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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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徐平是的唯一一个“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1984年以后，的研究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希望能招到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而徐平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人，所生活的古镇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他从小就有一种多元文化的概念。1987年，徐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前夕，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打算在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的消息，便立即决定报考。
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徐平成为了的博士生，恰巧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徐平一起去。去西直门火车站乘车那天，徐平在进站前特意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作为“拜师礼”，抱着西瓜上车后，正在看书，一旁的潘乃谷老师把他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还未见过徐平，本想和他谈一谈，结果徐平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谁知，切开一看，竟是一个生瓜，爱怜地摇摇头。
在徐平的记忆中，那次考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徐平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每天都很早起床，而徐平起床的时候，同行的人都已经陪着散步回来了。此时，就会看着徐平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也喜欢吃，其他同行的人不好意思夹，徐平却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他就夹一块。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1987年徐平成为弟子的时候，77岁，他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徐平举例说，比如在理解的思想方面，他不是去记住先生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
徐平的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选择了在老家做羌村的调查，他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徐平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羌村社会》，他坦言，在心l灵深处是想对应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入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张模1971- ），男，汉，安徽合肥人，苏州大学设计艺术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お
摘 要：羌族门锁是羌族重要的生活设施，造型朴实实用，结构合理巧妙,不仅有简单的人体工学原理在其中，还蕴涵含蓄的象征寓意，并具有丰富的的文化成因，是羌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す丶词:羌族；门锁；造物；文化成因
中图分类号：J522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auses of Locks in the Qiang Minority Group
ZHANG Ben お
5.12汶川大地震中受灾的大部分地区是羌族聚居区。这次地震在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对羌族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一大批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毁，多位羌族文化的研究者和文化传人罹难。抢救和保护羌族文化，成为当前文化工作者最紧迫的任务。
羌族历史悠久，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广泛交流，形成了羌族多元杂糅的文化特征。古羌人从西北迁移到岷江上游之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放弃了原先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对自然条件的适应，逐步转型为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生产方式上的变化，也使羌族造物观和造物形式呈现出游牧、农耕特色并存的文化特征。虽然在随后的发展时期，又注入了大量的外界的文化因素，但是游牧生活的遗存仍然在羌族造物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牧羊是羌族社会中至今可见的游牧生活方式的遗存之一，羊崇拜是羌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以羊为母题的造物形式在羌族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非常广泛。
门锁不仅是羌人重要的生活设施，还具有含蓄深沉的象征寓意，其造物思维与羊崇拜也有内在的联系，内含丰富的文化成因，是羌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羌族门锁的构造特征
羌族的门锁完全为木制，没有任何金属成分，但造型朴实实用，结构合理巧妙。门锁构件包括门锁洞、锁墩、木钮、木钮盖、门闩、钥匙、木锁楔等：
1.门锁洞（图1）
图1 方形和弧形门锁洞
羌寨门锁洞大小差异不大，一般高约25cm，宽约26cm，锁洞深约72 cm，内外相通，嵌置在石制墙体之中。门锁洞普遍形状呈正方形，造型方正墩实，显示出羌人古朴的民风。汶川县萝卜寨的门锁洞是一个特例，外形为弧形，以一段圆木从中间剖开挖空后，固定在墙体中，弧形造型较方形门锁洞显得柔和。萝卜寨的选址位于川西北羌寨中最大的一块台地，其出现弧形结构门锁洞的原因，一方面与当地蕴藏有较为充足的的木材资源有关，另一方面还与当地的建筑材料关系紧密。萝卜寨的建筑材料以黄泥为主，在黄泥中掺杂箭竹，与其他羌寨以石块垒房有明显区别。在弧形的门锁洞周边，用石块按锁的轮廓拼合，承压住黄泥墙体，可以有效地分解墙体的压力，在实用功能体现的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风格淳朴，审美意味浓郁。不过，萝卜寨门锁除了锁洞的造型比较独特之外，其余部件的构造原理和使用与其他羌寨均同。
2.锁墩（锁靴）（图2）
图2 锁墩(锁靴)和木钮盖
锁墩，又称锁靴，是门锁的主体，木制，在建房之初即固定在墙体中，形状较为宽厚，质地结实，中间设有插门闩的插槽，锁墩上部有与门闩宽度相符的凹槽，凹槽里挖有一定深度的方槽，方槽里有供插木钮的眼，尺寸和位置与门闩上的眼一致。有的锁墩在木钮上方还有可盖住木钮的木钮盖（又称“木奶奶”盖），木钮盖留有空槽，作用是当木钮在被向上敲打弹起时有一定空间，能防止因用力过大而致木钮脱落的情况发生。
3.木钮（图3）
木钮俗称“木奶奶”，起固定门闩的作用，是门锁中的重要部件，顶部有帽，可防止木钮从洞眼中滑落。一个凹槽中一般有两到三个木钮，与门闩上的洞眼数目一致。门闩推入挡住门板，木钮下坠便可插入门闩上相应的洞眼，门于是被锁紧。
图3 木锁(木奶奶)和木锁楔
4.门闩（图4）
门闩的结构相对复杂，形状各异，但原理相同。一般高约5.5 cm，宽约7.5cm，长约35 cm，上部为平面，尾部设计为凸起，适合手拿时推进拉出。凸起的部分有刻槽或雕花，是门锁中难得一见的装饰的表现区域；门闩底部在接近门闩长度的一半左右挖槽，槽深约3.5 cm，宽约4.5 cm；在底部的槽边固定有两根滑条，宽各约1.5 cm，滑条为斜面，前尖后方，便于滑动；槽内有与木钮位置相对应的眼，洞眼直径和深各约2 cm，槽的深度和宽度与人手的大小基本一致，有简单的人体工学考虑在其中。
图4 门闩的正面、背面和侧面
5.钥匙（图5）
钥匙均为木制，长约30 cm，宽约4.5 cm，造型不一，风格放松，使用方便，功能一致。大都为棒槌形，也有长形、曲形、匕首形等，具有较为明确的设计构思和美感追求。钥匙表面齿数不等，有二齿或三齿，少数还有四齿，与门闩上洞眼的大小、数目、位置吻合。开门时，将钥匙伸入门闩下面的槽中，用齿挂入齿眼，向上敲击，使木钮上弹，在上弹的瞬间，用齿挂住洞眼，利用木钮落下的时间差，快速将门闩拖出，门即被打开。还有的钥匙将齿设在侧面，较为少见，原理一致，只是使用时难度稍大，它不是像前者用齿向上敲击，而是将钥匙在手中转动，侧面的木齿在转动时敲击木钮上弹，再利用惯性打开门闩。这种钥匙虽然在使用时有一定难度，但保险系数更高。
6.木锁楔
木锁楔是门锁中的最后一道保险，平时挂在墙上，人在屋内时，可将木楔插入门闩前端的小插槽，依靠与墙体的关系卡住门闩，起到保险的目的。由于羌族淳朴的民风，木锁楔很少使用，但这种巧妙的细部设计，体现出羌人睿智的造物技巧。
通过以上对门锁结构的分析可见，羌族的门锁，造型简单，功能实用，并对人体的特点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较为细致的考虑，体现出羌人淳朴的造物观。
二、羌族门锁设计的文化成因分析
羌族门锁的设计巧妙实用，不仅表现出羌人的聪明才智，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认为，羌族门锁设计的文化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羌族地处岷江上游，高山林立，木材和石材资源丰富，大多数羌寨建房都是以石块垒制而成。由于石块的垒砌并不规则，木制门锁相比较于金属门锁，外形的改造空间大，便于嵌放，因而形成了以木材制作门锁的传统。
2.矿产资源的制约
羌族本地金属资源发现较晚，直至清朝，铁才通过贸易交换从外地进入，造成此前制作门锁只能使用木材制作的状况。再者，木材的材质与金属相比，质地较软，在实际制作中，可以较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制作和装饰，为工匠们更多的巧思提供了空间，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更新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比较精妙的形式和结构；再者，由于木材的材质较软，在长期的使用中，容易朽坏或变形，因此在选择之初不仅需要选择质地较硬的木材，还需加入多种巧妙的构思和技巧，才能起到保险的作用，这也是羌族门锁结构比较复杂的原因。虽然清朝时金属传入了羌区，但由于成本较高，而羌人经济能力有限，很难大面积普及；而长期使用的木制门锁，经过不断改进，不仅已经具有了很高的保险系数，而且也成为了人一种传统，从而得以保留延续下来，并成为了羌族造物中极具民族特色的造物形式之一。
3.金属制造技术上的局限
笔者曾走访过20多个羌寨，但很少能见到大型的金属器皿，更多的还是与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工具和炊煮器。虽然羌族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精湛，但羌区的经济一直较为落后，多数羌寨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比较低下，从古至今，金银器历来只为少数富裕人家享受，不属于民用范畴，而介于生产工具和金银器之间的礼器则更少，这些现状都造成了羌族金属制造技术较为落后的原因。再者，由于羌区当地金属资源发现和传入较晚，羌人的经济能力有限，造成了清末直至解放前，金属制造技术发展缓慢，且主要集中在生产工具上；手工技术，尤其是木工和编织技术等却发展迅速。传统的木制门锁成本低廉，朴实实用，技术细腻，而若使用金属材料，在技术上却很难达到木制门锁的制作水准，这也是木制门锁一直沿用至今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4.精神生活的物化形式
羌人对于门锁设计的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门锁的设计构思与羊有关。羊不仅是羌人生活中重要的食物、服饰和经济来源，还是羌族文化的载体，长期以来，在羌族社会中，羊都是羌人的精神图腾，是羌人对古羌先祖游牧生活的膜拜和眷念的体现。这种情怀，自然也反映在了羌族门锁的设计之中。
根据羌人的解释，门锁的设计其实是对羊羔吃奶过程的模仿，具有朴素的现代仿生学原理。锁墩象征母羊，木钮象征母羊的，而钥匙则代表羊羔，钥匙表面的木齿则为羊羔的嘴。钥匙伸入木槽，羌人解释为羊羔在吃奶前的前腿下跪，向母羊赐予乳汁表达一种感恩心理；而从下往上的敲击，则寓意羊羔吮吸乳汁。整个开锁的系列动作就是母羊对羊羔哺乳的全部过程。
这种说法似乎比较牵强，但在羌族却普遍流传，并得到广泛认可。由于羊在羌族社会中崇高的地位，羌族造物中以羊，尤其是羊头为母题的装饰形式种类繁多，如服饰中的羊形纹样，生活器具中的羊头型双耳陶罐，门头上的羊头装饰，羊角形屋顶边角，羊角形头帕装饰等等，因此将门锁的设计制造与羊相联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5.历史经历的体现
羌族民风淳朴，但由于历史上的连续战乱迁徙，使得羌族形成了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民族心理，羌族的门锁也是这种民族心理的体现。羌族本族的每个人均会熟练使用门锁，方便了本族间的交流，基本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状态，社会和谐。而外族人由于不了解门锁的构造原理，很难轻易地将门锁打开，对于防止外族人的随意进入和保护羌人生活的私密性也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
三、结语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北川县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在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生态环境、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变得十分脆弱，如何在其脆弱的生态环境、濒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北川县羌民安居乐业是亟待解决的社会和民生问题。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形式多样，但许多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面临民族文化逐步丧失，民族特色削弱，贫富悬殊扩大等多种问题。笔者认为，北川县应借震后定居点建设的机会，将定居点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发展结合起来，促进北川县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2):140-144.
作者简介：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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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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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缺乏切实可行的教学目的，“尽管从比较文学学科设立之初，众多学者都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称该学科为显学，为该学科能成为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必修课而欢欣鼓舞，但实际上一直以来比较文学在普通本科院校都面临着一个怎么教和教成什么样的难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不仅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而且也不像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其他中文学科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教学目的”[2]。比较文学的教学目的虽然并不是明确具体，但是基本的倾向是培养学生文学比较意识。树立比较意识不是一种泛泛的空谈，不是步别人的后尘，而是让学生培养一种创新思维，学好理论的同时，运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当前的一些问题，比较文学的教学不应该仅拘泥于一种教学模式，而是应该结合地区实际灵活掌握自己的教学思路，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则恰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加入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内容，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实现了比较文学的特色教学。没有具体可行的教学目的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则限制了教学思路，使得比较文学教学成为一门枯燥的理论课程。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亮点，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而且目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目前学术偏向某些社会热点问题或前沿领域的情况下，这些拥有辉煌灿烂文化的民族更应该站出来宣传自己，这一点就更应该体现在自身的教学中。比较文学的讲授中跨民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一般的教材中都简短的略过了，我们地处蒙汉交际的地区，蒙汉两民族的交流融合的事实给我们提供很多研究和讲授的材料。
（一）影响研究
蒙古族和汉族存在许多的影响交流的事实，从古代就有匈奴、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学习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胡服骑射”的故事，赵武灵王赵雍大胆地向匈奴学习，实行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赵国实力增强，成为战国后期唯一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北方民族粗野豪放的性格对汉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历史走进现代，生态主义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殊不知蒙古族的思想里从远古就有一种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20世纪70、80年代到内蒙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张承志、羌戎等这些在内蒙生活了多年的知青，蒙古族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甚至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中心题材，张承志的《黑骏马》、羌戎的《狼图腾》等作品中都展现了他们对草原深深的爱，对蒙古人们的善良、古朴品质的讴歌，对原始游牧生活的向往。从形象学角度讲，汉族作品中的蒙古族形象，以及蒙古族作品中的汉族形象，都可以纳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唐朝时期汉胡之间就有广泛交流，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见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人十岁能骑马”，以及眼里“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等都可以看出汉人对胡人的印象。《黄金家族的守望》这部蒙古族小说集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纯洁善良、任劳任怨、勇于追求幸福的蒙古族姑娘，有宽厚仁慈、热情好客、一心一意抚养汉族姑娘的老额吉，这些蒙古族作品中的形象完全可以拿来与汉族作家作品中汉族女性形象作对比，挖掘的内容将是非常多的。在比较诗学方面，蒙古族文学理论与汉民族文学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既可以研究蒙古族的腾格里崇拜与汉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也可将其纳入到比较诗学的教学案例中。
（二）平行研究
从平行研究角度在进行史诗对比研究时候，完全可以把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与其他少数民族及西方史诗的对比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尝试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蒙古族文学文化的讲授，在民族地区的本科教学中如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会接触到蒙古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学习，如果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蒙汉比较的内容，学生接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这种教学思路会很好地促进蒙汉比较研究及蒙古族文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比较研究的开展，从而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大有裨益，还可以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提升教学素质。相对于全国的重点高校而言，民族地区的汉语言教学科研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如果实现这种特色教学，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将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亮点，而且这方面蒙汉两专业还可以合作，以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纵目青铜像是三星堆遗址的标志器具之一。但它究竟代表了什么，具有什么意义，仍是谜团。美国学者贝格莱在文章中写道：“这种青铜面具，它的眼睛凸出16.5厘米，即使最大胆敢言的解释者也会踌躇，迄今为止，这一怪物仍然难以理解。”[1]
虽然被说成是“怪物”，但仍有许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过“其目纵，始称王”的蜀人先王“蚕丛”的形象。刘章泽先生认为纵目青铜像是蜀人的太阳神形象。[2]赵殿增先生认为这种巨眼高悬的神，有可能是古代“蜀”字的起源依据。[3]王红旗先生认为纵目是表示“望远镜”，即一种测量距离的仪器，表示古蜀人对“望远镜”的崇拜。[4]美国学者巫鸿先生则认为：二号坑所出柱状眼睛的面具这个特殊造型可以反映某种“开目仪式”，空出的瞳仁首先单独做出而后经过二次浇铸，把它安装在面具空洞的眼睛上。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则认为：“三星堆铜人目凸出作柱状，可作直目看待，也许摹仿日神烛龙，取其可烛照九阴，在举行燎祭或大傩时，以作祀事对象，使众鬼惊恐无所遁形”[5]。还有人将纵目青铜像阐释为“德”的意思。[6]更有甚者，把纵目青铜像比附为外星人来蜀地留下的形象。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阐释为“德”的观点。甲骨卜辞中有“徝”字，从“彳”从“直”，一些学者将它释为“德”字。但“徝”在卜辞中呈现的是近似“巡查”、“征伐”的意义。因此，郭沫若等认为这不是“德”字，商人还没有“德”的概念，“德”是周初才出现的，是周人独有的概念。三星堆文化承接宝墩文化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宝墩文化距今大约4500年，而周朝建国当在前11世纪中期。重要的是，周人的德与礼乐制度相辅相成，物质载体为鼎，与古蜀地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故而将纵目青铜像分解为纵目——方牙，表示测定天象；耳朵——鸟的翅膀，表示德行天下，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而一味将中原文化当作巴蜀文化的源头，并不符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格局。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解释为“以作祀事对象”的观点。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为此提到烛龙的传说。该传说屡见于上古文献。如《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淮南子·地形》：“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高诱注云：“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可见，烛龙当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具体而言，它原是楚文化的产物，后传播于北方地区。[7]楚文化传播至蜀则必当经过巴地，但目前考古工作者尚未在巴地发现此类祭祀迹象。此外，如果说古巴蜀人一开始便以其他文化区域的神话产物——烛龙作为原型参与隆重的祭祀活动，其可能性应该不是太大。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理解为反映某种“开目仪式”的观点。“开目”直译为张开眼睛，正常的人类都有一双眼睛，因而不太会作为特殊的道具使用。这里可能表示打开另一只眼睛，即打开第三只眼。作为一种仪式的话，它反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同祭祀有关。第三只眼应该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开目仪式”便是祭祀时人与天联系的途径。但是，古蜀人通天的神物，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应为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树座呈圆形，有的座上有面向外下跪的武士铜人，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铃、蝉等，是蜀人的“众帝”所上下往来天地之间的天梯。[8]
关于纵目青铜像为“蜀”字起源的观点。“蜀”字，《说文解字》说：“葵中蚕也。”《淮南子·说林》：“蚕与蜀状相，而爱憎异也。”《韩非子》：“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蜀”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便颇似虫形。
在四川绵阳盐亭县境内出土了石斧、玉璧、石璧、古桑化石、古桑残骸、金蚕、铜蚕、陶蚕、陶蚕房、陶茧、陶蛾、陶茧箔、陶俑、陶罐、陶缫丝盆、陶缫丝架、谷父蚕母、青铜跪俑像，兽骨指挥杖化石、“王凤瓦”、嫘祖轩辕石像等数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的古桑树化石和石斧，表明史前时代该地已宜于农桑种植。盐亭境内遗有西陵山、西陵寺古地名，印证了《史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的记载。再联系到嫘祖养蚕的神话传说，“蜀”字起源当与养蚕有关，而同纵目人并无太大关系。
关于纵目青铜像是蜀人的太阳神形象的观点。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神）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将纵目青铜像作为太阳神形象尚未有同类型的物品作为参照，当属孤证。出土于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可能更符合作为太阳神的标准。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纵目”是蚕丛氏的体貌特征，石棺椁是蚕丛氏的丧葬方式。“纵目”即竖目或直目，反映在实物中，可能就是眼球外突和眼角上翘。流传于茂汶羌族地区的《羌戈大战》记载了戈人也即戈基人的特征：纵目、有尾、居石洞、葬石棺，与上述的蚕丛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林向先生的说法，“纵目人”为岷江上游的古老居民，所谓纵目者，即戈基人也。民间传说提到，戈基人眼睛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纵目，人矮且壮，眉骨凸起，面宽目纵，齿大如指。后来戈基人在与羌人的斗争中失败。他们被羌人赶走后，去向成谜。按多数学者的看法，蚕丛氏当是羌人的一支。[9]由此而论，既然戈基人与羌人都同出岷江流域，他们的体貌特征应该具有相似性，这便是“纵目”也反映在蚕丛氏体貌特征上的生物学依据。故而林向先生断言：“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10]
蚕丛从川西高原来到川西平原后，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放弃了原有的一些习俗（如石棺葬，因在川西平原不容易找到石头而被抛弃）；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却保存下来。这反映在物质层面上，便是制造出纵目青铜像。“其目纵”乃是该人种的生理特征，“纵目青铜像”是其祭祀仪式上的文化符号。对“纵目人”的纪念，也就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方面，徐学书先生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巨大的，具有蚕丛氏体质特征，并为蚕丛氏之后第三代蜀王鱼凫氏崇祀的，形象合一的偶像，应是此次祭祀被祭的历代蜀人所共同的祖先神——蚕丛神的偶像。而青铜立人像，当是此次祭祀的主祭者。其余众多的青铜人像，当为参加祭祀的民众。”[11]既然纵目青铜像是古蜀人心中的偶像，那么其造型有所夸张当属情理之中，但夸张的部分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符合艺术夸张的定义的。
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科考队历时8个月寻找，在四川平武发现了古蜀国“纵目人”遗民，为破解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根据科考队的介绍，在龙门山深处摩天岭上的刀切加寨某家村民均为“纵目人”。这个家庭中的某女与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比较，相似度达90%以上。在平武白马乡的水牛家寨、扒普加寨、色腊路寨，有“纵目”特征的人也较普遍。另外，科考队在刀切加寨发现了“三目神”面具，它是当地人在祭祀山神、跳传统“曹盖舞”时佩戴的。在当地惟一继承了“三目神”面具制作手艺的老艺人家里，科考队看到了仅存的两个面具，该面具的眼睛与三星堆青铜“凸目”人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12]
结合以上材料，我们有理由认为，青铜像的“纵目”当是岷江上游族属的生理特征。后来蚕丛氏从川西高原迁徙至成都平原后，出于对祖先的崇拜，制造了此纵目青铜像。而此青铜像又附着上艺术的加工，使得原本凸出的双眼更加明显、更加传神。纵目青铜像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是对祖先的崇拜。
注释：
[1]转引自〔德〕罗泰：《奇异的凸目》，巴蜀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和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4]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5]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蒲卫平：《我对三星堆纵目面具的认识》，《重庆晚报》2011年6月29日。
[7]蔡哲茂：《烛龙神话的研究——以现代天文学来印证》，《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第68期上册，1994年。
[8]参见段渝、邹一清：《三星堆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一《蚕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林向：《周原卜辞的“蜀”——兼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为蜀人墓葬》，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旅游品牌是旅游建设的灵魂，任何一个地方的旅游要想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突出旅游特色，打造并培育好旅游精品，提高并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使之适应旅游市场不断壮大发展的需求。本文主要是是从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业品牌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来为塑造本地区的旅游品牌和推动本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和意见。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特色；旅游品牌；旅游管理
旅游品牌是旅游核心竞争力，要是失去了这个核心，整个区域的旅游业就谈不上发展，我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有彝、羌、纳西、藏、蒙、回等少数民族，三州地区山清水秀、瀑布林险、洞奇湖美，蕴藏着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文人景观以及率真纯朴的民族风情、古老神秘的文化遗产，使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一、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201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年累计接待游客1772.6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4.74亿元;甘孜全州实现旅游收入23.56亿元，增长32.5%;阿坝州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85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3.7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5.5%和81.4%。2010年，四川全省共接待国内旅游者2.71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862.03亿元，增长28.2%。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虽然三州地区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全省其它市区相比，仍然还有较大差距，三州地区旅游总收入只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8.5%，所占比率很小，特别是单个景区和景点，其品位和规模以及竞争力都非常小，真正具有震憾力、强烈吸引力、高品位的旅游产品没有从根本上开发出来，当前三州旅游业发展现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交通，四流知名度，五流经营”。
二、我省民族地区旅游品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民族品牌文化挖掘和开发度不够。
没有形成具有轰动效应的旅游品牌文化精品来拉动和牵引客源市场，事实和实践都充分证明了只有品牌才能带动区域旅游的发展。我省民族地区旅游产品种类繁多，但没能很好的提炼和开发出民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富有特色的民族品牌资源。有的州虽然精品目标已经确定，但所有的这些尚未拉动整个地区的旅游，很多地方对民族品牌文化和民族风情品牌旅游价值的建立缺乏认识，导致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旅游资本，民族品牌精华未能打造成旅游产品，只是停留在浅层次上，简单地将民族风情品牌活动改换成节庆，导致各种节庆不断，品牌文化底蕴不足，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主打”产品。
2．财政投入不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仍是制约旅游品牌建设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省政府和州政府对三个民族自治州加大了对路政设施资金的投入力度，总共新建和改建了四千多公里的路程，这对于三州旅游品牌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通往景区主干线的交通状况，与其它交通设施发达的市相比，还显得非常滞后，所以概括起来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我省民族旅游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道路不畅，旅客可进入性差。
3．缺乏固定的关于民族品牌建设的文化研究传播基地和展示场所。
关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几乎都是无形的，许多民族风情都是分散的，必须要通过媒体或者是其他传播载体要向游人展现，但要传播就得有基地和场所才行，否则再精粹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也都不能向游客集中展现和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更不要说切身的体验了，所以我省民族地区缺少多功能的综合展示民族文化的“平台”。
4．对旅游品牌建设的宣传和促销不力度不够，难以产生轰动效应。
去年阿坝州接待入境旅游者13.10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3452.42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6%和19.1%。；甘孜全州实现旅游收入23.56亿元，增长32.5%，其中，接待国内游客355.9万人次，增长32.7%，接待入境旅游者2.78万人次，增长52.4%。从甘孜和阿坝两地区接待国内外游客数量与出入境游客数量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仅百分之一都不到，足见对外宣传促销上的乏力。所以我们应加大宣传和推销力度，塑造我省民族地区“旅游胜地”的品牌形象。
三、塑造我省民族地区旅游品牌的对策研究
1.培育特色精品
随着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的饱满，人们更注重对精神的追求，游客对品牌旅游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增强特色旅游产品竞争力，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集中力量狠抓特色旅游品牌建设。同州外其它的主要旅游城市相比较，三州地区最具有特色的旅游资源，是集旅游、休闲、探险、科学考察于一体独一无二的世界级自然景观――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具有民族、民俗风情的“彝寨”及“羌碉”；具有难国风情凉山州螺髻山和邛海庐山国家级风景区；通过资源整合和培育这些景区景点，使之形成三州具有实力的抢占未来旅游市场的旅游精品，将特色的民族文化、自然风景、民俗风情集于一体的三州民族地区建设成为大西南旅游集散地。
2.打造旅游经济圈
通过区域联动，打破行政区域界限，要各自突出自己主题和重点，三州应突出民族风情特色；阿坝州应抓住自然风景项目的建设和完善；凉山州要突出湖泊景观和阳光度假胜地的开发，并起到龙头带动作用，按照州政府提出的建设“城市经济圈、通道经济、产业经济地带”的要求，精心设计具有内外辐射的精晶旅游路线。以水域风光、历史人文、生态旅游为主的西部旅游线路，使百色的旅游业真正地联动起来。
3.提升旅游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
三州地区的旅游产品主要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而历史文化、休闲度假、会展商务等旅游产品都还不够成熟，旅游业所到来的整体效益不高，因此必须调整三州旅游产品结构和游览方式，由单一的观光游向集会展商务、休闲度假、健康疗养、科普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向发展，全面拓宽消费层面，不断丰富和完善旅游内涵，开发一批生态型、独具特色的民族旅游项目，以适应多元化的旅游市场发展需求。
4.加强交流与合作，实施资源共享
民族地区旅游应加强与其它市区旅游的交流与合作，使该区域的旅游品牌溶入西南旅游网，并努力构建跨省区域的立体旅游网络，同时不断加大旅游产品联合宣传促销力度，与攀枝花、昆明等地联合打造“大西南旅游经济圈”的旅游品牌，加快建立推进旅游资源和产品开发的市场机制，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区内、区外资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形成旅游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多元化格局。（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郑崇芝.凉山彝族自治州旅游开发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李秋洋.四川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趋势 旅游研析.2006
［3］ 农国忠 打造旅游品牌建好旅游大市 当代旅游.2010
［4］ 凉山彝族自治州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 甘孜州2010年统计公报
［6］ 阿坝州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 中国旅游网：enta.gov•en/
羌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本科生；唐诗；论文；选题；写作
近些年来，全国多数高校积极开展了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很多综合性高校纷纷设立“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理工科还有国家级创新实验项目），以期在相当学历和职称教师的指导下，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促进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如何检验学生的项目实施情况，各学校的要求大同小异，总体来说，在相关学术期刊则是各高校共用的重要的指标。
如何提高中文系学生的创新能力，指导具有科研潜力的本科生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出去，就成为本专业教师们思考的问题。
本文拟结合自身的体会，针对指导本科生进行唐诗研究论文的写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这项教育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也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一、指导学生细读唐人的诗歌
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全唐诗》来看，唐诗数量有5万余首，要想在大学期间全部读完恐怕不切实际。但是，选择经典诗人的经典诗作，范围缩得小一些，指导学生精读、细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的艺术修养，却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的做法是：首先，让学生从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著名诗人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诗人；其次，找到该诗人的作品集，先从总体上阅读一遍，以保证对该诗人的诗歌风貌有整体的感观；再次，如果该诗人的诗歌数量较多，则从中选择几十首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指导学生细细研读，不仅要详细理解每个字词的含义、每个典故的来源和意涵，还要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深入理解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指导学生欣赏这些诗歌，从审美的层次上体悟唐诗的魅力。
以杜甫的诗歌为例，我们让学生从图书馆借到《全唐诗》，从中查看有关杜甫的诗歌，从整体上了解杜甫的创作情况。为了解决杜甫诗歌中字词和用典的问题，我们推荐学生读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要求他们看着注释，先把诗歌的意思弄懂。然后选择了杜甫的《望岳》《饮中八仙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月夜》《春望》《羌村三首》《北征》《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月夜忆舍弟》《蜀相》《春夜喜雨》《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客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戏为六绝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旅夜书怀》《秋兴八首》《阁夜》《登高》《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江南逢李龟年》等五十余首杜诗名作，细细研读，以求了然于心、深入理解。在阅读的基础上，指导他们作阅读笔记，写读诗心得和鉴赏文字。
二、要求学生在熟读唐诗的基础上提出问题
古人云：“读书贵有疑。”《论语・为政》篇也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都是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在做完第一步的工作之后，或者在读诗的同时，就要启发学生思考，从个体的阅读体验出发，多问个为什么，从而提出有一定价值的问题。
仍然以杜诗为例。在宋朝时就有“千家注杜”的说法，后世研读、学习、评注杜诗者更是不计其数，可见人们对于杜诗的喜爱。我们说的杜诗是“诗史”，杜甫诗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忧民之心，杜诗艺术成就极高，所以人们喜欢杜诗。但是，除了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让他们对杜诗情有独钟、手不释卷？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起眼的问题，但其内在的因素恐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例如同是写雨，《春夜喜雨》是“好雨知时节”，不只是杜甫满心欢喜，我们读来也觉得欢快；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却令人唏嘘感叹，心生悲凉。细细推究，应该是杜甫与我们形成了一种心理同构，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环境影响人的心理、心理对环境也会产生投射的原理，而人们都有相同的情感体验，通过阅读，诗文中的这种情感体验会散播、感染和影响读者，从而让读者也跟着作者一起欢笑或者哭泣。
当然，还可以指导学生在分析和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在杜甫的诗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颜色词？杜甫为什么喜欢用“红”“白”“黄”“绿”“蓝”“黑”“青”等词？在这些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哪一个？李白的诗用了多少颜色词？他们二人用这些颜色词有何不同？这与当时的绘画有无关联？他们二人又与王维在诗中用这些颜色词有何不同？有了问题，才能激起他们探索新知的欲望，才能引导学生的思考走向深入。
三、指导学生认真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于本科生来说，学会怎样查阅文献资料，是至关重要的。目前高校图书馆中除了馆藏纸质图书之外，还购买了大量的电子数据库资源。这些电子数据库资源，比纸质书更容易获得，阅读也更加方便和快捷。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本科生平时多用手机或电脑百度搜索，使用中国知网（CNKI）获取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大四，其余三年则极少使用。对于读秀、超星、万方、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数据库，则近乎一无所知。获取知识和资料的途径相对单一，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因此，教师必须专门对此进行讲解和指导，让他们在阅读产生疑问之后多方查找和阅读，以全面了解别人研究的情况，同时采用更好的方法和途径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于唐诗的研究，也是如此。《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我们首先要指导学生全面阅读诗人的传记资料，以了解这个他所处的时代、家世、人生经历、教育背景、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地位、所受思想的影响、个人禀赋气质等方面。例如，要想研究杜甫，必须阅读《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杜甫传》。其次，还要阅读诗人同时代的人为其所作的《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祭文》等资料，如韩愈为柳宗元所作的《柳子厚墓志铭》，李商隐为李贺所作的《李贺小传》等，都是了解某一诗人的重要材料。第三，要阅读后世学者为其所编的《年谱》，以便更详细地了解该作家在某一阶段或某些年的经历，以及作品的系年情况。第四，要阅读今人所著的《评传》或对其生平进行研究的专著、论文等，以求更加全面地了解其人。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对诗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以诗人的性格禀赋为例，李白洒脱不羁，杜甫则“奉儒守官”，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在诗歌中，就明显地体现出清新奔逸与沉郁顿挫的不同。
四、指导学生写作、修改论文
唐诗研究的小论文写作当然主要是由学生独立完成。但是，由于他们并未写过学术论文，所以必须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在写作之前，可以指导他们列出写作提纲和参考资料，甚至要求他们提交一份较为详细的写作计划。针对他们写作计划中的问题，告诉他们应该补充哪些文献资料，论文的小标题如何设置，结构如何安排，观点如何提炼，等等。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要适时询问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及时地予以指导和帮助，从而使他们能比较顺利地完成论文的写作。
论文初稿写完之后，教师应认真地审读一遍，最好是面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让学生知道哪个地方存在问题，为什么要修改，应该怎样修改。根据我们的经验，学生初学写论文，最常见的是材料问题，有的引用材料过长，有的材料放置不当，有的材料重复使用，教师在面批时应一一指出，让学生逐步学会该如何运用材料。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些学生就大体上知道该怎样读书、思考和写作，并能写出总体上符合学术规范的小论文。
参考文献：
[1][春秋]孔丘著，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16.
[2][战国]孟轲著，杨伯峻、杨逢彬译注.孟子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