受厄难而出《春秋》，屈原被逐而赋《离骚》，左丘失明作《国语》，司马迁受宫刑而着《史记》……这些不朽之作都有是从苦难中孕育出来的。而那些王公贵族顺势而上，贪图享受，他们的名字早已灰飞烟灭。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是因为“悲愤出诗人”;海伦·凯勒集盲、聋、哑于一身，但她奇迹般地学会了英、法、拉丁语、希腊语，受到亿万人民爱戴，她不但给残疾人以鼓舞，也给常人以无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益于苦难，战胜苦难，越越苦难的结果。人生是一首美丽的乐曲，苦难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没有痛苦，人生的乐曲就缺乏精彩。
苦难渗透在一切事物当中。种子在苦难中萌芽，婴儿在苦难中分娩，雏鹰在苦难中展翅。不经艰难的跋涉，我们体会不到二万五千里的壮美;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我们品尝不到抗战胜利果实的甘甜;不经过痛苦的煎熬，刘翔就不会摘下世界冠军的头衔;不经过150年的苦苦抗争，香港就不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不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嫦娥一号”卫星就不会入驻广寒宫。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翻译是为了达到人类信息的共享，译者必须思考怎样以快捷省力有效的方式达到信息传输与接受的最大化，必须奉行经济性原则，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引入交易费用概念，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促成各方的合作共赢，谋求翻译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翻译的交易费用作为衡量的标准和指导原则，关于译文的优劣判断就不会那么空洞无力，这将有利于翻译批评建设，有利于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翻译的交易费用观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简便易行，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取舍和权衡翻译的利弊，能更有效地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或核心范畴，于1937年由科斯(Coase ，R. H.)首次引人经济分析。其后，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的涵义、决定因素和性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使交易费用理论逐步完善。
交易费用范式的流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与交叉，经济学通过交易分析框架不断将其触角伸向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翻译学等领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将交易费用概念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西班牙的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 )。为了解决译界长期争论的何者(原文还是译文)为中心的问题，皮姆提出了交易成本模式，将原文和译文看作是为谋取共同利益而欲进行交流合作的社会生活中的两方，翻译就是交易费用，就是为促进这一合作所投人的社会努力，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可变的交易费用必须受到经济和道德的约束。皮姆的翻译模式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也颇具可行性和针对性。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所涉交易双方的合作，这种合作所取得的经济收益或社会效益必须大于翻译这一手段所花费的成本，即大于翻译费用，否则，翻译就毫无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的日益广泛，特别是人世以来，大量的各类翻译成为必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世界各国更需要携起手来，为应付困难，共渡难关，谋求长期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因而，研究翻译作为促进这一合作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翻译中各方合作共赢的最大化译者交易费用的最小化
在当今社会中，译者的效益观念是根本。首先，在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应确定翻译活动的价值，应该明确由翻译所促成的合作将取得何种效益。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一旦开始，翻译的交易费用就不可能为零，但译者可以将其减至最低限度，确保最大的翻译效益。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交易、协商与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所涉各方的共赢。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为确保交易合作各方的利益，译者必须进行各种协商，这种协商就是交易费用，在此，交易费用不可避免，而如何在合作各方的利益与协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点则是译者必须深思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要进行协调的所涉各方可以是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或原文)，译者(自身)与译文，原文与译文，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等，在处理各对合作方的矛盾冲突时，译者应以合作效益最大化，交易费用最小化为主导原则。
首先，正确理解原文是译者的首要本分。译者与原作者(或原文)的合作过程也就是译者与原作的对话过程或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就译者而言，合作的最大效益体现在译者对原文信息的最全面掌握，对原作者意图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从原作中获取教益和启示，从而倍感欣慰与满足。就原作者而言，其合作的最大收益即在于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能够被译者不折不扣地理解，其思想在译者那里能够得到回应与共鸣，从而有一种被他人理解接受的释然。译者与原文作者所进行的这一交易环节(或合作过程)的交易费用体现在译者阅读理解原文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上，比如，在搜寻各种与原文相关的语言文化信息和处理原文中各种不确定性问题上，译者所费的周折越大，交易费用则越高。因此，译者平时应注重提高自身的译员素质，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提高逻辑分析能力和解读原作的语言文化素养，这样在翻译的理解阶段才能真正扫除理解原作时的各种羁绊与障碍，才能真正做到灵活周全，驾轻就熟，减少翻译中理解这一环节所涉的交易费用。
译者(自身)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价值的充分体现上，在此环节，译者自身的价值就是能够将自己所欲表达的思想不折不扣地付诸译文文字，其不吐不快的感觉能够完全得以满足。译文的价值就是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译文能够充分彰显译者所理解的原作者的思想和原作的内容，体现所涉双语的语言文化特点等。以上理想状态的保持需要译者作出努力。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译者“左右逢源，运筹帷握”的能力，他要在其欲表达的原作内容、译文中所涉的两种语言文化、译文的语用表达效果和读者接受性等方面进行权衡、取舍，处理好各种翻译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以最小的交易费用达到其自身与译文两者最大程度的兼顾。
原文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各自的特色都能得以充分的彰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不排斥。两者的合作应不具任何原文语言文化或译文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思想倾向。两者为取得更好的合作，双方都需作出一定的让步，在某一方面应以一方为主，比如，应以原文的信息内容为主，考虑译文的接受性问题，则应针对译语读者口味，以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为主。应保证原文的主要信息能够得以准确无误的传递，即最充分地体现原文意图。如果原文的内容在译文中被扭曲，则违背了原文的利益。译文的价值和利益的理想状态下的体现应是具有最强的可读性和最高的译语读者接受率，承载最大的可接受的信息量。翻译就是要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保持以上所分析的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相对平衡点，使两者尽量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得其所。
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合作共赢体现在译文既能充分表达译者所欲表达的思想内容、保持译者所欲表现的语言文化特色，又能完完全全地被读者所接受，满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心理期待。译本是采用归化法还是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是以译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还是以原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这一切都应以译文读者的接受为定夺准绳。无论译者的译笔多么精妙，译作多么理想，没有读者的阅读，译作也是无的放矢之作。译者的交易费用如果大于合作利益，翻译则没有任何意义。值得提倡的是那些翻译交易费用小、翻译的社会效益大的译作，典型的例子则为林纤之翻译，为了达到救国图存、启发民智的作用，林纤在译介外国作品时，大删大砍原作内容，根据需求添加修改，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其译作与中国读者密切合作而达到共赢。就译作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而言，译者翻译的交易费用可谓微不足道，其付出是完全值得的。译者在翻译时，首先，应确定读者群的类型，如果是针对想了解原作风貌的学术研究型的读者群，译者应尽量采用异化翻译法，尽量贴近原作的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在译作中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使译文读者真正领略到他种语言的“原汁原味”，一睹原作风采。因此，译文的价值体现在被读者所阅读、欣赏与接受中，而读者与译文的合作效益则为读者从译文的阅读中获得了满足与偷悦。译者应以译文可读性、针对性、社会接受性和译文读者需求等为基点选取翻译方法，定夺翻译标准，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翻译交易费用，避免无用功，以促进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密切合作，取得最大的译文读者效用。
二、降低翻译实践中交易费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一般只关注对原作者的忠实，很少考虑交易费用，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译作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译者费力译出的东西往往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和审美期待，读者不愿花太大的力气或太多的时间去读一些艰深难懂的东西。基于此，译者的翻译思想应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一切从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出发，从译者和读者的传输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出发。因此，翻译实践活动具有从简的趋势，译者为使信息主干突出，去除影响语义信息清晰表达的繁枝冗叶，使译文简明直接，降低了翻译的交易成本。本文将以周文标先生所译的明人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例如:
1.《莱根谭》为明人洪应明所著，是一部内容丰富，充满智慧和哲理的奇书。
(赵丽宏，《莱根谭》序)
The Roots of Wisdom，written by Hong Yingming in the Ming Dynasty，is a rare book which contains abundant perspectives， wisdom and philosophy.(周文标译)
在此，汉语的两个词组“丰富”和“充满”用了一个英文单词abundant译之，可谓简洁明了，译者也省却了许多“周折”，读者阅读起来也颇感直接顺畅，这样，译者不仅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也降低了读者阅读的交易费用。
有时，译者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按原文逐词进行细腻处理，可以根据上下文需要，提炼总体语义译之，这样可以避免周折，提高翻译效率和信息传播效率。例如:
2.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So the accomplished man should be of great tolerance，and should not me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his own purity and moral integrity.
3.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s happened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we should keep calm and unhurried in our dealings rather than act indignantly to intensify the situation.
在以上两例中，译者未对“含垢纳污”和“父兄骨肉”作深人细致、精确人微的翻译，而是根据其语义深层内涵，对之概括译之或泛化译之，减少了对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进行处理的翻译交易费用，译文的信息传输也更加清晰直接，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又如:
4.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
By the time when the intrigues and maneuvers in the mind have subsided，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 will emerge of itself ， so there is no need to linger and struggle in the sea of bitterness.
在此例中，译者没有将“月到风来”具体确切地译为描写型的“月光照我身，和风拂我面”，( The moon is shedding its light on me and the gentle breeze is caressing my face.)如果这样，则这种“煞有介事”的译法反而会使译文不自然。译者将其总体语义进行概况化的提炼，译为“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大自然精妙幽雅的美景)，避免了过于纠缠于细节的周折和麻烦，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使译文主题信息的表达反而更加明晰通达，提高了译文的表达力和可读性。
在许多情况下，汉语原文的描写精到人微，多有美文风和书卷气，对富有汉语特色的描述语，外国人的反应和中国人不同，往往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如将其硬译过来，外国人反而会感到语句晦涩难懂。因此，竭尽忠实的翻译反而会使译文滞重拖沓，语义模糊，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多了一层不解，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在保持基本语义的前提下，对一些虚泛华丽之词多采用省略法进行翻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翻译费用，同时还可以使译文的信息传输更直接有效。例如:
5.斗室中，万虑都捐，说甚画栋飞云，珠帘卷雨。
Take a self一reflection in a tiny hovel and then I find that all the worldly vexations disappear，thereby realizing how worthless it is to admire the magnificent mansions with painted rafters and pearl—studded curtains”.
上例中，译出“画栋”和“珠帘”足以表达装饰华丽的豪宅，“飞云”和“卷雨”无须译出，其意也尽在其中。把喜闻乐见的汉语描述语硬译过去，外国人听来反而感到词句艰涩难以接受，不译，译文的味儿足;译出，反而冗赘，味儿淡。如果译者欲尽其能事，一切皆译得分毫不差，反而增加了雾障，使读者不得要领。因此，译者应惜墨如金，注意节省翻译费用，还读者一个清晰炼达的好译文。
对于典故的翻译，译者首先应该对译文读者期待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者仅关心典故所承载的相关语义信息，不关心典故的历史渊源的细枝末节，译者在翻译时也没有必要对此刨根究底，大动干戈，从而增加翻译费用。例如:
6.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窝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These are the magic tactics for a person to get on with his pursuit and shelter himself from harm" .
在此，“壶”意指“葫芦”，古时人们乘船渡河身上所系的救生法宝;“三窟”出自“狡兔三窟”，指逃生有方。译者对此未作详细的解释说明，而是抓住其语义精髓而将其译为“magic tactics"，可谓主题突出，简明扼要，遵循了节省翻译费用的原则。又如:
7.野兴在镜湖曲边，……
It is beside Jinghu Lake and the Qu’e River where a person lingering about by himself would be mostly aroused to a feeling of wilderness".
对“镜湖”的汉语脚注为:“镜湖:古代长江以南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之一。在今浙江省绍兴会稽山北麓，与曲娥江相接。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以水平如镜，故名。”其英文译文为:" Jinghu Lake: Adjacent to the Qu’ e River，i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Kuaiji Mountain in today’s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us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irrigation works in ancient China(around the year of 140).The surface of this lake looked like a mirror， so nam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pronounced as ‘Jing ’stands for‘mirror’ in English. "
原文引用“镜湖”，主要欲表达作者“林帕江畔，诗兴自涌”的情感，汉语注解对“镜湖”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英译文则无需面面俱到地对此作一番深究细察的考究，因为，基于英译文读者的认知角度和背景知识差异，在此，过多详细的解释反而会弄巧成拙，使欲表达的信息愈发模糊。因此，译文奉行了经济性原则，译者对一些相关性不强或西方读者认知有困难的部分略去不译，使条理眉目更加清晰，例如，省去了“古代长江以南”、“东汉永和五年”和“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等部分，译者择其要义而译之，大大地节省了翻译费用，并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在翻译时，句子结构安排方面也应奉行尚简的原则，宁可用单词，而不用短语;宁可用短语，而不用从句;宁可用从句，而不用句子;宁可用简单句，而不用复合句;宁可用一句，而决不使用两句。因此，将原文句子加以合并常常不失为简化翻译程序、减少翻译费用的有效方法。同样，合并后的句子也有利于读者集中整合句意，提高阅读效率，减少阅读的交易费用。例如:
8，所谓“咬得莱根，百事可做”，“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些民间俗语，其实都是对这本书的赞扬。(赵丽宏，《菜根谭》序)
As a matter of fact，the proverbs like“One who can endure chewing vegetable root will find nothing is difficult .”and “Course clothes give warmth and vegetable roots fragrance，while indulgence in study brings about lifelong benefit .”are all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ze for the book.(周文标译)
这样，原文的两句并译成一句简单句，不仅可以使句意表达凝炼集中，而且还减少了重新另起句子的麻烦，避免“另起炉灶”，节省了翻译费用。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树一痤发展的新航标
踏进南城县实验小学的大门，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块大山石上刻着的“和美”两个大字，它就像一面猎猎飘舞的旗帜，向人们亮出了自己的办学追求。该校是一所百年名校，承载着百姓的幸福期盼。2003年，付红根从县教研室副主任调任县实验小学校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这所百年老校迈上新台阶。经过潜心思考与探索，他把提升学校办学的突破口定位在文化上。“名校的背后是文化，学校文化能激发教师们强大的情感内驱力，是学校的核心发展力。”付红根说。
经过“十月怀胎”，该校以新课程思想为指针，于2009年正式推行“和美教育”的办学模式。“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下，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些办学问题：优秀生群体容易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期望值过高：后进生群体自认为是失败者，自卑感强，自我评价低。两个群体都情绪压抑、紧张、焦虑。”付红根校长向记者介绍“和美教育”出台的背景。
可是，和美教育的理念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接受，有人赞成，有人认为是“花架子”。刘秀华老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本来我们教师教学任务就很重，工作压力大，备课、改作业及班主任工作，哪一样都马虎不得，时间拧得紧紧的，心想哪有工夫去搞‘和美教育’呢？”像刘秀华老师一样，周桂英老师同样有抵触情绪：“2011年4月，我们学校启动了‘和美教育’课题的实验研究，说句心里话，当时我有很强的抵触情绪。由于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繁重，老师们已不堪重负，哪有精力搞什么课题研究，更何况在我的潜意识中，认为搞科研是教育专家的事儿。”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领导班子决定，用“和美教育”的理念把全校教师的思想搅动起来。于是，学校开展“和美教育”大讨论，开设论坛，请来上海教科所的杨四耕、江西教育学院叶存洪等教育专家来学校讲学，传播新的教育思想。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付红根校长的专著《和美教育——学校文化变革之道》，全校教师人手一册，并以教研组为单位定期学习，让“和美教育”的内涵、实施方法与步骤等都为教师所认识。通过形式多样的大讨论，全校教师思想统一了：“和美教育”是一种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走进和美人生的教育，是充满尊重、充满理解、充满赏识、充满激励的教育，是提倡教师顺天性、尊差异、求和美、常宽容的教育，是新课程理念的校本化。”
2011年，该校成立了和美教育发展工作室，主要开展和美教育的课题研究。周桂英是工作室的骨干成员，她说：“当时我被动地浏览着付红根校长与黄建平副校长亲自执笔撰写的课题方案，发现方案中所提出的许多待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长期困扰我的难题。我对这项实验心动了，也产生了试试看的兴趣。”
认识提高了，行动就有力度。全校教师全力投入到“和美教育”实践探索之中。校领导亲自挂帅、身先士卒，教师们纷纷写申请加入课题实验。一年多未有近30名教师申报了“和美理念”研究课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收集资料，反思、总结，反复研究、论证，经常是深夜12点还坐在电脑旁敲着键盘。教室门口、走廊里、操场上、校门口，甚至大街上都能经常看到手捧课本，争得面红耳赤的实验小学教师，课题研究让教师们尝到了促进专业成长的甜头，更可喜的是带来了教育教学革命性的变化。
有一名年龄较大的女教师，女儿患有癫痫病。她的这个患癫痫病的女儿，不但不会照看自己的女儿，而且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这位女教师需要照顾两代人。虽然学校的考勤是非常严格的，但对这名女教师还是网开一面，只要她把课表上的课上好了就行，其他时间可以在家办公。学校的人文关怀令这名女教师心存感激，她在教学上更加努力了，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教学成绩也特别突出。这是该校刚柔并济的“和洽管理”的一个个案。“管中有放”的管理方式让校园更加和谐了。
付红根校长走马上任时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学生家长和教师向上级告状不断，校园很不和谐，无疑教学质量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全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付红根在学校管理上大作“和”字文章，以和聚力，凝聚人心。
首先，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规范学校的管理。但在管理过程中，又有情操作，突出一个“和”字，做到“管中有放”。譬如，在职称评聘等方面，向年龄大的教师倾斜，让教师感到组织的温暖，激发起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管中有放，是‘管’目标，‘放’形式；‘管’环境，‘放’内容；‘管’进度，‘放’过程，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付红根这样诠释“管中有放”的内涵。
刘秀华老师记忆中有这样一件难忘的事：“有段时间，我家里的事情和工作上的事情都很多，忙不过来，班上的卫生比较差。有一次，付校长找到我，没有告诉我什么事，只是把我带到隔壁班的教室里问我这个班的卫生怎么样。我扫了一眼教室，说很干净。接着，付校长又问我，这个班学生的抽屉怎么样，我扫视了一下说，也很干净。之后，付校长把我拉到我自己班的教室，对我说：你看看你们班学生的抽屉怎么样？我一看，傻了眼：很多学生的抽屉里有垃圾纸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有地缝我都肯钻进去，我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第二天，我故意安排了一场小测验，并延长了半个小时。之后，像付校长一样，把全班学生带到隔壁的班上，让学生自己看看别人的抽屉怎么样，再对照自己的抽屉。学生们也像我当时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们班的卫生状况都在全校最好的一类里，多次在全校的卫生大检查中获奖。”这是和谐管理的力量。
彭慧雯老师在班级管理中也努力践行“和洽管理”的理念。她组织班上的学生拟订班级公约时，周文亮同学说：“老师，我认为上课上累了，应该允许喝喝水，吃个糖什么的。”全班同学听后哄堂大笑，其中也有的表示赞许。彭慧雯老师当时并没有板起脸来训斥周文亮，但她立即表明了不赞同周文亮这个建议的态度，分析其危害性，并让全班同学都充分发表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制定了能够集中反映全班同学意愿的班级公约。
“‘管中有放’的和洽管理，是指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自然、社会属性，注重人的发展需求，和谐圆融、和睦融洽的学校管理方法。它着眼于从文化上引领，从制度上规范，从评价上激励，从人格上凝聚。”付红根说。
邵丽霞老师的专业成长历程为付红根校长这番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邵丽霞老师调来该县之前在资溪县的团县委工作。刚来校时，由于缺少教学经验，一听说上公开课就紧张。在实施和美教育中，学校推出“和馨教师”工程，提出“不让一个教师掉队”的口号，定期举办教师沙龙，开展师徒结对帮扶活动。黄建平副校长成为她的“师傅”，对她进行悉心指导。“我的师傅黄校长隔三岔五地会拿出他家中珍藏的各类专业书籍给我补充‘营养’。看到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对我这样一个外县人如此关心和帮助，我很感动。于是我要求自己：每晚必须看1～2小时的书籍，争上公开课，不论是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还是校级的，评课时都诚恳地听取同仁的宝贵意见。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撰写教学论文。终于我制作的课件和在省、市、县优质课、录像课、说课比赛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其中两节数学课有幸被上传到江西基础教育资源网站上，并在2008年荣获县骨干教师的荣誉称号。”邵丽霞老师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一脸的自豪。
“和洽管理”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去年全县十佳教师评选活动中，该校有5名教师当选。“全县‘十佳’实小有‘五佳”’，一时间在县内外传为美谈。该校有特级教师3人，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3人，省级骨干教师9人，县级骨干教师26人。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立，彰显该校和洽管理的成效。“管中有放”的管理，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和”的精神，“家”的理念，以“情感+制度+人格”为基本管理模式，让师生得到和谐发展。
“和美少年”的评选是南城县实验小学德育教育的一大特色，每个班教室里都挂有“和美之星”评比板，以班级为单位，每月评选一次“和美之星”。在此基础上，全校每学期评选一次“和美少年”。
“以美育人”是和美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班主任工作经验的彭慧雯说：“管人不如管环境”，环境是种无形的力量，引导人的行为。营造一个清新优雅、和顺和睦的班级环境，能使学生的举止更加文明，更加高尚。育人无痕是一种境界。学校还坚持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创校园和雅氛围，展示学生的品格。学校推荐了《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治家格言》《道德经》等书目，要求学生“晨诵、午读、暮吟”，同时通过着装、举止、社交等基本文明礼仪，培养学生和雅气质。
“和美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像盼望节日一般盼望这一天到来，以便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学校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开设书法、绘画、围棋、舞蹈、钢琴、航模、电脑制作等十多门选修课。学校自编了一套和美健美操，组织学生每天做两次：开展“走进麻姑山”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玩”中学，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审美化的课堂魅力
赵小敏老师是数学教研组长。在上完五年级《数学》课本上册第5单元“点阵中的规律”一课后，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教学方法。按照以往的教学习惯，导入新课后，他开始讲授知识点，接着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一节课下来，他发现课堂非常沉闷，学生听得没有味。他认真反思这堂课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当时，学校正在全力推进“和美课堂”的教学，要求学科教学审美化。他从中受到启发：应该把数学的美充分展现出来。于是，他重上了这堂课。导入课文后，他不急于讲知识点，而是播放多媒体课件，在雄壮的音乐中展示一幅幅包含点阵知识的图片，以及国庆阅兵式视频，然后介绍有关点阵的历史故事，学生兴趣盎然。下课铃响了，学生还沉浸在“数学美”之中。“突破自己固有的教学行为，就像打开一扇上锁的门，‘和美教育’理念就是钥匙，它帮我进入更精彩的世界，改变了我的教学观。譬如，数学公式的推论过程妙不可言，推论的过程也是学生欣赏美的过程。”赵小敏深有感触地说。
学科教学审美化，是“和美教育”核心理念之一。“在教学中，要求教师用审美的眼光解读教材，让课堂教学充满美感。课前对自己的学科课程进行充分挖掘，课堂教学中必须采用多种手段，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美感，变枯燥的学科教学为学生愉快地感受、追求知识美、真理美，享受智慧活动美和教师教学艺术创造美的过程。”黄建平副校长说。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把功夫下在挖掘美上。思品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道德认识，在生活体验中规范行为，让低年级的学生做模拟练习：譬如，到叔叔家做客要问好，接过茶杯道声谢谢，告别时有礼貌地说“再见”，培养学生的语言美；又如，扶爷爷奶奶过马路，给病中的亲人送水送药，打扫和整理自己的房间，帮妈妈做家务，培养学生的行为美。
课堂教学审美化，尤其要注重教学过程的美，把赏识、激励、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贯穿到教学的始终。周桂英是语文教师。她常常是这样进行教学的：先范读课文，学生听后指出她读得不好的地方，如音节读得不准，感情表达不够到位，句子停顿不够恰当。周桂英老师听取学生意见后，改正缺点重新读。然后再请敢于向老师挑战的学生站起来读，全体学生评议，指出优点，改正缺点。每星期从学生中评选出两位“金喇叭”作为下个星期的带读班长。在课堂上，周桂英真正成为了“平等中的首席”，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师者”。
上学期从某村小转来一名男生，入校时该生语文38分、数学42分。按这样的成绩无论如何也得留级，可他那单亲爸爸和爷爷找到周桂英，再三恳求她收下跟班试读二年级，因为他在村小已经读了三个一年级。望着他那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爷爷，周桂英收下了他。
可第一次的作业，这名男生就给周桂英老师一个“下马威”，听写10个词语，他只写对了一个字。按周桂英原来的习惯肯定会批评他，可学习了和美教育理念后，她压制住怒火，态度温和地对他说：“XXX同学，10个词语中，你虽然只写对了一个字，但是老师看出来你在努力，相信明天的你会写对两个，甚至三个。加油哟！”说着摸了摸他的头。
第二次听写果真有进步，他写对了两个词语，周桂英趁机在班上表扬他，还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让他树立自信。渐渐地他对周桂英老师亲近了，生病时还故意把药带到学校来，要周老师倒水鼓励他吃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学习慢慢地由被动变主动了，成绩也不断上升，单元测试分数不断刷新：39、46、57、68、77、84、90，看着他的一次次进步，家长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停地道谢。但周桂英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是我的功劳，是和美教育理念的核心——尊重、理解、赏识、激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在现代社会多年来的发展中，高尔夫运动远远超越了运动项目的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受到大家的认同。高尔夫运动对礼仪、诚信及公平等文化的充分体现，其中礼仪文化是一项重要内容。本篇论文论述了高尔夫礼仪文化的由来及表现形式，指出了高尔夫礼仪文化的功能，最终指出了在高尔夫运动中运用礼仪文化建立一个良好的和谐的运动环境的必要性。
关键词 高尔夫 礼仪文化 传承
一、高尔夫礼仪文化的由来
高尔夫运动作为一项户外体育活动，最初起源于与苏格兰牧羊人自娱自乐的游戏，随着15世纪欧洲贵族集团的兴起，由绅士文化演变发展为一种时尚的社交方式和消遣娱乐游戏。17世纪中期，随着俱乐部的发展高尔夫运动逐渐发展成熟，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不仅融合西方传统文化，而且注入了一些极具现代特色的多元化元素。
高尔夫运动颁布与制定诸多规章制度，活动参与者须遵守，其中礼仪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尔夫运动的普及，其在中国也得到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体育活动中，同时，高尔夫礼仪文化研究也相应而出，目的就是为了让国人了解其所包含的礼仪文化。
二、高尔夫礼仪文化的表现形式
礼仪文化是高尔夫运动中的文化精髓，不仅约束到参与运动的人们，而且其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人们。这种规则和社会意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
高尔夫礼仪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首先，球员的身体行为符号，一种球员在运动中通过身体行为语言表现行为结果的礼仪方式；其次，球员个体服饰符号，在运动中，球员个体衣着特点，是对外在形象的一种持续和相对持久稳定的展现，球员的形象很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带来直接的反映与评价。因此球员的衣着特点要符合高尔夫礼仪的文化需求；最后，球员与周边环境和睦相处的符号，这种指的是球员在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与周边环境相适应的行为，如遵守纪律，自觉维护运动场地的卫生，举止行为文明，遵守时间，自觉维护运动场地公共环境，爱护公共设施等。
三、高尔夫礼仪文化的功能
（一）有助于塑造球员个人形象的功能
在高尔夫运动中，礼仪文化的第一功能就是塑造球员个人的形象。在对外交往中，个人的形象就是门面，只有表现得体的行为才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时也能够在社会中立足和实现远大抱负理想。同时，恰当的礼仪行为，不仅帮助球员个人在社交活动中塑造良好的形象，而且还能够带来自信保证心情的愉悦。
在高尔夫运动中，绅士文化的应用，人们不但在行为、举止以及语言上展示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也反映出了气质与品格等内在形象，内外形象的展示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形象 。
（二）有助于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
中国礼仪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礼仪文化不仅仅是一门文化，而且是人们一声中所必须修习的一门课程。良好的礼仪有助于人们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和谐共处的人际氛围。高尔夫运动体现了“文明”、“高雅”、“健康”等特点，切受到其特殊的礼仪文化表现方式和内涵的影响，高尔夫运动为个体赢得了尊重，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体现，同时有助于具有不同特征的人交往和生活。
高尔夫运动中，礼仪文化不禁改善了球员之间的关系，促进交流了解，建立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本着尊重、平等思想的运动，在活动中也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与理解。
（三）保证运动比赛的顺利进行的功能
在高尔夫运动中，礼仪文化有助于维持比赛的秩序。在每场比赛中，每个环节中，都有固定的文化意识，离不开各种利益。正是礼仪联系着高尔夫比赛的哥哥环节，维持着比赛的正常进行。如果在运动中没有响应的礼仪，那么整个比赛运动很难正常进行。
（四）有助于感召教化的功能
在高尔夫文化中，礼仪属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事对“贵族精神”、“绅士文化”等文化特质的展示，特别是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贾逵，从事高尔夫运动，作为一种时尚的表现形式，如果不懂礼仪，那么在运动中必然受到歧视与排挤，因此，为了顺利的参加高尔夫运动，人们应当争相模仿和学习高尔夫礼仪文化的内容。
四、结论
在高尔夫运动中，礼仪文化属于促进活动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力，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并且受到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日趋完善。本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当前高尔夫礼仪文化的由来以及表现形式，又具体论述了高尔夫礼仪文化有助于塑造个人形象，协调人家关系，以及维持比赛顺利进行等四大功能，最终指出了高尔夫运动对为提高国人思想水平，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武胜，殷鹏.基于高尔夫运动中的礼仪文化研究[J].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2014（1）.
[2] 于洋，王佳佳.高尔夫―中国礼仪发展的新契机[J].现代交际.2012（3）.
[3] 刘晓晨.浅析社会文化礼仪在高尔夫运动中的表现[J].运动精品（学术版）.2013年12月6日.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孔子儒学；文化传播；编辑创构
众所周知，孔子曾经问道于老子，在继承了之前的精神文化遗产之后，孔子就开始了治学立教。他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审读各种文化著作，对六经进行竭力的编述，前后一共历经了五十多年，终于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媒介机构。孔子的文化传播媒介就是六经，相较于其他的文化传播媒介，如甲骨文献、旧约等等，六经具有更多的优点，比如编辑的非常系统和严谨等等，已经非常的成熟，对于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后来衍生出来了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等。
通过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发现对人的发现总是在文化进步的过程中伴随发生。孔子有三个重大发现：
一是首先发现了创作主体，就是文化主体——作者；三代圣王是孔子所发现的最早创作人，在《书经》中，对尧典、舜典以及周文王研制出来的礼乐以及易卦等进行了收集整理，这些都是发现人类创造文化的智慧。
二是孔子发现了读书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读者主体，孔子认为学文读书有着十分重大的好处，比如能言、知礼、多识，还可以传后等等。读书人需要在承袭和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创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人，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信而好古”、“学而时习之”，而十分重要的一个佐证就是《论语》的开篇《学而》。
三是孔子发现了编辑人，也可以称之为媒介人或者编辑主体，相较于作者以及读书人的发现，这种发现具有更大的作用。通过这个发现，我们才了解到人类可以对各种文化创作结果进行整合和处理，使这种文化结构形成一种系统。文化结构作为一种媒介整体存在，能够将人们的思想以及精神力量给有效的激发出来。就所有的媒介结构而言，都像一台机器人，可以和人类一起辩论文化，从而产生一种冲击力，促进文化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对媒介结构的力量深有体会，它是一种软性的微波动力，具有十分强大的渗透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力量、文化力量等。这种力量存在于媒介结构整体中，是由编辑人编构的。在我国，孔子是第一个编辑媒介结构整体的人，他搜集整理了初期先哲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化成果，并且编辑成了六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春秋易。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孔子不仅是一个编辑圣人，还是一个先师，他编辑六经，并且首先缔造了媒介系统结构，对三代圣王文化进行了忠实的宣传。
在现存史书中，《尚书》传序是最早记载孔子编纂六经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对编辑知识非常精通，所以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孔子遍数的情况。后来，出现的很多史书中也对孔子编纂六经的事情做了记载，比如《史记》《汉书》等等。孔子生活的时代非常动荡，诸侯争霸，孔子为了获得鲁国国君的支持，开始游学，问道于老子，开始潜心攻读，学而时习之，在攻读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书籍存在着诸多的错误，增加了阅览的难度，于是就开始对其分门别类，正名立体，希望可以将这些遗书保存和传播开来。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儒这个学说，人需要仁的编辑思想。
2、分析孔子儒学对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编辑创构
具体来讲，从这些方面来叙述：一是孔子志道于文字载体，力求其传播久远；孔子认为，如果一种思想不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那么必然不会长远；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虽然语言可以更为便捷的传播，但是容易被遗忘，还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文字载籍。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言论，但是有些学派看重言传身教，忽略了著书立说的重要性，这样时过境迁之后，学术言论就会逐渐的消失。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传播这么久远，就是因为它有着特别多的文字资料。范文澜曾经概括了孔子的编辑思想，认为有三个准绳，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不语怪力乱神，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二是对古籍进行系统编述，建构经典图书结构；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到，孔子是为了要将先人的文化成果传播下去才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他拿老子来比较这种编辑思想以及传播古代文化的先驱彭祖，认为有载道之文方可传先王之道，而载道之文当有立言之文体，言而有文，就可以化治天下，那么国家就会恢复到仁义和平的状态。孔子嘴上说述而不作，但其实在编述之中，却隐含着孔子的作。比如，在《书经》方面，汉书中说一共有2000多篇著作，后来不断的流失，到孔子那时候，只剩下几百篇，孔子将其编纂修整；后来秦朝焚书坑儒，剩下的只有29篇了。如果孔子没有进行编纂活动，那么可能上古文化一点都没有了。那么，孔子的作其实就是一种方略，是编辑创意、文化创意的方略。孔子并不是全盘接受上世帝王遗书的，他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如在《尚书 伪孔传序》中，作者曾说过，孔子是按照“举起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的方法进行编述的。并且，作者还说过，孔子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也一再讨论三坟五典，不断的审判和淘汰，选择那些优秀的内容。
三是教育士人，匡正舆论；在三代时期，刻版文化的目的是立于王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进行的编纂活动，则改变了这个目的，他是为了教育士人，匡正舆论，维护一种有礼的社会秩序。那么在这种编辑理念的指导下，编辑过程中，就会自动摈弃那些对于治国安邦不利的信息，对于那些可能会蛊惑人心的怪乱议题置之不理。据相关的资料表明，孔子编书有着十分严格的“议程设置”。
3、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孔子是我国最早的编辑人和出版家，经过他五十多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很多的书籍，让很多人都接受了文化熏陶；并且，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编辑出版和立学施教相结合的文化传统正是由孔子开启的，那么我们要想紧密的结合编辑出版和科学教育，就需要借鉴孔子的重要思想。本文简要分析了孔子儒学对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编辑创构，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曹金祥.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理论月刊，2003，2（12）：123-125.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西安地区尼寺文化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尼寺的存藏现状，考察后发现西安地区尼寺历史悠久、文物珍贵、人物著名，为有效保护西安地区的尼寺资源，守护珍贵的宗教文化，开发宗教旅游，增强西安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而提供了前提。
关键词：西安；尼寺；宗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1405
长安（今西安，下同）曾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驿站，是推动中国佛教迈向繁荣鼎盛的重镇，是佛教从亚洲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的发源地。长安佛教是内涵丰富的文化宝藏，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的传统遗产，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珍视和弘扬，这项工作是一种历史使命。增勤法师曾在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初步制定了以后的研究工作计划，其中的“西安佛教现状调查”中云：“自从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的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寺院建设、僧人往来和修行、团体建立和运作、法事的开展、中外和省内外的交往、慈善事业的进行、参政议政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层出不穷。现在不系统记载这些内容，以后的历史很可能模糊不清。所以，调查历史现状就是为历史负责。”［1］
“西安佛教现状调查”这项工作是陕西省发展文化大省的需要。佛教文化是西安乃至陕西丰富而重要的宗教资源，要建立文化大省，陕西的佛教文化资源是最为丰富的［2］。这项工作亦是推动国家强盛的需要。历史表明，佛教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源泉，或许还可以说，就社会影响力来说，唐代佛教一度似在儒、道之上［3］。
这项工作是发展佛教旅游的需要。在陕西这个中国佛教的策源地，发展佛教旅游更具有现实意义。发展本土宗教文化旅游，是抵御西方宗教东侵、以爱国主义抗衡西方霸权的一种文化形式，同时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也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陕西佛教遗存的重大历史、文化、旅游、社会等价值决定了其所蕴涵的巨大经济价值。像陕西这样有分量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全国各省市中是非常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如何整合现有的佛教资源，使之成为一个极富特色的旅游项目向世人展示，应成当务之急［4］。
这项工作是推动长安成为佛教文化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隋唐长安佛教兴盛时期，拥有数以百计的寺院和数以万计的中外僧人，大量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动足以表明长安是富有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佛教流布，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重大现象，大量外国僧人云集长安，带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进了经济繁荣，进而成就了长安成为屹立于东方的国际化大都市。21世纪的西安要想成为现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充分利用自己的独有资源发展城市事业更是责无旁贷。
一、西安地区尼寺的研究动态西安地区尼寺文化资源丰富，有建于隋代的清凉寺、丰德寺，建于唐代的罔极寺以及建于宋代的云居寺等等，不可胜尽。然而尼寺作为佛教寺庙中的一支，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有关佛寺的研究多以僧寺为主，其中个别篇章虽涉及到尼寺，也只是从宏观角度对尼寺文化的单一方面进行考述，譬如经济制度、相关文学作品、造像等。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何兹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周文敏《长安的佛寺》、李凇《陕西佛教艺术》、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丁钢《中国佛教教育》等等。目前有关佛教女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有关比丘尼的研究，如周玉茹的硕士论文《中国早期比丘尼研究》、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蔡鸿生《尼姑谭》等；二是有关尘世女性与佛教的关系，如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周玉茹《西安城市佛教女性信仰调查》以及李玉珍、林美玫合编的《妇女与宗教：跨领域的视野》等等。这些成果固然价值很大，但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没有从尼寺本身追溯其历史渊源、也没有用性别的视野分析比丘尼的人生追求、更没有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去探究其旅游文化的价值等。因此，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多重证据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西安地区的尼寺存藏现状，进而为开发其旅游价值、增强西安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提供依据。
二、比丘尼、尼寺的起源在宗教史上，比丘尼与比丘一样为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唐一代，仅长安地区有文献记载的尼寺就有三十余座。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比丘尼墓志就有四十余方。然而尼寺以及比丘尼往往被学者、专家所遗忘。笔者本着“发现比丘尼”的初衷，除了从历史、考古文献中去寻找她们的身影外，还带领学生对清凉寺、丰德寺、罔极寺、云居寺、观音禅院5个尼寺进行了实地调查。
比丘尼僧团成立于佛祖释迦牟尼时期，第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是释迦牟尼的姨母大爱道裘昙弥，同时跟随她出家的还有释迦族的500名妇女。中土比丘尼的最早记载为《法苑珠林》卷18引《汉法本内传》：“又至汉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法兰法师为众说法开化未闻。时司空刘峻京师官庶后宫阴夫人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一千余人并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内安尼。后遂广兴佛法。立寺转多迄至于今。”［5］《大宋僧史略》中“东夏出家”记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始也。”［6］南朝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将东晋南朝65名比丘尼之事得以相传。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长大，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极力弘扬佛法，造像写经，建寺立塔，以佛教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京兆府万年、长安两县有僧寺64座、尼寺27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