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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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中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这样一些思想范畴或德目是不是中韩日三国儒学史上比较有共同性的内容呢?我们首先从中国儒学谈起。从《四书》和《荀子》来看，从汉儒到宋明儒，其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等等。
据《论语》所记载，孔子与门生讨论的中心话题，主要涉及仁爱、礼乐、信义、孝悌、忠恕、恭敬等等。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中105次涉及道德标准；“义”字凡24见；“礼”字凡74见；“知”字中含“智”义者凡25见；“信”字凡38见；“孝”字凡19见；“弟”字中含“悌”义者凡4见；“忠”字凡18见；“恕”字凡2见；“恭”字凡13见；“敬”字凡21见；“圣”字凡8见，其中4次为“圣人”。概而言之，孔子的价值观围绕“仁”而展开。儒家的主张十分平易合理，例如从亲情之爱推己及人。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行仁从其根本开始，根本则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仁爱之心，从爱亲人开始，继而推广开来。按孔子的看法，仁爱是礼乐文明的内核、主旨。离开了“仁”，礼乐则可能变为形式。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按曾子的理解，是“忠”与“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亦即“仁”的一体之两面。“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之心。“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实践仁德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围绕“仁”的范畴、德目，还有：恭、宽、信、敏、惠等。
新近讨论的热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资料----表明，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继承前哲，创造发挥的圣、智、仁、义、礼、忠、信、敬、慈、孝、悌、反己、修身、慎独等观念，至迟在战国中期已流布并影响到荆楚之地。如<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尊德义>肯定“尊仁、亲忠、敬壮、归礼”，<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与后世儒学略有不同的是，<五行>的作者提倡“听德”、“视德”，前者为“聪”，后者为“明”，强调“圣”、“智”二行。所谓“圣”，是闻而且知君子之道。所谓“智”,是见(视)而且知贤人之德。闻知、见知都是体验之知。不过，这些篇目都强调，“仁爱”是亲爱亲人的推广。<五行>：“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1]“攸”在这里是“进”或“继”的意思。
原始儒家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二者可以互补。<语丛>中的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又以丧为仁之端。“丧，仁也。义，宜也。爱，仁也。义处之也，礼行之也。”“爱亲则其方爱人。”[2]<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3]<语丛一>：“［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4]以上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实为非常值得肯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六德>对夫妇、父子、君臣三伦六位的规定，强调各行其职，对内讲仁德，对外讲义德。“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5]在这里“立”字即“位”字。<语丛一>视君臣关系为朋友关系。<语丛三>认为，臣之于君，“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6]以上可以视为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敬妇顺的原型。在君臣关系上，既有很强的血缘情感,又体现了士人的自由精神，不悦可去，不义弗受。
郭店儒家简在总体倾向上以仁爱为中心，并举仁义，视仁、义为忠、信的实质与目标，视忠君、爱民为孝、悌之拓展，视敬为礼之内核。孝悌、忠信、礼敬都与仁义有关。只是未能如《中庸》、《孟子》那样强调“诚”。但郭店简强调了“信”，“诚”是“信”的发展结晶。
孟子强调仁义内在，肯定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价值源自本心，而“天”则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他把心、性、天三者统一了起来。受子思思想的影响，孟子更强调“诚”这个范畴。“诚”是真实无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天”的一种虔诚、敬畏之情。孟子主张启导人内在的良知，并把它扩充出来。荀子
隆礼，主张“化性起伪”，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社会规范、国家刑罚，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荀子认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在后天努力的结果；采用导情、化性而起伪的方法，强制性地让人们以理性支配感性，则可以使天下出于治，合于善。荀子也肯定人有智能，可以向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成就自己。“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孟子讲“性善”，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内在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荀子讲“性恶”，指人并非生来就有礼义，要靠后天的教化、习得、训练，方能成功。在社会观上，荀子主张礼、乐、刑、政的配合；但在价值观上，荀子仍然极大地肯定了“仁义”。他指出：“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王引之注：‘人’，读为‘仁’]，横[王引之注：‘横’，读为‘广’]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详’，通‘祥’]；横[广]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荀子·修身》）又说：“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荀子·儒效》）可见，荀子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由君子实行。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礼乐又调节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个人的人格境界，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使社会人群，既有区分，又相融和。
宋明清儒的价值导向，仍围绕“仁”而展开。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仁说》指出：
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
朱子在该篇特别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批评程氏门人“判然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指出程子所谓“爱情仁性”的意思，应当是“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又说：“程子之所论，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性情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同上）朱熹门人陈淳的《北溪字义》荟萃周溪、张横渠、二程的思想，而折衷于朱子，集中阐述了与宋学思想体系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如性、命、诚、敬、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等等，均为儒家价值系统的重要理念。宋明学术与此前的儒学相比，不仅从人生论上说“仁”，而且从宇宙论上说“仁”，把天地万物的创造性——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来。从二程到陆九渊、王阳明，都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但朱子反对仅仅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仁是体，是爱之理，爱是用，爱自仁出，如果仅仅从体上、理上、根上去说“仁”，则太深太广，使人难以捉摸。朱子从爱上说仁，使人容易进入。[7]
儒家之基本价值在晚明以迄清世，继续得到思想家们的发挥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发出儒家原有传统中的新外王。从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方以智、傅山、唐甄、颜元等一代巨匠直到戴东原，重新阐发原来就蕴藏在儒家传统中，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念中的个体主义、抗议传统、自由精神、重实践重经验的作风等等，使之与社会的变化相协调。这些均可以视为儒学内在性的转进，是儒家学说现代性的先声。
二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儒学传入韩国甚早。韩国儒学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公元372年以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学经典。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朝五百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开科取士，儒生任文官，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很盛。[8]从元朝引朱子学入高丽的是安珦(号晦轩，1243-1306)，时间约在1290年。安珦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齐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9]高丽末、朝鲜初，性理学家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全面推进儒学，使理学在朝野得到长足发展。李穑(号牧隐，1328—1396)以“忠、孝、中、和”四字概括儒家重要价值：
孝于家，忠于国，将何以为之本乎?予曰：大哉问乎，中焉而已矣。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于君，其名曰忠。名虽殊而理则一。理之一即所谓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曷尝有忠与孝哉?寂然不动，鉴空衡平性之体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云行水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体立，则天地位；和之用行，则万物育。圣人忝赞之。妙德性，尊人伦，叙天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岂异哉?[10]
按李穑的看法，“中”为体，“和”为用，“中”为大本，“和”为流行。忠、孝均“中”之理的实现。
李氏朝鲜朝，朱子学大兴，其中著名的有以李幌(号退溪，1501—1570)创立的退溪学派和李珥(号栗谷，1536—1584)创立的栗谷学派，还有曹植(号南冥，1501—1572)、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等学者。在朝鲜时代五百余年间（1392-1910），性理学成为“国学”，成为“政治实践的理念、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探讨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11]
李退溪对儒家核心价值有全面的论述和创造的发展。在其《圣学十图》这一天地、社会、人生的庞大系统中，“仁”是贯通天人的精魂。《圣学十图》的实质是做人，是提升人格境界。退溪借助朱子的<仁说图>阐明四端与四德，以及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关系
。恻隐贯四端，周流贯彻，无所不通。仁包四德，涵育浑全，无所不统。退溪又推崇张横渠<西铭>，以“民胞物与”为仁爱思想的扩大。
李退溪的创造，在提出统合性情与理气的“合理气、统性情”的命题，主张从理气与性情一体性观念，来看待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理解“理发而气随之”的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的四端与“气发而理乘之”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之间的相互渗透的关系。[12]
这里我们且不谈他的心性论。李退溪的政治伦理论以“仁孝”为宗纲。他指出：
窃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之间，含生之类，总总林林，若动若植，若洪若纤，皆天所闷覆而仁爱，而况于吾民之肖象而最灵为天地之心者乎?[……]天之于君所以反复丁宁若是者无他，既以仁爱之责委重于此，自当有仁爱之报惓惓于此也。[13]
然则所谓道者，何待乎他求哉?即忠恕而尽其理，则忠恕即道；即仁义礼智而尽其理，则仁义礼智即道。今以忠恕则云未尽于道，以仁义礼智则难名于道，乃欲别求他物以为道，此则尤非浅陋所及也[14]
故治国本于孝、悌、慈以及于仁让忠恕之属。平天下亦本于三者。[15]
由此可见，李退溪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爱，由仁爱统率仁义礼智、忠恕、孝悌等等。他又格外推崇“孝”，认为“虽然孝为百行之原，一行有亏，则孝不得为纯孝矣。仁为万善之长，一善不备，则仁不得为全仁矣。”[16]“人有孝思，百行之则。苟能竭力，未学谓学。”[17]退溪弟子柳西涯甚至认为“忠孝之外无事业”。
此外，与朱子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一样，退溪也格外重视“主敬”。持敬是修养工夫，《圣学十图》在一定意义上又“以敬为主”。李退溪说：“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学、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其为之之法，必也存此心于斋庄精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处，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18]
南冥、栗谷等李朝儒学大师都重视“敬义夹持”，强调敬体义用，敬内义外。“持敬”本是“心”的工夫，即“心体”之用，或“心体”的呈现，因此又成为“义外”之体。按体用不二之说，“持敬”则“义”存，当“义”则“敬”在。[19]按，栗谷极为重视“诚”，认为“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20]受《中庸》思想影响，栗谷主张，以“诚”为心之本体，主宰人心，变化气质。栗谷认为，《中庸》之“诚”既为本体又是功夫，此“诚”可以贯通《大学》之“明德”、《论语》之“仁”、《孟子》之“心”。栗谷之《圣学辑要》是其主要的思想体系，其主旨即为“诚”。他说：“仁为《论语》之体，而为学者之先务焉。心为七篇之主，而为学者之标的焉。”“仁者，吾心之全德而万善之长也。心者，吾身之主宰而性情之统也。非诚无以存天理之本然，非敬无以捡一身之主宰”“天有实理，故气化流行而不息。人有实心，故工夫缉熙而无间。无实心，则悖天理矣。”“志无诚则不立，理无诚则不格，气质无诚则不能变化。他可推见也。”[21]栗谷思想强调以诚实之心论实事、实功、实效，切近社会政治和民生问题，开启了“实学”思潮。朝鲜中后期的经世实学思想，对朝鲜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实学思想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返归孔子、六经四书，求其古义本旨，认为君子之学，半为修身，半为牧民。他主张，性理之学应为践形之学，应重视国计民生、礼乐刑政。[22]茶山批评、修正程朱理学，一方面以“天”“上帝”代替理学的“理”与“太极”，强调儒学的宗教性，另一方面把“仁”解释为“为”，即通过行为而实现价值目标，使儒学适应新的时代变化。
综上所述，韩国儒学主流学派对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是相当尊重的。他们对此有全面的领会、发挥并身体力行，尤其对“仁”、“孝”、“敬”、“诚”等德目有所偏重。韩国儒学思想家在对中心观念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适应时代变化，赋于新的涵义，其实学的发展具有现代性的萌芽。
三日本儒学的中心观念
儒学传入日本约在五世纪初。[23]日本早期儒学的主要内容是“德治”的政治理念。日本系统引进儒教是律令制时代的事。日本于七世纪形成律令制，以隋、唐律令及汉、唐经学为主要范本。最早将儒学渗透到个人修养和信仰领域的是圣德太子。他于603年12月制定了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命名的《冠位十二阶》，次年4月又公布了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宪法十七条》。这里有了“忠于君”、“仁于民”、“以礼为本”、“背私向公”及“仁政”的内容。日本人以前并无“孝”的观念。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是奈良时代(710-784年)的事。奈良、平安时代，“孝”道已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在社会上层还展开了有关“孝”之意义和“孝”与“忠”之关系的讨论。720年，元正天皇下诏：“人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24]
律令制时代国家儒学主要以五伦为内容，特别强调“父子之亲”(父子天合)和“君臣之义”(君臣义合)。当时在贵族中间爱好汉文、汉诗蔚然成风，其中流露出忠孝、公私孰为先后的思想矛盾。《经国集》第二十卷所载主金兰的回答，已经有了忠为公、孝为私、忠先孝后的意识。他说：“别或有背亲以殉国，或有弃私以济公。[……]在于父便以孝为本，在于君乃以忠为先。探今日之旨，宜以忠为先，以孝为后。”[25]这就为尔后幕藩国家的儒教思想家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儒学大盛。朱子学兴起，门派甚多，而且逐渐官学化。此外还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等。
日本朱子学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在讨论忠孝矛盾时说，“君有重于父母时，父母有重于君时”，但在评论孟子关于舜帝之父瞽叟杀人的处理方法——舜必弃天下背父潜逃时，则认为“舜虽云孝行而爱父，不可以私恩而破公义”[26]。这样就把“公义”作为天下国家，而把“私恩”作为父子关系来加以理解。林罗山把忠孝关系约化为公私关系，将其对立起来。日本朱子学以“公”为普遍性道德律，以“私”为任意望，逐渐发展为“忠”绝对优于“孝”的观念，进而成为主导幕藩国家伦理方向的思想。这比较适合于地域领主型的日本社会。“忠”遂成为日本武士道的精髓。
日本阳明学开创者中江藤树(1608-1648)把“孝”则放在“忠”之上，乃至放在一切道德之上。他认为“孝”是人类根本的良知，如果泯灭了“孝”心，即丧失了良知，失去
了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在“公义”与“私恩”的矛盾面前，中江藤树认为，感父母养育之恩的“私恩”较“公义”更为重要。中江藤树以“私恩优位”来批评以“公义”为准则的伦理秩序。他还提出依“时、处、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权道”论，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变易的历史观。他的思想反映了市民阶层要求改革社会的价值诉求。[27]
朱子学的另一派首领山崎闇斋（1618-1682）强调孔子仁学，彰显朱子仁说，并著《仁说》与《仁说问答》。他受到朝鲜李退溪的影响，在《仁说问答序》中说：“盖求仁首先在于理解名义，体认其意义意味，其次在敬、恕上下工夫、致力于克己复礼，则可得矣!此为朱子教人求仁之本意也。[……]读《论语》、《孟子》书并反复熟读，则仁之慈味亲切意思精微处诚可领会也。”[28]闇斋重视朱子所说的‘爱之理’，认为‘爱之理’就是‘心之德’的精义和慈味亲切处，认为朱子以后宋、元、明诸儒没有人理解其中真意，甚至连退溪的《圣学十图》也没有说清楚。程、朱以仁为理，以内在于人的理为性，强调性的纯粹与尊严，因此认为性、气之间具有体用关系。闇斋把“仁”解释为“生之性”、“未发之爱”，主张生与性一体，仁与爱一源，因此只要能体认仁，仁就充满慈味亲切。与朝鲜朱子学者一样，闇斋也讨论了敬与义的关系问题，批评了程、朱。关于敬义内外说，崎门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阿部吉雄在《日本的朱子学与朝鲜》一书中，拿闇斋与李退溪相比较：李退溪重视个人修养，偏重理气心性的哲学思考，将学问之道归纳为学、思、敬；闇斋则重视日本人伦秩序社会的建构，积极参与社会，将学问之道归纳为知、行、敬。(这里有具体情况的限制，李退溪的时代士祸甚炽。)总之，他们相对重视“敬”。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及伊藤东涯（1670-1736）父子等都主张回到孔、孟，强调“仁”与“诚”这两个重要范畴，当然也重视“义、忠、信”等。日本儒学的古学派是江户时代重要的一个学派。他们不仅坚持汉唐注释，由之探讨孔、孟真意，而且也努力从社会现实生活的规范及社会组织中找到孔、孟之正理。这样，古学派非常重视现实，重视人性修养，重视经验知识，重视民间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29]
山鹿素行批评宋明儒学和日本以“敬”为中心的禁欲主义，指出：“仁者人之所以为人，克己复礼也。天地以无而行，天下以仁而立。颜子问仁，夫子以纲目答之，仁之全体大用尽。仁者兼五常之言，圣人之教，以仁为极处。汉、唐儒生，以仁字，其说不及；至宋儒以仁为性，太高尚也。共不知圣人之仁。汉、唐之蔽少，宋、明之蔽甚。仁之解，圣人详之。仁对义而谓，则为爱恶之爱。仁因义而行，义因仁而立，仁义不可支离。人之情爱恶耳，是自然情也。仁义者，爱恶之中节也。”[30]这就对宋明性理之学有所松动，而回复到孔子之仁，即不脱离性情的仁爱思想。他把“诚”讲成人情之不得已，如好好色，欲美食等。当然他也反对情之过度，此亦为不诚。关于忠信，山鹿素行说：“忠者为人谋而不私于身也，信者悫实而不欺也。忠不私，信不欺。忠就心上说，信就事上说。忠以事君长，信以交朋友。圣人之教在忠信。”[31]这就是他的仁义忠信观。
伊藤仁斋背离朱子而回到孔、孟原典。其《语孟字义》全面复兴孔仁孟义。伊藤仁斋的堂号与思想，有一个由“敬”到“仁”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严重的心灵搏击与意义危机。他要把儒家学说拉回到人文世界、世间伦理，这是他由“敬”到“仁”的本旨[32]。他对《孟子》的解读，也抖落其超越性，主张“道在俗中”，从“人事”中觅“天理”，与晚于他一百年的戴震若合符节[33]。他说：“圣人之道，莫大于仁，莫要于义。”“孔门学者，以仁为其宗旨”。“仁义二者，实道德之大端，万善之总脑。”“慈爱之德，远近内外，充实通彻，无所不至之谓仁；为其所当为，而不为其所不当为之谓义。”[34]又说：
仁者，性情之美德，而人之本心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而所谓仁者，又得夫天地生生之德，以具于心者也，其本以爱得名。而众善之所由而生，即所谓不忍人之心，而能充能大者此也。盖尝以仁者之心观之，仁者其心以爱为体，故能与物同体[……]此仁道脉络相因，而莫不皆从爱出也。[……]故仁之为德，一言以蔽之，曰：“爱”而已矣。[……]夫浑然与物同体，仁也。施物各有差等，义也。[……]是故求圣人之道，莫大于为仁，而为仁莫切于爱人，爱人莫先于孝亲，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学者其识诸?[35]
伊藤仁斋实对先秦、宋明儒之“仁爱”思想作了一个大的综合，肯定其爱意、生生之德意。他强调仁者以爱为心，这也是一种自然之性情。他也肯定“忠信”，认为这是为学之根本，是学者不可改易的原则。他对智仁勇，对仁义礼智都有发挥。
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都强调“诚”。伊藤仁斋认为忠信和诚的意思相近，即“尽己心朴实实行去”。他们都反对雕凿伪饰，而主张带有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感情之升华。在江户时代后期，“诚”逐渐上升为道德的根本，幕末志士更是大讲“诚”与“至诚”。
在江户初期，林罗山与他的老师藤原惺窝(1561-1619)是非常肯定“敬”而且把“敬”与“诚”并提的。他们主张“诚”、“敬”可以合为一体。林罗山甚至把“敬”解释为“主一”、“不二”之意，即“此心不二”，专主一人，专注一事。这适应了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开辟江户时代的需要。林罗山强调身分、名分、职分、上下定分、君臣父子之分，建立武士阶级基于身分观念的阶位制的伦理纲常。然而到了江户末期，志士们接过古学派的“诚”来代替“敬”，要求外部社会与个体愿望相一致，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由“敬”至“诚”的变迁，表明了伦理观念随时代不断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敬”的观念，以及“自敬”、“敬人”、“敬事”、“敬业”意识的提倡，而且与“忠”、“信”、“义”、“耻”、“知耻”等等道德观念相结合，使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了适应于自己社会与民族的素质，例如武士和国民的忠君敬上精神等，这自然增强了日本民族与政治的凝聚力和整合力。[36]这些心理、精神因素都积淀下来，由此也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正负面的后果。
日本儒学史上对于“仁爱”思想的重视和新释，关于“诚”与“敬”、“忠”与“孝”、“公”与“私”的争论，有
着具体的复杂的语言背景、文化场景和思想内涵，需要作具体的分析。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说日本的伦理体系根本排斥“仁”，从未接受过这一道德观念[37]，这种说法至少在精英层上是不确当的。我们似不能太过相信本尼迪克特类似的论断。她当时并未到过日本本土，亦未读过日本精英的著作。以上粗浅的描述，旨在说明某些价值观念成为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主导观念，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选汰某些观念，或者某一观念内涵的流变，都是正常的。
四东亚儒学与现代化
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例如我们前面说到的中、韩、日三国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即是内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价值理念有关。实际上，例如徽商、晋商等等的商业行为中，都有儒家价值、儒家伦理的渗透与融和。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骨子里恰恰是入世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调适，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外，更深层次的即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的转化。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伦理价值观各有偏重，有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沟口雄三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认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他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理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38]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日传统的“公”“私”观有相同的一面，例如山鹿素行就把对国家、天下、人民尽力，视为最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忠”——“公”。[39]这就与沟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的“公”的观念十分相近。中国的“公”的观念也并非如沟口先生所说，是没有层次性的。沟口先生又说，日本“忠”强“孝”弱，宗族血缘关系薄于中、韩，亦是契约关系和商业伦理的又一生长点。这当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实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树等。特别是，“孝”的意识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与香港等地的经济起飞中，亦成为一种助缘，对家族产业也起过一定作用。此外，传统中国注重相互扶助而不是竞争，警戒“恃强凌弱”和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均富情结，虽不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但仍然可以作为协调当下和未来社会的利益分配，求得社会公正的一种支援意识。沟口先生在前引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新的社会体制往往更加受到以往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条件下，过去成功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衰落的因素，过去不利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有利的因素。传统伦理、道德条目、社会观念对于特定时期、特定条件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活动的、相对的。这些论断不仅没有排斥东亚儒学共同的价值理念，反而说明流变、相对、特殊之中仍有其常住、绝对、普遍价值。
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关于德川宗教的研究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他说：“存在于德川时期的中心价值系统在现代依然起着决定作用，也许是以更加强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将作为各个阶级的身份伦理而起作用的中心价值系统应用于现代，证明是十分有利于处理每个阶级所承担的新的经济责任。”[40]贝拉关于中国的整合价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视政治或达到目标为特征，中国伦理是普遍主义的，日本伦理是特殊主义的等等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体分析了德川时代的中心价值，预先指出了这些价值在日本现代化道路与过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丸山真男曾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41]
我们倒不必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得出“中国重仁、韩国重孝、日本重忠”[42]等类似的结论。我想说明的是，在中、日、韩诸国的价值系统中，各种价值固然不是平列的，但也并非没有整合起来。如前所述，“孝”的价值及忠孝之关系在日本儒学史上就引起过多次讨论，“孝”作为次一级价值，仍然起着作用。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中，民间社会的儒家伦教的积淀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小传统，与儒家精英、文化大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认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仁爱是人
性之本然，中、韩、日诸前贤大儒均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即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亦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沟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面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作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为企业、商业、职业、环境伦理，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伦理缺乏信念的支撑，也缺乏深度、累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
在天道性命贯通的思想背景中，东亚价值潜含有宗教精神，即超越的理据；同时又是圣凡合一的。礼乐伦教在东亚传统民间社会、民心深处有极大的渗透力。以人的道德责任而不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为依凭，对现世的重视，足以显示“仁学”的力量。限于篇幅，这一方面的思想不可能在此深论。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儒家的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
注释：
[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年5月第1版，第150页。
[2]同上，第211页。
[3]同上，第157页。
[4]同上，第197页，3-5行。将第77、82、79三简重排形成此句。《礼记·表记》：“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又，郭店简关于仁、义的界定与《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相一致。
[5]《郭店楚墓竹简》，第188页。
[6]同上，第209页。
[7]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1年2月第3版，第75-78页。
[8]详见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5月第1版，第179页。
[9]《晦轩集·谕国子诸生文》，转引自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2年4月初版，第274页。
[10]《牧隐文稿》，大东文化研究院本，卷十，第877页。
[11]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5年7月初版，第2页。
[12]参见张立文主编：《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9月第1版，前言，第13-14页。
[13]李退溪：《戊辰六条疏》之六，同上注，第151页。
[14]李退溪：《答金思俭希禹》，同上注，第301页。
[15]李退溪：《答李平叔》，同上注，第462页。
[16]李退溪：《戊辰六条疏》之一，同上注，第123页。
[17]李退溪：《中训大夫李公墓碣铭》，同上注，第515页。
[18]李退溪：《进圣学十图劄》，同上注，第4页。
[19]参见汤一介：《读〈南冥集〉所得》，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5月第1版，第77-78页。
[20]《栗谷全书》，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汉城，1958年影印本，第479页。
[21]同上，第1109-1110页，464-465页。
[22]参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第480-486页。
[23]这里采用了王家骅的观点，见王氏：《古代日本儒学及其特征》，《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吉林大学出版社，长春，1996年6月第1版，第2页。
[24]以上参见王家骅文，同上注第7、17、22页。
[25]转引自三宅正彦著、陈化北译：《日本儒学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97年9月第1版，第8页。
[26]同上注，第86页。
[27]参见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5年10月第1版，第28-30页。
[28]转引自冈田武彦：《山崎闇斋》，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87年10月初版，第49页。
[29]参见张鹤琴：《日本儒学序说》，明文书局，台北，1987年10月初版，第57-58页。
[30][31]《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田原嗣郎等校注，岩波书店，东京，1976年8月版，第343、344页。
[32]参见杨儒宾：《人伦与天理――伊藤仁斋与朱子的求道历程》，载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1999年6月。
[33]参见黄俊杰：《伊藤仁斋对孟子学的解释：内容、性质与涵义》，载黄氏主编之书，同上注。
[34]《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吉川幸次郎等校注，岩波书店，东京，1979年10月版，第143、130、128页。
[35]同上，第277-278页。
[36]参见盛邦和书，同注[27]，第66-67、21页。
[37]本尼迪克特：《与刀》，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7年，第100页。
[38]详见沟口雄三：《日本的近代化及其传统因素：与中国比较》，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台北，1998年；《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2月号，总第21期。
[39]参见三宅正彦著、陈化北译：《日本儒学思想史》，第31-32页。
[40]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8月第1版，第228页。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2篇
韩国政府一向注重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后，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早在1998年，前总统金大中在就职仪式上就明确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政策，要把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把文化经费的预算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之后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计划方案。并且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积极培养人才，定期选派优秀人员出国深造学习，鼓励人才交流，组织国家间的合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网民的数目急速攀升。网络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之后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互联网信息量大、资源共享的特点也成为文化产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各种韩国的电视剧、娱乐节目、演唱会等都可以很方便快捷的在网络上找到，随时可以观看。各种电子产品、音乐唱片、服饰、化妆品等很便捷的可以在网络上订购。网络还给喜欢韩国偶像明星的网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各种明星论坛、贴吧方便粉丝之间交流沟通。粉丝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明星的动态。粉丝还可以通过网络召集组织各种相关活动。网络成为了“韩流”传播的重要途径，起到了助推力的作用。
2“韩流”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
2.1青少年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一般观点和根本看法。价值观在社会、个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人们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幸福与不幸等都与价值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任何社会、个人的生活都是在其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失去价值观指导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也就不是真正的生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价值观总在人们的思想中，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评价、选择和行动。人类的生活正是有了价值观的指导，才使生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才使人类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区别开来。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化培养起来的，家庭、社会、所处工作环境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个人价值观有一个形成过程，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累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个人价值观念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势。青少年时期在发展上是过渡期，在生活上转变期，同时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价值观具有不稳定性、可塑造性。一个人的价值观从出生开始，是在社会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证明，个体价值观系统发展需要依次经过原始水平、因循水平和理念水平三个阶段。①只有到了理念水平，才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念系统，价值观的特点和类型也基本上稳定下来。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即将形成的时期。正是由于青少年价值观的不稳定行，他们的价值观又具有一定超前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接受新鲜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要比其他群体强很多，其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他们乐于去接触新鲜事物并去尝试。
2.2“韩流”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
2.2.1价值观世俗化和功利化
我国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这些教育通常过于呆板，理论知识太过生涩，青少年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更谈不上主动的去学习了。而“韩流”时尚化、生活化、大众化的特点使得很多青少年乐于接受，并得到很多青少年的追捧。当青少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星上时，当青少年更愿意选择观看韩剧和韩国娱乐节目时，青少年的社会观呈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色彩，价值观念向个人本位偏移，更多的关注自身的需要。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随之开始滋长。“韩流”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费文化，其文化产品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商品。当代的青少年正从思想先锋转化为时尚先锋。韩流明星的时尚穿着、韩剧中奢华的物质生活场景、韩流中风行的化妆整容，这些容易引导青少年过多的注重外在，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忽视内在的积累和沉淀。消费意识在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消费行为再清晰不过地体现了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
2.2.2盲目追星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随着“韩流”在我国的传播，多才多艺且时尚前卫的韩国明星在我国也迅速走红，成为了青少年喜爱的对象。对于明星的喜爱无可厚非，但是凡事都需有度，一旦过度追星，就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的青少年追星、对明星的追捧到了痴迷的程度，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明星的贴吧论坛，关注明星的动向；到韩国去看明星的演唱会、见面会，到偶像所在的经济公司蹲点；为偶像的生日、演唱会、影视作品的拍摄等活动集资应援，等等。这些疯狂举动的背后反映的是青少年不成熟的价值观。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去追星，有的甚至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2.2.3韩国歌迷中流行的“Anti”文化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英文中Anti作为名词的意思为反对、反对者。在韩国，Anti演化成为反明星的意思，那些反明星的粉丝称为Anti-fan。Anti组织的流行是韩国娱乐圈的一种特有现象，明星一出道，Anti网站也就随之建立。韩国网站也经常设置Anti-fan的投票，调查明星Anti-fan的数量。那些人气越高粉丝越多越疯狂的，同时Anti-fan也就会越多。韩国的Anti-fan做出过很多疯狂的行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韩流”在我国传播时，这些畸形的Anti文化也随之传播过来，对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如果说“应援”是教人去爱，那么“Anti”则是教人去恨。我国的一些青少年在这些不良文化的影响下，甚至也组织了一些反明星的活动。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Anti文化将会给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成为青少年价值观中的一颗毒瘤。
3结语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3篇
1．家庭早期教育中实施的公民价值观培育优越于学校价值观培育首先，优越于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指幼儿园、小学有意识对学生的公民价值观进行的培育。相比而言，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自由的、随机的、渗透性的，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材，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涉及到过多的教育对象。而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则与此相对，有固定的教学大纲，固定的教材，固定的教学目的，固定的教学场所，固定的教学时间，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功利性和明确的规定性。因而前者更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其次，优越于学校晚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学校晚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指中学、大学有意识对学生的公民价值观进行的培育。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具有启蒙性和基础性，人之初好似一张白纸，其大脑处于一片空白，对于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亲和性的家长导入的主张、思想、观念，幼儿及儿童可谓是全盘吸收，由着家长引导塑造。相反，学校晚期价值观培育难度较大，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一个自主意识、独立意识越益增强，一个大脑里已有一定价值观的学生，如果学校输入的价值准则与其自身已拥有的不一致，其接收的排斥性可想而知。可见，早期教育没有受到良好的价值观启蒙，以后的学校价值观培育效果不是很理想。
2．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孩童时期是孩子学习的最佳黄金时期，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日本学者木村久一曾提出过儿童的可能能力递减法则，他说:“生来具备一百度可能能力的儿童，如果从一生下来就给他进行理想的教育，那么就可能成为具备一百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五岁开始教育的话，教育再好，也只能达到具备六十度能力的成人。到十五岁时教育就会剩下四十度。”［2］242印度“狼孩”卡玛拉的学习案例有力的证明了越早接收早期教育、越早受到早期价值启蒙越好。
3．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和社会的发展较之宗教对西方人的思想、行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则更多地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孟子讲“国之本在家”，黑格尔认为中国“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3］113。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重视家庭，对家庭怀着宗教般的情感，犹如西方人信奉上帝”［4］18。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可见，综合了家庭成员之间思想的、感情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诸方面因素的家庭对中国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幼童时期，正是幼儿及儿童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正、负方面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由此，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后备军的孩子也决定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从家长与公民价值观的关系而言，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部分家长(如隔代教育)不了解价值观为何物，不知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不知道价值观形成规律，无从谈起对幼儿及儿童的价值观教育。二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不认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在目前的社会变革期，部分家长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困惑，诚实正直还是投机取巧，宽容友善还是以直抱怨?他们既希望孩子诚实正直、宽容友善，又害怕孩子长大后吃亏上当、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因此，不自觉地给孩子灌输“不与陌生人说话”“资源有限，竞争无限”等价值观。更有甚者，自己的价值观已完全沦落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自由等，仍振振有词的灌输给孩子。三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认可，但重视智育教育而忽视价值观教育。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第一起跑线上，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智力方面，而对成长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非智力方面，如价值观、人格等方面重视度不够。
(二)从家长的教育方式来看，存在三种错误的教养方式
一是溺爱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千依百顺、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二是放任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由于一定的原因(或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或因无意识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不管不问。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散漫，冷漠，长大后很难形成友善等价值观。三是权威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认为教育孩子是私人的事，全凭自己的意志教育孩子。这种方式容易出现“不打不成材”“虎妈”“狼爸”等现象，易使孩子敌视他人，仇视社会。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的错误培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如果要对以上的错误教养方式进行总结，可以将“家长要求孩子采取某种行动或者要求孩子听话”归纳为以下的教养逻辑:一是简单的说理;二是在说不通的前提下，权威地单方面下命令下指示;三是仍然说不通则是告诫、警告、恐吓或引诱;四是也即最后一步是歇斯底里的打骂等惩罚，如面壁，关小屋子，或拳脚相加等。错误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及儿童公民价值观的培育负作用相当大。在此，简单列举两种具体的方式加以说明。第一，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以编恐怖故事的方法对之进行连哄带骗的警告恐吓。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诚信感，家长不是将孩子作为平等的主体尊重他，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是连哄带骗，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不诚信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撒谎心理，离公民价值准则之“诚信”渐行渐远。第二，在溺爱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小心头部撞倒了桌子等哇哇大哭，家长习惯性的安慰，“我们打这个桌子，是它不乖，该打该打，不哭了啊……”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友善感，家长的这一举动不是让孩子查找被撞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别物。别人、别物如果有对不起地方，那么一定要“讨回个公道”，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怨气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报复心理，与公民价值准则之“友善”相去甚远。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的观念和原则
(一)家长要形成正确的“三观”
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对个人、社会、国家均至关重要。但家长、学校、社会、乃至政府对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家长自身。因而，政府、社会、社区等有义务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加强立法，加大家庭早期价值培育重要性宣传，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家长培训支持体系等，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三观，指导家长正确实施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
1．正确的孩子观。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孩子是逐渐成熟的具有一定依赖性的相对独立主体，具有平等的人格。家长应站在孩子的角度认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重视他们的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和各个年龄段的成长规律。
2．正确的家庭教育观。首先家长要树立教育责任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一个做父亲的，当他生养了孩子的时候，还只不过完成了他的任务的三分之一。他对人类有生育人的义务;他对社会有培养合群的人的义务;他对家有造就公民的义务。”［5］23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方法观。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栽花的人，先要懂得栽花的方法，花才能栽得好;养蜂的人，先要懂得养蜂的方法，蜂才能养得好……难道养小孩子，不懂得方法，可以养得好吗?”［6］8663．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家长通过学习不仅能了解、认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还要结合自己的家庭特色，将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融入到家庭日常生活中，形成家庭成员潜意识地遵从的健康家庭价值观。(二)家长要坚持四个原则1．主体性原则。在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中，受教育者是幼儿或儿童，家长虽是主角，占引导地位，但不是主体，孩子才是真正的教育主体，而且是平等的主体。所以应坚持主体性原则。个体具有亲我的倾向，易接纳“我”而排斥“他”。家长在价值观培育中不得硬性灌输，而是以孩子认同为前提。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的模式进行价值观培育:接纳孩子的情绪赞同孩子的观点从孩子观点出发让孩子主动归谬孩子自身否定其原有错误观点家长协同、引导孩子建构正确的价值准则。2．一致性原则。首先，家长言行要一致，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发挥示范导向作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次，家庭成员之间教育方式、教育观念等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起到此消彼长的作用，让孩子无标准可依、无方向可循，无所适从。再次，情景与教育时机要一致。父母要善于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生活中一旦出现了教育的契机，家长要及时地介入、跟进。最后，行为与结果要一致。在价值观教育中，对孩子的优良品性予以充分肯定并及时给予相应的奖励。反之，对孩子的不良品性要予以艺术的否定并及时的给予相应的惩罚。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4篇
对于当前社会的现实，其实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历史发展、文化气息特点等哲理体系因素密不可分，更与在那长时间处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科技科研都十分匮乏的现实社会落后息息相关。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其怎样改朝换代，孔孟之儒，老庄之道，诸子百家的哲理与思想贯穿其中，影响至今。尤以儒理之风更盛。囊括概之，中国哲学思想我认为更贴近于入世之说。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在相对缺少物资的农耕经济社会时代，普通大众更加注重于人伦与世务，在哲人世贤的思想与价值体系中关注更多的是社会而非宇宙。人们谈得更多的是政治，讲得更多的是道德，行得更多的是仁义礼智信。普通平凡之人热心于人伦日用，文达贤士更多倾注于礼义尧贤。古时的国人他们顺应自然，遵从自然，人们更多的是停留于现象的总结，而缺少深入的系统研究。人们沉于其自然淳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相对西方而言）。
在古时的中国曾经也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甚至更优于且领先于西方，但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不是受到鼓励，使这些创造发明推而广之，反而认为与世俗相悖，被认为是有违于人伦，被当成是异端邪说，从而导致在应用过程中受到阻挠甚至处罚。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庸思想又致使古人缺少西方那种敢于用科学与宗教神治进行抗争的精神。因而在那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科学技术发展非常缓慢，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形态，以致于物资的相对稀少而平均。当然也受制于君臣之礼，王宫达贵们的物欲横流为世人之遥不可及。所以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所以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完备的制度体系，绝大多数人们都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守纲常，更守得住道德的约束与底线，都能有良知的自我坚守与反省。中国近代，受制于自身千年封建思想桎梏，闭关自守，思想僵化，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一片空白，技术发展与经济状况都十分落后，导致备受西方的，屈于邻国的滋扰和欺侮。人们为了日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他们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甘愿奴役，无心抗争。在一段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甚至出现了君臣不分，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结仇等诸多违古之纲常今之道德的不正常社会形态，这种对知识的不尊重，对科技的不重视，对社会的无纲无常之世风，对整个中华民族和每个国人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带来极其巨大的冲击，于至今天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有深刻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不懈的执行，特别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不断发展，使中国经济步入调整发展和扩张阶段，空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随着信息互联时代的来临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使国人压抑多年的创新创造激情和对财富的渴望爆发与追求，使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的突然来到，使人们始料不及，让人们对价值三观与财富认知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冲击。这种过度的财富聚集与过快过热的经济发展让曾经饱受落后与苦难的民族与国人无所释从。导致人们的价值观与认知过度市场化、经济化、功利化，面对倒在路边的老人、摔倒的小孩，有无动于衷的，有担心做了好事被讹的，因此出现了没人敢扶，没人敢施于援手，即使扶了、救了也要寻找证人证实自己的行为是救人而非肇事者，这些事例在各个城市中早已屡见不鲜。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之下，人们对财富过度狂热和过快积聚而导致道德的沦丧，甚至人性的的泯灭。科学与技术发展催使了经济的大发展，但与之配套滞后的社会制度、保障体系、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使人们的价值认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良知的丧失，信仰、诚与信的缺失造成了人们心态与思想的道德盲区。很多人为了成功，他们可以没有原则，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没有底线。社会形态的不健康，人性的扭曲这总让人感受到莫名失落与无奈。好在我们已开始有所觉解，正在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反思当下社会之形态，反省当下人们之作为。唤不再牺牲环境、呼不再浪费资源，根除盲目大搞形象工程，打破GDP片面崇拜，倡导绿色经济，低碳发展。建立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过去，科学更多地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总结与归纳。时至今日，科学更多地去探索现象，去发现事物本质与内在的规律，更不断加大对未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以至于最终的是开发与利用。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揭示了自然内部与外部大宇宙的本质，用实践与行为诠释真理。当前科技的综合研究与开发利用前所未有，用科技去创造财富已是势在必行，更是势不可挡，而同时科技为我们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依据。财富或许让人心智有所变化，科技却能使人回归自然。人们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去创造无限的财富，也可以拥有与支配的绝对权力。但真正使用的时间与精力总是有限的，没有了科学与技术，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或停滞，在科学与技术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身，也使人明德知事，使我们的内心更加光明，使我们的认知与价值真正回归人性的自然。在当今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当今这个大数据应用时代，对于当下的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突显的特殊阶段，是用文理引之？或以法律束之？给我们有太多的思考。王守仁在一段话中提到：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科技发现事物本质，本质使人了然于心。一个明德明世明了之人既觉解于已，更觉解于社会，其认知与价值观必将超越自我，必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
作者：周世海 单位：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生态系统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6篇
(一)建立网络教育平台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多为90后，他们接触的新事物多而快，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强了这种90后大学生足不出校园就可知晓天下事的能力。由原先的QQ、博客，到现在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运用，大大加速了地球村的发展速度。人们常说:“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青年大学生只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收发一手信息，传播正能量。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作为青年大学生，首先得端正价值观，运用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根据目前的状况，加强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建立网络教育平台，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大学文化机制的创建
校园是一个纯净而神圣的殿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宁静致远的人文精神家园，首先得加强校园景观、物质文化建设，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其次得加强精神文化建设，精神文化的建设承载着一所高校、一个地方的神韵，在树立精神文化、精神理念的前提下，加强校园物质文化、物质景观的建设:校歌、校训、校徽、绿化、景观、书画等等，营造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要突出学生的全面发展，体现素质教育，也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家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个人社会准则层面的。比如举办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朗诵比赛、以“自由•平等”为主题的师生谈心活动，或者是举办以“和谐•文明”为主题的寝室文化评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师生感情，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创建，丰富了90后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三)树立典范，夯实理论研究基础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不能松懈，这种理论教育不能单纯地依靠课堂教学，还需要融入到日常生活教育中。大家都知道，对于课堂的灌输式教学，当代的青年大学生早已乏味，课堂上的抬头率并不高。这并不是说理论教育不重要了，理论教育是基础，只有理论扎实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学校在做理论教育的时候能够改变原先的灌输式教育，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可以通过课堂上的互动、课下的实践进行，可以从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选取鲜活的实例，进行分析评价。比如:通过树立典范，寻找这一素材，作为我们理论课研究的基础，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从我们身边入手，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最美妈妈”、道德模范等等。
(四)落实社会实践
网络的构建、文化的创建、理论的夯实，最终还得落到实处，没有实践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流于形式。作为90后大学生，他们必将走出校门，运用自己的所学做出一番成就，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呢?90后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能力，但是缺乏动手和沟通协调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自身所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让核心价值观流于形式，成为说教的工具。投入社会实践，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参加集体学习培训以及党员的集体生活，参加社区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等，知行统一。在积极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而传承了我们国家的优良风尚，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了自我的思想道德境界。
二、中国梦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价值观探讨
大学生就业难，这个热点话题探讨了多年，但仍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难”的问题。实际上，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就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局部难”。”事实上，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要找到能发挥专业优势、薪水待遇适宜、有大好前途的职位，是很困难，可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却有广阔天地等待大学生去建功立业，一些传统行业和新兴的服务业也期待着大学生的加盟，要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不难。所以，真正存在人才高消费问题的不是全中国，而只是在城市，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大学生就业的实际困难是在人才，高度集中的地方才会出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还需先去解决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问题。
一、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大学生就业选择薪水高、环境好、前景好和机遇多的城市，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某些大学生的就业观或者说是读书价值观未能与时俱进。我们的读书观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的思想。每一个孩子从儿时接收到的教育信息和潜在暗示都是指向地位、财富、荣耀等等，带有明显欲望色彩。孩子从三四岁或者更小的时候起就开始学习这个特长、那个特长，每天背的书包就像压在他们心头的物欲的巨石，背负起为“做人上人”的重担。这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求学观念的根本问题。
教育向城市倾斜。从教材选编、施教者培养方向、教学实施过程到教育效果评定，乃至人人都恐惧的高考及其他一些有关学历的考试，城市人口都占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很多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特点，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绝大多数也是以城市为指向的。农林水院校吸引学生的原因是费用低、分数低。不乐观的前景迫使学校开设一些与本校特色相去甚远的专业，最终，在这种氛围下成长、拥有这种知识结构的大学毕业生并不适合也不愿意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就业。这样，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城市，甚至自愿在城市做个待业青年也不去农村需要的岗位。
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调整价值观培养模式比调整专业和课程结构、改进就业方式、完善就业体系更重要。许多文章都对大学生就业观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当代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态度”最成问题。
当代就业观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在发挥自己能力与才干，同时又能服务于社会的岗位(这一岗位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非固定的)上工作，就是就业。这是一种弹性而广泛的就业。较传统的刚性而狭义的就业具有更大的可变性、可容性和流动性。而择业是建立在就业的基础上，是指在几个就业方向中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指向就是其价值观念的体现。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才市场的需求，都要求毕业生顺应潮流，重新认识、上学、求知的价值，正视各种职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科学的就业观
1,积极竞争的意识和健康平和的心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竞争，大学生应当摆脱被动依赖、消极等待的心态，敢于竞争，变被动为主动。全国每年要有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集中实现就业，这对每一个毕业生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如果没有积极的竞争意识，不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没有主动竞争的思想准备和积极参与应聘的行为，显然是难以顺利就业的。
大学生就业要做好多方面的竞争准备，更应该有个平和的心态，不必急功近利和要求很高的待遇，这种做法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作为求职者到底是追求高工资，还是追求个人发展的机会，用人单位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应届毕业生一定要认真对待选择的第一个岗位，顺利完成从校园到社会的角色转换。大学生特别容易走自信乃至自傲的极端，在稍遇挫折后便走向自卑乃至自弃的极端。在竞争中要努力做最强的，但并不一定是现实中最强的，竞争就意味着有成功也有失败，大学生要注意培养自己平和心度，提高遭受挫折后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失败要认真分析原因，调整择业目标，鼓足勇气，争取新的机会。竞争成功更要平和冷静，且不可骄傲自满。
2、健全高尚的人格和多向流动的选择
大学生不仅要按照自己的理想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自觉追求社会理想，而且也应按照自己的理想能动地改造主观世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大学生更应该自己培养健全的人格，去勇敢地接受生活的挑战。在就业的过程中，大学生更应该讲诚信。大学生应该坚持并努力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要尔虞我诈、相互低毁、弄虚作假。大学生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诚实守信，凭自身的实力，并运用恰当的竞争策略和技巧去争取理想的岗位。
大学生要打破一步到位、终身不变的就业观，改变将稳定作为生活第一要求的人生观。在市场经济时代，一次就业定终身的心理是就业的最大障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资金、商品要流动，人力资源也同样要流动，因此也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毕业生不必急于在短时间内找一个固定的“铁饭碗”，而要学会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随着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毕业生的流动就业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一部分毕业生，特别是部分专科毕业生，不再强求找一个固定的就业单位，而是毕业时将户口迁回生源地，把档案托管在工作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哪里找到岗位就在哪里就业，这也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方便。双向选择的就业模式，增加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选择自，同时也难免出现毕业生想去的单位进不去，用人单位想要的毕业生要不来的现象。因此，每年全国一百多万毕业生，其中有少数毕业生一时落实不到岗位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暂时性待业，大学生都应该正确对待，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观念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自主创业的魄力和终身学习的精神
自主创业是指毕业生不参加传统意义上的就业，通过采取单干、合伙创业等方式，创办公司或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开发、科技服务以及其他经营活动来创造就业岗位，并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就业方式。自主创业给最具创造力和活力的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和深造的“创新之路”。诚然，自主创业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自主创业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家提倡发展私营经济，鼓励自主创业。而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就更应该成为自主创业、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的领头羊。
大学生在求职择业乃至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必须牢固地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这是因为，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现代职业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学毕业生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将会被社会无情地淘汰。大学教育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终身教育中的一个阶段。大学毕业之后的延伸学习和重新学习，对于选择及重新选择职业岗位和取得职业成就，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四、服务基层的责任和投身农村的观念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科教兴国”的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迫切需要大量优秀毕业生投身于农村的广阔天地，传播星火科技，带领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农村的广阔天地也为大学毕业生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创造了条件。如果毕业生只是留在城市就业，那么，就业的路子会越走越窄。从现实和发展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能只靠城市生源，更不能仅在城市就业。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了，也需要并能容纳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求职，更有可能成为新的工作岗位的创造者。黑龙江省提出的“村村大学生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面提供了政策支持。:
五、发挥专长的追求和综合发展的准备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8篇
党员干部是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主体。“万家灯火南网情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以客为尊和谐共赢”是南方电网公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魂”。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浦北供电公司以“支部联建”活动作为公司党委和党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坚定不移地服务党和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积极维护公众利益，主动做好供电服务，在构建覃杰光电网浦北供电公司和谐社会中做表率。该公司成立党员服务队14支，新增支部联建2个，到目前为止与8个地方党支部结对共建，通过与农村、社区、客户等地方党支部之间开展结对共建，进行定期、不定期走访，为客户开展用电服务、节能宣传、答疑解惑、现场办公等志愿活动，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据了解，该公司近年来累计走访大客户300多次，解决企业用电难题30余个。关注五保、低保户等困难群众用电问题，截止于今年6月底，共办理五保户、低保户9315户，累计提供免费电量177.88万千瓦时，春节前后，为低保、五保户等客户赠送节能灯1万余支，检修线路达300多次。通过“真情关爱进社区、安全用电进村屯、电力科普进校园、优质服务进企业”等党员、团员青年“四走进”活动，强化责任，突显一个党员一面旗，实现了企业服务、党建工作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机统一，凸显了社会责任，弘扬了正能量。
二、先进引领让文明之风深入人心
企业即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而人的问题，终归结点是思想的问题。思想决定行动。如何把人的思想统一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该公司紧紧围绕“三个倡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挖掘、收集整理和展示了一批先进团队和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形成系列报道。以“道德讲堂”为平台，邀请身边的先进党员、干部到各个分讲堂去巡讲。通过举办先进事迹巡回故事会、开辟先进典型学习专题网页、榜样面对面交流、各级各类媒体宣传报道、积极向上推荐宣传等形式和途径，广泛学习宣传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管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深入持久地运用典型的力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道德实践。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