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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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篇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基本理论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有其独立特征。比如城市化的特征在于，首先，某一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集中地区，城市持续扩张，农村用地量降低；其次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农业活动的主导经济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出现蓬勃发展；第三，出生率与死亡率一类的人口结构指标出现显著变化；第四，新兴城区规模较小，一般处在城乡交界地带。再比如生态环境的特征在于，首先，生态环境内的各要素互相联结为一个整体；其次各要素的表现多样化；第三，生态环境不断循环，只要合理利用，便能够持续应用，而肆意破坏则会显现出恶性循环的后果。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自的特征研究基础上才能谈及二者的耦合。所谓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意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体系、运动形式利用相互作用关系而出现彼此影响的情况。因此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变动、空间结构调整及生活水平状态几方面同生态环境各要素及特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总和。发达国家污染以后再治理的教训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就是说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及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二者的耦合度研究恰可以为两者兼顾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构建指标体系
一是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对于某一地区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口变迁、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与空间范围扩张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便可以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及空间范围城市化几个方面进行选择，并且全面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准确程度。二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体系，生态环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如水质、土地、大气、生物、资源等皆不能忽略。从宏观上讲，生态环境能够被划分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类别，本文侧重于探讨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协调，因此偏重于社会环境、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具体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讨论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例如可以采取spss软件里面的因子分析法进行城市化水平及生态环境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因子分析法能够按照变量间的有关程度予以原始数据的再度组合，并将其综合为几个有限变量，也就是公共因子。一个公共因子表示一组有关程度较高的最初变量。因为公共因子里面含有了最初变量中的很多信息，故而利用对公因子的再命名和解释，能够从中挖掘到变量间结构及特征，让分析结果更为科学与准确。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借助spss软件，对已经标准化完成之后的数据给予因子分析，得到每一个指标的贡献率，还有它们的累计贡献率，按照累计贡献率提取出前n个因子，当作它们的公因子，接下来按照公因子得分及标准数据，予以综合得分计算。其次应用耦合协调度方法，耦合度即为对系统及要素相互之间影响程度的准确描述，而协调度则意为系统里面耦合协调情况的定量模型。因此这种方法能够对城市化水平同环境承载能力间的协调程度予以描述。按照上述方法分析可以知道，2013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而其部分则相对偏弱，这些耦合协调程度较好的地区，一方面依赖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另一方面也依靠先进的环境保护经验。这些区域需要保持这样的良好发展态势，其发展经验亦值得其他地区加以借鉴。白马港城区的耦合协调度不高，该地区下辖一个市级开发区、一个市级工业集中区，还有两个镇，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而耦合协调度状态不良，则直接说明该地区近些来的快速发展，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滞后，难以同城市化发展相协调，该地区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工作的研究。对比而言，福安市中心城区虽然此前出现过一些环境问题，但是近些年的治理工作做得较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结论和讨论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乡村社会面对城市化的召唤：现状与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总是与乡村社会相关联。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中国的体制下，一种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产生了。“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二是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政府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体制上接纳他们，流动人口也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往往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三是社会认同度差。其一是他们要么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其二是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其三是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1］
与半城市化相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乡村越来越陷入衰败的困境。中国乡村社会受到来自城市的强势挤压，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占有的失衡导致农民强烈的失落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持续扩大，社会政策上的不公平使农民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农民成为没有“劳保”、“老保”的“二等公民”，“孔雀东南飞”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凡此种种都表明，城乡不公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乡村社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应对城市化浪潮的挑战。
二、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基本估计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对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我们有三个基本估计：
1.农村的命运
中国正致力于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国将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政府正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是城市的温床。在未来社会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95％的农村将聚集在数千人口规模的城镇。个别聚落虽然人口规模小，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也城市化了。与“大部制”改革同步，中国近期正在广大农村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将与“大部制”一起，成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实行村庄合并的“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2］
2.农民的命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曾说，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信息化，一是中国的城市化。200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5%，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经济发展的轴心转向了城市。
21世纪工农业差别将趋向消失，二元结构解体，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不复存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们将能得到平等的对待，生存在小城镇的则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在全社会的比例大为减少。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传统农业时代，90％的美国人生产10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而在今天，3％的美国人生产12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茅于轼也认为，“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3］
3.农业的命运
21世纪，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人的生物性需求决定了农业存在的必然性。在三次产业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中国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中国将十分重视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持续多年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努力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
三、乡村社会的诉求和应对
基于上述三个基本估计，笔者认为，在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将非常艰巨。但是只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市和乡村社会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一，发挥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城市化不只是一个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化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结构变动、人口素质提高、城市功能增强、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新型城市化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相融合的城市化，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其显著特征是，在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下，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城市化转型。从我国的国情看，社会经济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发现，这四大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化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4］
第二，搞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县域经济并举。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小城镇。2008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该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48%和58%。在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以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发展上，小城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搞好小城镇建设，要与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产业集群和专业镇为载体，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工业化更多地惠及农民。要从实际出发，选准和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产业结构。要理顺和规范乡镇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财力保障机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第三，要建设现代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相比，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了一个全方位、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第四，要积极推动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城乡协调发展内在包含着城乡制度统一和权利平等的诉求。根据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逐步进行诸项改革：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通过给予农民工准市民待遇到市民待遇的逐渐过渡，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三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5］要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要合理配置城乡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总之，21世纪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趋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彻底改观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区别在未来社会中转化为大中城市和城镇的区别、居民从业结构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春光、王芳.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堪忧.中国信息报，2007.10.10.
［2］中国正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成未来政改新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30.
［3］黄胜利.以更科学高效的方式推进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9.1.16.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水平低
重庆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既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又有特大型城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重庆现辖40个区县(自治县、市)，近3/4的区县属于农业区县。1998年末全市总人口为3059.6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614.03万人，而重庆主城六个区的非农业人口就有222.79万人，是全国有名的特大城市。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入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开始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补课”，城市建设明确了补历史“欠帐”的任务，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现松动。1978年以来，重庆的非农业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庆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长十分缓慢，1998年也只达到20.1％，年均增长0.38％，而全国为30.4％，同期年均增长0.6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据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比较发现，重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1998年重庆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仅为0.53。1998年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6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范围。说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准备阶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发展阶段)。按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来判断，今后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30－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城市化时期的发展速度曾经达到每年分别增长1.6和2.9个百分点。
(二)城镇体系不合理
重庆现有7个建制市，645个建制镇。其中，特大城市一个，即重庆(城)市；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两个，即万州区和涪陵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6个，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为人口在5万人以下的城镇。第一大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为250万，而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市人口仅为30万，首位度达88。目前还空缺人口规模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见，重庆特大城市孤悬，大中城市发展极为滞后，小城镇发育十分缓慢，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极不平衡。重庆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间、各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重庆城市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发育较完善，特别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密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为28.34％，而东部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属于“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11.60％。另外，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规划、设计、“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重庆城镇空间布局还具有典型的线形分布特点。90％左右的城镇是沿境内江河密集分布，这与重庆的交通网络分布和工业布局直接相关。这种布局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重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造成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目前，等级最高的特大城市重庆主城区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分布的合理格局，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三线”建设以来的新兴工矿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配套、自我发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产业结构趋同，工业领域重复建设普遍。
二、加速重庆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庆的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发挥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从重庆的现状来看，母城所承担的经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无疑是很强的，但母城与第二级城市之间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联度较小，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母城与原万、涪、黔地区虽属同一行政区域，而其间的经济流向、经济联系可能还不如母城与四川省的泸州―内江―自贡―宜宾一带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畅，另一方面还在于我市区域内部城市级差太大，没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从我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强我市区域经济辐射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扩张受到了土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广阔，加上有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来承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而发展小城镇，又将受到小城镇经济总量太小的制约。因此单纯发展特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现实的。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出现，只能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区域极点内，然后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因此，重庆的城市化也应选择重点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发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选择特大、大、中、小分层推进的城市化模式。重点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组成的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缩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但是，按核心――边缘增长理论，母城作为核心区存在，可能会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当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周边地区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为防止这种状态出现，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时，除了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群，使之成为启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二)重庆城市化的目标
――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主城区功能进一步增强，万州初具大城市雏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中等城市；连接主城区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初步形成。
――201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形成长江上游地区以都市圈为核心，层次分明，功能合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有机结合、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的城市群：主城区中心城市功能已相当完善，完成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大为增强；万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渐趋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展的基础上，以各具特色的产业为依托，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众多极核点。
――2020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形成长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镇)群，各城市间由快捷通畅、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区域交通网络连接；城市空间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规模适度，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城市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都市圈的范围。都市圈由主城区和主城区的组团组成，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所辖区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范围：东起铜锣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钓鱼咀、道角，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除主城区之外，都市圈还包括鱼嘴、长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驿、西彭、两路、蔡家、鱼洞等11个组团。组团是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重庆的都市圈不仅要带动市域经济发展，更要定位于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核。今后5－20年要进一步发挥“窗口”和“龙头”作用，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强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点是建成“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建成辐射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与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应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大大增强。
――强化交通通信枢纽地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十五”期间我市要继续强化骨干交通网和信息网的建设，构建起内外通畅、方便快捷、各种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通信体系。重庆是西部唯一集水、陆、空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待渝怀铁路、遂渝铁路建成之后，重庆铁路枢纽将是五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重庆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有条件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和滚装运输中心；到“十五”末，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交通网络已比较完善；随着江北机场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庆的航空运输枢纽功能将日趋健全。通信方面重点则是建设区域信息传输骨架网络，提升重庆通信交换平台的级次，由三级交换平台上升到二级；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交换质量。
――强化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与外部完备的交通、通信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营造商业氛围。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货运流通中心；发展博展业和传媒业，使重庆都市圈成为区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区；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和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业，建成区域性人才培训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务贸易中心；创造条件争取国家支持重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速资金流的集散和循环。
――构建以高技术产业为领航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必须有高素质的产业体系为支撑，否则极可能出现城市发展的“空心化”，最终丧失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资源密集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将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以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力争成为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把万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庆市城镇体系的首位度较高，特大城市城市体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数量也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悬、且位置偏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缺乏必要的枢纽点来传输的现状迫切要求在重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大城市，发挥承东启西的衔接功能。从地理区位上看，万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万州作为原万县市的行政中心，历来是川东地区的物贸基地、交通枢纽，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随移民迁建步伐的加快，该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很大，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强化，达万铁路、梁万高速公路、五桥机场陆续开工并将在“十五”建成。三峡成库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条件改善，万州将建成联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还是从市场腹地来看，万州都具备建成大城市的条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长涪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建成之后，该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日益凸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着眼于指导万州建成重庆市第二大都市，到2020年，城市规模达到70万人。以重庆－万州－武汉高速公路和长江为纽带，万州要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商贸流通中心、中级人才培训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及三峡旅游服务基地。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在产业构造上，重点发展服务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渐培植起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群，不断提高产业素质。近期要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品牌，重组原有的产业、产品结构。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产业发展上，除了考虑现有基础外，更要着眼于如何同西边的特大城市和东边的大城市相配套，与主城区、万州相呼应，发挥区域内承东启西的功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储运等产业。
(五)建设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万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内，将市域内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规模和跨行政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交通便利的卫星城市培育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荣昌、南川、开县、奉节、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要在2005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规模，开县、南川、奉节、黔江力争到2010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万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东北部和四川广安、南充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轻纺工业。
2.江津：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西南部的物资集散基地、服务于母城的休闲度假基地，重点发展旅游、建材、食品等产业。
3.永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商贸流通业、生物技术产业。
4.长寿：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天然气化工产业。
5.荣昌：定位于辐射川东、渝西的经济中心，要建成成渝经济走廊的重要窗口，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业。
6.南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南及黔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山林产品集散和加工业。
7.开县：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北山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林产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商贸流通业。
8.奉节：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轻工业。
(六)建设一批县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县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县城客观上既是各县的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进一步强化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将其中有条件的城镇发展为10－20万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
(七)加快小城镇发展
全市共有600余个建制镇，这些小城镇是联系城乡最直接的结合点，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基本的单元。要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加快由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减轻土地承载压力。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适当集中布局，向小城镇靠近，扩大小城镇的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结合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小城镇布局结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1.统一规划。城市规划应用具权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适度的弹性，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留有自由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的动态化。城市发展中，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学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城镇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合理布局。在产业类型选择、产业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卫生、通信、商业网等方面有明确的发展指向。
2.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枢纽、城市水源及能源设施、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绿化美化系统。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可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形成投资、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则只对那些具有社会效益、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设施进行投资与管理。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对有效益的基础设施进行出售、转让、租赁，以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3.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广、影响很大、政策性强，需精心设计、先易后难、有序操作，要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一致，也要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创立及实施相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城镇规模、布局的远景规划相结合，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镇以及据规划符合重点发展条件的小城镇允许农民的迁入或迁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扩展。
4.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城镇市场。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创建商业设施和商业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规模适度的商品批发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商业网络。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在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逐步减少“官办”和“垄断”色彩。努力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消除在中介服务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法律监督。
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并完善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加强对商业欺诈和随意违约行为的道德惩戒。
5.小城镇相对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布局过度散乱所致，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小城镇适度集中的前提，唯此，才可能解决土地浪费、环境污染、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基础设施不经济等问题，进而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发展，要分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企业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区域差别制度和有差别的财税金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调节，优胜劣汰，进行兼并、联合，提高其与城市企业的竞争能力。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城市化下的人才集聚机理
城市化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产业结构比重向第二、第三产业倾斜，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文化文明化等方面的演变过程。而狭义的城市化仅仅是指人口上的城市化，即人口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上密度不断增加的过程。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行为，是指人才受某种因素的影响，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流向另一个特定区域的过程。关于城市化发展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主要观点如下：基于城市的各种环境对人才集聚产生影响的研究，认为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环境、生活环境、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城市人才集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由于其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健全的制度环境而吸引人才从乡镇向城市产生初始流动，并在这些方面的优越条件吸引和人才流动所制造的羊群心理下，驱使更大规模的人才向城市，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文化更为发达的城市流动，继而产生人才集聚现象。
1.城市化发展与人口集聚
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化发展，城市的人口比重和密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且素质不断提高，首先就产生了人口集聚。人才与人口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人口规模为这个金字塔奠定了基础，金字塔越往上人才素质越高，人才数量也越少。人口集聚是人才集聚的基础，有了大量的人口，才能支撑起人才，才会有人才集聚。
2.城市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化发展伴随着人才、资金、设备和技术等资源的聚集，城市的交通、通信、商业、金融等基础设施的相对完备，也吸引了大量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等经济实体机构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仅对单个城市产生巨大的经济促进效应，还带动临近的城市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产业集群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新的推动力。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区域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联动力量。
3.城市化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两方面。其中硬件设施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公共交通、水电气普及、医疗设施和教育机构等方面的建设水平；软件设施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秩序、居民经济实力和治安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随着城市化发展不断深化，城市经济实力增强，城市人口密度提升，对城市功能的要求则会不断提高，这就促使城市更重视在硬件和软件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各类生产生活和服务设施。而这些措施的完善，对人才集聚有重要的吸引力量。
4.城市化发展与制度建设
在人才集聚环境下的制度建设主要指与人才管理有关的制度，包括人才配置、人才身份管理、人才产权、人才使用和人才激励制度。人才配置机制主要有市场配置机制与计划机制两种，市场机制具有准确性和及时性等特征，而计划机制则可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才盲目和无序流动。目前我国的人才身份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职称评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的集合对人才流动产生了最主要的影响。人才产权是法律上的概念，明确界定人才资本所有权具体内容。人才使用和人才激励是用人单位内部的微观层面制度，涉及到人才在微观层面配置合理性和有效性，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是企业实现人才集聚的手段。在城市化发展下，人才流动和再配置的有效程度会影响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对城市化发展起反作用，正向的人才集聚效应会促进城市化发展，负向的则会阻碍城市化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二）人才集聚效应
由于城市的各方面环境对人才集聚形成引力，因此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对人才容易形成拉力，而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则容易形成推力，从而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逐渐形成人才高地，继而产生人才集聚效应。组织行为学认为存在群体促进效应，即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的活动效率比单独一个人时所发挥的效率之和大。人才集聚效应与此相通，由于不同的个体集聚成一个群体，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形成人才集聚而产生的1+1大于2的效应，称为人才集聚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
1.人才集聚的正效应包括马太效应、群体促进效应和规模效应
（1）马太效应。在人才集聚规模、集聚人才素质层次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才集聚地优先得到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取得可观的成果后，加上集聚地日益完善的环境和条件，配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而形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引力场，不断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这个中心，从而创造更多财富。这就是人才集聚方面的马太效应。这与今天的东部沿海城市因为人才集聚而首先发展起来后，又由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发达而吸引更多人才形成更大规模的人才集聚而变得更繁荣的现象是一致的。（2）群体促进效应。群体促进效应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其工作效率比群体内所有个体的工作效率之和还要高的现象。在集群内，无论同质性群体集聚还是异质性的群体集聚，都会给集聚成员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从而带来更多的信息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使群体成员实现知识、经验、视野和技能上的互补和替代，同时由于竞争也会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创造能力，最终达到充分发挥群体内每一位人才的作用，集思广益，促进集聚地发展的目的。（3）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又称规模经济，是指事物数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才会带来经济效益，在人才群体中同样由于人才的规模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产生积极作用的效果。所以，由于人才集聚能不断增大人才群体的规模而产生规模效应。
2.人才集聚的负效应包括人才流动活力低、人才内聚力不足和人才集聚惰化效应
（1）人才流动活力低。人才集聚是一个由于人才流动而形成的特殊行为，如果人才在流入地集聚后没有获得持续的合理性流动，将会产生负效应。人才合理流动是市场机制配置人才资源的前提，如果缺乏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人才集聚后流动活力降低，将会形成一潭死水，而无法激发人才的活力和激情，对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人才内聚力不足。人才内聚力不足指集聚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从而没有形成人才内聚力。如果没有有效的人才交流机制，将会使人才集聚仅仅是规模上的扩大，而没有发挥人才集聚真正的作用。这种情况需要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使人才之间产生紧密互动、相互竞争和合作的行为。（3）人才集聚惰化效应。人才集聚惰化效应是与人才集聚群体促进效应相反的一个结果，是指人才集聚后的群体工作效率比单个人才的工作效率之和低的效应，这与人才激励机制的有效与否紧密联系。在人才激励不能体现个体回报与个体绩效挂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惰化效应。因此预防惰化效应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合理的激励机制，并体现个人回报与个人绩效相关关系，这更多体现在更微观层面的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内部。
二、人才管理制度对人才集聚效应的影响
（一）人才配置制度的影响
自党的十六大以后，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确立，形成了以市场机制配置人才为主，必要时候辅之计划配置。市场机制配置人才可以提高人才自由流动性，具有人才配置准确和及时的优势，而必要时需要计划配置来防止人才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二）人才身份管理制度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人才身份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职称评定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集合，它们共同对我国目前的人才流动形成了最主要的影响。目前的户籍登记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人才流动的秩序，但给人才流动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大部分城市的落户条件使人才在流入这个城市前必须考虑户口迁移的时间、资金、精力和机会成本以及日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其次是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在有些单位依然存在通过人事档案强制留住人才的现象。第三，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在员工工作调动，尤其涉及到跨省市的调动时，社会保障账户的变动也给人才流动带来了一笔不必要的转移成本，其中包括社保费的损失和公积金的损失，这无形中给人才流动增加了障碍。
（三）人才产权制度的影响
人才产权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才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不能完全分离，人才自由流动受到用人单位的左右，从而使市场配置人才的功能发挥受到限制。
（四）人才使用和人才激励制度的影响
人才使用和激励制度影响到人才流入到一个地区或企业后，能不能各司其职，人尽其才，这决定人才集聚地能否留住人才。如果岗位设置不合理，导致人才结构和权利冲突，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当也同样会导致人才使用效率降低。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手段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才集聚才能催化出群体促进效应。
三、人才管理机制完善策略建议
（一）市场调节与宏观指导相结合
目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实现人才资源配置优化的两种功能互补手段已成为国际共识。因此需坚持探索这一配置机制的具体有效方法，不断完善与其相关的各项细节。
（二）确保人才流动自由合理
人才合理流动是人才集聚的前提条件。要确保人才流动自由合理，目前的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进行改良，在合理发挥各自原本的制度作用前提下，降低对人才自由流动的阻碍作用。如建立社保账户全国联网，使社保费和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转换和使用，而不受地区或城市地理区域范围的限制；在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中，目前亟需改变的工作是培养和建立具有较高权威的人才中介机构，使其在人才配置的场外交易中处于负责人地位。重视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引进和流动。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749万人，总数将超过2014年。现今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宏观就业压力不减。要引导高校毕业生人才迎合城市化趋势发展需求，特别是要大力推动他们到基层创业、就业。同时，进一步对高等教育进行综合性改革，全面优化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就业需求分层次、分类型、分结构培养。当然要进一步科学调整高校的专业学科结构，推进高校与政府部门、研究院所、各类行业合作培养人才机制，培养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的多层次人才。
（三）建立合理的人才使用制度
人才使用制度主要包括工作设计、岗位分配和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科学合理的工作设计，突出不同工作所需的人才特质之间的区别，合理细致的分工可避免工作内容的冲突；合理的岗位分配，可以使具有不同特长的人才得以发挥其长处，做到人尽其才；人际关系中引入适度的竞争和冲突可以激发人才群体的积极性和激情，同时必要的团队合作关系设计使人才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得以实现，从而提高人才集聚的内聚力，才能激发出人才集聚的群体促进效应。
（四）完善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
有效的人才激励的手段需要考虑到人才不同的需要层次和公平感，如果不能迎合人才的需要而作的激励，将不能起到激发其积极性的作用；同时如果激励不能体现公平理论的要求，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员工的需要，从而给予不同的激励，同时激励要考虑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内部公平要体现社会控制论的内因控制，使员工的努力程度与报酬成正比，外部公平要考虑公司的薪酬水平比市场行情高。
（五）完善人才配置与人才市场的相关制度建设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推拉理论 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因素
山东省是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农民增收、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是加速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但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1.山东省城市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
1.1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特点
1.1.1 发展平稳增长，质量提升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速度平稳增长，城市化质量全面提升。2004年城市化水平为32.21%，2005年城市化水平为34.15%，较上一年度上升了1.94个百分点；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达到40.08%。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1.1.2 东西部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山东省有17个地级市，虽然地域差异较小，但是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差异性上。据调查，菏泽、滨州、聊城、德州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属于初步发展时期；潍坊、威海、烟台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在40%-50%之间，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青岛城市化水平发展较快，且城市化水平最高，为62.71%。由此可见东部城市化水平明显要高于西部地区。
另外, 2007年8月份，山东省提出了构建“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即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将用“一体”带动“两翼”，“两翼”支撑“一体”，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山东省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未来城市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整体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偏低，发展较慢；局部上，西部地区的城市基本上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处于城市化成熟期，西部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城市。山东省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个人口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阻碍了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因而山东省城市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
1.2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标志。山东省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山东省于2004年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以来，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3%左右，净增人口达500多万，并呈现出“双驼峰”的特点，其中农村人口的年净增量约在50万人左右。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
据统计，2010年底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为3474.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为1984.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6.8%，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资源为1506.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3.2%。我们对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计，得出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000万人。
要实现山东省这1000万左右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必须综合探究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2.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分析
2.1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首先是由博格(D.J.Bogue)在1961年世界人口大会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对比而言，迁入地“拉”的力量占有主导地位。
2.2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原因的同时，也在不断利用中国经验丰富推拉理论。纵观山东省近几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经济虽然也有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这就导致许多农民为追求较好的生活而纷纷进城务工。总体上来说，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有两大方面因素。
2.2.1推力因素
（1）农业投入少，农民收入低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因素。山东省由于对农业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业科技力量也相对落后。据农业部调查显示，山东省农业生产扣除成本后，只处于微利或者保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农民放弃从事农业劳动，进城打工，弱化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消化吸收能力。
（2）人多地少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间接因素。山东省多为低山丘陵，又是人口大省，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少。随着城市化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最近几年山东省耕地面积总体在减少，但是总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这样一增一减的反差造成了人均耕地面积不断持续下降，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
（3）乡镇企业吸纳力下降也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加快，乡镇企业技术不断更新。这一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技术工人要求较高。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促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
2.2.2 拉力因素
（1）城市工资报酬高。近年来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尽管农民在城市工作的工资很低，甚至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农业收入还是很高的。劳务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可见，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
（2）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山东省是人口大省，人多地少，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不断缩减，造成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闲置，城市为其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山东省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在农闲时进城务工，可以有较高的收入，这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
（3）城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严重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利益差别。近年来虽然农民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另外，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齐全，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子女教育环境优越，这些方面都远远优越于农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也成为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
3.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3.1规划城乡建设，加速小城镇化发展
作为“乡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小城镇，为促进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其一，小城镇接近农民的居住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不但能够为其提供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且从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来说，也比向大城市转移小得多。其二，小城镇能够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把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紧密结合，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3.2发展第三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
目前，山东省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较好。应该利用现有的制造业基地，如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由其而延伸出来的相关服务业，如咨询服务、汽车服务等；同时加强旅游业发展，山东省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沿海风光资源等等。第三产业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强劲的后续动力，促进城市化发展，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3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山东省应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切实做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大力提高劳动人员的技能和素质，从源头上解决山东省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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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发展措施,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不断增强，地域范围日益扩展，与周边地区县(市)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的现象，大都市区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形式。
基于我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作用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大都市区也将是我国采取区域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中国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
（Ⅰ）理论机制分析
（一）集聚与扩散（二）循环因果累积机制（三）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
还有像李小建把跨国公司区位规律与区域空间结构结合的研究、袁家冬界定了城市的行政地域、功能地域与景观地域概念，强调大都市圈功能地域划分需从居民主体的日常生活行为的不同范围着手，并强调微观尺度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白光润进行了城市商业企业区位研究，指出企业主的经济利益追求、社会动机与行为方式对城市商业区形成的作用等等。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在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上成果丰富，卓有创见，并始终与实践领域紧密结合。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在规划实践应用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将为区域规划及城市规划服务，作为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目的，是其共同的内核。
（Ⅱ）动力机制分析
关于大都市区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姚士谋等指出，北京大都市空间扩展因素有：城市发展政策因素、工业化与交通因素。同时提出了上海大都市用地扩展的三个动力因素：生产力发展引起工业布局地域不断向外扩展、交通因素、城市经济的口益增长。王兴平等认为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的出现、新概念房地产开发带来的郊区住宅区的发展等是促进城市热点空间形成的直接动力。宁越敏从城市化的资本来源着手分析中国城市化动力，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是以政府、企业、个人联合推动的新城市化过程。大都市区是城市区域化的结果，受各种宏微观动力的作用，现作如下分析：
（一）从宏观方面分析，有以下原因：
（1）城市用地不断扩张，郊区化现象开始显现；（2）城市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和住房制度改革；（3）开发区建设与城市空间演变；（4）乡村城市化的作用；（5）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6)产业结构整合化的大都市区用地空间变化。
（二）从微观方面分析，有如下原因：
（1）企业的空间行为；（2）开发商导向型；（3）交通引导型(TOD)；（4）交通与公用设施双重引导型(TOD与SOD)。
由于我国城市居民在土地一级市场不具备买方资格，目前居民仍处于各种开发模式动力链的末端。他们主要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商业服务业的需求方、企业的就业者、公共服务的对象群体发挥作用。尚未形成居民主导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但是它通过关联效应对各种模式的演化与调控结果发生着影响。
总之，在各种宏微观动力的作用下，我国很多大城市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进入1990年代后，伴随郊区化更多大城市开始向大都市区转型，大都市区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而随着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都市连绵区等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开始出现，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大都市区密集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发动机，它们在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化国际竞争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19/09 Time: 19:36
Sample: 1 41
Included observations: 4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791869.3
243545.7
3.251420
0.0024
X
1402.696
98.84950
14.19021
0.0000
R-squared
0.837745
Mean dependent var
3255188.
Adjusted R-squared
0.833584
S.D. dependent var
2681255.
S.E. of regression
1093793.
Akaike info criterion
30.69575
Sum squared resid
4.67E+13
Schwarz criterion
30.77934
Log likelihood
-627.2629
F-statistic
201.3622
Durbin-Watson stat
2.156177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8篇
焦点
人口老龄化加剧收入不平等
华南师范大学 蓝嘉俊等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拉大还是缩小？”
《人口研究》2014年第5期
人口结构变化会对与年龄相关的收入和消费等经济变量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等。而全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都在加剧，这对收入不平等又有什么影响？
通过考察1970年到2011年76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地拉大收入不平等，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顶部老龄化而非底部老龄化。也就是说，收入高的那部分老年人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比对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来说，老龄化系数每上升1%，会使收入不平等上升0.118%;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会使收入不平等上升0.131%。
对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进行考察，证实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规律特征;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技术差距的扩大，都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反之，贸易开放度、通胀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那么老龄化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不是也不同？分析发现，对于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而逐渐释放的。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跨国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因此，政府除利用其他方式改善收入不平等，更应关注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之时，应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逐步使人口结构年轻化。同时，可以适当地主张推迟退休年龄，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制度
行政力量推不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复旦大学 陈硕
“实现‘以人为本’城市化目标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地级官员换届的自然实验证据”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786号
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是市场化因素之外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造成城市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成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由上任官员主政地区的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速度比由下任官员主政的地区快11.6%、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7.8%，但耕地面积降速快13.4%。
地方官员晋升因素可以解释2000年以来中国土地城市化增长的31%。但这种激励没有提高人口城市化进度，也未提高居民收入、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及环境等社会福利支出。而市场化因素可以解释2000年来中国城市扩张的16%。
在维持现有城市扩张速度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提高人口城市化。因此，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促使地方政府从追求GDP的“经营性政府”转变为注重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
观点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带来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 易君健等
“早期健康冲击、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以及对儿童的影响”
NBER工作论文第20757号
儿童早期健康冲击会如何影响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以及儿童本身的人力资本构成呢？利用中国平均年龄为11岁的双胞胎儿童调查数据发现：截至调查前12个月内，对比其双胞胎兄弟或姊妹，遭受负面健康冲击的双胞胎之一在健康投资方面多了305元，但是在教育投资方面则少了182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