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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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1篇
社区矫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检察机关在监外执行中担负着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职能，为客观、真实、全面地掌握监外执行罪犯服刑状况、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加强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院组成由主管副检察长带队，监所科、调研室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检查组，到县司法局、县公安分局、县法院、各镇街道司法所和辖区派出所等相关单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台账、档案及个案调查等方式，开展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题调研，报告如下：
一、 肇州县社区矫正工作概况
经排查和调研，肇州县共有监外五种人225名，我院掌握的社区矫正五种对象185名，其中，缓刑162人、剥夺政治权利13人、假释4人，暂予监外执行6人。司法机关有社区矫正对象人员91人，公安机关有70人。我院掌握的有判决书的五种对象有134人没到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到，他们也没有收到判决书，处于脱管状态。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有55名社区矫正对象我们不知道。有21名社区矫正对象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判决书和相关法律文书，但不知去向，无法联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1．监外执行罪犯脱管较为严重。一方面，由于法院未按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要求将有关法律文书和社区矫正材料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大部分矫正对象没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司法机关办理登记接受矫正，也没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另一方面，由外地法院判决的社区矫正罪犯，外地法院判决书送达时间存在滞后现象，致使被监管人员不能被基层政法单位及时掌握，造成脱管现象的发生。
2．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存在着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在交付执行的衔接上监督不到位。即对于被判处监外执行的五种罪犯，在宣读判决书之时就被释放了，法院有的在释放之前甚至都没和被判监外执行的罪犯签订社区矫正宣告书和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造成监外执行罪犯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社区矫正部门报到接受矫正。同时，判决书送达矫正机关还有一个过程，检察机关没能及时掌握情况介入监督，这就造成了判决生效和矫正执行相脱节。
3. 相关制度还不健全、适用效果还不是很好。目前虽然规定了矫正对象的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请销假制度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但落实这些制度，职责还不够明确，也缺乏可操作性,也就造成有些矫正措施和制度达不到实际效果，同时给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社区矫正程序的检察监督。首先，加强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对监外罪犯的交付执行及交付执行的法律手续是否合法、完备等进行监督，做好对监外罪犯的法律文书的异地交付和转接，避免因法律程序衔接不够，异地被矫正人员的法律文书不能及时送达，造成社区矫正机构不能全面掌握情况，发生脱管现象。其次，加强对执行变更环节的监督。对执行机关是否对社区矫正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矫正对象依法给予处罚，是否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外罪犯依法收监执行，以及是否对符合减刑条件的监外罪犯予以减刑等进行程序监督。再次，加强对执行结束环节的监督。对执行机关是否对执行期满依法按期履行相关手续等进行监督，防止提前宣布、逾期宣布、不宣布及不向矫正对象发放期满证明书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
2.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监管措施的监督。对执行机关是否及时建立帮教组织、建立管理矫正档案、落实日常监督管理措施以及对出现监外脱管漏管问题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等进行监督。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中执行机关工作人员侵犯监外罪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依法维护监外罪犯的合法权益。发现矫正对象长期脱管、漏管等情况，检察机关可向公安机关提出顺延执行期限的建议，也可以向矫正机构提出检察意见，建议矫正机构向公安机关提出延长执行期限；对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违治安管理法的行为及构成犯罪的，履行立案监督职能，建议、监督公安机关及矫正机构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收监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2篇
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还未专门立法，还缺乏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的情况，由检察院监所部门牵头，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起来，结合工作实际，共同制定相关的法律监督检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所辖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专项联合检查或抽查，严格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行为。成立监外执行犯罪监督管理办公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四部门的协调配合下，从组织管理、衔接工作、档案管理、教育纠正、考核奖惩、基础管理等六个方面对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组织大规模的专项联合检查，同时检察院也要定期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检查考评，使社区矫正工作得到进一步顺理，保证刑罚的进一步正确执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二、加强社区矫正业务的培训和宣传
首先，对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进行每月至少一次业务培训，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国家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方针等，并通过以考代训的方式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综合的考评验收。此外，还积极采取集中培训、以岗代训等多种方式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社区矫正工作专职工作人员采取由专业人员亲自授课，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进行全面系统培训的方式来达到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和达到规范化管理水平的目的。其次，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以开展“法律服务乡村行”活动为平台，进村入户，向基层人民群众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和目的，以提高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知晓率。
三、完善制度建设
一是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启动以后，人民检察院及时出台《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登记、监督考察、教育改造、外出管理、帮困矫正终止等方面做详细具体的管理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可操作的管理办法。
二是为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由人民检察院督促，司法局出台《司法局关于对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考核的实施办法》，明确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工作中各个环节的考核标准及办法，做到一月一检察，一季一排队，半年一考核，年终一总结，对检察考核的结果在每月的基层工作例会上予以通报，好的通报表扬，并予以全面推广；差的通报批评，并限时整改。明确规定对不能及时有效地按标准进行日常工作的处罚办法，便于社区矫正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为了全面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检察院与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组召开会议，研究发展决策，统一制定社区矫正工作例会、衔接、档案管理和社区服刑人员学习教育、思想汇报、公益劳动、请销假、考核奖惩等配套制度，为全面规范、有效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机制保障。
四 、全面运行格式化管理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要求，参照相关的《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分别从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监护人的确认、公益劳动、思想汇报、谈心谈话、监督考察、考核考评、解矫、社区矫正活动记录、档案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统计表等方面着手，分析社区工作存在的问题，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社区矫正对象格式化管理程序，为该地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详细、完整、规范的基础性模式，对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工作中，制定并向每个社区矫正对象及监护人发放《检察官联系卡》和《检务公开手册》，将社区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电话、咨询电话公布告知社区矫正对象，使其在遵守社区矫正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遇到问题或者困难可以电话咨询或者求助。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社区矫正；剥夺政治权利；社区服务刑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部人类惩罚的历史，正好象征着惩罚本身逐渐凋零的历史。”¨社区矫正就是在这样的惩罚进程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被誉为“近代刑罚之花”而受到普遍青睐的自由刑，通过历史的证明，并未达到有效威慑潜在犯罪者、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也未能实现使罪犯重返社会的理想，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而以改造罪犯为目的的监狱却往往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生产累犯的工厂。正所谓以矫正、改善罪犯为目的的监禁却导致了罪犯恶习进一步加深的结果，自由刑陷入了诸如复归理想与复归效果的矛盾、一般威慑与犯罪现实的矛盾、判决刑期与判决目标的矛盾、监狱目标与监狱经济的矛盾等难以自拔的困境。于是，西方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对刑罚制度进行了创新和改革，尝试着用最有效、最人道、最文明的方式处遇犯罪人，社区矫正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处遇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论证，2002年8月从上海市的三个街道开始试点，历经几年时间，截止到2007年6月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123个市(州)、517个县(区、市)、4189个街道(乡镇)展开。(根据2003年7月10t3两院两部联合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社区矫正被界定为，“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知》中明确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那么，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通过这么多年的试点实践，是否能够达到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而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特殊预防目的?在实践中，剥夺政治权利纳人社区矫正的范围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困惑?
二、困惑：剥夺政治权利纳入社区矫正的现实之难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除对外国人适用驱逐出境以外，剥夺政治权利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唯一的资格刑，也有的称为名誉刑，其属于附加刑，既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根据公安部于1995年2月21日的《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宣布，在执行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2)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结社活动；(4)不得接受采访、发表演说；(5)不得在境内外发表、出版、发行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书籍、音像制品等；(6)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7)不得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8)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故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执行由公安机关负责。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从判决之日起执行；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与主刑同时执行、同时结束；判处拘役、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从主刑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执行。根据《刑法》第58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因此，在主刑执行期间，被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期满，执行机关应当通知本人，并向其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居住地等有关群众公开宣布，恢复被执行人的政治权利。
作为资格刑的剥夺政治权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备受冷落。尽管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中仍有剥夺权利的资格刑的规定，但刑法理论界对其存废长期聚讼纷纭，难有定论。主张保留剥夺权利刑罚的理由是：(1)剥夺权利刑具有从政治上对犯罪进行否定评价的明显效果。(2)剥夺权利刑有利于维护公职机关的信誉和纯洁公职人员队伍。(3)剥夺权利作为附加刑，有利于巩固犯人的改造成果和预防其再犯罪的功能。主张废除剥夺权利刑的理由是：(1)剥夺权利作为附加刑，对已改造好的罪犯造成刑罚的过剩。(2)剥夺权利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3)剥夺权利对犯罪人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其惩罚性不够。其实，以上的说法站在各自的角度上都有些道理，特别是剥夺政治权利作为国家对犯罪人在政治上的否定，与其他刑种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为了体现其惩罚的性质，而是一种“政治宣告”，比如判处死刑的罪犯必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同时，这种剥夺无形的、非物质的政治权利，其惩罚的性质远不如剥夺有形的生命、自由和财物所造成的痛苦，故剥夺政治权利之惩罚性不足也是其致命的弱点。在此，我们无意于讨论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种刑罚的存废问题，而是在实然的层面看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于社区矫正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笔者在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交谈中，他们普遍反映现有的社区矫正五类对象中，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是最难管理的。若是判决后就在社区中服刑的，他们并没有产生如某些学者所预设的那样，对他们的宽缓从而使他们产生感激之情，于是就会真心诚意地自我改造，积极配合社区矫正中的管理工作。同样，监禁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在监禁刑执行完毕后进入剥夺政治权利阶段时，被执行人往往不把剥夺政治权利当做惩罚，甚至有的矫正对象会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的刑罚已经执行完了，不需要别人再去烦他。故让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来参加学习、写思想汇报以及从事一些公益劳动等，他们会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多余的负担。产生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首先，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所须遵守的相关纪律规定，主要是以消极的不作为的方式予以规定，如“不得……”而没有要求以积极的作为的方式对社会履行补偿义务的规定，从而导致被执行人产生只要自己没有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其他的皆与己无关的思想。其次，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往往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即使被剥夺也不会具有制约性，产生惩罚的感受也不强。总体而言，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不足是产生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难以监管的根源。
至于现实中的困惑的一面，也仍然需要从剥夺政治权利缺乏惩罚性谈起。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不足问题早已引起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所以，我国在社区矫正试点的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增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如2004年7月1日施行的《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第32条规定“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必要的公益劳动”。所谓公益劳动，就是要求矫正对象在一定时间和地点进行无偿的劳动。其中当然也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这样增加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一些作为的义务，从而增强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其出发点是无可置疑的。同时，为了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还要求他们定期到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报到或者汇报思想。但是，这些规定又导致法律依据出现瑕疵。因为这样其实是变相地限制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而这些又并非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内容。并且司法部并非是适格的立法主体，这无形中等于增加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的刑事义务，于是在现实中使得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这样也就难以达到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效果。再者，依据我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3款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除非在那些在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里，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于此项刑罚而执行的苦役。因此，让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进行公益劳动也有违国际公约的精神。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北京、上海等地随后不得不在相关的文件中又进行了某些修正，明确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可以不参加公益劳动。但是，这样又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上的文件变更了比自己层次高的规定，有损于高层次规定的严肃性。
为了消解剥夺政治权利纳入社区矫正而带来的现实中的困惑，解决的途径可以有三条。一是将剥夺政治权利完全从社区矫正的范围中予以去除。但是，由于地方公安机关超负荷运转，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而职责又不断扩大，很难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实质性的有效监控。加上社会结构的大变革，人财物的大流动，各单位、各部门的独立性相对增大，因此，对被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监督和控制的难度逐渐加大。而目前我国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将剥夺政治权利纳入社区矫正，不仅有“专门的国家机关”的介入，而且“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予以弥补剥夺政治权利执行中的问题，从而达到加强对他们监督管理的目的，其正面的效益是不言自明的。另外的途径是通过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与剥夺政治权利分别或同时适用。
三、出路：社区服务刑的增设
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在国外又称为社会服务、社区劳役和公益劳动，是指法院判决犯罪人到社区中进行一定时数无偿劳动的非监禁措施。一般认为，现代的社区服务刑起源于英国。英国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中创立了“社区服务”的刑种，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和推广社区服务这种非监禁措施的国家。该条例规定，法院判处社区服务的最长期限是240小时，最短为40小时，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工作，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因其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对于违反该命令的行为可处以罚金，或撤回该命令并施以任何原来可施加于该罪行的惩罚。社区服务在英国取得成功以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荷兰、新加坡、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芬兰等国以及我国的香港纷纷采用该项措施来处理一些犯罪人。截至目前，社区服务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较广泛的非监禁措施之一。
社区服务刑虽然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的一种非监禁措施，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法律传统上的差异，他们所采用的模式也并不完全相同。考察国外的立法例，社区服务实施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直接把社区服务作为独立的刑种纳入刑罚体系，如英国、葡萄牙、芬兰等国；二是将社区服务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来替代其他刑罚，如美国、墨西哥、荷兰等国；三是把社区服务作为刑罚的执行方法；四是把社区服务作为审查起诉考察的手段。在我国，社区服务刑还没有“登堂人室”，但是这种思想早已产生，并于21世纪之初并非合法地在现实中得以呈现。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在中国内地率先实施社会服务制度。长安区检察院向因盗窃而受到刑事追究的17岁的犯罪嫌疑人黎明(化名)发出了我国第一道“社会服务令”，随后，黎明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在该区一居委会从事了100小时的补偿性无偿社会服务。检察机关根据该犯罪嫌疑人在社会服务期间的表现和思想转变情况，决定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当然，这里的“社会服务令”并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更不是一个刑种，而只是检控中的一项措施。这个新事物虽然是“师出无名”，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叩响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大门，为我国迎接社区服务刑的到来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
那么，我国若增设社区服务刑将采取何种模式较妥当呢?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刑罚体系的历史和现状，将社区服务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附加刑中较适宜。首先，将社区服务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由法院来适用，即可解决我国目前实践中执行机关无权增加被执行人刑事义务的矛盾，又可避免违背国际公约的精神。其次，附加刑应用起来较灵活，既可独立适用，又可附加适用，还可以两种附加刑同时适用，从而扩大了社区服务刑的适用面。
据此，我国目前将剥夺政治权利纳入社区矫正所产生的困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化解。一种方式是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同时判处社区服务刑，进入社区矫正。这样上文所提的矫正对象公益劳动的法律依据、惩罚性不足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是，这样会产生架空剥夺政治权利之嫌，更加淡化了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功能，从而使剥夺政治权利的独立性价值丧失。故这条路径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根据犯罪人的罪行等情况，在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无论是独立适用还是附加适用)时，可以同时判处社区服务刑，也可以不判处社区服务刑。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4篇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矫正网格化管理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城市网格化管理主要是指政府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公共管理模式。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建成启用全国首例“网格化”管理
系统。[1]此后浙江[2]等地以加强社会服务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为核心，打造“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网格化管理”的特点是有效整合了党委机关、政府部门以及社区、村、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既增强了党的基层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也是强化社会管理的一种基础性的、重大的创新
（二）社区矫正网格化管理
社区矫正网格化管理是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重要内容。2011年社区矫正首次纳入《刑法修正案八》，仅提出了一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细化。现实中社区矫正主要由社区居委会干部、派出所民警、司法所派驻街道司法所干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但这些参与主体具有狭隘性，因此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需要更多的司法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近年来，部分省市将社区矫正网格管理模式纳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该管理模式按照“网定格、格定责、责定人”的指导方针，通过建立管控网格，划分监管责任区，明确工作职责，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在执法环节、方法载体、制度完善以及基础保障等方面向纵深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最终实现“监管、教育、服务、执法”四个环节的有机结合。如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司法局迎宾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将辖区32个自然小区、1030楼栋按照不同区域划分网格群，再分成177个小网格，在司法所设立网格站、在重点地带建立网格点，形成“站点群”三级社区矫正网格体系。社区矫正人员分布在78个小网格内，由1名网格管理员和5名网格服务员（网格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服务员由物业人员、老党员、退休干部、社区志愿者组成）担任矫正小组成员。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后，将矫正人员信息及时传递至社区，网格员立刻入户核实信息，并将矫正人员信息和具体情况反馈至司法所，司法所据此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再反馈至社区，由此形成从站到群到点，再由点到群到站的一站式信息反馈渠道，实现全衔接、无遗漏、全覆盖，建立了良性互动渠道。在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网格员通过日常巡逻、入户走访，准确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情况。当网格员发现社区矫正人员思想、行为出现不良倾向或通过走访、谈话发现社区矫正人员遇到困难时，将按照“点站群”的“三级”矫正渠道，最大限度地帮助矫正人员。通过网格化管理和立体化矫正，及时为矫正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指导、培训，提供首站救助、一次性救助、失业保险及落实户口等系列救助措施。
二、司法工作室与社区矫正网络化管理
（一）司法工作室
近年来，天津市司法局提出要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延伸到社区，并在滨海新区开展司法工作室试点工作。司法工作室就是由新区司法局倡议并得到新区政法委支持的重点项目，它主要是通过统一社区司法工作室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外观标识和设施配备，配备一批司法专干（综治专干），持续壮大法律服务社工队伍，整合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教育、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司法职能，不断丰富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内容。司法工作室是街镇司法所和综治科的司法行政职能向村居自治组织的延伸，直接联系到社区楼栋、村组村民，实现法律服务的全覆盖。2013年3月滨海新区召开社区司法工作室建设现场推动会，市司法局领导充分肯定“塘沽司法工作室模式”，认为社区司法工作室集中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等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延伸到社区工作开展是全市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方向。要求新区司法机关要注重总结经验，要逐步的规范和完善司法工作室的相关制度，使司法向基层延伸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目前，塘沽司法工作室基本实现全覆盖，大港、汉沽正在抓紧建立，2013年新区358个居村将全部建立司法工作室。[3]
（二）司法工作室的建立将有力地推进社区矫正网格化管理
司法所派驻街道司法所和街道综治科可以直接联系村居的司法工作室，委托司法工作室司法专干选定本社区的网格管理员为本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主要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生活、活动以及思想等情况进行监督。若有发现社区矫正人员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矫正人员所属辖区村、组网格管理员将第一时间向司法专干汇报，再由司法专干向司法所报告，司法所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并全程跟踪，做到“去有目的，来有问题、后有反馈”，及时解决下级网格提交的社区矫正工作问题。社区矫正工作融入网格化管理会有力地推动社区矫正管理，社区矫正管理角色从“事后被动应急”向“事前主动防范”转变，有力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全力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三、检察工作室与社区矫正网格化监督
（一）检察工作室与司法工作室对接
基层检察院可通过与辖区司法局沟通协调，将派驻检察室的部分法律职能，如检务公开、法制教育等服务性职能与司法所的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职能进行局部整合，在司法工作室实现检察制度上墙、安排司法专干和社区义工协助检察工作，检察室派驻干部可以经常深入司法工作室，现场为村民居民提供检察服务。而对受理举报、社区矫正监督等监督性职责则不能下放，还是应保留在检察工作室，不定期开展派驻检察或巡回检察。就社区矫正工作监督来说，检察工作室可以向司法专干和社区矫正网格管理员发送检民联系卡，对其进行监外执行检察知识培训提高其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认识，并通过不定期地开展巡回检察来对网格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法律监督。
（二）社区矫正网格化监督
基层院可设计三层网格，即镇、街道办（司法所）为一级大网格，村居组织（司法工作室）为二级中网格，楼院、村民小组为三级小网格，实现监督全覆盖。以社区矫正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共享工作为契机，将辖区社区矫正对象基础信息分类，实行实现人员分社区监控和网格化监督。从实践来看，基层检察官走进社区网格，开展的具体监督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主动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通过定期走访了解与不定期检查监督相结合，及时全面掌握社区网格监督小组工作开展情况，发现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建立服刑人员约见检察官制度。向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发放联系卡，确保社区服刑人员能够及时、方便、快捷地约见检察官，并反映相关诉求；三是创建社区服刑人员谈话制度。构建初次谈话、日常谈话、警示谈话“三位一体”的谈话模式，明确谈话目的，突出谈话重点，注重谈话效果，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动态化管理；四是全程监督服刑人员集中教育活动。参与并监督网格内服刑人员的集中思想汇报会、集中教育会等集中教育活动，协助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法制警示教育、安全教育等。
注释：
[1]北京“网格化管理”：将一个管辖的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分专人在网格范围内对社区实施24小时动态的全方位管理。
[2]浙江“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自然村或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户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使管理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5篇
这次全市社区矫正工作专题会议，是经市委、政府同意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充分体现了市委、政府对我市社矫工作的高度重视。刚才，市委副书记申忠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为我市当前和今后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的领导就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分别作了很好的发言。为了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推进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我就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尝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之一，是推进我市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新任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社区矫正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刑人员监督管理机制，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二是社区矫正有利于提高监外执行罪犯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三是社区矫正有利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刑罚执行工作的科学发展;四是社区矫正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任务、目的和职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一)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下列五种罪犯：
一是被判处管制的;二是被宣告缓刑的;三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即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期间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四是被裁定假释的;五是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女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二)社区矫正的任务。按照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的任务：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再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三)社区矫正的目的是：社区矫正的直接目的是对矫正对象进行再社会化的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间接目的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四)司法行政部门在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相关部门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公安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和帮助工作。
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2、依照有关规定，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管理，会同公安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考察;3、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4、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5、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6、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
三、加强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为确保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落到实处，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齐抓共管。一是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监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认真做好衔接移交工作。对已在社区服刑的人员要与公安派出所做好人员档案的移交衔接工作，主要是2008年底前的社区服刑人员，据统计有1339人。2009年1月以来的矫正对象人员档案已基本转到市司法局。现已有56人。今年，社区矫正对象档案材料司法所还没有拿下去的，要尽快到司法局搞好接交手续。司法所电脑要尽快联网，申请邮箱，向司法局上报邮箱号。今后，在刑事裁判生效后，法院移送到市社区矫正办公室的社区服刑人员的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将及时转给司法所，司法所要进行登记，严格按照一人一档建立档案。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要密切配合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同时，要认真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正，保证社区矫正的合法性。二是加强与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工商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争取各方支持，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经费保障，为社区服刑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还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协调配合，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学习、生活、工作等服务。
四、摸清情况，切实做到数据准、底数清、情况明
社区矫正工作对于司法所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这就要求从基础工作做起。为了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就要认真摸清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情况。一是要把社区服刑人员的底数搞清楚，防止出现脱管、漏管现象发生。各司法所在这次会议后，要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一次集中排查，主要把矫正对象的人数搞清楚。二是要把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摸清楚，做到对症下药，因人施教。各司法所在开展对矫正对象集中排查的同时，要认真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服刑类别、犯罪情况、矫正期限、现实表现、户口所在地、职业、家庭等情况。在底数清、情况明的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和教育，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区别对待，因人施教。
五、切实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服务
为了搞好社区矫正工作，要切实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服务，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
(一)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从刑罚的惩罚性来看，惩罚性体现于对权利或人身自由的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实现就需要监督管理。我们知道，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当然，对矫正对象实行监督管理是必要的。从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来看，这些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犯罪分子，为预防这些人的犯罪，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也是必要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管理要坚持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的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人事档案、犯罪档案、矫正档案等各类信息资料的管理;二是对矫正对象限制人身自由的管理。比如被判处管制的、宣告缓刑或假释的人员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告司法所，并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等;三是对社区矫正对象行使公民权利限制的管理。如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还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四是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定期报告的管理。矫正机关要督促矫正对象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以便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改造情况。
(二)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社区矫正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经过对矫正对象的教育，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上，要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具有针对性，才会有成效。在教育的内容上，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积极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早日回归社会。在教育的方法上，一是采取多角度的教育方法，提高矫正质量。开展警示教育。司法所以开展警示教育形式指出矫正对象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告诫他们避免重犯。如组织他们参加旁听法庭审判，使他们直观的认识到犯罪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组织他们学习法律知识，帮助他们树立遵纪守法的理念;开展引导教育，司法所要通过组织矫正对象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潜移默化的引导他们树立起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组织开展公益劳动、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等，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之中。开展感召教育。司法所通过对矫正对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从更高层次感召他们，用先进的事迹来激励他们，使他们重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开展主题教育。司法所要结合形势，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如开展“八荣八耻、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活动，以“社会给予我温暖，我为社会献爱心”为主题的向灾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的活动，通过参加学习和捐助活动，激发他们进一步树立社会责任感。二是借助多层次的施教主体开展工作。对矫正对象的教育要借助家庭、社区工作人员(村社干部)、调解员、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的力量，才能把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搞好。三是要采取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如侵犯他人或国家财产类犯罪分子，大都是好逸恶劳之徒，就要对他们进行热爱劳动、靠劳动致富方面的思想教育。在教育的形式上，一是采取个别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个别教育就是通过走访、个别谈话等形式和途径，对矫正对象进行经常性的教育;集中教育主要是对矫正对象进行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要把个别教育和集中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确保教育效果。二是正面引导与反面教育相结合。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服刑人员的先进事迹及时表扬和鼓励，弘扬正气;对不服从管教、有违纪违规的人员，及时予以批评教育，促进其转化。
(三)要配合有关部门搞好社区矫正对象的服务。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克服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指导其合法就业和自谋职业，以利于他们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生活。
六、建立健全制度，使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管教规范化
为了搞好社区矫正工作，我们要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制定的对矫正对象的管理考核规定。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教育制度、思想汇报制度、请销假制度、公益劳动制度、管理考核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抓好落实，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运行。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范文第6篇
一、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7年4月，遵照省市工作部署及要求，我县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由公安转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启动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先期完成丹西街道试点的基础上，于同年5月份在全县铺开，至今已3年有余。三年来，在县委、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通过司法等职能部门、各镇乡（街道）、社区（村）的共同努力，社区矫正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截止2010年6月底，共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716人，解除社区矫正482人（其中再犯罪3人，收监4人，移送1人，死亡2人），建立教育基地18个，公益劳动基地20个，先后组织集中教育405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2150人次，开展心理咨询214人次，公益劳动3926人次，帮助3名矫正对象落实低保、581名矫正对象落实责任田，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204人次，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控制在0.8%以下。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显着成效主要表现在：
1、社区矫正工作网络体系更加健全。县里成立了象山县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并在县司法局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部门，配备了2名专职工作人员，作为县矫正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全县18个镇乡街道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相关的农村、社区也都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站，形成了县、镇乡（街道）、村三级工作框架。县司法局积极协调人事部门加强司法所建设，确保每个司法所有1名工作人员专职从事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并按矫正对象与社区志愿者1：1的要求组建了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形成了县、镇乡（街道）两级监管帮教网络。
2、社区矫正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及《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办法》等文件要求，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执行、监管、考核、解除等五个环节，制定了报到管理、定期排查和动态分析报告、分对象走访、异地委托管理、跟踪管理、应急管理、特殊时期重点对象监管安全和矫正对象报告、计分考核、矫正执法等一系列工作制度，严格规范，认真落实，使社区矫正工作有章可循，行之有序。建立了矫正对象电子信息数据库。落实了“一人一档”台账，把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情况形成文字、表册材料存入档案，以此作为行政奖惩和司法奖惩的重要依据；各镇乡（街道）司法所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工作台账资料，公开上墙了社区矫正组织机构、职责任务、工作纪律、工作流程等制度和内容，直观式反映社区矫正工作情况。
3、社区矫正工作更富经常性、实效性。由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之后，通过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村)干部、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的走访和谈心，使矫正对象及其家属与矫正组织的距离感拉近，进而使矫正组织能够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矫正对象的真实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管理工作，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经过积极引导和教育矫正，绝大多数矫正对象(包括外出学习、经商、务工的人员)能够做到定期报到和思想汇报，参加集中教育和公益劳动，遵守外出请销假、迁居审批等管理制度，服从监督管理，自觉接受教育改造，积极悔过自新，全县累计收管的716名社区矫正对象中再犯新罪只有3人，再犯罪率不到0.8%，低于全国比例，也低于刑满释放的再犯罪比例。
4、社区矫正工作经费、设施保障更加到位。县委、县政府专门将社区矫正工作办公经费、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县财政局逐年落实了社区矫正专项经费，县司法局强化了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同时划拨款项为镇乡（街道）司法所添置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数码相机等办公设备，镇乡（街道）财政还安排配套资金统一社区矫正谈话室、教育室、档案室的名称布局，改善制度上墙等硬件设施的设置，有力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二、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困难
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处于试行、探索阶段，再加上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尚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执法依据不足，工作措施手段有限。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157、158、159条中都作了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监管对象交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现行法律中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都没有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字样出现。虽然两高两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通知，但这个文件，对社区矫正对象约束力不强，致使一些监管活动无法落实，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例如石浦镇一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报到之后，就不见人影，不接受正常性矫正管教，司法所无法直接对其实施强制手段，显得十分无奈和被动。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条件下，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尚需寻找相关执法部门配合办法和工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