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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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以嘉禾(嘉兴)地域为例，试探历代古籍和地方文献中有关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岁时风俗、民间艺术、船渔文化、稻作文化、传统农桑、历史陈迹、文化交流。可补方志所未备者。

1引言

明中叶以来，秀水(嘉兴)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乡格局基本形成，城镇扩展，望族崛起，清门硕彦、文人雅士传承不绝，成为经济和文化重镇。明清之际，朱彝尊(字锡粤，号竹诧，嘉兴人，词人，学者)以七言绝句首作《鸳鸯湖掉歌》，题咏家乡与土风，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被誉为“方志诗”。之后，和、补和、续和《鸳鸯湖掉歌》的作者延绵不绝，直至今天。据记载，明确题为和、续和的有16家，其中有确切数量的14家，计有1374首。

另外，竹枝词、掉歌体诗集有清嘉兴沈宗良《鸳鸯湖竹枝词》、吴萃恩的(南湖百咏》、嘉善钱云帆《魏塘竹枝词》、平湖沈绮《乍浦杂咏》、桐乡岑除嬉《双溪掉歌》、海宁张凤纶《谷湖百咏》等，共计有80多种，数量约在5000-8000首。

除《鸳鸯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国印本、钞本传世的诗集外，清代史料笔记里也有大量的嘉兴竹枝词、掉歌的记载。如《冷庐杂识》中桐乡张梦庐的掉歌:“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槽晰呀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鸳飞”，把杭嘉湖一带农村秀水环绕，柔稽咯呀，秋天菱花连天的水乡情味，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竹枝词、掉歌体诗，多歌咏故乡遗闻逸事、风情古迹，且流风遗韵绵延数百年，是研究社会状况、历史沿革、民俗风情极好的背景资料。这些诗作切近民间、传唱时事、绘摹民间生活细节和场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掉歌体诗“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它们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风俗习惯、岁时年节、出产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观。

（1）岁时风俗嘉兴竹枝词、掉歌洋洋大观，写尽嘉禾一带的风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词清新亮丽，其味绵长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约其要者，竹枝词、掉歌反映嘉兴地域的岁时风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及其它节令。略举几例。

“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鸳鸯湖掉歌》五十二)上元节也称元宵节，烧香祭赛，有台阁歌舞，大街小巷花灯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观，喧闹达旦。农村则有调马灯、持火把奔跑习俗，祈求丰年。

嘉善农家对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节尤为重视，常请神赛会，以不失古时春祈秋报之义，非常热闹。清道光间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词》有:“春秋耕稼老农为，报赛祈年饮满危。愿谷盈仓酒满聋，人荣人辱我无之。”又，“中元佳节兴偏浓，胜会兰盆到处逢。一簇游人齐人寺，笑听佛殿鼓冬冬”。

(2)民间艺术2004年，嘉兴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有湖州和嘉兴合作的“浙北轧蚕花庙会”。轧蚕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传统。清咸丰年间，海盐朱恒《武原竹枝词》有“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一诗，记述了轧蚕花庙会上蚕妇们或自制蚕花，或购买，插在头上，蚕花成了蚕娘的一种特有服饰。此外，各地轧蚕花庙会还有丰富多彩的水戏节目，如桐乡、海宁等地的抬阁船、标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无文字记载。清嘉善柯万源《斜塘竹枝词》其一:“偏隅名胜苦无，难向前人掘旧科。只待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乡播种时，农人每以歌节劳，谓之落秧山歌。”可见，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农村已盛唱山歌。这与现在该地农民说过去唱田歌是为了“解疲劳”，以及种田插秧时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渔)文化嘉兴是传统的江南水乡，河网交织，船是水乡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侬家住秦溪头，日长爱掉横湖舟”(朱彝尊《鸳鸯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时，杭嘉湖地域渔船在农业生产、渔业生产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来似织，“远若浮鸥，近如山涌”。主要种类有:

是船，是渔船中最大者，也称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载量为石。孙子度诗云:“宽如数亩宫，曲房不见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词》亦载:“村外连村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是船万解宽。”每当风起浪涌，诸船惊困，是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桨，专赖风力，但无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处。作业时联四船为“一带”，两船牵大绳前导，另两船牵网随行，相机作业。船户“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尾部系有三板小灿，以利陆往，“渔家处处舟为业”。是船也有5桅至2桅较小者。

另有江边船、厂稍船、小鲜船、剪网船、鸿鹅船、划船等，在竹枝词里也有记载。

(4)稻作文化嘉兴是稻米的发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灿烂令世人瞩目。两汉至三国时期已产粮食，“嘉禾之区，一岁或稳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大运河，给嘉禾大地带来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兴农业发达，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稻作文化历史悠久，稻米生产举足轻重，成为富饶的江南粮仓，明清时更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鸳鸯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描绘的就是嘉禾平原农业大丰收的景象。

(5)传统农桑清初，农村、城镇紧密相连，农、商、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嘉禾地域蚕桑业进人鼎盛时期，农村处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繁盛。《鸳鸯湖掉歌》(七十七)有:“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拓石门青。”记录了运河两岸桑拓阴阴，无边青色掩映石(即崇德)的南方水乡风光。

在传统农村，农家初夏收茧后即开车缥丝，“村南村北响缴车”。淮院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织造兴盛，丝绸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在此设庄采购，成为专业市镇，时有“宋锦人传出秀州，清歌无复用缠头。如今花样新翻出，海内争夸淮院绸”(《嘉禾杂咏》)之誉。

(6)史陈迹清嘉善柯万源著有《斜塘竹枝词》百首，其一有:“夏公胜迹在河干，片石经时觅已难。前岁阳侯狂鼓浪，更从何处觅优患!”记述的是明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书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导施工，役工十余万，采取“掣淞人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大面积积涝的事迹。夏氏在嘉善西塘镇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就是“忧欢石”，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施。

清中晚期诗人昊曹麟有《语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语溪是崇福镇的古称，有时也泛指崇德一县。《语溪掉歌》记载最多的是名胜古迹，数量占一半左右，现大多已佚，少数连名字也湮灭不彰。但从诗中可以看出，在约200年前的清中晚期，这些古迹还较完整地保留着。《语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献价值，为我们研究以前、特别是给江浙一地带来深刻影响的洪杨运动以前桐乡的历史陈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竹枝词、掉歌大都为嘉兴籍人士所作，一人写几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贵的是许多和诗、续诗均步朱彝尊原韵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为嘉兴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几百年嘉兴的历史陈迹。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乍浦作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建有会馆、公所、书院。人文荟萃，名人学者纷至踏来，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骏、宋景镰、阮元、吴赛、鲍文博、沈衡、李善兰等，并留下不少诗篇。一些诗作记述了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词》:“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趣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林大椿的《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帆图系之以诗》:“海外长留五载余，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

清时嘉兴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传输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史学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文中，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余册。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间，从乍浦港购置进口的书籍有742箱，计15129册。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港口。中国商人把大量典籍运往日本，同时也把日本编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失传书籍运回国内。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了江户时期日本编撰的说经类书约400余种，其他翻刻和校点的书籍则更多。正因如此，许多文人学者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

1846年，平湖沈绮辑刊的《乍浦集咏》十六卷流传到日本。伊藤圭介把其中谴责英军侵占乍浦的诗作编为《乍川纪事咏》，小野湖山也选录为《乍浦集咏钞》。两书选人“英吉利夷船”暴行的诗各有80余首，作为“警世之书”于1848年出版。后来日本学界认为，日本当时正面临西方列强“叩关”，国势堪危，《乍浦集咏》“起到显著的启蒙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1981年，李尤白完成了《梨园考论》一文的撰写工作，他认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梨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备的国立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此说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反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热烈反响。

作为一名职业戏曲理论工作者，我一直在研究梨园。我认为，梨园研究不仅在于学术本身，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研究我国戏剧文化的学者、旅游部门另辟蹊径，开拓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任其上下探索，纵横翱翔。

1985年12月23日，李尤白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东明：

望你将岸边、田边、戴维、胡继熙夫妇情况一并按页码补入“总库”。

李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总库”，即李尤白先生在梨园研究过程中，偶有收获进展，或私人信件来往，一有所得，即和我联系，并抄录或者复印给我，所以很多史实和珍贵资料只有我知道，比如关于日本音乐史的研究通信。

唐代传日的两面琵琶

中日两国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早在隋唐时就开始了，唐代日本从五位上行扫部头朝臣、美作椽兼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的故事，就是唐代中日音乐家交流的梨园佳话。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贵族藤原贞敏来长安弹琵琶，拜梨园乐师刘二郎为师，堪称尊师爱徒，藤原最后做了刘二郎的乘龙陕婿。藤原学成回国时，刘二郎以青山、玄象凉面琵琶相赠。

清末诗人黄宗宪（1848-1905）曾作诗记其事道：“檀腹琵琶出锦囊，冰弦风拨杂官商。王公子弟争猿乐，傅粉调朱各上场。”后来，他在修订《日本杂事诗》时，改为：

檀腹琵琶出锦囊，曾偕羯鼓谱霓裳。

大唐法曲今谁读，空记当年刘二郎。

琵琶不仅使藤原贞敏与刘二郎结下师生之隋，与刘二郎之女结下夫妻姻缘，也使中日晒人民在音乐界结下千年友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并在中国左联东京分联任干事，曾出版散文集《扶桑杂技》、译诗集《日本古典俳句选》的林林，在1963年明随中国艺术团访日时，曾到日本名流田边尚雄家做客。田边尚雄先生为艺术团举行了一次琵琶交流会。他请来东京的几位琵琶演奏能手进行演奏，中方刘德海也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子，轻部岳瑞先生还用日语演唱了《浔阳曲》。有感于此，林林写了一首《琵琶会》的诗：

宾主琵琶出锦囊，心声合奏韵悠长。

至今犹唱《浔阳曲》，又忆当年刘二郎。

关于这段史实，1935年出版的张鹏一《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有记载：

日本有唐乐乐器，据《日本国志-礼俗篇》曰：“日本由唐时传授乐曲有《万岁乐》《回波乐》《鸟歌》《承和乐》《河水乐》《菩萨破》《武德乐》《兰陵王》《安盐乐》《三台盐》《甘州胡》《渭州庆云乐》《想夫怜》《夜半乐》《扶南小娘子》《越大乐》《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杨柳》《春庭乐》《柳花池》《赤白桃花李》《喜春莺》《平蛮乐》等。然传其谱，不能传其辞。乐器则唐时藤原贞敏，学琵琶于唐人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

但藤原贞敏由中国唐代带回日本的两面琵琶“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不知“今犹存”在何处？构造如何？千余年来在日本的影响和历朝嬗递传授情况怎样？唐代梨园研究专家李尤白先生为探究竟，曾于1985年3月6日致函日本国立艺术大学校长，该校音乐学部日本音乐史研究者田边史郎于同年11月8日给李尤白先生回信：

李尤白先生，

拜读了您三月六日的来信，以下就自己至今调查到的事项作以答复。

日本平安时代有一位名叫藤原贞敏的贵族，远渡中国（唐）学琵琶回国的时候，带着师傅赠送的两面琵琶回来这件事，在日本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即日本正史《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四日条中说：“从五位上行扫部头，藤原贞敏卒。贞敏者……少耽音乐，好学鼓琴，尤善弹琵琶。承和二年（公元845年）为美作椽遣唐使准-判官。五年到大唐，达上都，逢能弹琵琶者刘二郎，……明年聘礼即毕，解缆皈乡，临别，二郎设祖宴，赠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卒时年六十一。贞敏无他才艺，以能弹琵琶，历仕三代。虽无殊宠，声价稍商焉。”

上述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确为您信中所提及的琵琶，“为朝庭重器”，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从当时的习惯来看，确是事实。

这两面紫檀琵琶和紫藤琵琶，分别刻有“玄象”和“青山”字样。日本江户时代的乐人安倍季尚所著的《乐家录》第四十一卷，有以下记载：“青山，仁明天皇御物紫藤之槽也。旧记日，承和二年扫部头藤原贞敏蒙敕宣渡唐，竭于廉承武，习琵琶之秘曲，而得琵琶二，玄象，青山是也。廉承武传曲于贞敏之时，自青山绿梢天人降翻回雪之袖，自是名之青山也。”“玄象，仁明天皇御物也。紫檀槽一枚，泼面画黑象，是大唐琵琶也。祥述之青山下。”

此外，关于这个“玄象”“青山”现代的日本音乐史研究有以下的结论：“青山是日本有名的琵琶。……原来是仁明天皇的尊物。藤原贞敏根据承和二年（公元835）年，敕命远渡大唐。跟廉承武学习琵琶的秘曲，这个琵琶是和玄象的琵琶一起带回的……长期流传于宫中，后来传到仁和寺宫，虽然送给了平经正，但因经正担心在战场上丢失，所以退还给了仁和寺宫，可是到了源氏时代，似乎消失了……”，以上引至“平凡社”《音乐事典》。

这是关于“青山”的记载，总而言之，藤原贞敏带回的乐器没有现存。另外，在嘉历四年（公元1329年）七月八日，根据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青山”模仿制作了一把新的“青山”，现在虽然据说还在宫中，但我不能确认。详细情况，我劝您还是向日本国内厅书陵部询问。

即使关于“玄象”，如果根据同样的《音乐事典》的记述的话，则是，“虽然1376年（正和六年）被盗贼盗走了，但经过几个人之后，又回到了西园寺家之手，并再次回到了宫中。此后，因在内裹（注：天皇平时居住的场所）时被火烧了，故未能留传到现代。”

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山”和“玄象”现在都不存在。对于先生的热情，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您所不想期待的结果。

这两面不一样的琵琶，作为名器，好像被珍藏着。关于这些有很多说法。此外，文学（《源平盛衰记》等）、戏剧音乐（能《弦上》等）以此作为题材的也不少。

我作为日本音乐史的研究者之一，特别关心日中音乐文化的交流，并且确信您的来信也寄予着在这个领域内的两国友谊。

十一月八日 合掌礼拜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乐理科

助手田边史郎

至此，中国最早传到日本的两面琵琶及其在日本历朝辗转传授、受人珍视之状，水落石出，中日音乐史上一个长期难以猜解的谜被解开了。

我觉得，田边史郎学风严谨，他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帮助李尤白弄清了从唐朝传往日本方面琵琶千余年来的传授情况，这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事，而且是值得载人中日两国音乐领域史册的事。

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赵谭冰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两面琵琶》的诗：

青山玄象渡东洋，一曲琵琶颂大唐。

御前乐舞起欢声，宫内嫔妃笑态狂。

藤子负笈长安路，刘郎琴韵播邻邦。

《三代实录》纪盛事，睦邻友好万年长。

西安市九十二中高级教师刘占先也为此写了一首《琵琶情》：

一衣带水两邻邦，藤原学艺渡重洋。

琵琶声声师徒谊，琴瑟切切儿女肠。

玄象含情送艺果，青山着意化桥梁。

今日梨园传佳话，皆因不忘刘二郎。

另外，日本奈良市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奈良朝传写过去的许多唐代梨园中的乐谱。李尤白先生1985年春曾致函奈良市长，通过奈良市长转给正仓院长一封信，希望正仓院提供有助于他梨园研究工作的相关资料。不久就接到正仓院事务所长桥本义彦4月5日给他寄来的日本奈良朝天平十九年以前由长安传往日本去的黄钟调《番假崇》琵琶谱。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由唐代传去的琵琶谱。

岸边成雄与梨园研究

岸边成雄（1912年6月16日至2005年1月4日）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二十三册，论文一百三十七篇，短论、报告、解说一百六十七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六十四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七十六套，书评七十九篇，唱片评论十三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一百二十七篇，随想等一百六十七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一种，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四十一种……

其中《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繁盛N烂的唐代音乐举世瞩目，是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上承秦汉以来歌舞音乐的繁荣，使之发展至极盛阶段；下启宋元戏曲、说唱等市民阶层音乐生活的巨大变革，为歌舞音乐向戏曲音乐型态转化、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其影响所及在亚洲各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在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1982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李尤白的《梨园考论》简稿。这篇论文让远在日本的岸边成雄看到了，他1985年明21日致函西安音乐学院蒋咏荷教授谓：

李尤白先生《梨园考论》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先生将中日近代学者有关梨园著作部加以引用，唯我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未被提及。

蒋咏荷教授把岸边成雄给他的这封信让李尤白看了，李尤白立即给我来信：

东明：

蒋咏荷教授接到岸边成雄的信。岸边对拙作《梨园考论》奖饰过分，使我惶愧。滋将其原函及咏荷先生托我院译信寄你。岸边年逾古稀，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音乐家，著作甚富。从此信中也可看出，岸边似乎嫌我在《梨园考论》中没有引用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谈梨园的部分。这要在以后补入。

尤白

1985年12月23日

其实李尤白在写《梨园考论》的时候并不知道日本有个岸边成雄，岸边成雄有一本《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李尤白看到岸边成雄的信后，立即通过蒋咏荷给岸边成雄去信，说明非不引用，实未见其书。岸边成雄接李尤白信后就直接给李尤白来信：李尤白先生大鉴：

去年12月25日玉笔芳信、1986年1月5日详函及《地方戏艺术》中王东明先生的文章、《光明日报》特写均拜读。因事务繁忙，回信较迟，深感抱歉。

我从今日（18日）到3月4日要去欧洲旅行，所以只能匆匆先写这封短信。

（一）首先，就先生您对梨园研究的热情，我深表敬意；

（二）衷心祝贺“唐代梨园纪念馆”的筹建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的成立；

（三）先生国际视野之开阔，使我铭感难忘，在先生所言及的外国学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我所不知道不认识的；

（四）佐野彦和、田边史郎二君在东京艺术大学读书时，我曾教过他们；

（五）拙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汉文版），我也曾寄赠过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分会和西安音乐学院；

（六）在上书梨园章节中，与任半塘教授的《唐戏弄》意见有所歧异；

（七）唐代梨园，除梨园本院外，在东宫宜春院北还有别院。

想和您探讨的问题很多，但因欧洲旅行之发生在即，只能暂且住笔，希鉴谅。6月22日及27日有可能于西安重晤。祝您春安！

岸边成雄

1986年2月18日东京

及期，岸边成雄果然与日本创明音乐社社长小野卫等十余人到达西安，由中旅社石家庄分社韩连华翻译，岸边成雄和李尤白在西安人民大厦见了面。语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筹组事，岸边提问：“不知贵会接纳外国会员否？”李尤白答：“学问无国籍，您以七十七岁高龄，对唐代音乐又有专著，理应欢迎。”岸边继问：“我在学会可干些什么？”李尤白答：“可聘为顾问。”岸边闻而喜曰：“我很荣幸，也很感谢。”

当晚共应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鲁日融及蒋咏荷之邀，一起在西安音乐学院观看了鼓乐演奏。看完鼓乐后，岸边成雄说，长安古乐和日本的雅乐一样，是“国宝”：“长安古乐与日本雅乐的流传时间都在一千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它们部是来源于唐代的俗乐。只不过长安古乐―直流传在长安，而日本雅乐却是通过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对雅乐的保护很重视，雅乐多是政府出资养着，政府会挑出专业人才，国家养起来，乐手多为公务员待遇。日本雅乐的根在中国，在西安。”

岸边回国后，于1986年7月11日给李尤白来信，同时给李尤白寄来了梁在平、黄志炯译，台湾中华书局版《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两册，其中对梨园遗址的看法和李尤白基本相同。随后，李尤白立即把岸边成雄关于唐代梨园遗址的论点补充到他的《梨园考论》中作为他的论据：

梨园本院系梨园弟子重要集居之，而梨园则系禁苑内之著名果园。按《唐两京成坊考》卷一对此曾有另一见解，其“所谓梨园者在光化门北”所注“商宗纪，仪凤六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中宗纪、景龙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学士，自芳林门入集梨园，即此梨园也。至明皇置梨园弟子，乃在蓬莱宫侧，非此梨园。主张梨园弟子在大明宫之蓬莱宫，此说似系沿袭《通鉴》景云元年条续文“开元二年，玄宗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即是梨园者按乐之地，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凡蓬莱宫、宜春院，皆不在梨园之内也”。按蓬莱宫之教坊（内教坊）与梨园弟子，原系无关。《通鉴》将两者混同使用，恐系错误；就现有史料研究，蓬莱官之近傍，似不可能有梨园也。

之后李尤白还专门写了一首《赠岸边成雄先生兼题

扶桑有学人，遐龄访中华。

溽暑来长安，相晤于大厦。

讨论梨园学，议论互激发。

音院同观乐，记问精神佳。

撰著唐乐史，征引何博雅。

涉及梨园址，与吾见无差。

台湾汉文版，译笔妙生花。

隔海遥相赠，隆谊溢芳札。

中日文化史，盛开一妍葩。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一、活动方案的理论支撑

现代教育理念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不再拘泥于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良好的习惯。

而初中学生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着好奇，由此会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若形成一定的竞争心理则更易激发其向上学习的动机。这种主动的、积极的学习，自然难能可贵，但初中生情绪性强，很容易因情境的改变而消退。因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个体多元智能的差异性，同时要特别注重营造和利用校园、家庭与社会环境的积极氛围。实际上，在师生的平等对话和新知探索的过程中，教师自身也获得了诸多的发展。

实践的探究方法有三：一是问题情境的营造；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三是知识的体系构建。

二、活动主题及实践目的

“综合实践活动有别于学科课程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动机、兴趣和直接经验来设计、实施相关课程活动”［2］。因此，关注学生的兴趣，构建一个更贴近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真实世界的全新课程领域，是综合实践活动的必由之路。

1963年，国家纪念委员会在张家港黄泗浦故址建立石刻“经幢”一柱，后又修建东渡寺。在市区通往梁丰高中的东环路段，有一座四车道钢筋水泥桥，名曰“六渡桥”。这些沉淀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遗迹和建筑都见证着1200多年前的一位唐代高僧，他就是为日本朝野推崇和中日两国人民世代景仰的鉴真大师。鉴真东渡――上追玄奘，下启郑和，是千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创举。1200年后的今天，张家港人以其超凡的胆识和胆魄，在取得了傲人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的奇迹，期间产生了闻名于世的“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1200年前的东渡精神在此得以延续和发展。

本次活动即是让我们走近古黄泗浦、东渡寺、六渡桥，了解鉴真大师东渡扶桑那动人的传说，感受他那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人风范，以增强我们的人文素养。同时，学习张家港建市20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以此来感受张家港精神的实质。

这一主题的选择构建在学生学习了唐朝历史，了解了张家港建市20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这是对课本知识的拓展和延伸，致力于乡土化的活动课程，有利于凝结成浓郁的乡土情结。

课程活动得到了宣传部、东渡苑的领导的支持以及学校和家长的资助，课题组成员掌握了最基本资料，如《伟大的理论，成功的实践》、《张家港人》、《鉴真东渡》等读本。

活动中，学生将语文、历史、地理课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参观、访问、调查等实践过程，通过活动小组的研究，学生了解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增长了见识，激发了爱国爱乡的情怀，拓宽了知识面，培养了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整个过程是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设计方案，自己收集资料，自己形成观点的过程；是学生积极探索、主动实践、有所创新的过程。因此，“让学生亲身参与、主动实践，在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综合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特点”［3］。

三、活动的准备工作

第一，学校组织有关老师论证了这一主题的意义和可行性，配备了主要指导老师，纳入学校研究性学习课程计划，便于系统管理。

第二，指导老师对课题进行初步的了解推荐普及通俗读本。通过师生间的沟通，了解课题组每位学生的特长、爱好、兴趣等。

第三，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络，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第四，与市委宣传部、市东渡苑及秦振华同志取得联系，聘请县志办同志担任校外顾问。

第五，指导学生设计指定活动方案及具体的行动计划。

第六，介绍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方法，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四、活动过程的指导

整个活动过程以自主性活动为主，学生出现在前台，教师引导于幕后。放手而不放纵，引导而不包揽。教师将自己视为学生的合作伙伴，尽可能的鼓励学生发挥创造性。总结评价不以结果为标准，所以教师必须观察过程，关注学生的体验与感受。随时做好过程日志，敦促学生及时小结，定期汇报交流。

1.研究性学习

（1）引导学生了解鉴真的生平事迹；结合唐朝对外交流历史，掌握鉴真的出生背景。

（2）引导阅读《伟大的理论，成功的实践》、《张家港人》、《鉴真东渡》等读本。

（3）指导学生掌握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方法。介绍一些资料来源，如校图书馆、市图书馆、方志室、互联网等。

2.考察性活动

（1）考察鉴真第六次东渡地――鹿苑；

（2）考察鉴真主要活动居住地――扬州；

（3）考察张家港重点企业――沙钢集团。

3.系列宣传活动

由小组同学轮流在全班介绍鉴真东渡以及体现张家港精神的典型例子，结合学校艺术特色举行一些与张家港精神、鉴真东渡有关的历史剧表演，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表演能力。

4.阶段性成果展示

将调查报告、小报、科研小论文、电脑动漫、图片展、有关课件等成果进行展示。

五、活动成果的评价

1.重视过程性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态度和能力，所以评价应更注重学生参与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实践的过程和方法，注重交流和合作，以及注重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因此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能更全面地发挥评价的各种功能，通过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去判断每位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水平，符合人的多元智能的实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

2.以学生自评为主

“研究性学习……是贯穿于综合实践活动所有内容和所有过程中的主导性学习方式”［4］。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自然也应以学生的自我评价为主，教师导向性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小组评价与组内个人评价相结合；书面材料的评价与对学生的口头报告、活动、展示的评价相结合。在评价过程中体现与人合作、与人相处的能力，在这种集体和个人的自我评价中，学生可以充分享受民主风气的熏陶。

3.评价的开放性

“综合实践活动自身性质在本质上决定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课程的一个基本特点：开放性”［5］。开放性的课程，评价也应该具有开放性。评价应尽可能采用集体讨论和交流的形式，将个人和小组的经验及成果展示出来，并鼓励他们相互之间充分发表意见和评论。这样的评论不仅可以使学生吸收他人的有益经验，而且可以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培养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并发表个人见解的优良品质。评价的开放性将更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而“着眼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价值与目标最本质的体现”［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