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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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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上杭置县,今越千年。在千年以来的岁月长河中,一代又一代客家人在上杭这块沃土上开基创业。同时,又有客家人由上杭返迁江浙,播迁粤台,繁衍世界各地。众多姓氏的客家乡亲都说他们的上祖当年是从上杭“瓦子街”、“瓦子坪”、“瓦子巷”、“瓦子堡”、“瓦子乡”外迁的,都认同上杭为祖地。

2000年冬,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前夕,上杭设立族谱馆,收藏有112个客家姓氏的1300多种版本逾万册族谱。族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各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与正史、地方志成为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涵盖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史、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志等各方面的原始资料,具有独特的、其它史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拥有珍贵谱牒资料(其中60多个姓氏的族谱为原件)的上杭族谱馆,是一个真实反映客家民系不断播迁、繁衍发展的家族史料宝库,是一座吸引海内外客家裔孙和世界客家学研究者的文化宝藏,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客属血缘文化的研究中心。

客家族谱馆成立以来,不断扩大、丰富馆藏文献,在开发客家族谱文献过程中,作好海内外客家裔孙的读谱续缘、特别注重做好台湾客家人寻根谒祖服务,重点挖掘蕴藏的族谱文献中与台湾的渊源关系,组织编写60个两岸客家人血缘关系的“源流篇”和客家族谱数字化阅读的前期准备工作。自1993年以来,上杭客家族谱馆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台湾回来的寻根者和由台湾各社团组织的大陆寻根团。如台湾财团法人高雄市文化事务基金会组织的客家文化参访团、台湾新竹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访团、台湾羽球协会、台北县新店市客家族群促进会等。又如到馆的台湾客家人中有许多台湾客家知名人士:台北郑氏研究会会长郑健先生、台北“环球郭氏族谱”主编郭行健先生(已故)、台北县新店市客家族群促进会创会会长黄金明先生、高雄市客家文化事业基金会会长邓崑耀先生、台北市客家基金会黎国威先生、新竹县议长张碧琴女士、台湾籍“日本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钟清汉先生、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丘昌泰教授、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阿荣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教授、台中侨光技术学院陈瑛珣博士、梁晓兴博士、台湾高苑科技大学陈正宜教授、台中侨光技术学院吴贤俊教授等。大量文献记载的事实和客家族谱馆的亲情服务,使到馆的台湾乡亲深刻认识到客家文化之根在祖国大陆,亲身感受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台中东势人张先生是宋末开基上杭的张化孙后裔,他说:大陆是他根生的地方,命脉所系,他是受台湾十姓宗族委托到大陆谒祖的。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研讨会邀请函模板一

尊敬的 ***:

您好!

***研讨会定于20**年*月**日**日在****召开,诚挚邀请您参会。会议的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主题: **

二、主要论题

1.**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2.**建设与**的完善

3.**的经验总结

4.**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与途径

5.**定位

6.**等**问题

7.当前**的热点问题

8.***相关**问题

三、投稿要求

本届**研讨会,接收与上述专题相关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报告。

1. 投稿内容与格式

论文格式包括标题、作者基本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几个部分。摘要字数在200-300字之间,且关键词最多不能超过4个。论文正文总字数应不少于5000字,中文使用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排版;含页眉和脚注在内,页边距设为2.5厘米。

提交的文章中凡采用他人原文或观点,务必加注说明。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作者、出版年份及页码,或者直接将引用以脚注方式标识清楚。详细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以作者、出版年份、书(或文章)名、出版单位(或期刊名)、出版地点排序。文献按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依A-Z顺序分中、英文两部分排列,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引文中的英文部分,专著名用斜体,论文题目写入 号内。作者自己的说明放在当页脚注。

2. 投稿电子邮箱

Email:***@***(请在邮件主题标明:***研讨会)

3. 论文收录

研讨会筹备委员会将会收录您的投稿,并将制作论文集, 如有PPT文件,请一并发送至投稿电子邮箱并注明:***研讨会PPT。

4. 投稿截止日期

本次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20**年*月*日。 四、研讨会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年*月**日报到,**月**日会议,**日考察。 住宿地点:**大酒店(**高速公路**出口*行**米路*) 会议地点:***** 五、会议回执

为统计参会人数、预先做出相应安排以保证本届***研讨会顺利举行,如果您确定参会,收到此邀请函后,请务必在20**年**月**日以前填写好参会回执并以 E-mail发送到会务组投稿邮箱**@**,以便于我们为您提前预定酒店房间,以及其他工作的开展,谢谢合作。

四、联系我们

地址:**** 邮编:***

电话:***:*********; ***:**********

E-mail:**@**

此致

敬礼!

********研讨会

**大学**学院

20**年**月**日

研讨会邀请函模板二

尊敬的 先生/女士:

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文学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各民族核心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体现,它所承载的鲜明民族个性不会被时间淹没,起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始终保持选择、确立和传播经典作品的自觉意识,积极面对文学经典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发育演变这一现实,着力推进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经典研究。

为了更好地研究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文学经典,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团结学界同仁,加强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出更大成绩,经中国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拟定于2010年11月5日-7日在杭州召开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

请围绕以下议题撰写会议论文和准备会议发言:

l 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记忆

l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交流功能

l 文学经典翻译与跨文化沟通

l 世界文学经典中的他者形象

l 大众传媒时代的经典阅读与传播

l 文学经典的诠释与当代意义的生成

l 其他相关议题

久仰您在该领域的研究方面造诣高深,特邀请您拨冗出席会议,并积极撰写会议论文。大会工作语言为汉语和英语。

时间安排:2010年11月5日下午报到,11月6日上午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下午分组研讨,7日上午大会主题发言。7日下午市内参观与自由活动。会议于7日晚上结束。

报到地点:杭州海外海西溪宾馆(中国杭州天目山路329号)。可乘502、193、356、49、91、282、213、B支4区间等公交车到紫荆花路南口站下,或乘179、310、89路到府苑新村站下,或乘B支2路到天目山路古墩路口站下。

为做好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请参会者在2010年10月10日之前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向大会提交会议回执(将您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电子信箱、论文题目、是否住宿等)寄给会议秘书处,提交论文者,请将200-300字/单词的中文或英文论文提要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会议秘书处。

参会者交纳会务费人民币500元/人,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我们真诚地期待您莅会指导!

联系地址: 中国杭州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办公室

邮 编: 310028 联 系 人:张逸旻、李馨

联系电话 13858094162;13675818724; 传真:0571-88273946;

电子邮件: ;

会议相关网站: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

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

2010年9月3日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随着地方文献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方文献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重视。但由于地方文献工作实际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再加地方文献的定义,目前各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不一,诸如地方各姓氏宗谱是否属于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地方文献工作的质量。本人就目前图书馆对地方各姓氏宗谱是否属于地方文献?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国之正史,地之方志,家之宗谱(也称家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瑰宝。其中宗谱是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正史则是官方对帝王将相和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的宏观叙述,宗谱则是对一个个家族、宗族具体事务的微观触摸。前者的对象是国,后者的对象是家,后者的叙述是对前者不可缺少的补充,又有着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它发轫于汉代以前,兴起于隋唐,体例完备于宋明,鼎盛于晚清至民国前期,后迅速衰退,“”中作为“封资修”黑货受到“横扫”,最近二三十年间逐步被重新重视。

谱牒向为史家所注视,可补志书史册之余,亦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参考资料。仍现存谱牒分析,宁海始修最早的为《槐里王氏宗谱》,为南朝元嘉十八年(441),有始祖王澄所提的序文,至唐代重修时又有进士卢陵所馔序文。始修于唐代的有王爱《岭头陈氏宗谱》、旗门《东洲双门陈氏宗谱》、茶院《柘浦徐氏宗谱》等,始修于宋、元、明代的宗谱是有一定的数量,到明代则更多,现存宗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续修。现存原本为宋宝庆元年所修的《马坡俞氏宗谱》,系桑皮纸质,泥金书写,是比较珍贵的宗谱原本。现有宗谱,包括木刻字本、石刻字本、手抄本,小房谱、支谱等,据有关资料查实,全县现存宗谱有千余册以上,涉及近百个姓氏,其中手写本1700余部,活字印刷本450余部,现存数量之多,可能是浙东地区之最。

明代大儒方孝孺在《族谱序》一文写道:“……姓者生也,共相生长。宗者总也,总统相连,族者聚也,非类不聚。各相尊荣,……谱者,谱也”。谱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又云谱者,布也。敷布远近百世之纲纪,万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谓之谱系。条录昏宦,谓之籍状。天子书之谓之纪,诸候书之谓之史,大夫书之谓之传,总而言之谓之谱。谱者,补也。遗亡者治而补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记世数之远近,父昭子修,百代在于目前。郑玄曰:‘谓之于家,若网若纲。’纲张则万目具,谱定则万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荣有异,则强弱相凌。一祖之后,贵贱不同,尊卑相滥。今举大纲以明全目,是以四海各流,乃东出而西归。九河之趣,虽道异则源同,是以树有凋荣之干,羽有长短之毛,或短褐轻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负薪,不废连枝共叶……盖闻谱者,姓名之经纬,昭穆之纲纪,导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总统。人伦根蒂,君子贵之,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凡明十条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二世族数之远近。

三明爵禄之高卑,四序官阶之大小。

五标坟墓之所在,六迁妻妾之外氏。

七载适女之出处,八彰忠孝之进士。

九扬道德之遁逸,十表节义之乡闾。

方孝孺这篇论文约有千字之多,上录仅为一二,他把修谱的重要性、原则讲得非常透彻,而且文字优美,令人心服。现存方孝孺对各族的谱序,数量极多,难以统计,《逊志斋集》就收有十余篇,而在我县宗谱内则更多,有些虽然是伪托,但从上面的论文来看,方孝孺对修宗谱是十分赞成的,他甚至还多次参与修撰。有人说宁海的宗谱特别多,可能与方孝孺也有关系的。一位威望极高的硕儒,有此高论,何人不服?宁海每隔“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基本已成定例。一般宗谱分正谱、副谱、总谱和分谱等多种,保管都有谱箱,多系樟木箱,以防虫蛀。保管有的在祠堂内,甚至高搁在大殿的屋架上。有的交辈份最小的家庭保管谱箱,其锁匙往往又由族长保管,有的锁和匙各房对调,多的箱要挂上九把,由九位老人保管,总的目的,不轻易由人翻看,防止有人涂改或撕页等不利宗族的事件发生。只有到清明、冬一对和宗族内大事及六月六翻晒或族有大事时,方可开箱查谱。开谱前,必须点上香烛,略供果品,净手方可查阅。但资料需要公开和利用,所以备有副谱或分谱,程序不用这样繁杂了。至今更为开放,村族也懂得资料的利用价值了。

尽管不少宗谱品相不全,或水浸霉变,或虫蛀残缺,但内容质量总体上乘。续修宗谱,这与宁海宗谱纂修请外姓、外族人士主笔较多,特别是请名人、文人修谱是分不开的。他们称谱师,如回浦《缑城金氏宗谱》就是潘天寿父亲秉璋主修,他考取秀才,有条件充任,纂修人是他弟弟潘秉珪,潘天寿也参预其中。宁海历史上谱师有华祝、严观梧、童丙照、叶桐封、马接康、陈瀛洲、葛柯斧、劳大任等人。

各村族宗谱体例大致雷同,纪述一族姓氏历史,以宗支派系为经,官宦、世德、世泽、世福、世芳、世藻、祀产等为纬。特别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宗谱,其体例之完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内容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等数十项,对所处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介入度是非常深广细微的。在少数宗谱中载有村族四周山水地舆图,如长街镇《谢氏宗谱》、回浦《缑城金氏宗谱》绘有详图,当地山水风光一览无遗;宗谱内尚有杂记或杂识,记载一些该村的变乱、灾异,战事的文章,这些文字细致深入地描绘了那个年代的动荡局势与战事状况,有助于后人了解地方社会历史,补充史志之不足。如一市《叶氏宗谱》、族门《山头螺童氏宗谱》、竹口钱岙《蒋氏宗谱》均载有倭警、水旱灾害等等,《里岙张氏宗谱》详载同难录,充实靖难史料;七市隔坑《朱氏宗谱》记有清初沿海居民被迫内迁的惨状;薛岙《浦江魏氏宗谱》、《市门周氏宗谱》记载宋代我县对外贸易等。此外,宗谱记载的姓氏源流、村族迁徙情况也是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参考资料。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许多台胞、侨胞的思乡之情与寻祖之望日益强烈。上世纪80年代后,沿海一带开放城市相继成立“姓氏研究会”、“宗亲会”,联络海内外侨胞、台胞组成归国“寻根访祖”代表团,为地方经济建设投入资金,引进人才。这些活动的纽带便是宗谱。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南阳作为汉代的名邑,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石刻。2003年南阳邓州汉代水利巨石的发现丰富了南阳汉代石刻文字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这批文字石刻的考释、研究,旨在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南阳汉代的文化,从而全面的认识南阳。

一 前言

两汉时期,南阳经济发达、文化事业繁荣,在政治上又有着特殊的地位,使南阳成为当时与洛阳、临淄、邯郸、成都齐名的名邑之一。今天我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南阳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数量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是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其次就是汉代石刻文字。

在南阳出土的石刻文字中,有歌功颂德的,有标明墓室情况的等等,但关于南阳汉代水利方面的石刻文字,几乎没有发现,仅在汉书中有一处记载,汉书载“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増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关于此石,其它史志均无记载。石早佚,不可考。但是我们从文中所说可知,刻石的内容是为了百姓的合理、平均用水而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无独有偶,2003年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在南阳邓州我们发现了一批汉代水利巨石。

二 南阳汉代水利巨石的发现及考释

2003年5月在邓州元庄乡曾庄村肖湾组赵河南岸拐角漫滩地发现了99块刻有文字的水利巨石,是该乡村民在平整废弃的砖瓦厂时偶然发现的。这批石头除刻有“虞少文石”一块石头留存于邓州花洲书院外,其余带有文字的石头都存于南阳市卧龙岗汉画馆内。(图附后)

从这批石头外观来看,基本上都是长方体,表面粗糙不平,看样子是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便被刻上了名字,并且有的石头凿有铆口(如图三)。从完整的石头来看,除了一块特殊的石头和残砖外,基本上每块长约140厘米,宽约50厘米,并且每块上面都用隶书刻一人名,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 “何吴石”、“何武”、“许阳”、“苏文遼”、“庞君髙”、“鲁孟山”等。

在这批出土的石头中,有一块残砖和一块石头比较特殊。残砖(图一),长约19厘米,宽约14厘米,上部稍残,竖刻隶书两行:左边为“石渠下部”,右边为“艸基石文甫”。石头(图二),长约100厘米,宽约15厘米,竖刻一行隶书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由此可知图一、图四文字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从“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含义来看,应该是对上面这批石头用途的一个简单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这九个字,《南阳晚报》及《邓州文化》一书将其读为“石渠下部”、“基石文甫”,其中一字未释出来,他们可能认为“艹”不是一个字,盖误也。我们来看图一,“基”字上面有“艹”,此时认为“艹”不是一字,在情理之中。我们再来看图四,在“部”和“基”之间也有一个“艹”,两个铭文都有“艹”,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写错或者误笔,“艹”应该是一个字。在南阳出土的汉碑《张景碑》中有一“草”字,和我们这里提到的“艹”的写法一样。在汉代的隶书中“艸”同我们今天的“草”字。《说文》:“艸,百艸也,从二艸。”如果按《说文》中的意义来解释铭文的含义,显然说不通。“艸”还有粗糙之意,《史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索隐谓:“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为粗食草菜之馔具也。”)《元史》中曰:“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於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 这两个例子中“草”都有粗糙之意。笔者亲眼目睹了这批巨石,这批石头虽然是方形,只是经过简单的加工,表面粗略,高低不平。我们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艸”应为粗糙之意。

我们再来看看整句铭文怎么断句,应该有两种断法,一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一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我们看这批石头每块上都刻有一名字,并且很多名字后面都刻“石”字,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吴石”、“宋少平石”,所以此句应读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所以笔者认为后者的读法是正确的。“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明这批石头的用途,是用于石渠下部的基石;二是“石渠下部艸基石”这六个字是由“文甫”这个人写的。

在图一、图二两个铭文中,字的结构和精神基本相同,应该都是由“文甫”一人所写,图一应为草稿,图二才是正规的铭文。此铭文字体结构方正、宽博,略带隶意,我们从中看出“文甫”应该是一个书写水平较高的人。

根据这批石头出土于邓州元庄乡赵河漫滩,及上面对铭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分析来看,这批石头应该是与水利有关。这批石头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纪元,但我们从石刻文字的气象、造形特点和运笔方法上看,应该属于东汉后期的。在这批石刻文字中,“何武”之名与汉书同,但与汉书所载何武不涉。汉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有何武,字君公,蜀都郫县人,一生历经汉宣帝、哀帝两朝,此两帝时期皆为前汉,故何武应为西汉人,而石刻铭文中所涉及的何武应为东汉人。

我们知道南阳汉代的冶铁业相当发达,因此为大规模兴修水利提供了得心应手的铁制工具,使汉代南阳的水利工程建设卓有成效。汉代南阳兴建的水利工程比比皆是,主要有钳卢陂、三郎堰、郑渠堰、召父渠、六门堰、樊氏陂、邓氏陂、新野陂等。其中在邓州境内尤多,有钳卢陂、三郎堰、召父渠等,这些水利工程为汉代邓州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障。今天邓州好多村庄的名字都是以“渠”、“陂”、“堰”来命名,这也说明水利工程在邓州的兴盛。

这批水利巨石是在邓州古六门堰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六门堰,又称“六门石碣”或称“六门陂”,又称“穰西石碣”。西汉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修建,继召信臣遗业,东汉杜诗为南阳太守时,复修六门堰,之后不断的复修。《汉书·沟洫志》有关于六门堰的记载,但不够详细。按骆立群《邓州古代史考》中所说,单就六门堰下属水渠陂堰就有三十个之多,灌溉着穰、新野、昆阳三县。后汉末,由于兵乱,工程全毁。

关于这一大批石头,没有文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出土的铭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断定它是关于水渠的。那么,为什么每一块石头上都刻有人名呢?他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在汉代,象这种集体劳动,通常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镌刻在同一块石头上。我们再看看这批石头上镌刻的文字,形态各异,差别甚大,非出自一人之手。笔者推测,当时人们为了灌溉农田而修建水渠,每家每户捐出来一块石头,然后刻上户主的名字。然而,像这种大规模的文字石刻和这种石刻形制,在中国出土的汉代碑刻中尚属首例,它是否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制度,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从这些石刻文字整体来看,应该属于东汉后期民间的通俗隶书,虽然是隶书,但是里面蕴含着楷书的因素,这些文字应和南阳出土的《许阿瞿画像石题记》所刻的年代大致相同。在这些石刻文字中,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的名字第一个字刻写都很大,第二字或第三字相对较小,这是不是当时民间的一种书写习惯或者是有其它的原因。在这些石刻文字当中,如“何武”(图四)、“何吴石”(图六)、“苏文遼”(图十)、“庞君高”(图五)等字,结体宽博,波磔分明,隶书的味道比较浓,书法风格类似于《石门颂》之类的摩崖石刻。从这几个名字的书写来看,书者应该属于书写水平比较高的人。 如“云伯山石”(图八)、“西门廿二淳”(图七)、“鲁孟山”、“陈雎”等字,几乎看不到了隶书的波磔特征,基本上已成了楷书的体势,只是还略带点隶书的余韵。

在这些石刻文字中,还有几个特殊的。如“西门廿二淳”(图七),“西门”应该是姓,像“廿二”这种数字,在过去的人名中也经常出现,如“席廿二妻方氏”、 “贾廿二郎”, 也就是说“西门廿二淳”就是一个人名。“云伯山石”(图八)、“由孟闓”这两个名字的姓氏在邓州现存的姓氏中是没有的,这两个姓氏的发现无疑对我们研究邓州古代的姓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我们再来看“窦建”(图十一)这个名字,这两个字应该是这批石刻文字中最有情趣的。“窦”字为什么写这么长,好像三个字组成,当时作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是不是作者当时正思索着修水渠的事,或者正和人谈话分神而造成的呢?或者说书者是一个书写水平低的人。

三 结论

对这批石刻文字的考释,不但对我们研究汉代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汉隶的楷化提供了更有力的实物资料。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循吏传》四库全书 卷八十九

[2]

汉 许慎撰宋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2003年版 15页

[3]

司马迁撰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史记·范雎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卷七十九

[4]

明 宋濂等修《宋史·河渠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卷六十六

[5]

《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电子版 卷二百三十三

[6]

宋 周密撰《武林旧事》四库全书电子版 卷十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泰国瑶人》一书除了前言、后记外,共分六章,约23万字。各章的内容大体如下:第一章“历史”,分述了瑶族的历史和泰国的瑶族人;第二章“人口统计”,主要分析了泰国瑶族人过去和现在的人口状况,以及泰国瑶族人的人口结构和村庄分布情况;第三章“物质生活”,讨论了泰国瑶族人居住的村寨、居室和服饰文化;第四章“经济生活”,重点关注泰国瑶族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第五章“社会文化”,详细叙述了泰国瑶族人的家庭、人生礼仪、婚姻制度、政治生活以及丧葬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变迁等内容;第六章“”,讨论了泰国瑶族人的信仰文化。

作为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泰国瑶族人的历史、人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以及等内容的人类学著作,《泰国瑶人》一书无疑具有重的要学术价值,它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资料收集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术价值来讲,作为一本研究泰国瑶族人的专著,《泰国瑶人》一书无疑是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和研究泰国瑶族人的一个重要窗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瑶族研究的兴起,泰国瑶族人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泰国瑶族人研究的成果除了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1978年发表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和中国广西民族学院学者在出访泰国瑶族人地区后于1992出版的《泰国瑶族考察》以外,其他成果都显得分散、不系统。《泰国瑶人》一书弥补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侧重民族史研究和《泰国瑶族考察》忽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研究的缺陷,向读者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泰国瑶族人社会。可以说,《泰国瑶人》一书是全面展示泰国瑶族人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一部重要著作。

第二,从内容来看,《泰国瑶人》一书含有很多新材料、新观点,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瑶族人研究的深入发展。首先,作者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瑶族人迁入泰国的大体时间应在1896年前后。其次,作者详细统计与分析了泰国瑶族人不同时期的村落分布、人口分布及其数量变化。再次,作者对泰国瑶族人的社会生活、家庭、儿童教育、姓氏和辈分、婚姻、歌谣以及公民资格和政治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运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这些成为《泰国瑶人》一书的最大亮点。最后,作者介绍了泰国瑶族人的主要为万物有灵论和祖先信仰与中国道教两个系统结合而成的特殊信仰,同时还对泰国瑶族人改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具体统计了泰国各府瑶族人信奉宗教的人数,尤其是重点关注了改信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数及其分布,这是前人研究时所没有注意到的。可以说,《泰国瑶人》一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超越。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泰国瑶人》是一本较为出色的民族志著作。作者阿南达博士采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田野调查,即参与观察法。在此基础上,阿南达博士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真实材料,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叙事当中,较少直接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让读者自己去把握和品味。同时,作者还采用了背景分析、比较研究等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日语汉字 日本人 文字生活

汉字作为现代日语文字中的一种,广泛应用于日本人的文字生活。汉语词在日语不同单词数中所占的比例要超过和语词,比例为47.5%,它们中的一些词已成为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语。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和造词功能,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汉字被称为是具有优越传达功能的文字,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一、从《当用汉字表》到《常用汉字表》

从1972年11月起,国语审议会着手对其进行改革,开始对汉字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日本的三大报纸,九十种有代表性的现代杂志,以及各种法令、公用文等,并且通过民意测验,调查不同年龄、职业的人对汉字的认识。经过8年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于1981年10月由日本内阁公布实施《常用汉字表》,同时废除《当用汉字表》,表中汉字总数为1945个,其中包括《当用汉字表》中的1850字。新增的95个字,都是使用度、机能度较高,造字能力较强的汉字。其中许多字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搭\”的“搭”、“曹”的“曹”、“刹臁钡摹伞薄“v屯地”的“屯”等字,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国家防卫问题日益关注的时代潮流。

《常用汉字表》与《当用汉字表》截然不同,它放松了限制,明确规定此表是有关汉字使用的大体基准,并不是限制汉字使用的限制表;并指出它不影响科学、技术、艺术等各专门领域以及各人的汉字使用,也不否定在以往的著作和文书中所使用的汉字;而且人名、地名等也不受限制。但必须指出的是《常用汉字表》的大体基准并不意味着汉字使用的绝对自由化,而是要求人们尽可能根据这个表使用汉字。

《常用汉字表》在字体上仍沿用《当用汉字表》的原字体,只是把“簟奔蚧为“灯”,新增加的汉字原则上采用了已通用的简写体。以前的《当用汉字表》由汉字表、音训表、字体表等三个附表组成;而《常用汉字表》只有常用汉字一个表,表中同时列出字种、音训、例词,是一个综合表。即便如此,表外汉字的书写仍然大量存在,如“迂回”中的“迂”、“楷”中的“楷”、“拉致”中的“拉”等。此外某些日常使用的汉字如“l(だれ)、(かばん)”,以及“家”的训读“うち”等也未被收入。所以仍有不少人对这种标记规则持批评态度。不管怎么说,从《当用汉字表》到《常用汉字表》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在日本围绕汉字的争论由来已久,历史上对汉字的限制总是多于对它的合理开放,所以这次《常用汉字表》的制定也可以说标志着日本文字改革历史性的转折。

汉字表的改革使日本人从旧表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汉字政策朝着比较开放、富有弹性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现代日本年轻人中有讨厌汉字的不良倾向,因此这次改革有助于抵制外来语的泛滥,提高汉字的地位,增强汉字的生命力,充分发挥汉字的优势,使日本的汉字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二、日本人的姓名和汉字

1.日本人的姓和汉字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姓都是使用汉字来记录的,但两者相差很大。我国常用的仅有5百个左右,而日本人的姓有近7万个。如果把相同汉字不同读音的情况也考虑进入,大约有14万个。而且其中的80%―85%源自日本的地名。江户时代一般只是贵族、士族阶级才有姓,明治8年(1875年)的大政官布告要求平民百姓也必须有姓。于是有取地名的,有取商店名的,还有从汉籍佛典、器物、动植物、天体、方位、官职、古代的姓中选取的,但大部分取的还是居住地或故乡名,所以日本人姓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居住地的环境特点作为姓氏。特别是有“田”字的最多,如“山田、治(はる)田、新(にい)田、柴(しば)田、芦田、吉田、武田、位田、本位田(ほいでん)、印田、L田、藤田、森田、花田、R田、水田、太田、平田、田中、田井”等。日本人的姓氏充分反映出日本的地形地貌、稻作文化,以及日本人崇尚自然的思想。

从词源上看,日本的四大姓氏分别为“源、平、藤、橘”。其中“藤原”来源于奈良县藤原这个地名,“平”来源于平安京的平,“橘”是植物名,“源”是表示事物根本的抽象名词。据说东日本以姓“木、佐藤、高颉保西日本以姓“田中、山本”的为多,朝日生命调查的前十位依次是“佐藤、木、高颉⑻镏小⒍赊x、伊藤、小林、中村、山本、加藤”。此外,富山县的新凑市以怪姓集中而闻名。按照能坂利熊的分类,可分为:

(1)日常杂货类:\、、桶、W、糸、d、L巍⑹滞瑁à皮蓼辏。

(2)食品类:味噌、c、米、小豆、豆、A(こうじ)、、酢、子、油。

(3)与渔业有关的:~、、波、海老、Y。

(4)数字类:三w、三i一、三、四日、七、八丁。

(5)其他:腰、腰、F、石灰、灰、地i、菊、甲(かぶと)、牛、苗代、材木、屋根、m、T。

冲绳较其他地方而言,一字姓和三字姓的较多。如“伊土知(いじち)、伊修院、祁答(けどう)院、c(いわい)、巴(ともえ)、尚(たかし)”等,据说这是萨摩藩强行区别出生于其他地方的人所遗留下的痕迹。

2.日本人的人名和汉字

昭和23年(1948年)的户籍法规定用于人名的汉字必须是法令规定的常用简单的文字,在实施规则中规定使用《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或平假名或片假名。但很多时候父母想给孩子起的汉字都因这个规定而无法实现,于是昭和26年(1951年)5月公布了由92个汉字构成的《人名用汉字别表》。昭和56年(1981年)10月,在废除《当用汉字表》,公布《常用汉字表》的同时,又公布了《人名用汉字追加表》,补充了54个汉字。于是用于人名的汉字共计174个,但其中的“仙、尚、杉、甚、磨、拧(常用汉字字体为辰)、悠”这8个汉字是《常用汉字表》中已有的,因此除去这8个汉字的166字再加上常用汉字1945个,共计2111个汉字可以用于人名。

三、日本的报纸和汉字

报纸的使命在于向不特定、尽可能多的读者传递新信息。因此,报纸用语要尽可能通俗易懂,不论多难的内容,也要在高中生能看懂的范围内编写。报纸用语力求易读易懂,它对日语教育,以及语言的实际应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昭和28年(1953年)成立了报纸用语恳谈会,它主要是在日本国语政策的指导下,对加盟的各报社、通讯社及广播等大众媒体制定统一的标记基准,并搜集新闻界对国语政策的意见,力求推进国语的简明化和报纸制作的现代化。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它的用语首先要严格遵守《常用汉字表》,加盟报社又可根据报纸用语恳谈会上的决定,使用了一些与《常用汉字表》不同的汉字。

1.不使用下列《常用汉字表》中的11个汉字。

]、虞、且、w、遵、但、、朕、附、又、E

2.使用下列《常用汉字表》以外的6个汉字(括号里为使用的音训读法)。

w(キ・かめ)、舷(ゲン)、痕(コン)、挫(ザ)、哨(ショウ)、狙(ソ・ねらう)

3.特别认定的音训读法。

(カ)

不使用上述11个汉字的原因在于“虞”完全可以用“恐”代替;“遵”在表示“したがう”的意思时是和“”一样,因此“遵守、遵法”便写成“守、法”;“膨、E用”写成“膨、乱用”;“附”用“付”代替;“且つ、但し、又”是接续词无需写成汉字;“]、朕”则涉及报纸敬语使用法的问题。日本报纸在作报道时,原则上是不使用敬语的,但涉及日本皇室时则不同。以前使用了许多特别难的汉语词,直到昭和22年(1947年)8月宫内厅和报道机关达成一致:在一般用语的范围内使用最高级的敬语,如“玉体、}体”改为“おからだ”,“天、o”改为“お”,等等。后来日本国会在开会之初举行的天皇到会的开会典礼上,把“日Z”改为“おことば”,把“朕”改为“わたくし”。现在有关皇室的报道,都使用简明、朴素的一般敬语形“れる・られる”“お(ご)...になる”等形式。

四、日本的公用文和汉字

所谓公用文指的是国家、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公家机关以及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在职务上做成的文书。公用文大致可分为法文、公文、记录和准公用文。其中法文包括宪法、诏书、法律、条约、政令、省令、规则、告示等。对一般日本国民来说,公用文既是约束他们生活、约束社会的东西,又是保障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下面本文着重从汉字使用规范来探讨和日本国民生活、社会息息相关的公用文中的汉字。

公用文中汉字的使用规范,大致有以下三个。

1.《常用h字表》

2.《公用文におけるh字使用等について》

3.《公用文作成の要I》

伴随着昭和56年10月1日《常用汉字表》的实施,各行政机关拟定公用文时的汉字使用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但在《常用汉字表》的基础上,根据公用文的实际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通知中的《公用文中的汉字使用》成为重要的补充。

参考文献:

[1]孙光.日本汉字表新改革[J].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03).

[2]彭泽周.汉字传入日本简史及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J].当代语言学,1981,(01).

[3]王新潮.关于日本人的姓名[J].外国语学院学报,1980,(02).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定价:38.00 元

有言道:英雄不问出处。然而对于这本《台湾旅游完全指南》的作者、台湾旅游达人陈雅萍来讲,出处不可或缺。

“很小的时候,台北、基隆、高雄、金门,这些让大陆民众魂牵梦萦的宝岛地名我一点也不陌生,外公毕业于黄埔六期,他曾经的校友、学长以及我家的不少亲人至今生活在台湾。”

身为闽南人与客家人的后代,陈雅萍常听长辈们讲:“闽台自古一家亲”。的确,无论文化、风俗、宗教、语言、建筑,两岸都一脉相承。她在厦门大学念书时,出学校后门即是大海,在椰林晚风中可隐约听到来自金门方向的广播,间或有流行歌曲飘来……然而,隔海相望的日子里,陈雅萍只能通过望远镜一窥那茂密植被掩映下的“战地金门”。“我清楚地知道,厦门与金门最近处只有1000多米,鸡犬之声相闻,而漳州东山曾有‘东山陆桥’与澎湖地理相连。”那时的她,多么羡慕翱翔蓝天的海鸟可以自由往来于盈盈一水间。

因缘际会,在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五套节目“中华之声”的编辑、记者后,陈雅萍的工作和生活从此与台湾息息相关,而“不再隔海相望”。由她主持的节目不仅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有数亿听众,更覆盖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澎湖地区,是一个跨越海峡、用电波与真情搭建两岸心桥的窗口。她用心耕耘5年之久的50分钟旅游直播节目“万水千山走透透”,在岛内收听调查中获得排行第一名,在台湾旅界、离岛各界和福建、浙江等大陆地区颇有知名度。

无论是在两岸关系潮起潮落的历史时空下,还是云卷云舒的今天,陈雅萍三次驻点台湾,倍感台湾风光之美、人情之浓、物产之丰饶,处处呈现出精美和用心。她觉得自己的所见所闻值得细细体味、珍藏。因此一本叫做《台湾旅游完全指南》的书诞生了。

在书里,她精选台湾最有特色的景点、最值得体验的旅游方式,推荐给读者。当然最“吸睛”的首推文化与自然之旅,如,博物院、台湾孔庙、台南安平古堡等,而在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等自然风光的描述中,她还会告诉读者如何在哪一个时辰欣赏到最美丽的景致,颇有“醉翁之意”。

台湾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在书中得以呈现,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到陈雅萍对台湾细节的体察入微,比如台北的“西门町”,在她看来“是台北年轻人急于展现自我、希望得到别人肯定和被别人模仿的‘前卫大本营’,也是台北时尚生活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更是台湾流行文化据点的标签和代名词。出入此地的台北年轻人希望用服装的语言去表达他们不仅成熟、又敢撒野的自我魅力。这里所卖的物品并非最高档,但却传达了最新的流行趋势……”

想想看,有这样的描述,不想被人讥笑OUT的人,不动心去探个究竟那才是落伍。

本书像是一个视觉的盛宴,一对一的精美图片向读者展示在当地买什么特产最地道,吃什么最解馋,使读者不论是“书游台湾”,或是实地探访,均可“事前诸葛”,一手掌握台湾资讯。

或许,读者会被这本书花花绿绿的色彩和大量的图片弄得眼花缭乱,但是,台湾其实就这样多彩。这应该是读者去台湾前的“早知道”,而书中见缝插针介绍的“台湾姓氏渊源多”、“机车党与口罩族”、“运将”与计程车、“台湾人的娱乐休闲两不误”等会弥补你对台湾历史、以及市井文化的欠缺。

与此同时,《台湾旅游完全指南》针对大陆游客不同的游览目的,有的放矢,安排相关饮食、购物、休闲等全方位旅游观光和体验内容。还特别就大陆游客与台湾人不同的消费习惯、游览习惯,给出针对性的旅游建议和提示,并且增加了两岸生活俚语、不同用法对比的附录,以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台湾。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散落在我国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承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生态记忆。我国古村落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徽州村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从建筑艺术、人居空间、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保护与开发等方面对我国古村落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古村落旅游开发的重要性,包括李艳英的论文《福建南靖县石桥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策略研究》,她认为,应深入研究村落的生长记忆、空间形态,从点线面等图形关系去研究村落的空间构成,并从中挖掘村落建筑特色、空间等内容。事实上,并非任何一个村落都可以称之为“古村落”的,古村落的“古”,首先,体现在它有五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其次,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建筑价值、景观价值和民俗价值。古村落文化遗产是一个庞大系统的综合体,包括具有历史学、人类学、美学、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遗址和文物等等的总和。

2 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

“古村落是一个功能复合的多文化空间,它承载着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传递着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文化的历时性、共时性的统一,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集合体,也是生产、生活节律活动的承载地”。著名的古村落保护专家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既有物质的部分,也有非物质的部分,古村落就是这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综合体,它既包括了以物质形式凝固下来的“躯体”部分,也包含了大量靠人的言行传承下来的“灵魂”部分。例如,生活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节日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艺术,这些共同形成了一整套的地方风情。由此可见,古村落文化遗产既包含了具有显性化特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了隐藏于物质文化遗产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浮梁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江西历史文化悠久,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而掩盖在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光环下的浮梁古村落群不太为人所知,它主要包括瑶里、东埠、勒功、沧溪、江村、严台、磻溪、桃墅村等这些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古村落。经过千年积淀的浮梁古村落文化遗产类型丰富,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1)最具原真性的景观价值。浮梁古村落历史悠久,数目众多。其中,瑶里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沧溪村和严台村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浮梁古村落大多位于四面环山的自然环境中,陆路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而昌江及其支流又把古村落和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浮梁古村落远离市区,原真性十足。众多村落选址都依山傍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村中一山一石、一桥一水都如同一幅幅山水画,成为美好的自然景观。瑶里古时盛产制瓷原料——瓷石和釉料。所以,瑶里人们早在唐代就开始制作瓷器。有“瓷都之源”美称的瑶里古镇自古以来以瓷为业,发展了制瓷胎釉原料生产、水道运输等产业,至今保留了明清时期兴起的古码头,既有便于人们生活之用的码头,也有供瓷业运输的码头,这些都已成为瑶里古镇的特色旅游风光。此外,浮梁茶文化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至今仍是重要的产茶区。这些茶园和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完美融合,每到采茶之际,茶园都是茶农忙碌的情景,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完美景象。

(2)技艺高超的建筑文化价值。游览浮梁古村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独特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徽派建筑群。由于景德镇地处赣、皖二省交界处,明清时期与徽商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因此,浮梁古村落群深受徽派建筑的影响,至今遗留下来的明清时期徽派古建居多,具有马头墙、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特色。浮梁古村落现存有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一步岭”、“蜚英坊”等牌楼、“三贡坊”街亭和“严溪锁钥”、“朝水门楼”、“张水门楼”等门楼、理学祠、敦本堂、程氏宗祠、汪氏宗祠、张氏宗祠等公共宗祠。此外,民居建筑多是院落式建筑,建筑工艺精湛,雕刻技法更是娴熟。村落建筑中处处可以看到雕刻精美、具有传统吉祥文化寓意的砖雕、木雕和石雕等,装饰性强。这些珍贵的建筑遗存反映了浮梁独具地域性的建筑景观和历史风貌,成为浮梁古村落最具价值的旅游资源。

(3)丰厚的民俗文化价值。浮梁古村落内,许多居民仍过着朴素的农家生活,自给自足,多以茶叶为经济来源,为民俗、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浮梁古村落文化底蕴丰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颇多,包括优美的民间传说、保留完整的姓氏族谱、浓厚的景德镇地方语言、著名的瑶里山歌、采茶歌、婚嫁习俗和节庆风俗等。例如,严台村的村名就有一个传说。相传东汉名士庄光因远离政治,避光武帝名讳,改名为严子陵隐居于此,与山水为伴,过着耕读和富春桥垂钓的生活,古村因此得名严溪。严台村在古代是茶叶贸易的中心地段,在景德镇瓷器艺术土壤中产生的茶文化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瓷茶文化。其中,“天祥”茶号工夫红茶曾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太平洋地方博览会上获“巴拿马金质奖章”和奖状,其制作技艺堪称一绝,这些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深入挖掘。

(4)独特的茶文化价值。浮梁产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代,是中国名茶和贡茶的重要产地,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瑶里镇被誉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严台、桃墅和潘溪均也是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古村落,生产茶叶的茶园占地面积很大,村民仍在进行茶叶种植和经营。浮梁茶文化影响下的种茶、采茶、品茶等作为特色旅游资源,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2004至今,景德镇已在浮梁举办了九届“景德镇·浮梁茶文化旅游节”,以茶文化为契机,带动浮梁古村落当地的瓷文化、茶文化、民俗旅游项目的发展。古村落如同一 个博物馆,包容性强,旅游价值极高。因此,浮梁古村落的开发势在必行,目前,瑶里古镇已形成特色旅游景区。但是,开发的前提是保护,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与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共同承载着古村落的历史记忆,我们只有在保护中适度开发,才能够保留这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原真性的生活习俗为我旅游所用。

参考文献:

WALSH K.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London:Rout-

Ledge,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