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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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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集范文第1篇

1、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马洛里

2、只有在探险中,一个人才成功地认识自己,找到了自己。——Andre Gide

3、冒险的步骤通常会有成功的结局。——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

4、真理的大海,让未发现的一切事物躺卧在我的眼前,任我去探寻。——牛顿

5、世界是用来探险的,规矩是用来违背的,手洗干净是用来再弄脏的。——蔡康永

6、冒险常常带来乐趣。——培根随笔集。论爱情》

7、除非是最笨的老鼠,否则不会躲入猫的耳朵;但除非是最聪明的猫,否则不会搜察自己的耳朵。——史考特·拉夫

8、读书是至乐的事,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法郎士也已说过,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发见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 杜威《读书的艺术》

9、除了记忆什么也 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来了,看见了,就征服了。

10、当你第一次背起背包踏上远方的路,就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11、能勇士面前无险路。

12、诗人的创造,哲学家的辩证,探险家的技艺这就是组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材料。—— 季米里亚捷夫

13、有冒险才有希望。——塔西佗《历史》

14、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徐霞客

15、勇士面前无险路。

16、生命是一种探险,那些柔弱的小茎能在风中成长,我又何必在急长长的风季。

17、人生的精彩在于探险。——霍金

18、去登山吧,看,山在那里。——乔治·马洛里

19、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者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 林语堂

20、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是等待,也是重逢;是探险,也是寻宝;是眼泪,也是歌声。——汪国真

21、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徐霞客()

22、凡是我能够做的,我都想尝试。

23、我的官员需要具备如下品质:敢于参加危险的旅程,拿很少的工资,忍受刺骨的寒冷,要几个月不见光明,并且不确定能否安全返回。——谢克尔顿

培根随笔集范文第2篇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而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有所忽视。其实,我们的日常行为,十之八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大部分是在幼年养成的。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可见,良好习惯的养成应从细节着手。而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来说,良好习惯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打铁必先自身硬。习惯的养成往往是由模仿开始而渐渐形成的。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来说,老师和父母是他们接触最多、影响最大的人,潜移默化作用最大。教师的言行时刻在影响着学生。要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首先教师自己要做好表率。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由于刚入学,习惯还没有形成,多数学生写字姿势不正确,纠正其写字姿势就成了开学初教师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勤督促,多鼓励,让学生在写字前首先想到要保持正确的写字姿势。好习惯的养成贵在坚持。想要学生有一个好的写字习惯,在平时写字时就要做到姿势正确,教师板书要认真写字,字迹工整美观。在写字教学时,教师和学生可以采取比赛的形式来延长学生正确写字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就会照着老师的样子模仿。小学生自尊心很强,自信心却很脆弱,在写字中,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只要学生有点进步,哪怕是一个笔画,一个字,一次作业,教师都要及时抓住大力表扬。写得好的还要在全班进行展览,这样一来他们竞争意识强了,写字也认真多了,速度也就提高了。

二、抓好第一次,迈好第一步

学生的许多不良习惯,都是在其形成的最初阶段,由于我们没有留意学生的行为,更未去有意指导,以至于一误再误,成为第二天性。所以,对于孩子的行为表现,我们要格外留意,用心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教导,以免错误产生。对刚入学的孩子来说,这方面的养成教育尤须加强。对于第一次犯错误的人和事要认真对待,不能草草了事,要让他对这次错误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也会有所降低。只用教师这一双眼睛去看学生难免会有遗漏,最好的办法是调动学生的力量,让每名学生都有事可做,有人可管,互相监督。无论是看纪律的、抓走廊跑步的、检查站排速度的还是教室保洁员,都要让一个人去负责。对他们汇报的结果也要高度重视,奖惩分明。

三、坚持原则,不要有例外

习惯有好有坏,习惯养成得好,终身受其福;习惯养成得不好,则终身受其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随笔集》中曾经指出:“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好的习惯。”

要求学生做到的就要“四坚”——坚持、坚决、坚定、坚硬。发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它。对于一年级的新生来说,开学就要教育他们真诚待人、诚实守信,不乱花钱,不带钱来上学。如果出现孩子背着父母在家里的储蓄中拿的情况,教师要针对这个问题及时地对学生做说服教育,与学生达成协议,放学后主动把事情告诉爸爸、妈妈,承认错误。为教育全体,教师也可以在上课时利用5分钟的时间把这件事用童话故事的形式讲给全班同学,让同学分辨是非。放学后和家长电话联系,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最终将问题解决。

一年级的小学生,在上课之前,教师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课前教师把本节课课堂秩序比赛标准公布:如果这节课哪个小队能认真听讲到最后,哪个队就会加上1分,每队的分数累积到5分时,相应的小队成员也会每人得到1面纪律红旗。在课堂上鼓励的话语和指名的表扬总是要贯穿整节课。对于个别学生的溜号,任课教师不要等到下课解决。不仅会当场扣掉个人的小红旗,对本小队的分数也会有影响,集体意识不能忽视。这项措施对于其他科任课同样有效。

培根随笔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白居易诗歌 《枕草子》 影响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上,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诗而作。”他对日本文学影响尤其重大。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平安时期传入东瀛,为皇室贵族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所珍爱,学习、借鉴和模仿白诗成为时尚的风习。

一、《枕草子》中的白诗

日本重要的女作家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中,据统计,引用白居易的诗歌共计二十九处,被引用的白诗达到十九处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雪のいと高い降りたるを,也被人称为“香炉峰雪”段。与之对应的是《白氏文集》卷十六有《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一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歌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在这则随笔里,清少纳言以“将御帘高高卷起”即“拨帘看”的行为,十分得体默契地应对中宫“香炉峰的雪怎么样啊”的发问,因而赢得中宫的会心一笑,可谓风趣十足。

清少纳言的引用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直接引用或点化白居易的诗句:卷三的第三十五段“树木的花”中有这样一段:梨花是很扫兴的东西,近在眼前,平常也没有把它附在信里寄去的,所以人家看见有些没有一点妩媚的颜面,便拿这花相比,的确是从花叶的颜色说,是没有趣味的。但是在唐土却将它当做不得的好,做好些诗文来讲它,那么这也必有道理。勉强看,在那花瓣的尖端,有一点有趣的颜色,若有若无地存在。说杨贵妃对着玄宗皇帝的使者哭时的脸庞是“梨花一枝春带雨”,似乎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是很好的花,是别的花木所不能比拟的吧。这里是直接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原句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二是借用白诗的语境,用口语形式表达出来。第八十一段《弹琵琶》:“在中宫休憩处的帘子前面……也可看出中宫的姿态:直抱着琵琶,穿着红的上褂,说不出的好看。里面又衬着许多件经过砧打的或是板贴的衣服。黑色很有光泽的琵琶,遮在袖子底下的情形,非常美妙;而从琵琶的边里,现出一点儿雪白的前额,真是无可比拟的艳美。我对坐在近旁的一个女官说道:‘从前人说那个半遮面的女人,实在恐怕还没有这样的美吧?况且那人又只是个平民罢咧。’”由于谙熟白居易的《琵琶行》,清少纳言在描写中宫直抱琵琶的仪态之美时,与白诗中的琵琶女作了比较。白诗的原句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三是借用白诗的诗题或词句作随笔文章的题目,同时化用白诗的语境。第九十五段《南秦雪》:“将近二月的晦日,风刮得很厉害,天空也很暗,雪片微微飘落下来,主殿司的员司来到黑门大间说道:‘有点事情奉白。’我走了出来,来人道:‘是公任宰相的书简。’拿出信来看时,只见纸上写着:‘这才觉得略有\春天的意思。’这所说的和今天的情形倒恰相适应,但是上面的半首怎样加上去呢,觉得有些麻烦了……主殿司的员司只是催促,说道:‘快点,快点。’实在是既然拙劣,又是迟延了,就更没有什么可取了,随它去吧,于是写道:‘天寒飞瑞雪\错当樱花看。’颤颤地写好了,交给来人带去,心想给看见了不知道怎样想呢,心里很是忧闷。”这里所依据的还是白居易的一首诗,题名《南秦雪》,中间有句云:“往岁曾为西邑吏,惯从骆口到南秦。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在清少纳言的笔下,公任宰相的后半句诗就包含“二月山寒少有春”的意思,作者接续上句的意思,就应该是“三时云冷多飞雪”,应对得恰好好处。这种被日本人称之为“和歌”的文学样式,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联句”,亦有独有的风雅之处。在这篇随笔中,不但“和歌”的诗歌意蕴来自白诗,连题目也直接借用白居易的诗题。

最有趣的是,就连《枕草子》的书名都与白居易的一首诗歌相对应。《白氏文集》中《秘省后厅》一诗云: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在这部书第三百零五段,清少纳言本人所作的《题跋》中,对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说明:“有一年,内大臣向中宫进献了本子,中宫说道:‘这些拿来做什么用呢?主上曾经说过,要抄写《史记》……’我就说道:‘若是给我,去当了枕头也罢。’中宫听了便道:‘那么,你就拿了去吧。’便赏给我了。我就写了那许多废话、故事什么的,把那许多纸张都写完了,想起来这些不得要领的话也实在太多了。”

二、白居易的诗词对清少纳言《枕草子》的影响

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论及诗的境界时,认为诗有三境界,即物境、情境与意境。物境指的是实物表现的具体形式,而情境则是通过物境表现出来的感情,意境则更高深,指诗歌表现出来的情调与境界。同样的,不仅是诗歌,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概括在这三个类型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及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境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点看;白居易的诗歌对《枕草子》的影响。

首先,从物境上看,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极致。如《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夜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清少纳言由于受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的影响就好平易浅畅,又在日本传统美学理念的作用下趋于精练,加之其为人聪慧又坦率直接,所以就形成一种简洁、清爽的语言风格,如开篇的四时之趣“春是曙,逐渐转白的山顶,开始稍露光明,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完全的白描加一句“春是曙”,简劲到极致,又如一些判而不评的段落如“猫,以上半身全黑……”,那种“什么以什么为好”之类的句式数量不少,甚至还有纯列举性的段落如“时节以二月、三月、四……为佳”等。

其次,从情境上看,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以淡泊知足之心,对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这种知足保和的心境,越到晚年表现得越突出:“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从中可以看出,晚年的白居易自觉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意识地创造诗意的生活环境,建立一种以人文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休闲生活范式和追求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清雅脱俗的精神享受。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的内容主要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随想。在随想的章段中,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如: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飘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了,就是暗夜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个发出微光点点,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有意思。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三四只一起,两三只一起急匆匆地飞去,这是很有意思的。清少纳言用轻妙而富于变化的文体,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的感觉世界。作品中充溢作者本人所感受到的四季变化的微妙之美,以及属于平安时代的斑驳的风俗世相、复杂的人情世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的瞬间之美。《枕草子》记叙了她在宫廷里的所见所闻,作者出身于中层贵族,这部作品也反映社会等级之间的不平等和对时代的忧虑。

最后,从意境上看,清少纳言的美学思想来自于对汉文学的选择性吸收和对日本传统美学理念的发挥。清少纳言家学渊源,其汉学功底不可小觑。然论对其美学思想产生影响最大者,还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的那部分“情致之作”,如“香炉峰雪拨帘看,杨柳新枝翻几回”、“梨花一枝春带雨”“三时云冷多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等。清少纳言从白居易那里和和歌中学到“应该在文学创作中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逻辑修饰之学使人善辩。出生于世代文官家庭的她能读汉书,对汉学的造诣颇深。汉诗对她的成长与性格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她个性中率然的一面又使她有别于“为赋新诗强说愁”之辈,超然于平安文学的“物之哀”迷雾之外。不同于当时王朝贵族们沉湎与欣赏飞花落叶的感伤情调里,而是在描写自然景物和动植物时,采取积极的态度赞赏纤细的,动态而和谐的美,企求清新明亮的世界。所表现的一种“をかし(明快)”之美,与当时王朝审美意思的主流,“もののあわれ(物之哀)”的审美思想并驾齐驱,代表日本平安王朝另一种审美趋向,开创新的美学范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歌对于清少纳言《枕草子》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白诗在日本平安时期受推崇的程度。可以说,白居易的诗,已经影响到平安时期上层知识阶层的审美的倾向与行为的方式。管中窥豹,白居易的诗歌给平安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日本和歌的美学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43(2):58-62.

[2]高晓华,横山邦治.日本古代文学史[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4,6.

[3]王雅楠.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D].2010,6.

培根随笔集范文第4篇

“利,也。”(《说文解字》)表示以刀断禾的意思。其本义为刀剑锋利,刀口快,后在经济学上被用为“好处”之意,与“害”“弊”相对。除此之外,“利”常常与“益”连用,即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是社会关系或经济关系的范畴,是指人类用来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系列物质、精神需求的产品,某种程度上来说,包括金钱、权势、欲望、荣誉、名气乃至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快乐感,但凡是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事物,均可称为利益。所谓利益,就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1]《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将利益解释为:“个人或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需求、愿望或要求,利益是由个人、集团或整个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而创造或消灭的。”中国古代较早出现了“利益”一词,《后汉书・循吏传・卫飒》记载:“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2]可以看出,这里的“利益”主要指的是经济学上的利益概念,即民众得到的好处,主要是指物质利益或物质财富。“利”从范围上划分,可以分为个人利益、集w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包括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还包括个人的健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集体利益是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就是能够维系和促进国家生存发展需要的事物。从对象上划分,又可以分为利己和利他。利己即对自己有利,在行事的原则上以自身的利益为先,其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利他意为使别人获得方便和利益,利他行为是一种尊重他人利益的行为,其出发点是自觉自愿,其落脚点是有益他人和社会。

与“利”相同,“知”也是德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知,识也。”(《玉篇》)在心理学上,“知”即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在哲学意义上,认知通常具有认识的含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认识是从经验中获得的,在经验获得的基础之上,人们才获取了知识,而知识就是存在的反映。[3]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分。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感性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是人们获得知识的第一步,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主体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论知识的体系,把客体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亦即多样性的统一整体在思维中观念地再现出来,这就是理性认识。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学意义上,“知”都有性质上的区别,即良知和劣知的区别。在中国,良知的哲学概念来源于儒家学派的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4]在这里,孟子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一种天然禀赋。在王阳明的心学中,良知也具有天然性,它是一种天然的道德,是良心。将良与知分开来看,良即先天的善,“知是心之本体”[5]。与良知相对的概念是劣知。“劣,弱也。”(《说文解字》)其本意是弱小,其还有另一个含义,即恶,坏。劣知即恶知,是指人对事物恶的认知,是一种极端的态度。

二、“利”与“知”的关系辨析

在厘清了“利”与“知”的概念后,我们可以发现,“利”与“知”存在一定的关系。俄裔美籍哲学家安・兰德认为,理性的利己主义是合理的,她相信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通过暴力或诈骗夺取他人的财产,或是通过暴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6]

如上文所说,“利”可以分为利己和利他,“知”可以分为良知与劣知,这四者的关系可以用下表大概表示出来。

由此可见,把“利”与“知”分解成利己和利他、良知和劣知,就会产生利己的良知、利己的劣知、利他的良知、利他的劣知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利己的良知。当一个人在利己主义原则指导下行事的时候,他既顾及自身利益的实现,同时又不危害他人的切身利益,他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在“有道德”的前提下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一个人无论是谁,作为人的属性不会改变,作为一个人都有追求体面物质生活和自由精神生活的权利。[7]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等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可以看出,马斯洛从人的需求角度解释了利己的合理性:人不能一味地为他人着想与服务,人必须在满足了自身最基本的需求时,即人必须吃饱穿暖才能从事科学、艺术、教育、政治等活动,只有生存下来的人才能更好地生活。人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就是利己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这种在良知指导下的利己符合道德的原则。在面对利益冲突时,这类人虽然不一定能做到“舍生取义”的高尚抉择,但是,他们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核心是利益,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人在做出符合理性的行为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如果自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那这种行为就不是理性的。

第二,利己的劣知。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仅仅着眼于自身利益,只要自身欲望能够得到满足,便不惜损害、剥夺他人的利益,甚至对他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利己的劣知有如下特点:其一是自私性。自私不同于私心,它是私心的升级版,一个人只有将私心发挥到极致时才会产生自私。这样的人在利益面前不顾他人感受,一味追求个人享乐与满足,将他人的合理利益和诉求置之度外。其二是损害性。这种损害性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损害性包括对他人和自身的损害。在一定的社会或组织当中,资源总数是有限的,利己主义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占有了更多的资源,相对减损了他人的资源占有,这就产生了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其次,损害性包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损害。如实施暴力犯罪的人无论动机如何,结果都对受害者身体或心理产生了损害,这样的人是“利己的劣知”的典型代表。

第三,利他的良知。与利己的劣知相对,利他的良知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舍生取义”,强调“穷则独善其身,_则兼济天下”,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揭示了利他精神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意义。利他的良知核心是奉献精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以奉献精神为核心的利他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尤其要倡导利他的良知。改革开放以后,以商业思维为代表的利己主义盛行,一部分缺乏基本道德良知的人极端强调个人私利的价值,在面对利益抉择时,他们往往为了实现个人私利而牺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致使社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在强调利他、良知和奉献精神。

第四,利他的劣知。从前文所述的内容可以发现,利他和劣知似乎是不能放在同一个语境中使用的,因为利他是指为了别人的利益获得而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和奉献,而劣知则是不道德的认知。这样看来,利他的劣知似乎存在着语义和现实上的矛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不然。从一方面看,利他的劣知可以分为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名义上的利他其实是利己。在爆发前,日本打着“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的幌子,名义上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实质上是为了侵略做准备。在这个事实当中,日本名义上是为了“大东亚”的共同繁荣而“进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来“帮助”这些地区尽快实现社会的“进步”,这看似是一种利他,实质上日本的真实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殖民侵略,进而奴役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其野心昭然若揭,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劣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利他的劣知在社会上也是确实存在的。有很多父母始终坚持“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认为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孩子稍有不如己意之处便棍棒相加,以此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他们常常认为有时打骂孩子也是无奈之举,这种打骂式的教育方式确实是劣知,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利他的,即出于纠正孩子不良行为习惯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极端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利他的劣知。

三、“利”与“知”关系下的德育思考

首先,德育工作者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长期以来,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学校德育中的主流价值观是热爱集体、无私奉献,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但这种价值观却走向了另一个不顾个人或较少顾及个人利益的极端。利他和利己关系的长期错位甚至对立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似乎利他就意味着牺牲了自我,而利己就意味着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社会小农经济思想的遗毒”[8]。人的本质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集合,人类在长期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受到社会性的限制,逐渐改善了原初的部分生物性特征,人类懂得在集体生活中必须遵守集体规则,才能维持社会组织稳定运行,一个不遵守规则的社会群体其凝聚力往往不如遵守规则的社会群体。因此。在群体间的竞争当中,缺乏凝聚力的群体往往由于处于弱势地位而被具备凝聚力的群体吞并。长此以往,人们学会如何遵守规则和规范,在遵守规则、规范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道德由此形成。人的生物性逐渐被抑制,社会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合作的理念就产生于此,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与合作时,往往会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照顾他人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有序运行。当一个社会运行稳定、凝聚力强大时,对个体的保护作用也更加明显。人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会产生利他的行为。由此看来,利己和利他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包容的,利他并不意味着要完全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利己也并不意味着要损害他人的利益。人有利己的趋向和欲望,凡事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这是人的本性所致,无可厚非。即便是一心为他人服务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或多或少的个人私欲,只是满足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在学校德育中,教育者在倡导利他的奉献精神时,必须引导学生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观,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

其次,学校德育应以“致良知”为基本价值追求。这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丰富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坚强的道德意志,如此才能使学生把有良知的道德行为养成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对应人的“四端”:仁、义、礼、智,这“四端”被认为是人的天赋“善端”。学校德育要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发挥人的“善端”在学校德育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挖掘学生先天所具有的“善端”。人的良知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这是人的一种道德潜力,学校德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充分发掘学生的道德潜力,使学生“有良知地生活”。第二,巩固学生的“善端”。学生的道德潜力被发掘出来后,必须施加一定的手段来巩固学生的道德良知,否则学生的道德水平会出现反弹,尤其对身心处于急剧变化中的青少年群体,更要注重巩固的作用。第三,发扬学生的“善端”,使其感染更多的人,形成微观和中观的“善的场域”。微观的“善的场域”主要指学生的家庭,而中观的“善的场域”主要指学校。班级和学校中学生的优良道德行为习惯会给场域中的其他人带来示范效应,能够带动良好的道德风气建设。这种风气的传播可以是场域内的传播,也可以是场域间的传播,主要有家庭―家庭、家庭―学校和学校―学校三种方式。社会的进步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学生追求“有良知地生活”的同时,也会自然不自然地把自身的优良品质带给其他人,有利于社会优良风气的建设。

再次,社区要发挥其育人功效,通过树立道德模范帮助青少年塑造正确的利益观。“社区德育即是教育者利用各种社区教育资源,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把社会对受教育者在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以促进其社会化。”[9]由于社区内的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空间和长期的相处时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也会有相似或相同的利益观和认知观。社区德育不同于学校德育,系统性、组织性不强,很难有学校那样专业的师资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然而,与学校相比,社区德育具有切实贴近学生现实生活、活动开展自主性灵活性强、与基层文化教育组织联系密切等独特优势,能对社区中的青少年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陶冶。社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来开展以“利”与“知”为主题的德育实践活动,社区可以借助自有的宣传平台如社区宣传栏、社区新媒体等方式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德育宣传活动。在平台的宣传中,社区可以以古代或当代优秀道德楷模为榜样,讲述其道德事迹,也可以发掘身边资源,寻找社区内现有的道德模范,这更有切近感和说服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言传身教能够对青少年的利益认知有最真切的影响和熏陶。

最后,早在一百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就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意识到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然而,社会毕竟不是学校,道德也不同于法律,因此,社会德育显得薄弱而无力。社会中有良知也有劣知,这就要求社会本身能够自我净化,剔除“劣知”,发扬“良知”。同时,社会德育必须有一定的责任主体来分担德育的重任,这样的责任主体主要包括社会公益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政府组织等。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对社会德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认知理论着眼于儿童的观察学习,强调其成长过程中的环境、行为和认知的交互作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这提醒我们,社会优良风气的建设对青少年正确利益观的树立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优秀因子,对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利益观有直接和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如“舍生取义”“君子鄄疲取之有道”等正确的利益观带入到社会生活当中,使青少年将正确的利益观内化为自身需要,最终促进自身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付子堂.法律功能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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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轲.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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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康宁.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再审思[J].教育研究,2016(8):4-12.

[8]赵志毅.当代中国德育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13.

[9]卢波.社区德育的功能及其特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