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范文第1篇
一份完整的实践论文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2．学院及作者名称
学院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题目下方注明，学院名称应用全称。
3．摘要（有英文摘要的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论文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概括地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至少要有100个实词。摘要包括：
a)“摘要”字样；
b)摘要正文；
c)关键词；
d)中图分类号。
4．正文
正文是实践论文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活动的详细表述。这部分内容为作者所要论述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包括介绍实践活动的目的、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以及对实践活动中得到的结论的详细叙述。
要能够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有新观点、新思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和借鉴作用，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内容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文字通畅、精炼。
字数一般控制在5000字以内。
5．结束语
结束语包含对整个实践活动进行归纳和综合而得到的收获和感悟，也可以包括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6．谢辞
谢辞通常以简短的文字对在实践过程与论文撰写过程中直接给予帮助的指导教师、答疑教师和其他人员表示谢意。
7．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实践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反映实践论文的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也是作者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承认和尊重。
8.附录
对于某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又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以编入实践论文的附录中。
三、撰写实践论文的准备与主要步骤
实践论文的写作过程应包括以下步骤：收集资料、拟订论文提纲、起草、修改、定稿等。各个步骤具体做法如下：
1.收集资料
资料是撰写实践论文的基础。收集资料的途径主要有：通过实地调查、社会实践或实习等渠道获得；从校内外图书馆、资料室已有的资料中查找。
2.拟订论文提纲
拟订论文提纲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根据论文主题的需要拟订该文结构框架和体系。学生在起草论文提纲后，可请指导教师审阅修改。
3.起草
论文提纲确定后，可以动手撰写实践论文的初稿。在起草时应尽量做到“纲举目张、顺理成章、详略得当、井然有序”。
4.修改、定稿
论文初稿写之后，需要改正草稿中的缺点或错误，因此应反复推敲修改后，才能定稿。
四、实践论文的写作细则
1.书写
实践论文要用学校规定的稿纸单面书写（必须用黑或兰黑墨水）或用计算机打印，正文中的任何部分不得写到稿纸边框线以外。稿纸不得左右加贴补写正文和图表的纸条，或随意接长截短。用计算机排版、打印一律用A4打印纸。版式要求如下：标题（“小二”“华文中宋”或“黑体”“加粗”居中），学院及作者名称（“四号”“仿宋体”居中，学院名称与作者名称之间应空两格），目录（“二号”“黑体”居中）内容（“小四号”“宋体”），摘要（“四号”“黑体”“加粗”）：内容（“四号”“仿宋”），关键词（“四号”“黑体”“加粗”），正文内容（“四号”“宋体”）。实践论文文中汉字必须使用国家正式公布过的规范字。
2．标点符号
实践论文中的标点符号应准确使用。
3.名词、名称
科学技术名词术语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或国家标准、部标准中规定的名称，尚未统一规定或叫法有争议的名词术语，可采用惯用的名称。使用外文缩写代替某一名词术语时，首次出现时应在括号内注明全称。外国人名一般采用英文原名，按名前姓后的原则书写。一般很熟知的外国人名（如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马克思等）应按通常标准译法写译名。
4.量和单位
实践论文中的量和单位必须符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GB3100～GB3102-93，它是以国际单位制（SI）为基础的。非物理量的单位，如件、台、人、元等，可用汉字与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例如件/台、元/km。
5.数字
实践论文中的测量、统计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在叙述中，一般不宜用阿拉伯数字。
6.标题层次
实践论文的全部标题层次应统一、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同各自的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
章节编号方法应采用分级阿拉伯数字编号方法，第一级为“1”、“2”、“3”等，第二级为“2.1”、“2.2”、“2.3”等，第三级为“2.2.1”、“2.2.2”、“2.2.3”等，但分级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一般不超过四级，两级之间用下角圆点隔开，每一级的末尾不加标点。
7.注释
实践论文中有个别名词或情况需要解释时可加注说明，注释可用页末注（将注文放在加注页的下端），而不可用行中插注（夹在正文中的注）。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
8.公式
公式应居中书写，公式的编号用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公式与编号之间不加虚线。引用文献标注应在引用处正文右上角用〔〕和参考文献编号表明，字体用五号字。
9.表格
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序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方居中排放，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表格允许下页续写，续写时表题可省略，但表头应重复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
10.插图
文中的插图必须精心制作，线条要匀称，图面要整洁美观；插图6幅以内，用计算机绘制；若为照片，应提供清晰的黑白照片，比例一般以1：1为宜。插图一律插入正文的相应位置，并著名图号、图题每幅插图应有图序和图题，图序和图题应放在图位下方居中处，图序和图题一般用五号字。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范文第2篇
“加入WTO，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目前我国流行的一句口头语，其中听得出既有压力又有自信，但就人才工作而言，却不容我们有过多的乐观，应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就运城市而言，形势是严峻的，竞争是激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从这次人才机制创新对策研究调查中不难看出许多问题。一、双向选择机制未搞活
据统计，我市每年向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为3000人左右，而每年分配回来的本科生不及800人，仅占3.8％，硕士生为数很少。人才流失现象如此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双向选择机制未搞活。其表现之一：国有企业人才难进。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正确的用人观，认为同一岗位，如果聘用大中专毕业生就会比聘用一个低学历的临时工所付报酬高，生产成本也就高，因而他们宁愿聘用一个低学历、无技术含量的工人，也不愿接收一名经过正规教育和培训的大中专毕业生。如，永济市化肥厂，自1999年以来仅接收大中专毕业生52人。表现之二：近年来，个体私营企业难招人才。由于大中专毕业生的择业观受传统思想制约，对个体私营企业持有偏见，认为进了个体私营企业就是干临时工，只有进了国有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才算是端上了“铁饭碗”，因而不愿去个体私营企业就业。这不仅造成了国有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中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高层次人才极度短缺，也是人才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市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事业单位管理缺乏灵活性
一是事业单位的编制与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目前，各事业单位的编制是根据20年以前的标准确定的，随着事业的发展，各单位的情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给事业单位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果按编定员，显然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要求，如果超编进人，又违犯编制政策，使单位处于两难境地。二是事业单位在进人方面随意性较大。由于聘用制和凡进必考制度没有全面推行，事业单位在进人中掺杂了不少的感情因素，一方面使父子兵、父女兵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人员总量增长过快。不仅造成了工资总额无法控制，也使一些无门路、无关系的大中专毕业生失去了就业机会。三是内部分配机制未搞活。目前，各事业单位执行的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没有将收入分配与业绩贡献相挂钩，使同类性质单位的人员，只要资历相同，不论岗位性质、不论贡献大小，都享受相同的工资待遇。不能很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三、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不科学
我市现有专业技术人员60527名，其中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为54436名，占总数89.2，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为6091人，占总数的10％，而这些人员中有的担任公司领导、部门负责人，有的不在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如经济师在会计岗位，工程师不搞设计，却都享受的是较高的职称工资。再者，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相当一部分人员在取得了专业技术资格，享受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之后，就以为可以稳坐钓鱼台，没有大风大浪不会翻船，因此，不思进取，工作拖拉，成绩庸庸，更谈不上对单位做出贡献。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使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也造成了非专业技术人员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另外，由于评聘分开制度没有完全推开，一部分够条件的人员在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之后，不论工作能力大小，只要没犯大的错误，单位领导就没有理由不予聘任，使一部分工作能力不强，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员占据了专业技术岗位，导致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度失去意义。
四、干部考核制度缺乏激励作用
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分类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而大多数单位在实行操作过程中，主要使用的仅是优秀和职称两个等次，不称职仅局限于受到各类纪律处分的人员，基本称职几乎不予使用。而有一部分未受过纪律处分的人员工作不负责任，有的甚至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延误了工作，也被定为称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还不太健全和完善。在考核标准上线条过粗，量化不够。二是各部门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制定出具体的细化、量化标准，使考核工作缺乏可操作性。三是相当一部分单位领导存在“老好人”思想，怕得罪人。另外，在考核结果的使用上，一般也只是受处分的人员，在工资、职称、任用等方面受影响，未受处分但又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员，在此方面却几乎不受任何影响，在客观上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真正起到提高广大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的激励作用，在一>文秘站: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人才机制创新：
一、完善市场体系，创新用才机制
要在人才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关键在于人才机制创新，以新制胜，具体地说，要紧紧抓住以下三个环节：
1、坚持物质第一性，报酬机制要创新，使优秀人才的待遇与国际接轨。有一条很重要的原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总是人为地过分强调和夸大了精神的作用，似乎人有了精神，便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既要讲奉献，又要讲索取，这已得到人才的认同。加入WTO，在同一个“地球村”，同一种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报酬，显然高薪更具有吸引力，这不仅是个 劳动报酬问题，而且也是人才价值的明码标价。能为留住精英人才，我们既使在其他方面节衣缩食，也要保证他们“同工同酬”，不比他们在外企少拿或少拿得过多。与此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一流的实验室、图书馆、私人住宅和休闲场所。
2、不拘一格用人才，晋升机制要创新，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大环境。我们常说“破格”使用人才，似乎很前卫，很具有改革精神，但破格还是有格。理想的用人机制，应该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由于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太根深蒂固，我国的许多改革往往是“犹抱瑟琶半遮面”。目前国内通行的晋升机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和要求，显得迟钝与保守，必须力破常规，勇于创新。一是职称晋升制度要创新。要以人才的实际才力是否与职称相称为标准，而不要过于苛求学历、学位、任现职称时间以及论文篇数的多少。二是行政职务晋升制度要创新。当拔尖人才需要某种专业职务搞科研干事业时，有关用人单位完全应该大开“绿灯”，创造条件，而不是墨守成规，设置关卡；三是工资福利制度要创新。实行优才优薪，高才高薪，特才特薪，杰出人才要与一般人才拉开拉大工资档次，对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要给予重奖。
3、人才市场市场化，流动机制要创新，充分尊重人才的自由选择。目前人才市场若干家，但严格地说，真正称得上市场的人才市场并不很多，人才市场的非市场化相当严重，有的不是鼓励人才交流的市场，成了拖人才后腿的市场。要在流动机制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政策要创新。要真正实现“政策跟着人才走”。不能为了留住人才，制订一些只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不合情理的“土政策”，使人才有一种“当人质”、“被扣押”的感觉。留才要留心。要留住人才，就要克服小农意识，小业主意识，就要有既符合一般又超出常规的吸引政策。在人才履行聘期合同后，要允许人家任意跳槽，自由流动，这种宽松大度、来去自由的用人环境反而能留住人才；其次，程序要简化。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才市场，说是市场，实际上还是在搞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办一件手续，往往要研究若干次，盖一串子公章，无形之中成了关关卡卡；第三，信息要扩大。提供信息服务是人才市场为人才服务的重要职能和手段。人才信息的扩大表现在信息量要增大。要实现全省、全国乃至包括与一些国家、地区人才信息联网。信息内容要增加，不仅仅包括某地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还要提供工作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信息。信息变化要增快。要为用人单位和人才提供最新最快最准确的信息。
二、增强内部活力，优化事业单位所有制结构
为积极稳妥地抓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优化结构，激发内部活力，我们应做以下努力：
1、减并内设机构，做到科学设岗，减少管理人员，进一步明确职能，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编制规定的数额，进行认真核实，在编制部门控制数内，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科学设置岗位，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并依据责任统一原则，规定各岗位的具体职责、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为强化管理、理顺关系，本着精简机构、精减人员的原则，对内设机构应进行减并，将主要职能相近、基本任务相同的科室进行合并、合署和挂靠。
2、搞活用人机制，实现竞争上岗、优化队伍结构，增强活力。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改革原则，实行全员竞聘，事先不定调子、不划框子、秉公办事，做到公开岗位，自愿报名，公平竞争，公正打分，公开结果，提高工作透明度，从而达到使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下岗人员服气。
3、扎实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形成自主、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打破“大锅饭”。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工资总额不变，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把原来每人的津贴工资统一拿出来作为岗位工资，根据各工作岗位的责任大小，任务轻重，辛苦程度等实行一岗一薪。
4、建立行政执法事业单位考试招聘制度，严格控制“进口”，实行择优聘用。通过聘用制把事业单位、职工从行政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赋予事业单位用人自、职工自主择业权。
5、规范事业单位管理考核制度，推行聘期目标考核，把年底考核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不断规范和完善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和程序，进一步强化考核的功能和作用，提高事业单位管理水平的科学化、规范化。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等院校 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192-01
一、教师应具备的教学能力
教师的教学活动主要由课前准备、课堂讲授和课后总结反思三个阶段构成，我们根据教学的这三个阶段，将高校青年教师应该具备的教学能力可以分为教学认知能力、教学组织操作能力、教学监控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四方面[1]。具体来说，①教学认知能力：主要包括理解大纲的能力；掌握教育教学理论知识的能力；了解判断学生情况的能力、教学创新能力。②教学组织操作能力：主要包括多媒体操作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科研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能力；与学生互动的能力。③教学监控能力：主要包括教学反思能力和课堂的控制与调节能力。④教学研究能力：主要由从事教学研究、撰写教学论文等方面来体现这一能力。
二、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的不足之处
1.教学认知能力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科研成为大学实际的“中心”，而教学“中心”与“根本”地位受到严重冲击[2]。在许多高校青年教师的心中，科研成果的多少才能体现青年教师的实力与价值的标志，他们十分重视科研，认为做课题、写论文才是个人成就的体现，而教学仅仅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对教学的态度仅仅表现在不出教学事故的水准上，不能适应高质人才培养对教学的要求。
2.教学组织操作能力不足
最近几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除了师范类院校之外，其他专业似乎并不重视对在岗教师的技能培训与再教育工作。大多数校管理者的观点是只要教师经过了某个专业的系统性考核拿到了该专业的任课资格证书那么他就能完全胜任该门学科的所有教学活动，而不再需要教育教学技能方面的培训以及再教育。在这一观念的长期影响之下，一些高校的青年任课老师越来越非本专业化，他们不但缺少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也不具备熟练的任课技能，最重要的是他们缺少专业的任课经验。
3.教学监控能力问题
第一，青年教师教学监控敏感性弱，突出表现在他们应对课堂突况时不懂得如何迅速处理。当课堂发生预料之外的情况时，如学生走神，恶作剧等情况，有的青年教师会停下课来教训学生，有的青年教师则会惊慌失措，有的青年教师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讲课，影响了教学效果。第二，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的迁移性差，当面对新的教学情境时，往往都不能有效地借鉴和应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来解决问题[4]。
4.教学研究能力不足
在高校中教学是一项严肃重要的研究活动，与科学研究同样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一项神圣的学术活动，教学研究能力将成为现代高校教师极具开发潜能的核心能力之一[5]。在教研活动方面，根据相关统计数据高校青年教师的教研活动不定期开展的占到13.3%，偶尔的占到48.1%，教研活动的开展不是很理想，没有形成定期合理的教研活动。当前高校普遍重视科研成果的产出，而教学研究不易出成果，且各方对其重视程度和教师考核评价体制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所以很多教师不愿意将精力投入到教学研究方面。
三、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高策略
1.改变对教学的认识
青年教师缺乏实践操作经验，高校应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引导广大青年教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多参加社会调查活动[6]。可以让青年教师去参加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挂职实习来体验现实生活，将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防止因为在校学习时间太长而导致的与社会实际生活脱离。
2.改进教学组织操作能力
青年教师应摈弃传统的教学理念，改变“理论――考试”的授课方式，将授课活动的思想路线转变成为“原理――方法――应用――总结分析”的教学模式。“讲原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复杂难懂的理论点，可以通过将道理和相关故事相结合的方式，将所有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到具体的案例当中，通过以上策略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此来帮助老师提高教学效率；“释方法”主要内容是：通过原理体系的梳理来导出学习的方法措施；“重应用”的主要内容是：要根据课堂内容选择切合、新颖实用而又充满了趣味的实例；“谈体会”就是老师应该跟学生构建一种教学相长的和平关系共同探讨这一阶段上的学习效果，通过所学过的一些哲学思维方式来对学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进行分析。
3.增强教学监控能力
第一，通过观摩教学，向优秀教师学习，对提高自身的教学策略知识和教学技能有极大的帮助。第二，积极进行说课训练。说课训练主要通过课前说课培养非师范毕业教师教学监控的课前计划与准备能力；通过课后说课培养青年教师教学监控的课后反省能力。第三，与优秀课例学习相结合的微课训练。以指导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点评为主，侧重外显行为和短期效果，这种评价方式忽视了不可量化的教学监控能力的培养。第四，抓住入职教育的机会，在职前教育阶段要充分利用难得的实习机会教会非师范毕业的青年教师对教学过程进行监控，养成教学监控的习惯。建议实习指导教师要承担这些工作任务：指导青年教师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监控能力自测和反馈信息收集；接受关于教学监控知识和教学策略知识及自我监控技术、自我指导技术、自我强化技术和行动研究策划技术的信息咨询；帮助师范生策划改进教学监控能力状况的行动方案，督查行动方案按计划认真执行；评价行动方案的实施效果等。
4.努力提高教学研究能力
青年教师首先要在思想上重视教学研究，认真学习教材、理解教材、吃透教材，从而在课堂教育时能做到游刃有余。同时，在授课过程中，积极结合自身专业和研究方向进行教改探索。青年教师应努力将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积极探究高深知识，推进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不仅靠听课进修，还需要靠教学研究工作，边研究边学习边授课，这是提升教学研究能力积极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胡珊明.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2.
[2]王静.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探索[J].经营管理者，2014，34：308.
[3]李辉.浅析新形势下民办高校青年思政教师的角色定位[J].大学教育，2015，01：48-50.
[4]智安然.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3.
[5]宋朝丽.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科学，2013，07：135-138+146.
[6]杨志广.试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高[J].考试周刊，2014，30：162-16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焦循 “性灵”经学 “假借”方法 后戴震时代 个体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24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023－09
一、引 言
学术界有关焦循的研究已经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对于焦循“性灵”经学思想。以及通过对这一种新经学思想的阐发而揭示“后戴震时代”乾嘉学术的微妙变化，即更加重视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因素的增长，似乎关注得不够。本文就尝试以“性灵”经学为题，对焦循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对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关注的新倾向，以及这一新倾向与焦循思想中重视经典意义还原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以推进学术界有关焦循的思想研究。
本人曾发表过多篇文章论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他们在从事哲学思考时，依托音韵训诂等广义语言学的方法和相关的典章制度知识、古代科学史知识以及版本校勘、文献考订等人文考古的手段，开创了一种新的“人文实证主义”的经学与子学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该时代的哲学思考表现出明显的“人文实证义”的色彩。这种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在阮元的经学研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语言学研究，任大椿、孔广森等人的制度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然而，通过对焦循的初步研究发现，作为乾嘉学派后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焦循，其哲学思考与经学研究，虽然基本上沿着戴震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的路径，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那就是：在追求经典原意与表达学者个人“性灵”的二者之间，焦循的思想稍稍有偏向于学者个人“性灵”的倾向。从而与戴震等人努力通过实证方式发掘蕴涵于经典之中的“道”的客观化倾向有非常微妙的偏差，使得“后戴震时代”的乾嘉经学研究与哲学思考，表现出了为研究者的个体主体性张目的新倾向。而且，这一潜滋暗长的、重视知识精英的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在章学诚的史学研究、袁枚的诗歌创作理论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历史性的回应。章学诚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强调研究者的“别识心裁”和“神解精识”的重要性，而针对学问中的功力与性灵的关系，也有明确论说。他曾说：“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袁枚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主情派”以及晚明以来文学领域里重视作者个性的文艺思想，如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等，再一次高举“性灵”的理论大旗，反对当时诗歌理论界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王渔洋的“神韵说”，认定“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虽然，在他们三人的思想体系里，“性灵”一词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对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之尊重的思想内核，则大体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因此，焦循的“性灵”经学思想其实是在经学研究的领域反映了“后戴震时代”哲学思想中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增长的另一种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稍后成长起来的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唯我论”思想的出现，在思想史上恰恰表现为一种非常巧妙的历史过渡。这种思想史的历史细节再一次生动地表明。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过程并不因为清政权的建立而中断，他以自己固有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悄悄地向前迈进。
侯外庐先生曾在分析焦循“易学”中的形式主义的“均衡”理论时指出，“焦氏在哲学上的有关同一、相对的理论，是一种商业世界的观念的预觉，是谭嗣同的商业式的‘仁学’的先行者。”他“在抽象的理论上，反映了世界商业的交换关系”。这一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启迪我们要努力发掘焦循思想中包裹在传统“经学”坚硬外壳之下的新哲学思想内容。在我看来，这一新思想内容之一即是对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的关注与肯定。而且，与历史学领域里的章学诚、诗歌理论领域里的袁枚等人关注知识精英阶层个体主体性的思想相应和。汇聚成为“后戴震时代”中国传统社会里继续壮大的新思想潮流。
二、
“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焦循经学研究与哲学思想中的个体主体性
焦循(公元1763－1820年)，字理堂，江都(今甘泉)人。他是“后戴震时代”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而且是清代最为著名的《周易》学专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但又并不局限于考据学，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性。在讨论训诂与经典的关系时，焦循一方面遵循乾嘉学者的共识：“训诂明而经义明”的广义语言学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强调经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个体“性灵”的重要性，而且对于“立言之人”的独特价值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如他说：“夫人各有其性灵，各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胜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罄我之才智，以发我之枢机，不轨乎孔子，可也。存其言于天下后世，以俟后之人参考而论定焉。”这一肯定个人“性灵”与才智的独特性的思想，既肯定了个体的内在价值，又强调了立言之人应当具有广阔的胸襟：一方面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不轻视自己有限之知的价值，表现出一种温和的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思想倾向。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一重视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的思想还包含有温和的反权威主义的思想，认为只要是自己个体独特性的真实表达，哪怕不遵守孔子的思想，也是可以的。但也不自大狂妄，而是期待后人的考订，也不怕后人批评，在真理观方面表现出开放而又灵活的特征。
不过，最能体现焦循经学研究的独特性，从而也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新颖之处的，乃是在于他将研究者的“性灵”引入经学研究活动之中。他认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贤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这里，焦循其实从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如何从事经学研究的问题。从研究的对象看，要以经文为主要对象，旁及诸子百家及相关的知识；在研究的方法上，既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又要运用分析的方法，而且还要运用训诂的方法、制度史的知识等。上述两个方面偏重于客观性的一面，力求阐明经学中的道义。第三个方面要调动研究者的主体“性灵”，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独具匠心的研究。其成果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经文的原意，但又契合经学的精神。这一点非 常重要，体现了“后戴震时代”的乾嘉学者在追求经学的原初的、客观性意义的目标下，重视一种保证客观性、原义的训诂学与制度史的考证方法的同时，还在追求另一种新的精神，即强调研究者主体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戴震那里就是通过“大其心”的方法以契合古圣贤之伟大的心灵。而在焦循这里，则是通过张扬研究者“性灵”的方法，以求得对经学真精神的理解。在戴震的语言哲学那里，为了解决古今悬隔，徒用语言方法不足以理解古圣贤之精神的时候，引进了“大其心”的方法。然其主要手段与方法是“由词以通其道”的客观性方法。在焦循这里，则首先强调经学研究者要有“性灵”，并且通过自己的性灵来契合古圣贤之性灵，从而“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在贯通的过程中实现经学的研究创新。而实现经学研究者的“性灵”与古圣贤“性灵”契合的主要方法与工具，是他所着重强调的“假借”方法，以及“述意”类的文章。
在焦循看来，经学绝对不是死记硬背的学问，而是一种充满着“性灵”的学问。他甚至认为：“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故以经学为词章者，董贾崔蔡之流，其词章有根柢无枝叶。而相如作《凡将》，终军言《尔雅》，刘珍著《释名》，即专以词章显者，亦非不考究于训故、名物之际。晋宋以来，骈四俪六，间有不本于经者。于是，萧统所选，专取词采之悦目。历至于唐，皆从而仿之际，习为类书，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为之汩。是又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词章。不足语此也。赵宋以下，经学一出臆断，古学几亡于是。为词章者，亦徒以空衍为事，并经之皮毛。亦渐至于尽，殊可闵也。”
焦循在此处所说的“性灵”，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研究者个人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切实的人生体验，凭借这一“性灵”，然后再从经典中寻找出与时俱进的、普遍的人文精神或日人文价值。从这一点看，其“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说法与同时代的大诗人袁枚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的“性灵说”，历史学家章学诚重视历史学研究中的“性灵”问题，具有时代精神的共鸣之处，即都从不同的领域出发提出了重视知识精英的个体主体性的问题。
三、焦循的“假借”方法与经学研究中主体“性灵”的阐扬
焦循通过对“六书”中“假借”方法在《周易》中运用情况的论述，揭示了“六书”中“假借”方法在易哲学中的普遍意义，以哲学的思维提升了“六书”中“假借”方法的普遍意义，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假借”方法的认识，并通过此方法又深化了对“易哲学”的认识。他说：“六书有假借，本无此字，假借同声之字以充之，则不复更造此字，如许氏所举令长二字。令之本训为发号，长之本训为久远，借为官吏之称，而官吏之称但为令为长，别无本字。推之而为面毛，借为而乃之，而‘为’为母猴，借为‘作为’之为，无可疑者也。……近者学易十余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杓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杓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杓。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为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相贯，而声近则以借而相通。窃谓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说文》)，春之为蠢，秋之为愁(《乡饮酒义》)……无不以声义之通而字形之借。故闻其名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也，则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至精。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神妙矣。”
有关“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在语言、文字学中有很多讨论，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尽相同，焦循从“作六书之法”与“用六书之法”的两个层面讨论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实为创见。而他又特别从“易学”的语言运用法则出发，进一步从比例、引申的角度来丰富“六书”中“假借”的方法，更是把“六书”中的“假借”方法泛化为一种语用学方法。这一方法是否符合《周易》一书作者当初的意图，暂且不去讨论。但有一点我认为是相当明确的，即焦循在“易学”的语用学意义上讨论“假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六书”中“假借”方法的原意了，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将“假借”方法上升到一种“易哲学”的思维与表达方法了。而这种哲学方法意义上的“假借”，其实为他的“性灵”经学提供了一种貌似具有客观性的文字、语言学的工具与手段。究其实，是要为他的“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贤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的“性灵”经学主张，提供一种表面上的可实证的文字、语言学方法。
更进一步，焦循还将这种“假借”用法加以扩大到诗歌领域，并仔细辨析了经学的假借方法与诗歌艺术中的假借方法之间的异同。①他认为诗歌创作中的同声假借亦通于《周易》中的“假借”法。他说：“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姊归(《后汉书・和帝记》)……温飞卿诗：‘进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投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围棋为违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文周系易之例晦于经师，尚扬其波，存其迹于文人、诗客之口，其辞借其义则质，知其借而通之，t乎明，确乎实也。或以比庄列之寓言，则彼幻而此诚也，或以比说士之引喻，则彼诡而此直也。即以比风诗之起兴，亦彼会于言辞之外而此按一字句之中也。易辞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凿也而神也，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言之也。”在这段引文的结尾处，焦循对《易经》语言运用中“假借”方法的神妙之处的赞美，其实可以看作是“性灵”经学的一种方法论的注脚。所谓“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言之也”，完全可以替换为“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大家知道，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语中曾有一段感慨之辞：“《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要求真正的历史学家或者对历史有深刻洞见的人，应当超越细枝末节的文献证据，以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哲学洞见把握远古世系以来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大致梗概。这大约是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一语的基本意思。焦循将司马迁的话借过来，要求“易学”研究者、阅读者也能够运用自己的“性灵”，对《周易》这部经典里的语言运用中“假借”方法之妙心领神会，从而理解《周易》一书蕴藏着的人类文明的真正精神。
为了更进一步论证“假借”方法的普遍性，焦循还通过做“易学”学术史的翻案工作。来证明“假借”方法在易学史上具有一贯性。一般而言，在焦循之前与同时的易学界，都认为魏晋之际的易学。特别是王弼的易学，以扫除汉代象数易为己任，着重从易理的角度来阐发《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因而没有“汉易”的经学方法论的痕迹。焦循不同意这种见解。他认为，王弼的解易方法中，其实也包涵有“六书通借”的方法，如“读彭为旁，借雍为饔，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故弼之易，以六书为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 貌为高简，故疏者辄视为空论耳。”由此而进一步证实，“假借”之法其实非汉学家所独有，而是一种在“易学史”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要而言之，焦循从三个方面人手，将“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加以泛化，使之从单纯的文字学的方法变成了一种哲学意义的方法。第一，从《周易》经典的语言运用法则角度将“假借”方法从文字学中的方法提升到一种语用学方法，从而使“假借”方法与经学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第二，将《周易》中的“假借”方法与诗经、诸子中的“假借”方法异同之处揭示出来，使之在先秦诸经与诸子之书中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性格。这种哲学论证方法正是戴震提倡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经学训释方法的灵活运用。所不同的是，焦循在这里不是从群经中“求一字之义”，而是在群经与诸子典籍中证明一种经学的语用学法则与思维法则的普遍性。第三，他从经学史的角度进一步证明，即使是在只重义理，不重考据的魏晋之际，“假借”的方法也在实际的经学训释过程中被广泛运用，不只是新老汉学家的狭隘的家法。通过对《周易》中的“假借”方法的研究，焦循完成了对文字学“假借”方法的哲学提升之后，在他实际的经学训释活动中就大胆运用这种新方法，从而表达他自己的“性灵”。下面仅举三例，看焦循如何通过“音近而义近”的“声训法”(这是乾嘉考据学在语言学方面对该时代哲学思考提供的一个重要的训诂原则)――“假借”方法中重要的语言学原理，来实现他的“陛灵”经学的主张。
其一，在释“隅”一字的字义时，焦循说道：“形之有隅角者称方，何也?隅犹言遇；角犹言较。有两乃遇，亦有两乃较。物折则一为二，故折而有隅角者为方。方者，阋病S辛侥丝裳员也。如母配于考则称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此则还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假借”法。
其二，在释“阜”的过程中，焦循通过非常曲折的声训方法，对原始儒家的“仁爱”思想做出了非常新颖的解释，深化了人们对原始儒家仁爱与恻隐之心的伦理思想的理解。他说：“《说文》‘隅从阜。禺声，陬也。’《文选魏都赋》刘逵注：聚居为陬。陬之聚，犹诹之聚。凡物由分而合为聚，两线相引其合处，或角以其聚则为陬，以其、遇则为隅。遇者，会也。会者，合也。《广雅》陬隅同训隈。《说文》：‘隈，水曲奥也。’《释名》：‘曲，局也。’《尔雅・释言》：‘局，分也。’有两则分，亦有两乃聚。隅、陬、隈，皆以两得名。廉，从兼得声。兼，并也。故隅亦名廉。廉，棱也。棱，威也。威畏也。……畏，读如秦师入隈之隈，是隈即畏也。畏也者，必挠。挠，曲也。故隈为曲。凡心一则直。贰则曲。两合则爱，两而分则畏。畏爱异而同。故偎从畏而训爱。记曰：‘畏而爱之。’则兼其义也。爱通v，而义为隐。隐之义又通于曲。爱者，仁也。于是仁为恻隐。而隐曲之隐与畏爱之爱，遂相转注可通而通矣。”很显然，焦循在此处所做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语言层面的“假借”方法的分，析，而恰恰是通过文字、语言学的“假借”方法运用来阐发他自己的伦理学思想。这一哲学论证方法，与阮元通过文字训诂与经学史的方法，将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解释“相人偶”之意，在方法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
其三，焦循对“经学”一词做出别开生面的训释，从“用”与“变”的双重视角阐述了经学的精神，充分体现了焦循哲学“尚变”、求通的基本精神。他说：“经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者久。’未有不变通而能久者也。……常本衣裳之裳，其训久者，通于长。长从兀从匕。匕即化。《说文》言‘久则变化。’非变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变化者也。常亦庸也。《说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犹变也。……故变而后不失常，权而后经正。”
焦循反复强调：“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不明卦画之行，不明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学。”此处所说的“六书之假借、转注”，实即是训诂的代名词，而且联系上文三个层面的分析，此处所讲的“假借”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语言学中的“假借”意涵了，而是带有焦循独特意义的哲学方法意义上的“假借”了。他说他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最为心服，说道：“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公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子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
然而大家都知道，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只是借当时人们认可的考据学形式进行哲学论述而已，并非传统的汉代注疏。而焦循心服“疏证”一书的原因乃在于该书能“还宋归宋”、“还孑L子归孑L子”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方法，在区分了宋儒义理与孑L子义理之后，再以孔子义理来衡量宋儒义理，而不以宋儒义理来衡量孔子义理。这样一来，焦循所提倡的“性灵”经学，在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一种复古主义的特征。不过，这种复古主义并不是真的要复古，其精神实质当如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解放”。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历史还原主义还表现为一种“求真”、“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从而使其哲学思考打上了该时代“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烙印。
四、经、注、疏三者分离而各还原其当――焦循经学思想中的历史还原主义倾向与人文实证主义的烙印
从“性灵”经学的角度看，焦循的经学研究及其所体现出的哲学思想倾向，表现出较鲜明的重视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的思想特征。但从思想继承方面看，焦循基本上还是接受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学方法，只是在具体说法上有所不同。如他在论文字训诂学对于理解古人思想的重要性时说：“刘氏徽之注《九章算术》，犹许氏慎之撰《说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后，欲知古人仰观俯察之旨，舍许氏之书不可，欲知古人参天两地之原，舍刘氏之书亦不可。”这一段话表明，焦循的经学研究与哲学思考深深地打上了乾嘉时代广义的语言学方法论的烙印。而这种语言学方法与他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
与戴震、阮元等其他学者一样，焦循也认定，不通过训诂的方法，隐藏在经典中的真正意思就无法彰显出来。在《诗经》的研究过程中，他虽然强调诗歌“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和“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的以情动人的特质，但他最终还是认为，要了解诗歌，必须首先通过训诂的语言学方法，才能达致对诗的真正理解。
“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释而思也。《毛传》精简得诗意为多，郑生东汉，是时士大夫重气节而温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笺多迂拙，不如毛氏。则传、笺之异不可不分也。”
这一“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释而思”的说法，其实还是强调要通过恰当的训诂方法以了解诗歌的语言，进而通过对诗歌语言的了解而了解诗歌的意旨。与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
在具体运用训诂学方法解释经义，从而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时，《易通释》一书中时有体现。仅举 二例，以证明之。其一，他在解释《周易》的重要哲学概念“太极”时，首先就是运用训诂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太极”概念的理解。他说：“余谓欲明大极，必先求大极二字之义。大或读泰，其义则同；极，中也。大极，犹云大中。”(《易通释》卷二十)其二，在“训厉为危”一条，焦循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这一以整体来解释局部的经学解释学思想加以活用，从《周易》一书的全部经文来训释“厉”字一义。他说：“厉之训危，……总全《易》而通之，厉与无咎相表里，未悔吝则厉，既悔吝则无咎。”
(《易通释》卷二)
不过，焦循已经没有戴震那样激烈地反对宋儒的思想主张了，他只是要求通过训诂的方式将宋人的义理与原始儒家的义理分开，努力以原作者之言参原作者之意，追求经典解释的客观性。同时再旁参其他相关的思想家及经典，从而达到对原始儒家思想的准确理解。这一追求经典训诂与解释中的客观原义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以戴震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经学训释精神的继续。稍有不同的是。焦循在追求儒家经典原义的过程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分别经、注、疏三者文本的方法，而且相信通过文字训诂的方式，触类旁通，可以把握经、注、疏之“本意”，从而为自己的经学训释提供比较可靠的经学史的证据。他说：“学经之法，不可以注为经，不可以疏为注。孔颖达、贾公彦之流所释毛、郑、孔安国、王弼、杜预之注，未必即其本意。执疏以说注，岂遂得乎?必细推注者之本意，不啻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要之，既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经文之本意，则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后吾之从注非漫从，吾之驳注非漫驳。不知注之本意，驳之非也，从之非也。”
焦循这种在追求“本意”的历史理性的前提下来研究经学的历史，显然是乾嘉时代考据学中所透射出的历史理性的一种反映，体现了乾嘉学术内在精神的一贯性。不过，即使如此。焦循在这一方面也有所发展，那就是：他不再局限于戴震时代的经学范围了，而是将这种人文实证的材料范围扩大到“子学”领域，开创一种“思想旁证法”。他曾经这样说道：“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子L子之言也。循尝善东原戴氏《孟子字义考证》(戴氏书名作《孟子字义疏证》――引者注)，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十数年来，每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复以孟子之言参之，既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傍及苟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而知圣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则为圣人，不仁不恕则为异端小道。”
在这段文献里，焦循在戴震所开创的“字义还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还原”的思想，从而深化了开创期乾嘉学者在经学训释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不仅如此。他在“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的前提下，继而以“孟子之言参之”，并“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傍及苟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把戴震所发明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以整体解释局部的经学训释学思想，推进到以同一学派的后来者思想来解释前贤的“思想旁证法”，从而深化了戴震所未加注意的先秦儒家的一些伦理与政治思想，通过文字训诂、经学体例的发明与创造，诸子思想与儒家经典的相互发明的“思想旁证法”等多种方式，丰富并深化了乾嘉时代经学研究的方法，从而也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容。因此，焦循在经学研究中所表现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虽然与其“性灵”经学在精神上有不相协调的一面，保留了较多的受戴震影响的痕迹；但是，他用来实现历史还原的方法本身蕴涵了较多弹性空间，并不能真正地实现历史还原的意图。这样一来，其“性灵”经学与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之间就蕴涵着一种内在的张力。
五、五种学术类型与“述意”“叙事”的文章类型学――焦循经学思想中的内在张力
由上分析可知，焦循“性灵”经学的理论主张与其“人文实证主义”方法所表现出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性灵”经学要求研究者在经学研究过程中表达出尊重研究者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在乾嘉时代普遍重视学术研究客观性的历史潮流下，焦循又不能不受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最为集中而又鲜明地体现焦循思想体系中重视经学研究者主体的个性与尊重经典的客观原义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的，在于他的学术分类与文章分类的广义知识分类学的思想之中。
就学术分类而言，焦循将学术分成五种类型，并进一步认定，这五种学问当以人的性情特质来加以选择，以发挥研究者的长处，而且，他还告诫学者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各自学问之所长与所短之处。如他说：“今学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仇，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问。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紧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蹋踏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涂说，所宜诫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于是乎辨。”
焦循对不同类型学问的长处与内在局限进行了分析，要求学者努力做到“五者兼之而相济”，体现了焦循在“求是”、“求真”过程中所具有的广博学术胸襟，也是其“性灵”经学精神的具体体现。然而，在下面要提及的“述意”方法中，焦循经学思想中的内在张力更为鲜明。
在焦循的广义知识分类学思想中，他提出了一种在我看来更为简洁，也更具哲学意味的分类方法，即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根据文章的性质，将文章分成“述意”与“叙事”两大类方法。他说：“意之所不能明，赖文以明之。或直断，或婉述，可详引证，或设譬喻，或假藻缋，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数，或山川郡县，或人之功业、道德，国之兴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状，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于不实；明其意，患于不精。学者知明事难于明意矣。以事不可虚，意可以纵也。然说经之文，主于意。而意必依于经，犹叙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即训故之文，反复以明象变，辞气与论语遂别。后世注疏之学，实起于此。依经文而用己意以体会其细微，则精而兼实。故文莫重于注经，叙事则就事以运其事，必令千载而下，览其文而事之，毫末毕著。”
虽然，从表面的文章类型学来看，焦循将文章分成了“述意”与“叙事”两大种类，但就焦循个人的思想倾向性而言。他更强调“述意”一类文章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学者诩于人辄日：吾述乎乐。问其何为乎述，则日学孔子也。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善人为邦百年’，皆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周书》《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尔吾学孑L子乎尔，然则所述奈何?则日：汉学也。呜呼，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者也，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 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穆姜妇人也，胥臣管仲，齐桓晋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则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绝唐宋元明而专取汉人也，明矣。……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之述也，讵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在这段话里，焦循反对从狭隘的“汉学”立场出发，对唐宋以来的儒家思想采取贬抑的态度。他认为，真正善于把握古人思想精神的，就在于突破语言的限制而上达“求是”的境界，从而才能做到“善述”前人的思想。如果仅仅局限于历史性的时间观念，以为汉代人距孔子的时代近，故而他们所述的孔子思想可能更真实，这恰恰是一种靠不住的想法。太拘泥于“传注”的字面意思，不从经典的整体精神来体会经典中的意义，其结果只会导致“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的结果。因此，在如何“述”的问题上，焦循的思想与传统语言哲学中“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并未就此有明确的论述。
如果从下面一段论“述”的文字看，焦循在“言意”观方面更倾向于“得意”，大致是没错的。只是他在强调“得意”、“得实”的理论目标时，并不轻视语言的作用，而只是强调“述”的活动――即言语活动要以得其“实质”为目标，并要摒弃个人的主观偏好，使“述”更具有客观性。他说：“善述人者，如善医，各审其人之阴阳、表里、虚实，研究而洞悉之，然后用攻用补，用凉用热，各如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也。……学者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虽千卷之多，必句诵字索，不厌其烦，虽一言之少，必推求远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举而扬之，聚而华之，隐者标之，奥者易之，繁者囊之，缩者修之，郁者矢之。善医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长，引而归于己之所知，好恶本歧，去取寡当。绘人者嫌眇而著t，恶偻而形直，美则美矣，而非其人矣。”焦循以医学科学为例，强调以综合的判断为基础，正确地把握患者的病情的重要性，进而论证善述者正确地把握所述对象的重要性。根据我的理解，焦循之所以强调“述意”一类文章正确把握作者原义的重要性，与乾嘉学者(包括焦循本人在内)在学术方面所具有“求真”精神密切相关。乾嘉学者非常强调“实事求是”，如果学者在“实事”的层面都不能保证客观性，其所追求的“是”――真理就缺乏根基。这正是焦循强调“述意”一类文章所体现的深层次的语言哲学的思考。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乾嘉时代后期以及嘉庆道光时代里，中国学术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而就其原因而言，也是由多种因素而促成的。然而，从乾嘉学术自身的内在理念――实证方法，以及其所面对的对象――经典文本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角度去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而焦循的“性灵”经学主张，以及这一主张所彰显出的对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张扬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的变化趋势，即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由此方法论所体现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逐渐向着一种带有较强个体主体性的“性灵”经学方向滑转。而在“后戴震时代”出现的章学诚的新史学。庄存与、刘逢禄等人为代表的经今文学的逐渐兴起，直到龚自珍这一一身兼具经古文与经今文经学两种学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预示着一种新的、重视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