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贷款季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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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央行微观调查数据；不良贷款率；MIDAS模型；预测；预测指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3）-0001-11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信用风险在商业银行体系内不断积累。研究并建立适合于我国发展现状的不良贷款率预测指标体系，有助于及早提供信用风险预警并制定相应对策，对保证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维持金融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对提升企业与居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助力中国经济走出“L”形周期也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有不少学者对不良贷款率的预测指标进行了一定的研究。Messai等人根据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三国在2004-2008年间的经济发展面板数据，研究了不良贷款率的解释因素，发现三国的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失业率、实际利率有较大关系。Beck等人基于全球75个国家过去1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发现实际GDP增长、股票价格、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能够显著影响贷款的质量。Farhan等人研究了巴基斯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问题，结果表明巴基斯坦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可以被GDP、失业率、利率、能源危机、通胀、汇率等指标所解释。Makfi等则研究了欧洲银行业在2000-2008年间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决定因素，发现GDP、失业率、公共债务等宏观指标的解释力明显。
国内学者相比之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谭劲松等研究了国内某国有商业银行在1988-2005年间的全部剥离不良资产数据后发现：政府干预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刘妍选取房地产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不良贷款率模型以分析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不良贷款率同GDP、房屋销售面积等指标呈负相关，与地产投资额、CPI等指标呈正相关。谢冰基于2004-200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共线性诊断、主成分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模型，实证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对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贡献度最大，宏观经济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有正向促进作用。韩笑等则基于VAR模型，就我国宏观经济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良贷款率与货币供应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总贷款额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长短期不一致。
然而，现有国内外研究的共同不足之处在于：①研究时期大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由于危机后我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监管及银行业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危机前样本的研究结论对当前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②研究指标大多直接选取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如GDP、M2、CPI、失业率等，缺乏对微观层面数据的适用性探究。③大多采用面板回归、VAR等传统同频计量工具展开研究，缺乏对混频样本指标信息的深度挖掘。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每季度公布一系列微观经济金融指数，涵盖了居民收入与消费、企业经营与贷款、银行放贷审批与信心等多个领域，其相比于传统宏观经济指标，是否更加适合于不良贷款率的预测？又有哪些指标的适应性最高？本文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①首次对中国人民银行微观调查数据预测不良贷款率的可行性及适用性进行研究，这在国内外文献中尚无先例；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的样本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对当前时期也具有指导意义；③就微观指标在预测不良贷款率问题中的优势进行了理论猜测；④使用较为新颖的MIDAS模型展开研究。MIDAS模型能够处理混频指标数据，适用于我国不同频度的各项宏微观指标并存的特征，同时现有研究亦表明其更加适合研究经济金融领域的预测问题；⑤在验证央行微观指标是否优于传统宏观指标之外，也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含义分析。
研究发现：央行微观指标在样本外预测误差等多个方面均优于传统的宏观指标，同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基金及理财投资意愿比例、房价过高难以接受比例等指标尤其适合作为预测指标。本文的结论是：相比于现有宏观经济指标，央行的微观调查数据更加适合作为不良贷款率的预测指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数据来源
（一）理论分析
预测指标从规模及性质角度出发，大体可以分为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两类。宏观指标主要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如GDP、M2、进出口额等，而微观指标则着重描述某一类经济主体的当前行为与未来预期，一般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应数据。国内外现有关于不良贷款率预测的相关研究，大多仅使用宏观指标。然而本文认为微观指标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优于宏观指标：
（1）指标关联性。在过去我国金融体系发展初期，居民与企业一般以储蓄的形式将多余资金存入商业银行，生产及消费融资基本也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消费金融以及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市场持续发展，居民消费与企业生产的融资渠道不断开拓，GDP中包含了更多其它融资渠道的贡献，因而GDP是否依然能在较大程度上与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相关联值得商榷。同时，“货币迷失”的F象不断出现也使得M2的调控力度渐渐削弱，有时甚至与央行的调控目的背道而驰，因此，M2与经济发展、不良贷款的直接关系是否依然密切，亦值得研究。
理论上来说，选择的预测指标应当是能够影响被预测指标的重要因素，或是这些重要影响因素的变量，从而提高预测的精度。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是一个宏观指标，但其在微观层面却是由借款者行为及银行家决策共同决定。相比于使用最直接的微观指标，宏观指标往往因涵盖了大量与不良贷款率关联性较弱的冗余信息，难免会导致预测效果不佳。
（2）信息不对称与微观信息价值。企业主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自身经营情况的预期，往往来自经营过程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反映未来市场发展与整体经济形势的最可能趋势；居民在当期的收入、物价水平以及对未来预期，决定了当期与未来的消费、储蓄与投资行为；商业银行作为贷款的发放主体，尽管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但依然可以根据长期放贷活动积累下的大量经验，结合当前的贷款热度与同业竞争情况，对未来经营形势进行合理预测。因此，微观指标往往涵盖了一些宏观指标不易察觉的信息，具有独特的微观价值。
综上我们认为：就预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问题而言，使用恰当的微观指标，预测结果可能会优于传统的宏观指标。
（二）研究数据来源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脉络，中国人民银行面向国内企业家、城镇储户、银行家等经济金融主体，从宏观经济、生产消费、资金供求等多角度出发，推出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并编制成表在其官网上公开。其中，与本文研究关联程度较大的主要有企业家问卷调查、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及银行家问卷调查3类。
企业家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全国范围内的5000多户工业企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总体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状况、市场需求状况等7个方面，从微观层面很好地反映了不同企业主体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负担情况；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由央行每季度在全国50个调查城市展开，选择共20000名储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储户对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储蓄及负债情况、消费情况、储户基本情况等四个方面，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居民个体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金融行为；银行家问卷调查，则对我国境内地市级以上的各类银行机构采取全面调查，对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分层PPS抽样调查，全国共调查各类银行机构3100家左右。调查对象为全国各类银行机构的总部负责人及其一级、二级分支机构的行长或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调查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覆盖面，所含信息价值较大。
相比于其他基于微观层面的问卷调查，央行的上述三类问卷调查具有调查主体的权威性、调查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调查对象的广泛性，研究价值较大。同时，央行统计调查司也根据相应的原始调查数据，归纳总结成指数形式，方便查阅与使用。因此，本文选择央行上述三类问卷调查结果中的各类微观指数展开研究。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数据处理
本文旨在研究央行的微观调查数据能否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预测指标，因此目标预测变量选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每季度定期公布的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指标。同时，搜集了央行调查统计司编纂的各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及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从中分别提取相应的微观指标，并剔除诸如银行竞争力指数、实业投资意愿比例等含缺失值较多的指标。此外，参照刘妍等人的做法，我们引入GDP、M2、CPI等现有文献中常用宏观指标作为对比，宏观指标除GDP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季度数据外，其余均为月度数据。上述指标均来自Wind数据库。最后，对于少数存在缺失值的指标，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填补。最终选择宏观指标包括GDP、M2、CPI等9个，央行微观调查数据指标41个，共计50个宏微观预测指标。
本文选择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6第二季度作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基于MIDAS（Mixed Data Sam-pling）模型展开研究。MIDAS模型由Ghysels等人提出，最初用于金融市场的波动预测。此后，随着其对混频数据的较好利用以及展现出较高的预测精度，逐渐被用于宏观经济金融预测领域。我国学者郑挺国等人，利用MIDAS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预测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且发现该模型优于现有的各类H能处理同频数据的预测模型。
（二）MIDAS（m，K，h）模型的初步分析
我们首先研究各单一指标的预测效果。在预测问题中，现有研究一般将整体数据集划分为模型内拟合样本与模型外检验样本，前者用以构建模型并拟合模型参数，后者用于检验模型在未知样本上的预测精度。本文选择2009年第一季度一2015年第一季度样本作为模型内拟合样本，2015年第二季度一2016年第二季度样本为模型外检验样本。在参数选取方面。由于样本数量不多，我们选择高频数据的最大滞后阶数K=8。在实际的预测问题中，一般向前预测的步数越小，即预测期与当期越近，预测精度越高，同时考虑到在下一季不良贷款率公布前，本文所选用的各项宏微观指标均可在当季之后不久得到，故本文选择向前预测步长h=1。同时，由于各指标频度仅分为季度与月度两种，故取m=3。
图1与图2分别展示了本文选取的50个宏微观指标，在不同最大滞后阶数下的样本内拟合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标准差）。从中明显看出，诸多指标根据反映建模阶段拟合程度的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的变化趋势不同，大体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诸如GDP、M2、企业经营景气指数等指标，其拟合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基本保持相同的趋势，较为稳健；第二类是诸如当期收入感受指数、更多投资意愿比例指数等指标，其拟合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呈现背离的趋势，表明可能随着滞后阶数的提高，该指标在模型中存在过度拟合的现象；第三类是诸如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等指标，在较低的滞后阶数下呈现出第一类指标的特征，而在滞后阶数逐渐上升时又表现出第二类指标的特征，表明这类指标比较敏感于滞后阶数的选取。
对预测模型而言，其样本外预测精度往往比样本内拟合R方更具意义。我们进一步分析相比于各宏观指标，央行的微观指标是否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
首先将宏观指标的预测结果与央行微观指标的预测结果分成两个子集，接着分别计算在两个子集中，各单一指标在所有滞后阶数下的平均样本外预测误差与最优样本外预测误差，之后分别根据两种（平均与最优）样本外预测误差的结果，对各属性进行升序排序（误差越小，排序越前），构成“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与“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两个序列。显然，两个序列均具有非递减的特征，且在序列中排名越靠前的指标，其样本外预测性能越优。同时，我们亦对两类指标序列的累积平均误差情况进行了测算。以计算“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为例，设在含有n个指标的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中，各位置指标的样本外预测误差记为Ei（i∈{1，2，…，n}）。则在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Q中，第i位的累积平均指标误差值Qi=∑Ei/i，同理可根据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计算出累积平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与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分别度量了该类中各单一指标在不同滞后阶数下，预测结果的平均精度与最优精度；而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与累积平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则反映了该类中各指标累积平均的预测精度与最优精度。
图3反映了传统宏观指标体系与央行微观指标体系下的8个序列测算结果。其中，反映传统宏观指标预测误差的4类曲线，明显位于根据央行微观指标预测结果对应曲线的上方，表明仅基于传统宏观指标构筑的不良贷款率预测模型，弱于仅基于央行微观指标构筑的预测模型，且前者的最优单一指标预测结果误差，比后者高约0.2左右，相对较大。同时，就累积平均最优结果而言，央行微观指标的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与累积平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明显较为平稳，表明其稳健性较好，而宏观预测指标的结果则显得上升幅度较大。
（三）MIDAS（m，K，h）-AR（p）模型的深入论证
上一节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说明央行微观指标一定比现有诸宏观指标更加适合预测不良贷款率，原因在于不良贷款率具有较为明显的趋势特征，因此应当在方程中加入不良贷款率的自回归滞后项，以在消去自回归特征的同时，提高模型预测精度。与一般金融领域预测时常用的无限滞后特征不同，郑挺国等人的研究认为我国的经济指标大多在滞后4阶的范围内有较好的解释力，故出于保守起见，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指标的最大自回归滞后阶数为5，其余参数与上一节相同，构建MIDAS（3，8，1）-AR（5）模型。类似于图1和图2，图4与图5展示了本文选取的50个宏微观指标，在不同滞后阶数下的样本内拟合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其中x轴代表各指标的滞后阶数，），轴代表不良贷款率的自回归滞后阶数。
从图4与图5中可明显看出，拟合R方与样本外预测误差在不同滞后阶数下，与不含自回归滞后项的情况相似，可以分为趋势相同、趋势背离、趋势分段三种f青况。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图1与图2不含自回归滞后项时的结果，含有自回归滞后项能显著提升各指标样本内的拟合R方，同时降低样本外预测误差，且上述两项误差指标大多能始终保持在0.2以下，表明通^在方程中添加待预测指标的自回归项，能有效地进一步降低样本外预测误差。同时，在模型参数的估计阶段，含有待预测指标自回归项的MIDAS模型，能够较好地保持样本外预测误差处于较平稳的低误差水平，表现为图4与图5中样本外预测误差指标曲面更为平稳。
我们进一步比较传统宏观指标与央行微观指标的预测能力差异。首先分别计算在所有单一指标滞后阶数及所有不良贷款率指标自回归滞后阶数下，各单一指标的平均样本外预测误差与最优预测误差，之后根据结果对各属性分别进行升序排序（误差越小，排序越前），构成新的“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与“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同时，我们亦对含自回归项的两类指标的累积平均误差上升隋况进行了测算。以计算“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为例，设在含有n个指标的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E中，各位置所代表的指标在含有j阶不良贷款率自回归滞后项的模型中，其样本外预测误差记为Eu（i∈{1，2，…，n}j∈{1，2，…，p}）。则在累积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中，第i位的值Qi=∑∑EI/（ixp），同理可根据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计算出累积平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图6展示了两类指标的8个序列在MIDAS（3，8，1）-AR（5）模型中的预测能力。
对比图6与图3，我们发现宏观指标与央行微观指标在MIDAS（3，8，1）与MIDAS（3，8，1）-AR（5）模型下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在图6中，宏观指标的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与微观指标的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在横轴为5处存在一个交叉，表明就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而言，平均误差最小的前5个央行微观指标，其性能不及平均误差最小的前5个宏观指标，但排名第5位之后的微观指标，其平均误差均小于剩余的传统宏观预测指标，两类指标在预测方面相互存在优势。
其次，就最优指标比较情况而言，宏观指标的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仅在序号为l的情况下位于微观指标的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下方，其余情形中均在后者上方，表明仅有一个宏观最优指标优于所有的微观最优指标，其余情况下，均存在至少一个最优滞后阶数下的微观指标，其预测误差小于所有滞后阶数情形下的宏观最优指标。此外，两类指标的累计平均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与累计平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曲线的分布与非累积的情况相似。综上，就稳健型而言，各滞后阶数下的微观指标优于宏观指标。
（四）C-MIDAS（m，K，h）-AR（p）模型的全面比较
最后，考虑到即使在单一指标的MIDAS模型中加入待预测指标的自回归滞后项，仅能说明在单一指标的MIDAS预测模型中，使用央行微观指标普遍优于传统宏观指标，但不能保证在结合使用多个同类指标的情况下，央行微观指标依然优于传统宏观指标。同时，如果结合使用两类指标，其预测性能相比于仅使用单一指标又会如何？本节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使用多指标进行预测时，现有预测模型大多采用将多个指标同时置于同一模型中，之后进行参数拟合，即所谓“多元预测模型”。然而，由于2009年第一季度2015年第一季度的建模样本集中，仅含有25条样本，数量较少，考虑到各预测指标及其滞后项，一旦在同一方程中加入更多指标，极易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变大，模型预测精准程度下降，甚至出现模型方程中指标总数大于样本数的情况，从而导致模型参数无法预测。因此，就本文所研究问题面临的实际样本量限制而言，不宜采用多元MIDAS模型，故本文使用组合MIDAS模型展开研究。郑挺国等人的研究亦表明，组合MIDAS模型相比于多元MIDAS模型，其样本外预测精度更高。
除单一指标的预测性能外，影响组合MIDAS模型性能的另一因素是各MIDAS（3，8，1）-All（5）模型结果的权重组合方式。现有文献中通常采用的方式归结起来共有4种：基于样本外预测误差的权重组合、基于AIC信息准则的权重组合、基于BIC信息准则的权重组合以及等权重组合。为了验证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上述四种组合方式，对两类指标在不同组合方式下的MIDAS（3，8，1）一AR（5）模型性能进行检验。我们首先根据上一小节计算的含不良贷款率自回归滞后项的两类指标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逐一取出序列中最优的前个指标，构建隶属于同一类型指标集的C―MIDAS（3，8，1）-AR（5）模型。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综合使用宏观与微观指标是否优于仅使用单一类型的指标，我们同时也将两类指标混合，构建出混合指标集的最优指标误差上升序列，之后逐一取出序列中最优的前k个指标，迭代构建同时使用两类指标的C-MIDAS（3，8，1）-APt（5）模型。三个模型在四种权重组合方式下的样本外预测误差比较结果如图7所示。
首先分析仅基于传统宏观指标构建的组合模型与仅基于央行微观指标构建的组合模型在样本外预测误差方面的差异。从图7可以看出，除了在基于样本外预测误差权重组合方式下含有2个同类指标构建的组合模型中，传统宏观指标组合的预测误差小于微观指标组合之外，在其余任一属性规模、任一权重组合方式下，基于微观指标构建的模型其误差均小于传统宏观指标模型组合。然而，考虑到在面向应用的组合模型构建过程中，由于无法在事前获得样本真实值从而推算出样本外预测误差，因此以样本外预测误差为权重的组合方式的实用性不高。同时，AIC与BIC信息准则可在模型的样本内拟合阶段轻松得到，因此完全能够根据各单一指标在模型训练阶段的表现，选择构建组合模型的指标。由此，我们可根据基于AIC信息准则、BIC信息准则、等权重三种权重组合方式构建的组合模型，同时参考基于样本外预测误差构建的组合模型，充分地得出结论：基于央行微观指标构建的组合模型，在样本外预测误差方面优于基于传统宏观指标构建的组合模型，央行微观指标相比于传统宏观指标，更加适合于我国不良贷款率的预测。
此外，尽管两类指标均表现出了一定的预测指标优势，但综合使用两类指标构建的C-MIDAS（3，8，1）-AR（5）模型，其样本外预测误差能够进一步降低。从两类指标的性质上来说，宏观预测指标自顶向下地反映了整体经济层面的发展趋势，而微观指标则着重从贷款主体行为的角度，自底向上地对还款压力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因此，结合宏观与微观指标，能够兼顾实体经济发展现状、资金市场供需关系与不同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提高预测精度。
（五）经济含义分析
进一步研究在使用两类指标的C-MIDAS（3，8，1）-AR（5）模型中，样本外预测误差最低时所选的指标的经济含义。当选择指标的数量为8时，基于BIC信息准则权重的C-MIDAS（3，8，1）-AR（5）模型取得了最低的样本外预测误差，表1首先列出了选择的8个指标的具体回归结果统计，我们尝试逐一分析表l中8个指标可能的经济含义。
首先发现在传统宏观指标中，仅有人民币汇率有效指数这一指标入选。GDP、M2等指标尽管在现有文献中被认为与不良贷款率有较大关联，但并不被认为最适合作为MIDAS模型中不良贷款率的预测指标。人民币汇率有效指数由国际清算银行编制发行，其剔除了通胀的影响，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人民币汇率有效指数上升，代表本国货币相对价值的上升，下降则表示本币贬值。表1中的结果显示最大滞后3阶的人民币汇率有效指数适合作为我国不良贷款率的预测指标，其系数为正。我们认为：当当期的人民币汇率有效指数上升时，本国货币相对于外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由于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增长动力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当出口减缓时，企业产品滞销，现金流被削弱，从而导致了未来还款期的还款能力下降，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这一发现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尽快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进行转变，否则，较大的汇率或出口波动可能会引发国内银行业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
最大滞后5阶的基金及理财意愿投资比例、最大滞后2阶的房价过高难以接受比例、最大滞后3阶的旅游意愿比例、最大滞后5阶的房价预期上涨比例四个指标是央行面向城镇储户的调查问卷结果指标。其中，房价过高难以接受比例指标的系数为负，其余3个为正。我们将逐一分析这4个指标背后的经济理论含义。
对于基金及理财意愿投资比例指标，当其上升时，意味着更多城镇居民会选择将原本的储蓄资金转化为购买基金及理财产品。此时，一方面以股市为代表的各类投资市场中的资金积累增多，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储蓄减少使得商业银行存贷比例恶化，商业银行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贷款利率以减少贷款需求，但高利率亦会直接导致高违约风险，从而不良贷款率上升。从预期的角度出发，当潜在的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的闲置资金可能会更多用于实业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当潜在经济形势较差时，居民可能会选择将资金由实体经济转移至投资市场，次贷危机后美国的实体经济下滑，但股票市场并未暴跌，反而屡创新高便是例证之一。因此，基金及理财意愿投资意愿上升，亦有可能是民众理性预计未来实体经济下滑的征兆。
房价过高难以接受比例指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房价预期上涨比例指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现有许多研究已表明，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是推动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膨胀，也会挤占农业、轻工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首先，由于房地产行业利润较高，银行乐于将资金贷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行业与银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兴衰捆绑”。当当期的房价过高以致居民“难以承受”时，房地产企业的高利润也使得其现金流充足，因此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而当居民预期房价上涨比例提升时，事实上暗示了预期未来市场资金会更多地涌入房地产行业，农业、轻工业和公共服务业等其它行业可能会出现衰退，尽管房地产行业违约风险较小，但不能弥补由此造成的其他行业信用风险加大。我们也注意到这两个与房地产相关的指标，其最大滞后阶数分别为2阶及5阶，这意味着在短期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确实能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但中长期有所偏颇的信贷政策，则可能会引致其他行业发展困难，整体信用风险上升。
旅游意愿比例指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正向关系，这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一般来说，旅游意愿比例上升往往出现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此时居民收入较高，储蓄结余较多，在旅游景点的购买行为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消费，长期内拉动当地就业，促进GDP进一步增长，且F有文献已表明GDP增长对不良贷款率有抑制作用。对于这一结果，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携程旅游网在2014年公布的《旅游者调查报告》中指出，有56%的受访者表示：住房消费是影响旅游支出的重要因素。我们据此合理推测：房地产价格可能是影响旅游意愿比例的重要因素，当当期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居民预期房价未来会进一步上涨时，居民在当期的旅游意愿会降低，即旅游意愿比例与当期和预期的房地产价格可能呈相反变动关系。
接着分析剩余的最大滞后5阶银行贷款审批指数、最大滞后5阶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与最大滞后1阶的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均来自央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统计。其中，银行贷款审批指数与不良J款率呈正相关，其余两个指数均为负相关。银行贷款审批指数衡量了银行贷款审批严格程度的高低，指数越低，意味着银行贷款审批越宽松。不难想到，当期较宽松的贷款审批政策，实际上加剧了潜在的信用风险，为未来信用风险的阶段性集中爆发埋下了隐患。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反映了银行家对当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认知，编制方法为首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经济“偏热”和“正常”的银行家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求和得出指数值。指数值越高，表明银行家认为当期的经济发展越偏热。当当期经济发展正常时，商业银行正常放贷；而在认为当期经济发展过热时，商业银行预期未来经济增长幅度可能会下滑调整，一般选择谨慎贷款，提高贷款审核要求，因而未来时期的不良贷款率较低。对于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其上升意味着本季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提高。非制造业一般以服务业为代表，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不断发展，2016年服务业占GDP比重更是超过50%，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因此，非制造业由于近年来发展迅猛，可能其贷款信用风险较低，从而与不良贷款率有着负向联系。
最后，发现在取得最低样本外预测误差结果的C-MIDAs（3，8，1）-AR（5）模型中，并未包含央行企业家调查问卷结果中的指标，这并不能表明企业家调查的相关指标不重要，研究过程中我们列出了所有50个指标在C-MIDAS（3，8，1）-AR（5）模型中的排序，事实上有不少企业家调查问卷所含指标位居前列，只是未被最优的C-MIDAS（3，8，1）-AR（5）模型涵盖。
四、结论与展望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模式；格兰杰因果检验
作者简介：程肖芬(1963-)，女，山西太原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科研处教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149-04
收稿日期：2009-03一16
一、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赁币经济学理论新范式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起源于Roosa(1951)。提出的信用可得说(Credit availability doctrine)。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信贷配给说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信用传导理论的发展；同时，大量实证研究(stiglitz etal，1981；Bernanke et a1，1995)也对该理论发展超到推波助澜的作用。Bernankc和Gertler(1995)总结了信用传导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Banking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
(一)银行贷款渠道
20世纪50年代，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因为通货膨胀开始反思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时重新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Roosa等(1951)从资金需求者可获得的信用可能性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提出信用可得性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不仅要考察利率对储蓄行为和借款人的影响，还要分析利率对贷款人的影响。但当时有部分经济学家对依赖于信贷配给说的信用可得性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信贷配给行为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是相悖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为信贷配给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信贷配给行为不仅不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矛盾，而且与之相一致。Stiglitz和Weiss(1981)证明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在一定的价格(利率)水平上信贷市场不能出清，出现信贷配给。Williamson(1986)证明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贷款人监控借款人发生监督成本，那么“免费搭车”现象会导致监督乃至借贷难以进行，信贷配给现象也会发生。
(二)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净财富额渠道(Net wealthchannel)，它从不同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或由净资产决定的金融地位的影响角度解释信用在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谢富胜等，2002)。其理论基础可以看成：借款人面临的外部融资溢价取决于其内部财务状况，资产净值越高，外部融资溢价就越低，因此借款人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波动就会影响其投资和支出决策。借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银行等贷款人带来风险，因此银行授信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以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为基准。Bernanke和Gentler(1995)认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投资水平正向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即取决于借款人净值与其负债之比(借款人净值指企业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改善，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既可直接为项目融资，又可作为抵押品得到外部资金。因此，会减轻外部投资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即外部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面向借款人索要的补偿包括贷款人评估及监督借款人的预期成本、借款人行为扭曲成本)。
(三)信用传导CC-LM模型分析
传统的Is―LM模型对银行的资产(债券、贷款)和负债(存款货币)的重视度是不同的，货币被包含在LM曲线之中，而债券、贷款被排除在瓦尔拉斯定律之外。Bemanke等建立的CC-LM模型。(图1)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进行分析，试图让银行资产和负债在模型中都发挥作用(闻超群，2006)。CC―LM模型中的cc曲线是指商品(Commodities)和信用(credit)曲线，即描述产品市场(商品)和贷款利率(信用)的-一条曲线。cc LM模型涉及三个市场(商品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和两种利率(债券利率和贷款利率)。
在CC―LM模型中，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可以理解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银行准备金，银行准备金变动具有双重效果，既影响LM曲线，又影响CC曲线。从图上看，假设初始状态LM曲线和cc曲线相交，得到的利率是i，如果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一方面是LM曲线左移至LM’，导致利率从i升高至i’，产出从Y下降到Y’；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贷款供给随之减少，CC曲线也相应左移(从CC到CC’)，利率从i’下降到i”，产出进一步降低，从Y’下降到Y”。可以看出，利率从i上升至i’，然后又下降为i”，i”
(四)信用传导理论发展意义
信用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已是毋庸置疑，学术界的最大争议在于货币政策能否直接影响银行贷款供给以及信用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但是从简单的货币信用关系到银行贷款渠道再到资产负债表渠道，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理论界对金融因素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反思和争鸣。从关注信贷总量、研究信用可得性理论来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开始，到以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微观主体的资产组合和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货币理论开始与公司金融理论相融合。Stiglitz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范式(索彦峰，2007)。其理论研究对象和方法表现出了三种转变：一是由单一银行信贷变量到包含各种形式、来源的信用总量的转变；二是由静态的信用变量到银行和企业动态的资产组合行为调整的转变；三是由单向的银行信贷变化到双向银企交易关系的转变。上述转变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应差异。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分析：银行信贷成为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不同经济学派关于货币政策是否中性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但各国往往采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货币政策至少短期影响经济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以下分析信用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发展状况。
(一)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发展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是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被正式确立为我国中央银行开始的。以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为标准，可以把1984年开始至今的时间
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1998年和1998年至今。
1984年～1998年这一阶段，中央银行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实施政策意图，实现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批准的综合信贷计划，分别核定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贷款增加额的最高限，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按照限额发放贷款。这段时间的信用传导途径可以表示为：中央银行―贷款规模―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贷款配给―企业―政策目标。从理论上讲，人行只要控制住贷款规模，就能够控制企业，进而控制资金流向，实现政策目标。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的实证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用传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从效果分析，这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有限，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信用传导途径由央行直接调控，信用传导效率很高。
1998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发生较大转变，由直接调控方式转向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管理，对商业银行实行全面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等等。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内部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加强，追求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最佳组合。这一方面为中央银行实施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力。从实际分析，央行从1998年起出台的一系列增加货币供给、扩大信贷规模和内需的货币政策，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可知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减弱了。
我国正在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还未有效衔接成为联动体，因此货币传导渠道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被我国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所证明(楚尔鸣，2006、2007；魏永芬等，2002；董亮等，2008)。信用传导在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减弱了有效性，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以下从信用传导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我国信用传导渠道。
(二)银行信贷是我国信用传导渠道的关键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可替代性，即借款人不能找到完全替代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具有可控性，即中央银行町以通过准备金操作影响贷款的供给。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处现状恰好满足上述前提条件，这为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环节是央行政策工具变量――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企业和公众，因此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有效要求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公众和企业三个环节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组成一个综合体。在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许多发达国家中，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都大于直接融资，金融机构都是全社会的信用中心，而银行又是金融机构中经营信贷业务的主体，信贷业务对各国的经济都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银行信贷在各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尽管证券业和保险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迅速，但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仍居于主体地位，银行信贷仍占全社会筹资绝对大的比重。在我国信用传导渠道中，银行信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原动力。它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控制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商业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支点，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直接接受者。它通过信贷供给量的改变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即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进而影响企业和公众的行为。企业和社会公众则是信用传导渠道的着力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手中，改变实体经济的投资行为，才能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目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格局下，我国银行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途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承担着向企业和居民供应货币的主渠道作用，是连接央行和实体经济的媒介。银行信贷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证检验
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后，我国政策传导方式从单一的信贷传导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逐步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过渡，而现阶段则是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渠道并存。以下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GDP、M2和CR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余额。我国M1、M2以及一年期实际银行存款利率r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且M2相对于M1的可控性较强，本文以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的代表变量。银行贷款在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以银行贷款余额CR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的代表变量。最终目标选择GDP，作为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代表变量。通过计算M2和GDP、CR和GDP的关系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货币渠道、信用渠道的有效性。
(二)样本数据说明
样本区问为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来源为财汇金融分析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为消除季节性影响，针对季节性较强的样本数据采用x―ll法’消除；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样本数据通过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后得到实际值；为消除异方差等影响，作对数处理。
(三)计量分析
1，ADF检验
平稳的时序数据可以进行传统的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和检验，但是如果时序数据非平稳，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方法对GDP、M2和CR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平稳性。使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O，采用AIC准则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项。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GDP、M2和C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原假设，所以均为I(1)的单位根过程，应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方法来分析。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DP、M2和CR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构成平稳时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GDP、M2和CR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GDP和M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协整关系，GDP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作用于经济。GDP、M2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方程，即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检验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都发挥作用，但是协整检验只说明GDP、M2和C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没有指明这种关系的方向。下面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变量影响方向。
检验结果表明，M2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货币供应量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CR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银行贷款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其余则不明显。所以可以得到结论，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M2和CR对GDP增长具有解释能力。
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现状结果表明，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并存，从长期来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四、小结
信用传导理论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在货币传导中的重要性，首次突出强调了银行信贷供给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货币供给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这为本国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在市场体系和金融体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和作用存在争论，但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资本市场不完善，浮动汇率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条件的欠缺，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和汇率传导渠道因为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而现阶段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比重较大，银行信贷是我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信用传导机制尤其是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3篇
临近岁末，萧条时期的本土企业金融领域反而迎来了创新的机遇。
2008年12月9日，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办并购贷款业务，规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经营行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并购贷款方面科学创新，满足企业和市场日益增长的合理的并购融资需求。并购贷款的“开闸”，标志着银行贷款将正式介入股权投资领域。
现状倒逼政策出台
在国外，并购贷款一直是并购活动中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但在并购贷款相关条例颁布之前，国内商业银行仅能提供并购领域的财务顾问业务，而无法介入银行信贷。因为1996年开始实行的《贷款通则》明确规定：借款人不能用贷款进行股本权益性投资。
根据清科集团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国内共发生19起跨国并购，其中九起并购披露金额约为11.51亿美元，环比增长355%。电信、生物科技健康产业和能源产业成为第二季度并购活动最为活跃的行业。上述行业并购事件总数为33起,其中25起并购事件披露并购金额达179.65亿美元。
尽管并购事件数量众多，但却隐藏着企业并购资金严重不足的现状。众所周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企业融资方式的企业债和中期债券是不能作为并购资金的。在并购贷款推出之前，公司债是惟一可用作并购的资金来源。但由于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只能是上市公司，且只能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使之难以成为并购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招商银行的有关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被迫违规筹资。通常会采取三种融资方式。第一种是将所并购的股权分解，分多次完成并购,以先期完成过户的股权做质押向银行贷款,然后再以贷款挪用做剩余股权的收购。但此操作的风险点在于企业要面临被并购方违约的风险,并且由于分次完成,并购的时间和操作代价较高。第二种是采用代持的方式，即通过让有关联关系或者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先完成收购并代持股权。在条件成熟时,完成股权的划转。第三种方式则是直接违规，挪用向银行申请的项目融资或者流动资金贷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则从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方面讲述了并购贷款产生的背景。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积极支持市场前景好、有效益、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的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的集中化、大型化、基地化。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相关法规却是禁止金融机构为股权交易的并购活动提供资金的。而目前随着国内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日趋活跃，兼并收购融资需求增长较快，同时国内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的内在意向也较高。随着国家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内需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推出并购贷款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此时也是向国际接轨、学习并开展金融创新的最成熟的时机。
银监会相关人士也透露，《指引》从2007年中开始着手研究,至本次公布已经耗时一年有余。此次并购贷款条例的“出炉”可谓是众望所至。与此同时，该人士也表示，为了防范风险，在试行后会加强非现场的检测和检查，如果出现违规和风险高企，银监会将随时停办该银行的此项业务。
重在操作性
当然，广大的CFO们更关心什么样的并购交易可以获得并购贷款呢？
银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按照既要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又要有利于商业银行控制贷款风险的基本原则，《指引》所规范的并购贷款是用于支持我国境内并购方企业通过受让现有股权、认购新增股权，或收购资产、承接债务等方式以实现合并或实际控制已设立并持续经营的目标企业的并购交易。
根据《指引》，银行贷款支持的并购交易首先要合法合规，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反垄断、国有资产转让等事项的，应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取得有关方面批准，履行相关手续等。此外，按照循序渐进控制风险的指导思想，银监会鼓励商业银行在现阶段开展并购贷款业务时主要支持战略性的并购，以更好地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并购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推动行业重组。因此，《指引》提出在银行贷款支持的并购交易中，并购方与目标企业之间应具有较高的产业相关度或战略相关性，并购方通过并购能够获得研发能力、关键技术与工艺、商标、特许权、供应及分销网络等战略性资源以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
鉴于国外监管的通行做法，并购贷款只是商业银行商业贷款类业务的一个具体品种，不需要单独审批。银监会决定对并购贷款业务不采用审批制的准入方式。但是，并购贷款是复杂程度和风险程度较高的一类新的贷款品种，与传统贷款业务相比，其风险评估方法和风险控制手段都有所不同。因此，银监会要求对开办此项业务的商业银行在其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应具备一定的资质。具体包括：有良好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充足率不低于100%；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一般准备金余额不低于同期贷款余额的1%；有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业团队。具备上述资质条件的银行应在开展并购贷款业务之前，根据《指引》的要求制订并购贷款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并以书面形式报告监管机构后实施。
《指引》对商业银行管理并购贷款也有明确的规范。《指引》规定商业银行要按照高于其他贷款种类管理强度的总体原则建立并购贷款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管理信息系统，以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并购贷款的风险。此外，由于并购贷款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在法律、财务、行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上对信贷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因此，银监会还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并购贷款在业务受理、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合同签订、贷款发放、分期还款计划、贷后管理等主要业务环节及内控体系中加强专业化的管理与控制。
由于并购本身的风险包括并购能否实现其战略目的、协同效应等，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指引》还对商业银行如何全面分析评估与并购有关的各类风险进行指导。《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精神贯穿在并购贷款的主要业务流程中，包括业务受理的基本条件、尽职调查的组织、借款合同基本条款和关键条款的设计、提款条件、贷后管理、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等。
此外，《指引》还对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的专业团队有明确的要求。《指引》要求开展并购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具有与其并购贷款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熟悉并购相关法律、财务、行业等知识的专业人员。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应在内部组织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门团队，专门团队的负责人应有三年以上并购从业经验，专门团队的成员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专家、信贷专家、行业专家、法律专家、财务专家等。
由于银监会历来重视贷款的集中度和大额风险暴露问题，在《指引》中，对于并购贷款的集中度和大额风险暴露，规定了商业银行全部并购贷款余额占同期本行核心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应超过50%，以及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并购贷款余额占同期本行核心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应超过5%这两项比例要求。控制并购融资的杠杆率是降低并购贷款风险的重要手段，参考国际市场的经验，《指引》规定了并购的资金来源中并购贷款所占比例不应高于50%。此外，参考国际市场的经验，对并购贷款期限提出了一般不超过五年的原则性要求。
除了对银行有要求外，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的银监会也将为此开展一系列的工作。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指引》出台后，银监会将积极指导有关商业银行尽快完善其内部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允许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发展并购贷款业务。银监会将密切关注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的开展情况，尤其是商业银行应对复杂并购交易和融资结构时是否具备相应的风险评估、合同设计和贷后管理能力。及时总结经验，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方法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的发展，积极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风险控制是关键
招商银行有关人士称,其实并购贷款的最大风险是并购交易能否成功,而并购后的业务整合和企业文化整合等都会成为成功与否的影响因素。另外,并购交易的定价也会成为难题,这将大大考验商业银行的专业能力。
本刊采访到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并购贷款涉及兼并双方企业，包括行业发展状况、适用的法律法规、股权结构安排、或有债务、资产价格认定，政府关系等多方面问题，如果牵扯到海外并购则问题更加复杂，其风险明显高于一般贷款。并购贷款的项目投向、项目跟踪监控的难度很大。并购前的风险控制，并购是否顺利完成，并购完成后经营情况怎样等都可能危及贷款安全。并购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并购交易，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并购后人员、机构、管理的整合，从组织形式到企业文化等等一系列的企业再造活动能否顺利完成。贝恩管理咨询公司的一项关于并购失败的调查研究就表明：80%左右的国际并购失败案例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企业并购之后的整合，而只有20%左右的失败案例出现在并购的前期交易阶段。
然而，目前相关的法规还有些不够详尽之处。例如，并购贷款业务“开闸”后，如何防范企业将并购贷款资金用作二级市场炒股资金，如何界定“收购”和“炒股？再如，《商业银行法》规定，用于抵债的股权在银行手中只能持有两年。在产权市场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假若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如何对担保物进行处理？因此监管当局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定，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方法和程序，引导和促进并购贷款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并购贷款看上去是依靠存贷差获得收益的业务，但在本质上和商业银行传统的流动资金之类的常规贷款是不一样的，它是一项高度包含投资银行业务的资金融通活动。需要商业银行自己拥有一支很强的投资银行团队，而这一块正是商业银行的短板。银行需要从并购贷款业务的受理、风险评估、贷款方法、贷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做好详细的准备。并购贷款的最大特点，是不仅要考虑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还要了解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并购贷款通常以所并购的股权或资产作为抵押，以收购项目的利润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这就要求银行对所并购的项目要有充分的了解。
由于并购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所以银行应当优先选择有能力从事长远产业发展的企业与企业家，并与其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此外，银行在提供大量资金的同时，应当对信贷资产的保持控制影响力，对企业的运作担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能，监督与指导企业的贷款运用和资产运作，以防范风险。就行业选择而言，由于传统行业在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较为熟悉的传统行业作为当前并购贷款业务的突破口。
安信证券有关人士称：“银行肯定会对这块感兴趣。如果做，银行不会单纯只做并购贷款，而会从前期的财务顾问到后期的融资，进行一站式服务，这也有助于银行的风险防范。”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63-02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界定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领域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1977年,美国投资银行家莱维斯S.瑞尼尔(Lewis S Ranien)在一次同《华尔街》杂志的记者讨论抵押贷款转手证券时,首次使用“资产证券化”这个用语,以后资产证券化在全世界就开始流行起来。“资产证券化”是指将已经存在的信贷资产集中起来并重新分割为证券进而转卖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从而使此项资产在原持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上消失。1991年,格顿(Gardener)为资产证券化下的定义是:“资产证券化是储蓄者与借款者通过金融市场得以部分或全部地匹配的一个过程或工具。”
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含义是,将贷款或应收账款转换为可流通的金融工具的过程。资产证券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对于那些信用等级较低的金融机构,存款和债务凭证的发行,成本高昂。
2.证券化能够使金融机构减少甚至消除其信用的过分集中同时继续发展特殊种类的组合证券。
3.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4.证券化能够将非流动资产转换成可流通证券,使其资产负债表更具有流动性,而且能改善资金来源。
二、我国银行业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动因
2.1 银行资产流动性差
资产流动性是指资产在无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在资产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资产流动性越差,资金周转速度越慢,资金利用效率和资产盈利能力就越低。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情况来看,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现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不尽人意,无力归还借款,使得银行信贷资金无法按期回收,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较差。而与此相适应的中长期负债来源远远不能满足中长期贷款的需求,因此,出现了资金来源与占用之间的期限结构错配问题,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2.2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金融体系随经济发展划分可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市场本位时期。金融市场的发育还处于初级阶段,货币市场即银行对社会资金的调配是投融资的主渠道,金融市场表现为一个无效或者低效市场。
第二阶段:市场本位时期。金融市场结构已经完善,金融市场成为投融资的主渠道,金融体系进入弱有效市场。金融市场分配资金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三阶段:强市场本位时期。金融市场的功能不断深化,提高效益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目的之一,金融机构日益关心自己的资产质量,大量的金融交易起因于对现有资产的处理。
2.3 银行经营风险集中
商业银行是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特殊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高负债经营。银行的这种高负债经营决定了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风险具体表现为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性风险等等。
2.4 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订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目的是通过设置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来加强国际银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对1988年的资本协议进行了修改,新资本协议草案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还没有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将给国有商业银行向海外拓展及对外筹资造成很大困难。而通过资产证券证券化,可以将风险资产变现,从而降低风险资产总额。在资本总额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2.5 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
截至2008年年底,建设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838.82亿元,较去年三季度末增加53.42亿元,不良贷款率也按季增加4个基点至2.21%;同期,交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55.20亿元,较去年三季度末增加28.4亿元;不良贷款率也按季增加17个基点至1.92%;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为874.9亿元、不良贷款率2.65%,较三季度末分别增加24.83亿元和7个基点。至于工商银行,其2008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及比例,虽较上年三季末仍是双降,但其关注类贷款占比由2008年6月的4.45%上升至5.20%,余额上升442亿元至2 379.03亿元,较2007年末增加约50亿元。同样,中国银行2008年末关注类贷款较2007年末则增加了141.9亿元。我国银行业逐渐认识到,银行资产证券化是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专家预言,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即将步入资产证券化产品主导阶段。
三、加快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进程
3.1 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目标定位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是银行,因此银行的安全是金融安全的基础和保证,而银行当前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重新明确其功能定位,要将其长期承担的资本市场的功能交还给资本市场,要将过度积聚在银行体系内的各类风险因素有效地转移和化解掉,从而达到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危机的目的。资产证券化作为国际成熟的金融工具,在化解美国、韩国、日本等国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银行业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成熟有效的金融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且明确利用该工具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定位。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在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应该将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目标定位于资本市场与银行的功能归位,完善资本市场,有效化解过度积聚银行体系的风险,为银行提供流动性管理以及改善资本充足率的新手段。
3.2 中长期贷款证券化
首先,资产证券化是通过结构变换,以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为支持,通过真实出售,信用增级而转换成具有流动性的证券,从而实现了将银行内部带有资本功能的部分中长期贷款通过证券化转换成可流动的证券而进入资本市场,实现了此部分资产的权属变更,即由银行长期(合同期内)拥有变换为社会投资者共同拥有。
其次,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变投资过度集中的问题。我国银行中长期贷款投向趋同,贷款过度集中部分行业原因虽是多重的,但与国家最终拥有的体制是直接相关的,受国家和地方以及企业投资热的影响,银行贷款投放的非理较为严重,所以不顾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条件特别是地方财力状况,盲目追逐热点投放成为全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第三,资产证券化可以实现银行积聚风险的再分配。银行贷款的风险只要形成一般都会固化,要化解其成本是很高的,我国银行过去归国家所有,银行商业化后,要求其自身化解经营中形成的风险,又因受国家税收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约束,特别是对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所以风险的化解难度大,日积月累造成风险资产的积聚,一旦厚积薄发其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资产证券化能够促进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复位。银行通过将中长期贷款证券化,逐步减少中长期贷款的持有量,可以有效释放其承担的资本功能,逐步回复其中介功能,并且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通过不断将经营的具备资产证券化条件的贷款实施证券化,实现间接的直接融资,架起了企业银行资本市场连接的桥梁。
3.3 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必须实现内在风险的有效转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关键在于能合理规避贷款发起人的风险。而能否有效规避风险取决于能否科学合理地将现有的借贷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分摊到各参与方。因此,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应确保实现将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在这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合理分配。
3.4 相关政策和建议
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距离现实需要差距甚远,从央行总结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目前还存在制约加快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进程的不利因素,还需从政策制度等方面为资产证券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首先,政府应积极推动和支持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由政府主导,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均由国家统一制定,在金融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市场体系的确定方面,均列入了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战略中,有的被纳入了法律条文,因而我国单一的金融市场结构体系要突破,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次,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缓解银行的信贷压力,为资产证券化功能的发挥营造良好的运作平台。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首先同样要完善资本市场的各项规章制度。我国资本市场历史不长,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市场不规范操作时有发生,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各项法律法规,不仅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市场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的形成。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5篇
摘 要 相比房地产信托在国外的迅猛发展而言，我国房地产信托的发展却还处于低水平状态。从效果上看，发展房地产信托不仅有利于房地产业融资渠道多样化，而且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投资渠道多元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2010年我国房地产信托发展情况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房地产信托对推动我国房地产发展的重要性，揭示房地产信托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房地产信托 机遇 挑战
一、引言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一般平均利润超过30%至40%。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房地产信托的出现无疑打通了普通投资人进入房地产行业分享增长利润的通道。”中国人民大学信托研究所所长邢成博士说。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房地产企业一直将采用银行贷款作为其主要的融资渠道，房地产贷款在金融机构及新增机构资产中比重呈上升趋势。然而随着新经济形势的出现以及国家拉动内需政策的出台，国家近年来银行贷款投向将有所调整，房地产融资渠道极其单一的弊端凸显出来，房地产业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难题。面对房地产开发“缺血”的现状，房地产投资信托作为国外运营的较为成功的房地产融资形式，逐渐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机遇
我国房地产企业加大了对房地产信托的重视力度，发展房地产信托不仅可以扩大了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推动房地产业的经营开发，而且也依托房地产业发展使本国经济得到显著的提升。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部分房企都能从银行轻松得到贷款，在2010年银行信贷收紧，这对信托业务的开展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为2010年我国房地产信托提供了机遇。
这种机会主要源于宏观与行业的双向调控中，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再融资的收紧①。一方面，随着2010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入，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收紧，在贷款资格和贷款额度上有了严格的规定，再加上近期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房地产企业融资得门槛和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资本市场的融资路径也正在收紧。从暂缓再融资审批到联手国土资源部排查房企违规圈钱，证监会的严格控制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意图已是十分明显。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困境，很多房地产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房地产信托。
这种机会使得房地产信托在2010年在数量上和规模上迅速增长。据数据统计，仅2010年4、5月份，全国用于房地产领域的集合信托资金就超过194亿元，而2010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信托融资产品140多款350余亿元，在发行量上已经接近2009年全年的181款，在规模上则已超过。截至到2010年12月底，在全国发行的1970款信托产品中，在数量上占整体的25%的500款产品投向了房地产领域。而在资金规模上，共计1908亿的信托资金中，投向房地产的资金为1047亿元，占到了总数的54.87%。
三、挑战
但宏观与行业的双向调控是把双刃剑，房地产信托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房价在牛年的冲天牛气终于让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在2010年瞄向了房地产。2010年4月开始住建部、银监会等部门密集出台楼市宏观调控政策，旨在严控房地产投机，抑制房价过渡上涨。在调控房价的同时，房地产信托的过快发展，也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在2010年6月底和7月中，银监会就分别以5月以及2季度末的数据为基准，对房地产信托进行了两轮压力测试，随后又叫停了银信合作。2010年8月24日，银监会《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在风险资本的计算中拟对房地产信托业务作出严格的要求，制定较高的风险系数，以有效做好对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作。
然而在开发商延缓开发节奏、资金流动性宽裕的情况下，2010年年末，中国楼市的房价、地价依然继续攀高。为了遏制这种趋势，2010年11月15日银监会发文，提出股权融资方式投资“四证”不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信托业务将被禁止。接着银监会下发《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各信托公司进行合规性风险自查，并逐笔分析业务合规性和风险状况，同时要求各银监局加强对辖内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合规性监控和风险监控。信托公司房地产业务受此冲击，发行量锐减，很多信托公司相继暂时叫停了房地产信托的业务。据悉，包括中融信托、山西信托、天津信托、平安信托等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已暂停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推介。
四、总结
从2010年我国房地产信托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信托作为一种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有效的房地产融资工具，将会成为我国未来房地产发展的重要融资手段，有利于降低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对我国房地产资本市场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从我国目前房地产信托的发展程度来说，房地产信托在我国的发展尚未成熟，它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现实困难和问题，如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法律规范不健全，监管机制缺失等等。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房地产信托的发展会与国家调控主旨相背离，最终阻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因此，我国大力发展房地产信托，要正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大信托产品创新力度，丰富了金融市场产品品种，满足广大投资主体多样化投资需求，为房地产企业开拓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使过度集中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转移配置，进而深化了房地产金融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郭岚,杨前卫.在新经济形势下关于房地产信托投资的思考.科技信息.2009(18).
[2]张晓赫.展望2010:房地产信托渐成主流.中国房地产报.2010.2.1.
[3]金立新.房地产信托:重在控制风险和节奏.金融时报.2010.5.1.
[4]唐真龙.绕道信贷紧缩房地产信托融资爆棚.上海证券报.2010.4.16.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6篇
我县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9家、保险支公司4家、证券营业部2家、融资担保公司4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民间融资理财咨询公司1家。2011年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47.5亿元，增长7.25%；贷款余额80亿元，增长14.2%；全县拥有4家上市公司，流通市值150亿元。是中国金融生态县，金融生态示范县。
二、今年金融工作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我县围绕“扩大规模，优化结构”的目标任务，着力加强银政企合作和项目对接，着力优化金融环境，着力拓展多渠道融资，全县社会融资成效显著，金融机构存款保持较快增长，贷款稳中有升，地方准金融快速发展。1至5月，全县社会融资新增10.7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新增2.7亿元，小贷公司贷款新增1亿元，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和中期票据融资到位资金7亿元。
（一）金融工作运行特点
1.存款增长较快，贷款平稳增长。5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64亿元，比年初净增10.6亿元，增长6.91%。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82.4亿元，比年初新增3.74亿元，增长4.7%。其中，县农村信用联社新增贷款2.96亿元，县城商行新增贷款1.2亿元，山融小贷公司新增贷款0.97亿元，县建行、县工行、县邮储银行贷款与年初持平，县农发行、县中行受重点企业大额贷款到期还款影响，贷款出现下降。
2.项目对接得到深化，银政企合作成效明显。新年伊始，县政府召开金融工作暨重点项目对接座谈会。会议在总结2011年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2012年金融工作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并向金融机构推荐重点融资项目69个，融资需求19.29亿元。到5月底成功落实项目43个，到位贷款资金5.3亿元。
3.金融体系建设快速发展。村镇银行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县政府与成都银行正式签订银政合作协议，将由成都银行发起，年内在我县组建注册资本1亿元的村镇银行。新开业的山融小额贷款公司在今年已向各类企业发放贷款万元，新开业的名望融资担保公司一季度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2300万元。
4.直接融资工作卓有成效。县工行为公司发行6亿元天宫理财产品，第二期2亿元已在今年全部到位。公司发行7亿元中期票据，首期5亿元已于5月18日顺利到账。
5.金融创新深入开展。县商行深化银担合作，县联社全面推进民生类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和失地社保贷款，县工行推出企业联保贷款。1至5月金融机构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累计发放贷款4.8亿元。
6.企业上市培育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氰胺、桔橙公司、玻璃公司、公司和电气公司等五户企业被列为全市上市重点培育企业。国金证券、华龙证券、tcl投资基金等先后到培育企业进行考察指导，协商上市辅导事宜。
7.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优化。近日，县政府出台关于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通知，将中小企业贷款抵押登记费用下调50%，并对资产评估、公证和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等进行了规范，减轻了企业的融资负担。县政府还决定建立资金规模1600万元的中小企业转贷周转金。其中，政府投入600万元，企业募集1000万元。目前，已开始向中小企业提供转贷周转借款服务。
（二）金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贷款投放不足，存贷差进一步扩大。今年以来，我县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和增速在全市排名靠后，存贷比降到50.9%。其原因，一是部分优势企业加大多渠道融资力度，大幅削减县内金融机构贷款，如公司县内贷款就减少2亿元。二是部分融资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缓慢，企业自有资金不足，贷款手续不齐，影响了贷款报批和资金到位。三是个别金融机构信贷工作缺乏开拓性，片面强调项目选择难和贷款风险，把主要精力投向存款组织，导致存贷差越拉越大。
2.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加重。今年年初，随着国家金融政策的微调，企业融资环境一度放宽，但从2季度开始，各家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再度收紧，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浮，目前全县中小企业新增贷款年利率大多在10%以上，担保贷款年综合融资成本接近20%，从地方准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达到25%左右，企业融资总成本比去年增加20%-30%，加上用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挤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3.政府平台公司和房地产行业融资困难。我县政府平台公司向一般性公司转化尚处于申报审批阶段，按银监部门要求，在未转化前，金融机构对平台公司实行只收不贷政策，使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较大的融资障碍。由于国家政策打压，今年以来，房地产企业没有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一笔开发贷款，融资只能依靠准金融机构和民间渠道，普遍存在运作不规范，资金成本高，风险隐患大的问题，个别实力较弱的开发商有资金断链的危险。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贸民品；贴息贷款；影响因素
“十一五”期间广西有116家企业被国家确定为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1]至2008年6月末，广西有南宁、柳州、桂林等6个城市开展了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以下简称民贸民品)贴息贷款业务，北海市民贸民品优惠贷款利率政策还处于落空状态。本文从影响北海市民贸民品贴息贷款的主要因素入手，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期望能够对我国的民贸民品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一、北海市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民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民委发[2007]228号)文件，北海市有6家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民品企业)，其中合浦县有1家。“十一五”期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十一五”期间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06]315号)文件规定，各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实行比正常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政策，优惠贷款利率不得上浮。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成立较早，但生产规模普遍不大，实力不强，6家企业有5家是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具有民族特色的金银珠宝饰品、缸罐、角雕等工艺品，产品生产成本低，收益高，目前都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但是经过调查，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都没有获得过优惠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
二、影响民贸民品贴息贷款的原因分析
1.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一是宣传的对象受限制。在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前，北海市民族宗教局按要求对生产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政策的宣传。这种“点对点”有针对性的宣传虽然效率高，但是没有普遍性，政策宣传的广度不够，社会上很多生产有少数民族特色商品的企业对相关政策缺乏了解。二是宣传方式单一，宣传渠道狭窄。北海市有关部门对民贸民品政策的宣传主要体现在转发文件、电话解释，宣传方式比较单一，宣传渠道狭窄，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宣传。三是宣传主体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据北海市民族宗教局的反馈，有些实力较强的企业怕麻烦，不愿申请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实际上，民贸民品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是一项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企业可从中真正得到实惠的长远政策。[2]一般只有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透彻的企业才不愿申请。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确定之后，有些企业相关负责人并不知道其企业已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一，不了解其可以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有些企业不了解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据调查，有民品企业曾经咨询过民族宗教局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但民族宗教局具体负责人不知情，也未咨询过人民银行，从而导致优惠政策落空。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够使得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2.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无法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
一是企业不良贷款记录制约其新增贷款的注入。民品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优惠利率贷款，首先必须符合银行一般贷款的准入条件。根据现行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规定，如果贷款人已有贷款违约记录，形成不良贷款，那么贷款人很难再次获得银行的新增贷款。[3]作为民品企业之一，广西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亨通珠宝公司就遇到这种情况，其在1995年、1997年分别向建行北海分行贷款累计470万元，后来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形成315万元不良贷款。建行已把该债务转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虽然目前该公司生产运营正常，而且这几年该公司一直积极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征求减免债务、协商还款之事，但是毕竟存在不良贷款未清的事实，对于该公司新增贷款的申请，银行都表示拒绝受理。二是企业未能提供贷款要求的财产抵押或者担保，银行不予发放贷款。目前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都是财产抵押贷款或者信用担保贷款，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大都是生产金银珠宝饰品或者工艺品，产品加工后即可卖出产品，技术水平含量低，资金实力较差，没有大型或者高精端的设备，有的甚至没有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因此，这些民品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由于未能提供财产抵押而无法获得贷款。而且，北海市担保机制不健全，几家担保机构由于自身实力较差而难以在担保方面取得良好的公信力。因此，很多企业包括民品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信用担保贷款。由于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的一般条件，民品优惠利率贷款也只停留在文件层次上。
3.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
由于银行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程序复杂，准入门槛高，从贷款申请到贷款审批需要的时间较长，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为此，有些实力较强、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并不十分愿意向银行贷款。
4.信息沟通机制缺失
一是牵头部门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出来。民委没有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没有与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过有效沟通交流，也没有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相关政策宣传活动。二是联席会议制度没有形成。目前北海市尚未建立有关民贸民品方面的联席会议制度，没有组织召开过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和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等有关部门缺乏信息交流的平台，造成银行等有关部门不了解企业、企业不完全了解相关政策等现象。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无法使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真正有效地落到实处。[4]
三、完善民贸民品贴息贷款发放的对策建议
1.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放开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目前参与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的仅限于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由于这些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开发理念、贷款准入门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金融业务的拓展方面显现出一些不足。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建议放开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允许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也成为成员，发挥它们的优势，实现金融机构优势互补，为民贸民品企业创造更优良的融资环境，支持民贸民品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民贸民品的繁荣。二是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按照现行规定，优惠利率贷款一律不准上浮，也就是说只有民品企业与贷款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是基准利率时才符合优惠利率贴息政策，否则不予贴息。这种赢利锁定的规定对商业银行开发此类贷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所限制。为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建议修改相关政策规定，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给予企业贷款实实在在的比正常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补贴。这种政策修改不仅可以让民品企业在优惠期间切实得到政策支持的实惠，推动民品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也给予了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贷款业务的利率定价权限，调动它们营销的积极性。三是赋予商业银行权限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政策规定“享受优惠利率贷款政策的企业，其利息优惠部分的70%以上应用于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为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也为了加强银行对企业贷款资金流向的跟踪，确保资金安全，建议新增政策，规定商业银行有权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民品企业生产资金的支付与回收均可由贷款行负责监控。
2.商业银行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品企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不仅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也传承与延续着中华文明。因此，商业银行应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为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提供优质、特殊的金融服务支持。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信贷政策不要“一刀切”。商业银行在贷款决策、约束机制等方面应当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点和民品企业的特点，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制定与此相适应的信贷政策，适当降低优惠利率的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效率。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要主动与民品企业建立联系，优先考虑并保证企业的贷款需求；同时，严格执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协助做好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宣传工作，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民品企业真正享受优惠政策，从而达到银企双赢的效果。
3.多部门联动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落实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民委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建议民委牵头，金融机构、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民品企业、商业银行、人民银行、银监局、财政局、工商局、经委、人事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民品企业可通过这个平台主动向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通报信息，让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了解企业经营动态；民委、人民银行可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宣传解释各项政策；各与会单位通过交流信息，协助解决企业困难，推荐项目与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实质性的服务。二是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民委应突破“点对点”的政策宣传模式，积极拓宽政策宣传的渠道，变化宣传方式，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范围宣传。通过宣传，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争取成为政策优惠的企业，从而促进民品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持续发展，让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建立责任考核制度。贯彻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是民委等多个部门的一项工作，建议各有关部门把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支持民品企业发展的工作列入责任考核内容，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使有关部门执行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具体行为透明化，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实。
4.发挥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
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银行，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工作。一是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不断完善每年年初对辖区金融机构的信贷指导意见，引导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的信贷资金及时投入跟进。二是利用季度金融分析联席会议，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好政策宣传，交流相关信息，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三是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指导及其他事务工作。四是创建平台，邀请商业银行和民品企业召开座谈会，交流信息，做好民品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参谋。五是加强调研，人民银行要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商业银行、民品企业，了解各方实际存在的困难与需求，掌握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
5.提升企业竞争力
一方面，企业要提升产品质量的竞争力。民品企业要抓住机遇，用足优惠政策，加强内部管理、产品技术开发、市场开发与营销，大胆引进人才，提高产品质量，研发特色产品，使自身能够在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另一方面，企业要提升品牌的竞争力。民品企业要用好优惠政策，诚信守法，不逃废债务，为自身塑造良好的信用记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国家民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Z].[2007](228).
[2]淡亚君.青海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青海金融，2006，(5).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第8篇
工作总结表面上是给别人写的，实际上是给自己写的。每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不会因为别人要求而去写工作总结而是主动写总结。亲爱的读者，小编为您准备了一些银行理财经理年终工作总结，请笑纳!
银行理财经理年终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各商业银行之间的存款竞争日趋白热化，尤其是进入二季度以来，工商银行长治分行储蓄存款呈现持续大幅波动的不稳定态势，稳存增存压力较大。对此，长治分行多措并举，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下半年实现储蓄存款余额和增量同业占比稳中有升。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力求完成保底任务。将储蓄存款的稳定持续增长作为日常工作来抓，紧紧围绕发展中高端客户的经营思路，努力拓展客户规模，优化客户结构，提高重点业务客户渗透率，促进个人客户资产稳定增长，在确保一季末储蓄存款余额的基础上做好稳存增存工作。
二、加大私人银行客户拓展力度，全面落实“一行一季一户”的工作要求。中高端客户竞争是我行确定的201_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对此，要求各支行务必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增强高端客户竞争发展的紧迫感、使命感。一是要认真落实高端客户发展规划，充分运用高端客户维护、拓展专项激励机制和政策，推进全行中高端客户快速发展。二是做好存量客户的服务与维护工作。目前，全行已基本完成存量私人银行客户的签约工作，要求各支行要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及时了解产品发行、客户活动等信息，同时还要加大私人银行专属产品配备力度，通过产品稳固客户，防止出现客户资产下降的情况。三是积极捕捉市场信息，抓好私人银行客户的规模扩张。以“煤炭资源整合、上市及拟上市企业高管、中小企业主和私营业主、第三方存管、房地产商”五大板块为重点，实施名单制管理和维护，加大高净值客户拓展力度。
三、全力维护和发展财富客户，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一是以全行开展的“大学习、大联动、大营销”活动为契机，持续快速推进优质企事业单位工资业务发展，带动财富客户数量和资产的增长。二是要深入挖掘存量潜力客户，确定发展目标，努力将其培育发展成我行财富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三是加强前台柜员和客户经理的客户推荐对接工作，采劝接对子”的方式，前台柜员发现的目标客户要及时有效地推荐给客户经理做营销和后续维护，确保客户资源不丢失，不外流。
四、发挥理财产品与储蓄存款的互动作用，实现二者同步协调发展。一是大力营销保本理财产品，将其作为理财产品重中之重进行全力营销，在增加理财产品余额的同时增加储蓄存款余额，实现二者同步发展。二是要提前做好月末、季末和年末到期理财产品的衔接和存款转化工作。三是全力营销理财产品的同时，要积极挖转他行客户和他行资产，稳定本行储蓄存款余额，避免出现此增彼减的情况。
五、充分发挥营销团队的作用，做好客户分层维护工作。一是各支行行长、个金业务分管行长要亲自参与本行私人银行客户、财富客户的维护，定期联系和拜访客户。每季度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财富客户定向营销活动，每年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营销活动。二是各支行个人客户经理要做好中高端客户的日常维护工作。做好客户大额现金提娶预约服务、泊车、理财规划等方面的安排，确保服务质量;了解客户日常金融需求，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三是建立个人高端客户维护的双线联系、分层维护机制。加强与市分行财富管理岗、私人银行部太原分部的联系，从不同层面上共同维护。
六、认真落实相关激励措施，加强监测通报管理，实行大额资金报告制度。各支行要落实市分行储蓄存款的相关激励措施并加强动态监测，尤其对高端客户、大额资金的流动要责成专人予以关注，行长、分管行长要亲自过问。营业网点柜面遇有大额资金向他行通兑情况，经办行要在办理业务前向开户行通报，开户行要积极进行客户关系维护，确保资金不外流。
银行理财经理年终工作总结
一、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联络、沟通、协作。
1.加强金融经济的信息互通。区金融办依每月及时把锡山的经济发展及企业的动态信息情况以及我区年销售1亿以下的中小企业基本情况及时向银行传递，以供银行发展信贷业务作参考性的基础资料;同时积极为银企合作发展做好银行与企业的沟通工作，给予相关银行必要的支持与帮助，极大地改善和提升我区金融环境。
2.组织驻区行长联席会议。为充分发挥每季一次的行长联席会议作用，做好银、政、企的合作对接，一是向各银行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并把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以及我区拟上市改制的企业名单向各银行作了推荐介绍;二是共商《区201_年度金融工作要点》的主要工作。三是积极把我区投资项目及进展情况积极提供给各银行。
二、银政企合作机制有效加强。
1、银企对接活动取得实效。今年以来，针对当前企业急需融资的问题，区金融办牵头建立企业融资联动机制，形成条块结合、快速反映、即时协调解决单个企业融资困难的绿色通道，建立了企业融资服务工作机制，搭建起“银政企”合作的新平台。积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金融推介授信活动，进一步促进银企合作，今年以来，分三批累计为37家企业落实新增授信13.762亿元：
第一批：为无锡圣贝尔机电有限公司等4户“三有一缺”(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缺资金)中小企业三月初解决落实新增授信1.1亿元。
第二批：三月份在了解到大东格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13家急需融资的中小企业、重点企业(项目)后，区金融办通过多方沟通衔接，有效解决无锡东方国际轻纺集团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的资金需求，落实新增授信金额1.06亿元。
第三批：在前两次的基础上，再次对我区企业融资需求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摸底调查，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推介了40家“三有一缺”企业，经过市区14家金融机构的实地调查和信贷审查，其中，无锡力扬纤维有限公司等28家企业于九月底获得了银行11.602亿元的授信额度。
2、“银政农”共建活动深入推进。为解决我区“三农”发展资金难题，提高金融支农的创新能力。根据驻区农业银行、锡州农商行及邮政储蓄银行推行小额、简便的涉农信贷特点，我区农办、发改局、农林局和上述三家银行积极推行“银政农”共建活动，把我区有融资需求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户的名单进行了调查摸底。排查出我区有融资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家，农业企业5家，种养殖户53家，并向银行作了积极的推介。目前，共有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农业企业，家种养殖户与锡州农商行达成了贷款意向1411万元。其中：羊尖镇水产专业合作社50万、绿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500万、严家桥水产专业合作社100万、新峰苗木专业合作社100万、绿羊温泉农场500万、绿羊园林有限公司100万、羊尖花卉园艺场50万、虾蟹养殖专业户5万、水产养殖专业户3万、蔬菜养殖专业户3万。农业银行向东亭农户发放惠农卡5000余张，邮政储蓄银行发放农业贷款500万元。
三、企业信贷危机协调机制有效构建。
1、动态掌握我区授信企业的信贷综合情况。为真实反映我区信贷企业的综合情况，区金融办加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每个季度对我区授信企业的信贷情况及时进行汇总，全面掌握情况。对我区部分经营状况不稳定的信贷企业加强预警，重点关注。
2、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联络员周报制度。为切实维护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建立了金融风险监测预警联络员周报制度，由开发区、各镇(街道)对辖区内可能或已经出现并引发区域金融运行不稳定的有关事项，包括企业信贷突发事件、企业逃废债、非法集资、集体退保、理财产品大额亏损引发群体性投诉等情况，密切监控并及时汇总上报，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动态情况，积极采取措施。
3、做好区域内企业信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协调工作。协调神羊集团贷款事宜。对神羊集团及下属贷款企业提出暂停付息的申请，我区加强与市金融办、银监会、人民银行以及债权银行的协调沟通，配合牵头银行组织神羊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债权银行协调会议，充分商讨神羊集团目前面临的市场、资金和债务问题，为其他企业重组和恢复生产赢得时间，为下一阶段工作奠定基础。协调明
特化纤贷款担保事宜。我区自6月份接到华夏银行恳请锡山区人民政府协调“无锡市中亿化纤有限公司”银行贷款外部担保的函后，区金融办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加强与市银监局、相关镇政府、信贷企业、关联企业、担保企业等的沟通协调，取得了较为圆满的成效。同时，对双益纺织因受明特担保影响贷款被压缩，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及时向市银监分局协调交流，由银监分局出面做好农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工作，使双益纺织的贷款维持现状而不受压缩。通过总结我区神羊集团、明特化纤集团财务危机经验，建立了企业信贷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明确了处理信贷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程序和措施等，为实现区域金融安全提供机制保障。
四、农村小额贷款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由我区红豆集团作为牵头股东组建的阿福小额贷款公司自4月份正式开业运营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1.61亿元，其中小企业贷款1.1亿元，农户及农业经济组织贷款4575万元。另外，根据省、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根据小额贷款试点工作安排，我区雅迪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市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严格评标，于九月份中标组建我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格，经上报省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通过，于十一月三日正式批复同意筹建无锡市锡山裕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一个多月的筹备，12月份已通过省金融的开业验收，至此，我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增至2家。另外，我区东方钢材城也通过评标，上报省金融办审核报批通过，正在筹建中。
五、加强对金融政策的推介宣传。
前期主要针对担保业务方面的有关政策、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组建(如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典当等)相关的组织优惠政策和业务上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的收集归类，并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对接。
同时，根据近期无锡市出台《关于帮助企业解决续贷过程中暂时性资金困难的意见》，以解决中小企业续贷过程中出现的“资金真空”难题，被称为“过桥资金”。以及无锡人行今年初动员各商业银行研究、制定并报请市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大幅降低相关收费标准，通过公推票选方式，确定16家企业房地产评估报告通用评估机构。今后这些通用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将被锡城所有银行认可的相关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向基层进行宣传。
银行理财经理年终工作总结
一、迅速按《__省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准备好相关资料，争取尽早到省金融办把经营许可证办下来。
二、加强与银行沟通，选定合作银行，简化贷款手续，充分发挥担保公司的作用。先由单一合作银行再向多家合作银行发展，推进与金融机构合作机制与信息沟通机制的形成，积极落实“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和进行适当的利率调整，从而建立公平合理的协作关系，为企业融资牵线搭桥。
三、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第一、开展中小企业资信评估。深入企业了解其财务、生产、销售等情况，通过查询收集企业的具体信息，由企业申报资金需求，将征集的信息统一提交管委会，评审。