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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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1篇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过去一直没有买空机制，缺乏进行对冲和套利的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缺失，这些都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演化过度到如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Group)困难重重。虽然近期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都将拉近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的距离，但是目前法律法规对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作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相当的限制。
一、金融期货和卖空机制的缺失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从对冲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海外之所以将此类投资于证券及其衍生工具的私募型基金称之为对冲基金；是因为这些基金在最初都采取了对冲的交易方式规避市场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所谓的对冲基金并非都采取对冲手段，但如果完全不能进行对冲交易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很难称得上是对冲基金。建立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非系统风险，却不可以消减系统风险。目前我国股市价格波动幅度大，系统风险约占市场风险的6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只占30%，因此，对国内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十分必要与迫切。在债券市场上，由于国内还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债券的收益率波动较小，还未形成对债券类对冲工具的强烈需求，但是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开放与创新的必然趋势，对这方面工具的需求也将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缺乏金融期货等对冲工具及卖空机制，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在单边上升市场中获利，而在证券市场的单边下降趋势中无法规避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不能如同海外对冲基金一样，在双边市中同时获利。表1对不同类型对冲基金的波动率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了对冲交易规避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基金，除做空倾向基金和新兴市场基金外，其他的收益波动性都远不及标准普尔指数基金，而它们的Sharpe指数却基本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图1是CreditSuisse／Tremont对冲基金指数公司对全球对冲基金历史收益率的一个统计，图表中同时反映了标准普尔
由图1可以看出全球对冲基金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显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还低于普尔指数，但是从1999年开始却优于道琼斯全球指数，且它的波动性远远小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与道琼斯全球指数。
由于不同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不同，目前海外就对冲基金种类愈加细分，有许多种类的对冲基金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样不采用对冲手段控制投寸、锁定风险。不同的是，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长期以来受制于缺乏可用以对冲风险的卖空机制和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和债券期货等，无论私募基金欲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在客观上都不允许其对证券组合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图2是2001年7月底到2006年12月底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与新华富时A指的比较。
和海外的情况相同，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也小于大盘指数，但是，由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缺乏海外对冲基金规避风险的对冲工具，因此其较海外对冲基金经受着更大的波动性，同时，当系统风险到来时只能被动地接受损失。
2006年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问世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填补了国内无对冲机制和对冲金融工具的空白。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向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以对冲基金资产中的部分股票、共同基金和债券的风险头寸，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我们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部分成分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成为的可能。由于国债“327”事件，国内的债券期货迟迟未再推出，因此，近期想要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债券的利率风险进行对冲只能通过融资融券。无疑，融资融券和金融期货的陆续推出，通过允许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部分种类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对冲，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逐步向真正的对冲基金演进。
二、不完全的卖空机制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发挥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效用
从组织形式上来划分，我国目前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型，主要是指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各参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另一种是合伙型，通过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出资，形成合伙性质的组织形式来运作。再一种是公司型，是通过按《公司法》成立的投资公司来协调各参与人之间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出台前，以上三种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难以通过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来放大自身的投资杠杆倍数。契约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个人除开立了住房、汽车、消费和助学贷款外，只允许个人以凭证式国债做质押贷款。对于合伙与公司型的企业法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其通过不动产的抵押和动产的质押来发放贷款，如凭证式国债、股权和股票的质押贷款。但是对于经营高风险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来说，其很难满足银行的其他要求，因此，合伙与公司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要获得银行贷款以进行杠杆投资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2005年，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统计了截至2004年底各种不同类型对冲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通过卖空交易使用杠杆放大倍数的程度，调查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海外对冲基金通过卖空机制使用杠杆的倍数一般在两倍以下，但也有30%的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在两倍以上。根据《融资融券试点交易实施细则》，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和融券卖出时，保证金比例都不得低于50%，这一细则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杠杆倍数控制在两倍以下，限制了基金根据自身投资策略缩放杠杆倍数的自由度。考虑到国内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随着证券公司控制风险能力的增强，业务发展的成熟，保证金比率有可能逐步下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可控杠杆倍数将放大。
三、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使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在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之前，唯一能以境内资本合法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的也只有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DomesticnstitutionalInvestors，QDII)，目前获批的机构只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国内经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短期内要想合法涉足海外资本市场几乎不可能。而在美国等一些发达金融市场中，正是由于开放的资本项目，才会产生游走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坚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价值投资的巴菲特。图3是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对1995年到2004年国际对冲基金种类占比的统计。
图3中全球宏观型对冲基金和新兴市场型对冲基金都是主要将投资定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对冲基金，且其他类型的对冲基金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比例也不可小觑。只能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一国经济、政治和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无法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市场规避这些风险。不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也是障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真正的对冲基金的一道门槛。
四、法律法规的空白不能保障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相同的合法地位
1949年，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在美国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对冲基金经营最活跃、法律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并没有通过专门针对对冲基金的法律，而是利用涉及投资行业的多项法律法规中的豁免条款给予其合法地位与相应监管的，即满足豁免条款的对冲基金可以免于如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及向公众披露基金信息等一系列共同基金必须遵守的条款。这些豁免条款主要包括对投资者的人数、资格及销售渠道的限制。涉及规范与保护对冲基金的美国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证券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1997年的税收减免法案、1936年制定，1974年修订的商品交易法及各州的蓝天法等。
在国内，有关证券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给予明确规定，2003年颁布的《基金法》也只是在附则中提到“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定。”这虽然给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留足了空间，但是仍然让其游离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2005年之后，国内出现的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推出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是依照有关法规设计运行的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客户资金安全的问题。作为资金信托产品，其由信托公司(信用受托、投资监管)、证券公司(专项证券账户监管)、商业银行(专项资金监管)、地方银监局四方进行监管。正常的交易操作程序分为研究决策、下单交易、资金清算、利润分配等几个环节，这些环节分配到不同的法人主体去做，互相制约。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却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由于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于信用风险问题，投资者资金安全有保证。实际上，在这种私募基金信托中，信托公司的角色已发生变化，在以往的证券信托计划中，信托公司既做受托人，又做投资者，在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而现在，信托只承担受托人和信托结构设计工作，把投资者角色让给了专业私募基金经理。信托公司的定位也从以往的操盘者，变身为某种意义上的监管者。这些信托产品基本是按照海外对冲基金模式来设计和操作的，现在只缺沽空交易。将来国内股指期货推出后，就有沽空手段了，这样将成为完整的对冲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托；法律关系；共同受托人
截至2002年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达71只，其中54只封闭式，17只开放式，份额达到1300多亿，达到深沪两市a股流通市值的10％以上。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投资基金法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困扰我们的投资基金法律关系问题。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制建设概述
随着我国投资基金从无到有，进而蓬勃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到1997年。这十年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的立法。
基金最早的立法是199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它属于地方性法规。该《暂行规定》借鉴了国外有关基金立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基金发行、管理、运营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1993年上海市也颁布了《上海市人民币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颁布了《设立中国境外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这是一部专门调整境外发行并投资于国内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的法规，其他基金不适用。1995年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始起草“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出台。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法可依。
第二阶段以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开端。经过十年的试点工作和经验积累，我国基金全国性立法工作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年酝酿的全国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终于出台。《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基金的监管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面上了一个台阶。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1999年《合同法》颁布实施，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直接涉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和当事人主体的相关民事法律陆续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基金的配套立法。随着即将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行，我国投资基金立法将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⑴。
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投资基金主要有两种组织形态：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以公司法为法理基础设立的，而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是以信托法为基础来构架其法律关系的。我国的《暂行办法》规范的是契约型投资基金，由于《暂行办法》出台时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只能采取无名契约的方式来确定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因此存在投资基金的法律构造和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下面，我们拟通过对国外成熟市场各种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对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应作出的取舍和抉择进行分析。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力发展的投资基金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本文所论述的仅限于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以下所提到的投资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模式
（一） 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
根据基金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形态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corporate type）和契约型投资基金（contractual type）。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根据投资回报情况领取股息、红利。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结构，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投资方。即投资公司，是公司型基金的所有权人，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建立基金，其股东即为受益人。（2）管理方。管理方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提供调查材料和服务，双方订立管理契约，由管理方办理一切管理事务，收取管理报酬。但有关资金运用和证券买卖的重大事项，仍然由投资公司董事会策划，经决定后再委托证券经纪人代为执行。（3）保管方。投资公司将募集资金指定银行或信托公司为保管方。签订保管合同，保管投资证券，并办理每日每股净资产的核算，配发股息和过户手续等。
契约型投资基金是指基于信托企业原理，由管理者、托管者和受益者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投资基金形态。它由三方当事人构成：（1）管理人（委托人）。它是基金的发起人，由它来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的资金交给受托人保管，同时对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具体的投资运用。（2）托管人（受托人）。受托人一般为信托人或银行，根据信托契约规定，接受委托，保管募集的资金及其他业务和会计核算业务。（3）受益人（投资人）。是认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他通过认购受益凭证，参加基金投资，成为基金当事人，并根据持有的受益凭证份额分享基金的投资收益。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的是契约型。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
投资基金是信托在商事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我国的《暂行办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的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其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投资基金具备信托的一般要素和法律特征。
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使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包括两个基本构件：一是委托人将特别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二是受托人依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契约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应募后即将其资金转到保管公司名下，而管理公司与保管公司则根据信托契约约定的基金资产运作目的对之进行运营，所得权益交与投资者（受益人）。可见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信托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相吻合，当事人的关系为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产权界定清晰、职责分明，是一种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监督制约的多边激励制约机制，因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陆法系的亚洲各国，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在立法引进信托制度之后，信托都成为投资基金唯一的和法定的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投资基金纳入信托法来调整。但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基金是信托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这种信托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委托人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受托人资格的专门要求及受托人的分工配合与相互监督等方面。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都对之进行严格监管，许多国家都在信托法之外，用专门立法对之进行规
范。如美国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日本、韩国、香港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专门立法。
（三）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
契约型投资基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德国、韩国、香港等的契约型基金要受到有关信托法规的规范，并以规定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信托契约为其典型特征。从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在契约型基金具体信托结构安排上，大致有瑞士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三类，三种模式各有利弊。
1、瑞士模式。瑞士模式通过一个“集合投资契约”（collective investment contract）规范当事人（基金管理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该契约可以另行指定托管人，也可以没有托管人。如果委任保管银行，该保管银行也是该契约的签约人。瑞士模式将投资基金作为一笔组合资产，保存于独立帐户中。因此，基金契约虽然没有在签约主体以外产生明显的新主体，是一种只有两个必要当事人的信托，但独立帐户已经事实上游离于投资人和管理人而独立存在。这种契约型基金的独立性不明确，它代表了未引进信托制度的民法法系国家对投资基金的法律处理。
2、德国模式。德国模式又称二元制模式，德国在1956年制定了《投资公司法》，明确了它的投资基金一律采用契约型。该法的两个特殊的设计是“特别财产”和“保管银行”。特别财产是投资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基金，由于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不得请求对其强制执行，而此特别财产分割的权益由受益证券加以表示。这样，特别财产与信托法上的“信托财产”并无二致，投资者的地位与信托受益人的地位也无区别。区别在于：通过两个契约并存来规定投资者、投资公司（管理人）、保管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是投资者与投资公司订立信托契约。投资者购买受益证券时，取得信托契约委托人兼受益人的地位，投资公司则处于受托人的地位，是“特别财产”的名义持有人，负责财产的运营；二是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订立保管契约。保管银行负责“特别财产”的安全与完整，并依投资公司的指示处分该财产，同时负责监督投资公司依信托契约办事，并对其特定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甚至有权停止投资公司权利的行使。因此，该法以特别财产为中心，规定了投资公司、保管银行、受益权者三足鼎立的法律关系。保管银行是基金的守卫者，此保管银行不同于美国投资公司法的保管银行，其权限较广而功能较大。
在这种二元制模式下，投资基金三个当事人不像日本法予以统一结合在一个法律关系上，而是信托契约及保管契约规范三当事人的关系。该模式通过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托关系保证了投资者在发生纠纷时可以直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有效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弊端是投资人与保管人不存在契约关系，一旦保管银行违反义务，投资人不能直接向其主张权利，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3、日本模式。日本模式又称一元制模式。依照1951年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整体结构以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为核心，以该契约连接管理人、托管人、受益人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具体地说，由基金管理人在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后，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作为受托人的基金托管人（保管银行）签订以基金投资者即受益证券持有人为受益人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据此，受托人取得了基金资产的名义所有权，并负责保管与监督，委托人则保留了基金资产投资与运用的指示权，受益人则依受益证券的记载享有信托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可见，日本的做法是用一个信托契约来规范所有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这与德国法上的构造显然不同。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日本的模式⑵。
日本法上的构造，简化了基金关系人的法律关系，并明确了管理人与投资人及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一种信托关系，这些无疑较德国法的构造更进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人地位有悖于信托法法理。在典型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应对信托财产拥有原始所有权（我国《信托法》亦有如此规定），而基金管理人显然不具备该条件。其次，托管人扮演的受托人角色也值得商榷。据信托法理，受托人应当积极参与财产经营，而日本模式中的托管人对基金资产只有保管和监督权，导致“消极信托”。上述问题造成受益人与管理人、托管人权利义务不明，一旦产生纠纷，受益人就有可能缺乏对管理人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对托管人主张权利又因为后者只是消极信托而难以取得效果。
从以上各种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契约型基金组织结构在处理当事人法律关系方面的立法难点集中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确定，而基金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确定的困难则又来自于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即除基金财产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外，还有基金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但不管各国如何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都毫无例外地规定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受益人或持有人负有诚信义务，目的都是为了使管理人承担与信托受托人义务相当的义务。
立法上采何种形式规范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与契约型投资基金运作机理相符合，以有利于保障投资人为准则。这是我国相关立法在借鉴他国模式时应有的出发点。
三、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分析与模式选择
（一）从现行法规分析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
信托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原本是不存在的。以日本为始，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努力消除法律制度不同的障碍，成功地将信托制度引入本国。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信托法》颁布之前，我国尚未确立信托法律制度，因此1997年之后的新基金均采用契约型形态，以《暂行办法》的规定作为基金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指引，以基金契约条款体现、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我国《暂行办法》的实践来看，设立基金，发起人必须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必须订立“托管协议”，从形式上更类似于德国模式。但是，由于缺乏《信托法》的指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本身法律结构的复杂性，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法律构造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由于受托人的缺位，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契约保障和法律救济。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明是我国契约型基金的最大问题，特别是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不明。基金契约如果是作为投资基金运作的“根本大法”的话，应该以基金实际运作后的核心当事人——管理人、托管人、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但是《暂行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含义，《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基金契约摘要》）第23条规定：基金契约经三方当事人（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盖章及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但是，此时投资人尚未确定，更不可能签署基金契约，因此有学者认为投资人不是基金契约的当事方，不能享有契约权利，因此无权追究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责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投资人虽未签署基金契约，但其购买、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使其成为契约当事人并从而享有契约权利。但笔者认为后一种
观点仅是从保护投资人角度出发的一种法律上的推理。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契约均未将投资人（持有人）列为基金契约当事人，即使列出也未规定投资人如何成为契约当事人，即缺乏类似“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份额，经基金管理人确认后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成为本契约当事人”的条款。在我国投资基金的现行法规中将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及托管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而将投资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无疑有违以投资人为核心的原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基金契约摘要》并没有明确管理人及托管人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来进行管理及运用基金，也不是由发起人授权进行管理及运用基金，从《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字面来看，是由“证券投资基金”来委托，但根据我国一般的法学理论，证券投资基金非自然人、法人，亦非合伙，有关委托是由持有人在承认接受基金契约时授权给托管人与管理人。持有人根据基金契约通过持有人大会对一些重大事情作出决议，包括更换管理人与托管人，但实际上，持有人相当分散，投机意识胜于投资意识，我国又没有健全可行的委托投票机制，因此，持有人大会的作用没能得以发挥。投资人能做的只有“用脚投票”，无法对托管人和管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这种法律主体上的模糊不清还导致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谁代表基金的问题。《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均认定托管人为基金资产的名义持有人，而代表基金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却是基金管理人。实践中，基本均由基金管理人聘任基金的外部审计师、会计师、律师；在基金帐户遇有执法机关冻结、扣划的，均由管理人负责处理。那么，究竟应由哪一方代表基金呢？另一方面，是在基金利益受损害时由谁代表基金持有人向责任方提出赔偿请求的问题。《基金契约摘要》关于基金契约的第9条、第10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托管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应为基金向基金托管人追偿”，反之，由托管人为基金向管理人追偿。那么，在管理人或托管人双方均有过错是导致基金资产损失或双方出于关联关系均怠于向对方追偿的情况下，又由谁代表基金追偿呢？显然，我国的《暂行办法》及其他基金相关法规未能清楚地界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了基金利益代言人的缺位；而且，由于没有赋予基金持有人契约当事人的地位和直接追究管理人和托管人责任的权利，对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⑶。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受益人利益的漠视，另一方面还是对投资基金的本质缺乏把握。我们在立法时，首先要把握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的信托本质。证券投资基金的品种、结构、管理方式、规模都是随着证券市场以至整个金融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无论怎样变化，其本质也即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违背基金的信托本质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些基金管理机构借基金财产为本机构谋取超过信托本身限定的应有利益，有些基金管理机构把建立基金作为本机构获取投机股票、期货所需资金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投资基金法》时，必须始终把握证券投资基金这一信托本质，树立信托观念，按信托本身客观规律办事，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规范。
（二）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模式选择
正如美国著名信托法学者斯科特所言：“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和形态，与律师的想像力一样没有限制”，各国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可以有各种形态。但无论采取什么形态，讨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不能离开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那就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1条明确指出其立法目的“为了规范投资基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对投资基金法律结构的设计上，应尽量体现投资者本位原则并方便其权利的行使。为体现这一宗旨，根据我国现有投资基金法律制度和《信托法》的规定，结合“二元论”和“一元论”两说的优点，笔者主张“共同受托人模式”，即以投资人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理由是：基金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实质上是受托人权能的一种分割。除管理事务内容有所不同之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与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基本一致，都负有双重的对物和对人的义务。在对物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管理基金资产的义务。在对人的义务方面，双方都负有为基金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义务。共同受托人的设计，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纳入了信托关系中，既符合基金管理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强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持有人的义务，又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立法的一个死结。
在信托法上，共同受托人指因共同接受委托人在信托行为中的委托或者有关国家机关在国家行为中的指定，而对信托财产负有为他人进行管理或处理职责的数人。对于受托人的数量，大多数国家的信托法，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都未对受托人的数量规定最高限额，美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数量也持如此态度。根据这些国家的法律，某一具体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数量，完全由委托人、法院或有关行政机关在设立这一关系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共同受托人现象盛行。在一项信托是由共同受托人执行的情形下，每一个受托人都负有法律赋予受托人的义务，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受托人模式”的出发点，在于赋予投资人信托法上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双重身份，以期最大程度地保护其权益，并将所谓“受托义务”同时赋予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以利上述目标的达成。
综上所述，《信托法》颁布以后，我们应当更新以往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设计思路，并按照《信托法》的原则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塑造成一种以基金契约为核心的信托关系。在信托模式的选择上，由于共同受托人制度较好地体现了信托法律制度的特征，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方便了投资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确立了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分工制衡的机制和对投资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遏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现有的“经理人控制”现象并彻底清除托管人“托”而不“管”的痼疾，尤其是明确了投资人兼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加强了对其利益的保护，较充分地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宗旨，因此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机构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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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⑴ 贺绍奇．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透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4~15．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3篇
我国存在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共同构成完整的商业基金体系。国内私募证券基金主要受到金融产品交易合约、低位买回低位卖出缺位机制、不完全开放资本的影响，以上基金运行手段共同维持证券基金管理与流转。本文主要探讨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比较，通过分析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存在的差异，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身的优点与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海外对冲基金
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的定义分类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筹资对象集中于小群体，专门面向小群体进行半公开性质的融资。小群体指的是那些熟悉私募证券投资流程、具有专业投资经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私募证券投资不受国家投资制度的限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群体较小，不能对社会所有群体开展融资工作，因此产生的利益也较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多种基金种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以公司上市与否作为筹资的标准，而是根据公司的证券数额作为筹资的指标。上市企业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与证券附加产品的投资，都可以作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海外对冲基金、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共同形成完整的投资基金体系。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海外风险投资基金，都属于非公开筹资的资金发展模式。而他们所筹集到的投资基金，也全部用于非上市企业的投资活动中。在投资基金注入到非上市企业后，私募股权投资人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展开公司的运作活动。在不断的管理运作中非上市企业的资产会成倍增长，在非上市企业成为上市企业后，私募股权投资人就会从公司撤出自己的投资资金。这种模式的投资一方面能够规避众多的股权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私募股权投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收入。这种投资的投资时间段，产生的效果较好。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注重稳健性投资，与海外对冲基金相比，它的投资策略相对保守、投资产生的利益较小。海外对冲基金主要定义为：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组织三者通过紧密的联合，运用对冲交易方式、高风险投资方式完成的金融基金投资活动。海外对冲基金运用金融杠杆体系作为基金投资的指导体系，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特点。海外对冲基金的投资人具有复杂的身份特征，他们拥有着雄厚的资产和丰富的投资经验。海外对冲基金投资者的流动资金至少要在数百万美元以上，他们的投资活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更高的风险。海外对冲基金作为主要的组织架构基金，他们主要通过设立投资平台吸引基金注册用户来获得收益，也就是通过吸纳高额资金来获得收益。海外对冲基金具有多种不同的投资策略，主要分为：宏观投资策略、市场趋势策略、重大事件变动策略、价值套利策略等。它们可以根据市场经济、全球政策的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自身的投资策略。它们的主要投资对象为流动性强、交易量大的投资产品，这种产品会随着市场的变动产生不同幅度的波动。而海外对冲基金也会制定一系列的风险管理措施，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大多数海外对冲基金投资机构都设有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运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对投资资金进行监控。国内证券市场相比于国外证券市场而言，缺乏良性的交易机制进行引导。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受基金法律的保护，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不存在多头交易机制；因此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想要转变为海外对冲基金，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难题。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盈亏相抵、资产套现的股指交易合同，也不存在股票选择权金融工具，所以其真正的融资渠道与融资范围非常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身的缺陷、基金法律的限制，都会阻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
二、金融产品交易合约与低位买回低位卖出机制的缺失
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能抵御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海外对冲基金也属于私募型证券基金，它与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着相同的投资方式与投资产品。但海外对冲基金最明显的特征是，它通过多种投资方式的综合，来降低某一项投资产品所产生的风险。这种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投资方式，能够有效规避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但目前我们所说的海外对冲基金，有一部分采用盈亏相抵的投资方式，另一部分采用其他的投资方式。但各种投资方式间可以进行自由的转换，非对冲投资方式可以转化为对冲投资方式，对冲投资方式也可以转化为非对冲投资方式。多种投资方式的综合运用，能够降低市场、国家政策等非稳定因素造成的风险，却不能降低稳定因素造成的风险。目前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大多是稳定因素风险；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海外对冲基金所存在的风险，大多为非稳定因素风险。非稳定因素风险在海外对冲基金风险中占有75％的比例，而稳定因素风险只占有其中的25％。我国并未推行债券利率市场化，那些债券公司并不能享受与银行同等的待遇。因此债券利率的波动对我国居民与企业的影响较小，债券融资并不存在较大的收益或亏损状况，因此也不需要采用盈亏相抵的对冲投资方式予以支持。但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债券利率市场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盈亏相抵的对冲投资方式也会逐渐应用在我国的债券投资市场中。我国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存在盈亏相抵、资产套现的股指交易合同，也没有配备相应的多头交易机制。所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投入金融市场获得利润，不能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在证券交易市场交易产品股指下降的情况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能依托其他的交易产品来获得相应的利润，也就不能规避稳定因素所带来的投资风险。而海外对冲基金由于采用多头交易的投资策略，它能够通过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对冲投资，来规避稳定因素所产生的风险。海外对冲基金统计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间，海外对冲基金的债券利率低于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而自从2000年后，海外对冲基金的债券利率迅速上涨，成为全球投资基金的主要盈利产品。海外对冲基金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不同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投资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项目。海外对冲基金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样，也有很多的非多头交易投资项目。这些非多头交易投资项目不以规避稳定投资风险，作为主要的投资目的，而以稳健的投资收益作为主要投资目标。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具备低位买回低位卖出机制的前提下，它无法利用多头交易投资方式进行金融投资；也不可能通过选择不同的投资策略，来规避存在的稳定投资风险。通过对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利率分析，我们得出：相比于海外对冲基金的债券利率，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利率的稳定性，要低于国内普尔股票价格指数的债券利率；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具备低位买回低位卖出机制，也没有多头交易的对冲支持，所以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利率，仍旧高于海外对冲基金的债券利率，也就是说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所产生的波动更大。在稳定风险因素到来的时候，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到的影响更大。目前我国颁布新的证券公司债券融资管理办法，针对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具备低位买回低位卖出机制、不存在多头交易对冲工具的情况，进行制度上的开放与改革。自从国家推出盈亏相抵、资产套现的股指交易合同以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能够利用多头交易机制、盈亏相抵的对冲方式投资，将自身投资的股票、基金分布在不同的产品上。各种股票、基金的综合投资，能够缓冲单一投资投资所面临的稳定风险，私募证券投资也可以采用适当的投资策略规避稳定的投资风险。但目前针对私募债券投资基金的股指交易合同，还没有得到国家部门的批准，所以募债券投资基金只能通过融资其他债券，进行风险的规避。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落实，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逐步向海外对冲基金方向演变。
三、不健全的低位买回低位卖出机制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发挥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效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根据投资人、投资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私人投资、合伙投资、投资公司投资、钱物交易投资、技术交易投资等多种投资。钱物交易投资和技术投资的投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多人或者公司。通过双方的合同协定，合伙人可以投入物质资源、技术，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可以用资金来交换其他群体的物质资源与技术资本。合伙投资指的是多种投资人联合出资，以合伙人的形式对公司的发展进行管理的投资方式。投资公司投资指的是企业用投资资金建立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对各种投资人的资本进行协调管理，对最终产生的收益协调分配。随着盈亏相抵、资产套现的股指交易合同的推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能够通过都难以通过购买其他的融资产品，来降低自身融资的风险。对于个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来说，投资人要想从银行获得相应的贷款，只能通过财产抵押的方式完成。但商业银行不接受个人财产抵押，只接受国有债券抵押的贷款。合伙投资、投资公司投资的融资，银行只接受虚拟产品的抵押贷款，比如：合伙投资人、投资公司投资人可以将公司所持有的期货、股票、股权抵押给银行，也可以通过购买国债来获得相应的贷款。但目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融资人，大多都有足够的期货、股票、股权来支付给银行，他们从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为高风险融资。因此我们得出：个人、合伙投资人、投资公司投资人很难从银行手中获得想要的贷款投资，也不可能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对冲投资活动。所以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可能模仿海外对冲基金的投资模式，从杠杆投资效应中获得巨额利润。
四、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使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由于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并不是全部对外开放，因此国内资本投资人要想从境内获得资金，进行海外投资是非常困难的。而国内只有中外合资投资公司，具有海外资本投资资格。如今国内的海外资本投资，主要还是以银行部门、各种理财基金部门为主。若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取得国内基金准入资格，也不能进入海外资本投资市场进行投资活动。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投资是完全开放的，他们能够将开放的资本项目投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会回报给他们同样丰厚的经济利益。通过统计国际多头交易投资基金的种类，我们得出：全球宏观型多头交易投资基金、发展中国家多头交易投资基金规模，占全球多头交易投资基金的的30％以上；还有其他金额较小的多头交易投资基金充斥其中，一起构成海外资本投资的整体。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用于国内的金融投资活动，而且在金融市场发生不稳定波动的过程中，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风险规避。同时他们的投资活动不受到国家基金法律的保护，法律的不稳定变动甚至会使他们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得出：我国内部市场的不完全开放制度，严重制约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海外扩张活动。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各种阻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制度因素也会发生改变。总而言之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环境正在逐渐好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正在向海外对冲基金方向转变。
五、结束语
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相比于海外对冲基金，存在着很多本身的缺点。投资活动相对保守、私募筹资的人数少、筹资的范围小，是制约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内部因素。但与此同时国家的证券市场准入机制、证券投资的不完全开放制度，也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海外投资道路困难重重。因此我国基金投资制度的改革，是保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长远发展的主要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投资基金风险管理
截至2004年末,国内规范化发行并实际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计54只封闭式基金和近百只开放式基金,拥有约三千亿份基金单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计算,基金拥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市场投资力量。因此,基金的风险管理引起人们关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将使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26#8226;W%26#8226;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26#8226;J%26#8226;马科思,亚历克斯%26#8226;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投资 基金 风险 管理
截至2004年末，国内规范化发行并实际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计54只封闭式基金和近百只开放式基金，拥有约三千亿份基金单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计算，基金拥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市场投资力量。因此，基金的风险管理引起人们关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将使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 “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J•马科思，亚历克斯•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 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言
基金行业是高风险行业，面临的风险种类繁多而彼此交叉，如果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将会引发重大的金融风险。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的爆发，都是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所致。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飞速发展，但其风险管理却相对落后。若不及时提高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加强风险控制，将会阻碍基金业的长足发展，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研究如何构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2003年7月美国COSO提出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报告，从体系上规范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要素等，指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要素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的风险种类复杂，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动性风险和宏观风险等。每一种风险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而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应是对各种风险割裂地管理，而要通过组织流程再造与技术手段创新并举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笔者认为，所谓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是由若干有机联系的风险管理要素组成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将公司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经营目标以及各种风险的管理和监控统一起来，既实现对各类风险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又将公司的风险和经营目标贯彻于这个框架始终，确保公司各项业务以及管理流程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参照COSO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报告，结合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构建其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由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这要素分别是风险管理环境、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内部控制、风险信息沟通和报告、监督评价。
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的风险及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种类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的风险种类复杂且相互关联，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宏观风险等。（1）信用风险。指在进行证券投资过程中，由于证券发行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而使基金管理公司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资本大小、经营前途和事业的稳定性等因素影响。（2）市场风险。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所投资的证券价格变动的风险。根据导致证券价格变动的原因，把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分为特定股票风险（特定企业风险和特定行业风险）和利率风险。特定企业风险是指一个企业经营业绩下滑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对于特定企业风险，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相比较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可以进行分散投资，形成投资组合，因此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较好地避免特定企业的风险。特定行业风险是指行业的盛衰给这个行业的股票带来损失的风险。如果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的证券行业集中度比较大，那么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业风险就比较大。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的变动影响证券的市场价格，从而给公司带来损失的风险。基金管理公司应根据对市场利率的预测进行调整以取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里主要是对债券期限长短的调整。（3）操作风险。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由于内部员工的道德风险而产生的欺诈行为；第二类是法律风险；第三类是管理风险；第四类是技术风险。内部员工的欺诈行为，在基金管理公司与其内部员工的委托―关系中，由于内部员工的道德风险促使其进行欺诈，而使基金管理公司遭受损失的风险；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不遵守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定的惯例，合同义务或道德标准等导致的风险，由于法律作为应用规范的强制性，导致基金管理公司合约无效或被处罚追究的可能性；管理风险是指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人的管理水平有限，导致投资决策和运作等失误而使基金管理公司蒙受损失的风险；技术风险是指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计算机系统、通讯系统以及信息系统等技术支撑系统发生故障而导致投资交易、核算和申购赎回等无法正常运作的风险。（4）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在市场中变现遭受的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对象由股票、债券、期货或衍生金融工具等组合而成，因此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都可能对公司的资产净值造成影响而引发其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基金在日常运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风险。流动性风险常常由证券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基金净值的大幅缩水以及基金持有人赎回等引起，这些对基金本身的运作、基金市场形象均有重大负面的影响。开放式基金由于存在投资者赎回问题，因此它的流动性风险显得更为突出。（5）宏观风险。宏观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政策风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基金收益而产生风险。经济周期风险：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的特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对基金投资的收益水平将产生影响，从而产生风险。购买力风险：购买力风险也叫通货膨涨风险，是指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而使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的价值降低的风险。如当基金管理公司收回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或收益时，实际收入下降。基金管理公司减少购买力风险的防卫策略是在通货膨胀期间，将长期债券和优先股转换为普遍股。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现状 1998 年3月规范的基金管理公司正式登上中国的资本市场舞台，开始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2006年，基金行业的主体法律框架已经完成。伴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和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基金管理公司在投资理念、组织架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在基金的价格分化和投资风险日益显现的情况下提升自身业绩，基金管理公司对风险管理日益重视。但是相比较其数量和规模的发展速度，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仍明显滞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欠缺风险管理意识和文化。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大多历程较短，片面追求效益和规模，对风险管理重视不够。没有形成风险管理的文化，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2）公司的治理结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合理和风险管理权限职责划分不清晰。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有关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时间较短，目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依托于基金托管人成立，与基金托管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极易发生内部交易和投资集中化，出现“机构坐庄”现象，增加了基金的投资风险。现代风险管理要求在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和权限职责划分上，要实现风险管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要保持风险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相对独立性，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甚至不完整，风险管理部门、监督稽核部门的独立性也受到限制和干扰。（3）风险管理流程不完善，管理技术和手段落后，内控制度和风险报告制度不健全。完整的风险管理流程要包括风险识别、评估、处置和监控，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往往缺少相关流程和环节，并且风险评估中定量评估技术滞后。风险的内控制度和风险报告制度不健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风险控制及风险信息沟通受到限制。（4）对风险管理往往是按风险类别管理。这造成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忽视了风险的交叉性，而且风险管理缺少系统性和控制力。
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
（一）风险管理环境 构建的基金管理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由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这要素分别是风险管理环境、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内部控制、风险信息沟通和报告、监督评价。风险管理体系的要素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全面风险管理这一有机体系如（图1）。 风险管理环境是其他风险管理要素的基础，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文化、价值观和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等。其中，风险管理文化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它影响到全面风险管理各个要素的活动；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是全面风险管理得以实施的组织保障和支撑，在组织结构设计中必须对风险管理的职责和权限进行清晰的分配。（1）风险管理决策层。董事会对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管理负有最终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的行为行使监督权。风险管理委员会隶属于董事会，是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能为对公司风险与内部控制管理的政策制度程序进行统一的决策，向董事会提供独立支持，风险管理委员会内设风险首席执行官。合规与审计委员会隶属于董事会，为风险管理的审计、稽核、监察政策、制度、程序的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充分完全的独立性，合规与审计委员会内设督察长。（2）风险管理执行层。包括风险管理部、稽核监察部和各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岗。风险管理部隶属于风险管理委员会，履行全面风险管理的职能，实行垂直单元制管理，按风险类别设立相应的风险管理单元，各风险管理单元在风险管理业务上接受风险管理部的领导。在具体业务职能部门设置风险管理岗位，将风险管理关口设置在最前沿。在具体作业中，实行业务岗和风险管理岗并行的原则，并根据业务特色向本级和上级管理层以及业务部门提供风险分析报告、对策建议。稽核监察部隶属于合规与审计委员会，对公司风险管理的执行状况进行合规性监督检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
（二）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设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一是结合公司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和经营目标确定风险管理的战略目标；二是让整个基金管理团队清晰认识到投资和基金运作的风险来源和程度；三是建立一套客观的评估和监控风险的方法，并严格、一致地应用这套方法，使得风险在风险容忍度以内。根据风险管理目标制定明确统一的各类风险的管理政策，以实现风险管理目标和基金管理公司战略经营目标的紧密结合。
（三）风险识别 首先对业务和管理中是否存在风险进行判断，然后对风险的种类、来源进行监测和分析。风险识别是风险评估和风险对策的前提。风险识别由具体的业务人员来执行，然后报风险管理部和监督稽核部核准。
（四）风险评估 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评估风险的程度。可根据不同的风险目标和风险类别确定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对能计量的风险以VaR为核心度量方法确定受险程度，对不能计量的风险采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估。
（五）风险对策 风险对策是指在识别和评估了相关的风险之后，所做出的防范、控制、转移和补偿风险的各种策略和措施。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对策主要包括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主要管理市场风险）和内部控制机制（主要管理难以计量的风险）。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内部控制机制既是全面风险管理的一大风险管理要素，也是管理难以计量风险（例如操作风险）的风险对策。（1）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的流程应包括如下步骤：一是股票或债券投资小组选定投资组合的券种并决定相应权重，构建模拟投资组合；二是投资数量分析人员运用EMA风险管理软件对模拟投资组合的事前跟踪误差进行评估，如果模拟投资组合的风险在规定的范围内则正式建立该组合，并开始对该组合的跟踪误差进行实时监测，如果事前跟踪误差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基金经理重新挑选股票或者重新确定股票的权重直至事前跟踪误差达到预定的标准为止；三是基金经理实时监控投资组合的事后跟踪误差以决定风险收益状况是否相匹配，如果基金经理认为风险和收益基本匹配，则不作调整，继续监测组合的跟踪误差，如发现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那么基金经理需要重新调整组合，直至组合的事前跟踪误差和事后跟踪误差均达到规定的标准为止。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流程如（图3）。（2）内部控制机制。基金管理公司要想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为投资者牟取更高利益，除了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基金管理公司在进行公司管理和基金运作中会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导致公司管理和基金运作出现问题而造成管理困难、信誉受损和市场份额丢失。我们认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
（六）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既是一种风险对策，也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的一大要素，这一要素是对风险管理流程的保障。内部控制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和活动。内部控制制度由内部控制大纲、公司基本制度、风险控制制度、部门管理办法和业务管理办法组成。公司基本制度包括投资管理制度、基金会计核算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察稽核制度、公司财务制度、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业绩评估考核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制度等。风险控制制度具体包括法规遵循政策、岗位分离制度、业务隔离制度、标准化作业流程制度、集中交易制度、权限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监察稽核制度等。内部控制活动主要通过组织结构控制、操作控制和会计控制来实现。组织结构控制在基金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设计中已经阐述。操作控制是指公司设定了一系列的操作控制的制度，如标准化业务流程，业务、岗位和空间隔离制度，授权分责制度，集中交易制度，保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档案资料保全制度和客户投诉处理制度等，控制日常运作和经营中的风险。会计控制是指公司确保基金财产与公司自有资产完全分开，分账管理，独立核算。公司会计核算与基金会计核算在业务规范、人员岗位和办公区域上进行严格区分，公司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以及本基金下分别设立账户，分账管理，以确保每只基金和基金财产的完整和独立。
（七）风险信息沟通与报告 风险信息沟通指及时地实现信息的流动，自下而上地报告和自上而下地反馈。保证公司员工及各级管理人员可以充分了解风险信息，保证信息及时送达适当的人员进行处理。公司制定风险报告制度，包括定期报告制度和不定期报告制度。定期报告制度按照每日、每月、每年度等不同的时间频次进行报告。在风险报告路线上，分为执行体系报告路线和监督体系报告路线。执行体系报告路线：各业务人员向部门负责人报告，部门负责人向风险管理部报告，风险管理部再向总经理、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首席风险执行官报告；监督体系报告路线：公司员工、各部门负责人向稽核监察部报告，稽核监察部向督察长报告，督察长定期出具监察报告，报送合规与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如发现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向董事会报告。
（八）监督评价 监督评价是评估公司各个时期风险管理的质量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持续监督、个别评估或者两者的结合，而持续监督和个别评估的频率则取决于评估过程中所包含的风险水平。督察长和稽核监察部门人员负责日常监督工作，促使公司员工积极参与和遵循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制度有效地实施。公司监事会、合规与审计委员会、督察长、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监察部对风险管理各流程、风险信息沟通和报告、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地进行检验，检验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并加以充实和改善，及时反映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趋势，保证风险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何孝星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何孝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7篇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J•马科思,亚历克斯•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范文第8篇
分红并无实质利好
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将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派发给投资者，无褒贬义，只是一种收益分配上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基金可能其收益分配方式略有不同。如封闭式基金由于其份额固定，一般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开放式基金的分红方式主要有两种，现金分红和分红再投资。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基金分红却被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赋予了太多主观色彩。如相比于消极分红的基金，国内多数投资者可能对大比例积极分红的基金更趋之若鹜。另外从基金管理人的角度，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大比例频繁分红也可能成为其营销策略。
从投资者角度，主要有两点可能会引起对基金分红理解的偏差。一是分红前购买基金，二是分红后购买基金。前者购买基金就可分红，直观上理解好像是占了便宜，后者由于分红后基金净值会下降，表面上看好像是以更加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基金。但实际上从总价值上看基金分不分红并无区别。如一只基金在分红前的份额净值为1.2元，假设每份基金分配0.1元收益，在分红前购买，分红后基金的净值会下降到1.1元，加上每份0.1元分红，其实还是1.2元，在分红后购买，虽可购买到更多的基金份额，但是由于分红后基金净值下降了，总价值还是一样的。投资者觉得占到了便宜只是感官上的一种表象罢了，这只是基金公司投其所好的一种营销方式。
分红是法律所规定
基金分红实际上是由三方制约的，监管层、基金管理人及投资者，并不是任意一方的独角戏。与监管层相关的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主要是基金合同的实施，而投资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分红方式，在开放式基金中也需要选择是现金分红还是分红再投资。
分红法律法规
基金分红作为基金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来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2009年4月证监会的《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的出台。《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第三十五条和三十六条分别对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收益分配做了相关规定，如“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封闭式基金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90％”；“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以事先选择将所获分配的现金收益，按照基金合同有关基金份额申购的约定转为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投资者事先未做出选择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支付现金”。《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基金分红规定，该《指引》主要就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中收益分配方式方面的条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限定。
一般而言，在基金台同及招募说明书中都会就该基金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作相关的说明，告诉投资者此基金具体的的分红比例、时间等信息。挑选基金不能以分红为依据
如果基金管理人能以投资者利益为先，选择把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笔者认为规范的基金分红是有意义的。一是落袋为安，也能避免后市风险。二是目前国内相关的税法规定，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投资者减少了税收方面的负担。当然，基金分红某些时候也显示了基金经理对后市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基金经理不愿将投资盈余继续再投资，也会选择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