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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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1篇
一、听证制度缺乏统一的立法
（一）我国的听证制度尚缺乏统一的立法
对于听证制度，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分别作出了一些规定。而且，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置了不同的听证法律条文。但是，从这一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听证制度的立法模式属于分散型的，没有统一的立法。这种立法模式使听证制度难以成为一个严格有序的程序制度，使听证制度的法律精神难以得到统一。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从我国各地举行听证会的实践情况看，我国的听证制度还没有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没有规范、标准的程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听证会的效率，也影响了听证的效果。
二、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
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对行政听证的范围规定过窄许多应该被规定在听证范围中的事项却被排除在外。
第一，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被排除在行政听证范围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非常早，没有规定听证程序，根据其规定，被裁决行政拘留的公民不服公安机关的裁决，只能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此可见，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适用听证程序。但是，这一规定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相违背，从法理上说，处罚越重就越应当给予受处罚人有抗辩的权利和机会。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被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的。
第二，未将抽象行政行为全面纳入到行政听证范围内。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订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性文件的活动，包括两大类即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规定的制订行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了我国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订过程的听证，而对于除行政立法以外的行政决定的制定的其他抽象性行政行为，则没有现行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听证范围。这一规定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不全面，听证流于形式。
第三，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领域，并且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范围内，听证的范围依然狭小。具体行政行为除了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外，还包括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这些行政行为的实施都会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将这些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听证的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在行政许可法这一相对先进的法律中，对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仅限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以及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事项。由此规定可以得出，不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不允许进行听证。
三、听证参与人范围小，选择范围不明确
目前，我国的听证参与人范围较窄，仅指行政相对人，具体指被行政机关认为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在行政关系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规定将第三人排除在外，使得第三人无法参与听证中来。这样既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案件的调查。
另外，在听证程序中，听证会的参加主体更是不科学，听证会代表的产生目前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对各地、各部门推荐的代表要由组织者审核后聘请。结果，很多的学者、教授、工程师等等一系列收入不菲的人出现在听证会上，代表全体利益的身影很难寻觅，即使有，由于知识、见识、经验的差别，出现了也无济于事，使得他们完全没有听证参与的积极性。
四、听证主持人资格不明，相对独立地位没有确立
我国法律对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过于原则，没有落实到具体规定上，相比于国外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没有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性质和法律地位；2、听证主持人的权限不明；3、关于回避的规定过于原则；4、缺乏禁止单方面接触的规定。
五、对听证笔录约束力的规定不明确
听证笔录一般是听证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对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它在听证程序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明确了应该把听证笔录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行政行为岂止行政许可这一种？对于其他进行听证的行政行为也都应该在听证上制作笔录，并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行为作出的重要依据。而且，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对于听证笔录的约束力规定不明确，这样容易导致听证会“听了白听”的结果。
六、行政听证程序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2篇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
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
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行政机关普遍反映，现有处罚手段不够，难以有效制裁违法相对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门仅凭罚款手段难以及时纠正建筑运输单位的道路遗撒问题；渔政管理部门对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渔域捕鱼行为也往往束手无策；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车行为也缺乏有效处罚手段。为此，我们主张在处罚法中增加几种新的处罚手段，同时对现有一些处罚手段加以修改和调整。例如，申诫类处罚应建立警告登记和累积转罚制度，对多次受过申诫罚的违法人应转换适用更重一类的处罚。规定申诫罚的必要公开制度，使之发挥有效的威慑力。财产罚应解决罚款幅度过大、随意性强、流向不明的问题。建议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开来，避免处罚者获益不处罚者失职的现象。将没收非法所得、扣押
、变卖、销毁等措施纳入处罚手段范围。行为罚部分则需解决"责令赔偿""责令履行某种义务"等决定的性质问题，特别要解决"责令性决定的"的执行问题。增加劳役罚内容，通过恢复原状等劳役措施教育违法人。除此而外，应当明确行政机关适用人身罚具备的条件和范围，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均不得适用人身罚手段。
至于如何在处罚法中规定处罚种类，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归类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的同时，还应规定几种主要处罚形式的适用方式，如警告登记累积制度，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制度、拘留处罚的传唤、讯问、取证制等。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行政处罚事关重大，只有特定层级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规定处罚种类。对哪些机关有权设定哪类处罚，理论和实践界有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处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都无权规定并适用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取消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是不合适的，因为规章是多数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而且已经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因此，应当允许规章设定一些非人身罚。还有同志认为，既然法津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管理职责，并允许市、县、乡制定在本地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应当认可地方政府设定部分处罚的权力，体现"权责一致"原则。
我们认为，行政处罚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必须由特定的立法机关规定，这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机关规定处罚必须有法律授权，而且授权的范围和规定处罚的行政规范必须受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处罚设定状况看，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法律授权设定部分处罚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权方面设定处罚。其他行政规范可依授权规定一些实施细则和标准，而不能创设处罚权。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关于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理论和实务界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行使两类权力的机关应当分离。至于分离到什么程序，有两种方案，一是相对分离，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与行使监督处罚权的机构分离开，使监督处罚机构专司处罚及执行，不进行一般管理活动。二是完全分离，行政管理机关与监督处罚机关完全分开。各机关原有的处罚权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综合监督处罚机构。如目前地方从城建、交通、卫生、公安、税务、工商部门分离出来的综合执法队、市容监察组织等就属这一类。
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权和处罚权是不可分离的两项权力，处罚权是行政管理权的一部分。例如，许可证管理中，吊销许可证是处罚的一种形式，但是，很难将吊销权从许可证管理权中分离出来。
解决好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处罚管辖冲突，也可以保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由多机构组成的统一市容管理组织负责维护市容的各项工作，不仅减少多机并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而且能够避免就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个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罚，这是一个法规竞合行为。例如，某人用毒药制成的诱耳在渔塘捕鱼的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多个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权交叉重叠、法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对某一行为分别作多次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某一违法事件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对"一事"的理解不尽相同。较窄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为"一事"，较宽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为，每一事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多次划分，而且处罚机关也不止一个，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专横武断的重要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围如何界定，必须考虑目前处罚机关职权交叉重叠的现状。为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失职不处罚或越权滥处罚，应当将"一事"界定于"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的范围之内。例如，某司机出车时被交通警察以尾灯不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那么如何解决因一个行为受多次处罚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参照刑法中法规竞合理论采用"重罚吸收轻罚"方式处理，即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由其中量罚最重的机关处罚。但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即会出现各机关争夺或推脱处罚权、互不通气现象。第二个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传统上"一个机关执行一部法律"的习惯，将拥有相同或类似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并，由综合性执法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罚吸收轻罚"的选择性处罚。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应由法律规定的有权行政机关行使。但是，由于个别部门执法任务重、条件跟不上，遂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给下级机关和所属机构同级其他机关，非行政机关、个人去行使。随着委托处罚权现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价、城建、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执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一，谁有权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委托机关必须是依法享有处罚权的机关。本身没有处罚权或其处罚权来自其他机关委托的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政府不得再将其处罚权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委托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同时也必须符合其他定法条件。第三，委托应履行哪些手续？有些行政机关向个人组织委托处罚权时不办理任何手续，致使委托随意性增加，委托后责任不明确。为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委托处罚权的必经程序，如签定委托书、划分双方责任，约定委托权限、范围及期限。第四，委托处罚的责任归属如何？目前委托处罚的责任并不明确，具体做法也不一样。例如委托权限内的处罚行为由谁负责？委托权限以外责任由谁承担？有同志认为，无论处罚是否超出委托权限，都应由委托机关负责。第五，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是否无须委托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同志认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担负大量行政职责，相当于一级行政机关，但又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地位，引讼被告资格的混乱。为此，应当明确其独立执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续。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罚程序种类不全、没有关于溯及力和时效的统一规定、证据规则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保障、协助执行不力等。
1.程序种类不齐全。行政处罚是针对不同程序、情节、条件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制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普通处罚程序，即通过正常程序实施的处罚，原则上应履行通知、讯问、听证、制作处罚裁决等程序；特别处罚程序，对紧急情况下或是非清楚的现场违法行为实施的处罚，如强行制止、纠正、现场处罚等。特别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续，如通知、听证等，但有的事后应补正。
2.时效规定少。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有时间限制，即超过追究时效，不应再施处罚。治安处罚条例规定为6个月，是否该时效规定也适于其他种类的处罚？我们认为立法原则上可规定为6个月，其他法律法规另规定的除外。
3.处罚适用规范的溯及力不明确。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前后规定不一致的，处罚应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法律实施以前的违法行为，不适用新法律处罚。对过去开始，持续到新法律实施后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较轻的法律予以处罚。
4.证据规则不明确。行政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行政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为此，应当确立
几项特殊的行政证据规则。如处罚只需主要证据确凿、对于某些现场处罚，如交通警察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市容部门对无照经营者的小额处罚和纠正行为，诉讼中处罚机关不负举证责任，只有在受罚人证明执法人员与其有私怨恶意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才举证。现场笔录在受罚人不签字的情况下，只需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就有效。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
5.处罚决定的执行不力。现存问题是：（1）特定处罚，如警告、责令、吊销证照执行难缺乏有效措施；（2）有关部门协助义务不明确，协助不力；（3）申请法院执行的决定种类、数量过多，如责令罚、吊销证照罚、小额罚款等，法院难以执行；（4）个别执法部门力量薄弱，缺乏必要人身物质保障；（5）行政干预执行的情况增多。
对以上执行问题，建议立法采用新的执行方式和体制。如对特定处罚的执行，应确立处罚累进和转换制以及保全措施；明确各机关协助义务、重新划分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执行范围；小额罚款及责令、吊销证照罚应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充实个别执法机构；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避免出现靠滥收费、乱罚款执行处罚或其他管理任务的混乱现象。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3篇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
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
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行政机关普遍反映，现有处罚手段不够，难以有效制裁违法相对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门仅凭罚款手段难以及时纠正建筑运输单位的道路遗撒问题；渔政管理部门对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渔域捕鱼行为也往往束手无策；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车行为也缺乏有效处罚手段。为此，我们主张在处罚法中增加几种新的处罚手段，同时对现有一些处罚手段加以修改和调整。例如，申诫类处罚应建立警告登记和累积转罚制度，对多次受过申诫罚的违法人应转换适用更重一类的处罚。规定申诫罚的必要公开制度，使之发挥有效的威慑力。财产罚应解决罚款幅度过大、随意性强、流向不明的问题。建议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开来，避免处罚者获益不处罚者失职的现象。将没收非法所得、扣押
、变卖、销毁等措施纳入处罚手段范围。行为罚部分则需解决"责令赔偿""责令履行某种义务"等决定的性质问题，特别要解决"责令性决定的"的执行问题。增加劳役罚内容，通过恢复原状等劳役措施教育违法人。除此而外，应当明确行政机关适用人身罚具备的条件和范围，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均不得适用人身罚手段。
至于如何在处罚法中规定处罚种类，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归类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的同时，还应规定几种主要处罚形式的适用方式，如警告登记累积制度，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制度、拘留处罚的传唤、讯问、取证制等。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行政处罚事关重大，只有特定层级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规定处罚种类。对哪些机关有权设定哪类处罚，理论和实践界有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处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都无权规定并适用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取消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是不合适的，因为规章是多数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而且已经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因此，应当允许规章设定一些非人身罚。还有同志认为，既然法津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管理职责，并允许市、县、乡制定在本地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应当认可地方政府设定部分处罚的权力，体现"权责一致"原则。
我们认为，行政处罚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必须由特定的立法机关规定，这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机关规定处罚必须有法律授权，而且授权的范围和规定处罚的行政规范必须受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处罚设定状况看，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法律授权设定部分处罚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权方面设定处罚。其他行政规范可依授权规定一些实施细则和标准，而不能创设处罚权。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关于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理论和实务界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行使两类权力的机关应当分离。至于分离到什么程序，有两种方案，一是相对分离，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与行使监督处罚权的机构分离开，使监督处罚机构专司处罚及执行，不进行一般管理活动。二是完全分离，行政管理机关与监督处罚机关完全分开。各机关原有的处罚权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综合监督处罚机构。如目前地方从城建、交通、卫生、公安、税务、工商部门分离出来的综合执法队、市容监察组织等就属这一类。
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权和处罚权是不可分离的两项权力，处罚权是行政管理权的一部分。例如，许可证管理中，吊销许可证是处罚的一种形式，但是，很难将吊销权从许可证管理权中分离出来。
解决好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处罚管辖冲突，也可以保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由多机构组成的统一市容管理组织负责维护市容的各项工作，不仅减少多机并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而且能够避免就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个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罚，这是一个法规竞合行为。例如，某人用毒药制成的诱耳在渔塘捕鱼的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多个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权交叉重叠、法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对某一行为分别作多次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某一违法事件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对"一事"的理解不尽相同。较窄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为"一事"，较宽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为，每一事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多次划分，而且处罚机关也不止一个，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专横武断的重要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围如何界定，必须考虑目前处罚机关职权交叉重叠的现状。为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失职不处罚或越权滥处罚，应当将"一事"界定于"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的范围之内。例如，某司机出车时被交通警察以尾灯不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那么如何解决因一个行为受多次处罚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参照刑法中法规竞合理论采用"重罚吸收轻罚"方式处理，即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由其中量罚最重的机关处罚。但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即会出现各机关争夺或推脱处罚权、互不通气现象。第二个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传统上"一个机关执行一部法律"的习惯，将拥有相同或类似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并，由综合性执法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罚吸收轻罚"的选择性处罚。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应由法律规定的有权行政机关行使。但是，由于个别部门执法任务重、条件跟不上，遂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给下级机关和所属机构同级其他机关，非行政机关、个人去行使。随着委托处罚权现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价、城建、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执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一，谁有权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委托机关必须是依法享有处罚权的机关。本身没有处罚权或其处罚权来自其他机关委托的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政府不得再将其处罚权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委托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同时也必须符合其他定法条件。第三，委托应履行哪些手续？有些行政机关向个人组织委托处罚权时不办理任何手续，致使委托随意性增加，委托后责任不明确。为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委托处罚权的必经程序，如签定委托书、划分双方责任，约定委托权限、范围及期限。第四，委托处罚的责任归属如何？目前委托处罚的责任并不明确，具体做法也不一样。例如委托权限内的处罚行为由谁负责？委托权限以外责任由谁承担？有同志认为，无论处罚是否超出委托权限，都应由委托机关负责。第五，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是否无须委托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同志认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担负大量行政职责，相当于一级行政机关，但又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地位，引讼被告资格的混乱。为此，应当明确其独立执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续。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罚程序种类不全、没有关于溯及力和时效的统一规定、证据规则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保障、协助执行不力等。
1.程序种类不齐全。行政处罚是针对不同程序、情节、条件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制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普通处罚程序，即通过正常程序实施的处罚，原则上应履行通知、讯问、听证、制作处罚裁决等程序；特别处罚程序，对紧急情况下或是非清楚的现场违法行为实施的处罚，如强行制止、纠正、现场处罚等。特别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续，如通知、听证等，但有的事后应补正。
2.时效规定少。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有时间限制，即超过追究时效，不应再施处罚。治安处罚条例规定为6个月，是否该时效规定也适于其他种类的处罚？我们认为立法原则上可规定为6个月，其他法律法规另规定的除外。
3.处罚适用规范的溯及力不明确。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前后规定不一致的，处罚应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法律实施以前的违法行为，不适用新法律处罚。对过去开始，持续到新法律实施后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较轻的法律予以处罚。
4.证据规则不明确。行政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行政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为此，应当确立
几项特殊的行政证据规则。如处罚只需主要证据确凿、对于某些现场处罚，如交通警察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市容部门对无照经营者的小额处罚和纠正行为，诉讼中处罚机关不负举证责任，只有在受罚人证明执法人员与其有私怨恶意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才举证。现场笔录在受罚人不签字的情况下，只需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就有效。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市场 监管 探索
在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新形势下，国家局对如何转变烟草专卖管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构建“打击严厉、管理到位、疏导及时、服务周到”的市场监管体系（以下简称“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一、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的背景
2012年4月9日，国家烟草专卖局赵洪顺副局长在全国烟草专卖管理暨专卖内管工作现场会上提出：着力构建“打击严厉、管理到位、疏导及时、服务周到”的市场监管体系。坚持守土有责，强化属地管理，坚决打击各种形式不合法、不规范行为。提高市场分析和判断能力，注重市场监测，加强对异常零售客户的管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检查，积极疏导零售客户的合理诉求。牢固树立服务零售客户的理念，努力为零售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在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中，着力构建“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也是符合《行政处罚法》有关要求的。《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二、“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的内涵及方式
卷烟市场监管的目的是严格贯彻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查处和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建立规范有序的烟草生产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既适应市场监管的目的，又符合市场监管内容的需要。打击严厉、管理到位、疏导及时、服务周到，是市场监管方式的四个方面，既可单独适用，也可综合实施。
（一）打击严厉
提升案件经营能力，强化信息情报网络建设，开展联合执法，突出对制售假行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主要方式是对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严重的取消烟草专卖经营资格；对无证经营行为，移交工商部门联合予以取缔；对涉烟犯罪行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管理到位
提高专卖执法人员分析判断能力，对卷烟零售户实施分类管理，以异常零售户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检查和管理。主要方式是实施《卷烟零售户分类管理办法》，结合卷烟业态，明确分类管理的重点，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和转化举措。
（三）疏导及时
对有违法行为的零售户，通过实施行政指导举措，进行教育转化，避免再次违法；对轻微的无证经营行为引导整改或不再经营。主要方式是采取行政提示、行政告诫、行政约见、行政建议、行政回访等方法，减少违规率，提升教育转化率。
（四）服务周到
落实“与客户共创成功”理念，通过为零售户提供法制培训、真假烟识别等，为零售户经营发展建言献策，提供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服务。主要方式是实施五层法规培训，即新办证户入门培训、经营初期培训、违规户专门培训、守法户常规集中培训和日常上门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三、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专卖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打击、管理、疏导和服务，所实施的执法行为不得超越管理权限，不应违背法律精神、原则和国家政策。
（二）合理性原则
注重公平、公正，所实施的疏导和服务应符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要求，方式方法应妥善。
（三）针对性原则
紧密围绕市场监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薄弱环节，根据不同的对象、案件或行为性质、特点，选择相应的市场监管或服务方式，实现最佳效果。
（四）以人为本原则
综合运用各种行政措施和管理、服务手段，寓执法、监管于疏导、服务之中，有效解决随意执法、趋利执法、不规范执法等问题。
（五）公开性原则
通过多种渠道，采取适当方式向零售户公布“打击严厉、管理到位、疏导及时、服务周到”的内容、形式等，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意义
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是在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新形势下，对转变烟草专卖管理方式提出的新要求。近几年，连云港市局实施的柔性执法，已在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提高零售户守法意识，保持良好卷烟市场秩序等方面显示出成效。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是对“柔性执法”的完善和提升。
（一）该体系是推进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是推进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建设法治烟草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专卖执法的亲和力；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专卖管理秩序和社会环境的体现，有利于优化发展软环境。
（二）该体系是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转变管理职能和服务方式的重要举措
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是专卖管理部门市场监管理念与模式的重大转变，是在工作职能上从传统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在工作方法上从刚性监管为主向刚柔相济、相辅相成转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新型烟草专卖执法管理模式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专卖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该体系是优化执法环境，实现执法成效与社会效果共赢的根本保证
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有利于突出对重点违法行为的打击，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可以减少或避免违法现象的发生，提高监管效率和效能；可以协调和解决专卖管理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争取配合。
五、实施“打、管、疏、服”市场监管体系的注意事项
“打、管、疏、服”是一项综合性的市场监管体系，需要专卖管理登多部门分头实施，同时又要协调配合。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明确实施主体、职责，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文书，规范操作流程和程序，确保应用、监督、考评到位。
（一）部门协作，共同实施
机动大队侧重于打击，日常监管大队全面实施管理、疏导和服务，证件管理部门侧重于管理和服务，案件审理部门侧重于疏导和服务，综合管理部门侧重于督查考核。专卖监督管理部门继续发挥好与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的协作机制，共同解决调查取证、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难题。继续完善与工商部门打击无证经营的协作机制，依法取缔无证经营。
（二）形成体系，系统实施
该监管体系的建立，需要市县局共同实施。要明确市县局的分工，系统实施。打击方面的制度应主要包含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暂停整顿操作办法》、《取消经营资格操作办法》等。管理方面的主要制度应有：《卷烟零售户分类管理办法》、《8种检查方式实施细则》等。疏导方面的主要制度有：《行政指导程序规定》和配套的实施细则、标准规范等。服务方面的主要制度有：《卷烟零售户法制培训实施细则》等。四个方面共用的制度有：《卷烟市场日常监管实施细则》、《卷烟市场互查实施办法》、《烟草专卖行政执法用语规范》、《全程说理执法实施意见》、《市场净化率考评办法》等。
（三）完善标准，规范实施
打击、管理、疏导和服务，每个方面都应有相应的实施标准和操作流程，实施单位应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流程规范，做好有关文书、资料的收集、保管、统计、分析等工作，按照要求规范实施。
（四）信息支撑，高效实施
综合证件管理、市场监管、情报分析、案件审理、内部监管等功能，实施移动终端系统，提升市场监管针对性、科学性、系统性，提升市场监管整体效能。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5篇
根据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纠风办《关于深入推进“阳光工程”建设，努力创新纠风工作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明确“阳光工程”建设责任分解和通知》部署和要求，现制定我局“行政处罚阳光透明”工作实施细则。
一、公开内容及公开的范围、途径、时限、程序
（一）公开行政执法资格、执法依据和行政执法职权。
公开范围：全社会。
公开途径：市局门户网站、市行政执法信息系统。
公开时限：制作、获得或拥有该信息之日起30日内。
公开程序：各业务处室及委托执法单位梳理，报政策法规处审核，经分管领导审批后，由政策法规处指定专人在市行政执法信息系统上公开，并由市局信息办通过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说理式公开。
公开范围：行政相对人。
公开途径：当面告知或书面告知。
公开时限：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时限。
公开程序：案件承办机构认真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规定，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充分保障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回避、听证等权利，继续推行说理式执法，做到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三说理”。
（三）公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相关基准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处罚法》、《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和《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等规定，做到量罚适当。
公开范围：全社会。
公开途径：市局门户网站、市质量安全监管业务平台。
公开时限：制作、获得或拥有该信息之日起30日内。
公开程序：由政策法规处向局信息办提供正式文本，信息办统一在市局门户网站上公布，并及时在市质量安全监管业务平台上更新。
（四）案件审理。进一步增强案审工作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公开范围：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行业协会代表、消费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旁听局案审会。
公开途径：公开案审会。
公开时限：制作、获得或拥有该信息之日起3日内。
公开程序：选定行政执法典型案件，选定旁听公开审案的人员，组织公开案审，专门听取旁听人员意见与建议。
（五）公开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对拟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照、处3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公开举行。
公开范围：全社会。
公开途径：听证会。
公开时限：制作、获得或拥有该信息之日起3日内。
公开程序：具体程序按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行。
（六）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备。对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作出5万元以上、个人5000元以上罚款以及吊销许可证照等重大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规定每月分别报省质监局和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公开范围：省质监局和市政府法制办。
公开途径：备案。
公开时限：次月10日前。
公开程序：案件承办机构按月向市局政策法规处报送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政策法规处负责分别向省质监局和市政府法制办报备。
（七）公开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全过程。在市质量安全监管业务平台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市网上行政执法暨电子监察系统，做到行政处罚过程全公开，实行全过程、全覆盖的监督、预警、评估。
公开范围：全市质监系统、市纪委相关行政执法电子监察系统管理部门。
公开途径：市质量安全监管业务平台、市纪委相关行政执法电子监察系统。
公开时限：实时。
公开程序：实行网上办案，通过四个关键节点的办理控制，从立案、案件处理审批、行政处罚、结案归档整个流程实时监控。
（八）公布质量安全“黑名单”。
公开范围：全社会。
公开途径：媒体、市质监局门户网站。
公开时限：制作、获得或拥有该信息之日起30日内。
公开程序：依据《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安全黑名单制度》，针对质监部门监管的涉及特种设备、食品、重点产品、民生计量等四大类产品的监管对象，适时向社会公开被列入“质量安全黑名单”的企业。
二、实施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郑德兵任组长为成员的“阳光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监察室。“行政处罚阳光透明”工作的责任处（室）为政策法规处，做好相关工作及总结、报表报送等工作。市局办公室（信息办）做好政务公开的相关工作和统计工作。
要做好工作汇总和统计工作。政策法规处、办公室（信息办）要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2日前分别报送《市质监局“行政处罚阳光透明”建设情况表》、《市质监局推进“阳光工程”建设统计表》至监察室；政策法规处和办公室每半年分别将“行政处罚阳光透明”工作小结、推进“阳光工程”建设政务公开情况小结（其中下半年报送的为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工作信息报送至监察室，由监察室统一汇总归口上报市纠风办。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6篇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措施建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72-03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自由裁量权是现行法制状况下之必然，也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中国人民银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有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金融行政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规范和监督不力，将会给腐败以可乘之，导致执法不公，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形象。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督，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一、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是对其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中，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或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结合情势所需，就有关事项进行权衡、裁量并做出决定的权力也就是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从法律设立自由裁量权的初衷来讲，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合理性原则。行政关必须在法定限度内，尽可能适当、合理地自由裁量。不适当、不合理的裁量行为是不当行政行为，包括明显不当、受不相关因素的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或违背公众意志等行为，严重违反合理性的行政行为则是。二是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
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人民银行对所管理事项的状况和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有关行为是否违反金融管理秩序，是否需要按程序做出相应处理。如根据《金融统计管理规定》，金融构统计及相关部门和人员，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含地、市)以上构和有关部门对该金融构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构是否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行为的认定，规定并不太明确。金融构报送的报表数据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差错或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也可能是故意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资料。对其行为认定的自由度很大，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的问题。
(二)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
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金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违法情节。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许多法律、法规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但是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人民银行执法工作实践中也制定了一些关于对情节轻重认定的参考标准，如根据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笔数等认定违法行为情节轻重。但这并非法律法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实际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人民银行有权实施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有警告、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此外还可以通过建议处罚权，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6条规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构的违法行为在区别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可选择实施不同的处罚种类，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均可选择。罚款处罚幅度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分为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和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两种情况。在现有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中，罚款是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行政处罚种类，也是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四)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
在人民银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中均存在对时限选择自由裁量的情况。如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于2个工作日内对银行报送的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的合规性予以审核，符合开户条件的，予以核准；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应在开户申请书上签署意见，连同有关证明文件一并退回报送银行。人民银行可以于当日对银行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也可于第二日审核批准，只要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是否符合条件决定核准或退回即可。这就体现了行政许可中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程序中存在大量的时限要求，也都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授予人民银行某种权力，人民银行可以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进行检查。具体的检查方式、要求等，有些法规、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规定并不明确。同时，对特定金融构的检查频率、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些构进行检查也没有明确规定，也不便具体规定。这样，在工作实践中人民银行就拥有了很大的选择自，在开展具体检查时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权。再如，《反洗钱法》第26条规定省级以上反洗钱部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对“是否采取临时性冻结措施”做出选择，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决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三、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在实际执法实践中，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会与关系案、人情案联系在一起，自由裁量权会成为腐败的突破口。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滥用自由裁量权
由于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存在错误认识，或者为达到某种不当目的故意滥用自由裁量
权，从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立法初衷。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假公济私、等。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对某一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多种处罚种类，同一处罚种类又规定了处罚的上限和下限，或只规定了下限。在实施具体处罚时，出于多种原因，对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出现畸轻畸重，显失公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可以根据《反洗钱法》第32条区分不同情形对金融构处以20万－50万元的罚款，对致洗钱后果发生的，可处以50万－500万元的罚款。这个裁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反洗钱执法部门不根据具体案情慎重考虑、综合权衡，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并没违反法律规定，但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精神，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有的法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规定不明确或未规定，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执法人员便可以自由裁量。对于有明确期限要求的，可能出于不正当的原因，行政关有时会选择在期限到期前履行。这都会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嫌疑，也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违反了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原则，也不符合打造服务型关的要求。
(四)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
有时法律法规并没有授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权力，而执法者误以为授予了并按他的理解进行了自由裁断，这就是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有的因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条件理解不正确而错误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了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和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但有的执法人员可能出于错误的理解，以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查、整改措施较到位等为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要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民银行公正执法、廉洁履职，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内部控制。
(一)缩小自由裁量权的选择弹性，从源头控制
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需要由人民银行制定实施细则的，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以保证新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及有关实施细则要处理好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从源头上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限制。通过加大立法解释力度，及时弥补立法缺陷，避免出现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和省会中心支行可结合地域实际对辖区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定指导意见，可对罚款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推行阶次制度，将违法行为分为不同等次，确定对应的罚款幅度，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
(二)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从主体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人员本身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领导对法律的重视程度和依法行政的意识对单位的执法水平起着重要的影响。要健全学法制度、加强法制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大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使执法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法律法规条文，善于把具体案件实践与法律原则融会贯通，准确定性，忠实于立法本意。要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使执法人员以公共利益为执法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管理相对人负责，实事求是，秉公尽责，不谋私利，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从过程控制
设定严格的行政执法程序可以预防行政人员无故拖延行政行为，避免执法人员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客体的义务，可以防止凭借手中职权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在行政活动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程序要求，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举行听证权、行政救济权等权利，通过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7篇
关键词:税务文书送达制度;改革;重构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61-02
1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基本情况
为规范送达程序,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法律都从送达主体、送达方式、送达时限等方面对税务文书的送达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1条至107条规定了送达的五种方式,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在以上几种送达方式中,直接送达是将诉讼文书直接送达给受送达人,是税务文书送达中最主要的送达方式,而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只有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时才使用,是对直接送达方式的补充。
1.1 直接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1条的规定,采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税务文书时,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由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的财务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
1.2 留置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3条规定,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或者本细则规定的其他签收人拒绝签收税务文书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并由送达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税务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即视为送达。
1.3 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4条规定直接送达税务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有关机关或者其他单位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函件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委托送达是直接送达方式的补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己经不是一种独立的送达方式,而是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行为。邮寄送达,是税务机关送达人员将需要送达的税务文书通过邮局用信件的方式交付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
1.4 公告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的规定,公告送达,是指同一送达事项的受送达人众多或用本章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由税务机关采取公告的形式向受送达人送达税务文书的送达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2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运作现状及问题
为了考察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确保数据和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笔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对我局征收、管理、稽查三个系列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目前在税务文书送达回证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归纳如下:
2.1 资源配置比较有限
以笔者所调研的征收系列的税务所为例,该所全程受理岗人员仅有四名,他们既要负责全区纳税户的涉税事项受理工作,又要负责送达回证签收工作,以2007年的简易程序税务行政处罚案件925件、全程受理税务案件2617件税务文书送达任务来计算,除去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平均每人每月应送达文书约74件,由此可见,在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送达回证工作的有效完成很难得到保证。
2.2 人员理念相对滞后
根据笔者在调研工作中的切身体验,由于长期“重实体、轻程序,重过程、轻收尾”观念的影响,在大部分税务干部的意识中,仍把送达认为是简单体力劳动而予以忽视,这就导致其成为严重阻碍税务案件处理的瓶颈。法规部门在对该管理系列2007年发票审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送达回证缺失、送达文书名称填写有误、送达文书字轨号填写不规范,送达日期超过法定时限等问题出现的几率在80%以上。
2.3 送达程序不够规范
根据法规部门对2007年我局所有涉税事项进行的执法检查结果显示,目前符合法律规定的送达仅占60%,还有将近一半的涉税文书送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程序隐患,但如果完全按照规定进行送达,工作量则会将呈几何级数放大,影响到送达工作的效率。
(1)直接送达中,征收系列的税务所普遍将“电话通知”受送达人前来税务机关领取税务文书作为送达的首选方式,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赋予“电话通知”以法律效力,并且也没有任何弹性条款授予送达人员自由选择送达方式的裁量权,故此种做法很难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应早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由受送达人签收,但在实际执行中,常有税务工作人员忽视送达回证的重大意义,将其晚于处罚决定书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或事后补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埋下隐患。
(3)在由代收人签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员未要求其注明代收人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或者对当事人的身份不进行认真仔细的核实就结束程序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送达的效力,给执法工作带来被动局面。据统计,目前我局送达诉讼文书有近80%是通过会计或朋友转交的,这一做法显然也是不符合程序规定的。
3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中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
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操作规程,操作性应当是其自身应有和必备的属性。由于在立法层面上对送达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既没有具体的法条规定,也没有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现实针对性不足,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较大。例如在此次调研中,笔者就发现在现实工作中被送达人拒绝送达、逃避送达甚至抗拒送达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针对这些现象,税务机关却无法可依,也缺乏强制性的手段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说,立法上的缺失是导致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多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3.1 条文规定略显笼统和粗糙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对税务文书送达程序的规定仅有7个条文,它们对送达方式只是作了简单的罗列或者是一般的原则性规定,较为笼统和粗糙。就比例而言,该7个条文只占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条文总量的6%。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等对我国税务文书送达程序立法规定的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但相对于涉税案件数量增加的幅度来讲,这些法律规定的成效有限,实践中很难满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需要。虽然法律条文的数量多寡不能成为我们评价一项法律制度优劣的标尺,但每条法律条文所涵盖的内容是有限的,如果数量过少,其对某个方面的涵盖面必然不会太宽,具体到实践操作中,就容易出现法律漏洞或者法律冲突,难以有效地规范有关主体的税收行为,同时也会给一些不法者规避法律,达到不法目的提供可乘之机。因此,我们热切期盼上级机关能考虑我们的建议,进一步制定相应政策完善现行立法的不足。
3.2 送达主体单一,税务机关责任较重
由于现行税收征管法送达程序的设置有着较为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税务机关包揽执法活动的所有事项,繁重的送达任务也一直由税务机关来承担。税务机关是我国唯一合法的税务文书送达主体,当事人对于文书送达并无推进义务。然而,涉税案件中的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运用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私权方面的问题,但并不等于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都一并转移给了税务机关,这显然对于税务机关是不公平的,当然也不符合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综上所述,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送达主体为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承担所有的送达事务,而当事人却没有任何法定的协助或推进义务,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
4 税务文书送达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通过前面对送达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健全和完善税务文书送达制度,最主要也是最首要的就是要在立法层面上尽快出台详细、明确的规定,针对我们税务部门送达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症下药,以公平和效率为基本原则,创制出一套有效的税务文书送达制度;并且应切实提高送达人员的素质,有效规避执法风险。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4.1 规范送达程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从上述调研分析可以得知,在税务文书的送达程序中,税务机关执行不规范,被送达人员抗拒执行、逃避执行的现象出现,就是由于程序规定不明确、不严密、不合理导致的。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法律要细化程序的各个阶段,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对回证的签收,送回,保存等作出全面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在此过程中税务机关、被送达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要避免各个部门因为利益冲突出现的相互争取或推诿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也要切实保护好当事人特别是受送达人的权利,保证制度公正合理的执行。
4.2 结合时展状况,创新文书送达方式
随着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电话通知、电报通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送达等方式,因其快捷、简便、费用低廉且不受时空限制等优点,在实践中被送达人员广泛运用。因此,笔者建议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增加以上几种送达方式的规定,不断吸收和应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运用现代通讯技术,使税务工作实现高效率。当然,由于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传递的只是语音或数字信息,为了确保送达的安全性,应当对其适用的法律文书范围进行严格控制,即仅限于告知、领取有关许可文书、证明等,而不适用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理决定书的送达。同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以上几种送达方式的法律效力以及严格的操作程序。比如,电话通知时应当进行录音,送达人员要询问被通知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基本情况,以便确认其身份,然后再告知其送达文书的内容,并说明送达的法律效力以及该电话的通话内容已作了录音的情况。而关于采用传真、电邮等方式进行送达,送达人员也需要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实施了合法有效的送达。
4.3 完善制度建设,加强人员培训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8篇
20xx年无证经营处罚条例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转变市场监管方式，强化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促进社会共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向社会公示。公示的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及时、规范的原则。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制作行政处罚信息摘要附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行政处罚信息摘要的内容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违法行为类型、行政处罚内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信息保密审查机制。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删除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以及自然人住所(与经营场所一致的除外)、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予以公示的，应当报请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除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的要求进行删除处理的以外，内容应当与送达行政处罚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
第八条 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告知行政处罚当事人行政处罚信息将向社会进行公示。
第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十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处罚当事人登记机关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改变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信息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处罚当事人登记机关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改变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行政处罚信息发送至当事人登记机关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其协助在收到行政处罚信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信息通过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出现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原因被变更、被撤销或者被确认违法等被改变情形的，应当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以醒目方式进行标注。标注内容包括变更、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等决定的作出机关名称、内容、作出日期等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其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更正。
第十四条 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5年的，记录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但不再公示。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及时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供操作便捷的检索、查阅方式，方便公众检索、查阅行政处罚信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保证数据的准确、完整。
第十六条 除依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的外，其他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予以公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公示本部门作出的各类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履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职责，按照谁办案、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部审核和管理制度。办案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录入行政处罚信息。负责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机构应当加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
第十八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制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行政处罚信息的有关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辖区内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并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的，由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行政处罚相关信息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